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分子知道他们永远不可能争取到当地人的支持，”他对我说，“所以他们就教训当地人。每次他们夺回失去的村子，就会变得比之前更加凶残。血债血还，恶毒至极，但你必须这么做，”他说，“忘记赢取人心那套。你挖出他们的心脏，击碎他们的理智。”
奇怪的是，这些丝毫没有改变他对塔利班武装分子的看法。他尊重他们。
费利尼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审问者。没有什么身体部位是他无法弄疼的。没有他查不出的事。他的另一个理论是关于伊斯兰教的。他说四千年来，拿着最大棒子的人一直在统治中东并受人尊敬。这是阿拉伯人唯一能理解的语言，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人、瓦哈比派、伊斯玛仪派、库非帽派，根本没什么区别。
他是一九九八年塔利班占领马扎里沙里夫后第一个进入该城市的西方人。他跟我说了他的见闻。塔利班走街过巷，用机枪扫射一切会动的东西。之后，他们挨家挨户地围捕哈扎拉人，然后把他们关在集装箱里放到烈日下暴晒。他们要么被活活烤死，要么窒息而亡。其他人则被活着扔进水井里，然后用推土机把井口推平。难怪费利尼会做噩梦。
怀旧得够多了。他们正把那个婊子的尸体放下来。
费利尼在阿富汗已经待了十二年。起初，他和奥萨马·本·拉登并肩对抗苏联人，然后又反过来对抗他。在此期间，他向中情局以及监控鸦片生产的缉毒局汇报。
一只鸟扑打着翅膀从树林里飞出来，吓了我一跳。我两手紧握着栅栏最上层的铁丝，感受着寒冷透过金属向外辐射。
我认识一个叫费利尼的家伙，是我在阿富汗的第一任指挥官，他经常做噩梦。我们叫他费利尼，是因为他说他的家族来自西西里岛，他的一个叔叔还是意大利黑手党。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我们也不该知道。
在田地的远处，几十个警察并肩排成一长排，缓慢地向前移动。一团团白雾从他们脸上翻腾而上。看着这个奇怪的队伍，我突然明白过来，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我往树林里看，搜索深处的阴影。在视野的边缘，我注意到有动静。一个男人正蹲在一棵倒下的树后面，尽力不让自己被人看到。他戴着一顶毛线帽，一个深色的东西挡住了他的脸。
那个面容年轻的回答：“谁听啊？”
我不自觉地朝他走去。
就像那个老笑话里讲的，两个精神病学家在大学同学聚会时见面，一个看起来苍老憔悴，另一个却是热情而充满朝气。那个面容苍老的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整天听别人倒苦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老人家。你的秘密是什么？”
他听到了声音，转过身去，把什么东西塞进了一个包里，然后迅速站起身，开始逃跑。我朝他大喊，让他站住。他冲过灌木丛，继续往前跑。他身材高大，动作缓慢，满头大汗，跑不过我。我逐渐缩小了距离，他突然停住了脚步，我因为停不下来，撞上了他，把他撞倒了。
我了解精神病学家，那种使用心理灌肠剂的少校军医，努力让士兵们把他们的噩梦像一坨冒着热气的大便一样拉到日光之下。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狗屁艺术家，让我感觉向他们倾诉倒像是在帮他们一样。他们不问问题，只是坐在那里听——或者只是假装在听。
我挣扎着跪起来，举起手杖，像举斧子一样举过头顶。
我看着他穿过田地，弄脏了鞋子，然后在翻越栅栏的时候摔到了水沟里。真够蠢的！
“别动！”
又是他，那个认识约翰尼·科克伦的远方堂兄弟的家伙。他还试图说服我那坠落的天使。他是个惯常的尸体猎人，不是吗？狰狞的收割者。
“上帝，伙计，放松。”
这是一幕扭曲的虐待剧，但是艺术家对此想要说什么呢？他从她的痛苦中获得愉悦，他陶醉在对西尔维娅的控制中。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堂而皇之地展示她的尸体呢？是在传达某种信息还是警告？
“你是谁？”
西尔维娅·弗内斯是被活活冻死的。她有手机，但并没有打电话求救。他一直跟她打电话，直到电量耗光。要不然就是他也在场，一直刺激她。
“我是个摄影师。我为一家新闻机构工作。”
我转过身去，仔细观察着现场，看着罪案现场的执法人员把西尔维娅的尸体从树上吊下来，放到一块塑料布上。大自然是个残酷无情的看客，无论发生多么可怕的人祸或天灾，这些树木、岩石和云朵都不为所动。也许这就是人类注定要砍倒最后一棵树、捕获最后一条鱼和射杀最后一只鸟的原因吧。既然大自然对我们的命运如此冷漠，我们又何苦在乎大自然的呢？
他坐起来。我看着他的包，包里的东西散落在被水淋透的树叶上：一台带闪光灯的相机、长焦镜头、滤镜、一个笔记本……
我走到栅栏边，试图翻越过去。我的腿突然僵住了，整个人摔倒在一个满是齐膝深的青草和泥水的水沟里。至少是个软着陆。
“如果有东西坏了，你他妈要赔。”他边说边检查相机。
太阳正奋力从高空中的白云后面探出头来，天空带有一种陶瓷的质感。最后的一丝雾气也消失殆尽，山谷完全显现了出来，弓着背的桥梁，母牛星星点点地缀在草地上。
我的喊声招来了和尚，他翻过栅栏，动作比我娴熟得多。
我走过垫脚石，来到被围起来的区域的边缘，开始顺着斜坡朝那个橡树岭走去。我圆滑的手杖在软泥里毫无用处，于是我把它夹在胳膊下面。
“该死！”他说，“库珀。”
九天前，在她公寓里，我透过一扇开着的门瞥见了西尔维娅·弗内斯脱衣服。在体育馆里的时光雕刻出了她身上的肌肉。
“早上好，和尚。”
一群身穿制服的警察聚集在谷仓旁边，等待在田地上寻找指纹。韦罗妮卡·克雷朝他们走去，留我独自站在尸体旁边。
“对你来说是阿博特探员，”和尚把他拽起来，“这是个罪案现场，又是私人财产。你是在非法入侵。”
她还在思考帕特里克·富勒是否牵涉其中。他被控偷窃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手机，已于周日上午被释放了。
“滚开。”
我知道她在想克里斯蒂娜·惠勒。其中的相似令人无法忽视，但在她们的身上，我又能找到同样显而易见的不同。有时，在数学中，随机本身就是一种模式。
“出言不逊——罪加一等。”
“没有反抗或自卫伤。她没有遭到强奸或折磨。她是被活活冻死的，看在上帝的分上。”
“饶了我吧。”
“还不知道。”
“胶卷。”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没有胶卷，这是数码相机。”
克雷探长双手插进外套口袋里。
“那就把该死的存储卡给我。”
“正从瑞士飞回来。他出差了。”
“人们有权看到这些照片，”库珀说，“这符合公众利益。”
“她爸爸呢？”
“是，没错，一个女人吊死在一棵树上。真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大新闻。”
“由她的外祖父母照顾着。”
我留他们两个继续争吵。和尚会占上风。他有六英尺四英寸高，大自然又赢了。
“爱丽丝现在在哪儿？”
我翻过一扇门，沿着道路走到警车封锁的小路。克雷探长正站在一辆移动餐车旁，边搅拌边往茶里加糖。她盯着我的裤子。
韦罗妮卡·克雷松开头罩，重新盖住西尔维娅的脸。死亡现场透着一种超现实、抽象且极其夸张的感觉；一点点锯屑和面漆，好像是特意摆出来让人找到的。
“我摔倒了。”
她指向我身后的一个坐在一辆农用汽车前排座位上的农民。“昨天晚上他以为听到了狐狸叫声，今天一早就出来查看。他发现了西尔维娅·弗内斯停在谷仓里的车，然后他就看到了尸体。”
她摇了摇头，然后停下来看着那个白色的裹尸袋被放到担架上，从我们身边经过，然后被装进一辆等候着的英国内政部的厢式货车。
“是谁发现了她的尸体？”我问道。
“什么能让西尔维娅·弗内斯这样的人脱光衣服，走出公寓，来到这里呢？”
“她女儿爱丽丝上周一下午报警说她失踪了。爱丽丝上完马术课后被送到家，发现前门开着，家里却没有她妈妈的影子。衣服被丢在了地上。周二早上，一份失踪人员报告就被归档了。”
“我认为他利用了她的女儿。”
探长轻轻地卷起头套，织物在她紧握的手里起了褶。西尔维娅·弗内斯直勾勾地盯着我，头向前耷拉着，因为身体的重量而偏向一侧。她浅褐色的头发纠缠成一团，颜色比她的太阳穴还要深。
“但她当时在马术学校。”
我摇了摇头。
“还记得富勒说的话吗？当他上周五在路上见到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时候，她问起了她女儿。”
“你知道她是谁吗？”
“达茜也在学校。”
摄影师在拍这个女人手指的特写。她的指甲细长，涂着指甲油。她赤裸的身体泛着铁青色，我能闻到她身上香水的芳香和尿液的酸味。
“没错。但万一克里斯蒂娜不知道这一点呢？如果他让她相信了另一种情况呢？”
今天，我带了手杖——这说明药效正在降低。这是一根不错的手杖，用光滑的胡桃木做成，下端是金属。最近我已经不那么介意用它了。也可以说我是更加害怕一条腿僵住时摔倒在地。
克雷探长深吸了一口气，一只手抚过头顶。她的短发被压平继而又弹起来。我看到她盯着我，仿佛我是个她偶然发现但叫不上来名字的手工制品。
病理学家在记录板上签上名字，回到他的同事身边。探长示意我跟着她。踩着垫脚石，我们来到树旁边。
我听到右侧有动静，几个人齐声喊了起来。记者和新闻工作者越过了警方的封锁带，正沿着农场上的道路冲过来。至少十几个身着制服和便衣的警察向他们靠拢，形成一道屏障。
“尸体已经僵直。尸体的温度通常每小时降低一摄氏度，但昨天夜里它就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她可能已经死亡二十四小时，也许更久。”
一名记者一个转身，从封锁带下钻了过来。一个警察从身后抱住了他，两个人一起摔到了泥地里。
“那死亡时间呢？”她问道。
韦罗妮卡·克雷会意地叹了口气，把茶倒掉。
“尸斑表明这里就是她死亡的地点。身体竖直。没有明显的性侵或防卫伤。但把她运到实验室后我会知道更多。”
“喂食的时间到了。”
病理学家向韦罗妮卡·克雷汇报情况的时候，我们俩都听着。死因暂时推断为低温。
片刻之后，她消失在了人群中。我几乎都看不到她的头顶。她命令他们后退……再后退。现在我能看到她了。电视台的灯光把她的脸照得比满月还白。
“我要是真做了这个梦，我们就做不成朋友了。”
“我是探长韦罗妮卡·克雷。今天早上七点五十五分，一具女尸在这里被发现。初步的迹象显示，死因存在可疑之处。在她的亲属接到通知之前，我们不会公布她的姓名。”
“我在现场吗？”
她每次停顿，十几台闪光灯都会闪起来，一个个问题也立刻涌来。
“你打断了一个美梦，”他说，“我正在跟你妻子睡觉。”
“是谁发现的尸体？”
鲁伊斯已经冒着严寒赶到了这里。我叫醒了酒吧里的他，告诉他在这里碰头。
“据说她没穿衣服，情况属实吗？”
那位名叫乔迪的病理学家又来了，他曾在扣留所检查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汽车，这会儿正在给摄影师分配任务。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现场都属于这些证据收集者。
“她遭到了性侵吗？”
她脚边有部手机，电量已耗尽。她穿着及膝的皮靴，一只脚的鞋跟掉了，另一只上面沾满了泥污。闪光灯快速闪烁，造成一种尸体在移动的错觉，像定格动画的木偶。
有些问题得到了回答，其他的则被回避了。探长直视镜头，始终保持着镇定、一板一眼的风范，回答简短且切中要害。
韦罗妮卡·克雷站在尸体旁边，像一个行刑者。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用手铐吊着一只手，悬挂在一个树杈上。她的左腕血肉模糊，血从手铐下面流出来。罩着头的白色枕头套拍打着她的肩膀。她的脚趾刚刚能碰到地面。
当她结束这场即兴的新闻发布会时，有人愤怒地表示反对。她已经挤过人群，来到我身边，拉着我朝一辆等候着的汽车走去。
接下来的路上铺着白色的塑料垫脚石，一直延伸到五十英尺外的树下。犁片在树身周围犁出了一个泪滴形图案。田垄上落了一层霜。
“我对自己的工作不抱任何幻想，教授。大部分时间，我的工作都相当直接。你通常遇到的谋杀犯都是醉醺醺的，愤怒且愚蠢。他是白人，二十多岁，智商偏低，有暴力前科。他卷入了一场酒吧的斗殴，或是受够了他妻子的喋喋不休，用羊角锤敲烂了她的脑袋。我可以理解这种凶杀。”
警方已经放置了临时路障，并建立了一个检查点。我不得不向一个手持记录板的警员报上姓名。我沿着小路往前走，尽量避开水洼，最后到了谷仓，视线越过一块犁好了的田地，看向悬挂尸体的地方。
据此推断，她的意思是这个案子非比寻常。
警方封锁了农场的道路。人们正在给车辆的轮胎印记拍照和制作石膏模。道路的尽头是一条狭窄的小路，两头都被警车堵住了。
“我听说过你的故事。他们说你可以了解别人，理解他们，像读茶杯里的茶叶一样读懂他们。”
那扇宽大的金属大门已被蓝白相间的封条封住了。紧邻的谷仓周围已经放好了聚光灯。那饱经风雨的木头仿佛被明亮的灯光洗白了。
“我只是做出临床诊断罢了。”
在树枝后面，山谷对面，一片色调单一的原野正慢慢地从黑暗中显现。田地被树篱和成块的常青灌木丛分割开来。曲折的山毛榉小道沿着溪流往前延伸。天空中，太阳躲在乌云后面。地上散布着成束的报春花和水仙花，颜色暗淡。
“不管你怎么称呼它，你看上去很擅长这种事。细枝末节对你来说很重要。你喜欢找到其中的模式。我想让你帮我找到一个模式。我想知道这是谁干的。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干以及是如何做到的。我还想阻止这个变态的兽行。”
那棵树是一个手臂向外伸着的巨形食人魔。树杈上挂着一具尸体，一动不动的，全身苍白。但又不是白色。全身赤裸。头被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