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船队。我爸在那里，不过，是在它被海事委员会称作这个名字之前。他是弗林特城市号汽轮上的首席厨师——只要他在港内，无论他在哪里，我都会给他帮忙。采购清单、菜单设计、准备，还有储存。我甚至在一次他们去夏威夷的时候跟着去了两个月。他过去总叫我‘小影子’。”
“你是军人吗？”亨利问道。
亨利真难想象比蒂太太跟“小影子”能扯上什么关系。
亨利点着头，好像完全理解。亨利感觉，比蒂是受雇于那个食堂，好像还是兼职。
“后来我就很擅长这一切。他那艘旧船停在港内的时候，他总要叫我过去帮忙。他最好的朋友，那艘船的乘务员——他其实是我的叔叔，你会喜欢他的——他也是中国人。那些船上都是这样，所有的厨师，不是黑人就是中国人，我感觉是这样的。”
“军队的人不付给我差旅费，只是每次都给我加满油。”
这吸引了亨利的注意：“你常见到他们吗？”
亨利没搞明白这是个问句还是陈述句。“好的。”他说。只要能去我就很高兴了。事实上，我愿意义务劳动。
比蒂太太盯着前方，咬了一会儿嘴唇。“他以前总是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这样的地方，给我寄来明信片。现在我再也收不到了。”她的嗓音因哀伤而颤抖，“我爸的旧船两年半前被德国人逮住了。我收到过他从某个战俘营的红十字会寄来的一张照片，开始还收到过几封信，现在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他的消息了。”
“路上的时间我不付费给你。”
我很难过，亨利想，但他没有说出来。比蒂太太有自说自话的本事，他已经习惯了做安静的一方。
你也早上好，亨利一边绕过货车的头部一边想，心里盼着她的意思是让他坐到副驾驶座上，而不是坐到后车斗里。他朝货车车斗里偷偷瞟了一眼，只看到一块油布遮盖着一些盒子形状的东西，用一条粗绳子捆在一起。亨利迅速地跳到了车位上。亨利的父母虽然总算攒够了买一辆车的钱，但他们终究没有买车。现在汽油正实行配给制，买车没有什么意义，这是亨利父亲的观点。于是，他们还是乘坐交通马车，或是公共汽车。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们会搭金婶婶的车，不过如果是去参加谁家的家庭活动，比如婚礼、葬礼或是黄金生日[1]，或是某个老亲戚的纪念日，那通常都是搭金婶婶的车去了。坐在车里总让人感觉时髦和兴奋，无论车将驶向何方，或是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抵达目的地——都会让他心跳加速，像今天一样。或者，是因为将见到惠子的念头让他变得如此激动？
她清清喉咙，鼓鼓腮帮子，然后把抽了一半的烟扔到窗外，又点起一支。“总之，那里有人知道我擅长给一大群人做饭，而且我能掌握好为小孩子做饭的分量，所以他们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可不能说不。”她看看亨利，好像这是他的错一样，“所以，我们就去了。”
比蒂太太把一个烟头扔进最近的水坑里，看着它发出咝咝的响声。“上车。”她噼噼啪啪地摇上窗户，整辆货车都随着她粗壮多肉的胳膊而咯吱作响。
他们就这样去了。在比蒂太太的小货车里，沿着高速公路颠簸向前，经过塔科马南部连绵不绝、尘土漫天的农场耕地。亨利琢磨着比蒂太太和她那失踪的父亲，盯着那些土地上的奶牛、驮马，它们都比他所见过的更大、更壮。这才是真正的传统农场，可不是西雅图许多人家的房子前院和角落里的战时菜园。
比蒂太太开着一辆红色的普利茅斯敞篷小货车过来的时候，亨利正坐在厨房门外的长凳上。看上去这辆古旧的车刚刚洗过，但因为街上是湿的，所以它巨大的白壁轮胎上溅满了泥点。
亨利不知道会看见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会和比蒂太太的父亲被关押的那种地方一样吗？不会那么糟糕。他听说和谐营只是一个临时的安置点，等军队在更靠近内陆的地方找到修建永久性营地的地方和方法之后，就会搬走。永久性。他不喜欢这个词的声音。而且，他们一直把那种地方称作“营”——这是听起来很好的一个词，但连亨利都知道这种“好”可能是假的。不过，美丽的风景和乡村让他又燃起了希望。他从未参加过夏令营，但他曾在《男孩生活》上看到过一幅照片——落日时分，镜子般平静的湖面旁，立着一座小屋。有篝火，有人在钓鱼。人们尽情欢笑，无忧无虑，乐在其中。
亨利并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比蒂太太的意图，但他也绝不敢开口询问。她是一个如大山般令人生畏的女人，而且少言寡语。不过，他还是十分感激她。他告诉自己的父母，她付钱给他，请他星期六到厨房帮忙。他所说的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也并不是谎话。他将在南边四十里外的和谐营厨房给她帮忙。
皮阿拉普是个极其少见的精致小镇：一个小小的农耕社区，周围环绕着大片的绿地和水仙花。金色的田野上零星点缀着绿色的温室，远处地平线上是覆盖着积雪的雷尼尔山脉。他们驶上主干道，经过一排排工艺风格的住宅[2]，朝先锋公园驶去。他们看到许多商店橱窗里都有标语：“小日本滚回老家去!”这些标语清楚地说明，和谐营不是夏令营。没有人能够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
星期六到来的时候，亨利树立了一个目标，一个任务：他要找到惠子。然后呢，谁知道该怎么办？他会想出办法的。
亨利摇下车窗，闻到了刺鼻的马粪味道，或者是奶牛？两者之间真的存在区别吗？就他判断，这样的恶臭也可能来自山羊或公鸡。总之，这和西雅图清爽的、带着咸味的空气大相径庭。
不知比蒂太太是否了解这对于亨利来说意味着什么，反正她没有表现出来。“他们在那儿……”她抓起一本书和火柴，带着她的午餐走出了门，“干完了这里的活儿叫我。”
在接近皮阿拉普镇中心的地方，他们驶进一片宽阔的碎石路面停车场。亨利敬畏地看着这个华盛顿州露天集市上那些长长的马厩和谷仓。巨大的谷仓让他可以判断出这里完全属于农村。他从没来过这样的集市，这地方比他想象的大得多。整个露天集市区域，可能等于甚至大于整个唐人街。
亨利精确地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那天他回家后已经在地图上找到了它。我会准时到的，星期六上午，九点整。就算错过全世界，我也不会错过这个点——亨利本来想这么说，但最终他只说了声“谢谢”。
他看到一座需要重新漆油漆的木制大型露天竞技场，又似乎是进行马术表演或某种牲畜展览的地方。在那后面，是一片开阔地带，成百上千个鸡舍般的小屋排列成整齐的一队一队。而那整片区域四周，是用带刺的铁丝网围栏围起来的。
“和谐营——在塔科马附近的皮阿拉普露天集市。我觉得你应该听说过这个地方。”她盯着亨利，和往日一样面无表情。
然后，他看见有人从这些小房子里进进出出。深色的头发，黄褐色的皮肤。随后他注意到了围栏附近的高塔。即便是从远处，他也能看到那里的士兵和机枪。暂时关闭的扫射灯，正对着下面开阔的场地。亨利已经不需要再去看那布有带刺铁丝网的、有士兵守卫的大门上方的标志。这里，就是和谐营。
有钱挣当然好，亨利想，他的脑子里还晕乎乎地想着查斯灰溜溜夹着尾巴离开的样子。“我们去哪儿工作？”
亨利从没去过监狱。他只陪父亲去过一次市政厅——为了拿一个集会许可。那里的肃穆氛围惊骇到了他。大理石的外墙，冰凉的花岗岩地砖——每样东西都富有质感，既给人以鼓舞，又让人感到震慑。
“那就好。星期六早上九点，我们在这儿见。不要迟到。我会付给你每小时十美分。”
当他们从两扇巨大的金属大门之间驶进围栏时，亨利又有了那样的感觉。两扇门上都覆盖着崭新的带刺的铁丝网，还有一排线圈，上面的突起像厨房用的尖刀一般锋利。亨利僵直地坐在那里，恐惧不已。当一个军警走到车窗边检查比蒂太太的证件的时候，亨利一动也不敢动。他甚至没敢低头看看“我是中国人”胸章是否足够显眼。这个地方，有些像我这样的人进去了，就不能再出来了，他想。即便我是中国人，也只不过是又一个日本战犯。
“没有。”他说。他确实没有。她做饭，亨利做准备工作并分发食物、打扫卫生。这份工作很辛苦，但他已经习惯了。虽然她让他这么辛苦地在学校饭堂里工作，但她从没对他说过一句刻薄话。当然，她也从不会说出什么好听的话。
“这个小孩是什么人？”士兵问道。亨利看着这个穿军装的男人。他其实还不太能被称作男人——更应该算是男孩，满脸长着青春痘。对于被发配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他看上去似乎并不紧张。
“我被叫去帮忙建一个餐厅——当军队的民间承包商——我可以带一个肯干活而且知道怎么做事的人帮我。”她看着亨利，他似乎还不能确信自己听到的是什么，“有困难吗？”
“他是厨房杂工。”不知道比蒂太太对于把亨利带进和谐营是不是感到担心，至少她没有表现出忧虑，“我带他过来打下手，帮我搬搬上菜托盘之类的。”
亨利摇摇头表示没有，他有点迷惑，又有点怕这个坦克般的、刚刚在查斯的粗棉裤上蹬了一脚的女人。
“你有证件吗？”
“没错，你。你星期六还有别的活儿要干吗？”
他们就是要这样拿住我，亨利想，他看看那带刺的铁丝网，想着自己会被分配到哪间鸡舍里。
“谁？我吗？”亨利问。
亨利看着大胸脯的女厨师从座位下面拉出一小张文件。“这是他的入学注册书，证明他是厨房杂工。这是他的注射记录。”她看看亨利，“这里的每个人都必须先打伤寒疫苗，但我查过，你已经打过了。”亨利并没完全听懂，但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对自己被送到那所愚蠢的学校突然生出感激之情。感激这几个月来被发配到厨房去勤工俭学。如果不是必须在厨房工作，他永远走不到这一步——离惠子如此之近。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小子。”亨利回去给队伍里最后几个孩子盛午餐时，比蒂太太说。那些孩子似乎很高兴看到学校恶霸被挫了威风。“你想在星期六挣点钱吗？”这个臃肿的厨娘问道。
士兵和比蒂太太争执了一阵，强大的那个人——或者应该说，那个女人——胜利了，年轻士兵朝她挥挥手，让她通过了大门，来到下一个等候区，在那里，其他的货车正在卸货。
查斯看上去就像是一条犯了错被抓现行的小狗——灰溜溜地拿起空托盘走开，还故意把一个小孩挤到一边。
比蒂太太把车倒进一个上货点，拉起手刹。亨利下车后，踏进了一片深及脚踝的泥潭里，每次提脚和落脚都发出吧咂吧咂的声音，最后终于走到一排临时充作跳板的小板子上。他一边走，一边在板子上擦脚，竭力想甩掉脚上的泥巴。他跟着比蒂太太走进最近的一栋楼里，每走一步，湿袜子和湿鞋子都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
亨利抬起头，他所看到的只能形容为比蒂太太的“战争脸”。表情严厉，就像你在新闻纪录片所看到的正在接受训练的士兵，以屠戮为业的他们脸上才有这种冷酷无情的神态。
一路上，亨利闻到了做饭的味道。那味道并不太令人愉悦，但确实是做饭的味道。
“今天厨房不对你开放。给我走开!”
“在这里等着。”比蒂太太说，然后她走进了厨房里。一会儿，她又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个穿制服的职员。他们去到车边，解开油布，露出下面的酱油、米醋以及其他的日本餐食必需品。
“你什么意思？还有这么多……”
亨利和几个围着白围裙、戴着白帽子的年轻人——被分派到烹饪岗的士兵们——帮着他俩把那些东西搬了进来。他们把东西放在一间大约有四十英尺长的餐厅里，餐厅里摆着一排排桌子和棕色的、布满划痕的折叠椅。地面上铺的织毯，斑斑点点全是在泥地里踩过的靴子留下的痕迹，还有油脂造成的脏污。亨利竟然感到舒适，他自己也觉得惊讶。和谐营令人感到压抑，但是厨房，厨房是家。他在这里如鱼得水。
亨利舀起满满一大勺鸡肉和肉汁，弯起胳膊，盯着查斯那凸起的、猿猴般的额头。就在这时，他感到粗粗的、腊肠般的手指握住他的胳膊，把他朝后拽去。他抬头一看，比蒂太太正站在他后面。她从他手中拿过大勺，盯住查斯。“一边去，今天的饭不够了。”她说。
他揭开蒸屉盖子偷看，那一排排的蒸屉有学校食堂的两倍那么多。显然午饭已经准备好了。他望着里面一堆堆潮湿的食物，有些是棕色的，有些是灰白色的——罐装香肠、煮马铃薯、干干的不新鲜的面包——光是那油腻的味道就让他怀念起了雷尼尔小学的食物。比蒂太太带来的那些调味品至少还是能起点小小的作用。
仿佛一名祷告者得到的是一个残忍、复仇心重的上帝的回应，查斯出现了。他把托盘滑到亨利面前：“他们把你的女朋友带走了，亨利？也许现在你要学会不要友好……友善……不要跟敌人混在一起。肮脏的、背后放冷箭的小日本——她可能在我们的食物里下毒了。”
亨利看到比蒂太太和另一个年轻的士兵在核对证件和订单表之类的。他被分派的工作是和一个系着围裙的士兵一道分发食物。那士兵先是看了亨利一眼，然后又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是亨利的年纪还是他的种族让这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变得踌躇？不过没什么大不了，士兵只是耸了耸肩，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已习惯了遵从指令，亨利猜想。
亨利没戴他的胸章。既没有戴旧的那个，也没有戴新的那个。两个都没有什么用。还会有多少这样的日子？他想。谢尔登说过，战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那我还需要忍受多少这样的日子？
日本囚犯们排着单列纵队进来了，他们的头发和衣服上都有被雨淋湿的痕迹。当他们看到亨利往他们的盘子里所放的东西后，有几个人急切地窃窃私语起来，有些人则阴着脸，大部分人则是皱起了眉头。亨利感到抱歉。候餐队伍一点点前移，亨利能看到外面有小孩子趁着父母候餐在泥地里玩耍。
“看，他们漏了一个!”亨利给一群四年级的孩子盛菜时，他们嘲笑他道，“谁去叫当兵的来，有人跑出来了!”
“你好……”一个年轻男孩把自己的盘子滑到亨利的上菜托盘前的金属台面上，用日语说道。
然而，其他的孩子，他们并没有什么惊喜可以给亨利。
亨利只是指了指自己的胸章，一次又一次。每一个和他打招呼的人看上去都高兴而充满希望，然后又转为失望，接下来是困惑。也许这是好事，也许他们会谈论我，也许惠子就知道到哪里来找我了，亨利想。
不知亨利的那些学校同学是否知道午餐的主菜是日本菜，反正他们当中并没有人注意到，也没有人介意。但这个反讽像一把锤子般敲醒了亨利。他微笑起来。他意识到，比蒂太太并不只是他所见到的那样。
他很肯定他会在队伍中见到惠子。每一个年轻女孩进来的时候，他的希望就会升起又落下，他的心脏像气球一般膨胀又泄气——但她始终没有出现。
可是，饭堂里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比蒂太太对于惠子的离开好像真的很恼火。亨利并不能肯定比蒂太太的失望到底是因为什么——是认为惠子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还是仅仅因为她不得不在厨房扫除上付出更多的精力。她一边从厨房端出午餐的最后一锅肉菜——被她称作“卡次莱次鸡肉”——一边轻声咒骂着。亨利不太明白那菜名是什么意思，听上去像是日本菜。不过，是美国化了的日本菜。裹了面粉炸成的鸡扒，带着棕色的肉汁。午餐看上去真的不错。闻起来也很不错。“让他们尝尝，看他们会怎么说。”这是她拿着烟晃出门去之前，满腹怨气地说出的唯一一句话。
“你认识冈部家的人吗？冈部惠子？”亨利偶尔这样问道。大部分情况下，回应他的只是困惑或者不信任的表情；毕竟，中国属于同盟国一方，正和日本在打仗。但一个老人微笑着点点头，兴奋地说着什么。可他说的是什么，亨利听不懂，这个人只会说日语。老人可能确切地知道惠子在哪里，但他没有办法帮到亨利。
那天在学校，沃克太太没来，所以他们有了一位代课老师，迪肯斯先生。新老师布置当天的作业时，其他的孩子似乎都在忙于猜测他们可以逃脱掉多少，只有亨利独自一人坐在教室后面。他感到他可以就此消失了，也许他已经消失了。没人理会他，没人和他说话，他对此深表感激。
从上午十一点半到下午一点半的两个小时内，亨利一直在分发食物。他所站的地方是一个装苹果的板条箱，他站在上面才够得到分菜托盘。快到换班时间时，他变得烦躁不安，在箱子上前前后后移动着重心。他始终没有见到冈部一家的影子。一眼也没有看见。
离家几个街区后，亨利找到最近的一个垃圾桶，把他的新胸章扔到了满溢出来的垃圾堆上——那里有不能回收用作支援战事的碎瓶子，还有四十八小时前因为疏散事件而欢呼雀跃的人群所举的手写标语。
他看着走进来的人群，有的人看上去充满希望，但食物把他们的乐观精神清除了个干净，就像他们所处的环境现实已经做到的那样。即便如此，也没有人抱怨食物，至少没有向他抱怨，或是向在他旁边分菜的那个年轻人抱怨。亨利想知道这个白人士兵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在这个餐厅里，他成了少数族裔——但是，在他的轮班结束后，他就可以离开了。而且，他还有一把来复枪，顶端是长长的刺刀。
在去学校的路上，上中国人学校的那些孩子们路过的时候，都没有嘲笑他。他脸上的表情一定带着警示。也许，他们也因为几个街区外日本城的那些空无一人的、用木板封起来的建筑而吓得沉默了。
“走吧，我们还要去下一区准备午餐。”正当他分好最后一份餐，开始收拾四散的托盘时，比蒂太太出现了。
亨利把那枚胸章抓进拳头里，匆匆拿起书包，冲出了门。他面前的那碗热气腾腾的粥一口未动。他连“再见”都没有说。
亨利在厨房里已经习惯于听从指令。他们开着车来到和谐营的另一个区，这里的牲口棚少一些，有更多的树荫和空旷的野餐区。在比蒂太太的地图上能看到整个营地的样子，一共分四个区——每个区都有自己的餐厅。还有找到惠子的机会，或者说，还有三个机会。
又是那个词：疏散。即便是母亲用广东话说出来的，这个词仍然毫无意义。究竟是为了什么而疏散？惠子，从他的生活中被带走了。
在下一处餐厅，午餐已经结束了。比蒂太太让亨利洗干净和擦干所有的托盘，她则去和厨房经理协调需要的供给和菜单计划。“如果做完了时间还早，就出去玩会儿，”她说，“不要走丢了，除非你想在这里一直待到战争结束。”亨利猜她并不是在开玩笑，于是有礼貌地点点头，做起他的工作。
“你爸爸希望你戴上它。日本人从西雅图疏散走了，所以你最好还是戴上它。”母亲说着，盛了一碗稠稠的、滚烫的、冒着热气的白粥，放在亨利面前。
据说，非用餐时间里，日本人不能踏进餐厅一步。大部分人只能待在鸡舍般的小屋里，但他看到过人们涉过泥地，走进走出公共厕所。
“我有东西给你。”父亲把手伸进衬衣口袋里，拿出一个胸章。这个胸章上写的是“我是美国人”，红白蓝三色的粗体字。他把它递给亨利，可亨利瞪着他，没有伸手去接。父亲平静地把新的胸章放在桌子上。
干完活后，亨利坐在后门的台阶上，看到那些临时搭建起来的家园的屋顶上，火炉烟囱里滚滚腾起浓烟——汇聚而成的烟雾飘荡在营地上空潮湿的灰白色天空里。木头燃烧的味道萦绕在空气中。
父亲一定是感到了他的目光。他放下报纸，看着亨利，亨利还是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
她在这里。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在这里的多少人当中？一千？五千？亨利不知道。他想叫她的名字，想挨家挨户去找她，但高塔里的士兵似乎并没有玩忽职守。他们站在那里，监视着，保护着这里被拘禁的人们的安全——他是这样听说的。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的枪是指着营地里面的？
亨利盯着他，但一言未发。即便允许他和父亲说广东话，他也不会说一个字。因为惠子一家被带走，他要怪他。他要怪他什么也没做。但最后，他不知道自己要怪他什么。不关心？既然别人也都漠不关心，那么，他怎么能责怪自己的父亲？
没关系。亨利能走到这一步，已经感觉好多了。他还是有机会找到她的。在这些悲伤、震惊的面孔中，也许他会再次看到她的笑容。但天已经开始黑了。也许，太晚了。
早餐桌上，母亲没有问他是不是感觉好点了。她知道。父亲喝着一碗粥，看着报纸，为日本在巴丹半岛、缅甸和所罗门群岛的一系列胜利而烦躁不安。
[1]黄金生日(golden birthday)：指年龄数和生日序数一致的那个生日，如生日为二十五日的人的二十五岁这年生日。
所以，在周四的时候，亨利做了他整周来都害怕去做的事情：他开始准备回学校去，回到沃克太太的六年级课堂上，独自一人。
[2]工艺风格的住宅(Craftsman home)：美国建筑设计上的一次革命，1905—1930年间在美国十分流行。该风格主张摆脱古典建筑的束缚，建造“田园式”的住宅。
第二天，亨利装作生病，连饭都拒绝吃。但他知道，他也只能骗这么久——如果他骗到了她的话。也许他并没有骗到，母亲只是足够好心，所以忍了他装出来的那些症状。还有他用来解释拜查斯所赐的——青紫的眼睛和擦伤的面颊——的借口。他告诉她，那些伤是因为他在拥挤的街道上“撞到”了人。他没有再详细讲。只有当母亲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帮凶时，他的诡计才能得逞，他可不想赶走自己的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