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锋所能把握的，只是小心不走上另外一条道路而已——他也知道，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来往，或者反过来讲，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来往，假如说仅仅是友谊使然，只怕很难相信是真的。但他努力不将这种来往转化为一场恋爱。所以时时保持一种距离。叶生似乎很快就有所觉察——她很随和，但并非不敏感，看起来大大咧咧，实际上小心翼翼；说得更准确些，对自己大大咧咧，对他则小心翼翼。她也就不要求彼此关系再进一步，好像对保持现状已经很满足了。有一次在街头遇见她的一位同学，叶生介绍冰锋说，这是我的好哥们儿。
有一天半夜冰锋忽然醒来，想起祝部长罪孽深重，再也睡不着了。此后有好几天，他都没跟叶生见面。但她再来电话，他又答应一起出去玩了。冰锋并不时时为这种念头所干扰，他告诫自己只是在与叶生来往而已，等待着命运将他引上一条道路，不过还没有走到路口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走到。
叶生热爱运动，在学校是标枪冠军，冰锋则除了偶尔散散步，什么运动也不喜欢。叶生约他到工人体育场看第一届中国-澳大利亚“安保杯”足球赛。他们在工体南门见面，那里聚集着大量观众，各色人等混杂一起。叶生也跻身其间，穿了一身白色的运动衣、运动裤，一双回力白色高帮球鞋，头上戴了顶大红的棒球帽，不像惯常那样从尾洞里穿出马尾，而是用帽子压住满头长发，头发在汗带下面蓬松开来，就像一匹纯种黑毛长鬃马的鬃毛，只露出帽檐下的一张脸，脸色也不那么苍白了。
冰锋与叶生打交道很轻松；偶尔感到沉重，是忽然想到她有那样一位父亲。叶生经常仿佛有些心不在焉，当冰锋留意什么时，却发现她已经在那儿恭候了，而她自己很少挑起什么话题。在她身上真应验了“女人是水做的”那句话，但这是流动而不肆意，清澈而不浅薄的水。她可以与冰锋讨论很深刻的问题，既不奉承他，也不与他争辩，顶多止于说声“好吧”，与其说是勉强，不如说承认自己还没想周全。她还时常流露出对于普通生活的热爱，凡是自己没见过、不知道的，一概有浓烈的兴趣。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天真、坦诚，又有些憨厚的女孩。冰锋不免想，她如果不是祝部长的女儿就好了；却并不因为这一身份，而对她有丝毫反感。这样就陷入了两难：既愿意和她在一起，又指望通过与她的关系达到某种说穿了就是不可告人的目的。开始还为与叶生持续来往而自责，但也知道，舍此确实别无其他可能接近祝部长的途径。好在叶生始终比他主动，但又似乎有意不表现得太主动，不给他任何压力，仿佛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比赛还没开始，叶生已经进入状态，像其他球迷一样狂热，甚至有些粗野，——冰锋又想起她蹬自行车的姿势，这个女孩的身体里确实有种激越、勇猛的力量，此时可谓显露无遗。她一次次站起来挥舞双手大声欢呼，还凑到他耳边喊着“曾雪麟”“赵达裕”“左树声”之类名字。中国队以三比二取胜，她的兴奋也达到了极点。散场后，冰锋说，今天应该叫我弟弟来的，他才是球迷呢。叶生听罢，好像受了点打击，这以后就不再约他看体育比赛了。
他们还去北京展览馆参观了苏联现代绘画展览。冰锋说，他们的画大概从列宾起就落伍了。当时两个人站在一幅题为《骑自行车的姑娘》的油画前面，叶生转过脸来，头上盘的高高的发髻忽然散了。众目睽睽之下，简直像新近常听人说到的行为艺术，似乎是对冰锋的话有所呼应，有意向一统整个画展的死气沉沉的写实风格发出挑战。叶生披头散发地逃进附近的一处卫生间，回来又改成马尾的梳法了。冰锋记得她刚才的模样：发髻突出了脸型和五官的特点，眼睛和嘴显得更大，颧骨也更明显；不过戴了那副黑色大圆框眼镜，得以稍稍掩盖这种突出。她的头发太多，无论梳成马尾还是双马尾都能盖住两只耳朵，只有这种发型才显露出来。耳朵不大，也不过小，服服帖帖在脑袋两侧，不像有的女人留长发，是为了遮住招风耳。
他们去首都体育馆听了一场演唱会，多半是女歌手，叶生评价说，刘欣如真诚、潇洒兼而有之，实在难得；王兰也是这路数，但真诚不如前者；毛阿敏形象高贵，只是稍嫌做作；田震质朴；张菊霞强烈；王虹可刚可柔；其余各位，大体是在她们的路数上有些变化。
有一次在西绒线胡同内部书店，冰锋正在书架前翻书，叶生轻轻拉拉他的衣袖，小声说，看，那是诗人江河。叶生兴奋地跑过去打招呼，冰锋也跟着点头示意。江河向他们推荐了一本马克·斯洛宁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还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年多前就翻译出版了，这里买不着，要去东长安街的群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但只卖给局级以上干部本人。他指指大厅东边紧紧关着的两扇玻璃门说，也许那儿也可以买到，但咱们进不去。告辞后，叶生说，只能求我爸爸了，可他现在去不了啊，我来想想别的办法。冰锋没有说话，情绪却忽然坏了。叶生并未发觉，回头看了一眼说，我有一本江河的油印本诗集《从这里开始》，可惜没带来找他签名。
冰锋生在北京，从小就随父亲离开，其间一度回来，却没有留下记忆。关于北京的记忆是从父亲自杀后母亲带他来的那次开始的，那是非常冷酷、像黑白照片一般的记忆。十年后再来，留在了这里。他不像所认识的那些北京人那样，总是表现出兼具丧失感与优越感，二者都强烈到令人莫名其妙的程度——他们每每为这座文化古城面貌已被破坏殆尽而痛心疾首；而自以为优越之处，恰恰基于那些已经丧失了的东西。现在因为和叶生在一起，才开始对这座城市发生兴趣。至于叶生，不知道也感兴趣，还是只为了有机会和他一起打发时间。但她总是毫不懈怠，而且乖乖听从他的安排，即使去的地方毫无意思，也不首先表示出来。
他们各买了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三册）》和《美国当代文学》，前一种里有“黑色幽默”一辑，将近二百页，不过多半是选译。冰锋从前买过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本来是公开发行的，现在也和这第三册一起改成内部发行了。他还买到这年和此前一两年内部发行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马尔罗研究》、《南朝鲜小说集》、《叶赛宁评介及诗选》、邦达列夫著《瞬间》、格洛托夫斯基著《迈向质朴戏剧》、L.J.宾克莱著《理想的冲突》、M.柏林编《当代无政府主义》、瓦利著《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霍尔茨著《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倾向》、奥尔布赖特编《西欧共产主义和政治体系》、拉科夫斯基著《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纳吉·伊姆雷著《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拉科夫斯基著《十二月转折》、舒尔茨著《“布拉格之春”前后》、贝利康著《永无尽头的春天》、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亚历山大著《拉丁美洲的托洛斯基主义》和尼克松著《领导人》等。冰锋谈不上兴趣广泛，但对于自己完全无知，甚至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希望知道一些,思考一下。叶生买了一本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也是内部发行的，她说这书去年就读过，但被她嫂子借走了，不大好意思要回来。
他们尽量寻觅这座城市里那些有意思的地方。譬如景山前街到景山东街一带，很有情致，又不吵闹，大概旧日街道最好的景象也莫过于此了。还有从西直门走到高粱桥，路两边都是庄稼地，城里居然有这样充满野趣的地方，只是时逢深秋，不无荒芜之感；一路走到大柳树，路边的明渠又脏又臭，遂不免令人败兴。动物园后面的五塔寺特别幽静，建筑不算巍峨，却很精巧，来到此地，仿佛置身于现实世界之外。遇见一位游客，热心提示他们：宝座北壁向外鼓闪了，还有个小塔的塔刹塌了，都是唐山大地震时损坏的。还去了北海、天坛，叶生对鸟类很感兴趣，不过北京的公园里，除了麻雀也见不着别的鸟。
他们想方设法找到几家内部书店，一处在东单二条西口路南，走进一个院子，里面有两三间平房；一处从王府井书店大楼北边一个门进去，上到二楼；一处在朝阳门内大街，是一长条门面房；还有西四和东四两处新华书店的机关服务部，前一家门开在白塔寺大街上，后一家在东四北大街书店的尽里面。去得更多的是西绒线胡同东口路北那家内部书店。一幢朝南的三层楼，进了西边的小屋，交给工作人员一张有抬头、盖公章的介绍信，什么级别的公章无所谓，上写“兹介绍我单位××前往贵处购书，请予接洽”，便可以在这间屋和中间的大厅里买书。铁锋是推销员，手里有单位的空白介绍信，冰锋每次来事先填好就行了。
两个人都很留意北京的两种建筑：一是有些年代的墙，一是西洋式或中西合璧式的房屋。在老墙下面缓缓走过，很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特别是离冰锋家不远的南门仓和海运仓两处老粮仓的高墙，裸露的大块墙砖略显风化，但很整齐，依旧坚实。还有朝阳门北小街南口路西九爷府的院墙，张自忠路三号院原段祺瑞执政府的院墙，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花墙，东交民巷路北两堵洋式的墙，以及五四大街路北红楼南面和东面的院墙。他们还去了宣武区的两处地方，一是官菜园上街的观音院过街楼，拱券上面那一大二小三开间的亭廊已很破旧，木门窗都不见了；一是包头章胡同西口的拐弯抹角，拐弯处房屋的外墙角下部抹圆，上部则逐渐恢复为直角。其实冰锋住的胡同也有个拐角是这样的，只是没这么好看而已。
叶生喜欢跟冰锋一起逛书店。去得最多的是王府井新华书店，此外还有沙滩北大街的都乐书屋和后门桥头的燕京书店，在末了这家，可以搜罗到一些从前错过的书，还打了折扣。他们在新开业不久的都乐书屋买了书，就在权充柜台的长条书桌上，将那枚刻有篆字“都乐”的石印盖在书的扉页。有一次，年轻的女老板略显神秘地邀请他们晚上七点半参加一个小型聚会，说有好几位名人要来。但等他们到了，又被告知活动临时取消了。
他们来到张自忠路三号院，先绕着段祺瑞执政府大楼外面缓缓观看——这座建筑确实值得仔细品鉴，特别是钟楼、女儿墙、拱券式门窗和外廊，还有那些砖雕；然后又转进楼房环绕的庭院，却没料到有那么多住户，简直杂乱不堪。东交民巷两旁的建筑，他们最喜欢圣米厄尔教堂和法国邮政局旧址——那里现在还是邮局，门上写着“人民邮政”。邻近的十五号院警卫森严，叶生说，据说西哈努克就住在里面。冰锋知道这儿离她家很近，暗自有种逐渐接近目标的感觉。他们走过正义路，街心有座名为“求知”的石膏像：一位少女双手捧着下巴，在读平摊在腿上的一本书。冰锋忽然笑了起来。叶生马上说，在你这口腔科大夫看来，她没准是牙疼吧。来到王府井南口，叶生说，北京饭店最早还是我妈妈带我去的，是尽东头最老的五层红楼，虽然矮点，外观看着却比西边两栋更精致，后来拆了，盖了这栋新楼。叶生难得跟他提起自己的家人。
他们俩一个骑车，一个坐车，直接在约好要去的地方见面。叶生总是早来，他赶到时她多半捧着一本书在读，既不着急，更不抱怨。见到他，她很高兴，但并不表现得过分。把《心》还给冰锋时，她说，这本小说都写了七十多年了，可是一点也不过时。书里有句话，让我吃了一惊：“他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一边毁灭自己一边前进。从结果来看，他只不过是在成功地毁掉自己这一点上很了不起罢了。”以后她继续向他借书，还书，每次他都要精心挑选一番。
他们也去看了新建成不久的三元桥。悄悄溜进西南角的一栋居民楼，一直爬到顶层，从楼道的窗户里遥望那座据说是苜蓿叶形的桥，冰锋拍了几张照片，可惜没带长焦镜头。有一次路过西苑饭店，他们站在马路对面，久久望着第二十五层和二十六层的旋转餐厅，转得非常缓慢，几乎难以察觉。叶生说，据说这是北京登高望远的制高点，等开放了上去看看咱们住的这个城吧，不知道能看到紫竹院、动物园，还是西直门立交桥？他们去六部口看北京音乐厅的工地，还是个大基坑，约好等建成营业了，来听一场音乐会。叶生说，听说密云国际游乐场明年要开业了，到时也想去玩玩。前些时在南朝鲜汉城召开的亚奥理事会投票决定，一九九○年第十一届亚运会轮到北京举办，算算还有六年呢，那会儿咱们要是还在这里，一起去看比赛吧，一定有你喜欢的项目。我可以当个志愿者，不过已经是大龄女青年了，不知人家还要吗？
这以后叶生经常约冰锋出来玩，每次都是她先打来电话，冰锋答应了，她就说太好了；如果他那天有事，她马上说，好的，好的，咱们改一天。几乎每个星期天，或冰锋下夜班那天，甚至平常他下班以后，他们都在一起。
两个人一般都是穷玩，晚饭各自回家吃，中午若赶上饭点儿，就随便找家小吃店或便宜的小饭馆，即使是稍大的饭馆，点的也是中低档菜，无非是砂锅白肉、肉片葱头、肉片青椒、肉末粉丝、西红柿炒鸡蛋之类，一顿顶多花一两块钱。叶生对此完全无所谓，开玩笑说，我什么都吃，很好打发。那次去东交民巷，路过开业才几个月的崇文门巴黎美尼姆斯餐厅，叶生说，什么时候来吃个饭吧，这是马克西姆餐厅下设的，但那边实在太贵了，不过我还见过皮尔·卡丹本人呢。冰锋说，我不懂怎么吃西餐，准得露怯。叶生说，那就不去了，吃西餐确实有点麻烦，而且无论吃饭的，还是服务员，都那么小心谨慎，餐厅里安静得就像没有人，偶尔能听见一声谁的刀叉碰着碟子的声音。冰锋说，那还是去一趟吧。叶生说，你不会舒服的，所以不去。
冰锋给叶生带来一本夏目漱石的《心》，他想她是学英美文学的，若不为写论文，大概没必要读翻译过来的英文小说。走到交道口大街，冰锋说，不早了，你赶紧回家吧。叶生问，你怎么回去？冰锋说，穿过两条胡同就到家了。你快回家吧，我正好散散步。叶生只好骑上车走了。
他们还去逛北京新开张的几处夜市：东安门大街，地安门大街，西单路口东侧，还有西单服装商店门前。时已深秋，夜市不像夏天那么热闹了。二人边逛边吃，不再各自回家吃晚饭。冷面一斤八毛；馄饨一碗一毛四；烧饼每个五分，收二两粮票。还有灌肠，叶生是头一次尝到，冰锋说，十几年前来北京吃过，听名字以为是肉做的，那会儿灌肠添加了食用染料，是红色的。有一次在东安门大街夜市，叶生挑了两枝白色的晚香玉，两枝粉红色的剑兰，卖主说，一共六毛钱。冰锋小声说，一起买四枝，你让他便宜点。叶生说，算了吧，人家也不容易。你觉得哪个更好看？冰锋说，这个粉红色的吧。叶生说，送给你。说着就递到他的手里。冰锋说，我家里连花瓶都没有。叶生说，没事，找个杯子插上就行，我们宿舍也是这样。他们还去福长街六条逛天桥旧货市场，是个星期天，刚过八点就赶到了。叶生前些天没存自行车，铃盖被偷了，冰锋在这里帮她配上了。
叶生推着车，陪冰锋往东口走去。胡同不宽，一棵槐树的影子被月光完整地描在地上。叶生问，这话剧改编成中国场景，你怎么看？冰锋想了想说，我是一直生长在内陆的，在我的印象里，海对中国人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中国人对海也没有特别向往，就像奥尼尔原作里的美国人那样。虽然场景换成了吴淞口、定海，还有宁波。这种嫁接稍显生硬，细节真实与否倒在其次。经过路北一处门洞，两扇院门大门开着，看去不大起眼，叶生说，听说这里是凤山故居，很漂亮，咱们去看一下。院里二门是一座巨大的拱券门，门柱石雕底座以上，直到顶部的朝天栏杆，还有拱门两侧，满是各种形象的砖雕，清冽的月光下，精美得令人叫绝。住户很多，不宜久留，冰锋出来看见门牌是十五号，此外什么标志也没有，不禁感慨北京还真有可玩的地方。
北京的秋天不算长，冰锋和叶生开始游玩时已经过去了一半，正好来得及一起享受可能更美丽的剩下的一半。然而很快天就凉了，树上的叶子先是陆续黄了，继而纷纷落了。冰锋有时想，与叶生的交往是不是对自己的一种考验呢。他总是这样，脑子里忽然跳出一个“历史的我”或“永恒的我”去考虑问题，而另外总是还有一个“现实的我”或“此刻的我”存在。
散场出来，叶生又说，你还记得第四幕里，海生说自己是“谁都瞧不起的胆小鬼”吗？这句话原文是“Oh,God help me，I’m a yellow coward for all men to spit at！”当时导演问，要不要改一下。大家的意见是既然用原文演，还是保留原样好了，而且“yellow coward”未必一定扯得上中国人。
叶生一直想去城外玩一次。冰锋提议去半年前开馆的曹雪芹纪念馆和附近的梁启超墓。那里离香山不远，得错过看红叶的最好时候，否则游人太多了。那天他们午后在白石桥碰面，一道乘360路汽车。乘客还是很多。在卧佛寺下车，一路有几株黄栌，树上还挂着不少猩红的叶子。叶生长着一双大长腿，走路步幅很大，冰锋要努力跟上她。
幕间休息时，叶生说，那次演出，是我上大学最高兴的一个晚上，虽然我们的演技很差，从头到尾只是背台词，舞台没有布景，服装都是凑合的，但还是非常难忘。“Gimme a whiskey—ginger ale on the side.”——稍稍停顿——“And don’t be stingy,baby.”她用一种虽然年轻但已颇具阅历、有些疲倦的声调背诵道。
曹雪芹纪念馆是一排十二间窄仄的房子，第四室的玻璃柜里陈列着据说是十五年前发现的题壁诗残片，二人看了大失所望，无论水平还是趣味，都不可能是《红楼梦》著者曹雪芹所写或所抄的。接着去了梁启超墓，墓园三面环山，望去苍苍茫茫，种了很多松树和柏树，沉沉一片绿色，很是庄严肃穆。冰锋说，虽然季节还早，但多少能体会孔子为什么要说“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也”了。花岗岩墓碑上所镌“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是美术字体，碑两侧及衬墙上还刻着人像浮雕，都很别致。坟墓也是花岗岩建筑，周围种了一圈鸡冠花，已经枯干。又去看墓前甬道旁梁氏的弟弟和儿子较小的墓碑，还有两座赑屃驮着的石碑，右侧的无字，左侧的有字，是康熙年代某位官员所立。墓园一角有口古井，自井口探看，只见铜钱大小一块天，投个石子下去，隔四五秒才听见落水声。
开演前一刻钟，冰锋赶到东棉花胡同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小剧场，看见叶生站在门口，穿了件卡其色短款风衣。找到位子坐下，叶生说，老师在课堂上详细分析过《安娜·克里斯蒂》，我们剧社还在学校里用英文公演过全剧，我扮演的是女主人公安娜。冰锋读过剧本，还记得安娜一上场，关于她的形象描写：“她是一个身材高高、皮肤白皙、发育丰满的二十岁少女，具有北欧后裔女子的健美体形……”觉得叶生演这角色倒挺合适。演出开始，叶生闭紧嘴巴，全神贯注地盯着舞台。平时不经心时，她的嘴常微微张开一条缝，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
冬天的公共汽车通风差，有一股人久不洗澡或久不换袜子的臭味，他们与其他乘客挤了一路。冰锋透过车的后窗，看见天边的夕阳。隔着一排白杨树，叶子掉得差不多了，裸露着枝干，像是在那一轮暗红色的圆上胡乱画的粗细不等的黑色线条。夕阳沉落到底时，颜色变得更深，但不很澄明。天上有几缕云彩，染上了明亮的橙色余晖。他想，现在和叶生玩得这么好，似乎距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尽管对他来说，那目标依然清清楚楚在那儿呢。他突然说，什么时候你到我家来玩吧。叶生立刻兴奋地说，太好了，明天行吗？冰锋说，明天我得上班啊。叶生说，就明天吧，你下了班，我再去。冰锋说，我下班可晚，也许还得拖班呢。叶生说，没关系，我等你，你给我地址。冰锋说，这样吧，我下班给你打电话，你再出门。她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是她家里的；冰锋想，对于她那个似乎一直遥不可及的家，终于把握住了一点切实可靠的东西。他嘱咐说，别太早来，不然傻等。叶生嘟囔道，你才傻。冰锋听了心里一沉，恰与车厢里黯淡的光线相一致：彼此竟然已经这么熟了。
叶生在电话里对冰锋说，有个话剧《安娣》，就是尤金·奥尼尔的《安娜·克里斯蒂》，感兴趣么？不过改成中国场景了，美国人导演，中央戏剧学院师生演出。冰锋说，好啊，上回听说他们演过没改编的这个戏，错过了没看上。叶生说，是晚上，你家里没事吗？冰锋说，我就一个人，没事。过一会儿她又来电话说，买着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