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讲，祝部长究竟是费无忌还是楚平王，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伍子胥来说，选择楚平王作为复仇的对象，实际上是将其视为施害一方的代表，视为一个象征；当这个代表、这个象征不存在了，他就要找一个替代物进行复仇，无论是楚平王的尸体，他的儿子昭王，他们的亲属，还是整个楚国。也就是说，复仇就是一切，而这必须有明确的对象；假若没有对象，复仇将不成立。至于究竟选择谁作为对象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他确实是负有责任的——尽管这样的人往往声称“我只负我应负的那一份责任”。何况一切确实可以归罪于楚平王，即使他是听了费无忌的谗言。假如伍子胥仔细拆分楚平王有多少责任，费无忌又有多少责任，然后决定对前者施以多少报复，对后者又施以多少报复，他的仇就报不了了。
这封信就写到这里为止。冰锋出了公墓，向地铁站走去。他心里很清楚，贺叔叔最终是向他确认，祝部长对于父亲的遭遇及死亡负有责任。那么信中所说，也就接近于鼓励他对此有所反应；如果他要复仇的话，贺叔叔无疑是默许的。而且即使祝部长只是费无忌，向他复仇也没有错。冰锋记得《吕氏春秋》里讲过，做事情不考虑其中的道义，只知道陷害别人却不知道别人也会危害自己，以致宗族被诛灭，说的就是费无忌吧！他想，祝部长正是犯了不讲道义、陷害他人的罪，所以必然遭致危害自己，甚至牵连家人的报应。然而那天晚上贺叔叔的话，却似乎含有否定冰锋只将祝部长视为造成父亲悲剧的主要角色的意思。若是由此引申开来，那么无论是谁都无须对此负责，冰锋根本就没有必要复仇了。显然贺叔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订正了自己的意见。
冰锋上了地铁，列车穿行在隧道中，他的心里充满了对贺叔叔的感激之情，同时又深感惋惜，仿佛对方在黑暗中向他伸过手来，他却没有握住，那只手在继之而至的光亮中融化了，消失了。地铁停靠在一处站台。冰锋想，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来说，贺叔叔都属于父亲的世界；他死了，那个已经所剩无几的世界就又坍塌了一大块。一站又一站过去，冰锋的丧失感和紧张感越来越强烈。他临时改变了主意，在木樨地站下车，换乘上114路电车。他要赶紧去看看母亲，把贺叔叔去世的消息告诉她。
先从大处谈起。我近来想，一个不能认真向后看的民族也就不会真正向前看。
冰锋走进母亲住的院子，路过她的窗口，曾经开得灿烂的迎春只剩下些长满绿叶的枝条，平凡极了，仿佛退隐到世界的角落里了。倒是地上一大片玉簪都开了，一丛丛细长的洁白花朵，纷纷从油绿的叶子间伸出，散发着强烈的芳香。是小妹开的门。她梳着两条小辫，脸和身子都很瘦，皮肤暗黄。见到他就说，铁锋出差去了，米票和面票都快过期了，还没来得及买。家里依然到处都贴着纸条，但有的已经脱落了。
我们大概很难再见面了，那么就将最近的想法写下一点吧。我还是希望好好劝劝你，但我也明白，劝你的前提是要确认事实，不然劝你什么呢？如果根本没有这件事，劝你岂不成了白费话了？只有事实确凿，才有劝你的必要。这也是我越来越觉得把事实搞清楚才是第一要义，而对所谓“宜粗不宜细”之说不免稍有疑虑。无论粗细都应不违事实，粗也不能粗到抹杀事实吧。可是我如果确认你的指控都是事实，劝解又将变得软弱无力，你也未必听得进去。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趁我还活着，试着劝劝你吧。
冰锋去到百万庄粮店，把粮本、米票、面票和钱递进窗口，各买了十五斤。他来到柜台前，里面的营业员用一个上大下小的木斗从大木箱里㧟了米，放到磅秤上称重。他将带来的口袋兜住与柜台相连的漏斗，营业员从那里将米倒进口袋，敲了敲漏斗。然后又去称面粉。冰锋从墙上取了两根小麻绳，分别系好袋口，提回家来。
下面一段换用了纯蓝墨水，字迹有些凌乱，甚至不大成形了，似乎写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之后：
他把装米面的口袋放进厨房，来到过道。母亲从自己的房间出来，手心里有一个橡胶的健身环，正一下接一下地将它握扁；小妹说，我给妈买的，据说可以健脑增智。母亲说，米和面都该买了。冰锋说，买过了。没过多久，她又说起买米面的事。冰锋又说，买过了。等到她再次说起，冰锋就把她领到厨房，指了指那两个装粮食的口袋。他们出来，她又说，米和面都该买了。小妹做好午饭。到他们吃完为止，母亲将同样的话一共说了七遍。冰锋明白，即使家人不愿意承认，事实也摆在那里：她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而且很严重了。冰锋想，明天必须请个假，陪母亲去医院检查；但即使做出了明确诊断，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上次见面，好像我说的话多，而你的话少，回想起来，总觉得有些抱歉。但你的意思我是完全明白的。我自己说过的话，有的忘了，有的还记得。平心而论，你想的、说的不一定对；同样平心而论，我想的、说的也不一定对。但这是同一个平心而论吗？究竟应该站在什么立场，抱着怎样的态度，去反思历史并展望未来呢？希望能有机会和你再见一面。不过最近身体不太好，需要过段时间再约。我确实想好好劝解你一番，假如心中有痞块，希望能彻底消解掉，这样才能“向前看”。
窗户开着，屋里闻得着玉簪清新的香味。冰锋说，上午我从八宝山回来，贺叔叔去世了。母亲啊了一声，一副沉痛的样子。过了会儿，她忽然问，谁去世了？冰锋说，贺德全，贺叔叔。母亲看着他，眼睛里闪过一丝打算跟他偷偷商量一下的神色，继而又变为迷惑不解了。她又啊了一声，冰锋听出来只是为了将这个话题结束掉。显然她已经不记得这个人了。
冰锋侄：
冰锋紧张地问，您还记得祝部长吗？这回母亲以一种像婴孩看世界一样新奇的眼光看着他。她也不记得了。小妹正在收拾桌上的碗筷，回过头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父亲的事，母亲只告诉给冰锋了，现在他也不想让小妹知道。等她出去了，冰锋关上房门，扶着母亲在桌边坐下。他的动作略显粗暴，母亲轻声抱怨说，你干吗呀？冰锋自己则像上次他们交谈时那样坐在她的旁边。一切都与那一次一样，只是中午时分，屋里稍稍亮堂一些。
告别仪式结束后，冰锋随着前面的人，从左臂上取下黑纱，还给工作人员。忽然听见背后有人轻声叫他的名字。是贺婶婶。她把一个空白信封悄悄塞到冰锋手里，态度安详地说，这是你贺叔叔写给你的。然后就和儿女们一起离开了。参加追悼会的人陆续上了部里的一辆大客车。等车开走了，冰锋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信纸，一笔蓝黑墨水的钢笔字：
冰锋问，祝部长，您还记得吗？母亲像是小学生交不出作业，有点害羞，又有点搪塞地笑了笑。冰锋拿过一张纸来，先写“祝部长”，又写“祝国英”，推到她的面前。母亲伏下身子，很认真地看着，然后抬起头，开怀地笑起来，仿佛听老师宣布作业不用交了。冰锋说，这是什么字，您不认识啦？母亲似乎感到无法搪塞过去，重新开始费力地看那张纸，终于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祝，部，长。这个还是祝。这个是……国。这是英。这不认出来了么？是你写得不清楚。
轮到冰锋了，站在面前的贺婶婶，是那么孤单、落寞，似乎也像自己一样，还只感到丧失，尚未来得及为丧失的内容所悲痛。她衰老多了，仿佛突然被什么力量粗暴地推到了人世间的边缘。冰锋又忍不住哭了。贺婶婶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感谢你能来。
冰锋稍稍松了一口气。母亲看着他，好奇地问，这是谁呀？冰锋急切地说，你跟我讲过的，我爸爸一辈子都被他毁了，就是那个人啊。母亲像是被他一再追问弄累了，也烦了，于是很坚决也很无情地摇头说，我不认识。她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握扁那个健身环。冰锋颓丧地想，已经来不及了。
一位五十多岁的领导开始致悼词：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贺德全同志……其中提到“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令冰锋记起那天晚上，自己曾经莫名地有种不祥的预感。主持人宣布向遗体三鞠躬。在哀乐声中，人们依次绕四分之三圈向遗体告别，然后与站在左侧的遗属握手，以示慰问。队列中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身材魁梧，梳着背头，也许是天热的缘故，满脸油汗，穿着白色的短袖圆领衫，驼色西裤，脚上是双不大多见的乳白色三接头皮鞋。他双手握住贺婶婶的手，略欠了欠身子说，节哀顺变，我爸爸问候您。贺婶婶说，谢谢祝部长，请他多保重。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响声，把母子二人都惊动了。冰锋拉开门一看，小妹在厕所用新买的双缸洗衣机洗衣服，正在甩干；甩干筒的动静很大，要用双手按住洗衣机，才能让它安稳下来。冰锋突然有种很强烈的让母亲能尽快稍稍享受一下生活的愿望，就问小妹，冰箱怎么还没买啊？钱交给你了，冰箱票也有了，这都一两个月了。小妹说，在百货大楼登过记了，万宝牌的，到现在还没收到提货通知，不成就头天夜里去排队，也许得提前两天去排队呢。
仪式开始，主持人宣布参加的领导和主要来宾时，并没有提到祝国英，他的名字在送花圈、花篮、挽联、唁电的单位和个人之列。冰锋明白，这次又见不到了；但没等他切实感到失望，主持人已经宣布请全体肃立，向贺德全同志的遗体行默哀礼了。遗体躺在鲜花丛中，瘦得脱形了，虽然经过化妆，脸色还是又黑又暗。再看看正面墙上悬挂的遗像，形象与神态都与上次见到的一模一样。就在几个月前，这个人还亲切地对他说了那么多话。冰锋哭了起来。
冰锋心情沉重地离开了。父亲的事，如今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了。连母亲都无法再在一起谈论了。冰锋明白她上次对他说的那些话有多关键，又有多宝贵了。母亲就像一个身负重伤的信使，传递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情报，及时地完成了她的使命；在迟迟告诉他一切之后，自己已经不明白这一切了。
有人喊，参加老贺追悼会的，可以在签到簿上签名啦。冰锋还是写了母亲的名字。趁机翻了一下前面，第一页第一名果然是“祝国英”，一看就没练过字，“国”写的还是简体。前一拨吊唁活动结束了，工作人员撤掉门额上原来挂的横幅，换成“贺德全同志追悼会”。等候的人停止聊天，表情肃穆地排成两列。工作人员发给每人一条黑纱；门口的木箱里放着白色的纸花，自取一朵，佩在胸前。
冰锋回到自己家里，坐在书桌前。他有个想法，上午在地铁里中断了。《史记》本传讲到，伍尚被捉后，使者又要抓捕伍子胥，他拉开弓，搭上箭对准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他便逃走了。伍子胥一上来就展现出这样一个战士的形象，就有要掀起一场战争的架势。从这时起，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复仇对象，以后从来没有怀疑过。
下个星期天上午，冰锋乘地铁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到早了，预订的告别室还在由前一拨人使用。在院子里一丛开满粉色花朵的木槿旁边，站着一群人，看样子正等着参加贺叔叔的吊唁活动。有已经退休的老者，也有年轻人，彼此都认识。两个姑娘穿了同一款的印有中日友好青年联欢会标的针织毛巾衫，一会儿聊到几天后就过中秋节了，新上市一种泰古月饼，是仿照泰国月饼研制的，味道有甜有咸；一会儿又聊到这回国庆节，凭副食品供应证回民每人供应四斤牛肉，汉民每人供应一斤牛肉，羊肉则每人限购三斤。冰锋站在一旁，想起贺叔叔大概在什么地方冷冻着呢，真是天人永隔，不由得悲从中来。
现在自己的问题也一样。假如放过祝部长这个仇人，上哪儿去找另外的仇人呢？选择祝部长作为复仇对象，并不意味着认定他要对父亲的遭遇及死亡负全部责任，而别的什么人就没有责任。毫无疑问，祝国英确实有他那一份责任，这份责任他必须得负。如果每一个该负责任的人都可以推卸的话，那么就根本没有责任可言了。进一步说，每个该负责任的人都不能逃避替其他责任人负责任。就像楚平王应该替费无忌负责任，费无忌也应该替楚平王负责任一样。假如伍子胥选择费无忌而不是楚平王作为复仇对象的话，也没有错。但他既然选择了楚平王，他就不再犹豫，而是将复仇进行到底，即使楚平王死了，也要继续下去。
第二天冰锋上班，给病人打完麻药，正准备将拔牙钳伸进他嘴里，一个念头清晰地跳了出来：没准会在追悼会上遇到祝部长吧？按理说他应该到场。冰锋不仅内心，连带周身都躁动起来，忽然忘了要拔的是病人左边还是右边的牙了。这对于一个受过专业教育，正在实施治疗的口腔科医生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幸好他还没动手，赶紧将器械收回，待冷静下来，重新核对病历，才将那颗已成残根的患牙拔掉了。病人始终未曾察觉。写完病历，冰锋想，迄今为止竟然还没见过仇人一面，无论如何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回到家里，他在回执是否参加一栏注明“是”，花圈挽联的下款则写“钱文秀率子女敬挽”，然后寄了出去。这是母亲的名字。
而母亲那次其实是告诉他，这是一个具体问题。需要他做的，就是解决这个具体问题。如果脱离任何具体问题，那么一切都不成其为问题了。所以虽然是个具体问题，一旦得到解决，对于整体就具有代表意义或象征意义。给他这点启示，是母亲作为受害者的遗孀，作为与父亲一起承受种种苦难的人的使命所在。但是他又能做什么呢？
几个月前那番长谈之后，冰锋有过再去贺家拜访的念头，把没有搞清楚的事情彻底搞清楚，但也明白其实很难实现这一目的。冰锋时常琢磨，贺叔叔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似乎他长期赖以支撑的立场已经坍塌，然而并未找到与之不同的新的立场，而是在对原本立场坍塌过程的冷眼旁观中，获得了一个虽然是暂时的，但已足以使他安稳而且不无愉悦地度过余生的容足之地。他以幸存者足够丰富的经验、教训、感受和启示，成为一位智者。他对消磨了自己一生的过去看透了，对已经与自己无关的未来看淡了，而二者互为因果关系。消极之于他变成了可以久久玩味的东西，甚至变成了一种积极。冰锋觉得，这个人与自己忽而离得很近，忽而又很遥远。但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一个庸庸碌碌、抱残守缺的人。
院子里那棵大杨树的叶子在风中哗哗作响，听着像正在下雨。冰锋从书柜里取出精装的《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最近他在重读收入其中的《哈姆莱特》。哈姆莱特未免想得太多，也说得太多了。如果不是国王安排雷欧提斯与他比赛，如果不是自己中了毒剑，只怕他还不会杀死国王，替被害的父亲报仇。哈姆莱特更像是一位哲学家；相比之下，伍子胥只是个行动者，从不高谈阔论，自始至终紧紧抱持的信念看似简单，然而结实有力。哈姆莱特最大的对手是他自己，伍子胥则只需战胜际遇和命运就行了，尽管伍子胥复仇的难度要比哈姆莱特大得多。这样两个人物形象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对照。
一整天都在下雨，直到下班才放晴。冰锋走在胡同里，看见西边天上红得像火焰在燃烧，东边天上有两道彩虹，一道横贯天际，一道只现半截。上次他从贺叔叔那儿感受到的是几乎难以抵御的虚无感，现在这个人自己彻底变成了虚无。离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还有好几天，冰锋拿不定主意是否参加。
不过他想，也许正因为如此，哈姆莱特的故事可以写成一部好作品，伍子胥的故事却不大容易。总不能在诗剧中塑造这样一个形象：不断从舞台的一端奔跑向另一端，所说的话除了表明决心，就是偶尔对自己的际遇和命运发出感慨。冰锋明确了他的复仇方向，却丧失了写作的灵感。他虽然继续参加诗歌小组的聚会，但尽量避而不谈自己曾经打算写的那部作品了。然而这样一来，他更加感到焦虑、无奈与时光延宕，甚至害怕自己终有一日变得迟钝麻木，就像根本不曾知道这一切一样。
冰锋看完一个病人，科里的女护士小孙过来说，陆大夫，你的信。冰锋从未在医院收到信，接过来一看，是一封唁函。白色的信封上用毛笔写着“陆冰锋同志启”，右下角印着一行黑字“贺德全同志治丧小组”。里面是一封有关追悼会时间和地点的通知，还有一份回执。冰锋首先感到的不是悲痛，而是惶恐——一种特别强烈的丧失感，好像什么东西掉落到没有底的地方，心里一下子变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