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一个人确实注意到了亨利。
亨利挥舞着手臂，大声喊着。但没有用，他们没注意到。就算是下雨或是周围的建筑着火，他们也不会注意到的。和大多数前往火车站的日本家庭一样，他们低着头，看着路，或者忙着跟上其他人的步伐。
是查斯。亨利站在那里，认出了这个恶霸的红红的、长着面疱的脸。查斯站在路障后面笑着，朝亨利挥手，微笑，然后继续回去朝着路过的孩子和哭泣的母亲们尖叫。
是的，就在那里!冈部先生的卡里·格兰特帽子看上去仍十分庄严，即便他是在提着他唯一的行李穿过街道。亨利认出了他那庄重的举止，但他那翩翩的风度没有了，只剩下超然的眼神。他慢慢地走着，拉着妻子的手，妻子又拉着惠子的手。惠子的弟弟走在前面，玩着一个木头飞机，转着螺旋桨，他完全不知道今天和任何一天都不一样。
亨利发现了查斯戴的那个胸章，于是跳下邮筒，挤过人群，对准查斯的小平头和咯咯的大笑声走去。他会杀了我的，亨利想。他比我高，比我跑得快。但我才不管。亨利的血管里奔流着愤怒的血液。
看着拥挤经过的人群，他听见了数里外波音公司传来的九点汽笛声。他已经在人群中搜寻了——多久？——四十分钟了。亨利知道时间在悄悄地流逝，他变得惶恐起来。“惠子!”他站在邮筒上大喊道。他感到了路过的人们投来的目光。他们一定认为我疯了。可能我确实疯了。可能，疯了才好呢。“惠子!冈部惠子!”他大喊着，直到一个士兵看着他，好像认为他扰乱了原本和平宁静的早间梦幻曲。然后他看到了什么。那是种熟悉的感觉。
看到亨利钻过查斯面前的路障，查斯冷笑起来：“我就知道我会在这里找到你的，亨利老兄。你老爸还好吧？”
亨利看到了一个白人拉着一个日本女人的手。他忍不住好奇起来，那些白人和日本女人结合的家庭，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异族婚姻是不合法的。也许，他们会再一次共同经历拘禁的艰辛。但他看到行李箱在女人手里，旁边还有婴儿推车，于是他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你在这里干什么？”亨利问。
亨利站在一个红白蓝相间的邮筒上，拼命地用眼睛搜索正缓慢地朝火车站方向移动的人群。亨利看到另一辆巨大的军用卡车无情地轰隆隆开过来，停住。但帆布覆盖着的车斗里装的不是士兵，而是一些年老的日本人。其中有些人走路的样子看上去已经残疾了。士兵们帮助他们下车，把一些人送到轮椅上，这些人的头发蓬松而纷乱。陪伴在一边的还有一个日本医生。亨利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他们清空了医院。病人、体弱的人都要疏散。许多人看上去很迷惑，显然，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为什么。
“和所有人一样，来享受这情景。我本来还想着晃悠到这里来，看看谁不走。但看上去，所有的人都要说再见了。我想，他们这一走，我该忙起来了，要去照料他们留下来的东西。”查斯伸出下嘴唇，假装噘起了嘴。
偶尔能见到几个中国人，主要是铁路工人。亨利一个也不认识。他之所以能从人群中找到他们，是因为他们也戴着胸章，和他戴的完全一样。军队和宪兵一来到这里，制作这种胸章的小印刷店就变得异常火爆。金子也就是这种感觉吧，亨利摸着他戴的那个胸章想，小却珍贵。
亨利已经听说了昨晚一些地方发生的洗劫。那些家庭甚至还没有离开，就有人跑进去，拿走灯、家具和其他没有钉起来固定好的东西。而且，就算钉起来了，他们也有拔钉子的锤子。
自从离开餐馆后，亨利就再也没有和惠子说过话。在来的路上，亨利在一个付费电话上又一次给惠子家打过电话，但铃声一直响啊响啊，最后一个接线员切了进来，问是否出了什么问题。他挂断了电话。如果他想找到他们，这是正确的地方。但他们是不是已经离开了？他必须找到她。他憎恨回到学校而见不到她的这种念头。他为自己对她抑制不住的思念而感到惊讶。
“自从军队关掉了日本镇子，就没什么可看的了。我本来是想来这里说‘沙哟纳拉’的。你是意外的惊喜。”查斯说着，一把抓住了亨利的衣领。
亨利四下搜寻着惠子，竭力不去理会站在路障后的那些愤怒的白人民众——他们在朝路过的家庭喊叫。通往轮渡码头的整个天桥上都塞满了人，没人往前走，每个人都靠着栏杆，看着下面用警戒线围起来的军事区域。围观的人似乎无处不在。街边高高的写字楼上，窗户都开着，男人女人们站在那里，吹着口哨。
亨利竭力挣脱他的拉扯。可查斯比他整整高一英尺，完全盖住了他。亨利想从人群中找到一张友善的脸，但没人注意他们。没人关心。我在这里算什么？我有什么大不了的？
公告一指示所有的日本公民，不管是在国外出生的还是像惠子这样的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都要在早上九点之前到火车站集合。他们将按居住地区分批离开，直到全部转移为止。亨利不知道他们会去哪里。班布里奇岛的那些日本人被送去了曼赞纳——加利福尼亚州的某个地方，靠近内华达州界。但一个营地不可能容纳下被集中到火车站的这些人。
这时，他看到了查斯衬衣上的胸章。那正是从亨利这里偷去的。一个战利品，别在他的外套上，好像一个残忍的荣誉勋章。比金子还珍贵。
离火车站还有几个街区的地方，街上挤满了人。哭哭啼啼的小孩，在地上拖拽的行李箱，检查本地居民证件的士兵。人们大都穿着最好的假日盛装，允许携带的一两个行李箱被塞得都快溢出来了。每个人的外套扣子上，都挂着一个简单的白色标签，就是你会在家具上看到的那种标签。
亨利用力握紧拳头，以至于指甲盖都嵌进了掌心的肉中，刻出小小的月牙痕。他竭力想推开查斯，却感到所有的力量又压回他的肩头。他想打查斯的鼻子，脸上却挨了一下揍。他本想还击，但砰的一声，他的背脊撞上了地面。水泥地面磕疼了他的脑袋，眼前，只看见肉鼓鼓的拳头雨点般地落下来。
他们要把他们带走，亨利想。他们要把他们全部带走了。那里一定有五千个日本人。他们怎么能把他们都带上呢？他们会去哪里？
他竭尽全力保护着自己，并伸手去抓查斯，随后他感到手上一阵尖利的疼痛。尽管脑袋还在挨揍，他却只觉得手疼。手疼盖过了一切。
于是，周二的早上，亨利没有去学校，而是朝联合车站跑去。那里现在是日本城居民集中的核心区。亨利沿着南杰克逊街跑去，看到一长串的普尔曼小汽车排在通往火车车库的路上。还有满载着人的灰狗巴士，咯吱咯吱、轰隆轰隆作响，巴士旁是让人看上去很不顺眼的肩上挂着来复枪步行的士兵。
亨利朝一边滚去，想躲开查斯的殴打。查斯骑了上去，好像在他身上滚来滚去一样。人群纷纷闪开。似乎并没有人在乎一个白人孩子把一个中国小男孩揍得落花流水。没有人，除了谢尔登——他看到了查斯，把他从亨利身上拉了开来。
周日早上，他曾试着在父母起床前打电话给惠子，但没有人接听。接线员认为电话线被拔下了。周一在学校的一天，他的焦虑一点也没有减轻。惠子自然没来。日本城的每个人都在忙着打包——或是卖掉他们带不走的东西。
查斯耸肩甩开谢尔登：“把你的脏手从我身上拿开!”他拍掉衬衫上的灰尘，看上去局促不安又屈辱——像一只掉进冰水澡盆的公猫。他在身边的人群中搜寻友好的面孔，但寥寥的几个围观者都移开了眼神。于是他变成了一个喋喋不休的小矮人。“我忘了你和这个亚洲黄鬼是朋友了。”查斯咕哝着，眼里简直要涌出眼泪。他一边偷偷地溜掉，一边说：“明天见，亨利。下次我会叫你更难看。”
这个周末剩下的时间里，亨利的父亲对于日本城正在发生的事情绝口不提。亨利竭力想要和父亲争论，但每当他试图和父亲用中国话交谈时，父亲就会打断他。母亲的态度缓和一些，也仅仅是为了减少他的不开心。她和亨利的父亲争论过，这是极为罕见的，他们的争论是关于惠子——亨利的朋友——但现在一切都无济于事了。她知道，亨利再继续讨论这件事，也是毫无价值的。她用广东话告诉亨利，等他再长大些，就能完全理解这些事，但这除了激怒亨利之外，没起到什么别的作用。亨利所能做的，只有用英语自言自语地嘟囔这件事。
“你还好吗，小子？”谢尔登问道。
母亲望着天花板，长长地叹了口气。那是无奈地接受了已经发生的坏事情的叹气，就好比一个亲人辞世的时候，你会说“至少，他很长寿”，或者你的房子被火灾夷为平地时，你会想“至少人还平安”。那是一种听天由命和失望的叹息，是毫无建树之下的一个安慰奖。浪费了时间，两手空空。到最后，你所做的，你是谁，都毫不重要。什么都不再重要。
亨利翻身坐起来，用衣袖擦去了鼻子淌出的一点血。他感到眼睛肿胀起来，明天肯定会青紫的。他用舌头舔舔牙齿，牙倒是没掉。没什么大碍，没出大事。
亨利思考着该说什么，说到什么程度。他换回了广东话，直视着母亲的眼睛：“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张开手掌，看到了那枚胸章，别针有一半扎进了手心里。亨利笑起来，用最地道的英语说：“感觉好极了!”
“啊？”母亲说，她没听懂。
亨利在人群中奋力往前跑，一片喧嚣中，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在寻找惠子一家，心里担忧他和查斯刚才的那场厮打，会毁掉他见她的机会。他知道他们去的方向，但在车站里，将会有许许多多上客的列车。他想到了巧巧餐馆的人，为那对日本男女保管财物的那些人。他还听母亲提起过其他的人，那些中国家庭把日本人带回家，藏起来——一定有机会的。
亨利已经不再把她看成日本人。“她是我的朋友。”他用英语说道。而且，我想念她。
每跑一步，他都在盘算如何说服父母。他们会接纳惠子吗？他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保护他们自己，其次是他们整个社区的人。但无论如何，他必须让他们明白。他们怎么能不明白呢？父亲虽然思想保守，但他知道，士兵们正要把成千上万的人送去未知的地方、未知的命运——这会改变一切。当这么多的人被带走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坐视不管、无动于衷呢——如果接下来轮到他们自己，该怎么办？
“我知道。有一些家庭。中国家庭，美国家庭。这些家庭，现在，就在我们谈话的现在，正在藏起日本人，藏起他们的东西。这非常危险。你，我，我们大家，如果去帮助他们，就有可能会被扔进监狱。我知道你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的那个。雷尼尔小学的那个女孩？她是日本人？”
亨利从一座行李山边跑过。皮箱、包、行李箱，堆得几乎跟驶过的银色公共汽车的车顶一样高。那些家庭在争辩他们可以带多少东西。不能带的，便被放到这座一直在长高的山上。这堆行李的旁边是足可以装一卡车的被没收的收音机。巨大的飞歌牌落地收音机箱，小的带弯曲的波磁天线的真力时牌便携式收音机，都像被人丢弃的鞋子一样堆在后面。街对面，就是联合车站，高大气派的红砖建筑。巨大的黑色链子从外墙上垂下来，拉住厚厚的铁质雨篷。雨篷上方是一个巨大的钟面。九点十五分。时间正在流逝。
“可是有别的家庭……”
登上车站高高的大理石阶梯，亨利望向里面漩涡般的人海，他看到一个个家庭、一群群相爱的人竭尽全力想要待在一起。士兵从偶尔走失而号啕大哭的孩子身边经过。其余的人像牛群一样被集中到一起，一群一群地接受检查并登上四列巨大的客运列车——它们将驶向何方？得克萨斯州的水晶城？内华达州的温尼马卡市？传言太多了。最后一个传言是说它们将去往一处古老的印第安保留区。
母亲站起来，朝窗外看去，然后关上了窗：“这是他住的地方。这里永远不会是他的家。看看在日本城发生的。你的父亲担心有一天，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就是为什么他希望这里能成为你的家——和他爱他的中国一样。他希望你能被这里接受。”
亨利再次看到了那顶帽子。当然，是许多顶中的一顶，但那步子，那步态，看上去像是她的父亲。他箭一般冲下阶梯，来到地面，他几乎可以预见到会有士兵来阻拦他。但他们似乎太忙了，要让人们上车，要让他们离开，就在现在。对于身着军装的他们来说，这些事情才是至关重要的。
“这才是他现在的家。”亨利反驳道。
他在人群中一通乱挤。那些大人有的站着，有的坐在行李上，看上去既害怕又困惑。一个牧师和一个年轻的日本女人在念诵《玫瑰经》。还有一对对的男女拿着彼此的照片，露出他们最美好的微笑，然后拥抱，友好地握手。
“你的父亲作为一个孤儿，来到这里，但他永远忘不了他是谁，他从哪里来。永远忘不了他的家。”
他在那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才能明白。你出生在这里。你是美国人。而你父亲出生的地方，一直在发生战争，和日本人的战争。他们侵略了中国的北部，杀了很多、很多的人。其中，不但有士兵，还有女人和孩子、老人和病人。你的父亲，他是这样长大的。他看到他自己的家园遭到了毒手。”她从袖子里拉出一条手绢，轻触着眼睛，虽然她并没有哭。也许她已经哭不出来了，亨利想。现在那只是一种习惯而已。
“冈部先生!”亨利感到头部一侧因为擦伤而疼了起来，他气喘吁吁。
亨利坐在那里，母亲拍拍他的胳膊，拍拍他的肚子，斟酌着该怎么说才能让儿子理解。
一个面露挫败神情、有着宽宽的髭须的老年绅士转过身来。亨利一阵失望，却被搬运工的摇铃声打断。整个早晨以来，亨利第一次停止了对人群的搜寻。他弯腰撑在膝头上，瞪着肮脏的铺着地砖的地面。她已经走了，是吗？
“他是在说，但他不听我说。”
“亨利？”
“他每天都在和你谈。你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不和你谈？”
他转过身，看到了他们，惠子和她的家人。她的弟弟用嘴学着飞机起飞的声音。他们微笑着，每个人身上都挂着相同的标签，上面写着“第10281号家庭”。见到这张不用去他们将去的那个未知地方的面孔，他们似乎很高兴。
停了很长时间，亨利看着她，点点头。
亨利急匆匆地走过去。“我还以为你们已经走了。”他看着惠子，还有她的家人。他舍不得他们走。
“谁？你的父亲？”
“我带来了这个。戴上它，他们就会让你离开这里了。”说完，他把从查斯那里找回来的胸章放进惠子手中，朝冈部先生恳求道，“她可以和我，或者我婶婶待在一起。我会给她找到容身之处。我还能找到一些胸章。我会再回来，再拿一些胸章给你们。相信我。拿着这个，我会再回来，再拿一些胸章来。”
“他为什么不和我谈？”亨利仍旧眼望着窗外，用广东话问他的母亲。
亨利笨手笨脚地竭力想摘下自己胸前的那枚胸章，他感到自己的心跳很剧烈。
他看着打开的窗户。遮光窗帘僵直沉重地垂着，在风中一动也不动。他听不懂下面大街上人们的闲谈。那些闲谈声飘进来又飘出去，他只渴望理解在他周围发生的事情。
冈部先生看看妻子，然后把手放到了亨利的肩头。亨利看到了他们眼中一闪而过的希望之光。仅仅是一闪而过，然后他看到它消失了。他们会离开，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会离开。
“你想谈谈吗，亨利？你想谈的话，那就和我谈吧。”她用广东话说，眼中流露出对他的关心。
“亨利，你给了我希望。”冈部先生伸出手去，和亨利的小手握住，然后看着他的眼睛，“有的时候，人只要有了希望，就能撑过一切难关。”
母亲进屋来的时候，亨利已经爬回了屋子，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他在一叠漫画书中乱翻，看到了他买的最近一期《第30号非比寻常的神秘漫画》封面。封面上，火炬人正与一艘日本潜艇作战。战争无处不在，亨利想，把漫画猛摔到床底下。这时，母亲把一盘奶油杏仁点心放到了他的床头柜上。
亨利长长呼出一口气，肩膀耷拉下来，他放弃了摘下他的胸章。
那两个日本人走了，走出巷子，沿着大街走去，看上去，他们好像是被谁拽着走向火车站一般。亨利上上下下最后打量了一遍这条巷子，想着惠子和她的家人，想着他们离开“美国花园”餐馆后，会怎样竭尽全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你的脸怎么了？”惠子的母亲问道。
亨利看见一辆塞满了箱子的汽车驶到巧巧餐馆的后门边。让他感到惊讶的是，里面跳下来的是一对年轻的日本人。这时从餐馆里涌出一些人，来到巷子里，把那些东西拖进餐馆里。在亨利看来，那些东西应该是私人物品。没有装到箱子里的东西能证明这一点：一盏落地灯，一卷长地毯，捆在生锈的绿色车顶上。东西都搬进去了，只剩下四个行李箱，看样子，这是那两个日本人可以携带在身边的。两个日本人和他们的中国朋友逐个拥抱。
“没关系。”亨利说，他知道那是那场混战中留下的擦伤和碰伤。
亨利打开窗户，爬到防火梯上，沮丧地靠在硬邦邦的金属扶手上。他能听到军队的卡车在远处轰鸣。巷子外，唐人街的街道上，人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也有人在看、在谈论或者指向日本城的方向，但大多数人是平静的。
冈部先生碰碰外套上挂着的标签：“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亨利，我们都仍然是美国人。我们应该在一起——无论他们把我们带到哪里。但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知道你的父母一定也为你感到骄傲。”
他冲进自己的房间，摔上了门。父母惊呆的表情还萦绕在他烦恼的脑海里。他听到门外他们争执起来。
这个念头让亨利哽咽起来。他看着惠子，惠子已经把手放进了他的手里。她的手比他想象的更柔软、更温暖。她碰碰亨利衬衣上的胸章，那是他心脏的位置。她微笑了，眼里闪着光。“谢谢你。可是，我能留着它吗？”她问道，握紧他给她的那枚胸章。
亨利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用什么语言说。他看着父母，脱口而出的是：“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他说的是中国话。然后他改回英语：“这很重要，因为她是日本人。”
亨利点点头：“他们会把你们带到哪里去？”
母亲边说话边从厨房走出来，她想听解释：“亨利，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战争时期。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社区里。我们互相照顾。你和所有人一样清楚这些。”
惠子的父亲看着那列将要装满的列车：“我们只知道他们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临时的安置中心，名字叫和谐营。位于从这里往南两个小时的皮阿拉普露天集市。从那里……我们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们。但战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
父亲把传单递回给他：“是他们，总比是我们好。”
亨利并没有那么肯定。从小到大，他只知道这一点。
“不!你不能无视我。你不能再这么做。”亨利来不及转为中国话，就用英语说道，“他们要带走所有人。所有日本人。军队要带走所有人!”
惠子张开胳膊抱住亨利，在他耳边说道：“我不会忘记你。”她把那枚“我是中国人”胸章别到日记本封面内侧，紧紧抱着它。
父亲断然地摇摇头，打断了亨利试图解释的话。
“我会在这里等你。”
亨利喘着粗气，把一张传单递给父亲。他捂着因为连续跑了十个街区而疼起来的肚子。父亲瞥了一眼传单——亨利从父亲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在等待亨利解释，用英语解释，他为什么这么不高兴。不，不要说这个。现在不要说这个。亨利满脑子想的只是，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他用中国话说了出来。
亨利看着他们一家和许多其他家庭一道登上火车。门关上的时候，戴白手套、拿着指挥棒的士兵们吹起口哨。亨利在上客区域边缘徘徊，挥手告别，火车驶出站台，消失在远方。他擦掉面颊上奔流的热泪。等候下一趟列车的人海冲淡了他的悲伤。那是成百上千个家庭，成千上万个家庭。
亨利冲进他和父母居住的小公寓。父亲坐在他的安乐椅上，平静地读着《西华报》——西雅图的中国报纸。母亲在厨房里，听声音是在切某种蔬菜——菜刀有韵律地敲击着菜板。
往外走的时候，他回避着士兵们的视线，想着该怎么和父母说，用什么语言说。也许，只要他说他的美国话，就什么也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