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从来不带她来看我？”
“她很好。”
“她不跟我住，爸。”
爸爸换了个话题：“我孙女怎么样？”
“是，可是那个法官给了你——”
我在煎火腿，在成片火腿的空隙里打上鸡蛋。微波炉里的豆子也快好了。
“法官说什么也没用。她不跟我住。”
“这就是当今士兵的问题。他们太软弱了，养尊处优，枕着羽毛枕头，吃着美食……”
“但你会去看她，对吗？你会跟她说话。”
他还在抱怨，嗓门大到盖过了电视的声音。
“是，当然。”我撒谎了。
我自顾自地笑了。事实也不是这样。他当时体检不合格。他的一只手卡在了155毫米的加农炮的后座上，弄断了好几根手指。这个老浑蛋到现在还愤愤不平。鬼知道为什么。哪个头脑清醒的人会为了南大西洋上的几块石头打仗？
“那你为什么不带她过来？我想看看她。”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战友之间的友谊，而实际上他从未打过仗。因为不会游泳，他错过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
我环顾厨房。“她不想来。”
没错，像某个家人！
“为什么？”
“你不该离开军队的，”他大声喊道，“军队像家人一样待你。”
“我不知道。”
洗碗池里堆着脏兮兮的盘子。一只蟑螂爬到一个杯子上面，看着我，好像我是个入侵者。我把盘子挖出来扔进垃圾桶，打开水龙头，蟑螂爬走了。煤气热水器隆隆作响，一道蓝色的火焰围着炉子升起。
他咕哝了一声。
我手里还拿着一袋杂货。我拿到厨房里，给他弄点吃的。我带了一罐火腿肉、烘豆和鸡蛋。
“我猜她现在已经上学了吧。”
“我他妈每次都少一个该死的号码。一个号码。作弊的龟孙子！”
“对。”
“怎么在宾果中作弊？”
“什么学校？”
“因为我逮到他们作弊了。”
我没有回答。
“为什么？”
“可能是某个昂贵的私立学校，就像她妈妈上的那所。她对你这样的人来说总是高攀不起的。我受不了她父亲。还以为他自己拉的屎不臭。每年都开新车。”
“我不玩宾果了。那帮作弊的龟孙子说我不能再去了。”
“那些是公司的车。”
“我以为你要去玩宾果。”
“是的，好吧，他瞧不起你。”
“不出去。”
“不，他没有。”
“你等会儿要出去？”
“他妈的，他就是。我们跟他不是一类人。高尔夫俱乐部、滑雪度假……那场豪华婚礼是他出的钱，”他顿了顿，变得兴奋起来，“也许你应该申请赡养费，把她告上法庭，得到你应得的那份。”
房间里唯一的颜色来自电视屏幕，它给他的眼睛涂上了一个明亮的方块。
“我不想要她的钱。”
“没有区别。”
“那就给我。”
“钱我付。”
“不。”
他咕哝着说：“人不该花钱看球赛。就像花钱买水喝一样。我不会这么干。”
“为什么不？我理应得到点什么。”
“我买了有线电视，你可以看德比大战。”
“我给你买了这个房子。”
他摇了摇头。
“是，真是一个该死的豪宅！”
“埃弗顿对利物浦。”
他拖着脚走进厨房，坐下来。我把食物盛到盘子里。他在上面涂满了布朗沙司。连声谢谢都不说。也不等我。
“哪场比赛？”
我在想，他照镜子的时候会不会看到别人眼中的他：一个只会吃喝拉撒的老废物。这就是我眼中的他。这个人没有权利对我说教。他是个满嘴脏话、满腹牢骚的逃兵，有时我真希望他干脆死了，或者至少报复他一下。
“你要看比赛吗，爸？”我问。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费事来看他。当我想起他对我所做的事，我唯一能做的是忍住不朝他脸上吐口水。他不会记得的。他会说那些都是我瞎编的。
他拉了拉裤腿，坐到椅子里，填满按他的臀形模制而凹陷下去的位子。他低着头，下巴抵着胸口，眼睛盯着电视——他的生命维持系统。
被他抽打，从来比不上在那之前的漫长序曲。我被叫到楼梯上，脱下裤子，手臂抱着栏杆，攥紧拳头。我要站在那里，等待着，额头紧贴着木头。
我拿出钱包。他努力越过我的手看我带了多少钱。我给了他四十英镑。
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电线落到我身上之前扭曲着从空中划过时发出的嗖嗖声。他用的是一根烤箱上的旧电线，一头还带着插头，被他握在手里。
我们在客厅里。这地方有一股臭屁和油脂被烹饪后的味道。两件主要的家具是一把扶手椅和一台电视。
我告诉你们一件关于被鞭打的怪事。它们教会了我如何一心二用。我直到十六岁才离家。但当我挂在那些栏杆上的时候，我就已经离家了。当那根电线划过空气，陷入我的皮肤时，我就已经离家了。
他穿着一件睡衣一样的衬衫，肘部磨破了，衬衫塞在高腰裤里，裤腰被肚子撑开，裆部被兜住，毫无空间。也许到了一定年纪，你的老二就会脱落。
我以前经常想象等自己长大了，变得足够强大时会怎么报复他。我那时想象力不够丰富。我想着可以用拳头击打他，或用脚踢他的头。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想到一千种让他痛苦的方法。我可以想象他求死不能的情形。他甚至可能会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我以前见到过这种情形。一位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在加德兹北部山区为塔利班卖命的时候被捕，他问我自己是不是到了地狱。
“香槟和该死的鱼子酱。”
“还没呢，”我说，“但是到那儿以后，你会发现那里简直就是个度假营地。”
“你花在哪儿了？”
爸爸把盘子推开，用手擦了下下巴，狡猾且迅速地看了我一眼。他从洗碗池下面的橱柜里拿出一瓶杜松子酒，一副骗过了全世界的那种神气，给自己倒了一杯。
“没了。”
“你要来一杯吗？”
“你的退休金呢？”
“不了。”
“我需要点钱。”
我环顾四周，寻找转移注意力的东西，一个离开的借口。
“没错。”
“你要去哪里吗？”他问道。
“有报酬的那种？”
“对。”
“我不得不换了几把锁。”
“可你刚到。”
“什么样的工作？”
“有个工作要做。”
他转过身去，拖着脚往门廊里走了几步，破拖鞋拍打着脚后跟。
“还要修锁。”
“我依然要工作。”
“对。”
“今天可是周日。”
他厌恶地哼了一声。“你一定是钻钱眼里了。”
“我有工作要做。”
然后他又一通说教，抱怨自己的生活，说我没用、自私，让他感到失望。
“你迟到了。”
我看着他的脖子。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折断它。两只手，大拇指放在正确的位置上，然后他就停止讲话……和呼吸了。跟杀只兔子没什么区别。
门开了一条缝，他脸发灰，凝视着我。
他继续说着，没完没了，他的嘴开开合合，向这个世界上喷粪。也许那个阿尔及利亚人说得没错。这儿就是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