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的喷嚏、浑身疼痛、呼吸困难和体弱无力反而使他产生了摆脱恐惧的能力。他觉得炮击与自己无关，对死亡也无动于衷了。那女人的双手、低语和气息，她的手指对他的头颅、前额、眼睛的抚摩，使他完全平静下来，回到了依稀记得的童年。他已经不打喷嚏了，但鼻孔发痒——两处开口的溃疡——表明它们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在那深沉的陶醉中，他想起了往事，想起了过去犯病时曾有过死亡临近的念头，想起了巴伊亚那些放荡不羁的夜晚。那些突如其来的喷嚏仿佛有意在提醒他，他常常中断那消磨时光的夜生活，是因为他打喷嚏总是引起朋友们，也就是那些诗人、记者、流浪汉、演员等夜游神的哄堂大笑。他想起了自己怎样开始吸乙醚，因为在那些使他精疲力尽、自惭形秽、神经紧张的打击之后，乙醚给他带来了安静；后来鸦片又以暂时充满幻觉的安宁将他从喷嚏中解救出来。那个女人——他年轻时在一家报社工作的时候，她杀死了自己的主人，如今她是卡努杜斯的神职人员——的柔情、细语、安慰和气味好似和鸦片、乙醚一样，是一种温柔的、催眠的东西，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陶醉。他自问儿时那不相识的母亲可曾这样抚摩过自己，可曾使他对世上的危险处之泰然、无动于衷。他的脑海中也浮现帕德雷斯·萨莱西亚诺斯学校一排排的教室和院落，由于他的喷嚏，他在那里无疑和矮子及在场的丑八怪书记官一样是他人的笑料和牺牲品，是冷嘲热讽的对象。由于喷嚏折磨和视力低下，他被排除在体育、游戏和远足旅行之外，被当作残障，因此变得怯懦起来。由于那控制不住的鼻子，他不得不使用床单那样大的手帕；同样由于这个毛病和迟滞的眼神，他不曾有过女友、恋人和妻子——由于总是感觉自己过着滑稽可笑的生活，他不敢向爱慕的姑娘表白爱情，不敢把自己为她们写的诗歌寄出去，只好胆怯地一一撕掉。由于那鼻子和近视，他只拥抱过巴伊亚的妓女，只知道那短暂的、肮脏的商品式爱情，结果两次染上了淋病，接受探针治疗时疼得他尖声怪叫。他也是丑八怪、瘫子、残障和畸形人之一。他来到了世界上瘫痪者、不幸者、畸形者和受难者聚集的地方，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近视记者对自己说出的话刚刚感到有些后怕，就听见两声巨响，仓库可怖地叫了起来，仿佛马上就要倒塌。一股强风袭来，似乎全都吹在他的鼻子上，他开始打喷嚏，越打越响，越来越凶猛、有力、快速，迫使他弯腰蹲在地上。由于缺氧，他的胸部快裂开了。他一面打喷嚏，一面双手捶胸，同时像在梦中一样从蓝色缝隙中隐隐约约地看到天的确亮了。太阳穴绷得快裂开了，他想这回是要完了，要憋死了。打着喷嚏憋死真是一个愚蠢的去世方式，但他认为这总强过死于政府军刀下。他仰卧在地上，一直打着喷嚏。一秒钟后，他的头已经在一个温暖的、女性的、爱抚的保护者的怀抱里。那女人把他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给他擦干前额，像母亲哄儿子睡觉那样摇动他。他心中茫然，十分感激，喃喃地说：“世人之母。”
他缩成一团，失声痛哭，抓住世人之母的双手，嘟嘟囔囔地抱怨自己的厄运和不幸一边流着涎水抽泣啼哭，一边急切地倾诉着过去与现在的痛苦和绝望，倾诉着青春逝去的悲伤，倾诉着体力和脑力付诸东流的哀怨。他以从前对自己都不曾有过的推心置腹向瓜德拉多讲述着。他还告诉她，他不曾享受过爱情，没有成为自己渴慕成为的剧作家和诗人，现在又知道自己将以有生以来最愚蠢的方式离开人间，这是多么痛苦和可悲。只听他气喘吁吁地说：“不公道，不公道，太不公道了。”他发现她在吻自己，吻自己的前额、面颊、眼皮，细声细气地讲着温柔、甜蜜、不连贯的话，就像人们为了用声音使初生婴儿快活、幸福而对他们讲的话。他真的感到一种极大的宽慰，一种美妙的感激之情，听着这些具有魅力的字眼：“宝贝儿，宝贝儿，孩子，小鸽子，小羊羔……”
“您是萨尔瓦多那个杀害婴儿的女人吧？”近视记者问道。
但是他突然被抛回了现实中，抛回残酷的战争中。一声掀翻房顶的、雷鸣般的爆炸声使他一下子看到了天空、闪耀的太阳、云彩和晴朗的早晨。木片、砖块、碎瓦和弯曲的钢筋四处纷飞，近视记者觉得浑身上下、脸上、手上都被卵石、土块和石头击中。然而无论是他还是瓜德拉多或利昂·德·纳图巴都没有被压伤。他们站立着，紧靠着，拥抱着，而他竭力在口袋里找破镜片。他以为压碎了，那么今后连那一点点方便也没有了。然而镜片还在，依然如故。他一直抓着圣诗班的指挥和利昂·德·纳图巴，从他们受伤害的形象上，他渐渐觉察到轰击带来的灾难。除了房顶，正面的一堵墙也倒塌了，只剩下他们所待的角落。库房变成了一堆瓦砾。从倒塌的围墙上方，他看到了其他的瓦砾、硝烟和奔跑的人影。
爆炸声淹没了他的话。近视记者挺直身体，闭上眼睛，尽管浑身颤抖，却仍然听着那女人讲话，将他所听到的与遥远的记忆联系起来。随着她祈求的话语，那埋藏在他脑海深处的记忆浮了出来。是她吗？他又听到了二十年前曾经在法庭前听到过的声音：温柔、痛苦、自然、客观。
这时，那里挤满了武装的人，戴着袖标和蓝色头巾。其中，他隐约看见若安·格兰德半裸、结实的形象。记者的瞳孔紧贴着镜片，当看到若安·格兰德拥抱玛丽亚·瓜德拉多和利昂·德·纳图巴时，他发抖了：他们要把他俩接走了，自己将被抛弃在这片废墟上。他抓住那位女人和纳图巴，毫无羞耻、毫无顾忌地哭泣着祈求不要撇下他。当大黑个儿若安·格兰德命令撤离时，世人之母便拉着他的手，把他拖在后面。
“你不相信‘劝世者’吗？”卡努杜斯的书记员安慰她，“他没跟上帝说吗？他没说过……”
杂乱无章，烟雾弥漫，声音嘈杂，堆堆瓦砾。他在一片混乱中小跑。他已经不哭了，感觉全都集中在那危险的任务：躲避障碍物，以免碰撞、溜滑、跌倒、松开那女人。从大广场到教堂，他走过几十次，却什么也认不出了：断壁、坑穴、石块、这里那里的杂物、来来往往的人，好像在射击、奔跑、怒吼。他听到的不是炮击，而是枪声和婴儿的啼哭。他不知在何时、何地松开了那个女人，突然发现自己已不再抓着她，而是抓着另一位体态不同、小跑着、和自己一样气喘吁吁的人——利昂·德·纳图巴。他们被甩在后面。他用力抓住利昂·德·纳图巴，一点也不能放松，要是放开就全完了。当他跑着、跳着、躲闪着的时候，只听利昂求他别再跑了，求他可怜自己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他是那么小，毫无自卫的能力，娇嫩得像刚刚出生的小羊羔，”那女人背诵道，“他母亲没有奶，而且心地很坏，是个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我借口不忍看他受罪，把一个毛线团放进他的嘴里。这不同于其他的罪孽，孩子，这是不可饶恕的罪孽。你将看到我永生永世被烈火焚烧。”
近视记者突然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他以为是断墙，其实是人墙。他感到被截住、推开，这时他听到那个女人要人们放他进去。人墙打开了，他觉察到周围有木桶、沙袋和正在射击、高声说话的人。他从大木桩做成的一扇小门进去，走到世人之母和利昂·德·纳图巴所在的荫凉处。瓜德拉多摸着他的脸，对他说：“就待在这里，别怕，祈祷吧。”随后他看到她和利昂·德·纳图巴在第二扇小门那里消失了。
他的声音铿锵有力，自信流畅，富有发自肺腑的音乐感。记者想，这个标准的、有节奏感的声音使人联想到他一定是个正直、坚定、果敢的人，可自己从没和他谈过话。
他瘫倒在地。他感到精疲力尽，又饥又渴又困，急于忘掉那场噩梦。他猜想：“我在圣所。”他又想：“‘劝世者’就在这里。”他对自己能来到这里感到吃惊，心想自己是享受特权的人，能这么近地看到、听到席卷巴西的风暴的中心，能看到那个在全国最出名、最被仇视的人并听他讲话。这对他又有什么用？难道他能有机会向外界报道？他竭力想听到圣所里在说什么，然而外部的嘈杂使他什么也听不见。从芦苇中透进来的阳光是明亮的，强烈的，温度很高。政府军大概抵达了这里，大街上在进行战斗。尽管如此，在这阴暗、孤单的堡垒中却笼罩着深沉的寂静。
“没有天主不能饶恕的罪行，”利昂·德·纳图巴迅速地回答，“圣母已经为你求情，天主已经饶恕了你。别难过，玛丽亚。”
门框“吱”地响了一下，他隐约看见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的身影。她在记者的手上放了一碗饭和一个盛有液体的罐头盒。他喝了，发现是牛奶。
“在这场大火中，有个位置是留给我的，”只听她重复说，“我不会糊涂的，孩子。”
“世人之母在为您祈祷，”只听见她说道，“赞美‘劝世者’好耶稣。”
然而近视记者有一种荒唐滑稽的感觉。从今夜的情形看，以后还能按照往日的常规生活吗？即使能平安地躲过炮击这一关，也能幸免利昂·纳图巴宣读的敌方作战部署的第二部分吗？他预感到成群结队、成千上万的敌军会端着刺刀从山头冲下来，从各个街口冲进卡努杜斯。他感到一个冰凉的铁器会顶到他干瘦的脊背上，那时他要高声说明他是谁。他们可能不听，那他就要大声喊道：“我是你们的人，一个文明的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记者。”他们可能既不相信也不明白他的话，于是他就要高叫道：“我与这些疯子、野人毫不相干！”但是可能没用。他们不会容他开口，会让他作为甲贡索人死在甲贡索人的无名尸骨堆中。那不是荒唐到了极点吗？不是天下头号蠢材的明证吗？他竭力思念着胡莱玛和矮子，急切地盼望他们来到自己身旁。他要跟他们说话，也要听他们讲话。仿佛听力又恢复了，他十分清楚地听到了玛丽亚·瓜德拉多在说：有的过失无法抵偿，有的罪孽不能赦免。在她那知罪、顺从、苍老、痛苦的声音中，似乎有某种由于年深日久而养成的忍耐力。
“赞美。”他说，没有停止咀嚼和吞咽。在卡努杜斯，他一吃东西，下颌就疼，好像由于缺乏练习而变得僵硬了。这是一种喜人的痛苦，因为身体感到舒服。吃完，就侧身躺在地上，枕着胳膊睡着了。吃和睡，这是现在有的幸福。枪弹声忽近忽远，好像在周围飞舞，还有急促的奔跑。莫莱拉·西塞上校瘦小、紧张、苦行僧式的脸庞就在这里，就像他多次骑马走在记者的身边或在饭后的晚上在军营里谈话。他毫不迟疑地听出了上校的声音，铿锵有力的语调：为了使共和国减少牺牲，总攻前要进行炮击，一有脓包就要立即毫不留情地挤破，否则炎症会使整个肌体溃烂。同时他知道射击会使伤亡增多，破坏加重；想着自己会不会被践踏，武装的人会不会从自己身上越过，会不会带来他情愿弄不懂的战争的消息，因为那全是坏消息。
玛丽亚·瓜德拉多和利昂·德·纳图巴在谈话。他只知道他们在抱怨，听不清在讲什么。那声音很刺耳。炮击一开始，他们就默不作声了。有时他想象他们已经被子弹击中而自己在守护着他们的尸体。炮击已经震聋了他的双耳，他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有小小的爆炸声。胡莱玛和矮子现在又在哪里？他们白白地跑到维拉庄园去为帕杰乌送饭，可他来库房开会了。他们会碰上他的。他们还会活着吗？想到他们在帕杰乌的战壕里，在炮击中蜷缩着身体，肯定在惦记着自己，正如自己惦记着他们一样。想到这里，一股汹涌的暖流、一股充满激情和痛苦的热流传遍了他的全身。他们是他的一部分，他也是他们的一部分。他怎么会对那与自己毫无共通之处且在社会出身、所受教育、感情经验和文化方面极不相同的人感到如此深厚的眷恋和强烈的感情？几个月甘苦与共的生活使他们建立起一种关系：终日厮守在一起。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非自愿的，不知怎么就被那奇异、梦幻般的因缘，被偶然、意外、巧合的锁链或曰历史的必然性一起抛进了非同寻常的事件，抛进了濒临死亡的生活。正是这些因素把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想：“我再也不和他们分开了。以后我要和他们一起去给帕杰乌送饭，和他们一起去……”
当证实那咩咩的叫声是一只舔着自己的手的白羊发出的，他确信已不在做梦。他抚摩着毛茸茸的羊头，那动物任他摸，不惊不怕。在他身旁，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他把眼镜贴到眼前，睡觉时他一直拿在手里。在摇曳的光线中，他辨认出华金神父和一位穿着白色长袍、戴着蓝色头巾的赤脚妇女的身影。贡贝的神父双腿夹着一支步枪，脖子上挂着一条子弹带。从他能感觉到的一切看来，这是一副经历了战斗的人的模样：稀疏的头发蓬乱不堪，被泥垢粘得又挺又硬；长袍成了破布条，系凉鞋的已不是牛皮鞋带，而是一条小绳。他显得筋疲力尽，正谈着一个叫小华金的人。
“这是莫莱拉·西塞上校的哲学。”近视记者想。他们可真蠢、真蠢、真蠢。他们不懂这里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不想想这里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对黑暗中的城镇进行无休止的炮轰，只能把他这个大近视吓软。他想：“一定把半个或四分之三个卡努杜斯报销了。”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炮弹击中仓库。他有十几回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心想：“这一次要命中了！这一次要命中了！”当瓦片、白铁皮和立柱震动时，当尘土飞扬，四周的一切都好像在解体、破碎、崩溃时，他的身体也随着上下跳动。然而仓库依然屹立，经受着爆炸带来的剧烈震动。
“他和安东尼奥·比拉诺瓦一道弄吃的去了，”只听他有气无力地说道，“我知道，有若安·阿巴德在，全组人都会平安回来。他们都到瓦沙-巴里斯河的战壕去了。”他哽住，干咳了一声，“就是打埋伏的战壕。”
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一个鼓舞。既然他们将“劝世者”的两名心腹留在这里，那么这里就比其他地方更安全可靠。然而此时此刻还想什么安全地点岂不滑稽？这并不是有目标的射击，而是盲目的炮轰，是为了放火、摧毁房屋、使街上遍布尸体和废墟，以此对居民进行恫吓，使他们在政府军向卡努杜斯发起冲锋时丧失抵抗的意志。
“那么小华金呢？”女人重复问道。
由于所有的枪支和弹药都被运走，库房的空地扩大了三倍。巨大的空间使近视记者感到更加无所依靠。炮击使人们失去了时间概念，他和玛丽亚·瓜德拉多及利昂·德·纳图巴一起关在库房里多长时间？他听到了利昂用牙齿咯咯作响的声音朗读那张写有攻克卡努杜斯作战部署的纸片。那声音仍在耳际萦绕。从那时起，大概已经过去了一夜，天该亮了。流逝的时间不可能少于八小时或十小时，然而恐惧使每一秒钟延长，使每一分钟停止不动了。从若安·阿巴德、彼得劳、帕杰乌、奥诺里奥·比拉诺瓦和若安·格兰德一听到在那张纸上被称做“摧毁性炮击”的头几声就跑出去算起，也许不过一小时。他记起了他们的匆匆离去，记起了他们的争论和那要回圣所的女人——他们是怎样地强迫她待在那里呀！
是亚历杭德里娜·科雷娅。关于她，有那么多的传说：说她能发现地下淡水，说她是华金神父的情妇。他看不清她的面孔。她和神父坐在地上。圣所的门敞开着，里面似乎没有人。
“在守卫水塘吧。”比拉诺瓦想。要是把他们从那里调出来，义民们就滴水皆无了。除了教堂和圣所，为了生存下去，最重要的就是水塘了。那从前的强盗沿着通向河边的斜坡消失在烟尘中。安东尼奥转过身，望着好耶稣圣堂的钟楼。由于非常害怕钟楼已不复存在，所以自从回到贝罗山，他还没看过那钟楼。它仍在那里，虽然破损，却依然巍峨屹立。石头结构牢固地经住了狗子兵枪弹、炮弹和炸药的攻击。甲贡索人从钟楼、房顶、看台上不停地射击，另一些人或蹲或坐地也从圣安东尼奥教堂的钟楼和屋顶开火。在从圣所的掩体里开火的天主卫队的一组组射手中，他望见了若安·格兰德。那一切都使他充满了信心，恐惧已烟消云散。当他听若安·阿巴德说官兵将不可避免地越过下面的战壕，在那里没有机会阻击敌人时，他直从脚底板往上冒凉气。比拉诺瓦没再耽搁时间，他喊叫着命令成群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开始推倒圣克里斯宾、圣华金、圣丽达、圣托马斯、圣灵、圣安娜、圣约瑟等街口的所有房屋，将贝罗山的那区域变成一片错综复杂的森林。他将步枪当作撞锤，给他们做示范。修战壕、筑工事是建设和组织工作，干这些事情，安东尼奥·比拉诺瓦比打仗内行。
“他没回来，”神父低声说，“安东尼奥回来了，奥诺里奥和许多埋伏在瓦沙—巴里斯的人都回来了。小华金没回来。谁也没告诉我，谁也没看见他。”
“活着，”若安·阿巴德没有转身，“在维拉庄园。”
“至少，我想掩埋他，”女人说，“别叫他像没主的牲畜那样死在野地里。”
“不用担心，若安·阿巴德。好吧，我负责。”当对方转过身时，他又问道：“帕杰乌呢？”
“也许他没死，”贡贝的神父喃喃地说，“既然比拉诺瓦兄弟和其他人能回来，小华金怎么就不能？也许他在塔顶上，或者在圣彼得罗的街垒中，要不就是和他哥哥在维拉庄园里。政府军还没能攻克那些战壕。”
“我们在那里坚持不了多久，那是开阔地。”街道司令说，“在这里，他们将作茧自缚，受到阻击。这里将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墙，又厚又高。”
近视记者很高兴，想向他打听胡莱玛和矮子的下落，然而他克制了，感到自己不该破坏这亲热的场景。神父和修女谈话的语气完全是听天由命、非常自然的。白羊舔着他的手，他欠身坐了起来，然而华金神父和那女人对于他醒着并听他们谈话并不在意。
“增援下面的战壕不是更好吗？”安东尼奥·比拉诺瓦指着自己来的方向说。
“如果小华金死了，最好阿塔纳西奥也死了，”女人说，“在阴间，他们好搭个伴儿。”
当他一溜小跑上了圣克里斯宾街的斜坡，看见街道两边的妇女正往木桶和木箱里装沙子，然后扛在肩上。周围全是灰尘，在倒塌的房子、烟熏火燎百孔千疮的墙壁和其他土崩瓦解东倒西歪的建筑物之间是一番奔跑匆忙、混乱不堪的景象。疯狂运动是有意义的，他一到达与大广场平行、从瓦沙—巴里斯河到墓地将贝罗山一分为二的圣彼得罗大街就发现了这一点。街道司令在那里，把两杆卡宾枪交叉放着。所有朝向河流的街口都设有街垒，封锁着。若安·阿巴德向他伸出手并直截了当地——但是安东尼奥想，他不慌不忙地保持应有的冷静，是为了让自己准确地了解——要他指挥所有能调动的人，负责封锁那些横穿圣彼得罗大街的小巷。
他听到很近的地方在敲钟，听到无数的喉咙在合唱万福马利亚。战斗几乎进行了一整天，钟声、祈祷声和枪声混成一片，从未间断，有一些爆炸声就在他头顶。此时人们重视死更甚于生。他们已经在比无依无靠更加无依无靠之中生活过了，此时此刻，全部的奢望只是一个好的埋葬。怎样埋葬他们？也许一个人如果活得像他此时此刻这样，死亡就是补偿的唯一希望，就像“劝世者”所说，是一种欢乐。贡贝的神父看着他：
看见彼得劳使他高兴。既然彼得劳及其部下有时间撤回来，那么若安·阿巴德和帕杰乌也不会例外，这样贝罗山的防御就很坚固了。离第一线战壕只剩下两百多步，走在前面的甲贡索人挥舞双手，叫喊着表明自己的身份，以免防御者向他们射击。有些人跑起来，他与奥诺里奥也跑了起来，但马上又停住了，因为年老的索西莫追不上他们。他俩架着老人的胳膊，拖着他，弯着腰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他们冒着冰雹似的弹雨，安东尼奥觉得那是向他们三人射来的。他到了一个街口，现在成了一堵用石头、沙桶、木板、瓦片、砖头和各种杂物堆起来的矮墙。他从上面望见一队密集的射手，许多双手向他们伸来，帮他们爬上去。安东尼奥觉得自己被拉起来，被放到战壕的另一侧。他坐下来休息。有人递给他一只盛满水的皮口袋，他闭着眼睛吸吮着，当液体润湿了他鲨鱼皮般的舌头、口腔和咽喉时，感到悲喜交集。嗡嗡作响的听觉渐渐恢复了，他听到了枪声、对共和国和异教徒的咒骂声以及对“劝世者”和好耶稣的欢呼声，但在一阵阵的呐喊声中——极度的疲劳渐渐减轻了，他将很快站起来——也听到了甲贡索人决不会喊的“共和国万岁！”“弗洛里亚诺元帅万岁！”“打倒叛徒！”“打倒英国佬！”难道敌人真的离得这么近，连他们的喊声都能听见？军号声同样在他耳朵里轰鸣。他一直坐在那里，往左轮手枪弹仓里压上五枚子弹。给卡宾枪压子弹时，他看到这是最后一条子弹带了。他一用力，全身的骨头就疼。借助胳膊肘和膝盖，他站起来爬到街垒的顶上。人们给他打开一个豁口。在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有一伙敌人排着密集的队形向前冲来。他没有瞄准，也没有寻找军官，估摸着差不多，就将左轮手枪里的子弹全射出去，又射出了卡宾枪的子弹，枪托的每一次后坐力都使他的肩部异常疼痛。他一面抓紧时间给左轮手枪上子弹，一面环视周围。敌人从各个方向发起了进攻，在彼得劳那边靠得更近，有的刺刀已伸到了街垒的边沿。有的甲贡索人突然站起身，拿着棍棒和铁器拼命地打。他没看见彼得劳。在他的右侧，烟尘迷漫中，官兵潮水般冲向圣灵、圣安娜、圣约瑟、圣托马斯、圣丽达和圣华金街。无论从其中哪一条街道走，他们都能在几秒钟之内到达圣彼得罗街或大广场，即贝罗山的心脏，并能进攻教堂和圣所。有人用力拉了一下他的脚。一个小伙子叫喊着告诉他，街道司令想在圣彼得罗街见他。小伙子接替了他在街垒中的岗位。
“孩子们不得不去杀人和被杀，两者同样可悲，”他听到神父说，“阿塔纳西奥十四岁，小华金还不满十三岁。他们杀人已有一年了，这不可悲吗？”
一阵激烈、嘈杂的枪声从住宅区传来。这片住宅区坐落在古老墓地的前方，街巷错综复杂，如象形文字。在卡努杜斯，唯有这里的街巷不以圣徒的名字而以特罗维罗故事中的名字命名：玛格洛娜公主、魔鬼罗伯特、希尔瓦尼娜、卡尔罗玛格诺、费拉布拉斯及法兰西贵族等，新来的朝圣者都聚居在那里。是他们从那里向异教徒射击吗？屋顶、房门、街口都在向官军喷射怒火。突然，在或蹲或站、弯腰弓背的甲贡索人的身影中，安东尼奥发现了彼得劳那无法被混淆的身影——手持滑膛枪从这里跳到那里。他确信，在震耳的枪声中，自己能听出这位穆拉托大个子手中武器的轰鸣。彼得劳总是拒绝用能连续射击的卡宾枪或毛瑟枪来替换他当年当土匪时使用的那杆旧枪，尽管这些新式枪可以连发五枚子弹，装填又很迅速。他每次使用那滑膛枪前都要擦枪膛、装火药并封口。子弹也是荒唐可笑的：铁块、矿石块、玻璃碴、铅块、蜡块甚至石块。然而彼得劳对此得心应手，快得简直神了，如同他射击时出奇地准确。
“是的，”近视记者吞吞吐吐地说，“可悲，可悲。我睡着了。战斗怎么样了，神父？”
“老哥，你看烟火匠安东尼奥的房子那边。”
“敌人在圣彼得罗大街被挡住了，”贡贝的神父说，“今天上午，在安东尼奥·比拉诺瓦修筑的那个街垒。”
他们三四个人一组，搀扶着那些瘸了的人隐蔽在低洼处，开始往回走，安东尼奥、奥诺里奥和索西莫断后。滚滚的烟尘、刺目的阳光、敌人急不可耐要侵占卡努杜斯的模样，莫非说明无论是左侧前进的敌军还是在右侧眺望的骑手都不会来杀死他们？因为敌军肯定看见了他们，就像他们看见了敌军。他向奥诺里奥问起萨德林哈姐妹的情况。奥诺里奥回答说，离开战壕前，他派人叫妇女们全部撤走了。距离住宅区还有一千多步，他们走得如此之慢，要安然无恙地走到那里是很困难的。但是双腿的颤抖和血脉的跳动都告诉他，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任何一个幸存者都不可能走得更快了。年迈的索西莫摇摇晃晃，处于暂时的昏迷状态。他轻轻拍了老人一下，给他打气，搀扶着他走。被天使抚摩前，这老人真的差一点在纳杜沃自焚？
“也就是说，在此地，在城里？”近视记者问。
“咱们去帮助若安·格兰德。”他对大家说。
“离这里三十步。”
比拉诺瓦身边只有五十人。其他人呢？能走动的都回贝罗山去了。“但是走的人并不多。”一个牙齿掉光的甲贡索人——铁匠索西莫嘟囔着。看到这老人也在战斗行列中，安东尼奥吃了一惊。以他的高龄和虚弱，本该让他去救火或往卫生站里运送伤员，现在留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了，骑手们新的进攻会把他们全部报销。
圣彼得罗大街，那条将卡努杜斯从河流到墓地分开的街道，与大广场平行，是为数极少的、与它的名字相称的街道，离这里只有三十步，政府军就在那里。他感到冷。祈祷声时大时小，时隐时现，近视记者以为那声音停下时，又听到外面“劝世者”沙哑的声音或贝阿迪托短笛般的声音，妇女、伤员、老人、奄奄一息的人和正在射击的甲贡索人合唱的万福马利亚回答着他们。政府军的士兵们对那祈祷作何感想？
他的腿再也迈不动步了，便卧倒在地，也不找掩体就把步枪抵住肩窝开始射击。他不会再有时间装填子弹，所以每一次都仔细地瞄准。他的射程只能达到与敌距离的半程。这些骑兵在烟尘中从他面前通过，于是他想：自己是横穿过来的，而且一面跑一面朝他们开枪，怎么他们会看不见自己？长枪手们谁也不朝他这边看。然而仿佛他的想法提醒了他们，走在前头的小队突然转向了左边。只见一名骑手好像在召唤他、问候他似的，用马刀画了一个圈，一列长枪手向他奔来。步枪没有子弹了。他用双手拿起了左轮手枪，肘部撑在地面，决定等那些马匹到了眼前才开枪。由于狂怒而变了形的魔鬼的脸庞就在那里，他们刺马时的凶狠、抖动的长竿、被风吹鼓的灯笼裤，就在他的眼前。他朝那个手持马刀的人射击，一枪、两枪、三枪，都没打中。他想，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被长枪刺穿、被马蹄踏碎了，这些马蹄正踏在碎石上。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又预感要出现奇迹了。他身后出现了许多条人影，他们开枪射击，挥舞砍刀、大刀、斧头，一齐砍向那些畜生及其坐骑，在飞速的旋风中向敌人刀劈斧剁，杀将过来。甲贡索人拉住骑手的长矛和大腿，砍断他们的缰绳，只见他们连人带马在地上翻滚；吼叫起、马嘶声、谩骂声和枪声混成一片。在他尚未站起身投入战斗前，至少有两名长枪手从他头顶越过而没有踩到他。打完左轮手枪里的最后两枚子弹，他拿起卡宾枪当作棍棒，向离自己最近、在地上扭作一团厮打的异教徒和甲贡索人奔去。他朝扑在义民身上的一个官军士兵就是一枪托，把他打得失去了知觉。他帮那个义民站起来，两人一起跑过去支援奥诺里奥，一名骑兵正挺着长矛追他，一见他们扑来，那高乔人就拍马奔驰，在贝罗山方向消失了。有好长一会儿，安东尼奥在旋风中从一处跑到另一处，帮助倒下的人站起来，给自己的左轮手枪装填子弹再射击。有的战友受了重伤，有的已阵亡，身上还插着刺穿身体的长矛，其中一个的鲜血从马刀砍出的伤口直往外涌。安东尼奥像在梦中，用枪托——另一些人用砍刀——将落马的高乔人杀死。当敌人全被消灭，混乱结束，甲贡索人集合在一起。安东尼奥告诉大家该回到战壕里去了，但是话刚说到一半，就看到在红色烟尘的迷雾中，无边无际的敌人连队正从他们原先埋伏的地方通过。
“一位神父不得不拿起步枪也是可悲的。”华金神父说，一面敲着武器，像甲贡索人那样将步枪放在膝盖上，“我从前不会放枪。马丁内斯神父也没放过枪，连杀死一关小鹿都不会。”
“左边，老哥。”奥诺里奥用肘部捅他一下。安东尼奥看见举着长矛的骑兵有两百名左右，也许更多。他们从左边距离他半公里处穿过了瓦沙—巴里斯河谷，在狂乱的军号声中排成小队准备进攻。敌人处于防线以外。刹那间，比拉诺瓦明白了要发生的事。长枪手们从长满茅草的山头劈杀过来，直逼墓地，因为在那个方向没有战壕阻截，他们顷刻便能到达贝罗山。一旦看到畅通无阻，步兵也会走那条路线。那样一来，无论彼得劳、若安·格兰德还是帕杰乌都来不及撤退去增援隐蔽在教堂和圣所房顶及塔楼工事里的甲贡索人。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怒火中烧，身不由己地抓起子弹带跳出坑穴，向奥诺里奥叫道：“要把他们拦住，跟我来！跟我来！”他弯下身子，跑起来，左手左轮手枪，右手卡宾枪，肩上是子弹袋，那样子就像在做梦，像喝醉了酒。那时，对死的恐惧——有时一场普通的谈话会使他浑身冒汗或血液凝结——已经消失，对中枪或从生者中消失的念头的蔑视支配着他。他向骑手们直奔过去。他们组成小队，拐着弯地跑着。烟尘四起，随着地势的起伏，他时而看得见时而看不见敌人，想法、回忆和形象在他头脑的煅炉里迸发着火花。他知道那些骑手是高乔人，是南方长枪营的人，他曾见过他们在牛群后面转悠。他寻思那些骑手谁也不可能践踏卡努杜斯，因为若安·格兰德的天主卫队、莫坎波的黑人或卡里里的弓箭手将把他们的马匹杀死，那是多好的靶子啊。他想到妻子和弟媳，她们大概和别的女人一起回到贝罗山了吧。在那些面庞、希望和幻影当中出现了阿萨雷，在塞亚拉的边界上。自从他为了躲避瘟疫逃出来就再没回去。在这样的时刻，当他感到自己触到了某种界限、踩到了某种边缘、再往前只剩下死亡或奇迹之时，故乡便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这是近视记者曾经见过的、在莫莱拉·西塞上校面前吓得要死、哭哭啼啼的老头儿吗？
安东尼奥·比拉诺瓦两次打光左轮枪膛里的子弹，手枪又热得烫手了。于是他把手枪装入枪套，开始用英制卡宾枪。他瞄准，射击，在敌群中总是寻找那些从马刀、肩章穗或举止姿态能看出是指挥官的人。那些惊慌失色、魂不附体的异教徒一个、两个、十个地倒下去，浑然不知枪弹从哪里来。他产生了同情心。即将踏平贝罗山的人怎么可能引起他的同情？但的确，此时此刻，他看着他们倒下，听着他们呻吟，瞄准并杀死他们时，他对他们没有仇恨：他预料到他们精神上的贫困、人格上的耻辱，知道他们是牺牲品，是愚蠢盲目的工具，是受了邪恶伎俩的蒙蔽。每个人不是都会碰上这样的事吗？他本人若不是碰上“劝世者”，天使不是也不会来抚摩他吗？
“马丁内斯神父？”他问。
两个人都上满子弹。枪声稀稀落落，是甲贡索人想结果那些伤兵。安东尼奥见他们在碎石上爬行，想到达峭壁。而峭壁上，政府军士兵的头、胳膊和躯体仍在出现，在坑坑洼洼、起伏不平的地面上前进，队列在崩溃、解体、变形。官军开始射击，但是安东尼奥看出敌人仍没发现自己所在的掩体，他们站在甲贡索人的头顶朝卡努杜斯开枪，以为挫伤他们攻势的弹雨是从好耶稣的圣堂上射过来的。枪击使硝烟变浓，棕色旋风霎时遮住了敌人，使他们失去了踪影。他们躲躲藏藏，互相拥挤，步枪林立，上好刺刀，踏着鼓点的节奏和“步兵！冲啊！”的喊声前进。
他看出了华金神父的犹疑不决。那么，在卡努杜斯还有别的神父。他想象着他们在装填弹药，瞄准射击。难道教会不是站在共和国那边吗？“劝世者”不是被大主教革除了教籍吗？各个教区不是都宣读了对卡努杜斯狂热的异教徒的谴责吗？怎么还会有神父为“劝世者”去厮杀？
“他们面朝太阳，”他回答说，“一小时后，他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听见他们说的了吗？你听：狂热分子！塞巴斯蒂安分子！吃人的野兽！英国佬！杀人犯！是谁跑到这里来杀害儿童和妇女、砍掉人们的脑袋？是谁逼得十三四岁的孩子变成了好战分子？您好生生地在这里活着，不是吗？”
“没看见我们。”弟弟对哥哥说。
他吓得浑身哆嗦。担心华金神父会把他交给甲贡索人，叫他们出气。
“还等什么，老哥？”奥诺里奥说，“等他们看见我们吗？”安东尼奥开了枪，霎时，像回声一样，他的周围枪声大作，将鼓号声压下去。硝烟加上尘埃，使侦察兵们茫然失措。安东尼奥不慌不忙地射出每一枚子弹，闭着一只眼，瞄准掉头逃跑的士兵。他看到另一些人过了峭岸，从三四个不同的方向靠近了。枪声停止。
“您是和‘砍头队’一起来的，不是吗？”神父补充说，“然而我们给您吃的、住的，热情款待。政府军会这样对待彼得劳、帕杰乌或若安·阿巴德中的任何一个人？”
“他们若一起来，密密麻麻的一团，”他想，“在那没树木、没荆棘、连岩石也没有的地方近距离地用冰雹般的枪弹把他们干掉，多容易呀。”洼地对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甲贡索人的战壕在高岗上，从那里能控制那块地方。但他们没一起来。中间的一队走得最快，像船头一样首先过了河道，向峭岸上爬。一些蓝色的人影儿，长裤上带着红线和闪光的点点，从离安东尼奥不到两百步的地方冒出来。这是侦察连，一百多人，都是步行，三人一伍分成两路，大摇大摆地迅速前进着。他看见他们伸着脖子注视着贝罗山教堂的塔顶，丝毫没察觉到趴在地上向他们瞄准的射手。
记者用哽塞的声音吞吞吐吐地说：
一个小孩爬到了战壕里，给他们送来了一皮囊热咖啡和一些玉米饼。安东尼奥认出了那双活泼迷人的眼睛和灵活的身体。他叫塞巴斯蒂安，干这些活颇为老练，曾给帕杰乌和若安·格兰德当过通信兵。安东尼奥一边喝咖啡——这饮料使他恢复了体力——一边看着小孩带着皮口袋和褡裢像蜥蜴那样默默地、飞快地爬走，消失。
“是，是，您说得对。人们给我这么大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华金神父，我发誓，我发誓。”
安东尼奥不相信会那样。前方，从干涸河流的峭岸上拥下来好几千士兵，有三千多，也许四千，大概是狗子兵全部顶用的力量。甲贡索人通过小鬼和探子知道，法维拉山和马里奥山之间的山沟医院里有将近一千名伤病员，一部分敌军留在那里保护医院、大炮和装备。这支部队一定是前来讨伐的全部敌军了。他对奥诺里奥说话，却没有看他，眼睛盯着峭岸，同时用手指检查左轮手枪是否上满子弹。虽然有卡宾枪，可他还是喜欢用这支左轮，来到卡努杜斯至今，他一直用它进行战斗。奥诺里奥却不同，他把步枪支在壕沿上，竖起标尺，手扣扳机。在坑道里，所有其他的甲贡索人大概都是这样，他们牢记命令：敌人不到跟前不开枪，以节省弹药，更好地进行突袭。这是唯一对他们有利的方式，是唯一能缩小与敌人在数量和装备上实力悬殊的方式。
“他们成十成百地死去，”贡贝的神父指着街道说，“为什么？为了信仰上帝，为了使他们的行为符合上帝的法律。这是对无辜者的又一次屠杀。”
“只要他们不同时进攻法维拉山。”奥诺里奥嘟囔说。
神父会痛哭流涕、又踢又闹、绝望得在地上打滚吗？然而近视记者看到他很安详，竭力克制，低着头，听着枪炮声、祈祷声和教堂的钟声。他相信还听见了军号声。他没有打消恐惧就怯生生地向神父问起胡莱玛和矮子。神父摇摇头，作为回答。这时，他听到身旁响起一个男中音，声若洪钟：
“我们要顶住他们，”只听他说道，“顶住他们，直到若安·阿巴德和彼得劳退守贝罗山为止。”
“他们在圣彼得罗大街帮忙修街垒呢。”
他跪在战壕里。晨光中，瓦沙—巴里斯河陡峭的对岸上，一片蓝色、铅灰色、红色军装的海洋，挟着纽扣、剑和刺刀的闪光向他们涌来。鼓号齐鸣，那是他的耳朵在片刻前就已听到的。“好像直奔我们而来。”他想。天空晴朗，尽管相隔较远，他仍能看清敌军分成三队铺开，其中有一队，即中间的那队，好像是列好阵势直接向这些战壕扑来。嘴上有什么黏乎乎的东西使他说不出话来。奥诺里奥告诉他已经派了两名小鬼去维拉庄园和特拉波波山口通知若安·阿巴德和彼得劳：敌人从这边攻来了。
在圣所的小门旁边，破碎的眼镜片模模糊糊地给他勾画出了利昂·德·纳图巴的形象，不知是坐着还是跪着，反正缩在沾满灰尘的长袍里，瞪着大而明亮的眼睛看着他。他在这里待了半天还是刚刚露面？那个怪人，半人半兽，使他茫然无措，以致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对他说。尽管从木桩的缝隙中透进一道微弱的光线，照在卡努杜斯的书记官浓密蓬乱的鬈发上，他还是几乎看不清利昂·德·纳图巴，因为阳光已经暗下来。
“不胜荣幸，老弟。”他用柔和的声音回答道。
“‘劝世者’说的话我全记录了，”只听他用悦耳动听、节奏鲜明的声音说，尽量客气地走向记者，“他的思想、他的劝告，他的祈祷、他的预言、他的梦想。这是为了后人，好给《圣经》再添一部福音。”
“老哥，敌人来了，”他用沙哑的声音喃喃地说，“轮到我们招待他们了。”
“是的。”近视记者精神恍惚，喃喃地说。
他觉得有人摇晃他，却没立刻睁眼。阳光在天空闪耀，奥诺里奥正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叫他保持安静：
“但是在贝罗山已没有纸墨，最后一支笔也折断了。不能使他的话流芳百世了。”利昂·德·纳图巴接着说，毫不苦恼。这种心安理得的表情是近视记者曾经在此地人的身上见过的，他们就是这样处世的，似乎不幸如下雨、黄昏、涨潮等自然现象，反抗它们是愚蠢的。
安东尼奥解开了腰带，用一只胳膊当作枕头，用草帽盖住脸，在他们弟兄俩合用的战壕里缩成一团。由于一动不动，他的身体很放松，但听觉依然保持警惕，竭力想在这刚刚开始的一天听出官军的动静。顷刻间，他就将他们忘在一边，脑海中浮现各种各样虚无缥缈的形象。然后他突然将注意力集中在紧靠着自己身躯的那个人身上：比自己小两岁，浅色鬈发，文静、谨慎。奥诺里奥不仅是他的兄弟、连襟，还是他的战友、伙伴和最可信任的知己。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也从来没有真的争吵过。奥诺里奥之所以来到贝罗山，是否也像他一样出于对“劝世者”及其代表的一切——宗教、真理、正义和对灵魂的拯救——的拥护？或是单纯地出于对兄长的忠诚？他在卡努杜斯待的这些年里，从没有过这个念头。当天使抚摩了他，他抛弃了自己的事业，为卡努杜斯的人而奔忙的时候，他以为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像自己的妻子一样愉快地接受生活的变化是很自然的，就像每一次当不幸使他们确定新的方向时所做的那样。事实正是如此：奥诺里奥和阿顺松毫无怨言地服从了他的意志。但是在莫莱拉·西塞进攻卡努杜斯的时候，在那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当他在街道上战斗时，那念头第一次开始折磨他：奥诺里奥也许不是为了自己所信仰的东西，而只是为了尊敬兄长而准备战死在那里。当他跟弟弟谈及这个话题时，奥诺里奥嘲笑说：“你以为我只是为了待在你身边才拼命吗？你变得多爱虚荣啊，老哥！”但是那些玩笑非但没有解除疑虑，反倒加重了。他曾对“劝世者”说过：“出于个人主义，我安排奥诺里奥和他全家的生活时从没问过他们的需求，好像他们是家具或山羊。”“劝世者”找到了安抚这伤痛的说法：“如果是这样，是你帮助他们做了能够升天堂的好事。”
“利昂·德·纳图巴是极聪明的人，”贡贝的神父喃喃地说，“上帝把从他的腿上、背上和肩上去掉的东西都弥补在他的智慧上了。是不是，利昂？”
他们谈着话向隐蔽处走回。长时间的轰炸过后，寂静得只有鸡鸣倒反常了。安东尼奥评论说，自从敌人的那支援军——看来有五百多人——毫发无损地到达了法维拉山，他就预感对卡努杜斯的进犯不可避免。虽然帕杰乌拼命在卡尔德朗一带骚扰他们，但也只是抢了一些牛而已。奥诺里奥询问，敌军是不是真的在胡埃特和罗萨里奥留下了部队？从前他们很乐意从那里通过。是的，是这样的。
“对。”卡努杜斯的书记员点头称是，近视记者——利昂的那双大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确信这是真的。“弥撒缩写本和圣母祷词我读了许多遍，还有从前人们作为礼物带给我的一切杂志和书籍，我都读了许多遍。这位先生也读过许多书吗？”
一道镶着黄边的蓝色光亮从地平线上扩散开来。响起了雄鸡咯咯的啼声。“炮击过去了。”奥诺里奥边想边说道。安东尼奥接着说：“这就是说，他们上路了，老弟。”坑穴分布在半公里宽、几百米长的地带，每隔十五到二十步一个。躲进掩体的甲贡索人两三个一伙，隐蔽得很好，只有当他们弯着身子与比拉诺瓦兄弟说话时，后者才能望见他们。许多人都携带着金属管、直径很粗的竹竿和掏空了的树干，不用探头就能观察外面的情况。大部分人在睡觉或打盹，曼利夏枪、毛瑟枪、火铳、子弹带和装火药的牛角放在手边。奥诺里奥沿瓦沙—巴里斯河安排了岗哨，有几个下了峭岸侦察河床——那里完全干涸了——和对岸，没有遇到巡逻队。
近视记者感到特别别扭，真想跑出去离开这里，尽管会碰上枪弹。
这里崎岖蜿蜒，河流和墓地之间既没有树木也没有荆棘，正是他们领导散布在这个地区的小组修筑了两三个射手合用的坑穴。他们一年前就挖了第一批掩体。政府军每一次围剿后，他们就挖一批新的坑穴。最近他们又挖了坑道，将坑穴连接起来，这样人们就可以从一个坑穴爬到另一个坑穴而不被敌人发现。坑穴的确原封未动：在这一带，一场仗都没打过。
“读过几年书。”他不好意思地回答，心想：“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是近几个月来他发现的一件事：文化、知识、谎言、绊脚石、遮眼罩。念了那么多书，却对帮助他逃走、摆脱这个陷阱毫无用处。
“当然记得。至今还没派上用场呢。”
“我知道什么是电，”利昂·德·纳图巴骄傲地说，“如果这位先生想学，我可以教他。而这位先生，同样，可以教我我所不懂的事情。我知道什么是原理或阿基米德定律、木乃伊是如何制成的、天体之间相距多远。”
“这些战壕是我们挖的，”奥诺里奥说，“还记得吗，老哥？”
在不同的方向同时响起了强烈的枪炮声，近视记者发现，多亏了枪炮声，那个人默不作声了。他的声音、他的接近、他的存在真叫人反感。为什么有人只是想说说话，想表白一下自己的品德、情操以赢得同情，却使他那么不愉快？“因为我像他，”他想，“因为我和他在同一条锁链上，而他是其中最弱的一环。”
他们是最不善战的战士，若安·阿巴德为什么把这段边界交给他们守卫？肯定是因为这里离法维拉山最远，敌人不会从这里进攻。要是他们从山坡上下来攻打维拉庄园，路程远上三四倍；而且在到达河边前要通过一段险峻陡峭、荆棘丛生的地段，会使敌人崩溃瓦解。异教徒是不会这样作战的，他们总是组成方阵集结冲锋，正好给隐蔽在战壕里的甲贡索人当靶子。
贡贝的神父跑向外面的小门，打开，射进来傍晚的光线，照出了利昂·德·纳图巴的另一些特征：深色的皮肤、瘦削的脸形、下巴颏儿上的一绺胡须、钢铁般坚毅的眼神。然而他的体形不堪入目：脸陷在两个皮包骨的膝盖里，脑后的驼背像脊背上背着一个包袱，手和脚又瘦又长，像蜘蛛的脚。一个人的骨骼怎么会折叠得那么畸形？那脊梁、肋骨和骨骼被扭得多么离奇！华金神父喊叫着和外面的人说话：敌人又发起一次进攻，有地方请求增援。神父回到房间里，记者隐约看到他拿起了步枪。
在战壕里，他碰到了弟弟奥诺里奥，也见到了妻子和弟媳。萨德林哈姐妹和其他妇女搬到一间棚子里去了，周围全是食物、药品和纱布。“欢迎你，老哥。”奥诺里奥拥抱他。安东尼奥和他待了一会儿，津津有味地吃着萨德林哈姐妹给刚来的人做的锅巴。吃罢简便的小吃，这位从前的商人就把手下的十四个人安置在周围，劝他们睡一会儿，便和奥诺里奥观察地形去了。
“他们从圣西皮里亚诺和圣克里斯宾进攻街垒，”他听见神父在喘气，“到基督圣堂去吧，你会受到更好的保护。再见，再见，愿圣母拯救我们。”
在他们时跑时走地赶到瓦沙—巴里斯河的战壕里的半小时中，安东尼奥·比拉诺瓦看到了卡努杜斯的火焰。他想的不是大火会不会烧到他的家，而是他那使大火不能蔓延的主意有没有灵验。为了灭火，他们在街道巷口设置了几百个盛有沙子的大桶和箱子。留守城池的人都知道，一听到爆炸声，应立刻跑出去用沙土灭火。安东尼奥亲自在每个居民区组织了妇女、儿童和老人来承担这项任务。
神父跑出去了。近视记者看见修女抓住小白羊，它吓得咩咩叫。亚历杭德里娜·科雷娅问利昂·德·纳图巴愿不愿意跟她一起走，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要留在圣堂。而他？他自己呢？和那怪物一起留下吗？跟那女人跑出去吗？可是她已经走了，小木房里又笼罩着一片黑暗，热得人透不过气来。枪声越来越紧。他想象着政府军通过了沙石筑成的街垒，践踏着尸体，洪水般迫近他所在的地方。
疲倦像巫术般烟消云散。这大概是圣灵显圣的又一个先兆在安东尼奥身上的又一次非凡体现：如果不是因为圣父、圣灵或好耶稣，这又如何解释？自从知道了敌人进攻的消息，他一直在奔走。刚才穿过西坡洼地时，他两腿发软，心跳得厉害，担心自己会昏倒。而此时此刻，在黎明前，他又在这高低不平、遍布石头的地方奔跑了，敌军发射的炮弹划破黑暗，响彻夜空。他感到休息过来了，精力充沛，有使不完的劲，而且知道跑在他身旁的十四个人也是如此。当环境需要的时候，除了上帝，还有谁能使他们产生这种变化，返老还童？他已不是初次这样了。近几个星期，有好几次，每当他感到要垮下去的时候，就突然感到好像有一股新的力量将他举起来，使他焕发了青春，将生命之风注进了他的体内。
“我不想死。”他一字一板地说，感到哭都哭不出来了。
不管安东尼奥多么想提问，都知道没有时间了。他该做什么？若安·阿巴德告诉他，马里奥高地和盖莱莫波出口以东、与瓦沙—巴里斯河峡谷平行的地段由他和奥诺里奥负责。街道司令没有多解释，而是要求他在行动中如果发现了官军，要立即报告，因为及时发现敌人将从哪里进攻是非常重要的。安东尼奥和十四名手下跑着离开。
“如果先生愿意，我们立个协定，”利昂·德·纳图巴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和玛丽亚·瓜德拉多立了协定，可是她没时间回来了。您愿意和我立个协定吗？”
若安·阿巴德告诉他，彼得劳守卫贝罗山东侧、畜栏和播种地区，还有通向特拉波波、马坎比拉、科罗罗波和盖莱莫波等地山头的蜿蜒小路。若安·格兰德的天主卫队守卫的卡努杜斯在街巷和十字路口修筑了新的工事，教堂和圣所的四周得到了加强，那里将是敌军集中攻击的重点，也是炮弹轰炸的中心。
近视记者哆嗦得张不开嘴。在密集的枪声中，他听见钟声与万福马利亚悠扬的赞美声，就像一支缓慢的、时隐时现的乐曲。
街道司令估计敌人会抄捷径进攻，所以率领三百甲贡索人来增援帕杰乌。这一公里长的弯曲战壕，从马里奥山直达塔波林哈。
“为了不被铁器打死，”利昂·德·纳图巴向他解释说，“铁器捅进喉咙，像宰牲口放血般将人杀死，对尊严是极大的侮辱。这会折磨人的灵魂。先生，您愿意和我立个协定吗？”
“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进攻，”若安·阿巴德说道，从前的商人看出了他极大的不安，“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一关键。”
利昂等了一会儿，由于记者没有回答，他便明确地说：“一旦感觉到他们到了圣所的门口并肯定要进来，咱们就互相杀死。每人都堵住对方的嘴和鼻子，直到肺炸了为止。要不然就用手掐死或用凉鞋带勒死对方。我们立这个协定吗？”
走了五个小时，炮声几乎不断。天亮时，他们通过塔波林哈，靠近了卡努杜斯。在水塘处，那里开始有房屋了，一个信使在等候着把他们带到若安·阿巴德那里。他们在维拉庄园的战壕里找到了他。现在有双倍的人手赶来增援，大家都手扳枪机，居高临下，在晨曦中，在法维拉山坡上等着看敌军溃散。“赞美‘劝世者’好耶稣。”安东尼奥喃喃地说。若安·阿巴德并不回答，而是问他沿途是否看见了政府军士兵。没有，连一支巡逻队也没有。
枪声打断了利昂·德·纳图巴的话。近视记者的脑袋像开了锅，闪现出来的一切念头无论是矛盾的、危险的还是凄惨的，都加剧了他的苦恼。他们在沉默中听着枪声、奔跑声和嘈杂声。光线迅速地暗下来，他已看不清书记员的面容，只能勉强看出他朦胧的轮廓。他不能立那个协议，他办不到。一听到政府军到了，他就会叫起来，说他是甲贡索人的俘虏；就会喊救命、帮忙、共和国万岁、弗洛里亚诺元帅万岁；就会扑向那手足不分的怪物，按住他并把他献给政府军，以证明自己不是甲贡索人。
靠近北方响起了大炮的一声轰鸣。稍停片刻，又是一连几炮。安东尼奥和甲贡索人一跃而起，甩开大步重新赶路。
“我不明白，不明白你们是怎么回事？”只听记者抱着头说道，“待在这里干什么？在他们包围之前，为什么不逃跑？在老鼠洞里等着他们来杀你们，真是发疯了。”
几个小时后，他们停下来休息，吃饭。天开始黑了，阴沉的夜幕下，康巴奥和起伏的卡纳布拉沃山轮廓分明。甲贡索人盘腿坐成一圈，打开带皮穗的口袋，掏出一把生橡子球或干肉默默地吃着。安东尼奥·比拉诺瓦觉得双腿劳累、抽筋且发胀。他老了吗？这是他近几个月来的感受，或许是紧张，是战争所引起的狂热活动造成的？体重减轻了那么多，他在皮带上又多钻了好几个眼儿，两件衬衫穿在身上来回逛荡，都成袍子了，安东尼娅·萨德林哈只好给他改小。但是贝罗山的男男女女不都是如此吗？身材魁梧的若安·格兰德和彼得劳不也都消瘦了吗？奥诺里奥不是已经驼背并添了白发吗？若安·阿巴德和帕杰乌不也都更老了吗？
“没处逃，”利昂·德·纳图巴说，“我从前逃过，所以才到了这里。这里就是藏身的地方，没别的地方了，现在他们连贝罗山也不放过。”
“他们习以为常，已经不在意了。”安东尼奥·比拉诺瓦心想。可是若安·阿巴德第一次试图说服甲贡索人穿政府军的军装时差点发生一场暴乱。安东尼奥本人对此建议就一点兴致都没有。将那象征世界上的罪恶、无情和可恨的东西穿在身上使他从心底里厌烦，他深知卡努杜斯人决不肯披着狗皮去死。“然而我们错了，”他想，“像往常那样，还是若安·阿巴德有理。”因为那些将蚂蚁、眼镜蛇和蝎子撒到敌营并往敌军水囊中投毒的高尚的“小鬼”搞来的情报比真正的敌人，特别是从敌军中退缩和开小差的人的情报更准确。是帕杰乌解决了问题，在一阵争论过后，他穿着班长的军服来到了比加里奥牧场的战壕，声称要突破敌人的前哨。大家知道他不是粗心大意的人。若安·阿巴德问甲贡索人，为了给他们树立榜样，打消他们对那些带纽扣的破布的恐惧，是不是让帕杰乌去牺牲，他们就舒服了？于是，从前是强盗的卡波克洛人的好几名手下便自愿穿上了军装。从那天起，街道司令就能毫不费力地让甲贡索人打进敌人内部。
枪声压倒了利昂的声音。天几乎全黑了，对于近视记者来说，夜晚似乎来得更快。他情愿死，也不愿再过一个像前一天那样的夜晚。他产生生物惯有的、痛苦的急迫感：要待在他的两个伙伴身边。他很不理智地决心去寻找他们，一面磕磕绊绊地向门口走去，一面喊道：
要不是传来了狗子兵随时可能进犯卡努杜斯的消息，他们早就那样干了。安东尼奥和十四名同伴咬紧牙关，紧皱眉头，加快了步伐，一个坚定的信念激励着他们：当敌人发动进攻时，他们要和其他人一起待在贝罗山，在“劝世者”的周围。街道司令怎么会知道敌人的进攻计划？那位信使，走在比拉诺瓦身旁的一位老向导对他说，是两个穿着政府军的军装在法维拉山到处游荡的甲贡索人送来的消息。他讲这件事时很自然，似乎好耶稣的孩子化装成魔鬼在魔鬼中间活动很正常。
“我去找我的朋友了。我要和我的朋友们死在一起。”
相对来说，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位从前的商人以他有条不紊、深谋远虑和组织才能做得尽善尽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科学程度。这一成功特别要归于他所收到的情报，归于政府军的向导和脚夫的合作，他们大多是甲贡索人，是从杜卡诺到依达比古鲁沿途各地雇来或抓来的壮丁。他们使他随时掌握运输队的动向，帮助他决定进行袭击的地点，那是整个行动的高潮。在适当的地点（一般是峡谷或密林的深处，总是在夜里），安东尼奥和他的手下突然冲进畜群，用长铳枪发出巨响，点燃炸药包，接着哨音大作，使牲畜受惊，在卡汀珈中狂奔乱跑。这时，安东尼奥和手下吸引敌军，向他们射击。向导和脚夫们则尽力将牲口抢过来，并把它们通过安全的捷径——卡龙毕方向最近又最可靠的路线，政府军对此一无所知——赶到卡努杜斯。安东尼奥和其他人随后追上他们。
他推开小门，一阵凉风迎面扑来。他凭直觉意识到，在弥漫的硝烟中，一群模模糊糊的人影正卧倒在街垒后面保卫着圣所。
若安·阿巴德的信使在胡埃特郊外追上了安东尼奥·比拉诺瓦，这位从前的商人正和十四个甲贡索人埋伏在那里，窥伺着运送牛羊的车队。情势是那么严重，安东尼奥决定返回卡努杜斯，没有完成他到这里来的使命：搞饭吃。自从敌人到达，这项工作他已经干了三回，每回都取得了成功：头一回获得了二十五头牛和几十头山羊；第二回是八头牛；第三回是十几头，还有一大车面粉、咖啡、糖和盐。他坚持领导这项为甲贡索人提供口粮而奔波劳碌的工作，理由是若安·阿巴德、帕杰乌、彼得劳和若安·格兰德在贝罗山都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三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狙击敌人从盖伊马达斯和圣多山出发、沿罗萨里奥路线为法维拉山运送食品的运输队。
“可以出去吗？可以出去吗？”他乞求道，“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您已经听到了。”男爵说。如果他的朋友们能提前知道这件美事，会说什么呢？腹地的男女贱民武装起义，口不离堂娜·伊莎贝尔公主的名字，向共和国发起进攻！不，这太离奇了，任何一个巴西的君主专制主义者做梦也不会想到。
“可以，”有个人说，“现在枪声停了。”
“这是其中之一，”近视记者喘了口气，“我知道甲贡索人不曾被任何政客这样欺骗过，但是我想听您谈谈。”
他扶着墙壁刚刚走了几步，突然被什么软软的东西绊倒在地。他一爬起身，便被一个女人抱住。她很瘦，紧紧地贴在他的怀里。尽管她没开口，但光凭气味，凭她那喜出望外的劲头，他就知道那女人是谁。他一拥抱那个同样拼命拥抱自己的女人，恐惧就变成了兴奋。他们的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不分开。他们互相亲吻着。“我爱你，”他含含糊糊地说，“我爱你，爱你。对死，我已经不在乎了。”他又问起了矮子的下落，一面仍反复说他爱她。
“这就是卡努杜斯的误解吗？”男爵说。
“我们找了你一整天，”矮子抱着他的双腿说，“整整一天。你还活着，多么让人高兴啊！”
“然而这可以解释许多事情，”记者提高了嗓门儿，“比如他们对人口普查的仇视。我曾绞尽脑汁力图弄清此事，现在明白了：种族、肤色、宗教。共和国为什么要调查人们的种族和肤色？还不是为了将黑人再次变成奴隶？调查宗教还不是为了查清信徒后进行屠杀？”
“我也对死不在乎了。”胡莱玛说。两个人的双唇仍在亲吻着。
“您想，我和我的朋友会给‘劝世者’灌输类似的东西吗？”男爵又微笑了，“倘若有人向我们这样建议，我们会认为他是白痴。”
“这是烟火匠的家。”阿瑟·奥斯卡将军突然叫道。正向他报告进攻中（按照将军的命令，进攻暂停了）伤亡情况的军官迷惑不解地望着他。将军指着做了一半的大爆竹，它们是用竹桶和木块做的，架在龙舌兰上，分散在住宅的四周。“就是给你们准备烟火的那个人。”
“他们不懂，但他们确是帝制派，尽管他们的行为是任何帝制分子都不理解的，”他眨着眼睛很快地说，“他们知道君主专制废除了奴隶制。‘劝世者’赞美伊莎贝尔公主给奴隶们以自由，他们似乎确信帝制是由于废除了奴隶制才垮台。在卡努杜斯，所有人都相信共和国主张奴隶制，要复辟奴隶制。”
在政府军花了几乎十二个小时才攻克的那八个街区——如果那无法辨认的一堆堆瓦砾还可以叫做街区的话——中，这座被木桩隔开的单间茅屋是唯一差不多可以算是立着的，因此被选定为司令部。围在远征军司令官周围的传令兵和军官不明白他为什么在为艰巨的一天做总结时谈论烟火。他们不知道烟火是奥斯卡将军的秘密弱点，是他童年时的怪癖顽症。在彼阿乌依时，他不放过任何一次爱国庆祝活动，让人们在司令部的院子里燃放烟火。在来这里的一个半月中，他曾从法维拉山顶羡慕地欣赏夜晚的宗教仪式，欣赏卡努杜斯天空中瀑布般的光焰。准备如此精彩烟火的人是一位能工巧匠，在巴西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会过上舒适的生活。烟火匠在今天的战斗中死了吗？他这样想着，同时倾听着或出出进进或待在那间小屋里的上校、少校、上尉报告的数字。小屋已经被阴影笼罩，他们点燃了一盏油灯。一些士兵在面朝敌人的墙壁前面堆着沙袋。
这一回，近视记者没让他讲下去：
将军计算完毕。
“那么你大概也知道那不是我自愿干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男爵说，“为了不让他们将我们的庄园烧掉，那个地区所有的庄园主都不得不那样做。那不是在腹地对付土匪的办法吗？如果不能将他们杀掉，就只有花钱雇用他们。倘若我对他们真有影响，他们就不会将卡龙毕摧毁，我的妻子就不会失去健康。狂热分子们既不是帝制派，也不知道帝国为何物。您连这都不懂，真使人难以置信，尽管……”
“比预想的还坏，先生们。”他对那扇形的人群说。他胸中压抑，感到军官们在期待着。“一千零二十七人阵亡！部队的三分之一！死了二十三名军官，包括卡洛斯·泰尔和塞拉·马丁内斯两位上校。看到了吗？”
“我说过了，我在那里没见过什么大事情，”记者回答说，“但是我知道您曾经从卡龙毕送过玉米、食糖和羊群。”
无人回答，然而将军知道大家完全明白，这样的阵亡数字等同失败。他看到了部下的沮丧、愤怒和惊讶，有些人的眼睛灼灼闪光。
“您在卡努杜斯的那几个月没对此进行调查？在甲贡索人当中，您见过巴伊亚、保利斯塔纳或卡里约加斯的政治家吗？”
“继续进攻可能意味着覆灭。现在你们明白了吗？”
男爵以嘲笑的神态听他讲完，笑了起来。
奥斯卡将军对甲贡索人的抵抗感到震惊，估算到救国军的伤亡已极为惨重，加上泰尔和马丁内斯上校的死亡对他的打击，因而命令部队只是坚守已经取得的阵地。此时，军官中的许多人感到愤怒，将军因而担心有人会不服从命令，连他的副官，陆军第三营的平托·索萨上尉都抗议说：“胜利已唾手可得，阁下！”并非如此。阵亡三分之一，这是极高的、灾难性的比例，尽管攻克了八个街区并给狂热分子造成了损失。
“‘劝世者’和帝制派之间是否真有联系？”近视记者提问，同时窥视着他的反应，“我并不是指那一小批怀念帝国的人，他们像亨梯尔·德·卡斯特罗那样天真地宣布自己是帝制派。我是指像您这样主张自治的人，掩盖着真面目、诚心诚意的帝制派。他们真和‘劝世者’有联系吗？他们煽动过他吗？”
他忘掉了烟火匠，开始和参谋部一起工作。他叫军官、副官和进攻部队的代表们退下，再次向他们重申坚守已克阵地，不能后退一步，筑起与敌对峙的街垒。那阻挡他们的街垒是几小时前当人们预见到城池不会失陷而建造起来的。他决定让守护法维拉山伤员的第七旅来增援“黑色战线”，这是军事行动中的新战线，已嵌入那暴乱的心脏。在油灯圆锥形的光焰下，他俯视参谋部绘图员特奥托尼奥·科里奥拉诺上尉绘制的地图，通过战报和他自己的观察了解形势。卡努杜斯已被攻克五分之一，这是从一直在甲贡索人手中的维拉庄园的战壕到被占领的墓地之间的一个三角地带，墓地上的爱国力量距圣安东尼奥教堂已不到八十步。
“自从我脱离政界，我几乎总是说实话，”男爵低声说，“您想知道什么？”
“战线不过一千五百米长，”吉马良斯上尉毫不掩饰失望，“可我们并没有把他们包围住，连四分之一都没围住。他们能够出来、进去，接收装备。”
“与其说是狂人的历史，不如说是误解者的历史，”近视记者又纠正他说，“我想知道一件事，男爵。我请求您对我说实话。”
“没有增援，我们就不能延长战线，”卡雷诺少校抱怨说，“阁下，他们为什么把咱们扔下不管？”
然而有个想法堵住了他的嘴：“不，他们在这以前就疯了。卡努杜斯只是使埃斯特拉发了疯。”男爵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他不记得儿时和青年时代的啼哭，然而自从男爵夫人发生不幸，他在办公室里，在不眠之夜，哭过许多次。
奥斯卡将军耸耸肩膀。从遭到伏击那天起，一到卡努杜斯，一看到部下遭受的伤亡，他就发出了全面告急的呼吁，甚至夸大形势和局势的严重性。上级为什么不派兵增援？
“狂人的历史，”男爵含糊地说道，“‘劝世者’、莫莱拉·西塞、加尔。卡努杜斯使半个世界发了疯，我想也使您发了疯。”
“如果我们不是三千人，而是五千人，卡努杜斯早在我们手里了。”一名军官高声自语道。
男爵为什么要从伦敦去里昂亲自将加尔的手稿交给《反叛的火花》的编辑们？无论如何，不是出于对那位颅相学家的感情。他对加尔的感情只是好奇，只是对人类的这个奇怪变种抱着研究的兴趣。他不辞劳苦地到里昂去，是为了看看那位革命家的伙伴们的面容，听听他们的声音，看看他们是否同他一样，是否相信并谈论同样的事情。然而那是一次徒劳的旅行，男爵所打听到的一切只是：不定期出版的《反叛的火花》早就停刊，它是由一家小厂印刷的，厂主三四年前已被送进监狱，罪名是伪造纸币。如果他在欧洲的生活也是写些文章寄给并不存在的幽灵，然后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悄悄死去，那么他与加尔的命运岂不完全相似？
将军使他们改变了话题，他通知他们，他要去视察前线和那天上午刚刚建立的救护医院，它靠近瓦沙—巴里斯河的峭壁，甲贡索人一从那里撤出，医院就建起来了。离开烟火匠的家前，他喝了一杯咖啡，听着狂热分子们的钟声和万福马利亚的合唱，那和声近得使他难以置信。
“我有一份他的手稿，”男爵说，“是他在卡龙毕我的家里写的一份回忆录，或是一份遗嘱。我应该把它们交给他的同伙，但是我无法办到。并不是因为我不尽心，为了此事我还去了趟里昂。”
五十三岁的奥斯卡精力充沛，很少感到疲劳。从清晨五点钟部队放弃法维拉山起，他就通过望远镜注视着进攻的每一个细节。他跟在先锋营的后面，废寝忘食，喝几口军用水壶中的水就心满意足了。午后，一枚流弹打伤了他身边的一个士兵。他走出茅屋。夜幕降临，一颗星星都没有。祈祷声淹没了一切，鬼使神差般止住了最后的枪声。尽管他下达了不许在战壕里点燃火堆的指示，然而在由四名军官护卫、缓慢而错综复杂的巡视中，在蜿蜒逶迤、如象形文字般弯弯曲曲、由部队用瓦砾、黏土、石头、罐头盒和一切能利用的东西和器具筑起来的街垒——那里的士兵们背靠砖堆坐成一条线，互相挤在一起睡着，有的还起劲地唱着，或者把头伸到墙上对那些躲在碉堡后面的匪徒进行谩骂；他们之间，一些地方才相距五米，另一些地方相距五十米，有的地方简直能互相碰着，对方大概在听着吧——的多处，奥斯卡将军还是看到了火盆，一群群士兵在用残羹剩饭烧汤，热一块块咸肉或让伤兵取暖，他们烧得浑身发抖，由于不幸的状况而没能被送到救护医院。
“他死在离卡努杜斯不远的一个地方，”记者说，“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常见到他，在下城区一个叫‘强者’的酒吧里。他口若悬河，绘声绘色，疯疯癫癫，挠着脑袋预言着动乱。我认为他是个骗子，谁也没料到他变成了悲剧人物。”
他与营连的军官交谈。他们精疲力尽，在所有人的身上，他都发现了同样的苦恼，夹杂着惊愕。他本人也对这场令人诅咒的战争中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感到惊奇。当他向一名旗手祝贺其在进攻中的英雄举动时又重复了多次说过的话：“我是在恶时辰里领命的。”
“您知道他结果怎样了吗？”
他在盖伊马达斯与缺乏运输条件、拉车牲畜和运粮车辆的鬼问题纠缠，后来又在那里耽搁了枯燥得要命的三个月。奥斯卡将军曾听说，军方和共和国政府将远征军指挥权授予他之前已有三位现役将军拒绝接受此任务。如今他明白了为什么让他来做此事。他曾天真地以为这是一件美差，是一件使他完美结束戎马生涯的礼物。他一边和官兵握手，交换感想，夜色使他看不见他们的面孔，一边想自己是多么愚蠢，竟相信上司将他从彼阿乌依军事长官的职位上——他去那里服役，十分安静地度过了近二十年——调出是奖赏，让他在退役前去领导一次光荣的军事行动：镇压巴伊亚州复辟独裁的暴乱。不，这并非对多次不给他晋升的补偿，也不是对他的功劳的最终承认——像宣布这次新的职务时他向妻子所说的那样——而是因为其他将军不愿陷进类似的泥潭玷污自己，才把这个职务授予他。一种希腊式的礼物。当然是那三位将军做得对！难道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是被培养来对付这样一场荒谬绝伦、粗暴无礼、不讲任何作战规则和章法的战争吗？
“不是，也是，”近视记者说，“那是蒙昧主义的王国，又是极不寻常的自由、博爱的世界。加尔也许不会太失望。”
城墙的一端，士兵在屠宰一头牛。奥斯卡将军坐到一圈军官当中吃几口牛肉，和他们谈起卡努杜斯的钟声和刚刚停止的祈祷。那是这场战争中的奇闻轶事：祈祷、宗教游行、钟声和匪徒们浴血奋战去捍卫的那些教堂。他又一次感到不自在。不管怎样，那些堕落的食人生番也是巴西人，也就是说，在实质上，他和他们差不多是一样的。这使他不舒服。但尤其使他（一名虔诚的教徒，严格地遵守宗教法规，怀疑自己不能晋升的原因之一是顽固地拒绝成为共济会成员）厌恶的是，那些土匪撒谎自称天主教徒。那些对信仰的表达（祈祷、宗教游行和对好耶稣的欢呼）使他迷惑、痛苦，即使里萨尔多神父在部队的所有弥撒中都声色俱厉地斥责那些无耻之徒，说他们在信仰上假冒伪善，是狂热分子和亵渎神灵的人。尽管如此，奥斯卡将军在敌人面前依然无法摆脱不自在的心境。那些敌人使得这场战争与自己所期待的如此不同，把它变成了宗教战争。然而使他感到茫然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那不同寻常、无法预料的对手的仇视，他们使他丢了脸，没有像他接受使命时坚信的那样一击即溃。
“是的，”男爵看着他狂热的眼睛和光光的脑袋，听着他隐晦的演说，附和道，“那段历史，加尔大概懂得。他相信人们的秘密存在于头骨之中。他最后到达卡努杜斯了吗？如果到了那里，一旦知道那并不是他梦寐以求的革命，对于他将是可怕的。”
夜里，他穿过通向瓦沙—巴里斯救护医院的空地视察街垒归来后，对敌人更加仇恨了。归途中，他看到那些七十五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它们参与了整个进攻，不停地向那座钟楼轰击，敌人正是从那里给部队造成了巨大损失。奥斯卡将军和炮兵们谈了一会儿。尽管已是深夜，他们仍在埋头挖掘工事，加固阵地。
“您说加利雷奥·加尔吗？”只听他说道。
视察过干涸河道岸边上的救护医院后，奥斯卡将军感到闷得喘不过气来。他必须克制自己，使医生、护士和危重病人看不出来。他暗暗庆幸这时的昏暗，因为提灯和篝火仅照亮他身边种种场面的一小部分。伤员们比在法维拉山时更加缺乏保护，他们像刚被运到时那样一群群地躺在泥土和碎石上。医生们向将军解释说，最糟糕的是整个下午和晚上的一部分时间里，大风常把红色烟尘刮进敞开的伤口，没有东西包扎，不能消毒，也不能缝合。哀怨、呻吟、哭泣和发烧引发的胡话到处可闻，臭气熏天，呛得那个陪同他的科里奥拉诺上尉突然犯了胃痉挛。将军听他一面打嗝，一面表示歉意。每走一段路，他都停下来对伤员说些热情关怀的话，拍拍这个的肩头，握握那个的手，夸奖他们勇敢，以共和国的名义感谢他们做出的牺牲。但是当他们走到卡洛斯·泰尔和塞拉·马丁内斯两位上校的尸体面前停下脚步时，将军沉默不语了，因为他们将在明天下葬。前者是在渡河进攻时胸部中了一枪而丧命，后者是在傍晚身先士卒攻打甲贡索人的掩体的在一场肉搏战中阵亡。人们告诉他，这位上校浑身全是匕首、矛头、砍刀制造的伤口，他的生殖器、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每当这样的时刻，听说一位出色、勇敢的军人受到那种凌辱，奥斯卡将军就想对所有被俘的塞巴斯蒂安分子说：采取灭绝政策有两层正确性：一方面，他们是强盗而不是士兵，如果是后者，他能使他们尊重荣誉；另一方面，口粮不足使他别无选择，因为若让他们饿死将更残酷，若剥夺爱国者的口粮来供养魔鬼则更荒唐。他们将重现在那位上校身上所犯下的罪行。
近视记者流了那么多的汗水，脸色又如此苍白，以致男爵想：“他要昏倒了。”这个木偶对“劝世者”怀有什么样的感情？是尊敬、着迷还是简单的好奇呢？他真的以为他是上天的使者？他为什么和卡努杜斯一起受苦受难？他为什么不像大家那样试图忘却？
巡视结束时，他在一名可怜的士兵面前停下。两位护士正按着这名伤兵给他截去一只脚。外科医生蹲在那里拉锯，将军听见他要求给他擦去眼睛上的汗水，可无论如何还是看不大清楚，因为又起风了，篝火被吹得摇曳不定。医生站起身时，将军才认出那是年轻的圣保罗人特奥托尼奥·莱亚尔·卡瓦尔甘迪。他们互相打了招呼。当奥斯卡将军返回时，那大学生饱经忧患的瘦削面孔一直跟随着他。年轻的圣保罗人的忘我精神受到他的同事和患者的赞扬。几天前，这个他还不认识的青年跑来自首：“我杀死了我最好的朋友，我愿接受处罚。”他的副官平托·索萨上尉也参加了接见。当上尉听罢医生出于怜悯而在朋友的太阳穴上开了一枪，并且知道了那军官的姓名时，脸都青了。那场面使将军颤抖起来。特奥托尼奥·莱亚尔·卡瓦尔甘迪用沙哑的声音说明皮雷斯·费雷拉上尉的情况——双目失明，失去双手，肉体和精神都被摧毁了，为了结束痛苦，乞求医生结束他的生命——以及医生做完此事后所感到的内疚。奥斯卡将军命令他要绝对保密并继续工作，就像没发生任何事情。等军事行动结束后，再决定如何处理此案。
的确，狂热的人迟早会发现埋葬的地方。有什么地方比海底更可靠、更遥远？骷髅被放进一个装满石头的口袋缝好，在夜间由一名军官用小艇运到大西洋一个距富埃尔特·圣·马尔塞罗和伊塔帕里卡岛等距离的地方，扔到海底的淤泥里，给石珊瑚做底座去了。负责这项秘密行动的军官正是平托·索萨上尉：故事到此结束。
将军回到烟火匠的家，躺在吊床上时收到了刚从法维拉山回来的平托·索萨上尉的报告。第七旅一早已前来增援“黑色战线”。
“显然，不能埋掉。”男爵喃喃自语。
奥斯卡将军睡了五个小时。第二天早晨，他喝着咖啡吃了一把玉米面饼干，这是他储藏室中的珍宝。他感到疲劳解除，精力充沛。整个前线笼罩着奇怪的寂静。第七旅的各营就要开到了，为了掩护他们通过开阔地，将军命令克虏伯大炮轰击钟楼。开头的几天，他在要求上级在派遣增援部队的同时，就给大炮配备莫内达·德·里奥工厂生产的七十五毫米钢弹头特制霰弹，用以在9月6日这天打穿敌堡的外壳。为什么上级不理睬他？他向上级说明了榴霰弹和汽油弹都无法摧毁那些用顽石建造的塔顶。他们为什么装聋作哑？
近视记者像一条毛毛虫似的蜷曲着身子，缩成一团，似乎冻得要死。医生检查后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些骨头怎么办？有人建议将骷髅头作为历史奇物送到国家博物馆去，遭到一致反对。谁反对？共济会成员。他们说，有邦芬主就够了，东正教占一个圣位就够了。那颗放在玻璃窗里展出的骷髅会使国家博物馆变成第二座邦芬主教堂，变成异教徒的圣所。军方同意这种观点：不能让那骷髅留下后患，变成未来动乱的胚胎。要让它绝迹，但是用什么办法呢？
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只有稀疏的枪声。奥斯卡将军一整天忙于将第七旅的生力军布置在“黑色战线”上。在参谋部的一次联席会议上，他坚决主张如援军不到决不发动新的进攻。他将坚持一场阵地战，主张从右翼——从表面上看，那里是卡努杜斯最薄弱的环节——发动局部进攻，稳扎稳打而不暴露全军。他还决定向圣多山派出一支部队，将凡是能忍受旅途劳顿的伤员都送去那里。
“您不舒服吗？”男爵毫不热情地说，“我看出谈论这些事对您同样不好。您会晤过所有医生吗？”
中午，当人们正在将卡洛斯·泰尔和塞拉·马丁内斯上校安葬在河边的同一个墓穴中并立上两个小小的木制十字架时，有人给将军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刚刚，内利上校在“黑色战线”的一个十字路口大便时，臀部被一枚流弹打伤。
“您发觉了吗？”近视记者说，好像刚刚费了很大力气似的吸了一口气，“卡努杜斯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棵故事之树。”
那天夜里，一阵激烈的枪声将奥斯卡惊醒。甲贡索人攻打开阔地上的两门七十五毫米克虏伯大炮，步兵三十二营飞奔前往增援炮兵。黑暗中，甲贡索人从哨兵的眼皮底下越过了“黑色战线”。战斗十分激烈，持续两小时，伤亡很大：七名士兵死亡，十五名负伤，其中有一名少尉。然而义民中有五十人死亡，十七人被俘。将军决定去看望他们。
但是尼那·罗德里格斯在萨尔瓦多的同事并不同意他的结论。例如霍诺拉托·内波穆塞诺·德·阿尔布尔克尔克就准备了一篇与科学小组的报告截然不同的论文，认为那颗头颅是典型的圆脑袋；按照瑞典自然科学家雷特秋斯的分类，属于智力低下、性格倔强（比如狂热）的类型。另一方面，那头颅的弯曲程度正好符合本尼迪克特学者指出的癫痫患者的特征，据科学家萨姆特描写，他们手不离弥撒经典，口不离上帝名号，心上却打着罪恶和匪性的烙印。
黎明时分，一道彩虹装点着山峦。寒风刺骨，以致将军快步巡视开阔地时穿上了披风。幸好大炮完好无损。然而战斗的残酷和战友的伤亡使炮兵和步兵们怒不可遏，所以奥斯卡将军看到俘虏们都被打得半死。俘虏都很年轻，有的还是孩子，其中有两名妇女，个个瘦得皮包骨。奥斯卡将军证实了众俘虏的供词：匪徒口粮奇缺。他们告诉他是妇女和儿童在射击，因为男人们忙着用矛头、大锤、木棒和石头去毁掉大炮或用沙子填塞炮膛。好兆头，这是他们第二次图谋此事，大炮成了他们的心病。妇女和小孩一样，穿着破蓝布衣裳。在场的军官们对这极端的野蛮感到厌恶，认为派小孩子和妇女前来是人间卑鄙之最，是对战场道德和军事艺术的嘲弄。离开时，奥斯卡将军听说俘虏们得知将被处决时都高呼“好耶稣万岁”。是的，三位不肯前来作战的将军早就知道会作些什么。他们预料到将与妇女和儿童打仗，并且因为他们杀人，还得把他们杀掉；妇女和儿童高呼“耶稣万岁”而死。这一切对任何一名士兵而言都不是开心的事情。他口中苦涩，好像嚼过烟草。
“这一切使我想起了加利雷奥·加尔。”男爵说，向果园投去期望的目光，“他对头颅形状也狂热地相信，认为它能证明性格特征。”
那天，“黑色战线”无战事。因此，远征军司令想，援军到来之前，会按照这样的常规度日：零落的枪声从两个互相挑衅、阴沉忧郁、犬牙交错的街垒飞来飞去；争相辱骂的话会越过掩体飞向对方，尽管看不见对方的面孔；此外还有对教堂和圣所的炮击，现在的轰击时间之所以很短，是因为弹药不多了。实际上，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在法维拉山后搭起的圈栏里，几乎连十头牛都不到，还有几口袋咖啡和粮食。部队的食物已相当少，伙食标准缩减了一半。
四位医生交换了一下意见，看看由谁动手。掌锯的是战区医疗保健主任米兰达·库里奥大尉，其他几位医生把住尸体。他们想把那颗头浸在酒精容器里，可是由于残存的皮肉开始脱落，就把它放在石灰口袋里了，就这样运到了萨尔瓦多。运送头颅的美差交给了平托·索萨上尉，陆军第三营的英雄，初次交战就被帕杰乌重创的部队中屈指可数的幸存军官之一。平托·索萨上尉把它交给了医学院。尼那·罗德里格斯医生领导科学家小组对它进行了观察、测量和称量。在阶梯教室里检查期间，消息灵通人士没有对外界走漏风声。官方公报简单得令人生气，要对此事负责的恰恰正是尼那·罗德里格斯医生本人，正是他起草了使舆论不满的那几行字，干巴巴地说：科学化验在“劝世者”安东尼奥的头颅中未见任何异常结构。
然而那天下午，奥斯卡将军得到了一个奇怪的消息：一个十四口的甲贡索人家庭来法维拉山军营自动投诚。自开战以来，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这个消息使将军极为振奋，看来精神崩溃和饥饿正在瓦解那些食人生番。他亲自到法维拉山审问甲贡索人。他们是三位破产的老人、一对成年夫妇和肚子肿胀的瘦弱孩子，都是依布埃拉人。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回答问题时害怕得上牙打下牙），他们来卡努杜斯才一个半月，逃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对“劝世者”的崇拜，而是出于大军压境时所感到的恐惧。出逃时，他们让匪徒们相信他们是去通往科罗罗波的路口挖战壕，直到前一天晚上，他们一直在干这个。他们利用彼得劳的疏忽，逃出来，费了一天的时间到了法维拉山。他们向奥斯卡将军介绍了那洞穴中的全部情况，向他描绘了一幅关于那里发生的事情的凄惨画面，比将军预想的——饥饿、到处可见的伤亡、普遍的恐惧——还要坏。他们保证，要不是若安·格兰德、若安·阿巴德、帕杰乌和彼得劳等暴徒发誓要将开小差的人诛灭九族，人们早就投降了。然而将军对他们所说的并不全信。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极端恐惧，为了引起他的同情，什么谎话都说得出。他下令将他们关在牲口圈里。以这些人为样板，前来投降的人都可留得活命。他的军官也乐观起来，有些人预言在援军到来前，洞穴就会从内部瓦解。
又一阵喷嚏打断了近视记者的叙述，恢复镇静后，他更加激动地讲开了，有时舌头都绕住了。他的眼珠在镜片后惶恐地乱转。
但是第二天，部队却遭到了严重的挫败。从圣多山送来的一百五十头牛极其愚蠢地落到了甲贡索人手里。由于过分谨慎，也为了不成为从腹地招募来的向导的牺牲品（这些人几乎总是在敌人伏击时充当帮凶），保护牛群的长枪手连队干脆按部队参谋绘制的地图行军。好运气没有伴随他们。他们没有走通向法维拉山的罗萨里奥和翁布拉纳斯，而是误入康巴奥和塔博莱里诺，走着走着，突然陷进甲贡索人的战壕。长枪手们进行了卓绝的战斗，才免于被歼灭，然而牛全丢了，狂热分子们急忙用皮鞭把它们赶到卡努杜斯去了。从法维拉山，奥斯卡将军用望远镜看到了这一不寻常的场面：在叛逆者响亮的祝贺声中，那一小股队伍奔跑着进入卡努杜斯，人声四起，尘土飞扬。他盛怒之下，一反常态地当众斥责了丢失牛群的部队军官。此次失败是他一生中的耻辱！为了惩罚甲贡索人（他们侥幸获得了白送的一百五十头牛），今天的炮击加倍猛烈。
近视记者却继续用柔和的声音讲故事。他们在“劝世者”的尸体面前打开一本记录簿。尸体已经腐烂不堪，人们不得不用双手或手帕捂住鼻子，因为他们感到恶心。四位外科医生给他检查，量出身长是一米七八，牙齿全没了；还证实他不是死于枪弹，因为干瘪身体上唯一的伤痕是左腿上的一块瘀斑，是一块碎弹片或石头擦伤造成的。短暂的秘密磋商之后，他们决定砍下头颅，好对他的大脑进行科学研究。他们将头送到巴伊亚医学院，让尼那·罗德里格斯医生进行检查。但是在锯下头颅前，他们先处决了贝阿迪托。是在圣所里处决的，艺术摄影师弗拉维奥·德·巴罗斯拍了照，然后把他推下坑穴，“劝世者”的无头尸体也扔在那里。对贝阿迪托来说，同自己如此敬仰、如此效忠的人埋在一起无疑是件美事。然而在最后的时刻，他有点害怕。他知道自己会像牲畜那样被埋葬，没有任何仪式，没有祈祷，没有棺木，而这正是那里的人所关心的事。
由于食品供应出现危机，奥斯卡将军及其参谋决定派遣高乔长枪手——他们作为出色的牧牛人，声誉向来不坠——和步兵第二十七营“随便从什么地方以随便什么方式”去搞食物，因为饥饿在部队中已造成肉体和精神上的损害。傍晚，长枪手们赶着二十头牛回来。将军没问是从哪里弄来的，就命令立刻屠宰，分给法维拉山和“黑色战线”。将军和助手们还下令改善两个军营和前线之间的联络，建立安全路线，设立哨卡和标志，并继续增援街垒。以他一贯的作派，还做好了伤员起程的准备，做了担架、拐杖，整顿了医疗队，拟订了要转移的伤员名单。
“此话当真？”男爵探了探头，“您相信‘劝世者’真是上帝派遣来的？”
那天晚上，奥斯卡将军睡在法维拉山上的茅屋里。第二天早晨，他吃早点——咖啡加玉米面饼干——时发现下雨了。他张着嘴，观察那奇迹。这是一场暴雨，伴随着呼啸的大风。浑浊的雨丝被刮得摇来摆去。他出去淋透了衣服，欣喜若狂，看到整个军营都冒雨在泥里狂热地戏水。这是好几个月以来第一次下雨，在几周的邪热和干渴之后是一次真正的福音。所有连队都把容器拿出来贮存这宝贵的甘露。他想通过望远镜看看发生在卡努杜斯的事，但浓云密布，连那钟楼都看不见。雨没下多久，几分钟后，又是夹杂着尘土的黄风。他曾想过多次，当这一切结束时，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使人意志消沉、头晕脑涨、无休无止的旱风。当他脱下皮靴，叫传令兵去掉上面的泥巴时，他将这没有绿色、连一花一草都没有的荒凉景色与在彼阿乌依驻防时周围茂盛的植物进行了对比。
“《圣经》里的国度同样充满了受到上帝启示的信徒和异教徒，”近视记者说，“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竟把自己同基督混为一谈。他们不了解基督，也感觉不到耶稣……”
“谁说我不会怀念我的花园？”他向正在筹划当天行程的平托·索萨上尉不打自招地说，“我从来弄不懂妻子对花的热情。她一天到晚地剪枝、浇水，我认为那是恋花症。现在，面对如此荒凉，我懂了。”
“我早就认识他。”男爵喃喃地说。他的交谈者却保持沉默，饱含泪水的眼睛射出询问的目光。“不过他之于我，有点像你在卡努杜斯眼镜破了之后遇到的情况。我辨不出他，他在我面前消失了。那是十五或二十年前的事了。他曾和一小批追随者到过卡龙毕，似乎我们曾给他们饭吃并给他们一些旧衣裳，因为他们打扫墓地和小教堂。他们身上的破衣烂衫比他们本人给我的印象更深刻。从卡龙毕路过的善男信女太多了，在那么多的人当中，我怎能猜出他就是那个重要人物？怎能知道他就是那位超群之人？怎能想到就是他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腹地人？”
整个上午的其余时间，他一边和不同的下属处理军务，一边不时地又想起那迷人眼、令人窒息的风尘。这种折磨即使在茅屋中也不能幸免。他想：“要是不吃尘土加烤肉，就得吃烤肉加尘土，而且总是以苍蝇做调料。”
“人们可以想象：当看到共和国的敌人、粉碎三次军事远征的刽子手、国家治安的破坏者、白金汉宫的同谋者的尸体时，那些将军和上校们会有怎样的感受？”
傍晚，一阵枪声使他从那些哲理中解脱出来。一伙甲贡索人从地下冒出来，他们好像在“黑色战线”下方挖了一条地道，突然扑向街垒的交叉路口，企图将它切断。对政府军来说，这是一场突袭，他们放弃了阵地。然而一小时后，甲贡索人被打退了。伤亡巨大，以致奥斯卡将军和军官得出了结论：袭击的目的是要保护维拉庄园的战壕。因此，所有军官都建议占领那些战壕，这将导致洞穴中的敌人更快地投降。奥斯卡将军将三挺机关枪从法维拉山移到了“黑色战线”。
他可能会想到“劝世者”埋葬在圣所里。能埋在别的什么地方呢？他们在贝阿迪托指点的地方挖掘，在三米——这是深度——的地方碰到了他：穿着蓝色的长袍、生牛皮的凉鞋，裹在一领席子里，头发很长，呈波浪形。掘尸记录是这样说明的。所有的军官都在那里，首先是阿瑟·奥斯卡将军，他命令第一纵队的艺术摄影师弗拉维奥·德·巴罗斯先生为尸体拍照。整个行动进行了半个小时。尽管有瘟疫流行，但没有谁中途离开。
那天，高乔长枪手又赶着三十头牛回到营房。部队美餐了一顿，大家的情绪都有所好转。奥斯卡将军视察了两所救护医院，那里正在做着运送伤员起程的最后的准备工作。为了避免事先出现丢人的场面，起程者的名单到了动身时才公布。
男爵忘掉了变色龙和夫人埃斯特拉。在他的头脑中，一群群咆哮着的疯狂恶狗在成堆的尸体里搜寻，用嘴拱着生了蛆的腹部，啃着瘦瘦的软骨，在狂吠声中互相争夺着胫骨、软骨和头颅。越过开了膛的尸体，另一群恶狗冲进了毫无戒备的村庄，扑向牧牛人、牧羊人和洗衣妇，寻觅新鲜的肉和骨头。
那天下午，炮兵们兴高采烈地给他抬来满满四箱七十五毫米的克虏伯炮弹，是一支巡逻队在路上发现的，这些炮弹个个完好无损，奥斯卡将军批准了法维拉山炮队负责人马塞多·索阿雷斯上尉的“烟火计划”。将军坐在炮手旁，像他们那样用棉花塞住耳朵，亲临射击六十发炮弹的现场，每一发都射向了叛逆者的中心阵地。在爆炸扬起的烟尘中，他迫不及待地观察着高高的庞然大物。里面挤满了狂热分子，尽管它表面剥落，弹洞累累，但依然顽抗。圣安东尼奥教堂的钟楼简直像过滤器了，比著名的比萨斜塔的倾斜度还大，怎么竟然不倒塌？在整个炮击过程中，他焦急地等待着那座钟楼变成废墟。上帝应该送给他这件礼物，为他的精神注射一点激素。然而钟楼没有倒掉。
“那一群群恶狗不正应验了《新约》里地狱恶人的所作所为和那些预言吗？”近视记者捂着肚子，含糊其词地说，“大概有人告诉了他们，贝阿迪托特别怕恶狗，更确切地说，是怕恶魔，狗是恶的象征。他们把他放到一群疯狗面前，无疑，他们说，要让恶狗将他撕成碎块带到地狱里去。在这种威胁下，贝阿迪托把他们领到了埋葬‘劝世者’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他站在晨光中送别伤员。六十名军官和四百八十名士兵远行，医生们认为他们都能够到达圣多山。其中有第二纵队的长官萨瓦赫特将军，腹部受伤使他刚到达法维拉山就成了废物。看到他离开，奥斯卡将军感到欣慰。尽管他们关系密切，但他在那位将军面前还是感到不自在，因为若没有他的援助，他确信第一纵队早就全军覆没，匪徒还会把他送往那种屠场。他们的战术是那么巧妙，虽然缺少证据，但是奥斯卡将军仍这样想：甲贡索人可能有帝国军官甚至英国人做顾问。尽管这种可能性在军官会议中没有人提起。
狗群的故事可以独立成章。那么多的人肉，那么多尸体的筵宴，长达数月之久的围困，使它们变得像狼和鬣狗那样凶恶。一群群吃人肉的恶狗进入了卡努杜斯，它们肯定会到围困者的营地去寻找人类食物。
起程的伤员与留守者的告别没有像他担心的那样又哭又闹地丢丑，而是非常严肃。一些人默默地互相拥抱，交换地址；哭泣的人都竭力装作没有哭。他曾安排让每个起程的伤员分到四天的口粮，但物资的匮乏使他不得不减为一天。高乔人的长枪营和伤员们一起出发，沿途为他们提供给养；步兵三十三营护送他们。天刚破晓，将军看着他们走远：饥饿着，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装，一副寒酸相；许多人赤着双脚缓缓而行。他想，等他们到达圣多山——没有惨死在路上——情况会更糟，那时上级也许就会了解形势的危急并派援军来。
“我以为我认识所有的惯匪头目，”男爵说，“帕杰乌、若安·阿巴德、若安·格兰德、塔拉梅拉、彼得劳、马坎比拉，可这个贝阿迪托是谁？”
伤员们的起程给法维拉山军营和“黑色战线”留下凄凉、伤感的气氛。部队的斗志由于食物匮乏而低落，人们吃捕获的眼镜蛇、狗，甚至吞食烧烤的蚂蚁来充饥。
最后一座碉堡失陷后仅仅两天，他们就找到了他的坟墓。他们终于使贝阿迪托指出了安葬他的地方。酷刑之下，诸事皆明。不过不是一般的刑罚。贝阿迪托是天生的殉道者，光靠脚踢、火烤、阉割或割断舌头、砸瞎眼睛等暴行，他是不会开口的。有时他们放走的甲贡索人战俘就没了眼睛、舌头或生殖器，他们以为这种残暴行为可以摧毁继续抵抗者的斗志，然而，结果适得其反。对贝阿迪托，他们找到了他唯一不能忍受的刑罚：狗群围攻。
战争只限于街垒间从这一区域向那一区域零星射击。士兵们只限于从各自的阵地上互相窥测，看到一个人影、一个人头、一只手臂就爆发一阵枪击，但只持续几秒钟，然后又是令人麻木、昏昏欲睡的寂静。从钟楼和圣所里射出的冷枪使他眼花缭乱，这些子弹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射向士兵占据的住宅和废墟，穿透木桩和泥巴薄墙，往往杀伤正在睡觉或穿衣的士兵。
“您单独见过‘劝世者’吗？”男爵问道，寻找着记者的眼睛，“他是什么类型的人，您有定论吗？”
那天晚上，在烟火匠的家里，奥斯卡将军和平托·索萨上尉、内利上校（他已伤愈）及参谋部的两名上尉玩纸牌。在一盏油灯下，他们在箱子上玩，不料掀起了一场关于“劝世者”安东尼奥和匪徒的争论。一名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军官说，卡努杜斯事件的起因在于人种混杂，黑人、印第安人、葡萄牙人逐渐混血，使种族退化，以致智能低下，容易接受迷信思想，盲听盲信。这种意见遭到内利上校的强烈驳斥：难道在巴西的其他地方不是同样混血吗？为什么就没有类似的现象？他同莫莱拉·西塞上校的看法相同。他非常崇敬上校，简直奉若神明，认为卡努杜斯事件是共和国的敌人、帝国的复辟者、老牌奴隶制的卫道士和特权享受者们所为，他们煽动、蛊惑这些无知的可怜人，向他们灌输对进步的仇恨。“卡努杜斯事件的起因不在于种族，而在于无知。”他断言说。
男爵回到扶手椅上，心中感到痛苦，但是对来客所说之事又发生了兴趣。“劝世者”是色情受虐狂吗？这些事勾起男爵的回忆，撕开了他的创伤，然而他愿意听。
奥斯卡将军兴致勃勃地听他们谈话。当问他的意见时，他感到茫然，迟疑片刻后，终于说道：是的，民众的愚昧使得贵族们得以煽动那些可怜虫，让他们奋起反对威胁他们利益的东西，因为共和国保障人人平等，和贵族制的世袭特权不相容。然而，他对自己的话从心眼儿里感到怀疑。别人离开，他在吊床上思考起来：如何解释卡努杜斯事件？是卡波克洛人血液里的毛病吗？是没文化吗？是习惯暴力、生来就抵制文明的野蛮天性还是与宗教、上帝有什么关系？没有答案。
“是碎尸万段。”近视记者纠正他。
第二天，他正在刮脸，既没有镜子也没有肥皂，用的是一把理发师用的、他自己在石头上磨的折刀。这时，他听到奔驰的马蹄声。他曾下令在法维拉山和“黑色战线”之间来往要步行，因为骑手是钟楼上的敌人极易射中的靶子，因此出来训斥违反命令的人，却听见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刚刚抵达的三名骑手平安通过了开阔地，在他身旁下马的上尉将鞋后跟磕得直响。他自我介绍是季拉德将军增援旅的侦察队长，援军先遣队两三个小时后就会到达。上尉还补充说，季拉德将军的十二个营的四千五百名官兵已迫不及待地等候命令，准备打垮共和国的敌人。他的——也是巴西的——卡努杜斯噩梦，终于……终于要结束了。
“‘劝世者’的脑袋呢？”卡纳布拉沃男爵一再追问。他站在面向果园的窗前，借口越来越闷热，说要开窗，才走到窗前。然而，他实际上是要找那条变色龙，它的失踪使男爵闷闷不乐。男爵的目光扫视着果园的各个方向，仔细寻找。变色龙又一次无影无踪了，好像在跟他玩耍。“‘劝世者’被斩首的消息在伦敦《时代报》上登出来了。我在那里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