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菲诺终于发现骡蹄里面的东西：一根刺，也许是个小石子。他那粗大的手取出里面的东西，扔到一旁，然后放开母骡。
“你担心他们把你也杀掉吗？”加利雷奥·加尔笑着哼了一声，“难道你也是当兵的？”
“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轻声回答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卡努杜斯离这里很远。”
“卡努杜斯那边正在闹事，”他低声说，“占据了男爵庄园的那些人在乌亚乌亚袭击了国民警备队的士兵，据说还杀死了几个。”
“我给你的钱一定公平合理，”加利雷奥·加尔深深地呼了一口气，他浑身燥热，摘掉草帽，晃晃金黄的鬈发，“咱们一星期之内，或者最多十天之内就出发。不过，要绝对保密。”
加尔摇摇头。向导也不再追问，他用手摸摸母骡的后腿，然后搬起一只蹄子，弯腰细看起来。
向导鲁菲诺不动声色地望望他，什么也没有问。
“是卡纳布拉沃男爵派您去的？”鲁菲诺一边拍拍骡子的长颈让它安静下来，一边问加尔。
“因为乌亚乌亚出了事，所以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咱们要去卡努杜斯。”加利雷奥·加尔又加上一句，一面舔舔嘴唇。
两人离得很近，互相注视着。这僵持不下的局面似乎也传染了母骡，它忽然摇头摆尾地向后退去。
鲁菲诺指指山冈上那间孤零零沐浴在阳光下的茅草屋，说道：“请到我家去吧。咱们谈谈这笔生意。”
“道路还是那一条嘛。”加利雷奥·加尔反驳说。
加利雷奥牵上骡子，两人向前走去。他俩几乎一般高，不过那外国人显得更胖些，走起路来步伐沉重有力；那位向导则好像轻轻擦过地面。时值正午，天上飘浮着几朵白云。两人渐渐远去，向导的声音也消失在空气中：“谁跟您谈起我的？恕我冒昧，您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您有什么东西丢在卡努杜斯吗？……”
“我还是放牧场的时候去过卡努杜斯，”他极其谨慎地说道，“自从卡纳布拉沃男爵放弃了那地方，我再也没有去过。”
一个晴朗的早晨，在通往吉金盖路旁的小山顶上出现了一个拖拉着木制十字架的女人。她只有二十岁，可是由于经历过千辛万苦，显得老气横秋。这个女人步履蹒跚，长着一副宽脸盘，肤色灰暗，毫无体态可言。
鲁菲诺变得十分严肃，两只眼睛用不信任的目光毫不遮掩地审视着加尔。
她名叫玛丽亚·瓜德拉多，从萨尔瓦多城步行去圣多山。她拖着十字架已经走了三个月零一天。玛丽亚·瓜德拉多穿过多石的峡谷、长满仙人掌的卡汀珈丛林、旋风怒吼的荒沙、一条泥巴小街、三株棕榈组成的村落和水牛为躲避蚊虫而横卧的泥沼。她常常露宿野外，只有很少几次，某个达巴雷乌人或某个牧羊人把她当作圣徒而为其提供住所。她充饥的食物有时是善心人送来的一块肉，有时是辘辘饥肠迫使她从路旁采集的野果。离开巴伊亚州府时，她发誓要走到毕加拉萨山的基督显圣处，因为那里为纪念基督复活日在山坡上挖有两公里长的白色矽土小路，路旁点缀着一个个小教堂，从那里可直达圣多山的圣十字教堂。她曾经许愿，为了赎罪一定要步行到那里。玛丽亚·瓜德拉多身穿两条裙子，头上用头绳扎了几条辫子，上身是一件蓝色罩衫，脚下是一双麻鞋。可是她在途中把衣服给了乞丐，走到巴尔梅拉时，两个印第安人又偷走了她的鞋子。在她已望见圣多山的那个早晨，她打着赤脚，身上只剩下裸露着双臂的麻袋片。她的头发由于剪得参差不齐，使人想起萨尔瓦多城医院里的疯子。那是在第四次被强奸之后，她自己乱剪的结果。
“我要去卡努杜斯，”停顿一下，他眨眨眼皮，似乎要掩饰那激动的神情，又补充道，“我知道你去过好多次。”
她踏上旅途之后被强奸了四次，分别是被一个警官、一个牧马人、一个猎手和一个请她在山洞里过夜的羊倌。前三次，在那些人奸污她的时候，她对这些畜生只感到厌恶。她一边忍受着，一边乞求上帝可别让她怀孕。但是，第四次，那个羊倌把她按倒之后还趴在她耳边说了一些柔情的话，她便突然可怜起那个小伙子来。为了惩罚自己的这种同情心，她剪了头发，变成一个怪模怪样的人，好像吉普赛人马戏班里的魔鬼。
加利雷奥·加尔把草帽向后推一推，脑袋向周围的荒山一摆。
玛丽亚·瓜德拉多走到圣多山的山坡时终于看到了这番艰辛的奖赏——直通天堂的圣路。灰白色的台阶顺着山势经过两旁小教堂的锥形屋顶，蜿蜒曲折，愈升愈高，直达基督遇难处。每到圣诞周，巴伊亚州的四乡百姓便云集在这里。圣多山脚下有一座广场，四周是矮房子，广场的一边有两棵罗望子树，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活动——看到这里，她猛然跪倒，亲吻着土地。这就是她朝思暮想的地方，它的四周是一片水草繁茂、牛羊成群的平原。圣多山的名字鼓舞着她踏上行程，帮助她忍饥挨饿受冻，忍受了凌辱。这女人亲吻着自己亲手制作的十字架，心中不住地感谢上帝让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她再一次扛起十字架，像一头追捕猎物或返回巢穴的动物，奋力向圣多山顶攀登。
“您不是铁路上的吗？”他一字一顿地问道，因为他发现这个外乡人不大明白他的话。
她进村的时候，村里的人刚刚醒来。随着她挨门挨户地走过，好奇的人群也越聚越多。一张张欢愉的面孔、一副副怜悯的神情，人们争先恐后地跑到她前面去看她那张脸——肮脏、丑陋、愁苦但坚定。等她穿过焚烧垃圾、猪拱狗刨、位于峡谷地段的圣多帕索大街时，便来到圣路的开端。这时候，跟随在她身旁的人已经成为一支宗教游行大军了。她开始用两个膝盖登山。她身后的脚夫忘记了赶牲口，鞋匠丢下了活计，面包师离开了作坊，除去一大群孩子，还有中断了晨祷的女信徒。在她开始登山的时候，当地的居民把她当成一个怪物，大家望着她双膝着地，背负着与她体重几乎相等的十字架，决不要别人的帮助，艰难地向上爬行；大家还看到，她每到一处小教堂（路上共有二十四处）就停下来祷告，并且两眼闪出爱的光芒，亲吻着岩石上每个神龛里的神像；人们还看到，她一口水不喝，一口东西不吃，长时间地忍耐着。当夜幕降临时，人们对她万分尊敬，真正视她为女圣徒了。玛丽亚·瓜德拉多终于登上了山顶——这是另外一个世界，终年寒冷，青石缝里长着兰科植物。她刚刚来得及使出最后一点力气感谢上帝赐福，就昏倒了。
他看加利雷奥·加尔没有吭声，便又瞅了加尔一眼。
圣多山的众多居民以热情好客而闻名，这股热情并不因香客云集而有所下降。他们纷纷表示愿为玛丽亚·瓜德拉多提供住房，但是她决定在圣路半山腰的一处岩洞里栖身。在她之前，这个洞只有鸟类和老鼠穴居。岩洞很小，洞顶很低，任何人都不能直立；由于渗水，洞壁潮湿，长满了青苔；洞底是砂岩，睡上去很容易打喷嚏。村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住不了多久，那女人的健康就会被毁掉。但是既然顽强的意志能够使玛丽亚·瓜德拉多肩负十字架步行三个月，就能使她后来在圣多山的整个岁月里都生活在那个不宜居住的洞穴里。
“赫戈维纳站的站长知道我的条件。我这个人说话干脆，盖伊马达斯镇上谁都知道。这种活儿可难办。”
玛丽亚·瓜德拉多的洞穴成了香客们崇拜的地方，它同耶稣遇难处一道成为香客们最为注目的场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她把洞穴逐渐装饰起来。她用植物油、矿砂和胭脂虫（裁缝们经常用来染衣服）配制成颜料。她在象征着苍穹的蓝色背景上画出了基督受难的各个局部：钉穿手掌和脚面的钉子、基督被钉死在其上的十字架、戴在头上的荆棘冠冕、受难时穿的长袍、百夫长用来刺耶稣的长矛、钉耶稣的锤子、抽打耶稣的鞭子、给耶稣喝的苦酒、士兵在耶稣脚下拈阄用的骰子、犹大因出卖耶稣而得到的钱袋。她还画了指引东方三博士和牧羊人去伯利恒的星星以及一颗被剑刺穿的圣心。此外，她还做了一座祭坛和一只食橱，供信徒们在里面点蜡，放置供物。她自己在祭坛下铺了一个草垫用来睡觉。
母骡用后蹄刨着地面。鲁菲诺拢住骡头，掰开它的嘴，用行家的目光仔细看看牙口，似乎沉思了片刻，然后高声道：
她的虔诚与善良使她深受圣多山居民的爱戴，他们待她就像她生来就是本地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孩子们开始称她为干妈，小狗们也让她自由出入家门和庭院，不再冲她狂吠。她决心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和为他人服务的事业中去。她在病人的床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面给病人冷敷，一面为病人祈祷。她帮助接生婆照顾产妇，帮助需要外出的主妇照顾儿童。她愿意做任何脏活累活，比如帮助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大小便。已到婚龄的姑娘请她参谋婚事，小伙子们则求她到不肯允婚的父母面前去说情。她能使吵架的夫妻重归于好。有些女人由于懒惰或与他人通奸，丈夫要殴打或杀害她们时，便跑到玛丽亚的山洞要求庇护，因为她们知道有了她做保护人，圣多山就没有一个男人敢来伤害她们。她吃饭靠施舍，因为吃得极少，信徒们给她送到洞里的食物总是剩余许多，她便于每日下午将食物分给穷人。她把人家送给她的衣服转赠给穷人，无论在旱季还是雨季，除去她来时穿的露臂套头麻袋片，谁也没看见她穿过别的衣裳。
“我去你家找你，”他终于开口道，“你女人要我到这里来。”
玛丽亚同前来圣多山圣心教会举行祭祀礼的马沙卡拉教区的传教士之间似乎并不融洽。这些传教士总是在提醒人们注意那种理解错误的信仰，它在教会控制以外的地方流行，比如贝尔南布戈伏洛莱斯区的魔石教就是如此。那个异教徒若安·费雷依拉及其追随者竟然用十几个人的鲜血（其中也包括传教士的）喷洒在所谓的魔石上，他们认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请出堂塞巴斯蒂安，因为这位国王能够使人死而复活，并且能够带领人们进天堂。在马沙卡拉的传教士眼里，玛丽亚·瓜德拉多的情形正处于离经叛道的边缘。而她这一方，虽然在传教士经过时也跪倒在地，亲吻教士的手，请求他们祝福，实际上却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谁也没见过她与那些装腔作势、留着长胡须、有时说话难懂的传教士有什么亲热的直接往来，而她同当地居民倒是有这种关系。
加利雷奥·加尔点点头。鲁菲诺站起身，向他这边走了两步。现在应该说话了，可那外国人反而显得犹豫不决了。
传教士们在布道时还提醒信徒们，要防备披着羊皮的狼混入羊圈咬伤羊群。也就是说，圣多山就像蜂蜜吸引苍蝇那样吸引着那些伪先知。这些人如同施洗约翰那样身穿羔皮或模仿圣衣样式的长袍出现在圣多山的村头；他们还登上耶稣受难处，在那里用火热难懂的语言给众人布道。这帮人成了村民们消遣解闷的工具，他们同吉普赛人马戏班中的巨人、长胡须的女人和没骨头的男人别无二致。可是玛丽亚·瓜德拉多始终不接近这类古怪的讲道人。
“有一回，这么大一只美洲豹冲我扑出来，”他指着陷阱说道，“它在洞里关了很长时间，刚蹿出来时还看不清外面。”
因此，当村民们看到玛丽亚·瓜德拉多居然走到公墓去，感到十分惊奇。那里已经有一群爱看热闹的村民，在一个穿蓝袍、留长发的黑白混血儿的召唤下正围拢过来。那穿蓝袍的同他那一伙人是当天进村的，他们中间有个半人半兽的家伙跑来跑去，责备村民们没有在死者安息的地方筑起一道围墙。死亡可以使人见到上帝的容颜，难道还不应该受到尊重吗？玛丽亚·瓜德拉多悄悄地来到正在搬运石块砌一道环绕墓地的围墙的人身旁，也动手干起来。她同那些人并肩劳动，一直干到太阳落山。随后，她留在玛特里兹广场，坐在罗望子树下与众人围成一圈，听那黑白混血儿讲话。虽然他也谈到上帝，也谈到为拯救灵魂而摧毁自我意志——这个自我意志是诱使个人梦想压倒他人的毒物——的重要性，也谈到必须用第三者的意志即建设者和劳动者——那些勤奋的人的意志，来代替自我……但是他所使用的语言明白易懂。他的讲道虽然虔诚深刻，却好像一家人晚饭后坐在街上纳凉时的亲切交谈。玛丽亚·瓜德拉多缩成一团，静听着“劝世者”讲话。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什么也没有问。后来，夜深了，许多村民请“劝世者”去家里过夜，她也胆怯地请他去她的山洞。众人不免回头望着她，可那瘦削的人毫不迟疑地跟她向山上去了。
那人慢慢地扭过头，似乎几分钟前就已发现加尔的存在。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嘴上，请加尔不要出声，在发出“嘘”声的同时，他瞥了加尔一眼。一瞬间，他的黑眼珠里闪过一道惊讶的目光，这也许是因为来者说的葡萄牙语腔调，也许是因为来者那身丧服。鲁菲诺——人很年轻，身体瘦弱，动作灵活，四方脸盘，胡须很少，皮肤黝黑——从腰间抽出砍刀，又重新俯身到用树叶伪装好的陷阱上。他牵动网绳：一团黑色的羽毛伴随着呱呱的叫声跳出洞口。原来是一只小秃鹫，它因为一只爪子被网套住，所以不能站立。向导的脸上闪过一丝失望的神情。他用砍刀的尖端挑开秃鹫的羁绊，望着它慌乱地扇动着双翅飞向遥远的蓝天。
“劝世者”在圣多山停留期间一边讲道，一边劳动——打扫，整修山上的教堂，在圣路两侧砌墙，晚上便在玛丽亚·瓜德拉多的山洞里过夜。后来人们传说，他没有睡觉，她也没有睡觉，他和她就在那五颜六色的祭坛脚下彻夜交谈着灵魂的事；也有人说，他睡在草垫上，而她给他守夜。事实上，玛丽亚·瓜德拉多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身旁：白天在他身旁搬运石块，晚上全神贯注地听他讲道。尽管如此，当“劝世者”即将离开村子的那天早晨，圣多山的人们知道玛丽亚·瓜德拉多也要加入追随者的行列时，仍感到十分惊奇。
“是鲁菲诺吧？”他开口问道，“您是盖伊马达斯镇上的向导鲁菲诺吧？”
巴伊亚州府的上城广场附近有一座古老的石头建筑，上面饰有黑白相间的贝壳。它如同监狱一样，由一道厚厚的围墙保护着。有些读者大概已经猜到了，那是一座愚民政策的堡垒：圣母修道院。它是卡普青派传教士的寺院，该院以奴化精神和狂热传道而闻名。为什么我向你们——主张自由的人——谈这样一个可恨的地方？
太阳烧烤着腹地，阳光照在依达比古鲁河的深绿色水面上和盖伊马达斯镇的屋顶上。这个镇子坐落在依达比古鲁河右岸一片红土悬崖的脚下。稀稀落落的树丛覆盖在一片高低起伏、向西南迤逦而去的乱石滩上——通向里亚乔·达·翁萨镇方向。一个脚踩皮靴、头戴宽边草帽、身穿深色燕尾服的骑手不慌不忙地走着，脚下是他和一头母骡的身影。他的目标是一处铅灰色的灌木林。远处，盖伊马达斯发亮的屋顶已经留在他身后。在他左前方一百米处有一座山冈，上面盖着一间茅草屋。骑手帽檐四周的头发、金黄色的胡须和全身的衣裳都落满了灰尘。他热得汗流浃背，不时地用手去擦前额，不停地舔舔干裂的嘴唇。他走到灌木丛边勒住母骡，那明亮而焦急的双眼东张西望在搜寻着什么。他终于发现在几步开外，一个脚踏凉鞋、头戴皮帽、腰插砍刀、身穿麻布衣裤的人正跪在地上检查一处陷阱。加利雷奥·加尔翻身跳下，手里牵着骡子的缰绳，向那人走去。
我并不是为了弄到关于兵营、修道院、警察局以及任何剥削与迷信的堡垒实施暴力教育的材料才去侦察这种地方的。很多同志认为，这些材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可以用来打破那些使劳动群众习惯于对上述国家机器的种种顾忌，并向他们证明这些机器是可以摧毁的（你们还记得巴塞罗那人的那些集会吗？他们为了让修女通过怀孕而恢复由于隐居而被夺去的妇女地位而主张突袭修道院）。我去那座圣母修道院是为了同一个叫若安·福音·德·蒙特·马西亚诺的传教士谈话，因为命运之神让我读到一份奇怪的法院文件。
众人虽然疲劳，但很幸福，跟随着导师向卡努杜斯进发。比拉诺瓦兄弟——两个在那里开有店铺的商人——全家人以及全村的男女老幼，这时已出来迎接他们。
何塞·包斯蒂诺医生（我曾对你们谈过他写的一本关于脑颅学的书，并且我多次同他合作过）的一名患者是本地区最有权势的人——卡纳布拉沃男爵——的亲信。该人名叫雷利斯·彼达德斯，是位律师。有一次，包斯蒂诺医生给他医治绦虫病时，他说，卡纳布拉沃男爵有一处庄园，两年前被一群疯子强占了，现在那里成了独立王国。这位律师负责向法庭提出起诉，要求替男爵收回庄园，因为男爵拥有产权，当然要不遗余力地捍卫它。被剥削阶级将贵族的财产据为己有，这种事对于革命者来说总是悦耳的，尽管这些穷人是宗教狂。这些情况是那位律师坐在马桶上极力排出那些误食了化学药品的害虫时说出的。但是，引起我注意的是忽然听到律师在讲那些人反对世俗婚姻，主张雷利斯·彼达德斯称之为杂居的形式。但是任何一个有社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那是自由恋爱制度。“既然有这样堕落的证据，当局不得不将他们从那里驱散。”那位蹩脚律师的证据就是那份文件，那是他同教会互相勾结的产物。教会还提供了人力：若安·福音修士当时受巴伊亚大主教的委派而住在庄园里，因为在那之前已有关于异教徒的活动报告送到主教面前。福音修士到卡努杜斯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看过之后，他又气又怕，急匆匆地回去了。
在什么地方停下并建造圣堂？走过峡谷，爬上山坡，翻过山脊，穿过卡汀珈丛林，渡过一条水量很少的瓦沙—巴里斯河——他们就这样晓行夜宿——之后，众人才知道选中的地点。“劝世者”指着远处的一片茅屋和一处破败的大房子——那里曾经是一处庄园，茅屋是雇工们的住所，大房子是庄园主的宅第——对众人说：“我们就在那里住下来。”有些人还记得几年前“劝世者”在夜间谈话时常常预言，在末日来临之前，基督的选民将在得天独厚的高原上找到庇护所，不贞洁的人是不能入内的。凡是可以攀登到那里的人，就有希望永生。莫非已经到达永生之地？
那份文件上就是这样说明的。毫无疑问，对那位传教士来说，那次经历是痛苦的。对于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来说，透过教会在文件中遮人耳目的东西却可以推测出令人兴奋的情况。被阶级社会通过家庭、学校、教会和国家等吃人机器压抑了的自由本能在指引着卡努杜斯的穷人前进。的确，他们很像是造反，在他们反对的许多事情中，包括了反对束缚他们的感情和愿望的制度。卡努杜斯人借反对帝国垮台后巴西颁布的世俗婚姻法学会了自由结合与分离，只要男女双方同意；他们还学会了母腹婴儿的父权问题，因为他们的领路人或曰导师——人称“劝世者”——教导他们说，人只要生下来便都是正当合法的。你们不觉得他这样的话里有某些东西听起来很耳熟吗？这难道不像是将某些革命思想付诸实施了吗？恋爱自由，父权归属自由，取消合法与私生之间的可耻鸿沟，确认人既不继承尊严也不继承羞辱。因此我克制内心的厌恶而去访问那个传教士难道不是有道理的吗？
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跟他上路了。这不仅是由于他那些话，而且由于他那温和的声调，因为平时他说话一向是严肃而冷漠的。有些人要费很大力气才不致落后，因为“劝世者”迈着水鸟般的长腿，沿着模糊难辨的小路大步流星地向前走着。这一次他们走的路不是驴骡小道，也不是强盗出没的小径，而是遍布仙人掌、法维拉和乱石的荒漠。可是“劝世者”坚定不移地按照既定的方向前进。头一夜露宿的时候，谢过上帝做过晚祷之后，他对大家讲话。他谈到战争，谈到那些像鬣狗争抢腐肉一样为夺取战利品而互相残杀的国家。他还忧心忡忡地评论道，巴西现在虽然是共和制，但仍然会像其他异教徒国家一样地行事。众人还听他这样说道，现在魔鬼一定得意扬扬。他还说，建造圣堂的时刻已经来临，因为在世界末日，圣堂就是《创世记》里的诺亚方舟。
卡纳布拉沃男爵的讼棍为我促成了那次访问，他以为我多年来对宗教迷信问题感兴趣（不管怎么说，这倒也是真的）。这次访问是在修道院的餐厅里进行的，那里面挂满了圣徒与先知的画像。餐厅外边有一座凉亭，里面铺着花砖，中央有一方蓄水池，时时有身穿咖啡色会服、系白色腰带的传教士前来打水。若安·福音修士解决了我的全部问题，他一发现我可以用他的母语意大利语交谈便显得十分饶舌。他是意大利南部人，很年轻，身材较矮，肤色发红，胡须浓密；天庭饱满，说明他富于幻想；但是眼窝下陷，后颈平直，说明他心胸狭窄，为人吝啬，敏感多疑。果然，在交谈中，我发现他由于未能完成任务，加上那些“异教徒”给他带来的恐惧，十分仇视卡努杜斯。但尽管如此，扣除他证词中的夸张与愤恨，你们从剩余部分中所了解到的真相也是动人的。
可是，他们错了。这一次，表面上似乎旧戏重演，但实际上完全不同。那些悔罪的信徒们现在更加团结，非但没有杀掉那位圣徒，反而在玛塞特村取得胜利——他们认为这是上帝传来的信息——之后更加尊敬“劝世者”了。发生武装冲突的第二天清晨，“劝世者”把大家叫醒。他本人在死去的甲贡索人的坟墓上祈祷了一整夜。大家看出他十分悲伤。他对众人说，昨夜发生的事一定是一连串更大暴力的序幕。他请大家都回家去，因为如果继续跟随着他，他们就有可能下监牢，或者会像那五位现在正站在天主面前的弟兄们那样死去。没有人挪动一步。他的目光从一百、一百五十、二百个衣衫褴褛的人的脸上扫过。每个人都在听他讲话，个个都沉浸在昨夜的激动情绪之中。除去扫视之外，他似乎还定睛地注视着众人。他温和地对大家说：“感谢慈悲的基督吧，看来基督已经选中你们各位做示范。”
我从他那里听到的情况可以为《反叛的火花》提供许多材料。最根本的一点是这次访问证实了我的以下猜测：在卡努杜斯，那些穷苦而没有任何经验的人凭借本能与想象将我们欧洲革命者知道的为实现人类正义而要做的事付诸行动了。下面的事，请你们自己来判断吧。若安·福音修士在卡努杜斯逗留了一个星期，陪同前往的还有两名教会人士：巴伊亚州的一名传教士和卡努杜斯邻村的一名神父——名叫堂华金的人。这里顺便说一句，福音修士非常憎恶堂华金（他向上报告说，该人酗酒成性，品行不端，纵容通匪）。他们走了十八天艰难的旅程之后，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已发现“反抗与无政府状态的迹象”，因为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带路。当他们走到距离卡努杜斯庄园十五公里的地方，遇到一群手持砍刀、肩扛大口径火铳的巡逻队时，这群人满怀敌意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幸亏堂华金从中说情，才被放行，因为巡逻队中有人认识这位堂华金。走进卡努杜斯镇，他们看到一群群肮脏、瘦弱、苍白、憔悴的人聚集于茅草泥屋旁，一个个武装到牙齿。这是“为了保卫‘劝世者’，因为当局早已企图杀害他”。那名修士惊慌失措的话至今在我耳边回荡，那幅武装群众的画面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一刻也不放下武器，吃饭和祷告时也是如此；他们挎着火铳、卡宾枪、手枪和匕首，腰间系着子弹带，很是得意，好像马上就要投入一场战争。”（我无法使这位修士睁开眼睛，不能告诉他，自从这些人强占了男爵的土地，战争已经开始了）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在那群人里有以知法犯法而闻名的惯犯。他举出其中一人为例，那人叫“若安·撒旦”，以凶残著称。他率领那伙人在卡努杜斯安营扎寨，并且成为“劝世者”的重要信徒之一。福音修士曾经这样训斥过“劝世者”：“既然你们真的想成为基督徒，那为什么卡努杜斯竟然收留罪犯？”回答是：“为了把他们变成好人。如果说他们过去曾因为生活贫困而偷窃或杀人，那么现在他们感到自己属于人类大家庭，因而知道感恩。为了赎罪，他们准备做任何事。假如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会犯下新的罪行。我们十分懂得基督是怎样施行仁爱的。”同志们，这番话同自由法则是一致的。你们都知道，盗匪是自发的起义者，是不自觉的革命者。你们一定记得在巴黎公社那激动人心的日子里，许多从资产阶级监牢中放出来、被视为罪犯的弟兄们同劳动群众肩并肩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成为英勇无畏的榜样。
巴伊亚州警察的第二支分队有六十人，装备比第一支分队更好。当他们在塞令那镇下火车的时候，当地居民对这些穿军服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些警察虽然知道过去来这里捉拿强盗时村民们对他们是冷淡的，但从来不像这一次，显然有人故意将他们引入歧途。他们到商店里去采购军需给养，尽管许以高价，店主仍然说没货；他们需要一名向导，尽管答应给高报酬，塞令那镇上却没人愿意干，而且这一次没人告诉他们“劝世者”那群人的行止。警察们从奥尔赫跑到贝德拉，从特拉古坝跑到底里卡，从那里又跑到杜卡诺、卡莱瓦、彭达尔，最后又转回塞令那。他们在路上遇见过牧牛人、农民、工匠和妇女，可是看到的只有冷淡的目光、阴沉的摇头或不置可否的耸肩，这使他们感到好似坠入了海市蜃楼。那伙暴徒没有从那里经过，没有人看见那个身穿蓝长袍的黑白混血儿，现在谁也不记得在纳杜沃有布告被烧的事，也不知道发生在玛塞特村的武装冲突。警察们安然无恙但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州府。他们极力散布说那帮狂热分子——如同许多类似情况一样，忽而聚集在某个虔诚的女信徒或某个讲道士身边——肯定已突然散去，而且眼下由于害怕自己干下的罪行，也许杀掉头逃向四面八方了。在本地区，这种事不是发生过多次吗？
意味深长的是，卡努杜斯人自称甲贡索人，意思是“起义者”。那位传教士虽然常年在腹地传道，但并不真正了解那些赤脚妇女和那些在上帝和教会的使者面前如此小心、恭敬的男人。“那是些无法了解的人。他们总是露出激动不安的神情，一开口就大声喊叫，七嘴八舌地抢着说出最难听的话和违背社会秩序、道德信仰的理论。比如：谁要想灵魂得救，就必须到卡努杜斯来，因为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已经落入敌基督的手中。”你们知道甲贡索人称什么为敌基督吗？竟然是共和制！是的，同志们，他们称共和制为敌基督。他们认为共和制是万恶之源。当然有些坏事是抽象的，但也有许多具体的和实际的东西，如饥饿和捐税。福音修士对所听到的这一切简直难以置信。我怀疑这位传教士所在的教派或者教会对于巴西的新政体是否过于热情了，因为正如同我在前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在共和政体中有大量共济会的成员，这意味着教会势力被削弱。可是，卡努杜斯人认为共和制是敌基督！那位传教士以为把我吓坏了或者把我激怒了，便赶忙说了这样一些话（对我简直是美妙的音乐）：“这是一个反抗现行合法政府的政治宗教集团，他们建立了国中之国，因为他们不承认现行法律，不承认政府当局，也不接受共和国的币制。”这位传教士的糊涂观念使他无法理解卡努杜斯的弟兄们如何凭着准确无误的本能将起义行动引向自由的天敌——政权。是什么政权压迫着他们，拒不给他们土地，不给他们文化和平等的权利？难道不是共和制吗？卡努杜斯的弟兄们武装起来反对共和制，这本身就表明他们找到了正确的方式，即被剥削者打碎枷锁的唯一方式：暴力。
那群人一共有多少？一百？一百五十？二百？其中差不多男女各半，从衣服上看，大部分像是穷人中最穷的人，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流露出坚不可摧的决心——这是后来跑回巴伊亚州府的警察对他们的妻子、情妇、姘头和同事们说的话。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来得及仔细观察，也没有来得及认出那位头领，因为分队长刚刚命令那群人交出那个叫“劝世者”的人，那群人立刻猛扑过来。如果考虑警察手中有快枪而他们只有木棍、镰刀、石块、匕首和一两支鸟枪，那么这一行动是过于鲁莽了。但是整个事件发生得如此突然，一瞬间，警察们就被包围、分拆，被追得到处乱跑，被揍得遍体鳞伤。与此同时，那群人还怒喝着“共和分子”，似乎是作为一句骂人的话。警察有几支枪打响了，可是那些衣衫褴褛的人虽然胸膛被打穿或者面部被打烂，却没有人后退。短时间内，巴伊亚州的警察们便抱头鼠窜了，被这次不可理解的失败弄得晕头转向。后来他们说，进攻的人群中不仅有疯子和狂徒，还有多年的惯匪，似乎就有帕杰乌那带刀疤的面孔以及那个因残暴无情而被人称做若安·撒旦的强盗。三名警察被打死，尸陈荒野，让奥沃山上的秃鹫去啄食；八支步枪不知下落；还有一名警察淹死在玛塞特河里。教徒们没有穷追不舍，而是去埋葬五位同伴，救护几个受伤的人。与此同时，其余的人则同“劝世者”一道跪下，感谢上帝的帮助。直到深夜，在塞维里诺·比亚纳的耕地上刚刚堆起的坟墓周围，还能听到哭声和祈祷声。
但这并非就是一切，还有更为令人吃惊的事呢，你们好好听一听吧。福音修士肯定地说，如同男女杂居一样，卡努杜斯还确立了财产共用：一切归众人所有。“劝世者”一定说服了甲贡索人。请你们注意下面的话：认为任何动产或不动产如归个人便是罪孽。房屋、耕地和牲畜归集体所有，它们是大家的，不属于任何个人。“劝世者”使众人确信，谁占有的东西越多，末日审判之时，谁进入天国的可能性就越小。他仿佛在把我们的思想付诸行动，只是出于策略原因和考虑到追随他的这些穷苦人的文化水平，才把我们的思想蒙上一层宗教色彩。在巴西的腹地，一群起义者建立了一个废除婚姻和货币、用集体所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社会，这难道不伟大吗？
又过了一星期，警察们仍在那红色多沙的土地上爬上爬下，那里遍地长着多刺的曼达卡鲁树，到处是埋头于枯叶中觅食的饥饿羊群。他们循着“劝世者”的足迹跟踪追捕。人们都说，刚刚看见他从这里过去，说他礼拜日还在教堂里祈祷，在村头讲道，在那片岩石中过夜。终于，警察在距离杜卡诺十八公里的玛塞特村发现了“劝世者”，这个小村位于奥沃山脚下，由一片土坯茅屋组成。当时已近黄昏，警察们遇见一群头顶水罐的妇女，知道追捕已近尾声，不由得舒了一口气。“劝世者”这天在塞维里诺·比亚纳家过夜，这位居民拥有一千平方米种着玉米的土地。警察们穿过长着刀状叶的乔斯树和刺激皮肤的针叶灌木丛，向塞维里诺·比亚纳家冲去。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天已擦黑，可以看见那里有一幢由木桩撑起的住宅和聚集在什么周围的寂静人群，那大概就是他们寻找的对象。看到这些身穿警察制服、荷枪实弹的人，那群人谁也没有逃走，谁也没有放声大叫。
这个想法总是在我脑海里翻腾，与此同时，福音修士告诉我，他在卡努杜斯布道七天之后，在一片默默的敌意中，由于他敦促甲贡索人回到各自的家乡而被看作共济会成员和新教徒；当他要求甲贡索人效忠共和制时，他们是那样愤怒，使这位传教士不得不逃离卡努杜斯。“教会已经在那里失去了威信。这都是那个疯子闹的，他整天逼着人们去盖那座石头寺院。”我可没法体会他那沮丧的心情，而且恰恰相反，我为卡努杜斯人感到高兴，并同情他们的事业。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在巴西的腹地，反动派以为在欧洲已被埋入血泊的革命思想死灰复燃了。或者下封信再见，或者永别了。
数周后，萨尔瓦多城里都在传说，在一个叫做纳杜沃的偏远小镇上，新成立的共和国颁布的征税布告被放火焚毁了。州长决定派出一支巴伊亚州警察分队去逮捕煽动暴乱的人。三十名身穿蓝绿两色制服的警察，军帽上还带着共和国尚未换掉的君主制徽章，便匆匆出发了。他们起初乘火车，随后步行，开始了一次危险的旅行，目的地是他们只在地图上见到过的地方。“劝世者”当时不在纳杜沃。汗流浃背的警察于是询问镇公所的人和周围的居民，然后才去追捕那个煽动暴乱的人。有关这个人的名字、绰号和故事，后来一直传到沿海地区，连巴伊亚州府也是家喻户晓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当地一名向导的带领下，这群身穿蓝绿两色制服的警察消失在通往贡贝大路的群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