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开枪杀了斯派克？”
他的律师想干涉。我略微抬抬手，想让她再给我一点时间。
“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但他还在喊叫。火烧到了他的腿。我们不能把他救出来。他朝我大喊。他在祈求……一死。”
他低声说道：“是我。”
帕特里克的脸部肌肉痛苦地抽动着。他用手捂着脸，透过指缝看着我。
“是谁开的枪？”
“没事的，”我告诉他，“放松。”我给他倒了一杯水。
“他中弹了。”
他伸出手，用两只手才把杯子送到嘴边。他喝水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我。然后，他注意到了我的左手。我的大拇指和食指又在揉搓了。他似乎特别记下了这个细节。
“他是怎么死的？”
“我会问你一些问题，帕特里克。这并不是一项测试，不过我需要你集中注意力。”
帕特里克点点头。
他点点头。
“他是在交战中牺牲的吗？”
“今天周几？”
“他死了。”
“周五。”
“斯派克现在在哪儿？”
“今天几号？”
他没有回答。
“十六号。”
“这是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吗，帕特里克？”
“实际上是五号。哪个月？”
帕特里克呼吸急促，额头渗出汗珠。
“八月。”
“斯派克叫个不停，因为他的腿被压断了，而运兵车着火了。我们都知道当火蔓延到弹药室的时候，整辆车都会爆炸。”
“你为什么这么说？”
“一开始，我看到了利昂的尸体躺在我身上。他的眼睛往上翻着。到处都是血。我知道他死了。我不得不把他推开。运兵车的底盘压住了斯派克的双腿。我没法把车从他身上抬走。子弹像雨点一样从金属车体上弹开，我们赶忙趴下寻找掩体。
“外面很热。”
“血？”
“你穿的可不像天热时穿的衣服。”
“血。”他坐下来，然后几乎立刻又站了起来。
他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几近惊讶。然后我注意到他抬起眼，稍微动了动，盯着我身后的什么东西。我不停地跟他谈论天气，然后扭头看向我背后的墙壁。一幅带框的画挂在镜子边的墙壁上——一幅海滩边的画，画里孩子们在小路和水里玩耍。背景里有一个摩天轮和一个冰激凌商店。
“你都梦到了些什么？”
帕特里克用一个画面编造出了整个不在场证明。这幅画帮他填补了周五无法记起的细节，所以他才这么确定那天很热，他带孩子去了海滩。
“有时会。”
帕特里克在场景记忆方面有问题。他能记住关于自己的片段信息，但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或地点。这些记忆慢慢飘散了。各种画面相互碰撞，所以他的话才会杂乱无章，还极力避免眼神接触。他还在地板上看到了捕鼠器。
“你会做噩梦吗？”
他在头脑中不断地检视现实。当出现一个他觉得自己应该能够回答的问题时，他就寻找线索，然后创造一个与之相符的新剧本。墙上那幅画给了他一个框架，他就围绕它编了一个故事，毫不理会诸如下雨或时节之类的反常现象。
“是的。”
如果帕特里克是个病人，我就会做一个会面日程表，并要求查看他的医疗记录。我甚至可以安排一次脑部扫描，它可能揭示右脑的损伤——某种出血状况。至少，他患有创伤后遗症，所以才会不断地虚构、编造古怪的故事来解释自己无法记起的事物。他这么做是不经意的，不假思索的。
“在你负伤之后吗？”
“帕特里克，”我轻声说道，“如果你不记得上周五发生的事，只管告诉我就行。我不会觉得你傻。谁都会忘事。在你家里发现了一部手机，而手机的主人曾在利伍兹公园出现过。”
他点点头。
他茫然地看着我。我知道记忆就在那里，但他就是无法获取信息。
“我是一名心理医生，帕特里克。你之前跟我这样的人谈过吗？”
“她当时赤身裸体，”我说，“穿一件黄色的雨衣和高跟鞋。”
他边指边数。“十二，十三……”
他的眼睛不再乱转，盯住了我。“她的鞋子是红色的。”
“你能看到多少个？”
“对。”
他满怀期待地看着我。“你能看到？”
他的脑袋中仿佛有台老虎机出现了同样的图案。本来分散的记忆片段和情绪逐渐清晰起来。
“是谁在地上放的捕鼠器？”
“你见过她？”
“捕鼠器。”
他迟疑了。这次是个真正的谎话，但我不给他这个机会。
“你不想踩在什么东西上面。”
“她当时在路上。”
“没什么。”
他点点头。
“一分钟之前你在地上看到了什么？”
“有人跟她一起吗？”
“你的狗有人照料。
他摇摇头。
“我的狗。”
“她当时在干什么？”
“你好，帕特里克。”
“走路。”
援助律师跟着我走进房间，然后在角落的座位上坐下。
“你跟她说话了吗？”
我打开门，吓了他一跳。他一时之间没认出我来。然后，他想起来了。他脸上的担忧变成了一连串不易察觉的鬼脸，仿佛是在调试脸上的肌肉，直到满意自己向世界展示的表情为止。
“没有。”
帕特里克被重新带到楼上。我在黑暗的观察室里看着他小心地走过讯问室，然后转过身来往回走，尽力踩在地毯同样的位置上。他犹豫了一下。他忘了要走多少步才能走回开始的地方。他闭上眼睛，努力回想之前的脚步。之后，他又走动起来。
“你跟踪她了吗？”
富勒的援助律师听了我的陈述，我们就接触的规则达成了一致。除非她的客户同意将讯问内容记录在案，否则他的任何陈述都不能作为指控他的证据。
他点点头。“我就干了这么多。”
“我会跟他的律师谈。”
“你怎么会有她的手机？”
“这要富勒同意才行。”
“我捡到的。”
“如果我们把它称作‘心理评估’呢？”
“在哪儿？”
韦罗妮卡·克雷气得肩膀发抖。和尚和罗伊同情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个有罪之人。探长开始罗列我不能进入讯问室的种种理由。如果帕特里克·富勒被指控谋杀，他就可以利用我跟他的谈话作为漏洞，来逃避指控，因为没有走正常的诉讼程序。
“她把手机放在了汽车里。”
“我想把富勒当成一个病人。没有录音，不要录像，做一次非正式谈话。”
“所以你就拿走了？”
“他已经是犯罪嫌疑人了。他手里有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手机。”
“车没锁，”因为找不到借口，他嘟囔道，“我当时很担心她。我以为她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能判断出他是不是犯罪嫌疑人。”
“那你为什么没有报警？”
一阵沉默。“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我——我没有手机。”
“让我跟他谈谈。”
“你有她的手机呀。”
他的行为可能是大脑损伤引起的。他在阿富汗负了伤。路边炸弹。要想确认，唯一的方法是拿到他的医疗记录或者对他进行一次心理评估。
他的脸上混杂着抽搐和痛苦。他站了起来，走来走去，这次不再躲避捕鼠器了。他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我让他再说一遍。
我尴尬地站在她面前。和尚盯着他那擦得锃亮的鞋头。猎人罗伊则在研究自己的拇指指甲。富勒被带到楼下的拘留室了。
“电池没电了。我不得不又买了一个充电器。花了我十英镑。”
“真是胡说八道！”
他满怀期待地看着我。“你觉得他们会退钱给我吗？”
“他可能是记不清了。”
“我不知道。”
“这家伙比小丑的鸡巴还疯狂。”
“我就用了几次。”
“我觉得他并不是在有意说谎，”我说，“他在努力提供帮助。”
“听我说，帕特里克，集中注意力。在公园里的那个女人，你跟她说话了吗？”
克雷探长把一个写字板一把扔到墙上。纸张哗啦啦地散落到地上。
他的脸又扭曲了。
讯问中止了。休息室里一片寂静。和尚和罗伊交换着眼神，面带笑容但咬着嘴唇，反倒窃喜于老大的失败。我在想这种情况是不是经常发生。
“她说了什么，帕特里克？这很重要。”
这种现象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我的诊疗室里亲眼见到过——有的病人为了不受束缚，故意编造一些幻象和谎话。
“什么都没说。”
韦罗妮卡·克雷有些泄气了。如果富勒什么都没说，事情反倒容易点——至少她能有条理地出示证据，建一堵事实之墙把他困住。相反，他的借口不停地变化，逼得她只好放弃。
“不要摇头，帕特里克。她说了什么？”
他的表演很有说服力，但毫不可信。周五十几个郡都发布了洪水警告。大西洋沿岸和塞文河上都狂风大作。
他耸了耸肩，环顾四周，试图找另一幅画来帮助自己。
探长努力让他讲细节，问他什么时候到的海滩，什么时候离开的，他们都见了谁。富勒讲述了一次典型的夏日外出活动，买冰激凌，坐在海滨的卵石上，以及排队骑驴[1]。
“我不希望你瞎编，帕特里克。如果你不记得了，那就告诉我。但这很重要。努力回想一下。”
“我当然确定。”
“她问了她女儿的情况。她想知道我有没有见过她。”
“你不大确定？”
“她说为什么了吗？”
“杰茜卡六岁了，我想乔治有四岁了。”
他摇摇头。
“你两个孩子多大了？”
“她就说了这个吗？”
“杰茜卡用桶收集贝壳，乔治建了一个沙堡。乔治不会游泳，杰茜卡在学。他们玩水了。”
“是的。”
“你在照顾你的孩子。”
“然后呢？”
“我的孩子们。”
他耸了耸肩。“然后她就跑了。”
“有人跟你一起吗？”
“你跟上她了吗？”
他摇了摇头。
“没有。”
“当时可是在下雨。”
“她手里有手机吗，帕特里克？她在跟谁打电话吗？”
“我去了海滩。”
“也许吧。我不知道。我听不到。”
“你周五下午在哪里？”
我继续询问他，试图建立一个事实框架。突然，帕特里克毫无征兆地停住了，眼睛盯着地面。他抬起一只脚，跨过一个“捕鼠器”。我又失去了他。他的思绪跑到别处去了。
“我记不清了。”
“也许我们应该让他休息一下了。”律师说道。
“你是说这是你捡到的？”
我走出讯问室，和探员们一起坐下来，向他们解释我为什么觉得帕特里克在虚构和编故事。
“谁捡到就是谁的。”
“所以，他的大脑受伤了。”猎人罗伊尽力重述我的临床表述。
“手机哪儿来的？”
“这并不能证明他是无辜的。”和尚补充道。
“那一定是我的手机。”
“这是一种永久性的状况吗？”韦罗妮卡·克雷问道。
“手机是从你的公寓里找到的。”
“我不知道。帕特里克还拥有核心信息，但无法确定它们的具体时间或地点。他的记忆都渐渐松散。如果你给他看一张照片，证明他去过利伍兹公园，那他就会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记得曾去过那里。”
“没有。”
“意味着他依然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再问你一次，富勒先生，你见过这部手机吗？”
“可能性很小。你听到他说的话了。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对话片段、图像、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及他负伤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些事物在他脑袋里毫无意义和章法地横冲直撞。他能工作，能做一份简单的工作。但一旦有什么想不起来了，他就会编造。”
这两个女人并不喜欢对方。也许其中有故事。探长拿出一个密封的塑料证据袋。
“所以，我们没法录口供了，”探长轻蔑地说道，“我们也不需要。他承认去过现场，手上还有她的手机。”
“你对合作的理解真有趣。”
“但他没有逼她跳下去。”
“他在跟你们合作。”
克雷探长打断了我。“恕我直言，教授，我知道你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很擅长，但你不知道这个人能做什么。”
“另外让他不要再胡闹了。”
“你可以认为我错了，但没理由停止思考。我已经说了自己的观点。你搞错了。”
“我在努力。”她说。
探长以一种结束对话的姿态，整理好一沓文件，开始下命令。她要求把手机商店的老板和助手带到警察局。
“请让你的客户坐下。”韦罗妮卡·克雷要求道。
“帕特里克把她的车锁住了。”我说。
一名法律服务中心的律师被召来为他提供建议。她人到中年，做事一板一眼。她把公文包塞到两膝之间，两手紧握，放在一个大号记录本上。帕特里克看起来不大满意。他想要一个男律师。
韦罗妮卡·克雷停下来。“这有什么关系吗？”
他把手伸进后兜，要找什么东西——也许是梳子。兜里没有。然后，他把手插进头发，往后梳。他左手上有个伤疤，两道分别起自大拇指和小拇指根部的伤疤交叉之后，延伸到手腕两侧成“×”形。
“就是觉得凶手这么做会很奇怪。”
我站在单向玻璃后面看着，像个偷窥狂。讯问室很新，翻新的椅子，色彩柔和，椅子腿上有衬垫，墙上挂着海边的风景画。帕特里克低着头，双手贴在身体两侧，沿着四个墙角转圈，好像丢了巴士票钱。克雷探长让他坐下。他只坐了片刻。每问一个问题，他就又开始走动起来。
“你问他原因了吗？”
这次的讯问非比寻常。过去的一小时里，韦罗妮卡·克雷都在努力弄明白帕特里克·富勒散漫的回答和奇怪的借口。他否认去过利伍兹公园，否认见过克里斯蒂娜·惠勒。他还否认被军队开除，似乎想否认自己的历史。与此同时，他又会突然莫名其妙地专注于某个事实，毫不理会其他的任何事物。
“他说他不想让人把车偷走。”
警方的讯问就是一场三幕剧演出。第一幕介绍人物，第二幕讲矛盾冲突，第三幕则为结局。
[1]英国海滨度假胜地的传统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