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藏青衣服的人傲慢地点点头，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果然不出我所料。”
“不行，先生，”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回答道，这时他已心中有数，“巴伊亚州当局正找借口要查封我的报社呢。尽管他们口头上对外讲是赞成共和制，可实际上仍旧是保皇派。我们是州里唯一真正的共和派报纸，我想这一点您是明白的。”
“我奉劝您不要把这份广告送到《巴伊亚日报》去，”社长一面补充说，一面把那张纸递过去，“那家报社是德·卡纳布拉沃男爵的，他是卡努杜斯那片土地的主人。弄不好，您会进监狱的。”
“先生，我是一名自由战士。这份广告可以登出去吗？”
穿藏青服的人一句告辞的话也不说，把纸片装进口袋里就转身离去。穿过外间办公室时，他既不张望也不招呼任何人，脚下发出重重的响声。屋内的记者和交广告费的顾客们都斜眼瞧着他那悲凉的身影和金黄的鬈发。他走出门后，那个戴近视眼镜的年轻记者从办公桌那里站起，手里拿着一页发黄的纸片向社长办公室走去。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仍注视着远去的陌生人。
那人不卑不亢、颇为郑重地自我介绍说：
“‘遵照巴伊亚州州长，尊敬的路易斯·比亚纳先生的指令，步兵第九营一个连在皮雷斯·费雷拉中尉的指挥下，今日从萨尔瓦多出发，其任务是将强占庄园的匪徒从卡努杜斯驱散，并逮捕匪首塞巴斯蒂安派教徒“劝世者”安东尼奥’，”他站在门槛上念罢，问道，“先生，登在第一版还是后面其他几版？”
“先生，可以知道您是谁吗？”
“登在殡葬和弥撒那一栏下面。”社长回答说。接着他指指大街上那个即将消失的穿藏青衣服的人问道：“你知道那家伙是什么人吗？”
社长沉默了片刻，在重新开口之前，他干咳了一声：
“他叫加利雷奥·加尔，”近视记者回答说，“是苏格兰人。他整天要巴伊亚的人让他摸脑壳。”
“这两件事都值得赞颂，”穿藏青衣服的人连连点头道，“所以我决定花钱登这份广告。”
他出生在本巴尔，是鞋匠及其残疾的情妇所生。那个女人虽然残疾，却在他之前生过三个男孩，在他以后又生下一个女孩。这么一个娃娃居然逃过了大旱而活下来。鞋匠及其残疾的情妇给他起名叫安东尼。世界上若是真有逻辑推理学，那么安东尼不会活下来，因为当他刚会满地爬的时候，那场大旱出现了，那真是毁灭整个地区，将庄稼、人和牲畜斩尽杀绝的浩劫。几乎整个本巴尔镇的人都因为干旱而逃向沿海地区去了。可是迪布尔休·达·穆塔这个鞋匠却逢人便说，他绝不离开家园，因为在他生活的这半个世纪里一步也没离开过这个镇子——家家户户没有人不穿他制作的鞋。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果然同一二十口人在本巴尔留下来。当时甚至连拉萨路教派的神父们都走光了。
“您知道那些人在卡努杜斯都干了些什么吗？”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敲敲写字台，轻声说，“强占别人的土地，像动物一样杂居在一起。”
一年后，逃出本巴尔的人获悉河水已经重新流进了洼地，田里已经可以播种粮食，便开始返回家园。可是迪布尔休·达·穆塔连同他那残疾的情妇和三个大孩子已经长眠于地下了。他们把一切能吃的东西全部吃光以后，又吃掉一切绿颜色的东西，最后是牙齿可以咀嚼的任何东西。教区神父堂卡西米罗——是他将他们一一安葬的——认为他们并非死于饥饿，而是死于愚昧，因为他们吃了鞋铺里的皮革又去喝牛湖的水。那湖水蚊虫孳生，臭气熏天，连羊群都远远躲开。堂卡西米罗收养了安东尼和他的小妹妹，凭借空气和祷词使兄妹俩幸免于难。当镇子里的家家户户又住满了人的时候，教区神父为他俩分别找到了住所。
“眼下是由我，”那人马上答道，“如果《消息日报》愿意赞助，那可就Wonderful（英语：好极了）。”
小女孩的教母把女孩接走了，这位教母后来迁到德·卡纳布拉沃男爵的一座庄园里干活去了。安东尼呢？当时五岁，本巴尔另外一个人称独眼龙——与人斗殴时弄瞎了一只眼，在迪布尔休·达·穆塔的鞋铺里学了手艺，重返本巴尔后继续接待师父的老主顾——的鞋匠将他收为义子。他是个性情暴躁的人，经常喝得烂醉，倒卧街头，浑身散发着臭气。他没有女人，使唤起安东尼来就像使唤一头牲口，整天让他扫地、刷碗、拿鞋钉、找剪刀、递楦头、搬皮靴，要么就派他去鞣皮作坊。他让安东尼睡在一张牛皮上，靠近独眼龙不喝酒时同伙计们消磨时光的小桌旁边。
“‘谨定于10月4日下午六时，在自由广场召开热爱正义的人声援卡努杜斯的理想主义者及世界上所有起义者的群众大会。’您能告诉我谁来召开这个大会吗？”
这个孤儿矮小温顺，一身皮包骨，一双怯生生的眼睛使本巴尔的女人们十分怜爱他。这些女人只要有可能就送给他一些食物或者自己孩子不穿的衣服。一天，她们之中有七八个女人——都是认识那残疾女人并同她一道多次参加过命名礼、坚信礼、葬礼、婚礼的同伴——到独眼龙的作坊里，要求他让安东尼去学启蒙教义，以便为第一次领圣餐做准备。她们吓唬他说，假若这孩子不领圣餐，上帝就要跟他算账。结果鞋匠极不情愿地表示同意安东尼每天下午到天黑以前去参加教会办的教义班。
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那人却依旧站在那里，十分严肃地注视着他。社长于是拿起那张纸片，缓缓地念道：
于是，某种重要的事在这孩子的生活里发生了。由于拉萨路教派宣讲的教义在他身上引起了变化，不久，他就被人称为虔诚的小信徒。学完教义，他的目光不再注视尘世的一切，仿佛他已经超凡净化。据独眼龙说，他多次发现安东尼夜里跪在暗处为基督的苦难而痛哭流涕。这孩子是那样忘情，以至于来回摇晃他好几次，他才重返人世间。还有些夜里，独眼龙听到他在说梦话，那口气很激动，说的是犹大的背叛行为、玛格达莱娜的忏悔和荆棘冠冕。一天夜里，独眼龙听到安东尼在发誓，他要像圣弗朗西斯科·德·萨莱斯那样，满十一岁就终身出家，侍奉上帝。
“只要不超过两千瑞斯，这是我的全部资本。”他低声说道，葡萄牙语讲得很费力。
安东尼找到了一个可以侍奉上帝的办法。他仍然顺从地完成独眼龙的各项吩咐，但是做事情的时候总是半闭着眼睛，翕动着嘴唇。人们终于明白了，不管他在扫地时或是到皮匠那里去或拉住独眼龙正在敲打的鞋底皮时，实际上都在祷告。这孩子的神态使他的养父感到不知所措，心里十分害怕。虔诚的小信徒在自己睡觉的角落里逐渐搭起一座供神用的祭坛。神像是教会送给他的，十字架则是他自己用契克—契克树雕刻、油绘而成的。每天起床后和睡觉前，他都要面对祭坛，点燃蜡烛祈祷一番。他跪在那里，双手合拢，满脸忧伤地耗去全部空闲时光，绝不像本巴尔镇上别的孩子那样跑到牧马场上骑上一匹光背野马到处追捕野鸽，或者去看大人阉割公牛。
那穿藏青衣服的人点点头。他的胡须也像头发一样是金黄色的；目光深邃而又明亮；嘴角长长地撇向两边，露出坚毅的神态；鼻孔张开得很大，好像要吸入更多的空气。
自从第一次领过圣餐，他就当上了堂卡西米罗的侍童。堂卡西米罗死后，他继续帮助拉萨路教派的教士们做弥撒，尽管要这样做，他每天必须往返走上五公里半的路。在举行宗教游行的时候，他管焚香，并且帮忙装饰圣母和基督准备在街头休息的木架和祭坛。这位小信徒不仅信仰十分虔诚，而且心地极其忠厚善良。本巴尔镇上的居民经常看到这样的场面：安东尼给瞎子阿代尔夫当领路人，时常陪伴瞎子去费雷依拉上校的牧场，因为阿代尔夫从前在那里工作，患了白内障才被辞退出来，现在一想起牧场就很伤心。安东尼拉着他的胳臂穿过田野，用另一只手拿着木棍，一路上打探着地面，以防毒蛇的袭击，一面耐心地听瞎子讲家史。安东尼还为身患麻风病的西梅翁募集食物和衣服，因为自从居民们禁止这位病人走近本巴尔以来，他活得简直像头野兽。虔诚的小信徒每星期给西梅翁送一包面包屑、腊肉和其他食物，这是安东尼为他乞讨来的。街坊邻里经常看到安东尼出没在西梅翁住的山洞附近的岩石中间，看见他领着那个赤着脚、头发蓬乱、只披着一张黄色牛皮的老人向水井走去。
“您打算要我们刊登这个吗？”社长晃晃纸片问道。
虔诚的小信徒第一次见到“劝世者”的时候，已十四岁。在那之前几周里，他曾经极度悲观，因为拉萨路教派的神父莫拉埃斯告诉他，由于他是私生子，所以不能当神父。这等于迎头泼了他一瓢冷水。为了安慰他，莫拉埃斯神父解释说，不领圣职同样可以侍奉上帝；同时答应他到一家卡普青教派的修道院去商量一下，也许那里可以让他作为世俗兄弟接纳入院。当天夜里，虔诚的小信徒号啕不已，哭得那样动情，使得独眼龙大为生气，多年以来第一次将安东尼痛打了一顿。自那以后又过了二十天，在本巴尔镇的街道上，顶着正午炎热的阳光，走着一个身材瘦长、皮肤黝黑的人。他披着黑发，长着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身穿深蓝色长袍。他身后跟着六七个衣着像乞丐但喜气洋洋的人。他们簇拥着“劝世者”穿过村镇，向破旧的砖瓦教堂走去。自从堂卡西米罗去世后，这座教堂荒废得连雀鸟都飞到神像上筑巢了。像本巴尔镇上的许多居民一样，虔诚的小信徒也来看“劝世者”祷告，后者同他的追随者们匍匐在地，大声祈祷。那天黄昏，安东尼听了“劝世者”的讲道，听了他关于拯救灵魂的话，听了他对不敬神现象的批评，听了他对未来的预言。
那人微微一躬身，一手举到帽檐旁，但是既没有摘帽也没有开口。
那天夜里，虔诚的小信徒没有回鞋铺睡觉，他同那群流浪者一起围在那位圣徒身旁，就在本巴尔镇的广场上席地而卧。次日的上下午以及“劝世者”随后在镇上停留的时间里，安东尼同那位圣徒及其追随者们一道参加劳动。他们修好教堂的桌椅板凳，填平地面，筑起一道将公墓单独隔开的石头围墙——这片墓地是伸入水洼的长条陆地，站在村头便可隐约看到。每天晚上，安东尼都蹲在“劝世者”身旁，听他宣讲世上的真谛。
“我是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报社社长，”他说，“请过来。”
但是，到了“劝世者”在本巴尔镇停留的倒数第二夜，当虔诚的小信徒安东尼请求那位圣徒允许自己陪伴他周游世界的时候，那位圣徒先是用目光——锐利而又严峻——随后用嘴唇吐出一句“不行”。安东尼跪在“劝世者”面前，伤心地痛哭起来。这时夜已经深了，本巴尔镇已进入梦乡，那群衣衫褴褛的人互相依偎蜷缩着，也沉沉地睡去了。篝火已经熄灭，只有满天的星斗在头顶闪烁，远远近近传来一阵阵蝉的鸣唱。“劝世者”任凭安东尼去哭，去亲吻袍角。安东尼再次恳求他同意自己永远跟随他，因为他的心声在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侍基督。“劝世者”依然不动声色。那少年紧抱着“劝世者”的脚踝，亲吻着那些饱经风寒的脚趾。等到安东尼哭得精疲力竭，“劝世者”用双手捧住那少年的面颊，命令他注视自己的眼睛。他凑近安东尼的面孔，极为庄严地问他是否为了热爱上帝而甘愿忍受痛苦。虔诚的小信徒连连点头。“劝世者”于是撩起长袍，那少年借助微弱的晨曦看到“劝世者”的腰部缠绕着一圈铁丝，它深深地勒进皮肉。“现在你把这个系上！”安东尼听到这样的声音。那圣徒亲手帮虔诚的小信徒解开衣裤，贴着皮肤勒紧那条苦行带，并帮他打好结。
穿藏青色礼服的那个人穿过《消息日报》的办公室，脚后跟发出嗒嗒声，好像钉有马蹄铁似的。他走进小办公室，看到四处堆放着纸张、报刊和进步共和党的宣传品：“建立统一的巴西、强大的国家。”那里有个男人正好奇地望着他，唇边挂着笑意，似乎在望着什么怪物，显然是在等着他。那人坐在唯一的一张写字台后面，身着浅灰西装，脚踏皮靴，肤色发黑，一副年富力强的样子。
七个月后，当“劝世者”及其追随者（人员有变化，数量有增加，其中有个魁梧高大、半裸上身的黑人；他们依然穿得破烂不堪，但脸上仍旧喜气洋洋）再度回到本巴尔镇的时候，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虔诚的小信徒腰间仍然系着那条苦行带。现在那圈铁丝已变成绛紫色，勒住的皮肉已经变成一道深沟，上面是一层棕褐色的硬痂。他一天也没解掉，过一段时间，他就将松动的苦行带勒紧一些。莫拉埃斯神父曾经劝他不要再系下去了，并且向他解释说，一定限度的自讨苦吃会使上帝高兴，但是超过了限度的自我牺牲就可能变成得到魔鬼鼓励的病态消遣了；而他正处于随时会超越这个限度的危险之中。
一道木栅栏把《消息日报》（这四个字用哥特体赫然写在入口处）的编辑和职员同前来登广告和送新闻的人截然分开。记者不过四五个：一个正在查阅插在墙上的档案袋；另外两个兴致勃勃地在谈论什么，他俩没穿外衣，身着硬领衫，打着蝴蝶结，身旁挂着日历，上面写着年月——1896年10月2日，星期一；第四个是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手持鹅毛笔正伏案书写着什么，完全不理睬周围发生的一切。他们身后稍远处，穿过一道玻璃门是社长办公室。一个头戴鸭舌帽、臂套护袖的男人正在贴有“付费广告”的柜台后面接待一排顾客。一位太太刚刚递给他一张硬纸卡。他蘸湿了食指在计算广告上的字数：清新牌洗涤液主治淋病、痔疮、白浊及任何泌尿系统疾病阿·德·戈尔娃霍夫人配治3月1日大街8号。最后，报出价钱。那位太太交了款，接过找头，转身离去。排在她身后的一个男人立刻向前一步，递给出纳员一张纸片。这个男人身穿藏青色燕尾服，头戴一顶圆形礼帽，衣和帽显然用过多时；金黄色的鬈发盖住了双耳；中等偏高的身材，宽宽的脊背，显得结实而持重。出纳员用手指点着字数，一行行开始数起来。突然，他皱起眉头，竖起手指，两眼极力凑近那段文字，仿佛担心没有看对。终于，他困惑不解地望望顾客，后者好似一尊塑像般地站在那里不动。出纳员不高兴地眨眨眼，然后告诉对方稍等片刻。他慢吞吞地挪动双脚，穿过房间，手里晃着那张纸片，走到社长办公室门前。他敲敲玻璃门，走了进去。一两分钟后，出纳员从门里出来，打了个手势，请那位顾客进去，然后回工作岗位上去了。
但是安东尼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劝世者”及其追随者回到本巴尔镇那一天，小信徒正待在印第安人翁贝托·萨鲁斯底诺的商店里。他看见“劝世者”在信徒们的簇拥下，后面跟着几十个男女村民，像上次那样径直向教堂拥去，心脏就像那吸入鼻孔的空气一样停滞不动了。他跟在人群后面，加入那喧闹和激动的人流中，随后便混杂在人群里，同“劝世者”稍稍保持一段距离，跪下来祷告。这时他觉得全身的热血在沸腾。那天夜里，在篝火的照耀下，他站在挤满人群的广场上，静听“劝世者”布道。这时他仍然不敢过分靠前。这一次，本巴尔全镇的人都来听“劝世者”讲道。
这是实际而又简明的劝告。他走后，人们仍在谈论他：这是一位圣徒，他显示过奇迹；他曾看见沙漠里长出了火红的草莓；他同摩西一样，一个声音把上帝不可言传的名字透露给他了。人们在议论他那些劝告。就这样，在巴西帝国结束之前、共和国成立以后，杜卡诺、索雷、安巴罗和本巴尔的村民先后听到了这些劝告。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庞孔塞霍、海雷莫勃、马萨卡拉和因安布贝的教堂从断壁颓垣中崛起；按照他的教诲，圣多山、河谷峪、阿巴底亚和巴拉索的公墓全都加修了围墙和壁龛；在依达比古鲁、贡贝、纳杜沃和莫坎波，死人时也举行隆重的葬礼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阿拉戈因哈、乌亚乌亚、赫戈维纳、依达巴依那、坎波斯、依达巴依宁赫、海鲁、里雅索、拉卡多和西莫底亚斯，人们都在夜里传颂那些劝告。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因此，起初是一个村庄，接着又有一个村庄，最后在整个北部的乡村里，人们称这位发出劝告的人为“劝世者”，虽然他的真名实姓是：安东尼奥·维生特·门台斯·马西埃尔。
村民们做完祷告，唱过赞美诗，有人把生病的子女抱给“劝世者”请他求神医治；有人讲述了自己的痛苦，询问前途如何。之后，天已经快亮了。村民们走了，“劝世者”的追随者像往常那样互相依偎着睡了。这时，小信徒安东尼怀着领圣餐时那种极为虔诚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跨过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们，向那个瘦长的身影走去。后者这时正一手支着那头发蓬乱的脑袋坐在地上休息。篝火在发出最后一点光和热。听见脚步声，“劝世者”睁开了眼睛。小信徒后来总是对那些听他讲自己经历的人说，他当时立刻从“劝世者”的眼神里看出，那位圣人一直在等候着他。安东尼一言未发——也许难以开口——地掀起粗呢外衣，让“劝世者”看他腰间系着的铁丝。
因此，应该有所准备。应该修复教堂和墓地，后者是仅次于基督住所的重要建筑，因为它是进入天堂或地狱的前厅。其余的时间就该用到最关键的地方去：心灵。难道男人或女人还要穿戴慈悲的耶稣从未穿过的绫罗绸缎诸如长裙、礼帽、皮鞋之类的奢侈品吗？
“劝世者”目不转睛地察看了一阵，微微点头，一抹淡淡的微笑浮现在脸上。在这之后的许多年里，小信徒千万次地对人们说，“劝世者”的这一抹笑就是同意他献身给上帝的隆重仪式。“劝世者”随即指指身旁的一小块空地，仿佛那是有意在人堆中为他留出的。少年和衣而卧，无须多说他便明白，“劝世者”已认为他有资格同他一道周游世界，去和魔鬼作战了。本巴尔镇看门守夜的狗群和习惯早起的村民都曾听到小信徒那一夜哭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人想到，那哭声是由幸福而引起的。
腹地的放牛汉和雇工们静静地听他讲着，心里充满了好奇、恐惧和激动；沿海的奴隶和甘蔗园里获得自由的奴隶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也是如此。有时，某个人为澄清一个问题（但是这种情况极少，因为他那严肃的神情、低沉的声音和满腹的经纶把大家吓住了）打断了他的话：这个世纪能结束吗？世界能进入二十世纪吗？他看也不看，摆出一副沉着自信的样子，往往是高深莫测的样子，回答说：到1900年，大地的光将熄灭，群星将陨落，但是在那之前将会发生罕见的事情。他讲完便是一片肃静，只听见篝火噼啪作响和蚊虫被火焰吞噬的吱吱声；村民则屏住呼吸，绞尽脑汁去苦思那未来的世界。1896年，会有成千上万的畜群从沿海向腹地移动；大海将变成洼地，洼地将变成大海。1897年，沙漠将被牧草覆盖，牧人与畜群将混成一体，以后就只有一群羔羊和一位牧人。1898年，帽子增加，头颅减少。1899年，河水将变成红色；一颗新星将运行在天空。
他的真名实姓并不是加利雷奥·加尔，但他的确是一名自由战士，或者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革命者和颅相学家。他闯荡世界期间，两次被判决死刑；他已度过的四十六年岁月，有五年是在狱中度过的。本世纪中叶，他出生在苏格兰南部的一座村庄里，他父亲在那里行医。这位医生曾力图成立一个主张绝对自由的协会，从而宣传蒲鲁东和巴枯宁的思想，但是没有成功。像别的孩子听神话故事那样，他经常听的是财产是社会上的万恶之源，穷人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打破剥削和蒙昧的锁链。
他讲述一些简单而重要的事。对于围在他身旁的人群，他并不特别注视某一个人，或更确切地说，那火热的目光绕过一圈男女老少的头顶，注视着只有他才能看到的某物或某人。他讲的那些事，人们是明白的，因为早在那遥远的、刚学会吃奶的儿时，他们就已经朦胧地知道了。他讲的那些事是当前存在、可以感知、每日发生、无法回避的，比如世界的末日和最后的审判，也许在村民尚未修复倾斜的教堂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当慈悲的耶稣看到他的住所被人们弄得如此零落不堪，会发生什么呢？对于那些不仅不帮助穷人反而为了教会的开销将穷人的腰包搜刮一空的神父们，又该如何制裁呢？上帝的话难道是可以出卖的吗？上帝的话难道不应该恩赐给穷人吗？那些曾经发誓终身保持操守的神父竟然与人通奸，他们在基督面前将如何申辩呢？当着那位洞察人们的思想如同猎手识破虎豹足迹的圣人面前，难道能够撒谎吗？他讲的事是确乎存在、每日发生、众所周知的，比如死亡。如果心灵纯洁地去死，仿佛去过节，那么死亡带来的就是幸福。难道他们是衣冠禽兽吗？如若不是，就应该穿戴起他们最好的服装，踏过生死之门，向遇到的基督鞠躬致意。他讲到天堂，也讲到地狱（那魔鬼的住所里充满了火与蛇），还讲到魔鬼怎样千方百计地装出一副无害的面孔。
他父亲是弗朗斯·约瑟夫·卡尔的弟子。这位弟子认为自己的导师——解剖学家、物理学家、颅相学的创立者是那个时代最具权威的学者之一。颅相学对于卡尔的其他门徒而言，仅在于确认智力、本能和情感是可以在大脑皮层中定位的器官，是可以测量和触摸到的。对于加利雷奥的父亲而言，这门学问则意味着宗教的灭亡，唯物主义确立并证实了精神并非像巫术师们所坚称的那样无法估量和触摸，而是像感官那样是身体的组成部分，精神如同感官一样是可以在临床上研究和治疗的。自从儿子懂事，这位苏格兰人便反复灌输下面这样一条简单的信条：革命将把人类社会从灾难中解救出来，科学则将个人从自身中解放出来。加利雷奥早已决心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奋斗终身。
他讲道的时间是在黄昏。这时男人们已从田地里归来，女人们也做完了家务，孩子们都上床睡了。他讲道的地点就在每个腹地村庄都有的村中空场和十字街头。那里没有树木，只有遍地碎石，要不是天灾人祸，加上人们懒惰，那里本可以建有花园、凉亭和长椅，从而可以称做街头广场了。他开讲的时间是在夜幕降临之前，群星尚未闪烁，那时巴西北部的天空呈现五彩缤纷的晚霞，仿佛在那无限的苍穹之上正在燃放大量礼花。他开讲的时间正是人们点燃篝火以便驱赶蚊虫或烧烤食物的时候，那时凉风开始吹来，令人窒息的热气开始下降，使得人们的心绪较好一些，否则更难以忍受疾病、饥饿和生活中的种种痛苦。
父亲的危险思想使他们难以在苏格兰生活下去，便迁居到法国南部。1868年，加利雷奥的父亲由于援助布尔德纺织厂的罢工工人而被捕，被押送到戛纳，随即死于狱中。第二年，加利雷奥也身陷囹圄，罪名是教堂纵火犯同谋——继军人和银行家之后，神父是他仇恨的第三个目标。但是，仅仅过了一两个月，他便越狱逃走了。以后他同父亲的老友，一位巴黎外科医生一道工作。这时，由于他的真名已为警方所熟知，他便改名叫加利雷奥·加尔，并且开始在里昂的一家报纸（《反叛的火花》）上发表政治小品和科普文章。
只在乞求善心的耶稣饶恕人们把其住所弄成这副模样之后，他才肯接受少量的饮食，有时仅仅做做样子。尽管是饥馑之年，村民们还是极力端出有限之物。他只肯睡在屋檐下或腹地居民为他安排的住室，很少有人看到他睡在吊床、木床或房东为他铺设的褥垫上。他席地而卧，连毯子也不要，乌黑蓬乱的脑袋枕在臂肘上略睡上几小时而已。他睡得很少，总是最后一个躺下，而第二天起得最早的牧人看见他时，他已经在修补教堂的墙壁或屋顶了。
他一生中颇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曾于1871年3月至5月同巴黎公社社员一道参加了为人类解放的战斗，也目击了梯也尔政府的军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三万名男人、妇女和儿童死于屠刀之下。他本人又一次被判处死刑，但是在处决前夕，他杀死了看守所中的军曹，穿上其军服，越狱逃走了。他跑到巴塞罗那，在那里学了几年医，同玛利阿诺·古比一道从事颅相学的研究。古比是这样一位学者：他认为只要他用手在某人的脑壳上摸一遍，便可以测出此人的禀性、爱好和最隐秘的个性。据说加利雷奥·加尔将要取得医生的头衔时，他对自由和进步的热爱，或者说他那冒险的天性，又一次将他置于动荡的生活中。一天夜里，加尔同一群志同道合者去攻打蒙奇约军营，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掀起一场动摇西班牙政权基础的风暴。但是有人事先告密，结果迎接他们的是大兵们暴风雨般的枪弹。加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志们一个个在枪林弹雨中倒下，他本人也多处受伤，最后被士兵们抓住。他被判处死刑，但是根据西班牙的法律，对病囚不准行刑，所以在处决他之前必须将他的伤医治好。在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帮助下，他逃离了医院，并携带假证件登上了一艘货轮。
起初他是单独一人，总是突然来到，徒步行走，一路风尘，每隔三五个月出现一次。他那细长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晨曦或黄昏中，总是匆匆走过村里唯一的长街，脚步有些急促。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在响着铃铛的山羊、狗群和为他让路时好奇地注视着他的孩子中间走着，并不回答那些认识他且敬重他的妇女的问候，也不理睬赶忙给他送来羊奶、面条和菜豆的女人。走到村里的教堂之前，反反复复、仔仔细细查明核实教堂的确房梁断裂、油漆剥落、钟塔破损、墙壁洞穿、地砖凸起、祭坛生虫之前，他是既不吃也不喝的。一片悲伤的阴云笼罩了他的脸庞，他难过得像逃荒的人——被干旱夺走了儿女、牲畜和家产，只好离乡背井，抛下亲人的尸骨去逃荒、逃荒而不晓得究竟奔向何方。他往往伤心地哭起来，在泪眼中，那燃烧的火花越发可怕地闪烁着。他随即祷告起来，可祈祷的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善男信女。他匍匐在地上，或在石头上，或在破瓷砖上，面朝着祭坛或者祭坛曾经可能存在过的方向，时而默祷，时而高诵，一两个小时地趴在那里。居民们在一旁观看着，脸上露出敬佩的神情。他祈祷圣灵、圣父、万福马利亚和一些别人从未听过但是后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就死记硬背下来的祷词。“教堂的牧师在什么地方？”时常可以听到他这样发问，“这里为什么不给羊群安排一位牧人？”村子里没有牧师，上帝的住所被破坏，二者都使他万分难过。
加尔虽然周游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但始终忠于少年时期的思想。他抚摩过各种各样长着金黄、漆黑、火红和银白色头发的脑袋，与此同时，他审时度势，时而进行政治活动，时而从事科学研究；其间，伴随着种种历险：监狱生活、秘密行动、地下会议、逃亡和失败。他写下了一本本实证笔记，从而丰富了他的导师蒲鲁东、卡尔、巴枯宁、斯布赫谢姆、古比和他父亲教授他的例证。由于扰乱社会治安和攻击宗教思想，加尔曾经在土耳其、埃及和美国被捕，可是因为福星高照又不畏艰险，他从来没有在铁窗中待过很长时间。
他身材高大，但十分瘦削，似乎让人看到的只是他的侧面；他肤色黝黑，虽然瘦骨嶙峋，双眼里却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花；他脚踏牧师们穿的麻鞋，身着深蓝色长袍，这一切令人想起那些在腹地走街串巷、给儿童洗礼、为已同居的情侣主持结婚仪式的教士们。很难猜出他的年龄、出身与来历，但是在他那平静的面庞上，在他那俭朴的生活习惯上，在他那冷漠、严峻的神情里，总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人们，即使他没有说出劝诫的话。
1894年，加尔在一艘德国轮船上当医生。该船在巴伊亚的海上遇险失事，搁浅在圣彼得要塞的对面。那时巴西废除奴隶制仅仅六年，从帝制改为共和也只有五年。这个国家的混血人种与文化、沸腾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欧洲与非洲融合于一体的特色，还有某种他尚不了解的什么，都使他十分着迷。他决定留居此地。他不能开诊所，因为没有医生头衔，于是只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靠教外语和打短工维持生计。加尔虽然也曾浪迹巴西内地，但终究又回到萨尔瓦多来住。他经常出入卡底丽那书店，经常待在米拉多尔大街的棕榈树下或者下城区水手常去的酒馆里。他常常向过往行人解释：假若理智代替信仰成了生活的中枢，即魔鬼（第一个造反者）代替了上帝成为真正的自由君王，那么各种道德观念便可以同时共存了。他还说：一旦旧秩序被革命行动摧毁，自由和正义的新社会就会自发地产生。虽然有行人听他宣讲，但是人们似乎并不十分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