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鲁伊斯。“你说是你女儿回家了。”
然后我记起了鲁伊斯家洗衣间烘干机里的衣服，柳条筐里的一件格子衬衫。我应该认出来的。达茜第一次出现在我家门口时，就穿着那件衬衫。
“她确实回来了。”他说着耸耸肩，像脱下大衣一样摆脱了我的愤怒。
“从我逃走开始。”
“克莱尔是个舞者，”达茜补充说，“你知道她在皇家芭蕾舞团接受的训练吗？她说有一个专为我这样的人设置的困难奖学金。她会帮我申请。”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没有注意听她在说什么。我还在等鲁伊斯的解释。
我惊奇地看着他们两个。
“这孩子需要住几天。我觉得也没什么坏处。”
达茜看了一眼鲁伊斯。“我算是一直住在他那儿。”
“我一直在担心她。”
“你们两个是怎么碰到一起的？”我问。
“她又用不着你担心。”
她脱下彩虹色的手套。她的脸颊因为温度的变化而泛起了红晕。
他话里有话。我在想他知道多少。
“是。”
达茜还在说话。“文森特找到了我父亲。我跟他见了面。感觉很怪异，但还算过得去。我原以为他会长得好看些，更高一点，或许是个名人，但他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家伙。平凡。他是个食品进口商人。他进口鱼子酱。就是鱼卵。他让我尝尝。真够恶心的。他说那东西尝起来像蔓越莓，我觉得像大便。”
“我在广播上听到了，”她说，“还是我之前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男的吗？”
“注意用词。”鲁伊斯说。达茜温顺地看着他。
他拖着脚走近了些。如果他抱住我，我就会哭起来。达茜帮他做了，双臂抱住我的脖子，从后面捏了捏我。
鲁伊斯在我对面坐下，两手平摊在桌面上。“我调查过这个家伙。住在剑桥，已婚，有两个孩子。他没有问题。”
“不怎么好。”
然后，他换了话题，问起了朱莉安娜。
“你怎么样，乔？”
“她跟警方走了。”
我转身面向门口，看到了鲁伊斯。他的衣服皱巴巴的，忧心忡忡的样子，还戴着那条橄榄球色的领带，领带解开了一半。
“你应该陪着她。”
“一个朋友带我来的。”
“她不想让我去，警方觉得我是个累赘。”
“你怎么来的？”
“累赘——这真是个有趣的分析。而且，我常常觉得你的想法很具有危险的颠覆性。”
我睁开眼。达茜正站在厨房里，戴着一顶无檐小圆帽，穿一件牛仔夹克和一条打着补丁的牛仔裤。
“我不是个激进分子。”
“你好。”
“更像个扶轮社[1]的候选人。”
我听不到门开，也听不到脚步声。
他在打趣我。可我连笑的力气都没有。
冰箱的嗡嗡声突然停止了，在这突然的寂静中，我感到身体里有个不停歇的颤动逐渐蔓延，直至充斥我的肺部。我被分离了。冰冷。我的手不再颤抖。突然，我仿佛被一种无色无味无形的气体麻痹。绝望。
达茜问起埃玛。她离开了。我父母带她去威尔士了，还有伊莫金。一看到查莉的房间，我妈就哭起来，直到我爸给了她一大盒纸巾并让她去车里等着，她才停止抽泣。上帝的准私人医生意志坚定地对我发表了一番演讲，有点像迈克尔·凯恩在电影《祖鲁战争》中的演讲。
朱莉安娜因为精疲力竭睡着了。查莉也睡着了。我想把她叫醒。我的意思是，谁家的孩子会睡着过生日？我想让她像之前那样看着我，就像我是她见到的第一个人一样。
大家都是出于好心。我接到了三个妹妹的电话，每个人都说我太坚忍了，说她们在为我们祈祷。不幸的是，我对这些陈词滥调或安慰毫无兴趣。我想踢开每扇门，摇晃每一棵树，直到把我的查莉找回来。
助产士把剪刀递给我，让我剪脐带。她用襁褓包住查莉，然后把她递给我。那天是查莉的生日，但得到礼物的是我。我抱着她走到一面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我们。她睁开蓝色的眼睛看着我。直到那一天，还从未有人那样看过我。
鲁伊斯让达茜去楼上冲个澡。她立刻照做了。然后，他探身过来。
然后我好像记起来我们曾打过赌看我们俩——孩子和我——谁先哭。查莉赢了，因为我作弊，捂住了脸。我从未因为把一件跟我几乎没有关系的事归功于自己而感到如此满足过。
“还记得我跟你说要保持清醒吗，教授？你可别死在这个病上。”他在吸吮糖块。糖块撞击牙齿，咯咯作响。“我了解悲剧。它教给你的其中一点就是必须勇往直前。而你就要这么做。你要去洗澡、换衣服，我们会找到你女儿的。”
我又看了一眼。“哦，是的。”
“怎么找？”
“你确定？”
“等你下楼，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向你保证。我会找到那个浑蛋。我不在乎要用多久。等找到了他，我要用他的血漆墙。一滴都不剩。”
“是个女孩。”我对朱莉安娜说。
我上楼的时候，鲁伊斯跟在我身后。达茜找到了一条没用过的浴巾。她站在查莉房间的门口看着我们。
朱莉安娜说她不想让我看下面，她想让我待在她面前，为她擦拭额头，握着她的手。我没有听她的。一看到孩子长着黑色头发的天灵盖从她的两腿之间露出来，我就哪儿也不去了。在这场镇上最好的演出里我占据了一个前排座位。
“谢谢。”我对鲁伊斯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看着查莉出生时的情形。她晚出生了两周，时间是令人痛苦的一月的一个夜晚。我猜她是想待在暖和的地方。产科医师用前列腺素来为她催产，跟我们说药物八小时后才会起效，所以他要回家睡觉。朱莉安娜进入了快速分娩状态，不到三小时宫颈就完全扩张了。产科医师来不及赶回医院。一名高大的黑人助产士接生了查莉，她把我呼来唤去，让我在产房里跑进跑出，就像训练一只家养的小狗。
“等我做了配得上感谢的事时再谢吧。洗完之后下来，我有东西给你看。”
厨房桌面上满是当天的食物残渣。埃玛午饭吃了三明治，喝的果汁。她没吃面包皮。查莉以前也是这样。“我的头发够卷了，”她五岁那年跟我说，“我觉得面包皮我吃得够多了。”
[1]即国际扶轮社，1905年成立于芝加哥，是一个由行业和职业领袖组成的世界性组织，提供人道主义服务，鼓励崇高的道德标准，促进世界友善和和平。
嗅嗅拿它硬邦邦的小脑袋顶我的脚踝，一边咕噜一边用身体蹭我的小腿，转了一圈又一圈。它饿了。我打开冰箱，找到了一个打开一半的猫罐头，用铝箔包着。我用勺子舀了一些放到它的碗里，又给它倒了些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