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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杀害西尔维娅·弗内斯的人知道手铐的事,这意味着我们要找的人可能是个前男友、情人,或是能够进入她家的人。商店老板、清洁工、朋友……”

我听着韦罗妮卡·克雷叫到每一个人,以快速了解过去二十四小时里的进展。

“那她丈夫呢?”和尚问道。

他们还集中力量调查了克里斯蒂娜·惠勒与当地一个名叫托尼·诺顿的高利贷者之间的债务和资金往来,因为后者的名字出现在了她的手机里。诺顿已经被讯问过了,但他有周五的不在场证明。六个酒徒说他在一个酒吧里,从下午一直待到关门。每次他被叫到警局,都是这些人给他做的不在场证明。

“他当时在日内瓦,跟他二十六岁的秘书住在一起。”

调查组被分成了两队。一队已经花费了数百小时追踪每一个在利伍兹公园的人,确定车辆的位置,核验不在场证明以及研究监控探头拍到的画面。

“他可以雇人啊。”

西尔维娅·弗内斯有她专属的白板,旁边是克里斯蒂娜·惠勒的。黑色的粗线条连接着家庭成员、同事以及共同好友的名字。

她点点头。“我们正在查看他的通话记录和邮件。”

案件调查室里比之前更加忙碌和嘈杂。更多的警员和后勤人员正忙着输入数据,比对两个案子的细节。现在,这是个正式的谋杀案调查小组。

她分配好任务,然后迅速看了我一眼。“奥洛克林教授起草了一份凶手的心理侧写。下面让他讲讲。”

罗伊看着我。“随时欢迎。”

我的笔记写在了一张纸上,塞在我的上衣口袋里。我不停地拿出来看,好像在准备一场考试。我有意识地抬起脚,以避免拖地,走到人群前面。这是自从帕金森先生来了以后我学会的技巧之一。我站着的时候双脚不会靠得很近,快速转身的时候尽量以身体为轴旋转。

“好了。教授也一起过去。”

“你们在找的是一个羽翼丰满的性虐狂,”我宣布,同时停下来看看他们的表情,“他不只想杀死这两个女人,他还想从身体和心理上摧毁她们。他想抓住聪明、有活力的女性,然后剥夺她们身上所有的希望、信念和人性。

“准备好了吗,老大?”

“你们在找的是一个跟他的受害人年龄相仿或更大的男性。他的计划、自信和自制力都表明他很成熟且有经验。

罗伊敲敲门,走了进来。他点点头以示问候。

“他的智力高于常人,拥有很强的语言能力和良好的社交能力。他看上去举止文雅且自信,甚至迷人。正因如此,他的朋友、同事或是酒友很可能对他的施虐本性并不知情。

“我早上有个案情简报会。你应该一起过去。”

“他接受的正规教育与他的智力状况不相符。他很容易厌倦,很可能从中学或大学辍学了。

我点点头。车轮在鹅卵石上发出的咯吱声表示外面有人到了。猎人罗伊来接她去三一路。

“他的组织能力和做事方法表明他接受过军事训练,已经到了可以违抗命令的程度,除非他尊重下令者。出于这个原因,他很可能是个个体经营者或者独自工作的人。作案时间显示他可能有灵活的工作时间,夜里或是周末。

“你完成心理侧写了吗?”

“他很可能是本地人,熟悉道路、交通距离和街道名称。他通过电话指引两名受害人。他知道她们的住处,她们的电话号码以及她们何时独自在家。这需要周密的计划和调查。

探长擦干手,重新坐下,伸手拿了一根烟,点上。

“他一个人住或是跟一个单亲父母一块儿生活。他需要自由来去,不用回答妻子或是伴侣的问题。他也可能结过婚,他对女性的怨恨可能就源自这段婚姻或者另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或是童年跟他的母亲之间的问题。

“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我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性取向。我帮他们接受自己。我帮他们应对自己的本真。”

“这个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除了给克里斯蒂娜·惠勒的那部手机,他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他还采用了障眼法——用假身份购买不同的手机,选择不同的电话亭,并且不断移动。

“你尽力治疗他们了吗?”

“他的目标是经过挑选的。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以及他怎么做到的。她们是朋友兼生意合伙人,中学同学,有几十个共同好友,也许还有上百个熟人。她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去同一家理发店,使用同一家干洗服务。找到他选择她们的原因,我们就离找到他更近了一步。”

“有过。”

我停下来,低头看了一眼笔记,确保自己没有漏掉什么。我的左手食指已经开始抽搐,但我的声音很有力。我略微踮起脚尖,开始边走边说。他们的视线始终跟着我。

“你有过不想做同性恋的病人吗?”

“我认为凶手成功地让受害者相信,除了合作,她们别无选择,否则她们的女儿就会遭殃。这说明他的语言能力极强,但我觉得要在他对身体的自信上打个问号。他没有使用蛮力来制伏她们。他用自己的声音恐吓和控制对方。他可能缺少面对面冲突的勇气。”

“我已经不做临床实践了,但当我做时,我都会尽力帮助别人。”

“他是个懦夫。”和尚说。

“但你还是会判断,在你的咨询室里,每天都是如此。”

“或者他的身体并不强壮。”

“我努力不以人的性取向来判断他人。”

克雷探长想要更为实用的信息。“他有没有可能是前男友或者遭到冷落的情人?”

“格特鲁德·斯泰因曾对海明威说,他之所以难以接受同性恋,是因为男同性恋行为丑陋而令人厌恶,而女同性恋则完全相反。”

“我觉得不可能。”

“没有。”

“为什么?”

“你对这个有意见吗?”

“如果其中一名受害人逃脱或是被救了,她们就会指认这个前男友或情人。我怀疑他不会冒这个险。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她们认识他,还会毫无保留地遵从他的命令吗?一个陌生的声音更可怕,更令人生畏……”

“是因为你是同性恋吗?”我问道。

有人咳嗽了一声。我停了下来,在想这是不是一个信号。四下传来窃窃私语声。

她没有回答,但这并不意味她同意。相反,她的举动暗示了一件往事,一段家庭历史,或者一次去看心理医生的经历。

“这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我说,“他可能跟她们没有肢体接触。”

“它给了我们更多不幸福的时间。我们的期待变了,不仅仅是生存,我们还要自我实现。”

大家都没有什么反应。和尚先开口了:“什么意思?”

“所以你是说寿命更长让我们变得更加不幸福了?”

“受害人可能没看见他。”

“一个世纪前,人们只能活到四十五岁。”

“西尔维娅·弗内斯可是被铐在了一棵树上。”

“恕我直言,教授,一个世纪前人们不用精神科医生也能过活。他们不需要治疗、百忧解[1]、自助手册,或是该死的《秘密》[2]。他们只是继续生活。”

“她可能是自己铐的。”

“也许是因为我?”

“那头罩呢?”

“没有。”

“也可能是她自己戴上的。”

“你对心理医生有看法吗?”我问。

我向他们解释证据。“田地里很泥泞。树下只发现了一对足迹。没有性侵或自卫伤的痕迹。也没有其他通往田地的胎痕。

她从桌子上拿起我的盘子,把餐具倒进洗碗池。她打开水龙头,用力地擦洗盘子,好像要洗掉的不只是炒蛋。

“我不是说他没有提前去过犯罪现场——这是他精心挑选的。我还认为他就在附近,手机信号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我认为她没有看到他。我觉得他没有碰过她——肢体上。”

“是,好吧,我可不是你该死的病人,”她的话里带着出人意料的愤怒,然后又有点难为情,“你想知道的话,我的婚姻持续了八个月。那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岁月。而我儿子是其中唯一的好结果。”

“他搞了她的精神。”猎人罗伊说。

“好奇,仅此而已。”

我点点头。

“你是爱管闲事。”

人群中发出了类似口哨的叹息声和质疑的咕哝声。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我就是感兴趣。”

“为什么?动机是什么?”探长问道。

“这是要干吗——二十个问题?”

“报复。愤怒。性满足。”

我想停下来好好研究一下脑海中的这个画面,但还是继续说了下去:“他父亲呢?”

“什么?我们任意挑选?”

“多莉·帕顿是躺着睡觉的吗?”

“三者都有。这个人是性虐狂。他这么做不是为了杀害女性。目的比这个更私人。他羞辱她们,从精神上摧毁她们,因为他痛恨她们所代表的东西。他可能跟自己的母亲、前妻或前女友有矛盾。你们甚至可能发现他的第一个受害人激起了他的怨恨。”

“你想他吗?”

“你是指克里斯蒂娜·惠勒?”和尚说。

“长大了。他住在伦敦。他们最终都会去伦敦——就像海龟都会回到同一片海滩。”

“不。她不是第一个。”

“他现在在哪儿?”

缄默。怀疑。

“对。”

“还有其他受害人?”探长问。

“我注意到了一个年轻人的照片。是你儿子吗?”

“几乎可以肯定。”

她的口气听上去像是意向声明。我把它当作一个机会。

“什么时候?在哪里?”

“大部分女人都是——即便是我这样的。”

“回答了这个问题,就能找到他了。凶手一直为这一刻努力——演练和改善技巧。他是个专家。”

“我想我是。你呢?”

韦罗妮卡·克雷扭过头去,默默地盯着窗外,她盯得那么出神,我想,她是不是想逃到外面去,消失在别人的生活中。我知道这会是最难理解的地方。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警员和心理健康工作者也会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一个人竟然能从折磨和杀害另一个人中体验到强烈的快感和愉悦。

“不要告诉我你是个浪漫派,教授。”

突然间,所有人都开口说话了。我受到了各种问题、观点和论点的轮番轰炸。有些警员看上去几乎对这场猎捕有些热切和兴奋。也许是我没调整好心态,但是关于谋杀的任何事情都无法让我感到愉悦或兴奋。

每次听到这个词,我都会想到一个精致的小筏子漂浮在一片狗屎的海洋上。探长察觉到了我内心的幻灭,咯咯地笑了。

对这些人来说,破案是他们的职业。他们渴望在一个断裂的世界里重建道德秩序:一种探索无罪和有罪、公平和惩罚的手段。对我来说唯一真正重要的人物是那个触发了这一切的受害人。没有他或她,我们都不会出现在这里。

“看上去他们有个协议——开放式婚姻。”

会议结束了,克雷探长陪我下了楼。

“她丈夫知道吗?”

“如果你对这个人的描述没错的话,他会再次杀戮,对吗?”

“法医查出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她的床单上发现了两个不同男性的精斑。”

“在某一时刻吧。”

克雷探长吃得很快,又盛了一盘。她用咖啡往下送饭的时候,喉咙一定烫得不轻。她用餐巾纸擦了擦嘴。

“我们能让他慢下来吗?”

周一下午四点十五分,西尔维娅·弗内斯在家接到了一个电话,从一部两个月前在伦敦南部的商店里购买的手机打来的,购买时用的是假身份证。同一天购买的另一部手机被用来给西尔维娅的手机打电话,时间是下午四点四十二分。这和跟克里斯蒂娜·惠勒打电话时的操作模式一样。两通电话有重叠。打电话的人让西尔维娅从固话转到手机,可能是为了确保不会跟她中断联系。

“你们也许能够跟他进行交流。”

调查组正在追踪其他十几条线索。沃明斯特路上的一个交通探头周一下午四点零八分拍到了西尔维娅·弗内斯的车。一辆身份不明的银色厢式货车跟着她通过了红绿灯。一周之前,一辆外观相似的货车在克里斯蒂娜·惠勒翻过防护栏二十分钟前通过了克里夫顿悬索桥。样式相同,车型也相同。两个地方的监控探头都没有拍到完整的车牌号码。

“怎么交流?”

她倒了咖啡,加入牛奶。

“他不会指望跟警方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但他会看报,听广播,看电视,他就活在当下,这意味着你们可以向他发送一条信息。”

“好的。”

“我们要说什么?”

“你要在鸡蛋里加塔瓦斯科辣酱吗?”

“说你们想要理解他。媒体给他贴上的标签可不怎么讨人喜欢。让他纠正对他的误读。但不要自我贬低。也不要挑起敌对情绪。他想得到尊重。”

探长从煎锅里盛出熏肉,然后把炒蛋一分为二,放到厚厚的烤肉片上。

“这又有什么用呢?”

在身材方面,她们所描述的身高和体形大体一致,但达茜记得他是深色头发,而爱丽丝却确定他是一头金发。当然,外貌是可以改变的,但目击证人的描述是出了名的易变。很少有人能记住超过五个描述符号:性别、年龄、身高、头发颜色和种族。这不足以绘制一张真正准确的画像拼图,而一张模糊的画像拼图的危害要比它的好处多得多。

“如果你们能让他打电话过来,那就意味着你们得到了一个成果。尽管只是一小步,但这将是第一步。”

警方的画像师将和达茜与爱丽丝一同坐下来。她们会被单独询问,看她们的回忆是否有助于制作出那个在她们的妈妈遇害前几天跟她们说过话的男人的画像拼图。

“由谁来传递信息?”

调查工作集中在目前处于破产管理中的有福婚礼策划公司。两年间,未付的账单和最终需求越积越多,但克里斯蒂娜·惠勒通过定期注入现金来让法警远离公司,其中大部分现金都是她抵押房子的贷款。食物中毒恐吓案的法律诉讼成了最后一根稻草。她的两笔贷款都出现了违约。食腐动物开始盘旋了。

“必须由一个人出面。不能是女人,必须是男的。”

她把鸡蛋打到碗里,然后搅拌成液体泡沫,每个动作都熟练而精确。我坐下来,听她讲。桌子上摊着十几份不同的报纸,每份报纸上都有西尔维娅·弗内斯微笑的照片。

探长略微仰起头,仿佛地平线上有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

“咖啡。”

“你来怎么样?”

“对你来说可能不用——我五点钟就起来了。你想要咖啡还是茶?”

“我不行。”

“真的不用。”

“为什么不行?”

“请坐。我来给你做早餐。”听上去她是要把我做成早餐。

“我不是警察。”

她打开冰箱门,拿出鸡蛋、黄油、熏肉片和番茄。我依然站着。

“没关系。你了解这个人,你也知道他的想法。”

“这正是小报编辑梦寐以求的。两个受害人——长相漂亮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已为人母,都赤身裸体,二人还是生意伙伴。其中一个从桥上跳下,另一个像一大块牛肉一样挂在树上。你真该读读他们提出的种种理论——三角恋,女同婚外情,被抛弃的情人。”

我当时正站在大厅里,她列举了所有的论据,不给我任何反驳的机会。一辆警车从后门加速驶出,尖锐的警笛声淹没了我的抗议声。

我跟着她走进厨房。她走到炉子边,然后开始把坛坛罐罐推到电炉周围。一束阳光从窗户透进来,使得她发根处的银色更加明显。

“那就这么定了。你起草一份声明,我会安排一场记者会。”

“上面全是西尔维娅·弗内斯的照片——第一版、第三版、第五版……和尚刚打来电话,三一路外面聚集了二十多个记者。”

自动门开了。我走出去。警笛声已经变小了,只留下一种一切已经改变和怅然若失之感。我低着头,甩动胳膊和腿,知道她还在看着我。

“没有。”

[1]一种抗抑郁药物。

“看报纸了吗,教授?”

[2]一部英国电视剧。

一个身影挡住了门上的玻璃窗。门开了。韦罗妮卡·克雷转过身,沿着门厅往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