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不宜迟，冰锋决定将行动安排在第二天夜里。再想想需要做什么准备，最后觉得除了已经想好的那些要说的话，还有一双强有力的手之外，什么也不需要。他不自觉地攥了攥自己的两个拳头。下班前特地又去了一趟病房，透过玻璃看见屋里只有叶生一人，正斜靠在沙发上读书，一头长发蓬散在扶手上；他没有声张就走了。
这以后冰锋每天都到病房去看一下。有几次没跟叶生打招呼，只到护士站翻翻病历，就走了。祝部长病情渐渐好转，神志也清楚了。但还是很疲惫，至少冰锋去的时候一直闭着眼睛，更没说过一句话。冰锋感到审判与复仇的时刻渐渐逼近，现在祝部长应该不仅能听得懂，而且能听得完冰锋所要对他讲的话了。他需要的是创造一个与之单独相处的机会。晚上应该只剩下一位家属陪床，那么想办法将其调走，就可以进去执行自己的计划了。
冰锋在考虑怎样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难处之一，是如何将陪床的家属调开足够时间，从而有下手的机会。今天见到了叶生，明天她应该不在病房了，值班的或者是她哥哥，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可以打电话到病房——冰锋注意到外间小柜上有部电话机，上面写着直拨电话的号码——说叶生在离这儿不太远的地方，譬如西直门或动物园，被车撞了，要家里人赶紧来一趟。不过此处有个不确定的因素：这位接电话的人可能打电话到家里或她的学校去核实，要是正好她自己接的话，一下就被戳穿了。但倘若把情况讲得非常严重，也许值班的人一时慌乱，顾不上打电话了。
第二天上班，冰锋趁看病人的空当，对护士长说，我去趟病房，一会儿就回来。他在医院大门外的小店里买了一斤橘子，一斤广柑，然后去了九病房。正好在房间门口遇到叶生，她脸色依然憔悴，还是没化妆，但看起来好像稍好一点，头发系成了马尾，还穿着昨天那一身，只是把坎肩脱了。冰锋看见外间的沙发上，胡乱叠着一床毛毯。叶生接过他送的水果说，还没见过医生给病人送东西的呢。听杨大夫讲，爸爸最危险的时期过了，但还没脱离危险，人也不清醒。冰锋松了一口气，大概脸上也表露出来，叶生似乎有些感动。冰锋随她走进里间。躺在床上的祝部长还带着氧气面罩，闭着眼睛，面色灰暗，显得特别衰老。冰锋知道他现在是病人，而且命悬一线，但毕竟与自己心目中的仇人形象相去甚远，一直想象应该是一副凶恶、奸诈的样子，可现在那张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冰锋瞄了一眼床尾卡，上面只写着“护理：一级”。他对叶生说，不打扰了，让病人好好休息。有需要我做的，随时告诉我。叶生点点头，送他出来。
难处之二，是如何进入病房。高干病房大门白天有人守着，不像普通病房那样限定时间开放，但到晚上九点就从里面锁上了。倒是可以去乘医护人员专用电梯，晚上电梯工已经下班，能够独自上去。
不管怎么说，父亲的仇是必须要报的，还应该吸取伍子胥的教训，必须在仇人活着并且清醒的时候复仇。现在冰锋只是将审判这一环节想得比较周全；至于审判之后如何处置仇人，还没有最后决定，尤其是如果当他确认此人罪不容赦的话。反正要把该说的话对仇人都说明白了。那么还得等几天，祝部长的病情好转之后——啊，千万不要恶化了，冰锋简直是在暗自祈祷。他这样想着，离开了地下室。门已经关不严，只能继续虚掩着了。
难处之三，如果乘专用电梯，要到六床的房间必须经过护士站，只能趁护士不在那儿的机会溜过去，这也不大容易。但若是家属打开病房的大门出去，门就不会锁上了，趁机从这里进去，倒是可以不经过护士站来到六床的房间。
确实需要一场审判——允许仇人申辩，允许他解释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构陷一个无辜的人，为什么要一步又一步将这个对自己毫无威胁的人逼入绝境。冰锋想起从前贺叔叔说过的话，但那只是旁人的解释而已；现在既然已经与仇人面对面了，应该直接听听这个人怎么说，从而决定对他怎么做。冰锋进一步想，可能还需要有个与此关联不大，立场相对中立的见证人。谁能担任这个角色呢？
冰锋一旦进入六床的房间，就直奔里间，将大概已经睡着了的病人叫醒。以他那身体状况，就是喊叫也出不了多大声音，所以无须多虑。冰锋事先准备好了两个质询仇人的版本，一详一略，现在只好选择那个简短直接的了，利用争取到的一点宝贵时间将必须问的都问明白。完事之后，趁家属还没回来赶紧离开。只可惜将仇人带到父亲那间地下室的设想只能作罢，他的身体情况未必允许，而且这么大动静，不仅需要有个帮手，还需要有辆车，这些一时都无法解决。但实在不能再等了。
冰锋想，如果可能的话，也许应该将仇人带到这里来，让他真切体验一下父亲死亡的整个过程。现在笼罩着自己的黑暗，就是父亲最后看见的世界；现在四下的沉寂，就是惨死的父亲发出的声音。这里就像一个祭坛。应该在此将仇人献祭，以慰被冤屈者、被迫害者在天之灵——尽管他并不相信在天之灵的存在。只是觉得，应该让仇人体会什么是绝望而死——不是尝一下，是尝到底。那种永远的、无底深渊般的绝望。
当天晚上冰锋躺下前，特地服了一片舒乐安定，虽然平时并无失眠的习惯。用不着再想东想西，只要付诸行动就行了。
冰锋在黑暗中站了很久。空气不洁，也不流通，简直令人窒息。但他或多或少在享受这感觉。无论如何，仇人已经找着了，而且见到了。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趁祝部长昏迷不醒之际，实施复仇之举倒很容易，找个家属都不在的时机下手就是了，实在不行也能想法子将他们调开。记得当初实习时听老师讲过，心肌梗塞二十四小时内禁用洋地黄类强心药物，因为会加重病情，甚至导致心脏破裂。想法去住院药房偷几支西地兰，神不知鬼不觉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只是时间恐怕来不及，自己不是心血管专业，效果如何也没有把握——不过处决一个不省人事的人有什么意义呢？这与他自己病发而死并没有多大区别，他至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与自己相关的某件事还有这样的结果，自己当初对一个无辜者施加的恶行得到了这样的报应。所以关键是要他死得明白，知道自己因何而死。假如他为此而认罪、忏悔，对于复仇者来说属于额外的收获，但那样一来又该怎么办呢？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与祝部长单独相处，对方神志也清醒的机会。要讯问他一向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有着怎样的企图——那近乎一场公正的审判。冰锋所忧心忡忡的，正是有可能永远丧失了这个机会。
第二天早上他来到医院，还是不大放心，觉得应该再到九病房去查看一番。计划中尚且不周全的几处，也需要再推敲一下。偏偏那天上午特别忙，铁锋又打电话来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设了发展体育奖，明天中午十二点在东单、西单、宣武、天坛四个体育场售票处发售，每人限购两张，周日上午十点开奖。自己正在郑州出差，请大哥帮着代买一下。冰锋说，明天我得上班啊。好不容易得了空，已经快十一点了。
他在和平里下车，穿过那条他已走了不止一次的小路，再次来到那个废弃的地下室——父亲生命中最后的居所。天已经蒙蒙黑了。虽然只隔了几个月，这儿的变化着实不小：四面的楼房不少人家黑着灯，窗帘杆也耷拉下来，显然已经搬走了。剩下的几个亮着灯的窗户，倒像是住了一些闯入者。院里的几棵银杏树，被路灯照耀着，叶子还是那种厚重的绿色，但细看边缘已经开始发黄了。楼道里空无一人。地下室门上的钌铞儿也没有了，门虚掩着。里面黑洞洞的，冷飕飕的潮气味很重。这里的电线早已被掐断，灯泡也被摘走了。
到了那里，隔着门上的玻璃一看，外间没有人；他走进屋去，里间竟然也是空的。那张病床上铺着新的白床单，还有清晰的折痕；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白色的被套透出棉胎的浅红颜色，这一切简直触目惊心。祝部长死了。冰锋心里又一下子变空了，还是那种强烈的丧失感——就在那一刻，他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境遇竟然与伍子胥一模一样。
远远看到雍和宫的黄色琉璃瓦顶，冰锋知道现在该去什么地方，上了13路汽车。无论如何，祝部长还活着，抢救过来并非不可能，自己好像还没到伍子胥痛哭不止的地步。他未免后悔刚才没有回到病床前仔细观察病人的状况，也没有找主管医生询问，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该匆匆离开，不如守候在那里，可以随时获知病情的变化。
背后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转院啦。回过头来，是位病房的护士。冰锋急切地问：为什么呢？她说，家属非要求转院不可，也不能拦着啊，说一定要去最好的专科医院治疗。其实这么一折腾，反倒增添了危险。对，这是留给你的。说罢，交给他一张对折的纸条。冰锋打开，上面写着：
冰锋有些恍惚，走到胡同口，没有像往常那样拐向南边去乘电车，而是往北走了，到了新街口豁口，才清楚意识到自己置身何处。他沿着二环路继续向东走去。冰锋记得有一次诗歌小组聚会，曾经讲到伍子胥的生涯里最令自己难以释怀的一节：他逃到吴国，与一起逃亡的太子的儿子白公胜在乡下种地，等待复仇时机到来；这样过了五年，等来的却是仇人病死的消息。伍子胥当时对此的反应，《史记》本传没有记载，《吴越春秋》里讲，他对白公胜说，平王死了，我们复仇的志愿无法得到伸张了；但是楚国还在，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白公胜沉默不回答，伍子胥坐在屋里哭了起来。这里伍子胥劝说白公胜的话，其实也是在给自己打气；但白公胜显然无法接受，而伍子胥并不能够说服自己。冰锋将抄在本子上的原文拿给诗歌小组的各位看，又用白话一句句翻译了，深感斯时斯地，伍子胥与白公胜真是心中郁结，无以言表。然而大家听了，反应并不如他所期待的热烈，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反应，他明白不可能与别人分享这一切，剩下的话也就没有再讲。本来想说的是，当初伍尚说，你可以走了，你能报杀父之仇；伍奢说，楚国的国王和大臣从此要为兵祸所苦了。现在楚平王寿终正寝，这些关于伍子胥的话也就都落空了。楚国君臣相信了伍奢的预言，担心伍子胥将要复仇，对他的种种追杀，同样变成了多余之举。伍子胥的人生，因此从正反两方面都被抽空了，既失去了目标，又辜负了期待，所以才有那样失魂落魄的表现。
陆大夫：
冰锋匆匆离开了。他没顾上回自己的科室，甚至连白大褂都忘了脱，就出了医院。忽然想起来，才脱下来塞进书包。医院门外的胡同很窄，急救车通过都不容易，他走在人群中，却如入无人之境。一下子遇见不止一桩事，他的脑子有点乱了：终于见到仇人是一桩，仇人就要死了是另一桩，后者显然将前者给盖过去了。一切都来得太快，但又好像太迟了。以前他总以为自己的复仇可以等待时机，希望经过深思熟虑，做到从容不迫。现在却感到，此举已经面临彻底落空的危险，而且可能就在此时此刻：他离开病房这工夫，祝部长也许已经死了。冰锋记起贺叔叔讲过的关于报应的话，不禁冷笑了一下，这才不是什么报应呢，这是帮他的忙啊，让他得以善终，躲避自己的复仇。
我父亲转到阜外医院继续治疗，匆忙中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失礼之处，敬请谅解。非常感谢你这些天来的照顾，对我来说真是太宝贵的支持了。再见。
他在那个房间的门口站住，透过门上的长条形玻璃，能看见外间的一半。叶生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双手托着下颌，脸大部分被垂下的头发遮住。她穿了件深灰色的坎肩，袖笼和领口外绣着花边，白色的真丝衬衫，下着浅灰色的筒裤，脚上是双黑色平跟浅口蝴蝶结皮鞋。有个穿驼色夹克衫的男人从里间走出来，空手转了一圈又回里屋去了。冰锋见过他，就在前不久贺叔叔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是祝部长的儿子，应该是叶生的哥哥。她站起来，也跟着进去了。冰锋这才想起从不知道叶生姓什么，倒是听说过她出身高干，不过以前未曾上心。他手握着门把手，却迟迟没有将门推开。复仇对他来说仍然只是一个概念，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似乎没必要再进去好好看看仇人的样子了。冰锋回到护士站，重新翻看那份病历，虽然住院还不到一天，却已是厚厚一沓，夹着不少心电图、化验单之类。他仔细看了一遍，病理性Q波、ST段抬高、T波倒置，CPK、GOT、LDH增高……果然病情危殆。
叶生，即日
冰锋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想起刚才进病房没有留意床尾卡，好像有必要再去核实一下。他走过病房的走廊，觉出自己的步调与刚才不大一样，不知道迎面而来的护士是否也看出来了。
冰锋走近窗户，楼前种着一排杨树，枝叶繁茂，阳光下却显得不大打得起精神；有两只麻雀落在枝头，商量什么似的叽叽喳喳叫了几声，又各自飞走了。从这里可见医院大门口的一角，不少人进进出出。往西南方向望去，灰色的屋顶大大小小，接连不断，有起脊的，也有平顶。不知有多少房屋和树木挡着，当然看不见遥远的阜外医院。其实他并不知道那所医院是什么样子。从来没去过，那里也没有一个熟人。他想，自己甚至连进入病房的机会都没有。
冰锋想起可以去翻翻病历，了解一下情况，他跟杨大夫也算认识，不妨以医生的身份询问几句。这样即使只是为了安慰家属，也有话可说。或许在不给主管医生添乱的前提下，还可以适当透露一点什么。冰锋曾在人民医院三层的内科病房实习过几个月，在他转到口腔医院继续实习以后，有一天听说人民医院着了大火，整整那一层楼都被烧掉了。他来到护士站，在一格一格放病历的小柜子里找出六床的病历，翻开铁夹子，先看诊断，是“心前壁大面积梗塞”，眼光往上移动到“患者姓名”，一下子怔住了。写的是“祝国英”三个字。顺便也看到了“年龄”，是“67”。冰锋不太敢相信，再看看墙上的住院病人一览表，的确是这个名字。他知道自己遇见谁了。
冰锋并未向护士询问病人转院的详情，就怅然地离开了。走出住院部的大楼，又看了一眼手里的纸条，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边缘不太整齐。叶生的字居然写得挺漂亮。这些天自己到病房来，除了必要的寒暄之外，跟她很少交谈，其实根本没有怎么留意到她。当他得知这是仇人的女儿，当下也丝毫不曾有惋惜之感。现在祝部长转院走了，他又想起叶生来，发觉自己对她所知甚少。祝部长竟然是叶生的父亲。如果编故事的话，编成这样可真有点shit了。通过认识仇人的女儿来接近仇人，这是多么拙劣的情节啊。不过谁知道呢，人世间千根万根线，这一根也许就阴差阳错地搭上了另一根。假如有上帝的话，未必一定按照常理安排，也许让你走最远的那条道，也许让你走最近的那条道。现在他只希望能够尽快联系上她，因为所有的只是这点联系了。
叶生凑到他身边小声说，你来了。我爸爸是昨天晚上住院的，他去参加一个活动，突然发病了，就近送来这里。这几天他一直说累，胸口不太舒服，我们也没多留意。听主管的杨大夫说，很严重，很危险，但再多问就不说了。冰锋看了叶生一眼，她面容憔悴，简直一点光彩都没有了，甚至到了让他吃惊的程度，头发凌乱地散披在两肩和后背。他应了一声，退了出来。
冰锋冷静地想了想，唯一的机会是在诗歌小组聚会上遇见叶生。星期天他去了Apple家，却始终不见叶生的影子。冰锋想起那天得知祝部长转院时护士说的话，其实自己对此也有所了解，没准转院过程中，祝部长本已好转的病情又恶化了，没准他已经死掉了。冰锋记得《史记》里说，当初楚国使臣打着让伍奢活命的幌子来召他的两个儿子，伍尚明知是死路一条，依然坚持回去了。他是担心不回去的话，有可能给了楚平王杀害父亲的借口，但最终又未能为父亲复仇，也就是说，既丧失了名，又没得到实。在获知楚平王死讯的那一刻，这一担心不幸在伍子胥身上成为了现实。
六床的房间是个套间。外间没有人，角落里放着一个花篮，还有几个装满香蕉、苹果和橘子的塑料网兜。走进里间，稍显昏暗，拉紧的窗帘挡住了阳光。病人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头上放了个冰袋，脸上扣着面罩，一根塑料管连着床边的氧气瓶，旁边有一台心电图仪，一些导联线延伸进他盖的被子下面。床的另一头是个输液架，一位护士正举着针管往输液器的小壶里注射。几位家属与病床隔开一段距离站着，都不出声，叶生也在其间，屈身抚摸着病人伸在被子外面的手，那只手一动不动，颜色枯黄，有块老年斑。冰锋不是这科的，什么事也不能做，只能与家属们站在一起。
下个星期天，冰锋又去参加聚会，叶生还是没来。他趁讨论的空当，装作随便问道，咱们小组不是还有一位吗，怎么老没见了？Apple说，你说叶生啊，她爸爸前些时候病危，现在情况也挺严重的，这孩子暂时不来了，我还以为你知道呢。杨明则根本没有搭茬儿。大概叶生对于这个小组来说，本来就无关紧要吧。冰锋把话题岔开了，心里却非常失望，觉得再也找不到这家人了。这么好的，或许是最后的机会，居然被他错过了。
冰锋看完最后一个病人，洗干净手，没有脱白大褂，直接去了九病房。病房大门关着，按了下铃，门上玻璃里露出看门人的半个脸，门打开了。这是高干病房，楼道安静且干净，甚至连气味都与普通病房大不相同。没有那些加床，除了偶尔走过的护士，也不见一个闲人。
冰锋对于诗歌小组已经丧失了兴趣，这两次来都未曾发言。离开Apple家时，回望一眼那所被几棵紫薇树遮挡住一部分的房子，满树火红的小叶子；栾树上结的累累果实也干枯成铁锈色的了，望去有如遭受过一场火灾。第二天冰锋打电话给Apple，找了个借口退出小组。她虽极力挽留，他也不为所动。
星期六下午，冰锋快下班了，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个女人打来的：请问是陆大夫吗？声音很熟悉，一下又听不出来是谁。她说，我是叶生，我爸爸病了，就住在你们医院。明天诗歌小组聚会我不能参加了，麻烦你去时替我说一声。冰锋说，你爸爸的病不要紧吧？叶生说，很严重。冰锋说，那我去看看他吧。叶生说，太感谢了。她的语气软弱无力，好像一个溺水者极力要抓住什么东西逃生。冰锋本来是客气，反倒不好不去了，就问是哪个病房。叶生说，九病房，六床，谢谢啊。匆匆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