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眼前的山地陡峭起来，直上直下。若安寻思着马坎比拉老人能不能攀登上去。帕杰乌将死去的敌人散兵指给他们，死尸在月光下依稀可见，那是许许多多的政府军士兵，是先头部队，在同一个高度上被甲贡索人的枪弹扫倒。昏暗中，若安·格兰德看见他们皮带上的纽扣和帽子上的帽徽在闪光。帕杰乌用头部做了一个难以觉察的动作，告别众人，两个小鬼开始顺着山坡往上爬。若安·格兰德和华金·马坎比拉也跟在他们后面爬，再往后便是天主卫队。他们爬山是那样轻巧，连若安自己都感觉不到。他们发出的响动、碰得滚动起来的卵石就像轻风的杰作。从他们的背后，从贝罗山，传来不间断的、隐隐约约的人声。是人们在广场上祈祷吗？是每天晚上卡努杜斯埋葬白天的阵亡者时唱的赞美诗吗？前方，已经出现了人影和光线，听到了声音，他全身的肌肉顿时紧张起来，担心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进入无人地带时，月亮出来了。若安·格兰德从齿缝里诅咒着，听到部下的窃窃私语。那是一轮金黄色的巨大圆月，柔和的光亮驱走了黑暗；月光下，只见一片没有灌木遮盖的土地一直延伸到法维拉山黑暗的阴影里。帕杰乌护送他们到山脚下。若安·格兰德一直在想同一个问题：当大家都不能入睡的时候，自己怎么会睡着了？他偷看帕杰乌的脸：他有三四天没睡觉了吧？他从圣多山就开始骚扰狗子兵，在安西科和翁布拉纳斯狙击他们；回到卡努杜斯后，又从那里驱赶他们，两天来夜以继日；现在他清醒、镇静、沉着，和两个小鬼一起为他们充当向导。到了山坡上，两个小鬼接替他。“他没睡过吧？”若安·格兰德想，“是魔鬼叫我睡着的。”他又惊又怕。虽已时隔多年，而且“劝世者”使他的生活获得了宁静，但一个疑虑仍时时刻刻地折磨着他。他怀疑很久以前的那个中午钻进他体内并使他杀死阿黛林哈·德·古穆西奥的魔鬼依然隐藏在他灵魂的深处，等待适当的时机加害于他。
两个小鬼叫他们停下。他们接近了一个哨卡：四个士兵站在那里，后面有许多人，火堆的光焰映在他们的脸上。马坎比拉老人爬到他旁边。若安·格兰德听见他吃力的喘气声：“你一听见哨响，就向他们开火。”他答应道：“愿慈悲的耶稣帮助你们，堂华金。”只见马坎比拉父子十二人消失在阴影中。他们趴在地上，身上带着锤子、梯子和斧头，一个小鬼给他们带路；另一个小鬼留下来和若安的人在一起。
“赞美‘劝世者’好耶稣。”老人告辞说。
格兰德在人群中紧张地等候着哨音，那提示马坎比拉父子已到了“杀人魔王”面前。等了好久，那从前的奴隶似乎觉得永远也不会听到哨音了。突然，一声长长的吼叫声压倒了其他一切声音，他和手下一齐向哨兵射击。四周响起了雷鸣般的枪声。一阵大乱之后，士兵们熄灭了火堆。敌人从上方打枪，但是不知道甲贡索人在哪里，所以那些子弹没有射中他们。
“那就照你说的办，”若安·阿巴德让步了，“那么，愿圣父与你们同在。”
若安·格兰德命令手下前进，片刻后就向敌人的营地射击并投掷炸药包。黑暗中，那里的跑步声、呐喊声、命令声混成一片。子弹一打光，若安就隐蔽起来聆听。上方，马里奥山那边好像也有枪声。是马坎比拉父子跟敌人的炮兵打起来了？不管怎样，没必要继续待在那里了，同伴的子弹也打光了。他用哨音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我和儿子的性命是我们自己的事。”老人咆哮道。
到了半山腰，一个小鬼奔跑着追上了他们。若安·格兰德将一只手放在他蓬乱的头上。
“你不会下地狱，这是为了让你们活着回来。”
“把他们带到‘杀人魔王’那里了吗？”他问。
“我不愿下地狱！”他叫道。
“带到了。”小鬼回答。
他和四十个小伙子回到维拉庄园时，若安·阿巴德与华金·马坎比拉正在讨论。街道司令想让马坎比拉父子换上官军的制服，说这样他们到达大炮跟前的可能性更大。华金·马坎比拉拒不接受，火冒三丈。
背后枪声大作，好像整个法维拉山都进入了战争状态。小鬼一句话也不再多说，若安·格兰德又一次想到了腹地的怪现象：人们更喜欢沉默而不愿说话。
若安·格兰德在睡着的甲贡索人之间行走，每走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哨兵下来和他说话。这位从前的奴隶唤醒了四十名天主卫队队员，向他们说明将要做什么。得知这条战壕里几乎没有伤亡时，他一点也不惊奇。若安·阿巴德早已预见，以保护义民而言，那里的地形比任何地方都优越。
“马坎比拉父子怎样了？”他终于问道。
若安·格兰德让若安·阿巴德、马坎比拉父子同帕杰乌待在一起，自己溜进了沿着瓦沙—巴里斯河岸挖出的错综复杂的坑道。正是在这些坑道里，甲贡索人向政府军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政府军官兵还没登上山顶，还没看到卡努杜斯的影子，就急忙沿着山坡向山脚下的城市逃去。可怕的射击使他们立刻停住，使他们一退再退，互相拥挤，互相践踏，乱成一团；使他们发现自己既不能进，也不能退，还不能从侧翼逃，唯一可行的是趴在地上并筑起防御工事。
“被杀死了。”小鬼低声说。
没错，位置是准确的，帕杰乌在维拉庄园迎接他们时证实了这一点。“杀人魔王”就在马里奥山后的第一个制高点上，和敌人第一纵队的其他大炮在一处。敌人将这些大炮排成一行，周围用装满石头的麻袋和木桶保护着。两个小鬼爬到了那里，而且数清楚：在无人地带和死亡射手的防线后面，在法维拉山近乎笔直的山坡上，有敌人的三个哨卡。
“全被杀死了？”
在去维拉庄园战壕的路上，他们拿起若安·阿巴德命令预备好的装备：梯子、扁担、炸药包、斧头和锤子。老人和孩子悄悄地分配工具时，若安·阿巴德向他们解释说，当他们向“杀人魔王”匍匐前进时，天主卫队将发起佯攻以吸引狗子兵的注意力。“我们看看小鬼们提供的位置是不是准确。”他说。
“我想是的。”
圣堂门口前方是一堵用土袋和木箱筑起的高墙，他们一边等候马坎比拉父子，一边和天主卫队成员交谈。老马坎比拉、他的十一个儿子和儿媳，都在“劝世者”那里。若安·格兰德在心里斟酌哪几个小伙子将陪老人一起去。他想，老人一定很喜欢听“劝世者”对他们全家说，你们是为慈悲的耶稣献身。当他们出来时，老人的眼睛焕发着光彩。虔诚的小信徒安东尼奥和玛丽亚·瓜德拉多一直把他们送到高墙边，祝福了他们。马坎比拉众兄弟拥抱了他们的妻子，女人们拉住他们哭了起来，但是华金·马坎比拉说出发时间已到，从而结束了那个场面。女人们和贝阿迪托一起到慈悲耶稣的圣堂去祈祷。
他们已经到了无人地带，正走在通向战壕的途中。
外面，夜深了，乌云密布，连一颗星星都没有。听不见枪声，大广场上不见人影，住宅里也没有灯光。天刚擦黑，那些牛就被从莫坎波后面拉走了。圣灵街上充满了腐肉的恶臭和血腥味。若安·格兰德听马坎比拉父子讲着他们的计划，感到在狗群撕啃着的尸体上有无数只苍蝇的眼睛在闪动。他们走上大广场，一直走到教堂前的开阔地，那里成了要塞，四面筑起了两道甚至三道用砖石、木箱、木桶、房门、铁罐、木棍和翻倒的车辆垒成的围墙，武装起来的人聚集在墙后。他们躺在地上休息，在小小的火盆旁聊天。在一个拐角处，一群人在吉他的伴奏下唱着歌。“在拯救灵魂或为了求得永生而捐躯的紧要关头，怎么我连坚持不睡觉这样区区小事都做不到？”格兰德一面寻思，一面感到十分内疚。
彼得劳的部下撤退时，矮子发现近视记者正躲在科罗罗波的山沟里啼哭。矮子于是拉着他的手，领着他走在全速奔向贝罗山的甲贡索人之中，那些人确信，特拉波波的屏障一旦被打通，敌军的第二纵队就会攻城。第二天清早，穿过羊栏前的战壕时，他们在人群中碰见了胡莱玛，她走在萨德林哈姐妹中间，吆喝着一头驮着筐篮的毛驴。三个人互相拥抱，心潮澎湃，矮子感觉到胡莱玛拥抱他时嘴唇吻在了他的面颊上。那天夜里，他们躺在仓库里的木桶和木箱后面，听着不停地射向卡努杜斯的枪声。矮子告诉他们，从他记事时起，这是头一次有人吻他。
他们要走时，矮子拉住若安·阿巴德，用甜蜜的语调献媚地说：“若安·阿巴德，你什么时候想听，我就什么时候给你讲魔鬼罗伯特的惊险故事。”那从前的强盗推开了他，没有回答。
那隆隆的炮声、密集的弹雨、翻滚的浓烟和给钟楼造成破坏的爆炸已经持续多少天了？三天、四天、五天？他们在仓库中踱来踱去，看着比拉诺瓦兄弟和其他人夜以继日地出出进进，听着他们在讨论，在下命令，却什么也听不明白。一天下午，矮子往小口袋和牛角里装猎枪和火枪的弹药时，听见一个甲贡索人指着炸药对安东尼奥·比拉诺瓦说：“但愿你这堵墙壁结实，安东尼奥·比拉诺瓦。否则，一枚子弹就能把它点着，将全区报销。”他没把这话告诉他的伙伴。为什么要让近视记者更害怕呢？在这里的共同遭遇使矮子对两个伙伴产生了感情，对马戏班里的人也不曾这样好过。
“你可以帮助马坎比拉他们上去，”若安·阿巴德说，“你别跟他们一起干，若安·格兰德，帮他们上去就行了。这是他的计划、他的决策。好，咱们走吧。”
轰炸期间，他两次去找吃的东西。他紧贴着墙壁，人们都躲在那里悄悄地走着。他挨家挨户地乞讨，风吹得他两眼模糊，枪声吓得他惊慌失措。在圣母教堂街上，他亲眼看见一个孩子是怎样死的：小孩跑着出来追一只扑扇着翅膀的母鸡，没跑几步，突然瞪着眼睛向上一跳，似乎毛发都竖起来，当即倒地死去，原来子弹打中了他的腹部。矮子将尸体送进一户人家，他看见小孩是从那里出来的。屋里空无一人，他只好将孩子放在一张吊床上。矮子没能抓住那只母鸡，但由于若安·阿巴德给贝罗山找来了牛肉，虽然前途未卜，死人甚多，但当他们能吃到食物时，三个人的情绪还是好多了。
“我能跟他们一起去吗？”若安·格兰德打断了他，“我给它放上炸药，炸掉它。”
夜幕降临，枪声停下来，玛特里兹广场上的祷告声也停止了。他们三人没有入睡，躺在仓库的地板上交谈着。突然，一个静静的人影手提一盏泥制小灯站在门口。矮子认出了帕杰乌的伤疤和那敏锐的小眼睛，肩上扛着猎枪，腰间插着大刀和砍刀，子弹带交叉绑在衬衣上。
“华金·马坎比拉和儿子们要到法维拉山去，要取消‘杀人魔王’的发言权。”他说。三个坐在地上的人都不吃了，瞎子伸长了脖子，将右眼贴在那块镜片上，这镜片成了一块玻璃的七巧板。“他们很难上去。不过只要他们到达那里就能报销它。这倒容易：把引信搞坏，或者将炮膛炸掉。”
“我真心实意地，”他低声说，“希望您做我的妻子。”
“劝世者”在圣堂里安然无恙，政府军没离开法维拉山，不时地发生枪战。若安·阿巴德的脸上笼罩着不安。“怎么了，若安？我能干点什么？”街道司令亲切地看着他。虽然他们谈话不多，但那从前的奴隶知道，自朝圣以来，这个从前的强盗就很器重自己，在许多场合，他都使自己感受到了这一点。
矮子觉得近视记者叹息了一声。他觉得那个如此倔强、阴郁、冰冷的人会说出这类情话，真是妙极了。他看出那张被伤疤弄得变了形的脸上隐藏着强烈的渴慕之情。那时已听不到枪声、犬吠声和祈祷声，只听见一只金龟子碰撞墙壁的声音。矮子的心怦怦地跳着，并非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甜蜜的激情，因为他看到油灯下那张被刀劈过的脸注视着胡莱玛，期待着她的回答。他感到近视记者在可怕地喘息着。胡莱玛一言不发。帕杰乌又一字一板地重新开口。他从没有像教会、上帝和“劝世者”指示的那样结过婚。他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胡莱玛，眨也不眨一下。矮子心想，对那么可怕的人产生怜悯之情，真是傻瓜。然而在那时刻，帕杰乌显得特别孤独。他曾有过短暂的、没有留下痕迹的爱情，但不曾有妻室儿女。他的生活不允许那样。他总是到处奔波，逃命，搏斗，因此当“劝世者”说由于人们一味地索取，疲劳的大地已经枯竭，总有一天会要求休息的时候，他非常理解。对他来说，贝罗山就是他向往的地方，就像大地所要求的宁静。他的生活缺乏爱情，但是现在……矮子看到他在咽唾沫，想到萨德林哈姐妹已经醒了，正在暗处听帕杰乌讲话。夜里常常想到的事情使他不安：自己的心由于缺乏爱情而干枯了吗？帕杰乌结结巴巴地说完，矮子心想：“对他来说，我和‘大近视’都不存在。”帕杰乌的心并没有干枯：他在灌木丛中一看见胡莱玛就明白了。他的伤疤有点异常；当小小的灯火摇曳不定时，他的脸部更难看了。“他的手在发抖。”矮子吃了一惊。那一天，帕杰乌的心、感情和灵魂都说话了。有了胡莱玛，他才发现自己的感情没有枯竭。他感到了自己的脸、身体和声音就在这里。他粗鲁地敲敲自己的脑袋，拍拍自己的胸脯，小油灯的光随之上下跳动。他又沉默了，静候着答复。金龟子的嗡嗡声及其与墙壁的碰撞声又响起来了。胡莱玛还是一言不发。矮子斜视着她：她旁若无人，采取守势，抗拒着那卡波克洛人的视线，表情十分严肃。
“我叫他们让你睡好。”他听见若安·阿巴德的声音，黑暗中闪出他健壮的身影。“赞美慈悲的耶稣‘劝世者’。”昔日的奴隶小声说，并开始道歉，但是街道司令打断了他：“若安·格兰德，你需要睡觉，活人不能不睡觉。”他坐在一只木桶上，紧靠着油灯。若安·格兰德见他面容憔悴，眼窝深陷，脑门上镶嵌着抬头纹。“可我梦见马群时，你却在作战、奔跑、帮助别人。”他想。他感到如此惭愧，几乎没发现矮子将一只小水桶递给他们。若安·阿巴德喝过后递给了他。
“现在我们暂时先不结婚。眼下有别的事情要干，”帕杰乌补充说，似乎在表示歉意，“等狗子兵撤退了再办。”
在摇曳不定的油灯下，透过布满眼眵的眼帘，他看见三个人在吃饭：和华金神父一起来贝罗山的女人、瞎子和矮子。夜幕降临，他睡了很长时间，周围没有其他人。内疚使他完全清醒了。“发生了什么事？”他叫道，站起来。瞎子手里的那块肉落在地上，只见他在地上摸着。
矮子又听到了近视记者的叹息。这一次帕杰乌仍全神贯注地盯着胡莱玛，对她旁边的伙伴视若无睹。但还有一件事……这些天，当他跟踪那些不敬上帝之徒，当他向他们射击时，他想了许多。这是一件使他心花怒放的事。他不做声了，羞愧了，经过内心斗争之后才说了出来：胡莱玛能不能把饭和水给他送到维拉庄园去？这是令人羡慕的事，矮子都想做。她会做吗？
忽然，在恬静的梦中，若安·格兰德看到一群健美的枣红马在沙滩上驰骋，践踏着喷吐白沫的海浪。一股甘蔗林的清香像新酿的蜂蜜，又像散发芳香的蔗渣。然而看到那些出色的牲畜在清凉的海浪中高兴嘶鸣的幸福转眼即逝，突然从海底钻出那长长的“杀人魔王”，像在莫坎波的坎东布莱斯被奥克索西用金光耀眼的宝剑斩掉的恶龙般喷吐着火焰。似乎有人大喝一声：“魔鬼必胜！”他被惊醒了。
“会，会，她会做的，会给您送去的，”矮子听见近视记者茫然失措地说，“她会做的，会做的。”
“你们瞧瞧，看到了吗？”华金·马坎比拉老汉叫嚷着进来，他已浑身泥土、面目全非，“看到‘杀人魔王’的厉害了吧，若安·阿巴德？”阿巴德没有回答，而是命令那个给若安·格兰德当向导、被爆炸的气浪抛到彼得劳怀中、惊恐万状地挣出来的小孩去看看好耶稣的圣堂是否因炮击而受到损坏，然后示意马坎比拉坐下来吃东西。老人如痴如狂，一边啃着安东尼娅·萨德林哈递给他的那块肉，一边继续以仇恨和恐惧的口吻谈论着“杀人魔王”。若安·格兰德听他含含糊糊地说：“我们若不想办法，就将被它葬送。”
但就连这一次，卡波克洛人也没看近视记者一眼。
格兰德向大家讲述发生在翁布拉纳斯的事，这时，一声难以形容的轰鸣将他从原地抛起来又落在原地摇晃。几秒钟后，大家都呆若木鸡，缩作一团，双手捂着脑袋，觉得仓库里的石头、屋顶都在颤动，似乎一切都将被不停的颤动震得粉碎。
“他是您的什么人？”只听帕杰乌问道，这一次他的声音斩钉截铁，像一把钢刀，“不是您的丈夫，对吗？”
到达贝罗山时，狂风大作，地暗天昏，若安·格兰德几乎什么都看不清。枪声激烈，爆炸声中掺杂着瓦片被打碎、墙壁被轰塌以及洋铁桶滚动时发出的阴阳怪气的响声。小孩拉着他的手，知道从哪里走枪弹打不着。在这两天的轰击中，人们找到了安全地带，只有从某几条街的某个角度走动，才能躲避机关枪的扫射。若安·阿巴德带回来的牛都在圣灵街屠宰，那里的圈栏变成了屠场，老幼妇孺都排着长队等候着领取自己的一份。那时，大广场像座军营，堆着大批装有步枪的箱子和大大小小的铁桶，中间有一大群情绪激动的甲贡索人。将辎重拉回来的骡子带着醒目的部队番号和鞭痕，听到轰鸣声就惊叫。若安·格兰德看见一群瘦狗正在密密麻麻的苍蝇的包围下吞噬着一头死骡子。他认出了待在高地上的安东尼奥和奥诺里奥·比拉诺瓦，他们连喊带叫、比手画脚地分配着那些弹药箱。年轻的甲贡索人贴着北边的住宅跑步运送箱子，每次两箱，他们中有的和这个不许他走近比拉诺瓦兄弟的小孩一样小。小家伙吓唬他，说要把他送到庄园的老房子去，街道司令在那里等着他。让卡努杜斯的儿童当通信兵——大人管他们叫小鬼——是帕杰乌的主意。就是在这间仓库里，当他提出这个主意时，若安·阿巴德说这是在冒险，孩子们不负责任，会记错事情。但是帕杰乌坚持自己的意见，反驳说：根据他的经验，孩子们动作敏捷，说到做到，而且豁得出去。“帕杰乌是有道理的。”看着那只将自己拉到若安·阿巴德面前才松开的小手，若安·格兰德想。当时街道司令正靠在柜台上边喝边嚼，听彼得劳讲话，十几个甲贡索人围在他的左右。若安·阿巴德一看见格兰德就示意他过去，用力握住他的手。若安·格兰德想告诉他自己想到的一切，向他表示感谢，祝贺他缴获了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和食物。但是像往常一样，似乎有什么东西制止了他，使他胆怯而羞愧：只有“劝世者”能打破那从他懂事以来就一直阻止他向人倾吐衷肠的障碍。他向其他人点点头，或拍拍他们的肩膀表示问候。他突然感到疲惫不堪，蹲在了地上。阿顺松·萨德林哈把满满一碗肉和炒面及一罐水放在他手上。他一时忘掉了战争，忘掉了自己是谁，幸福地又吃又喝。吃完，他看出若安·阿巴德、彼得劳和其他人都默不作声，等着自己讲话。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吞吞吐吐地请求大家原谅。
“不是，”胡莱玛的语气异常柔和，“他……就像我的儿子。”
若安·格兰德克制着激动，将一只肮脏的大手放在小孩的脑袋上。若安·阿巴德吩咐天主卫队去维拉庄园增援帕杰乌，让那从前的奴隶到比拉诺瓦家和他碰头。若安·格兰德将他的人送到去维拉庄园的路上，叫他们沿着瓦沙—巴里斯河的峭壁走，那里是可以避开敌人从法维拉山射来的枪弹的死角，借助崎岖不平、弯弯曲曲的地形，通过那坎坷隐蔽、坑坑洼洼的一公里山路。那里是贝罗山的第一道防线，离政府军不到五十米。卡波克洛人帕杰乌一回来就负责那条战线。
夜里一片枪声。炮火一阵接着一阵，非常猛烈。呐喊声、跑步声，又是一声巨响。
“带回来一百多头牛，还有好多支枪，”小孩兴冲冲地说，“还有子弹箱、手榴弹箱和大火药桶，都是从狗子兵那里抢来的。现在整个贝罗山都在吃肉。”
“我很高兴能到您这里来，跟您讲话，”帕杰乌说，“现在我得走了。赞美好耶稣！”
“这么说他回到卡努杜斯了？”从前的奴隶叫了起来。
顷刻间，库房又被黑暗淹没，金龟子的声音已经消失，听到的只有无休无止、忽远忽近的子弹呼啸声。比拉诺瓦兄弟待在战壕里，只有要和若安·阿巴德开会时才出来；萨德林哈姐妹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救护站或去给战士们送饭，矮子、近视记者和胡莱玛是仅有的不去那里的三个人。仓库里又堆满了若安·阿巴德从敌人的运输队缴获的武器弹药，一座沙石影壁保护着仓库的大门。
一路上，听得见从法维拉山方向传来的枪声。一个甲贡索人说，在那条战线上狙击狗子兵的帕杰乌、马内·瓜德拉多和塔拉梅拉怎么会放那么多枪？这很奇怪。若安·格兰德提醒他，大部分弹药都分给了贝罗山和法维拉山之间战壕里的人，甚至连铁匠都带着铁砧和风箱搬去那里，在战士们身边继续铸造铅弹。然而刚刚望见硝烟下的卡努杜斯——太阳升高了，圣堂的塔楼和新粉刷的房屋反射着阳光——若安·格兰德就预感到了新的喜讯。他眨着眼睛注视着、估摸着、比较着。真的，从好耶稣的圣堂，从圣安东尼奥教堂，从公墓的围墙后方，和从瓦沙—巴里斯河及维拉庄园的悬崖峭壁上一样，人们在不停地射击。哪里来的这么多弹药？几分钟后，一个小孩给他们带来了若安·阿巴德的消息。
“你为什么不回答他？”矮子听见近视记者不安地说，“他对你说那些话时非常紧张，是很为难的，你为什么不回答他？你没看到在那种情况下爱会变成恨，他会打你、杀你、不放过我们吗？”
他们沿着瓦沙—巴里斯河蜿蜒的支流返回，只在涨水时那河床才被淹没。在布满卵石的肮脏河道里，若安觉得早晨的气温升高了。他走在后面，察看死尸，想象着“劝世者”、贝阿迪托和“世人之母”得知那些兄弟将在恶劣的气候中腐烂时会感到多么痛苦。想到那些年轻人使他难过。他们中的许多人跟他学过射击，现在没得到安葬和祈祷就变成了兀鹫的食物。然而他们的遗体又如何运得回去？
他不吭气了，一连打了一个、两个……十来个喷嚏。打完，枪声也停止了，夜游的金龟子又在他们的头上盘旋。
一小时以后，敌人的援兵来了。那时天主卫队已经用骡马和人的尸体以及斜坡上滚下来的石块、杂木和仙人掌将山口堵死，敌人不得不派两个连的工兵在前方开路。这对他们来说可不容易，因为不仅华金·马坎比拉用最后的弹药向他们开火并逼他们两次退却，而且当那些工兵要在障碍物上实施爆破时，若安·格兰德和手下的一百多人也爬到他们身边，同他们展开了肉搏战。在其他士兵到来前，他们已给政府军造成了伤亡，缴获了枪支和珍贵的子弹。当若安·格兰德一声哨响，然后喊叫着命令撤退时，好几个甲贡索人已在山口阵亡或在那里挣扎。这位从前的奴隶已经回到上面了，大石块挡住了敌人的弹雨，他得以有时间确认自己没有受伤。他浑身是血，不错，是旁人的血；他用细纱布将血擦去。战斗了三天都没擦破一点皮，是神灵保佑吧？他趴在地上喘着粗气，看见山口终于被打开，政府军四人一组向若安·阿巴德的所在地进发。数以十计、百计地过去。毫无疑问，他们保护辎重去了，不管天主卫队和马坎比拉如何挑衅，他们都不爬上山坡或陷进泥塘，只是派小股的射手在两翼散开，一条腿跪在地上打枪。若安·格兰德不再迟疑，他对街道司令已爱莫能助。当确信撤退的命令已经传达到了所有人，他就在巨石和小山包之间连蹦带跳，从战壕到战壕，从山背面下去，看看烧饭的妇女们是不是已经撤退。她们已不在那里。于是他起程回贝罗山。
“我不愿意做帕杰乌的妻子，”胡莱玛好像不是对他们讲话，“他若逼我，我就自杀，像卡龙毕女人那样用契克—契克树的一根尖刺尖刺。我永远不会做他的妻子。”
他回到战壕时，天快亮了，除去岩石间隐蔽着的哨兵，其他人都分散在山坡上睡着。若安·格兰德瑟缩着身躯，又困又乏，一阵马蹄声使他一跃而起。烟尘中，十来个骑兵向他驰来。是敌人的侦察兵或保护辎重的先头部队吗？在微弱的晨曦中，弓箭、投枪、石块、梭镖雨点般从山坡上向敌人的护路队投去，马坎比拉所在的泥塘那边也响起了枪声。骑兵们掉转马头，退回法维拉山。现在没错了，他相信运输队的援兵随时可能出现，而且人数会很多，是他们这些只剩下弩弓、刺刀和大刀的人阻挡不住的。他祈求上帝保佑若安·阿巴德有时间完成计划。
近视记者又打了一连串喷嚏。矮子心中不安：要是胡莱玛死了，他可怎么办？
他们一致决定，收到街道司令的命令前，先待在翁布拉纳斯。分手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声“赞美好耶稣‘劝世者’”。若安·格兰德再次走过泥塘时，又听到了类似鹦鹉叫声的哨音，指示义民放他过去。他在泥泞中摇摇晃晃地走着，觉得脸上、胳膊和胸部都有蚊子叮着，同时尽力想象着那使马坎比拉如此担心的“杀人魔王”。那一定是杀伤力极强、震耳欲聋的庞然大物，是喷吐火焰的钢铁巨龙，以致勇猛无畏的老人吓住了。这些妖魔鬼怪的确法力无边，强大无比，能派遣数目越来越多、武器越来越好的敌人来攻打卡努杜斯。上帝对天主教徒的信仰考验到何时算完？他们受的苦难还少吗？他们不是挨够了饿、死够了人、遭够了罪吗？不，还不够。“劝世者”说过：惩罚和罪孽是对等的。由于他的罪孽比别人严重，无疑要偿还得更多。但是知道自己是在慈善事业的一边，是和圣豪尔赫一起战斗而不是与恶龙为伍，总是很大的安慰。
“咱们应该不失时机地逃出去，”他听见近视记者在叹息，“否则就再也离不开这里了。咱们将可怕地死掉。”
“是的，”若安·格兰德顺势谦恭地说，“既然没有别的家伙。”
“帕杰乌说官军会退走的，”矮子低声说，“他讲话时信心十足。他了解情况，他在战斗，能看出战争发展的趋势。”
“可是，用什么呢？”马坎比拉叫道，“用两只手？”
若是往常，记者会反驳他：他也和那些乐天派一样发疯了吗？他也相信他们会打败巴西政府军吗？也像他们一样相信堂塞巴斯蒂安国王会和他们共同战斗吗？然而现在他沉默不语。矮子则不像记者那样有把握地认为政府军不可战胜。难道他们进入了卡努杜斯？若安·阿巴德不是缴获了他们的武器和牛群吗？听说政府军在法维拉山像苍蝇一样死去，四面受敌，粮草断绝，在消耗最后的弹药。
华金·马坎比拉不止一次派人去问若安·阿巴德：鉴于当时的情况，是继续留守翁布拉纳斯还是撤退到卡努杜斯？但无回音。他怎么想？若安·格兰德吃力地摇摇头，不知所措。一方面，如果敌人从北面进攻，迫在眉睫之事是赶回贝罗山去保护“劝世者”；另一方面，若安·阿巴德不是说过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后方吗？
然而，从前四处流浪的生涯使得矮子在屋里坐不住，在之后的日子里，尽管有中弹的危险，他还是到街上去，并渐渐看出卡努杜斯没有取胜的迹象。他常常在街上碰到一具尸体或一名伤员，要是枪声密急，就得等上几小时后才能把他们送到救护站去——眼下所有的救护站都搬到莫坎波附近的圣伊内斯大街去了，除了帮助护士们运送伤员，矮子是不到那里去的，因为那里堆放着白天阵亡的人的尸体，只有到夜里才能掩埋——墓地在火线上。救护站里伤员的哭叫和年迈老人的惨状叫人目不忍睹，瘟疫也非常可怕。那些老人已残疾无用，专管驱赶兀鹫和野狗，不让它们去吞噬已经布满了苍蝇的尸体。每天晚上，好耶稣圣堂的钟声一响，葬礼准时举行。安葬前，先举行祈祷和布道。现在是摸黑举行，不像从前那样点着火烛闪烁的蜡烛了。胡莱玛和近视记者也常和矮子一起去听布道。不同的是，“劝世者”的布道演说一结束，他们就马上回库房，矮子却要跟随人们到墓地去。安葬仪式以及亲属们要在死者身上放一块木头再掩埋的奇特做法使他入迷。因为大家都在打仗，没人做棺材了，所以都是将尸体裹在吊床里掩埋，有时是两三具尸体裹在一起合葬。亲属们往吊床里放一块木板、一截树枝或随便一个木制品，以便向上帝表明心迹：他们本想用棺材进行体面的葬礼，只是恶劣的环境不许可。
老人焦躁不安。当若安·格兰德发现他的焦躁完全是由于看到了那门又宽又长、明亮闪光、在胡埃特路上由四十头牛拖动的大炮时，大感吃惊。“倘若‘杀人魔王’开火，好耶稣圣堂的塔顶和墙壁都得被炸塌，贝罗山就完了。”他忧心忡忡、含糊其词地说，若安·格兰德全神贯注地听。华金·马坎比拉使他肃然起敬，他身上有令人敬佩的长者风度。他年事已高，拳曲的白发垂到肩头，苍白的小胡子映着黝黑的脸膛，有一只葡萄藤状的鼻子，眼睛周围布满皱纹，洋溢着无限活力。在科罗罗波和特拉波波之间，他曾是一大片木薯和玉米地的主人，那个地区正巧也叫马坎比拉。他和十一个儿子耕种那些土地，和邻居为地界打过官司。一天，他抛弃了一切，拉家带口迁到了卡努杜斯，在公墓对面占了六间房屋。贝罗山的所有居民对老人都望而生畏，因为他的倔强是有名的。
有一次闲逛回来，矮子在库房里看到胡莱玛、近视记者和华金神父在一起。自从神父回来，他们已有好几个月没单独和他在一起了。他们时常看见他在好耶稣圣堂的钟楼上站在“劝世者”的右边，在宗教游行时为玛特里兹广场上合颂《玫瑰经》的人群祈祷，做弥撒；天主卫队护卫着他。葬礼上，他用拉丁文颂《悼亡经》。他们听说华金神父没有露面是因为他到腹地的各个角落周游去了，去为甲贡索人办事并寻求援助。自从再次开战以来，华金神父经常在街上，特别是在圣伊内斯街上出现，到救护站去听危在旦夕的伤病员们忏悔，为他们行涂油礼。尽管矮子几次与神父相遇，却从未跟他说话。可是这一次当矮子走进库房，神父向他伸出手并寒暄了几句。神父坐在挤奶用的小板凳上，胡莱玛和近视记者盘腿坐在他面前的地上。
到了一片长满法维拉树、仙人掌和茵布塞罗树的泥塘附近，小马坎比拉把一只木哨放进嘴里，吹出了类似鹦鹉叫的声音。另一个相同的声音回应了他。小伙子拉着若安的胳膊，把他领过没膝的泥塘。顷刻后，那从前的奴隶就拿着一只皮囊在喝甜水了。他和华金·马坎比拉蹲在一棵树下，周围闪烁着许多双眼睛。
“任何事情都不容易，就连这件世界上看来最容易的事情也不容易。”华金神父气馁地对胡莱玛说，方嘴唇发出“啧啧”的声音。
这时，他看到了那位老太太的尸体，感到胸中的血往上冲。他只看了一秒钟，见她的脸上反射着月光，怒目圆睁，披头散发，仅有的两颗牙龇出嘴唇，前额和眉宇间充满怒气。他不知老妇人的姓名，但对她很熟悉。她迁居贝罗山很久了，和她一起来的有儿子、女儿、孙子、侄儿、侄女和她收容的孩子，一大家子住在圣心街一间小小的土屋里，那是被“砍头队”的大炮轰平的第一间房屋。当时老太太正在参加宗教游行，回去时，她的家已经变成一堆瓦砾，下面埋着她的三个女儿和所有的孙子、孙女，十几个孩子一个压一个地躺在两张吊床和地面上。三天前，当天主卫队到达那里时，她和他们一起进了翁布拉纳斯的战壕，等候政府军。她曾和其他妇女一起为义民送水烧饭，但是当枪战开始时，若安·格兰德及其手下看见她突然在硝烟中踏着碎石磕磕绊绊地下去了，一直走到小路上，不慌不忙、大摇大摆地在政府军的伤兵中逛来逛去，用一把小小的匕首将他们杀死。只见她在穿军装的尸体上扒着，被子弹击中前，她剥光了几具尸体，并将其生殖器割下来塞进他们的嘴里。战斗中，若安·格兰德一边看着政府军的士兵和骑手冲过来，看着他们射击、互相碰撞、践踏伤兵和死尸、躲避枪弹，沿着唯一可通行的道路——去往法维拉山——逃窜，同时不住地回头看着那具刚刚留在后面的老太太尸体。
“我原以为这会使你很幸福，以为人们会把我当作报喜的人来接待。”他停顿了一下，用舌头舔了舔嘴唇，“我一向是带着圣像到人家里为死者瞑目，看着人们受罪。”
夜深了，满天星斗。吩咐手下原地别动后，这位从前的奴隶和马坎比拉的儿子一起悄悄地下了遍地碎石的山冈。倒霉的是，星光如此明亮，他能看清那些被开膛破肚、被老鹰啄食的马匹和那位老太太的尸体。昨天一整天和昨晚的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看那些军官的坐骑，它们是枪战的第一批牺牲品。他确信自己也杀死了好几匹。那些马非杀不可，因为它们打扰了上帝、“劝世者”好耶稣和贝罗山，那是他平生所做的最有价值的事。今后只要有需要，他就这样干。然而他心里在抗议，看到那些畜生哀鸣着倒下，看着它们一连数小时地挣扎，看着它们的五脏六腑在地上流淌，腐臭毒化着空气，他感到难过。他知道内疚从何而来：他感到自己在造孽，当他向敌军官的坐骑射击时就满怀这种感情。这是对庄园里他精心爱护过的马匹的回忆，那位主人阿达尔贝托·德·古穆西奥把对马的崇拜强加给其家属、职员和奴隶。当若安·格兰德和小马坎比拉躲躲闪闪地穿过羊肠小道，看到那些畜生的尸体零落的影子时，他不禁自问；上帝为什么让他罪恶过往的某些事情——诸如对大海的怀念、对马匹的热爱——如此强烈地保留在头脑中？
矮子想，几个月来，神父已经变成了小老头。头发几乎已经脱光。在耳朵上方，在拳曲的白色茸毛之间，他的头皮已被晒黑，布满了斑点。他已经瘦到了极点：磨损了的蓝色长袍敞开着，使胸部的骨骼突显出来；脸上又黄又瘦，尽是白胡子茬儿。在他的脸上，除了饥饿和衰老，还有着无限的疲倦。
如果另一支敌人向此地开来，天主卫队也许应该回卡努杜斯去抵御看来已不可避免的对“劝世者”的进攻。华金·马坎比拉会采取什么行动？年轻人不知道。若安·格兰德决定去和老人谈谈。
“我不会跟他结婚，神父，”胡莱玛说，“他若逼我，我就自杀。”
“会来的，”华金·马坎比拉的儿子说，“彼得劳和幸存的战士们已经到贝罗山去了。”
她镇静地说着，像那天晚上和他们讲话时一样。矮子知道贡贝的神父一定听她说过同样的话了，因为他一点都不吃惊。
若安·格兰德终于清醒了。这意味着盖莱莫波的政府军要到这里来了？
“他不会逼迫你，”神父低声说，“他压根儿没想到你会拒绝他。他像所有人一样，以为卡努杜斯的任何一位妇女都会因为能叫帕杰乌看中、组成家庭而感到幸福。孩子，你知道帕杰乌是什么人，对吧？你肯定听人家讲过他的事。”
两小时后，华金·马坎比拉的一名勤务兵唤醒了他。这是华金的一个儿子，年轻、秀气，头发长长的。他蹲在战壕里，耐心地等候若安·格兰德清醒。他父亲需要弹药，父亲的部下几乎既无子弹也无火药了。若安·格兰德刚刚醒来，舌头还不利索，含含糊糊地向他解释说他们也没有弹药了。收到若安·阿巴德的消息没？没有。彼得劳呢？年轻人告诉他：他们不得不撤出科罗罗波，弹尽粮绝，伤亡很大，在特拉波波也未能阻止狗子兵。
神父望着地面，显出内疚的神色。一只小蜈蚣在他的凉鞋中爬着，又黄又瘦的脚趾露在外面，黑色的指甲长得老长。他没有踩它，让它爬远，消失在一捆捆摞在一起的步枪中。随后，他又没精打采地补充说：“那些暴行、凶杀、偷盗、抢掠、报复，那些无缘无故的野蛮行为如割耳朵、剜鼻子，那疯狂的魔鬼生涯都是事实，名副其实。然而在这里，帕杰乌像若安·阿巴德、塔拉梅拉、彼得劳和其他人一样……‘劝世者’创造了奇迹，把狼变成了羊，使它们归了圈。正是因为把这些狼变成了羊，使这些只知道恐怖、仇恨、饥饿、罪行和抢劫的人改变了生活方式，使这块土地上的野蛮变成了高尚，政府才一再派兵来消灭他们。这样的不义居然能够得逞，巴西和世界是多么地混浊啊！不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相信‘劝世者’有理，才相信巴西被恶魔控制，才相信共和国是敌基督的吗？”
在法维拉山的山沟里有成群结队的狗子兵，他们还待在高冈上那些山洞里干什么？他们在协助执行若安·阿巴德的命令。当阿巴德确信敌第一纵队已全部进入法维拉山、并被包围了山头的义民从掩体、战壕和隐蔽处打得焦头烂额、无法动弹的时候，就去缴获敌人运输队的弹药、粮食和牛羊。由于地形阻碍和帕杰乌的骚扰，运输队与官兵大部队离得很远。在翁布拉纳斯等候偷袭敌人运输队并将之引到卡努杜斯的若安·阿巴德曾要求若安·格兰德，不管天主卫队付出多大代价，也要阻挡住法维拉山的敌军，使其不能折回。朦胧中，这个从前的奴隶寻思，狗子兵一定非常愚蠢，或者伤亡惨重，因为直到现在连一支护路队都没到达翁布拉纳斯，否则起码该回来看看运输队的情况吧？天主卫队的成员都明白，政府军只要有撤离法维拉山的企图，就要扑过去用大刀、砍刀、刺刀甚至指甲、牙齿封住他们的退路。埋伏在政府军及其车辆、大炮前往法维拉山必须经过的小路另一侧的老华金·马坎比拉和部下也将采取同样的行动。敌人不会有返回的企图，因为他们太集中了，要对付正面和两侧的火力并炮轰卡努杜斯，无暇顾及后路。“若安·阿巴德比他们都聪明。”他在梦中想到。他们将狗子兵引到法维拉山的主意不是很好吗？不是他想到了叫彼得劳和比拉诺瓦兄弟到科罗罗波峡谷去等候其他的魔鬼吗？他们在那里大概也将敌人击溃了。从鼻孔吸进去、令人陶醉的大海气味使他离开了战争，他看着海浪，皮肤上感到吐着泡沫的海水的抚摩。这是他在激战了四十八小时后第一次入睡。
神父不慌不忙地说着，也不提高嗓门儿，既没有生气，也没有伤心，只是有些沮丧。
睡梦中，若安·格兰德嗅到了海的味道。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他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幸福感。这些年来，多亏了“劝世者”，他为魔鬼效劳的灵魂所受的煎熬才获得了平静，只是不时地怀念一件事。他有多少年没看到、嗅到、亲身感觉到大海了？他对此已没有概念。不过他知道，从他最后一次在甘蔗林环绕的高高山冈上看到大海，迄今已很久了，那时阿黛林哈·伊莎贝尔·德·古穆西奥小姐上来看彩霞。断断续续的枪声提醒他战斗并未结束，但他没有感到不安：灵感向他表明，就算醒着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和所有缩在战壕里的天主卫队成员一样，已经没有卡宾枪的子弹，没有猎枪的弹丸，连卡努杜斯的铁匠们制造的供爆破武器用的炸药都没有了。客观需要使那些铁匠变成了武器制造者。
“不是固执，也不是恨，”矮子听胡莱玛以坚定的语气说，“如果不是帕杰乌，而是别人，我同样不接受。我不想再结婚了，神父。”
“甲贡索人的抢劫是抢劫的抢劫，”男爵嘟囔说，“那些牛羊中的一大批都是我的，极少是买去的，几乎都是高乔套马手从我的牧牛人那里抢去的。我有庄园主朋友穆拉乌老人因为政府军士兵吃了他的牛羊而向国家提出控告。他要六千万瑞斯，只多不少。”
“好吧，我懂了，”贡贝的神父叹了口气，“我们会处理好的。既然不愿意，就甭跟他成亲，可也不必自杀。在贝罗山，都是由我为人们举行婚礼，这里没有法律程序。”他似笑非笑，眼中闪着狡黠的光芒，“不过我们不能一下子和他说掰。不要伤害他。像帕杰乌这样的人有一个很厉害的毛病，就是过于敏感；还有一点使人吃惊，就是过分自尊。这是一个碰不得的创伤。他们一无所有，但自尊心很强。这是他们的财富。好吧，我们先跟他说你刚刚丧偶，目前不能再订婚；让他等着。不过有件事对他至关重要，就是你给他把饭送到维拉庄园去。他跟我说过这件事，他需要一个女人关心他。这不过分，让他高兴一下吧。至于另外那件事。让它慢慢地凉下来。”
“是政府军从圣多山派往法维拉山的运输队运来的，”近视记者说，“和义民的枪支弹药一样。这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奇怪现象：政府军既供给自身，也供给对手。”
上午是平静的，现在又开始听到稀疏、隐约的枪声了。
“您知道那些牛是从哪里来的吗？”男爵打断了他的话。
“你激起了一种热情，”华金神父补充说，“一种强烈的热情。昨晚帕杰乌到圣堂来了，请求‘劝世者’允许他和你成亲。他说他接受你的两位朋友，既然他们和你是一家人，就把他们也带去和他一起生活……”
“直到最后，他都在为大家找饭吃，”记者说，没有理睬男爵，“他和几个人偷偷地出去，穿过封锁线，去偷袭运输队。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干的：用长铳枪的可怕声响使牲口受惊，乱跑，在混乱中把十头或十五头牛赶回卡努杜斯，为了让那些为慈悲的耶稣献身的人多战斗一些时间。”
她猛地坐起来。近视记者被一连串的喷嚏震得浑身发抖，矮子却笑了起来，津津乐道地想着当帕杰乌的干儿子：那就永远不愁吃喝了。
“像对您那样，”男爵说，“‘劝世者’差点把您也变成了圣徒。”
“不管怎样，我不会跟他结婚。”胡莱玛毫不动摇地重复说。然后她垂下头，补充道：“不过，如果您认为应当，我可以给他送饭。”
“比拉诺瓦当时没有画十字，也没有捶胸顿足，”近视记者接着说，“他是实干家，说到做到。他一直在活动、策划，看到他就使人想起永动机。在那漫长的五个月里，他负责卡努杜斯的吃饭问题。他为什么要在枪弹和腐肉中做那件事情？没有其他解释，‘劝世者’触动了他的某根秘密神经。”
华金神父点点头，转过身去。这时近视记者一跃而起，抓住了他的胳膊。矮子一看他那着急的样子就猜到了他要说什么。
男爵想：“也就是说，那位颅相学家加利雷奥·加尔并非误入歧途。或者说，他自己的疯狂劲儿使他预感到了卡努杜斯的疯狂劲儿。”
“您帮帮我吧，”他环顾左右，低声说道，“为了您的信仰，帮帮忙吧，神父。我和这里发生的事情毫不相干。我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到卡努杜斯的。您知道我既不是士兵也不是间谍，我什么也不是。我求求您，帮帮我。”
“他们不是去那里做生意的，”近视记者又露出了带有讽刺意味的笑容，“在卡努杜斯做买卖很难，那里不流通共和国的货币。您没看出那被视为畜生、魔鬼、无神论者、新教徒和共济会的货币吗？您想想，为什么义民只解除政府军的武装而不缴他们的钱袋？”
贡贝的神父同情地看着他。
“您提到安东尼奥·比拉诺瓦，”他急促地说，“他是商人，对吗？一个少有的唯利是图、精打细算的人。我对他们兄弟俩非常了解，他们曾是卡龙毕的供应商。他也成了圣徒？”
“离开这里吗？”他喃喃地说。
在某种意义上，男爵不也一样？卡努杜斯不是像好战的旋风般打乱了他的生活、思想和习惯吗？不是摧毁了他的信心和理想吗？埃斯特拉的形象又出现了：在她二楼的房间里，塞巴斯蒂娜坐在她的摇椅旁，也许在给她反复朗读她喜欢的小说的段落，也许在为她仔细梳妆，或者在给她听奥地利音乐家的演奏。她曾经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幸福。她那文静、含蓄、不可企及的脸庞——那个女人对他来说就是生活乐趣、美、热情和高雅的象征——又使他的心里充满了苦水。他努力克制着说出了脑海中闪现的第一个念头：
“是，是的，”近视记者点头称是，结结巴巴地说，“他们不让我走。这是不合理……”
“正是这样，”记者细声细气地回答，“卡努杜斯使我自惭形秽。”
“您应该逃出去，”华金神父叹口气说，“那时还是可能的，那时并非到处都有兵。”
“从您说话的语气看，您的看法不是更好了？”男爵喃喃地问。
“您没看到我的处境吗？”近视记者指着发红的、突出的、含泪的、回避他人视线的眼睛唉声叹气地说，“您没看到我没有眼镜就是瞎子吗？我能一个人跌跌撞撞地逃出腹地吗？”他的声音变成了尖叫：“我不愿意像一只老鼠那样死掉。”
“简直不好意思对您讲。”近视记者含糊其词。他陷入沉思，突然又抬起头来，叫道：“卡努杜斯改变了我对历史、巴西和人类的看法，但主要是对我自己的看法。”
贡贝的神父眨了几下眼，而矮子就像近视记者每一次预言大家都会暴死时那样感到背上冒出了冷汗。
“您笑什么？”卡纳布拉沃男爵问道。
“我也不愿意像老鼠那样死掉，”神父一字一板地说，做了个鬼脸，“我和这场战争也不相干，可是……”他摇着头，就像在驱赶什么形象似的。“尽管我愿意帮助您，可是做不到。只有武装小组才能离开卡努杜斯去作战。难道您跟他们一起去？”他做出一副苦相，“如果您相信上帝，就求上帝保佑吧。现在只有他能搭救我们。如果您不相信上帝，我的朋友，恐怕就没有谁能帮助您了。”
大炮的轰鸣使铁皮屋跳动起来，隔门和柜台乱颤；坍塌、崩溃，尖叫声和奔跑声响成一片。间歇时，不可避免地听到孩子们的喊叫声。“进攻开始了。”一位义民说。义民们出去看看，又回来，对玛丽亚·瓜德拉多和利昂·德·纳图巴说，他俩不能回圣堂了，因为路上一片火海。但记者听到那女人坚持要回去，若安·格兰德劝阻了她，向她发誓说只要炮声稍一减弱就亲自把他们护送回圣堂。甲贡索人都走了。他知道胡莱玛和矮子——如果他们还活着——不能从比加里奥牧场回到他这里。他知道在无限的恐惧中，只能在卡努杜斯的圣女和四脚怪物的陪伴下忍受一切。
华金神父拖着双脚，弯腰驼背，伤心地走了。他们没有时间评论他的光临，因为比拉诺瓦兄弟到库房里来了。他们后面跟着几个人。从他们的谈话中，矮子听出甲贡索人正在维拉庄园的西面沿着瓦沙—巴里斯河的弯道在塔波莱里诺对面修筑一条新的战壕，因为一部分官军已经放弃了法维拉山，向康巴奥山迂回，很可能在那里构筑工事。比拉诺瓦兄弟取了武器出去了。矮子和胡莱玛再三安慰近视记者。和华金神父的谈话使他非常苦恼，眼泪顺着面颊流淌，牙齿也在打战。
“现在我知道了，那时只有九门炮，最多不过十六门，”近视记者说，“可那天夜里就像有一千门炮，像天上的星星都在轰炸我们。”
就在那天下午，矮子陪着胡莱玛到维拉庄园给帕杰乌送饭去了。她要求近视记者陪她去，但是对卡波克洛人的恐惧和穿过整个卡努杜斯的危险使他拒绝了。甲贡索人的饭菜都是在圣西皮里亚诺小巷里做的，若安·阿巴德抢回来的牛还剩下一些，也在那里饲养着。人们排着长队，一直排到卡塔利娜那里。街道司令瘦骨嶙峋的妻子和其他妇女一道在那里分发肉块、炒面以及小鬼们在圣彼得的池塘里灌满水的皮囊。卡塔利娜给他们一只装有食物的篮子，他们就会合到开往前沿的队伍里去了。他们要穿过圣克里斯宾小巷，沿着瓦沙—巴里斯河的峭壁弯腰或匍匐前进，起伏不平的地形就是他们抵御枪弹的盾牌。一到河边，妇女们就不能成群结队地走了，而是要一个个单独行进，拐着弯地向前跑，还有更谨慎的干脆在地上爬行。悬崖和战壕之间有三百米，矮子一边紧贴着胡莱玛跑，一边看到自己右边好耶稣圣堂的钟楼上布满了射手，左边的法维拉山上肯定也有成千上万支步枪在瞄准他们。他汗流浃背地来到战壕边上，帕杰乌用双臂将他抱下坑道。矮子看清了他那被砍伤过的脸庞。
那深沉、悦耳、镇静的声音在念着战斗部署：各团的位置，人与人、连与连之间的距离，信号，号音。与此同时，恐惧和无穷的渴望渐渐占据了记者的心，他焦急地盼望着胡莱玛和侏儒回来。利昂·德·纳图巴还没读完，政府军进攻计划的第一步已付诸实施：摧毁性的轰炸。
看来帕杰乌对于见到他们并不感到意外。他帮助胡莱玛，把她像一根羽毛那样举起来，向她点头致意。他没有笑容，表情自然，仿佛她已经来过了好多次。帕杰乌接过篮子，叫他们往旁边靠一靠，免得妨碍妇女们的行动。矮子在甲贡索人中间向前走着；这些人蹲着吃饭，和刚到达的妇女们交谈着，或通过空管子、空树干监视敌情，这样既可以射击敌人又不暴露自己。坑道终于进入了一个半圆形的空地。那里不大拥挤了。帕杰乌坐在一个角落里，示意胡莱玛坐到他身旁去，还向不知该不该上前的矮子指指盛饭的篮子。于是他坐在帕杰乌和胡莱玛旁边，和他们共同享用水和食物。
“我看不清他长得怎样，”然后他喘着气，嘟囔着说，“只是模模糊糊能看到他的外形，或者说，他外形的缺陷。其余就可想而知了。他用四肢爬行，有一个特大号的脑袋，是大驼背。他们派人去叫他，他就和玛丽亚·瓜德拉多一起来了。他念了纸条，是敌司令部关于拂晓进攻的指令。”
有好长一会儿，卡波克洛人没说话。他边吃边喝，看也不看身旁的两个人。胡莱玛也不看他。矮子心想，拒绝这样一个能为她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做丈夫真是傻瓜。他长得丑，可又有什么关系？他不时地端详着帕杰乌：他沉着冷静地嚼着饭，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他已经将步枪靠在坑壁上，可身上还带着大刀、砍刀和一排排子弹。他居然会用颤抖和绝望的声音向胡莱玛求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此时没有交火，只有零星的枪声。矮子的耳朵对此已经习惯了，他不习惯的是大炮的轰鸣，那炮声带着疾风呼啸而过，接着便是房倒屋塌、天崩地裂、婴儿可怕的哭声，常常还有血肉横飞的尸体。每次大炮一响，他是第一个趴在地上的人。他紧闭双眼，一动不动，直冒冷汗；要是胡莱玛和近视记者在身边，他就抓住他们，拼命地祈祷。
他不说了，一连串喷嚏打断了他。他不得不弯下身子捂住胃部。
为了打破冷场，矮子怯生生地问：“华金·马坎比拉父子被打死前真的将‘杀人魔王’干掉了吗？”帕杰乌回答：没有。可是没过几天，“杀人魔王”就把负责开炮的三四个共济会成员炸死了，这也许是上帝对先烈们的奖赏。卡波克洛人避免看胡莱玛——她好像没听他讲话。帕杰乌总是面向矮子，补充说法维拉山上的敌情每况愈下，饥饿和疾病置敌人于死地，对天主教徒给他们造成的伤亡一筹莫展。夜间，甚至从这里都能听到他们叫苦连天、痛哭流涕的声音。这就是说，他们很快就会撤走？
“安东尼奥·比拉诺瓦识字，可他当时不在卡努杜斯，”近视记者说，“他们去找的那个人也识字，利昂·德·纳图巴是‘劝世者’的另一个心腹，也是他的门徒，能读会写，是卡努杜斯的文化人……”
帕杰乌做了一个不置可否的表情。
“‘劝世者’的助手中没人识字？”男爵问。
“问题在后面，”他用下巴指指南面，喃喃地说，“从盖伊马达斯和圣多山又来了更多的敌人、更多的枪支大炮、更多的牛羊和粮食。又来了一支运输队，带来了增援物资和食物，而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了。”
一个月前，政府军到了法维拉山。战争旷日持久：一般在晚钟响起时胡乱放枪、开炮；拂晓、中午和傍晚，人们只是在一些地方巡逻，渐渐就习惯了，对什么都会习以为常的，不是吗？不断有人死去，每夜都有葬礼。狂轰滥炸使大批房屋倒塌，使老人和幼儿——那些无法进入战壕的人——开膛破肚。似乎一切会这样持续下去，无止无休。但并非如此，而是每况愈下，街道司令刚刚说了。近视记者形单影只，因为胡莱玛和矮子都给帕杰乌送饭去了，那时指挥作战的人都在仓库里：奥诺里奥·比拉诺瓦、若安·格兰德、彼得劳和帕杰乌本人。他们个个局促不安，只要闻一闻他们的气息就够了，那气氛表明发生了紧急的事情。然而当若安·阿巴德宣布敌人明天进攻时，谁都没有吃惊。他对一切了若指掌。敌人将通宵开炮，破坏卡努杜斯的防御工事；政府军将于凌晨五时发起攻击，他知道他们从什么方向来。他们镇静地谈论着，重复着地名：你在这里等着他们；那条街要封锁住；我们在那儿建起路障：狗子兵要是从这边来，我最好从这里转移。男爵能想象他当时听到这些的心情吗？那时又发生了纸条事件。什么纸条？是帕杰乌的一个小鬼拼命跑着送来的一张纸条。有秘密集会。他们问记者懂不懂。他透过破碎的镜片，在一支蜡烛的暗光下尽力想破译，但没成功。于是若安·阿巴德派人去找利昂·德·纳图巴。
他那苍白而发黄的脸上的伤疤轻轻地抽动了一下。
“他们明天进攻。”若安·阿巴德气喘吁吁，他是跑着来的，当时他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慈悲的耶稣保佑。”
“这一回，我要去狙击他们。”他说，转向了胡莱玛。矮子突然觉得自己被推开了好几里远。“遗憾的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出发。”
“7月18日我在伦敦，”男爵说，“对战争一无所知。那天情况怎样？”
胡莱玛的脸上挂着温顺、心不在焉的表情，以此来抵御从前的强盗的目光，一言不发。
“7月18日以前，许多事物都是可怕的，不过，实际上只是在那一天，我才触到、嗅到并把恐惧的感觉一直咽到肚里。”男爵看到近视记者捶了一下胃部。“那天我碰到了她，和她谈了话，知道她就是我小时候梦见过多次、杀害婴儿的姑娘。她帮了我，因为我当时无依无靠。”
“我不知要在外面待多久。我们将从胡埃特进攻，至少三四天。”
在男爵的记忆中，那段历史渐渐恢复了本来的面貌：一个引起了多少流言飞语的著名事件。当时她是一位公证人的女仆，憋死了主人初生的儿子：因为婴儿啼哭不止，她怕因此而被辞退，就把一个毛线团塞在小孩的嘴里。婴儿的尸体藏在床下好几天，直到女主人闻到气味才发现。小姑娘马上全招了。在审讯过程中，她态度温顺，以善良诚恳的意愿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男爵想起了小姑娘的人格在两派人中间引起的争论：一派人维护“不知者无罪”，另一派人则认为她是“天生邪恶”。那么，她从监狱里逃跑了？记者又一次转回了话题：
胡莱玛张了张嘴，可什么也没说。自从到了这里，她就没说过话。
“他们逃去那里避难是自然的，不错，但他们变成新人可不是自然的。”好像不知该把身体往哪儿放，记者将长腿一弯，又溜到了地上，“她是圣女，是‘世人之母’，是照顾‘劝世者’的女信徒的首领。人们把许多奇迹归功于她，说她曾跟随‘劝世者’朝圣各地。”
这时，战壕里一阵骚动，先是一阵嘈杂的喧声，然后矮子发现骚动传到了这里。帕杰乌起身抄起了步枪。好几个甲贡索人毫无秩序地从坐着、蹲着的人中间冲到他们这里，围住帕杰乌，看了他一会儿，谁也不说话。一个颈后长着个多毛黑痣的老人终于开了口：
“我已经知道了，”男爵说，“一切对法律、良心、上帝欠债的人都会在卡努杜斯找到藏身之处，这是自然的。”
“他们杀死了塔拉梅拉，”他说，“吃饭时，一枚子弹打穿了他的耳朵。”他吐了口唾沫，看着地面，嘟囔说，“帕杰乌，你的运气已经用完了。”
“我去听过审判，那时我还穿短裤衩呢。我父亲当时是辩护律师，是穷人的律师，为她辩护。尽管没再见面，尽管过了二十多年，我却一眼就认出了她。那时您一定看报纸吧？整个东北部都为玛丽亚·瓜德拉多——在萨尔瓦多杀害婴儿的女人——的案子而群情激愤。皇帝将她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您不记得她吗？她也在卡努杜斯。您看，这不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故事吗？”
“伤兵死亡前，伤口会溃烂。”年轻的特奥托尼奥·莱亚尔·卡瓦尔甘迪高声说道。他心里这样想着，以为没说出声来。不过他并不担心伤员们听见，尽管设在法维拉山和马里奥山之间凹槽里的第一纵队野战医院应对战火的防御工事很好，但由于半拱形的山峰引发回音，以致枪声，特别是炮声在这下面更大声，并且响个不停。这就对伤员有个要求：要想让别人听见自己的话，非喊叫不可。否则根本不会有人听到。
“在萨尔瓦多杀害婴儿的女人？”男爵问。
死前将会溃烂的想法折磨着特奥托尼奥。出于对共和制的狂热信仰，他自愿应征报国，开赴卡努杜斯。当时他是圣保罗医学院应届毕业班的大学生，可想而知，他是见过伤员、病危者和死尸的。然而解剖学的课程、阶梯教室里的尸体解剖、外科实习时医院里的患者怎能和法维拉山这耗子洞里的惨状相比？在这里，伤口感染的速度令人惊奇，短短几小时内就会看到伤口恶化，蛆在蠕动，顷刻间便化脓。
“我不认识其他神父，”记者轻轻地反驳，像以往人们强迫他改变话题时一样，“不过是有的，华金神父从他们那里得到情报和帮助。最后他们甚至到了卡努杜斯，分散在甲贡索人中间。有人跟我谈起过一个叫什么马丁内斯的神父。您知道他是谁吧？还有，很多年以前您就认识她，在萨尔瓦多杀害婴儿的小姑娘。您明白点儿了吗？”
“这有益于你的职业，”父亲在圣保罗车站与他告别时对他说，“你会获得紧急救护的实习机会。”然而更确切地说，他获得的是木工的实习机会。三个星期以来，他学到的只是：伤员更多地死于感染，只有及时进行截肢和烧灼，手臂和腿——被截断的肢体——中弹的人最有可能得救。只在头三天，能用氯仿麻醉剂进行人道的截肢手术。那几天，特奥托尼奥将脓包划破，把一只棉球蘸满麻醉药水，用它堵住伤员的鼻孔后，外科主任阿尔弗莱多·伽马医生便气喘吁吁地锯断肢体。氯仿用完了，就用一杯烧酒来麻醉。现在烧酒也用完了，手术就在寒冷中进行，希望患者能很快失去知觉，以免外科医生手术时被哀叫声分神。现在是由特奥托尼奥·莱亚尔·卡瓦尔甘迪锯断感染者的脚、腿、手和胳膊了；伤员失去知觉前，由两名护士按着他。截肢后，也是他在残肢上点燃一点火药或用滚热的脂肪进行烧灼，就像阿尔弗莱多·伽马主任在那次愚蠢的举动前教给他的那样。
“您刚才说的是神父们，用了复数。”男爵打断了他。那个话题、那种义民们共同的相互声援和牺牲精神使他心烦意乱。谈话中，有好几次提到这一话题时，都像现在这样被他岔开了。
的确，那是一次愚蠢的举动，因为伽马主任知道炮兵有余而医生奇缺，特别是像他那样在战地急救方面富有经验的医生更是稀少。他曾在巴拉圭森林中学习过，是大学时作为志愿人员到那里去的，就像现在年轻的特奥托尼奥来到卡努杜斯一样。但是在那场与巴拉圭的战争中，阿尔弗莱多·伽马医生，据他承认，不幸染上了“打炮的瘾”。七天前，炮瘾结果了他的性命，将救护两百多名伤病员和生命垂危者的繁重任务推到他年轻助手的肩上。那些患者挤在野战医院的岩石上，半裸着身体，传播着瘟疫，被蛆虫啃咬，只有极少数人有被子盖。第一纵队的救护队分为五组，阿尔弗莱多·伽马主任和特奥托尼奥是其中一组，负责医院北部区域。
“不过除了他可能具有神的品格之外，我考虑的更多的还是他在人们中间所缔造的那种兄弟般相互支援的精神和牢不可破的关系，”近视记者用感伤的语气说，“真令人惊叹，感人至深。7月18日以后，只剩下乔洛乔和里亚乔方面两条路尚可通行。什么是正常的逻辑？是趁这两条小路被封锁前想办法逃出去，不是吗？然而恰恰相反。在政府军完成包围前，人们却从四面八方奔赴，绝望地、急不可耐地钻去那个老鼠洞、那个地狱。您看到了吗？那里一切都是反常的。”
炮瘾使阿尔弗莱多·伽马医生不能聚精会神地救护伤员。他突然中止治疗，急不可耐地爬上了马里奥山顶，人们好不容易将第一纵队的火炮全部拖到了那里。炮兵允许他发射克虏伯大炮，甚至让他发射“杀人魔王”。特奥托尼奥记得他预言说：“一名外科医生将炸掉卡努杜斯的钟楼！”主治军医带着新的光彩回到了凹槽地带。他是一个健壮、面色红润、忘我、快活的人，自特奥托尼奥到军营来的那天起对他就很亲热。他那热情洋溢的为人、快活的性格、冒险的生涯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轶事对这位大学生都有极大的吸引力。来卡努杜斯的路上，他想象着像自己所崇拜的偶像那样一毕业就过上了军旅生活。当他们团在萨尔瓦多做短暂停留时，伽马医生带特奥托尼奥去参观了巴伊亚州医学院，它坐落在巴西利卡大教堂广场，在那座有蓝色拱形大窗户的黄色建筑物对面。在弗兰波树、椰子树和蓖麻树下面，医生和大学生在地面铺着黑白石块的小商亭间喝着果子露酒，周围都是卖便宜货和小吃的商贩。他们欣喜若狂，在黑白混血的妓女窑子中一直喝到天亮。一登上开往盖伊马达斯的火车，医生就叫他的弟子吞下一剂呕吐药水，按着他的说法，是“为了避免染上非洲梅毒”。
他又一次放声大笑。为了不打喷嚏，已憋了好长一阵子。等打出来时，鼻子眼睛都憋得通红。
特奥托尼奥一边擦汗，一边给一个烧得说胡话的麻子喝奎宁水。这边有一名士兵，肘部的骨头裸露在外面；那边有一个腹部中了枪弹，由于肌肉缺乏控制力，粪便都出来了，臭味和远处烧焦的尸体的煳味混在一起。野战医院的急救站里只剩下奎宁和苯酸，三碘甲烷和三氯甲烷都用光了。由于缺乏消毒剂，医生们已经在使用亚硝酸铋盐和氯化亚汞，现在这两种东西也快用光了，特奥托尼奥就用水和苯甲酸的溶液为伤员洗伤口。他蹲着洗，用双手从盆里捧出溶液。他要另一些人吞下半杯奎宁水。由于对疟疾有所预见，他们带来了大量奎宁。伽马医生说疟疾是“巴拉圭战争的并发症”，它曾在那里给部队造成大量死亡。然而疟疾在这里的干燥气候中是不存在的，只在极为少见的水塘周围才有蚊子滋生。特奥托尼奥知道奎宁对伤员们一点用处也没有，不过至少可以给他们一种会痊愈的幻想。正是在出事那天，由于没有别的药物，伽马医生开始发奎宁。
“我也想过，”近视记者说，“他是上帝还是上帝派来的？上帝是不是存在？……我不清楚。总之，这一次没有留下门徒去宣传神话，去向异教徒布道。据我所知，只有一人幸存，我怀疑他能……”
他琢磨着那事故为什么发生以及怎么发生。他当时不在场，别人告诉了他。从此，那件事就和那些腐烂的尸体一起，成了打扰他好不容易入睡的几小时里的噩梦之一。他梦见快活的、精力充沛的外科主任在点燃三十四英寸口径的克虏伯火炮，由于匆忙，炮栓没有关好，雷管爆炸时，炮弹从半开着的炮栓射向一只弹药桶。他听炮兵说，他们看到伽马医生被抛出去好几米高，落在二十步开外，变成了一团模糊的血肉。同他一道丧命的有奥迪龙·科里奥拉诺·德·阿塞维多上尉、阿尔弗雷斯·何塞·阿·德·阿马拉尔上尉和三名士兵，另有五人被烧伤。特奥托尼奥到达马里奥山顶时，尸体正在火化，是按照保健站的意见办的，因为极难将死者全部掩埋。这里全是裸露的岩石，挖一个坟坑要耗费巨大的精力，锹和镐刨在石头上只是冒出火星而已。焚尸的命令在奥斯卡将军和第一纵队的神父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论，卡普契诺神父里萨尔多把焚尸叫做“共济会的邪恶”。
他是无意说出来的，话一脱口，就觉得不自在了。他是想开个玩笑吗？可他自己和近视记者都没笑。只见记者摇了摇头，这可能是回答，也可能是驱赶苍蝇的方式。
年轻的特奥托尼奥认真保存着伽马医生的一件遗物：一条森霍尔·德·邦伊的神奇腰带，是那天下午在巴伊亚的巴西利卡大教堂广场上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卖给他们的。如果能回到圣保罗，他将把它送给医生的遗孀。但是特奥托尼奥怀疑还能不能再看见自己出生、学习并为了浪漫主义的理想——为祖国和文明服务——而在那里入伍的城市。
“什么事使他如此不甘寂寞？”男爵说，“他真的相信‘劝世者’是耶稣转世、再一次来拯救黎民百姓吗？”
几个月来，一些看来牢固的信仰被彻底地动摇了。比如说，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从前以为这是在来自巴西的各个角落的所有人血液中激荡着的感情，他们是为了保卫共和国并反对蒙昧主义、叛变阴谋及野蛮暴行而来。第一次失望是在盖伊马达斯产生的。在两个月漫长的等候中，在那个变成了第一纵队司令部的腹地村镇的混乱状态中，他和阿尔弗莱多·伽马主任及另一些外科医生一起在保健站工作，在那里他就发现许多人借身体不好来逃避作战。他看到他们为了说明自己不能参战便假装生病，模拟症状，像高明的演员那样背诵病情。那位医生兼炮手教他怎样拆穿那些人制造发烧、呕吐和腹泻的拙劣手段。这些人并非都是列兵，即没文化的人，其中也包括军官。这使特奥托尼奥感到震惊。
“教会曾正式谴责‘劝世者’，说他是异端邪说，传播迷信，蛊惑人心。巴伊亚州大主教曾指使各教区的神父禁止他在讲道台传道。作为一名神父，和教会背道而驰，和大主教分庭抗礼，去冒风险帮助‘劝世者’，这需要有绝对的信心。”
爱国主义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广泛存在。这是他待在那老鼠洞里三个星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想法。并非说人们不在打仗，他们打了，而且还在打。他看到了人们在安西科是多么勇猛地抵抗了神出鬼没的怯懦敌人的攻击，这些敌人不面对面地作战，不承认战争的规矩和打法。他们埋伏起来从侧面进攻，隐蔽起来射击，等政府军还击时却无影无踪。三个星期以来，尽管远征军伤亡了四分之一，尽管食物匮乏，尽管大家对新的增援已不抱希望，可仍在坚持战斗。
他像一只不肯安静的母鸡，又摇了摇头，直起身子，两只骨瘦如柴的胳膊垂到皮椅子上。他玩弄着自己的双手，迟疑了一会儿，才继续说：
但是爱国主义和那肮脏交易岂能相容并包？在保卫最崇高的事业——祖国和文明——的人之中竟允许那些肮脏交易存在，算什么对巴西的爱？这是使特奥托尼奥失去道德信念的另一种现实：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人们讨价还价、投机钻营的那些手段。起初只是倒卖烟草，越卖越贵。就在那天上午，他看到有人从一名骑兵大尉手里只买了一小把烟草就付了一万两千瑞斯……一万两千瑞斯！这是城里一盒精细烟草价钱的十倍。后来，所有的物价都直线上涨，一切都成了高价拍卖的对象。因为伙食极差——军官吃无盐的青玉米，士兵吃马料——人们用昂贵的价格购买食品：三四万瑞斯买一条小羊腿，五千瑞斯买一根玉米，两万瑞斯买一块点心，五千瑞斯买一杯炒面，一千至两千瑞斯买一条茵布塞罗树的根或一个能榨出汁来的卵形仙人掌。射手牌香烟每包卖到一千瑞斯，一杯咖啡要五千瑞斯。更糟糕的是他本人也卷入那投机倒把的勾当中去了。他也由于饥饿和烟瘾，花光了所有积蓄，用五千瑞斯买了一勺盐，直到现在他才发现这东西竟是如此不可缺少。当他知道那些产品的绝大部分是用非法手段弄来的，是从纵队储藏室里偷来或是从窃贼那里偷来的时候，真叫他不寒而栗……
“这需要笃信不疑，”近视记者重复说，“需要发自内心的、彻底的信心，您肯定从未体会过的信仰。我也说不……”
在这种情况下，在每一秒钟都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在真理应该使他们更加纯洁和高尚的时候，居然会那么贪得无厌，爱财如命，这难道不令人吃惊吗？特奥托尼奥想：“追求私利和贪婪的行为在死亡面前愈演愈烈，这绝不是精神高尚，而是下流无耻。”在这几个星期中，人的道德观念被粗暴地玷污了。
“教义摘要中满是类似的故事，我的朋友，”男爵低声说，“中了箭的、被狮子吞食的、被钉上十字架的……不过，华金神父竟为‘劝世者’做出那样的事情，我真的难以想象。”
不知是谁在他脚下哭起来，打断了他的思路。此人与众不同，不是呜咽，而是饮泣，仿佛害羞似的。这个人跪在他身旁，是一名老兵，他刺痒得实在受不了了。
“文化、智慧、书本与‘劝世者’的历史毫不相干，”近视记者说，“不过这还是次要的。令人吃惊的不是华金神父变成了义民，而是‘劝世者’把那原来的懦夫变成了勇士。”他慌乱地眨着眼睛说，“与他交谈是最困难、最神奇的。我敢这样说，我知道什么叫害怕。对害怕的感觉、对恐惧的生活，贡贝的神父是个相当富有想象力的人，然而……然而他一连几个月甚至数年，到各个村镇、庄园和矿山购买火药、炸药和引信。为了使这如此引人注意的采购合理合法，他编造了各种谎言。当腹地挤满了政府军时，您知道这醉汉玩出了什么把戏吗？将火药桶藏在储存教堂圣物的箱子里，放在圣体龛、盛祭品的大金杯、耶稣受难像、十字架和圣服中间。这件事就发生在国民警备队和政府军的眼皮底下。您能想象一个胆怯、发抖、出冷汗的人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了吧？您能想象这需要有怎样强大的自信心了吧？”
“我挠过了，医生，”他喃喃地说，“要感染就感染，爱怎样就怎样吧。”
“他是个造孽的神父，但并不笨，”男爵寻思道，“当他克制自己的时候，可以跟他交谈。他很精明，甚至知书达理。真难以相信他会被那饶舌鬼的伪善伎俩迷住，与腹地的文盲毫无二致……”
此人是那些食人生番鬼名堂的牺牲品之一，大批政府军士兵的皮肤被咬烂了。起初好像一种自然现象，命该如此，当晚上天气凉爽的时候，那些叫做“卡卡莱”的蚂蚁就从藏身处出来，在熟睡的人身上施虐，把皮肤叮得火烧火燎，全是红斑。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原来是甲贡索人将泥球状蚁窝带到政府军的兵营，然后将泥球摔裂，让那些贪吃的蚁群在休息的士兵身上制造灾难……那些食人生番派年纪很小的孩子爬着去放蚁窝！有一个这样的孩子被捉住了。人们告诉年轻的特奥托尼奥，那个甲贡索人在将他俘获的人的臂膀中像野兽那样挣扎，用最肮脏的流氓语言辱骂他们……
“是的，成了劝世主义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英雄。”记者像以往那样放声大笑，像一些小石子滑下了他的喉咙。同往常一样，笑声以打喷嚏告终。
撩起老兵的衬衫检查他的胸部时，特奥托尼奥看到昨天的片片青痕已经变成了一片红斑，带有继续恶化的脓包。那些脓包越来越多，使可怜的士兵刺痒钻心。特奥托尼奥已经学会了装假，学会了撒谎，学会了微笑。他保证脓包会好的，但尽量别挠。他叫患者喝了半杯奎宁水，向他担保这种药水会使刺痒减轻。
一桩往事从时间的底层浮上了男爵的脑海。他和埃斯特拉由一支武装小卫队护送着进入贡贝，一听到召唤人们做星期日弥撒的钟声，就一刻不停地向教堂走去。那位赫赫有名的华金神父尽管竭力掩饰，还是露出了大概在吉他、烧酒和女人的裙带中度过了一个通宵的痕迹。他想起了神父的吞吞吐吐、错误百出引起了男爵夫人的不快。在履行圣职的过程中，神父竟然得了胃痉挛，匆匆忙忙地跑出去呕吐，甚至去看他的姘妇的脸：不就是那个因为善于发现地下水源而被视为有特异功能的姑娘？那个恶习成性的人也变成了劝世主义者？
他继续巡视，想象着那些孩子。缺德鬼们派他们深更半夜去施放蚁窝，野蛮、粗鲁、不文明，只有不通人性的人才会这样教唆天真无邪的孩子。不过年轻医生对卡努杜斯的看法也起了变化。难道他们真的要复辟帝制？他们真的与白金汉宫和主张实行奴隶制的人合谋了？难道那些野蛮人真的成了顽固的大不列颠的工具？尽管听到他们高喊“打倒共和国”的口号，特奥托尼奥对此已不那么确信无疑。他对这一切都困惑了。他原以为在这里会发现英国军官指导甲贡索人，教他们使用现代化武器，而且会发现这些武器是从巴伊亚州沿海走私来的。然而在假装治疗伤员的过程中，他发现有被蚂蚁咬伤的，有被投枪、毒箭和原始弹弓射出的尖石刺伤的！因此，那种所谓受到英国军官支援的帝国军队的说法如今弄得他莫名其妙。“我们面前只有愚蠢的野人，”他想，“然而我们却在吃败仗。这次在山里遇到埋伏时，要不是第二纵队前来增援，我们可能早就完蛋了。”怎么理解如此荒唐的事情？
“这是‘劝世者’具有说服力的好证明，”记者肯定地说，“他不仅将强盗和凶手变成了圣人，还说服了腹地那些堕落的、买卖圣职的神父。那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对吗？”
“是特奥托尼奥吗？”一个声音使他中止了思索。这是一名上尉，从军服的绒穗上能看出他的军阶和服役地点：陆军第九营，萨尔瓦多。从第一纵队到达法维拉山那天起，他就住进了野战医院，那时他是第一旅先头部队的一员。在法维拉山，华金·曼努埃尔·德·梅德罗上校愚蠢地派他们向通往卡努杜斯的斜坡上往下冲。甲贡索人从看不见的战壕里给他们造成的伤亡非常可怕，在半山坡可以看到冲在第一线的士兵化做了石雕，进攻就是在那里被扼制的。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脸部被炸伤，举起的双手被炸掉，双目失明。那是第一天，阿尔弗莱多·伽马医生还能用吗啡给他进行麻醉、锯掉残肢并给面部溃疡消了毒。皮雷斯·费雷拉上尉幸运的是得到了纱布的保护，防止了尘土和小虫的感染。他是一名模范伤员，特奥托尼奥从没听到他哭泣或埋怨过。每天，当问他感觉如何，总是听他回答：“好。”当问他还需要什么时，他只说：“什么也不要。”夜里，特奥托尼奥经常躺在他身旁的碎石地上，一边和他聊天，一边望着卡努杜斯天空中总是稠密繁多的星星。由此，他知道皮雷斯·费雷拉上尉是这场战争中的老兵，是为数不多的、经历了共和国向甲贡索人发动的四次远征的幸存者。他知道对这位不幸的上尉来说，眼下的悲剧是一系列耻辱和失败的终结。于是他明白了上尉痛苦的根源，明白了他为什么能以禁欲主义的毅力来忍受使其他人的精神和尊严崩溃的苦难。对他来说，最大的创伤不是肉体上的。
“那个有一堆孩子的小个子神父？那个酒鬼、破了‘七戒’的家伙在卡努杜斯？”
“是特奥托尼奥吗？”皮雷斯·费雷拉再次问。绷带遮住了他的半张脸，但是没遮住嘴和下巴。
男爵用询问的目光看了客人一眼：
“是我。”医科大学生说着，在他的身旁坐下。他用药箱和皮口袋示意两名护士去休息一会儿。两名护士走开了几步，躺在碎石地上。“我来陪你一会儿。需要什么吗？”
“我认识一个这样的神父，几乎可以说，我们成了朋友，”近视记者表示同意，“华金神父，贡贝教区的神父。”
“有人听咱们讲话吗？”缠着绷带的人低声问，“这是秘密，特奥托尼奥。”
“您能肯定？”男爵产生了兴趣。
此时此刻，山的另一侧响起了钟声。年轻的特奥托尼奥看着天空。是的，天黑了，是卡努杜斯敲钟、祈祷的时候了。每天都出奇地准时，从无差池。要是没有枪炮轰鸣，顷刻间，狂热的万福马利亚的祈祷声就会传到法维拉山和马里奥山的兵营。这时，在野战医院里笼罩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安宁：一听见钟声，许多伤病员就画十字，嘴唇翕动，和敌人同时祈祷。就连特奥托尼奥，尽管他是个心灰意懒的天主教徒，但每天下午一听到这祈祷的钟声也不禁产生一种奇怪的、难以言表的感觉。即使不是信仰，也是对信仰的怀念。
近视记者说：“没有人提到神父们，然而他们在那里为甲贡索人刺探情报或与他们并肩战斗，为他们传递消息或携带药品，偷运制造炸药的硝石和硫黄。这不使您吃惊？这不重要吗？”
“这就是说，敲钟人还活着，”他喃喃自语道，没有回答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还没能叫他倒下。”
“颅相学家吗？”男爵轻声说，“苏格兰的无政府主义者吗？”
阿尔弗莱多·伽马主任常跟他谈起敲钟人。有两次，他看见敲钟人爬上圣堂塔顶的钟楼，另一次是在祈祷厅的小钟楼。他说那是一个毫不起眼、沉默寡言的老头儿，摇摆着钟锤，对政府军用来回应钟声的枪击置之不理。伽马医生说，轰倒那挑衅性的钟楼、使那令人恼怒的老头儿不再做声，是马里奥山顶所有炮手梦寐以求的愿望，一到祈祷时间，大家都将步枪瞄准敲钟人。还没把他打死吗？或是换了新的敲钟人？
“不过他们不只看见了不存在的事，”近视记者补充说，“也没看到那里真正存在的事。”
“我对你要求的，不是绝望的结果，”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说，“不是什么失去了理智的人的要求。”
的确，他也许有道理。卡纳布拉沃男爵觉得嘴里有一股苦味。尽管他对这位来客已经腻烦，而且没有理由让会见持续，可又不能下逐客令。是什么在阻止他？他终于向客人坦承：他不想一个人待着，不想只剩下他和埃斯特拉，不想只剩下他和那可怕的悲剧。
他的声音平静而又坚定。他躺在铺在碎石地上的被子上一动不动，脑袋枕在用干草做的枕头上，裹着纱布的残肢放在肚子上。
“对您有影响，男爵，”近视记者的细嗓音又颤抖地响起来，“就像对我一样：卡努杜斯改变了我的生活。由于卡努杜斯，您的妻子精神失常；由于卡努杜斯，您失去了大部分财产和权势。这对您当然有影响。正因为如此，您才没把我撵走；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谈了这么长时间……”
“不要失望，”特奥托尼奥说，“你将是第一批撤出去的人。援军一到，运输队一回来，马上就会用救护车把你送到圣多山，送到盖伊马达斯，送到你的家。奥斯卡将军来救护站时已经答应了。别灰心，曼努埃尔·达·希尔瓦。”
“不是蔑视，是无动于衷。”男爵纠正他。好长一段时间里，他把埃斯特拉忘在了脑后，但此时此刻她又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随之而来的是酸溜溜的、恼人的痛苦，这使他变得沮丧和颓唐。“我对您说的是，卡努杜斯发生的事情对我没有一点影响。”
“我对你说，是因为在世界上我最尊敬你，”他温和而坚定地说，“为了上帝，为了你的父亲，为了你的使命，我才要求你。为了那位你为她赋诗的未婚妻，我才要求你，特奥托尼奥。”
“犬儒主义也不是办法，”近视记者说，“另外，我不相信您的那种态度——蔑视已发生的事实——是真诚的。”
“你想怎么样呢，曼努埃尔·达·希尔瓦？”年轻的圣保罗人喃喃地说，目光离开了伤员，心情沮丧。他完全清楚将听到什么。
“看到了吧？最好忘掉它，”男爵说，“不值得为它浪费时间。”
“在太阳穴上给我一枪，”那温和坚定的声音又说，“我从灵魂深处请求你这样做。”
“重要的是那些报道的言外之意，”那高亢、尖锐、金石般的声音终于又往下说，“重要的不是言语，而是留给人们想象的弦外之音。记者们去看英国军官，而且见到了。我和我的替代者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从不说谎，没意识到自己在说谎，只是没写自己所看到的，而写了自己相信和感受到的，也是他周围的人相信和感受到的。于是他编出了那个千头万绪无法理清的、神吹胡诌的故事。所以，人们如何知道卡努杜斯的历史？”
这显然不是第一个要求他这样做的人，而且他知道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然而他是第一个如此安详、毫不做作地求他这样做的人。
近视记者的眼睛从镜片后面盯着他。
“我没有手，没法自己做，”缠纱布的人解释说，“替我来一下。”
的确，尽管对鸦片、乙醚和黑人舞蹈有着夸张的偏好，但毫无疑问，他仍是个天真无邪的人。他为人不古怪，经常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圈子里出没。当然，卡努杜斯使他变了。把他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伤感、多疑的，甚至狂热的人？
“勇敢一点，曼努埃尔·达·希尔瓦，”特奥托尼奥说，发现自己的声音因激动而局促不安，“别要求我做违背原则、违背职责的事。”
“还有那篇关于闪光信号的报道，”近视记者不回答他，接着说，“正是由于它，甲贡索人能在夜里通过远距离联系。神秘光线时明时暗，巧妙传递着信息。政府军的技术人员一直没能破译这些密码。”
“那么就让你的助手来干吧，”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说，“把我的皮包送给他，里面大概有五万瑞斯。还有我的皮靴，还没穿破。”
“您真的天真得以为报纸上写的都是事实？”男爵问，“您不是记者吗？”
“死亡会比你想象的坏。”特奥托尼奥说，“你会被撤走的，会痊愈，会恢复对生活的热爱。”
“在第三篇报道中则说，发现了一封信，是从一个被俘的甲贡索人的衣袋里搜出来的，虽然没有签名，但肯定出自贵族手笔。”记者没听见男爵刚刚说的话，继续说，“是写给‘劝世者’的，向他说明为什么需要建立一个保守的、敬畏上帝的君主制政府。一切都表明这封信的作者就是您。”
“没有眼睛和双手吗？”皮雷斯·费雷拉温和地反问。特奥托尼奥有点羞愧。上尉半张着嘴说：“那还不是最糟的，特奥托尼奥。最糟糕的是苍蝇。我一向恨它们，特别恶心它们。现在，我对它们无可奈何。它们在我的脸上爬，往我的嘴里钻，钻进纱布，一直爬到伤口上。”
“大概是仁慈的皇帝陛下的军官吧？”男爵微笑了。
他沉默了，特奥托尼奥见他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听这位模范伤员如此一说，他非常感动，因为上尉口渴时连水袋都不向护士们要。
“他在第一篇报道中说，奥斯卡将军所率纵队的军官在卡努杜斯的高山上抓到了四名衣冠楚楚的黄头发观察员，他们和甲贡索人混在一起。”记者不慌不忙地说，“在第二篇报道中说，萨瓦赫特将军所率纵队在甲贡索人的尸体中发现一名白人，黄头发，扎着军官用皮带，戴着一顶手工织的帽子。谁也认不出他的军装，因为政府军中从来没人穿过。”
“在匪徒和我之间产生了个人纠葛，”皮雷斯·费雷拉说，“我不愿叫他们的如意算盘得逞。特奥托尼奥，我不允许他们让我变成这个样子。我不能当一个无用的怪物。从乌亚乌亚时起，我就知道有某种悲惨的东西挡住了我的去路。一种诅咒，一种妖术。”
“当时在流血，双方在互相残杀，”男爵善意地看着他，小声说，“在一场战争中，能不动感情地客观报道？”
“你要水吗？”特奥托尼奥轻声说。
“您应该读一读接替我的记者在《消息日报》上写的报道，”近视记者说，“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以为我死了，就把他派去接替我。他是一个好人，忠诚老实，不凭主观想象，不感情用事，也不自以为是。他是对那里发生的事情做客观、不带感情色彩报道的理想人物。”
“没有双手，没有双眼，很难自杀，”皮雷斯·费雷拉继续说，“我想往岩石上撞，不行；在地上舔，也不行，因为没有能吞得下去的石头和……”
“只能用轻信、猎奇和幻想欲来解释，”男爵说，“总要找出一种方式来解释这不可思议的事：为什么农民和流浪汉的乌合之众竟打败了正规军的三次讨伐，抵抗国家武装力量长达好几个月？出于舆情需要，人们发明并相信了帝制派和英国人狼狈为奸的神话。”
“别说了，曼努埃尔·达·希尔瓦。”特奥托尼奥将手放在他的肩上，然而安慰一个似乎是世间最平静的人使他觉得虚伪，这个人说话不慌不忙，声调也不抬高，说自己的事就像在说旁人。
近视记者一面讲，一面摇头晃脑，不晓得是什么动作使他全身的瘦骨都晃动起来，似乎每个骨节都在抖动。他一面飞快地眨着镜片后面的眼睛，一面解释说：“新闻记者本来能够看到，却没看到。他们只看到了想看的东西。尽管我没去那里，但去过的人并非一两个。大家都找到了帝制派和英国人狼狈为奸的真凭实据。这如何解释？”
“你能帮我的忙吗？我以友谊的名义请求你。在这里产生的友谊是神圣的。你帮我的忙吗？”
他已经从皮椅上滑到地面，蜷曲着双腿坐在地板上，用一个膝盖支撑着下巴说呀说呀，仿佛男爵不在场。时已过午，从朝向花园的窗纱透进来的闷热阳光照着他们。记者按照自己思路的轻重缓急不时地突然变换话题，不加说明地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男爵对此已经习惯了，对这不连贯的谈话已经不大在乎。谈话有时紧张激烈，然后陷入冷场，因为有时是他，有时是记者，有时是双方都要为了思考或回忆而停顿片刻。
“好吧，”特奥托尼奥低声说，“我帮你的忙，曼努埃尔·达·希尔瓦。”
“既然当时在卡努杜斯村口目睹真实情况的人都相信，怎么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那些曾经走上街头痛打帝制派的人倒不相信？”近视记者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