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生接着说，其实咱们在一起，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三四月份一起去海南岛看哈雷彗星吧，兴许还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冰锋问，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是说那时北京能看到哈雷彗星么？叶生说，说法又变了，北京那时就看不见了，要去海南岛，那里还能看到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在北京，那个尾巴始终看不明显。我知道了这消息，对北京就有点失望了。隔了一会儿，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要看最完整的哈雷彗星，因为这辈子只能看一次——下一次是七十六年之后，咱们都不在了，就是在，眼睛大概也看不见了。我也想要最好的人生，因为只能活一辈子。
他们走到马路对过，一幢楼顶有些错落的二层楼房，高大的上层墙面正中竖着手写的“首都电影院”，“院”字被横悬的宽银幕立体声电影《超人》的广告牌遮住了一半。大门里黑洞洞的，最后一场电影早已散场。叶生说，咱们走走吧。冰锋又想说回家吧，但还是没说出口。路过西长安街邮电局，也黑着灯，玻璃窗上反射着路灯的光。来到北新华街口上，叶生往南指了一下说，音乐厅已经盖好了，挺漂亮的，星期天我来看了一下。一月四号首演式，曲目是《黄河大合唱》和《欢乐颂》。可以搞到票，但我想你不会愿意凑这热闹，还是过些天再来吧。记得上次来这里还是个大坑呢，这期间咱们分开，又重新在一起，它居然已经盖好了。要不要过去看一眼？冰锋说，不了，找时间去听一场好了。叶生说，那得等有更好的曲目，更好的乐团，更好的指挥。交响乐当然可以听，但我想听的是室内乐，像钢琴三重奏或弦乐四重奏什么的。冰锋对此是外行，只能随声附和。
两个人继续沿着西长安街向东走去。叶生一路推着车，车链子偶尔发出轻微的声响。他们走过新华门对面那道西洋式花墙，路灯照耀下，墙上朴拙而又不失华丽的花形雕塑看得清清楚楚。墙上方那排窄长的缝隙里，露出了晴朗的夜空。这条路他们不止一次走过，现在谁都不出声了，似乎要一起好好欣赏那长长的花墙，宽阔的人行道，路边一棵又一棵国槐。走着走着，都站住了脚，仰望伸向夜空的光秃的树冠，淡淡泛着白光的每一枝都那么舒展，那么潇洒。背后一盏路灯的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到了前面一棵树的树干上。而另一边，是安安静静的大街，偶尔有车辆悄悄驶过。冰锋忽然精神起来，想起他们在电报大楼下面说的话，觉得身处此情此景之中，却有如一个梦境，而且昙花一现，应该特别加以珍惜——譬如拉住叶生的手，拥抱她，亲吻她，要她记住这个地方，这个夜晚；但又明确有种预感，一切行将不复存在，不免暗自悲哀起来。
叶生稍显激动地说，我讲这些，在你眼里可能更幼稚浅薄了。但我对这世界，对我们的生活，对未来，总还是愿意抱着一种善意的态度。善意是我活下去，并且争取好好活下去的动力。比起恶意地看世界，善意地看世界其实要困难得多。因为善意像是棵小树苗，根扎得很浅，一阵风吹来没准就动摇了，而这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与我们有关的，无关的，往往构成对我们心中的善意或大或小的打击。相比之下，恶意简直是一棵大树，它根植于整个历史，整个现实，又高又壮，实在太结实了。但我在乐观与悲观之间，还是愿意选择前者。我们班上有个同学非常悲观，说过一句话：假如我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我根本不会出生；假如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人，我早就死了。我对他说，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我想做世上第一个乐观的人，最后一个善良的人。虽然我也知道，只有睁开眼睛，善良才不会变成迟钝，甚至愚蠢。她停了一下又说，恨与爱也是这样。我承认，作为一种情感，恨看起来比爱深刻得多，丰富得多，当然更强大得多。但我还是认为，这世界所需要的是爱而不是恨，最终爱可以化解一切。记得我和你谈到过《呼啸山庄》，如果让我挑选的话，我既不想当那里的希刺克厉夫，也不想当凯瑟琳。我想当小凯瑟琳和哈里顿·恩萧，他们多少修补了被希刺克厉夫破坏了的那个世界。
叶生说，你知道吗，Apple去美国参加诗歌节，果然没有随团回来。她们单位本来就不同意她出国，百般阻挠，还是经作协疏通才批准的，现在她虽然没有发表什么声明，但单位还是认定她叛逃了，给杂志社、出版社都发了信，她的诗集正在印刷中，据说叫停了，有的刊物也撤下了她的作品。但也许这些对她来说都无所谓，也许还对她留在美国有利呢。她走了之后一直没有来信，有关她的消息都是听别人说的。无论如何，这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在冰锋心中，Apple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所以不知说什么好。
叶生说，是吗，为什么呢？等到我上了大学，这些都过去了。你们那时候读萨特，读尼采，读弗洛伊德；我们呢，读琼瑶，读三毛，读金庸。说到这里，她自嘲地说，其实我读金庸，还挺上瘾的。我也向往三毛的生活，对我来说，好比是一间幽闭的房子开了一扇窗户，窗外有大海，有蓝天，有沙漠，有橄榄树，当然，还有她的荷西。冰锋偷偷打了个哈欠，叶生没有看见。她提到的这几个人，他只读过一本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并不怎么投缘。
叶生接着说，大川他们可以说是做了另外一种选择。事业进展很顺利，也很快，远远超出了规划，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幸亏有尚芳，这时候就看出她的本事了，创业最需要的两点，一是不保守，二是够稳重，她都占齐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这个时代正期待着这样的人，给他们提供机遇，抓住了大的机遇，可能会取得比预期更大的成功，到时候自己都会被自己吓一跳。无论Apple，还是大川和尚芳，他们的存在在过去的年代里都是不可想象的。冰锋听了，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叶生说，报上说日本芙蓉财团要投资建造一座四百米高的北京塔，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变成现实。我见过东京塔夜景的照片，很漂亮，是不是也要建成那个样子呢？冰锋想，这未免太遥远了，自己简直无法企及。叶生说，你大概会笑我幼稚吧。我对类似这样的事情，确实总是诚心诚意地期待着，甚至有种小小的激动。我经历过的事情很少——除了我妈妈去世，但这件事对我来说，还只限于一个巨大的打击，一种没法忍受的悲伤。生与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界限，或许还得过些年，等我活得久一点，才能真正弄明白。我小时候简直无忧无虑，家里什么都给安排好了，无论小学、中学，都没留下深刻的记忆。再加上我又比你们小几岁，错过了很多事情，你上大学时的几场风波，我都没赶上。冰锋说，我也都没有参与啊。
叶生又说，但我并不打算像大川他们这样，当然也不会像Apple那样。说实话，深圳公司给我保留了一个在他们看来很好的位置，但我没有答应。我从来都不想面对过去而生，而想面对未来而生。Apple，大川和尚芳，当然也是面对未来而生，但我有我自己的面对未来而生的立场和方式。我觉得这里有个适应和适合的区别，现在说的机遇，都是要你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我更希望找到适合我的人生。在我看来，适应社会，一方面非常难，要有眼光，有机会，有能力，还得持之以恒；但假如这些都有了，它又成了一件太容易的事情了。我还不想马上把自己限定在这样一个方向上——一个几乎可以说是被外界规定好了的方向。对于这个世界，我希望再多了解一些，多理解一些，尤其是发现自己都有什么可能性，然后再来规划人生方向。我说这些，特别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认同。我希望找到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别人都这样，所以我也这样的面对未来而生的方式。当然，到时候如果实在找不到适合我的人生，再回过头来适应社会好了。
这回轮到冰锋沉默了。但叶生像是并未察觉，又说，我希望以往的一切随着去年的过去而结束，未来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而开始。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听起来是一句最俗气的话了，但这时候还是想说一遍。你知道吗？明年连粮票、米票和油票的计量单位都要改了，原来的斤和两，改成千克和克了，真有意思。冰锋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上班又特别忙，有点犯困，想提议不如各自回家，又不愿扫她的兴。
冰锋的困意又上来了，他并没有好好听叶生说话，只留意对他说话的这个人——她那张大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吐出一团又一团哈气。这是一个认真的，诚恳的，可爱的，充满灵动的，像鲜花一样绽放，也像鲜花一样脆弱的女人。他深切地感到，自己正同时被两股洪水所挟裹——与叶生的关系，还有日益强烈、日益迫切的复仇的念头。他很担忧随波逐流，不能自主，甚至无法冷静地、理智地做出判断。那样的话，即将发生的一切有可能都是盲动，而两股洪水有可能汇聚一处。
叶生开始讲去年和前年自己怎么过的新年，冰锋却还在想她刚才念的诗，以及她和自己的对话，心里忽然沉重起来，感慨地说，只怕我们还没有找到来年另外的表达形式，就已经忘掉了去年的言语。叶生没有搭茬儿。冰锋又说，在我们的一生里，可能也有这么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间点。叶生沉思了一下说，也许人类历史也有这样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间点，我们置身其中，还以为是一个时代。
他们走到石碑胡同口，已是那道花墙的尽头。叶生谈兴犹浓，冰锋只好继续陪她走，继续听她说，人只能活一辈子，要是一点都不为别人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不能这么自私；但是一辈子只为别人活，一点都不考虑自己，也是不对的。记得几年前《中国青年》发表过潘晓的信，引起一场大讨论，那时我还在上高一，不完全懂得大家在说什么。这讨论匆匆结束了，杂志后来好像还作了检查。现在回想起来，那封信的发表，还有那场讨论，实在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一页，说是开启了一个时代也不算夸张，虽然潘晓讲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并不深刻，而那些讨论就更皮毛了。我觉得这标志着个人主义精神的勃发，个人主义立场的确立，与过去的集体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立场不仅不同，而且根本对立。这场讨论虽然没有进行下去，但有种趋势不可遏止，就是个人主义的时代行将到来，大家一致的集体主义立场，被一个个个人主义立场取代了，无论人们嘴里继续唱什么高调。这种趋势，当然从报纸和电视新闻联播里看不出来，但看看你身边的人在想什么、说什么和做什么，就知道了。
叶生说，前几天我想快到新年了，忽然记起这两句诗，感觉其中有个意思，很怪。冰锋说，是什么呢？叶生说，这里的last year和next year都基于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间点。按照一般的逻辑，在last year和next year之间应当还有一个this year，就是今年。只是因为这里的this year等于零，所以last year过后直接是next year。你看，只有我们两个是活在今年的人。冰锋略感意外地说，哦，今年等于零。
这几句话冰锋倒是听进去了。本来想告诉叶生，她显然过于强调这件事所造成的思想影响了，假如个人主义在中国真的能够成为一种潮流，也只是现实意义上的，而不是思想意义上的。现实可以改变思想，思想却很难改变现实。启蒙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并无实效的举止罢了。但现在他既不打算也没有精神与她争论。
冰锋问，你说什么呢？叶生说，这是艾略特的两句诗：“去年的话用的是去年的言语，来年的话要用另一种形式表达。”是我随口译的，翻译家会有更好的译法吧。冰锋说，写得真好。除了那次问起诗剧的事情，叶生这阵子不大跟他谈论文学了。冰锋想，大概文学之于她，好比小时候得的一场热病，过去也就过去了。现在忽然听她背诵起诗来，好像又成了那个文艺女青年。
叶生说，我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了解得很不够，虽然过去发生过什么事，多少也知道。我还不能一概理解它们为什么发生，所以无论对整体，还是对具体的某一件事，某一个人，都无法马上给予评价，做出结论。但我有一个印象，就是那些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对的，错的，基本立场其实并没有多大区别，那个年代的人，都是从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立场出发去考虑问题，去付诸行动的。他们都没有活过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生。失败者固然如此，那些胜利者就谈得上心满意足了吗？当然我不是说两种遭遇的人殊途同归，但我确实认为后一种人活得也很可怜，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标准，过的都是整齐一律，人云亦云，所有的方向都早已被规定好了的一生。你只要听他们说话就知道了，谁也说不出一句自己脑子里实实在在想出来的话。有的人还自诩是在独立思考，但个人站在集体的立场上进行的思考，怎么能算独立思考呢？我曾经想写一个故事：一个人死了，尸检发现脑子是新的，一辈子没用过。所以他们即使犯过什么错，说到底也是可以被原谅的吧。当然现在中国个人主义的水平还很低，仅仅是利己主义，人们还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想，这件事对我好处何在，坏处何在，而不是站在这一立场想，这件事究竟对不对，应不应该发生，但已经与过去那种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改变了许多了。在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历史已经不可能倒退回去，过去发生过的那些事情也不可能重演了。
到了电报大楼，还有几个人也站在人行道上守候，一起仰望着顶层钟楼上那座四面都有白色钟盘的大钟。可惜过了十点钟就不响了，但当短针和长针在十二点处重叠的那一刻，冰锋仿佛听见自己心里响了一声。他的手和叶生的手拉在了一起，身边有人欢呼起来。其他人随即离开，只剩下他们俩。叶生还在望着大钟，忽然说，“For last year’s words belong to last year’s language and next year’s words await another voice.”
冰锋近乎敷衍地说，你真的是很乐观，说得跟人类的历史和现实拥有一种自愈能力似的。他心想，她恐怕早晚有一天会为自己当初这种书呆子的想法感到羞愧的。叶生说，其实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国家、世界的未来，我并不觉得我们能够展望得那么清晰，那么准确。不到一个小时以前我还是二十二岁，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三岁这一年了，我不知道在我三十二三岁，四十二三岁，五十二三岁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样子，周围是什么样子，中国和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即使是对于当下的看法，也是一样。我们可能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可能是生活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一个旧的历史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但我不太相信，我们现在乃至以后仍然生活在那个旧的历史时期。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变了。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许要到未来才能真正看明白。我知道人生有坎坷，历史也有倒退，什么都不可能按照一条直线发展，但过去只有一种，而未来可能有很多种，这一点总是不错的。将未来限定于与过去对应的一种，在我看来是一种偏见。
已经过了十一点，没有公交车了。叶生跨上自行车，冰锋侧身坐在后座上。她还是老样子，屁股悬空，直着身子，站在脚蹬子上骑了起来。等她坐到座位上，他才伸出双手轻轻搂住她的腰，虽然隔着厚厚的棉大衣，也感觉不到那里是腰。她的棉大衣下面露出两条被牛仔裤紧紧裹着的强健的小腿，脚上还是那双马丁靴，靴口有一截黑色的毛线袜子。坐下来骑车时，双腿蹬车的动作有些机械，像是连杆快速地牵动轴承旋转一样。叶生一路顶风向西骑去，不时就要采用那个站着的姿势蹬车。她的身体形容起来应该是“娇小”的某个反义词，反正把迎面刮来的风都给遮挡住了。每到一处路口，赶上红灯就踏踏实实等着，绿灯则下来推车走过去，虽然街上既没有警察，也很少见到行人和汽车。
已经快走到人民大会堂了，看到了夜幕下那巍峨建筑的一角。冰锋终于说，不早了，你回家吧。叶生像是从一个梦里醒过来，似乎还想再说些什么，但打住了，只是略显伤感地说，好吧。冰锋说，我到天安门去坐203路夜班车，在北京站倒204路，下车穿过一条胡同就到了。叶生说，得了吧，只怕你明天早上也到不了，还是我带你回家吧。
冰锋乘24路汽车到了东单，还没下来，就看见叶生推着自行车，站在一盏路灯底下。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穿了军棉大衣，都显得很臃肿。她身上那件特别新，显然是头一次穿，前摆还有折叠过的痕迹，在橘黄色路灯照耀下，原来的军绿色变得接近于黄色，前襟两排棕色塑料大圆扣，每排五个，一排是装饰，另一排系得严严实实。后面束腰带上也装饰着两个同样的扣子。头上戴着一顶很大的水獭皮帽子，相当有型，跟她的身材和面部轮廓很相称；毛皮是深褐色的，泛着一种高贵的光泽，看去松软、轻柔，恰与她穿的军棉大衣粗糙的棕色栽绒领子形成鲜明对比。叶生见冰锋盯着她的帽子看，说，这是妈妈留给我的。冰锋想，她的一家一直过着那种幸福、舒适、有秩序的生活，这一秩序甚至不因某个成员的离去而受到破坏。心中不禁生出些微反感，但很快就过去了。他笑着说，你这打扮，像个白俄军官。叶生说，嗯，我是个女匪徒。
她骑上车，冰锋坐在后座，一开始她还是那个习惯的蹬车动作，显得更加剽悍。路上起了风，一直在后面推着他们前行，冰锋只觉得后脖梗子冷飕飕的，叶生也坐在座位上，用不着再那么骑车了。冰锋在她背后，彼此不便交谈，一直到了他家住的胡同口下来，都没怎么说话。临别时他象征性地轻轻拥抱了她一下，她却在那几乎只是一瞬间闭上了眼睛，像是享受，又有点落寞。他搞不懂，这个晚上她的话怎么那么多，就像那次去天津一样。或许是自己既困又累，难以专注的缘故，她的话听起来虚无缥缈，不大容易理解。
叶生早就和冰锋约好，跨年之际，找个地方去迎接新的一年。听说大钟寺元旦零点敲钟，九点、十二点、下午三点还要敲，但去的人一定很多，而且是在庙里，没有多大意思，不如另外挑选一个有大钟的地方。冰锋说，那么只能去电报大楼，或者北京站了。叶生说，去电报大楼吧，也让我拿一回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