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得慢，回来得快。”特派员哼了一声。
“喊‘打倒共和国’，”皮雷斯·费雷拉说，“‘打倒反基督的人’。”他再次转向特派员，“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我的部下都打得很漂亮。先生，我们抵抗了四个多小时，直至弹尽我才下令撤退。您知道我们手里这曼利夏枪的毛病。幸亏士兵们守纪律，我们只用了十天就回到了这里。”
“快来，快来，你们看看这个。”穿白大褂的医生站在屋角招呼道。
“他们喊‘打倒’什么？”
那几个文官和中尉一起走过一排排吊床，来到医生跟前。医生在白大褂里面穿着靛蓝色的军服。他解开了一个印第安士兵的绷带，后者痛苦得扭歪了脸。医生正在蛮有兴趣地注视着那个士兵的腹部。他像指着什么稀罕物一样指着腹股沟：那里有个拳头大的伤口，四周凝结着干血块，里面露出鲜红的肌肉。
“他们突然朝我们扑过来。本来看上去他们是那么老实，就像圣诞节游行一样，我怎么能下令开火呢！可他们突然之间就高喊‘打倒’什么什么，接着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开了枪。当时我们一个人要对付八九个。”
“一枚开花弹！”医生蛮有兴致地欢叫起来，一面把白色药粉撒在红肿的伤口上，“这枚子弹一钻进皮肉，就像shrapnel（英语：榴霰弹）那样爆炸了，破坏了肌肉组织，造成这个弹洞。这种情况，我从前在英国军队教程中见到过。这些穷鬼怎么会有这么先进的武器呢？连巴西军队都没有呀！”
在寂静中，中尉继续说：
“您看怎么样，特派员先生？”皮雷斯·费雷拉中尉得意地说，“他们简直武装到了牙齿；步枪、卡宾枪、火铳、砍刀、匕首、棍棒，应有尽有。可我们呢？那些来复枪总是卡壳，而且……”
中尉还没来得及打断这一位，其他人就七嘴八舌地抢着说起来：他们拿着圣徒画像，数着念珠，许多人吹着口琴和哨子，高声唱着“主矜怜我等”的调子，时而高呼“圣约翰·保迪斯塔万岁”“圣母马利亚万岁”“好耶稣万岁”和“劝世者万岁”。伤员们纷纷从床上坐起，争先恐后地说话，直到中尉下令安静方才住口。
这时，那个吵嚷着要忏悔、要施涂油礼的人大声喊叫起来，嚷嚷着什么“圣像”“上帝的旗帜”“口哨声”等。他看上去并没有受伤，整个人被捆在木桩上，身上的军装比中尉的还要整洁。他一看见医生和特派员等文官走过来就眼泪汪汪地哀求说：
“他们还扛着一个特大的木制十字架，手里举着圣灵、圣父和圣心旗。”有个人从远处的吊床上补充道。
“先生们，我要忏悔呀！求求你们，我要忏悔呀！”
“我从小就生活在庄园里，学会了用目测的方法计算羊群的数目。我并不夸张，有五六百人，也许一千来人。”
穿白大褂的医生问道：“这不是连队的军医安东尼奥·阿尔维斯·德·桑托斯医生吗？你们为什么要把他捆起来？”
皮雷斯·费雷拉转身对特派员低声说：
“先生，他要自杀，”皮雷斯·费雷拉含含糊糊地说，“他向自己开了一枪，幸亏我把他的手打开了。自从乌亚乌亚那一仗以后，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我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他不但帮不上忙，反而成了累赘，特别是在撤退的时候。”
皮雷斯·费雷拉中尉猛然一挥手，打断了伤兵的话。由于他用力太过，手掌擦到了身后伤兵的大腿，使得那人痛苦地叫起来。中尉很年轻，身材较矮，留着短髭，是萨尔瓦多城里饮茶时聚在智利大道的茶点铺里的时髦青年追求的样式。可是如今，身体劳累、军事失利和精神紧张弄得他面色苍白，眼圈黑红，法国式的小胡子周围显出一副怪相。他没有修面，头发蓬乱，军服撕扯得一条条的，右胳膊吊在三角绷带上。窝棚深处，那个不连贯的声音仍在喊着要忏悔，要施涂油礼。
“先生们，请你们离开一下，”穿白衣的医生说，“让我单独跟他谈谈，我会使他安静下来的。”
“有一千人，也许一千多人。”距离最近的吊床上的伤兵说。他是一个肤色发白、头发拳曲的穆拉托人，肩膀上缠着绷带。“先生，我可以发誓。”
中尉和那几位文官顺从地走开了。医生再次听到那个鼻音很重的细嗓门儿刨根问底的急迫声音：“中尉，总共伤亡多少？你的连队有多少？土匪那边有多少？”
“五六百人？一千人？”特派员用讽刺的口吻问道，“德·卡纳布拉沃男爵的控告信已经送到我的办公室，中尉，我已经读过了。卡努杜斯的那群暴民，连女人和娃娃在内，也就两百人。男爵当然很清楚，因为他是那座庄园的主人。”
“我的人有十人阵亡，十六人受伤，”皮雷斯·费雷拉颇不耐烦地答道，“敌人方面至少有一百人伤亡。所有这些情况我都写在上交的报告里了，先生。”
特派员摆摆手，他的助手摇摇头，同样表示怀疑。显而易见，他们是城里人。那天上午，他们乘萨尔瓦多的列车来到若塞罗。由于一路摇晃颠簸，他们现在仍精神恍惚，浑身酸痛呢，那宽袖上装、窄腿长裤和又脏又热的皮靴都使他们感到极不舒服。来到这里，处于伤兵和病人的包围之中，还要调查出失利的原因，大概叫他们感到很不快。他们几个人一边同皮雷斯·费雷拉中尉谈话，一边沿着吊床走过去。特派员是个严肃的人，偶尔也弯腰拍拍伤员。中尉讲话时，他只是静听，他的助手在记录。同样，那个刚进来的人，就是那个说话带着伤风鼻音、爱打喷嚏的人也在做记录。
“我不是调查组的。我是巴伊亚《消息日报》的记者。”那人说道。
中尉对那个发问的人瞥了一眼，点点头说：“他们是从卡努杜斯方向来的，”他对特派员解释说，“有五六百人，也许一千来人。”
那人的确不同于那几位官员和随同前来的白衣医生。他年轻，近视，戴着厚厚的眼镜。他不用铅笔记录，而是用鹅毛笔。他身穿一条开了线的长裤、一件发白的灰上衣，头戴鸭舌帽。浑身的装束看上去既不合身又不协调，毫无美感可言。他手上托着一块木板，上面有几页纸。用鹅毛笔蘸水的时候，就将笔尖伸进拴在灰色衣袖上的墨水瓶中，瓶盖是玻璃瓶用的木塞。他的外观简直就像田里的稻草人。
“中尉，你说是宗教游行？”一个突如其来、带有鼻音的细嗓门儿问道。
“皮雷斯·费雷拉中尉，我跑了六百公里就是为了问您这几个问题。”说罢，他打了一个喷嚏。
拐过窝棚医院，就在河岸上（河面正漂过运西瓜的木船）扎下了一个小小的军营。这支队伍的其余人马都在这里停歇，士兵们个个躺在树荫下，步枪每四支一组架立在地上，旁边是一排排帐篷。一群鹦鹉叽叽喳喳地从空中飞过。
若安·格兰德出生在海边雷贡卡沃地方的甘蔗园里。甘蔗园的主人阿达尔贝托·德·古穆西奥特别喜爱马，以拥有巴伊亚州最漂亮的枣红马和四蹄灵敏的母马而自豪。他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并没有借助英国种马，而是全靠他亲自监督使用的巧妙配种法。在公开场合，他倒是不怎么吹嘘在奴隶们身上取得的同样成绩，因为他不想加剧这种事情所引起的他与教会及卡纳布拉沃男爵本人之间的冲突。可实际上，他在奴隶身上使用的那套办法恰恰与用在马身上的相同。他的处理原则是根据眼睛和灵感制定的。具体办法是：选择动作灵活、体态丰盈的黑人姑娘，让她们与他依据五官端正、肤色透亮的标准所选出的所谓纯种黑人男子同居。这一对对最佳配偶可以得到特别的食物，享受特殊的劳动待遇。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多多生育。教区的神父、修道院士和萨尔瓦多的主教多次责备他不该让黑人男女杂交，指责这位绅士“强迫黑人过兽性的生活”。但是他非但不结束实验，反而把实验做得更谨慎小心。
“特派员先生，周围有四个哨兵，”皮雷斯·费雷拉伸出四根有力的手指回答道，“他们并没有袭击我们。一听到哨子声，我们全连就已经起床准备战斗了。”他稍稍降低声音说：“可是我们看见的不是敌人，而是一支宗教游行队伍。”
若安·格兰德就是这位有育种癖好的庄园主所进行的交配成果之一。毫无疑问，这次试验产生了极为出色的结果。格兰德小时候长着一双活泼的大眼睛和一口笑起来能使圆脸格外生辉的白牙齿，他的肤色黑得像蓝天一样透亮。他体格健壮，顽皮好动。他母亲——每九个月就生一胎的美妇人——认为格兰德一定会前程似锦。果然不错，古穆西奥先生十分喜爱这个孩子，当他还在满地爬的时候就把他从茅屋接到那幢大楼里去了。那是一幢长方形的建筑，有四面挂瓦的屋顶、汉白玉石柱和细木栏杆；站在楼上，可将甘蔗田、新教堂、榨糖厂、蒸馏塔和棕榈大街尽收眼底。古穆西奥设想这孩子可以给他的几个女儿做侍童，长大以后可以做车夫或管家。他不想让这孩子过早地累坏身体，比如那些从事洗涮、种植和收割的儿童就常常未老先衰。
“中尉，您没有派出岗哨吗？难道您没想到他们会突然袭击吗？”
但是，把若安·格兰德据为己有的却是与古穆西奥先生同住的未婚妹妹阿黛林哈·伊莎贝尔·德·古穆西奥小姐。她长得瘦弱矮小，小小的鼻子仿佛总是在嗅世上的恶臭。她花费很多时间织发网、披巾，绣桌布、床单和罩衫，要么做点心或其他她喜爱的家务。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奶油面包、杏仁蛋糕、巧克力蛋白酥、海绵杏仁饼——那些使她的侄儿和兄嫂感到妙不可言的美味，她却连一口也不肯尝。自从阿黛林哈小姐看见若安·格兰德爬蓄水池那一天起，她就迷上这个小家伙了。当她看到一个勉强迈步的娃娃已经爬到离地面两米高的地方时，真是吓坏了，连忙喝令他下来，可是格兰德继续沿着梯子向上爬。当小姐喊来一名仆人时，那孩子已经爬到池边，随即跌进水池里去了。大家把他捞出之后，他一面瞪着两只惊慌的大眼睛，一面呕吐不止。阿黛林哈给他脱光衣服，裹上毯子，抱在怀里，直到他入睡。
医院里有十六个伤员，他们并排躺在吊床上，一个个绑着绷带，头部和四肢还挂着血迹。有的赤身裸体，有的光着半身，穿着破烂不堪的军衣或军裤。一位新来的医生身穿雪白的大褂正在查房，他身后跟着一名肩背药箱的护士。医生清洁、整齐的外观同士兵们蓬头垢面的狼狈模样形成强烈对照。窝棚深处，一个痛苦的声音在喊着要忏悔。
不久以后，古穆西奥先生的妹妹就将格兰德安置在自己房间里的一张小床上了——这是她的侄儿们使用过的。她让那孩子睡在自己身旁，就像许多贵妇人让贴身使女和裙边小狗同自己睡在一起那样。从此，格兰德便成了得天独厚的宠儿。阿黛林哈给他穿自己缝制的各式连衫裤：海军蓝的、艳红的或者金黄的。每到黄昏，他都陪伴她到高岗去，从那里可以远眺岛屿和落日的余晖。每当小姐出门做客，或者到茅舍区去做慈善施舍，他都跟在身旁。每逢星期天，他便随她去教堂，给她拿着靠垫。小姐教他固定线桄儿，她好梳理毛线；教他更换织机上的线轴；教他染布配色；教他穿针引线。在厨房里，则教他记录菜肴，和他一道计算煎、炒、烹、炸的时间，按菜谱上的规定，高声背诵祷词和经文。她亲自为他第一次领圣餐做准备工作，并且和他一起受圣餐；为了庆祝这件事，她给他配制了一块美味至极的巧克力。
皮雷斯·费雷拉中尉说：“从这里到乌亚乌亚，我们走了十二天，那里已经是卡努杜斯的大门。这一段行军可以说是完全成功的。我的部下走得筋疲力尽，于是我决定在那里驻扎下来。可是，过了没有几个小时，哨子声就把我们吵醒了。”
但是，这样一个在四壁富丽堂皇、拥有包着绫罗锦缎的蓝花楹家具、四处摆设着玻璃衣镜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却发生了与人们期望相反的事。虽然处在一个娇弱的、终日忙于针黹家务的女人的照护下，若安·格兰德却没有像家奴们那样变成一个温和驯服的人。从孩提时起，他就格外强壮，以致他虽然与厨娘的儿子若安·迈宁合同岁，看上去却比迈宁合大好几岁。他玩起来很粗野，所以阿黛林哈小姐常常难过地说：“这孩子生来就不是过文明生活的人，他总是想念大森林。”这是因为那少年总是伺机到田野里去疯跑。有一次，她和他穿过甘蔗田，她发现这孩子十分羡慕地望着那些半裸着身体、手持砍刀、站在绿叶丛中干活的黑人，便怏怏不乐地说：“看来你很羡慕他们啊。”他回答道：“是的，主人，我羡慕他们。”不久，古穆西奥老爷让他戴上黑纱，到蔗糖厂去参加他母亲的葬礼。若安·格兰德并不十分难过，因为他很少见到她。在整个仪式中，他都隐隐约约地感到不自在。无论站在草棚下还是走在送葬的行列中，他周围都有黑人男女毫不掩饰对他的嫉妒或轻蔑，望着他的灯笼裤、花格衫和大皮鞋。这身打扮同他们那麻布背心和赤裸双脚形成鲜明对照。若安·格兰德对他的主人从来没有露过笑脸，这种态度使古穆西奥家认为这孩子大概是那种没感情的粗人：你给他们吃东西，他们能朝你手里吐唾沫。尽管有这种情况，他们也绝没料到若安·格兰德日后会干出那样的事。
野战医院是为了收容伤兵临时用木板和棕榈叶搭成的窝棚，地点就在若塞罗的城郊。这座以树命名的城市的街道和房屋就建筑在与圣弗朗西斯科河平行的两岸，透过栅栏和若塞罗树丛，可以隐隐约约地望见粉刷在建筑物上的五颜六色。
事情发生在阿黛林哈小姐去恩卡纳雄修道院旅行的时候，她每年都要到那里去静养一段时间。那天，迈宁合赶着一辆两匹马拉的车，格兰德同他坐在车夫的位子上。这趟旅行要走八个多小时。为了在下午到达修道院，他们黎明时分就离开了庄园。但是，两天后，修女们派出一名信差去询问为什么阿黛林哈小姐没有如期到达。古穆西奥老爷指挥巴伊亚州的警察和庄园的农奴四处寻找，他们踏遍了这个地区的东西南北，查问了四面八方的居民。庄园和修道院之间的大路被仔细地侦察，但连一丝马车、乘坐者和马儿的痕迹都没有发现。看来他们如同法国吟游诗人所唱的神话故事那样，升入云端，消失不见了。
“哨子声，是的，哨子声，特派员先生。”皮雷斯·费雷拉中尉一再反复说。毫无疑问，他现在又一次对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到惧怕。大概他总是在不断回忆，也一定多次对旁人讲过：“那哨子声在夜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在黎明，听起来响极了。”
过了几个月，事情的真相才渐渐弄明白。那是萨尔瓦多孤儿院的一名监舍偶然从城里一个商人买的马车上发现的。尽管车子已被油漆过，古穆西奥家的姓氏缩写还是被认了出来。那商人供认，他是在甲贡索人的村庄里买到这辆车的，他虽然知道车子是偷来的，却没有想到偷车人还会是杀人犯。卡纳布拉沃男爵为弄到若安·迈宁合和若安·格兰德的头颅亲自许下重赏，可是古穆西奥先生则恳求还是活捉他为好。在腹地活动的一群强盗为了获取赏金，把迈宁合交给了警察局。这个厨娘的儿子在被逼供上刑的时候，由于蓬头垢面，人们都认不出他了。
但是，几分钟后，心头的一股怒火从他眼睛里迸射出来，同时拔脚便走，快步穿过让路的人群，向贴有布告的木牌扑去。“劝世者”冲到布告牌前，根本不屑去读，一脚踹倒了木牌，那变了形的脸上露出可以说是概括了众怒的表情。接着，他声音颤抖地提出，烧掉这些该死的文字。于是，村民们当着政府人员的面将布告牌点燃了，像过节般燃放起爆竹，以示庆祝。当火焰把布告烧成烟灰，同时驱散了法令所引起的恐惧心理时，“劝世者”在去圣母教堂祈祷之前向这个偏僻乡村的人宣布了一条坏消息：魔鬼已经当道，它的名字叫共和国。
他发誓说，事先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全是那个被魔鬼附了体的伴童安排的。当时，他正在赶车，嘴里吹着口哨，心里想着恩卡纳雄修道院的甜食。突然，格兰德命令他停车。这时，阿黛林哈小姐问他们为什么停下，迈宁合看见他的伙伴猛然向小姐的面部击去，用力如此之大，一下子就把她打昏了。格兰德随即夺过迈宁合手中的缰绳，踢着马儿向女主人经常观海的高岗驶去。在那里，迈宁合被格兰德的决定吓得目瞪口呆，以致丝毫不敢反对。格兰德对阿黛林哈小姐进行百般折磨。他把她的衣服剥光，嘲笑她那副丑态；她则浑身颤抖，极力躲避他扔过来的石块。格兰德一面用石头打她，一面破口大骂，用词之恶毒，迈宁合闻所未闻。突然间，格兰德用匕首向她腹部猛刺，她登时倒地而死，可是他仍然极为残暴地割下她的头颅和乳房。随后，他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就在血泊旁躺下睡着了。迈宁合吓得魂不附体，两腿无法迈步。
动物的本能、共同的感受和几个世纪积累的经验使老百姓懂得，交纳捐税恐怕比旱灾还要可恶，收税人也许比秃鹫和强盗还要凶残。困惑、害怕、激怒的村民们互相高声商量，交换心中的反感与愤慨，嗡嗡的人声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冲上云霄的战争交响乐。这就是“劝世者”及其衣衫褴褛的追随者从锡泊大道踏进纳杜沃时听到的声音。“劝世者”像往常那样迈着大步向圣母教堂（十几年来他亲手修整和粉刷过多次）走去的时候，人们围拢上来，拦住了他的去路。他们要告诉他最新的消息。他呢？神情严肃，凝视着远方，似乎并没有听他们的讲述。
睡过片刻，格兰德醒过来，心已平静。他漠然地望望身旁的尸体和血泊，接着命令迈宁合帮他掘一墓穴，然后把阿黛林哈小姐的尸体埋入穴内。两人等到天黑方才逃跑。远离了杀人现场之后，白天他们把马车时而藏在山洞里，时而藏在密林中，时而藏在悬崖下；到夜里，再乘车前进。他们唯一明确的想法就是：朝着与大海相反的方向逃跑。当他们终于卖掉车子和马后，便采购了不少粮食、衣物，并将其埋入地下，准备将来加入外逃黑奴的帮伙，因为根据传说，他们都聚集在卡汀珈的丛林里。他们两人东躲西藏，极力避开村落，有时伸手求食，有时则顺手牵羊。终于有一次，迈宁合诱使格兰德谈及杀人的事。当时他们俩抽着烟躺在一棵大树下。迈宁合凭借一时冲动，贴近格兰德耳边问道：“你为什么要杀掉女东家？”“我心里有个魔鬼，”格兰德立刻回答说，“以后你再也别跟我提这件事。”迈宁合心里想，他的伙伴说的是真话。
1893年的一个上午，“劝世者”及其追随者来到纳杜沃村，听到一阵阵胡蜂炸窝般的嗡嗡声自玛特里兹广场冲上云霄，原来村里的男女老幼正聚集在那里围观或围听刚刚张贴在木板上的法令。要征收赋税了，共和国要人们交纳捐税。许多村民问道，什么是捐税？有人回答说，大概是什一税之类的东西吧，同从前一样，假如一户居民喂养五十只母鸡，就必须交给教会五只；每收获十阿罗瓦粮食，就必须交出一阿罗瓦。法令规定每个公民必须将继承或生产的全部财产的一部分交给共和国。居民们必须到政府，现在是自治州政府去申报家中的财产和收入，以便确定应交纳的税金。收税人将没收任何隐瞒不报或少报的财产，将其充公。
这位儿时的同伴越来越让迈宁合感到害怕，因为自从女主人被杀，他觉得格兰德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了。格兰德几乎不同他说话，可是迈宁合常常发现他一人在低声自语，而且两眼布满了血丝。一天晚上，他听见格兰德称魔鬼为“父啊”，并且听见他求魔鬼帮助。“父啊，难道我做得还不够？”他全身蜷缩成一团，低声嘟囔道，“你还要我做什么呢？”迈宁合心里想，格兰德一定同恶魔达成了协议，因此担心格兰德为了取悦魔鬼会像对付阿黛林哈小姐那样把自己宰掉，于是决定抢先下手。他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但是就在他手持匕首爬到格兰德身边准备一刀刺进去的时候，却浑身颤抖不已。结果还没有下手，格兰德便睁开了眼睛。格兰德望着那发抖的匕首，望着那俯身向下的姿势，一切都明白了。他不动声色地说：“迈宁合，你杀死我吧！”迈宁合听罢，拔腿便跑，他觉得一群恶鬼好像在后面追他。
但是，由于共和国的成立，的确发生了某种变化。给人们带来混乱与不幸的变化就是：政教分离，公墓还俗，即教会不再管理公墓，而由市政当局接收。就在神父们不知如何说明大主教忍气吞声承认的这些变化时，“劝世者”却立即做出解释。对信徒们来说，这些变化是难以接受的大逆不道。当他晓得世俗婚礼已经合法化的时候——似乎上帝制定的教会结婚礼还不够用——立刻在讲道时勇敢地大声疾呼（这时神父们还只敢在私下里嘀嘀咕咕）：这一令人气愤的做法是新教派和共济会干的好事。毫无疑问，老百姓后来逐渐听到的其他一些意外的、令人怀疑的措施也是如此，例如：人口调查、户口登记、十进位公制。腹地的居民慌慌张张地跑来问，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劝世者”慢条斯理地解释说：那些人打算了解人们的肤色，以便恢复奴隶制，将黑人归还给奴隶主；他们之所以要了解人们的宗教信仰，是因为当开始追捕天主教徒时可以一下子就认出来。他的嗓门并不高，号召众人拒绝回答任何调查，拒绝用米和分米代替竹尺和手掌。
迈宁合被绞死在萨尔瓦多的监狱里。阿黛林哈小姐的尸体被移到庄园里新古典派的教堂中，但是，凶手依然没有下落，尽管古穆西奥家一再提高捉拿的赏格。实际上，自从迈宁合逃走以后，格兰德就不再东躲西藏了。他摇晃着高大的身躯，半裸着身体。他一贫如洗，时而靠陷阱捕食野物，时而靠双手采摘野果，像个幽灵似的在路上飘荡。他就在大白天穿村过镇，一路求乞。他那副受苦受难的表情深深地打动了一些人，所以经常有人给他一些残羹剩饭。
同样，可能是在第二年（1889年），“劝世者”和他的追随者们方才获悉，他们的祖国已经不是帝制，而是共和制了。他们自始至终都不曾知道共和国成立这一事件。在前政府官员中，在前奴隶主中（现在他们依然是甘蔗园和大牛、羊群的主人），在巴伊亚州的公务人员及省府官员中，这一事件并没有引起任何兴趣。巴伊亚州首府的官员们把这个政治变化看作给两百年以来巴西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前首都萨尔瓦多城的残存霸权补上仁慈的一枪；他们还认为，以前属于萨尔瓦多的一切，诸如财产、权力、金钱、劳力、光荣的历史都逐渐南迁了，留下的只是一副令人惆怅的寒酸相。其实就算“劝世者”和他的信徒们知道了这一切，他们也不会理解，更不会认为有什么重要，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事是另外一些问题。再说，除去名称更迭之外，这一切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变化呢？大地不是依然这样干裂，天空不是依然这样昏灰吗？旱灾已经过去了好几年，这个地区不是仍旧在医治创伤、哀悼故人、努力重建家园吗？总统代替了皇帝，可是这给多灾多难的北方又带来了什么变化呢？农民不是仍然要为种出玉米、菜豆、马铃薯、红薯和饲养猪、鸡、羊而同贫瘠的土地及缺水现象作斗争吗？村庄里不是仍然有许多人在闲荡吗？大路小道上不是仍然有强盗出没而十分危险吗？东西南北不是到处都有饥民和乞丐的大军吗？他们仿佛是1877年旱灾的纪念品。人们嘴上讲的不还是那些神话寓言吗？尽管“劝世者”努力修整，耶稣的住所不是仍然在坍塌吗？
有一天，格兰德在本巴尔郊外的一处交叉路口上遇见一群人，他们正在听一个瘦子讲话，这个人身穿一件深蓝色长袍，头发长及双肩，两只眼睛好似火炭般地在闪光。他正谈到魔鬼，他称之为大龙、古蛇和撒旦；他还讲到魔鬼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与罪孽，并且说到若想得救该如何去做。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使人不假思索就相信。甚至像格兰德这种心烦意乱的人也觉得那瘦子的话好似弥合往日创伤的香脂。格兰德纹丝不动，目不转睛地听着那人讲话，那些娓娓动听的话语使他心醉神迷，盈眶的热泪时时模糊他的双眼，使他无法看清那位圣徒的容貌。当圣徒又登上旅途时，格兰德像一头胆怯的小兽，远远地跟在后面。
“劝世者”和他那群悔罪的信徒是什么时候才知道1888年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及巴伊亚州的首府萨尔瓦多——这些城市的名字他们听起来都觉得陌生——的王室已经废除了奴隶制，这一措施已在巴伊亚州的蔗糖厂引起骚动，这些工厂的奴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跑得一干二净？这道法令颁布了几个月之后，才像别的消息那样——缓慢、走了样、甚至早已过时——传到了巴西帝国的这块穷乡僻壤。政府当局派人在村头广场上口头晓谕居民，同时在村镇公所的大门上张贴了布告。
一名走私犯和一位医生是众神保护的巴伊亚首府圣萨尔瓦多城（简称巴伊亚，或者萨尔瓦多）里最了解加利雷奥·加尔的人。他们两位是最先向加利雷奥介绍国内情况的人，尽管他们并不赞同这位革命家在给《反叛的火花》的信中（这个时期书信频繁）所阐述的意见。轮船在海上失事的那一个星期里，加利雷奥寄出了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谈到巴伊亚城时说：“这里是个万花筒。人们用历史的观点可以看到那些腐蚀人类发展各个阶段的陋俗恶习在该城共济于一堂。”这封信涉及农奴制，它名义上被废除了，但实际仍然存在，因为许多被解放的黑奴为了不致饿死，纷纷请求主人收留他们。于是农奴主只用极微薄的工资雇用那些壮劳力，结果在巴伊亚城的大街上，用加利雷奥的话来说：“挤满求乞、盗窃和卖淫的老弱病妇，这令人想起亚历山大港和阿尔及尔那些地球上最堕落的城市。”
“劝世者”在腹地转了一圈又一圈，东西南北地走了一遍又一遍，在丘陵、平地上上下下不知多少次，所以人人都认识他，神父们也认识他。这里的神父并不多，仅有的几位仿佛被淹没在广阔的腹地。总而言之，神父的人数远远不能维持那大量的教堂，尽管牧民只在逢年过节才去光顾。一些地方如杜卡诺和贡贝的教区神父允许“劝世者”登上讲坛给信徒们布道，这两个地方的神父同“劝世者”相处得很好。另一些地方，如河谷峪和依达比古鲁的神父则禁止“劝世者”同信徒们接触，并且千方百计地攻击他。其余的地方，为了酬谢“劝世者”在教堂和公墓做的好事，或者因为“劝世者”在腹地居民的心目中影响很大，所以不愿同自己教区的百姓闹僵。神父们便违心地同意“劝世者”在弥撒之后做应答祈祷，并在教堂的前院讲道。
两个月后，第二封信谈到“蒙昧与剥削互相勾结”，描述了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礼拜天去海滨圣母大教堂望弥撒的情景。这些达官贵人身后跟着携带靠垫、蜡烛、祈祷书和阳伞的仆役（免得阳光晒坏了夫人和小姐的脸蛋）。加利雷奥说：“这些女人如同英国殖民地上的官吏，把皮肤白皙定为范例和美貌的核心。”不过，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这位颅相学家向里昂的同志们解释说，这里虽然存在着社会偏见，葡萄牙人的后裔、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却早已通婚，并且形成一个杂色的混血人种：穆拉托人、马梅卢科人、卡夫索人、卡波克洛人、库里包加人。他还补充说：“这类向科学挑战的现象还有很多。”上述人种和由于种种原因而登上这片海岸的欧洲人给巴伊亚城造出一种五颜六色的世界性气氛。
在大旱的年月里，“劝世者”和他的门徒们不停地掩埋路旁看到的死尸——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急死的；还掩埋掉被野兽甚至是人吃剩下的残骸。他们制作了一些木匣，还为这些死难的兄弟姐妹们挖掘了墓穴。这些死人构成一个五颜六色的集合体，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大杂烩。其中有给大庄园主赶牲口的贫苦雇工；有红皮肤的印第安人，他们的曾祖父们曾经过着半裸体、掏食敌人心脏的生活；有马梅卢科人，他们做过工头、黑白铁匠、鞋匠或木匠；有穆拉托人以及逃亡的黑奴，后者是从海岸地区的甘蔗园和牧场逃出来的，那些地方的人发明了许多惩罚奴隶的刑具，如木枷、盐水泡桅杆等。“劝世者”举行庄严的早祷仪式时常常谈到罪孽，谈到魔鬼的卑劣行径和圣母的仁慈善良。听众中最容易激动的便是妇女，年老的、年轻的、健康的、残疾的……概莫能外。正是这些女人常常把枣蒺藜改成针，把棕榈叶制成线，为他缝补那件蓝色的长袍。当这件旧袍被灌木丛撕扯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又是她们为他设法缝制一件新衣；换下他脚上麻鞋的也是她们，这些女人争先恐后地抢夺那换下的旧鞋，为的是将他穿的衣物当作圣品供奉起来。也正是这些妇女，在男人点燃篝火时用大米粉、玉米粉或木薯粉包上西葫芦馅，做成烤馅饼，送给“劝世者”和他的门徒享用。这些有信仰的人一向不为食物操心，因为他们饮食颇有节制，所经之地又都有赠予。穷人见到“劝世者”，常常送来一只母鸡、一口袋玉米或新制成的奶酪；当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露宿于农庄，出于自愿不收分文地将庄园的教堂打扫干净的时候，那些财主便让仆人送去鲜奶和粮食，有时是一只小母羊或小公羊。
加利雷奥·加尔——那时只能勉勉强强地讲葡萄牙语——就在上述那些外国人中结识了第一个人。起初，他住在位于大广场的国际饭店，后来，他同老希斯德联系上了。这位老人给他腾出一间带行军床和方桌的阁楼，地点就在老人居住的卡底丽那书店的上面；希斯德还为加利雷奥找到一处教授法文和英文的地方，从而挣得一笔饭费。希斯德是荷兰人，十四岁起就在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买卖可可、绸缎、香料、烟草、烧酒和武器，却从未坐过牢。他并不富裕，因为合伙人（商人，押货员，船长）捣鬼，他们从中偷窃了好大一部分货物。加尔坚信，无论是江洋大盗还是鼠窃狗偷之辈，都在同敌人——国家——作斗争；他们虽然是盲目的，却也在破坏私有制的基础。这种看法有助于加尔同希斯德这个无赖建立友谊。希斯德从前是个无赖，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如今虽仍然独身，可是他曾经同一个比他小三十岁的埃及或摩洛哥血统的大眼睛姑娘同居。他是在马赛中迷上那美人的。希斯德把她带到巴伊亚城，在高等住宅区为她找到一所别墅。为了让她过得幸福，他耗费万贯家财来布置房间。有一次，希斯德外出旅行返家时，发现那美人将家产变卖一空，带着藏金蓄宝的小保险箱远走高飞了。他把这些事情一一讲给加尔听，两个人一面在码头散步，一面望着大海和过往的船只。希斯德漫不经心地叙述着，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法语，时而用葡萄牙语。对此，作为革命家的加尔是颇为赞赏的。希斯德现在靠房租为生，据说，这笔钱可以够他吃饱喝足一直到老，只要死神姗姗来迟。
“劝世者”这样不停歇地周游，他将驶向哪一处港湾呢？既没有人这样发问，他也不曾讲过，可能连他本人也不清楚。现在追随他的有十几个人，他们为献身给圣灵，已经抛弃了人世间的一切。
这个荷兰人没有文化，但好学，他恭恭敬敬地听加尔讲解关于自由和作为行为征兆的头骨形状的理论。可他有时也提出不同看法，比如那苏格兰人口气肯定地说，夫妻相爱就是一种病，是不幸的根源。加尔写给《反叛的火花》的第五封信是谈天主教问题。他写道，信徒们带着大量许愿的贡物和木制或玻璃制的手、脚、四肢、头颅和眼睛，去求神显灵或还愿谢恩。第六封信是关于共和制的诞生。他说，在贵族化的巴伊亚城中，共和国的成立仅仅意味着改换几个名称。再下一封信是纪念四位穆拉托人裁缝：卢卡斯·丹塔斯、路易斯·贡萨加、胡安·德·迪奥斯以及曼努埃尔·福斯蒂诺。他们于一百年前在法国革命影响下密谋推翻君主制，建立一个黑人、白人和黑白混血人互相平等的社会。老希斯德把加利雷奥带到四位裁缝被绞死或被肢解的小广场。老人吃惊地看到，加利雷奥在那里放下一束鲜花。
瘟疫也敬重“劝世者”。由于旱灾严重，饥馑遍地，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瘟疫猖獗，严重地威胁着幸存者的生命。孕妇早产，小儿落齿脱发，成年男子则吐痰、便血、生肿瘤、长疥疮——弄得他们像癞皮狗一样在乱石堆上打滚。可是那位瘦得像竹竿的“劝世者”依然在厉鬼与死神的威胁下周游各地。他像一位富有经验的领航员，沉着冷静，镇定自若，顶着狂风暴雨，指挥船舶向预定的港口驶去。
加利雷奥·加尔在卡底丽那书店的书架间结识了老医生何塞·包斯蒂诺博士，后者曾写过一部使加尔感兴趣的书：《进化论与法医眼中巴伊亚城各人种间头骨容积之比较》。这位老医生到过意大利，认识赛萨尔·隆布罗索（后者的理论曾使何塞着迷）。现在至少有一位读者了，所以他颇为高兴，因为这本自费出版的书被他的同行们认为是胡说八道。包斯蒂诺博士对于加尔的医学知识——尽管往往混乱不堪，有些意见甚至令人恼怒——甚为惊讶，把这个苏格兰人看作可以谈心的人。老博士同加尔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们讨论犯罪心理学，讨论生物遗传，或者讨论大学教育——加尔措辞激烈地抨击说，这种教育应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负责，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因而比贵族和财阀还要坏。老医生经常在诊所里接待加尔，有时也委托加尔给患者抽血或洗胃。
响尾蛇也像强盗们一样是尊敬“劝世者”的。由于大旱，这些毒蛇成千上万地出现在田野里，真使人目瞪口呆。它们扭动着长长的蛇身，摇晃着三角形的蛇头爬出洞穴，也像人一样要外出逃荒。在路上，它们常常咬死儿童、牛犊和羊羔，并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畏惧地闯入村庄，寻找食物。毒蛇是这样多，简直没有足够的苍鹰能对付得了它们。所以在这人妖颠倒的世道里，看到这样的现象——毒蛇吞食猛禽——便不足为奇了。而在从前，人们看见的是苍鹰嘴里叼着毒蛇展翅飞翔在空中。腹地的居民不得不日夜携带着棍棒和砍刀；有些外逃的难民仅仅在一天之中就打死了一百条响尾蛇。但是“劝世者”过夜时仍旧席地而卧。一天傍晚，他听见他的追随者在谈毒蛇，便告诉他们，这种事并非第一次发生。当以色列的子民们走出埃及返回故里时，他们抱怨沙漠途中的艰难困苦，于是上帝震怒，派出毒蛇去咬他们，以示惩戒。摩西赶忙哀求上帝，上帝命他造一条铜蛇，只需让被咬伤的人看上一眼，便可痊愈。他们也得照此办理吗？不必，因为神的奇迹是不会重复出现的。但他们还是举着一块画有耶稣像的红布，也许上帝对此是会另眼相待的。那块画有耶稣的红布由圣多山一个名叫玛丽亚·瓜德拉多的女人披在肩头的箱子上。画像的人就是那个因为好善乐施而被称为虔诚的小信徒的安东尼，那个本巴尔镇的少年。他们这一举动大概博得了上帝的欢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信徒被毒蛇咬过。
虽然老希斯德和老医生与加尔交往甚密，也许两个老人很看重他，但是他们都觉得并不真正了解这个长头发、金黄胡须、穿一套破旧藏青西装的人。这个人尽管有那套思想，看上去过的却还是一种安静的生活：起床很晚，教授外语，在城里走来走去或待在阁楼里读书写字。有时，他不预先通知就几个星期不露面。再度出现时，大家才知道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到巴西的腹地进行了长途旅行。加尔从来不对他们谈自己的过去，也不说将来的打算；如果人们问起这方面的事，他便含糊其辞地搪塞过去。两位老人不得不对该人的现状或表面现象表示认可：这是一个孤独、历尽沧桑、神秘莫测、质朴无华的人，他的言论及思想是激进的，但行为举止绝不害人。
但是，匪徒们无论从言论或行动上都没有冒犯过“劝世者”。他们同他经常在荒原的小路上、仙人掌与乱石间、灰蒙蒙的苍穹下相遇；有时则在茂密的卡汀珈相逢，那里的草丛已经枯萎，树干已开始干裂。这些匪帮，一二十人不等，用凡是可以砍、刺、钻、拔的任何工具将自己武装起来。他们看到那位身着蓝袍的瘦人面带惯有的漠然表情，用冰冷而有威慑力量的目光对他们注视片刻，随后依然做他经常做的那几件事：祈祷、思索、踱步、讲道。一看见强人出现，“劝世者”的信徒们立刻吓得面色苍白，马上像雏鸡一样紧紧地围在“劝世者”身旁。那些强盗看到这些人果然一贫如洗，便扬长而去。但是，有时他们认出了那位圣徒，也会停下脚步细听他的讲道，因为有些劝世的预言在此之前他们就已听说过。若“劝世者”在祷告，他们就不打断他，而是等待着他那祝福的目光。终于，他起身同他们讲话了。他那低沉的嗓音很善于抓住人们的心。他谈的是他们可以理解的事情，或是他们能够接受的道理。比如：眼下的天灾毫无疑问是魔鬼降世的先兆之一，也是死人复活和天国审判前的灾难之一。又比如：他们如果要拯救自己的灵魂，就必须准备迎接魔鬼——很可能就是撒旦亲自来到人世征召信徒，投入像烈火一样席卷腹地时发生的战斗。那些流寇同牧牛人、雇工和奴隶一道，静静地思索着。强盗中有些人，如身体强壮的帕杰乌、大个子彼得劳，甚至那个最为血腥残忍的大盗若安·阿巴德，后来都纷纷悔过，痛改前非，追随“劝世者”。
两年后，加利雷奥·加尔已经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了，在此期间，他又给《反叛的火花》寄去几封信。第八封信是关于对奴隶进行体罚的事，这是他在大街小巷上亲眼看到的。第九封信是关于奴隶制时期使用的刑具：拷问台、木枷、铁链、铁项圈、铁球以及钳压手指的戒指。第十封信谈的是城中的刑场，在那里经常鞭笞触犯刑律的人（加尔称他们为“兄弟”），使用的是粗皮绳，商店有售，绰号海鳕。
1877年全年没有降雨，大小河流都已干涸。在卡汀珈出现了成群结队的流民，他们乘着大篷车，或者手提肩扛一点儿可怜的破烂，四处寻找水源和食物。但是在这个可怕的年头里，最可怕的事情也许并不是这些，而是出没于北方腹地的土匪和毒蛇。经常有人钻进大庄园去盗窃牲畜，他们往往同地主的打手们开枪对射，有时则将偏僻的村庄洗劫一空。对此，警察局常常定期派巡逻车前来搜捕。但是，为饥饿所迫，成帮结伙的匪徒像雨后的蘑菇成倍地增加。他们血腥而又残忍，疯狂地扑向已被旱灾吞食的村庄。为了攫取村民最后一点儿食物和衣裳，他们开枪射杀任何敢于抵抗的居民。
他披星戴月地跑遍了萨尔瓦多城，人们简直以为他爱上了它，但实际上加利雷奥·加尔对巴伊亚州府的美景并不感兴趣，而是城中的不公正现象使他愤慨不已。他在写给里昂的信中解释说：“这里不同于欧洲，没有住宅区之分，穷苦人家的茅草棚与工场主的摩天大楼相接，街头巷尾总是拥挤不堪。自从十五年前的大旱开始，成千上万的灾民被迫从高原上逃难到这里，他们的孩子干瘪得像小老头，老人则萎缩得像儿童，女人瘦得像干柴。医学家可以在这些人中找到各种病变差异，从常规的到恶性的：水肿、脚气、黄疸、痢疾、天花。”他在另一封信中这样说道：“任何一个对伟大的革命信念发生动摇的革命者，只要对我在萨尔瓦多城所见的现象看上一眼，就不会犹豫徘徊了。”
在1877的大旱之年里，饥馑和瘟疫将一半的腹地人口和牲畜的生命夺去了。“劝世者”这时已经不是独自周游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许多善男信女的追随下云游各地了（他仿佛勉强意识到身后有一股人流在追随着自己的足迹）。人流中，有些人是因为被“劝世者”的道理所打动，有些人则出于好奇，或者纯粹是从众，便舍弃一切随他出走了。一些人陪他走上一段路程就作罢，少数人则似乎准备永远留在他身旁。尽管大旱，他仍然走下去；虽然田野里尸骨遍地，秃鹫横飞，村庄里十室九空，他依然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