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每天陪惠子走回家，亨利。我们很感谢你这个尽责的朋友。”
经理让他们坐在了窗边的一张圆桌旁。惠子坐在亨利对面，惠子的母亲给惠子的弟弟找来了一张幼儿座椅。亨利猜他可能只有三四岁。他一直在玩他的黑漆筷子。母亲温和地责备他，告诉他那样做不好。
亨利不是很确定“尽责”是什么意思，但冈部先生在这么说的同时，给亨利倒了一杯茶，所以他想那一定是赞美之词。亨利双手捧起茶杯，母亲教过他，这是表示尊敬的意思。他想给冈部先生倒茶，但冈部先生转动着大理石的旋转餐台，已经开始自力更生，给自己倒茶了。
“亨利，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冈部先生穿着灰色的法兰绒裤子，戴着一顶帽子，这让他看上去很像卡里·格兰特[1]。和惠子一样，他的英语说得非常地道。
“谢谢你们请我来。”亨利真希望自己在英语课上多用点心。十二岁以前，他在家里是不能说英语的。父亲希望他和自己一样，做中国人。现在，一切都反了过来。可他所说的英语，节奏似乎更接近那些来自中国的渔民，而不太像惠子和她的家人所说的流利的英语。
他俩比赛跑过日本市集去和她的父母会合。他让她赢了，这是父亲希望他拥有的风度。当然，亨利并不知道他们要去的是哪里。他跟着她来到一家日本面馆里——这家面馆最近改名为“美国花园”了。
“你戴的胸章真有趣，亨利。”惠子的母亲以一种和蔼的、祖母般的方式观察着，“是从哪里得来的？”
他们互相看着，笑着，不知道说什么，或者是用什么语言来说。这一刻气氛有点尴尬。然后惠子打破了沉默：“我的家人正在市集上买东西。我们和他们会合后一起吃午饭。”
亨利伸出手去，盖住胸章。他本打算在过来的路上把它摘下来的，但一路赛跑到餐馆来，他就把这事给忘了。“是我的父亲给我的。他说，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要戴着它——真丢脸。”
“Oai deki te ureshii desu。”亨利回报了这一句。
“不，你父亲是对的。他是个非常睿智的人。”冈部先生说。
惠子微笑着说：“我在图书馆查到的。”
如果你见到他，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你从哪里学的？”
“你不应该为自己是什么人而感到羞愧，尤其是现在。”
“我也可以是中国人。”她嘲弄着他，指着他的胸章，“好耐唔见。”她说的是广东话，是“好久不见”的意思。
亨利看看惠子，想知道她认为这场对话怎么样。她只是微笑着，在桌子下踢着他，显然，她在这里可比在学校饭堂自在多了。
“亨利!”她坐在前面的台阶上，挥着手。早春已经开始展现新生命的迹象，樱花开始绽放——街道被两旁的粉色和白色花朵装点着，空气中终于不光只有海草、咸鱼和平潮的味道了。
“在这里，做自己很容易，在学校就难点儿。”亨利说，“我的意思是，在雷尼尔。”我在说什么？在我自己家里，和家人在一起，做自己都不容易，他想。
送惠子回家时，礼貌的挥手或是偶尔对她的父母说声“你好”，这已经是亨利能够做到的全部了。他确信父亲有办法发现这一切，所以把自己的造访减少到了最低。可惠子呢，她滔滔不绝地和父母说。关于她的朋友亨利、他的音乐爱好，还有想和他今天共进午餐。
冈部先生啜了口茶，提醒亨利喝茶。很清淡，较之亨利的父亲爱喝的黑色乌龙茶有着更微妙和澄澈的香气。
可能就和他害怕告诉父母他去见惠子一样。他曾暗示他的母亲——不过是用英语——他有一个日本朋友，可她立马流露出震惊的表情，让他不得不赶快放弃了这个话题。每天都有日本人和菲律宾人来到这里，为了逃避国内的战乱或是为了到美国来挣钱，大多数中国父母对于这些人都漠不关心。有些中国人对他们没有好感，但大都不流露出来。他的父母不一样——他每次出门的时候，他们都要检查他衬衫上的“我是中国人”胸章。父亲的民族自豪，他的护卫之旗，一直膨胀着。
“我知道去白人学校对于惠子来说是某种挑战。”冈部先生说，“但我们告诉她，无论如何，做你自己。我警告过她，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喜欢她，有人可能甚至恨她，但最终，他们会尊敬她——尊敬作为美国人的她。”
亨利一直想要去它的地下室。去看看那两个大理石的浴池，“钱汤”——惠子这么称呼这种大众浴池。它们可能是西海岸最大、最豪华的。但他害怕。
亨利喜欢这场谈话的内容，但他也感到一点点内疚，他想到了自己的家人。为什么从没有人那样解释过？他只得到了一枚胸章，并被强迫“说你的美国话”。
如今，旅馆较之往日的辉煌，只剩下了陈旧的躯壳。那些不能把家人从老家接来的移民、渔民和罐装工人们，把这里当作了永久的单身旅馆。
“今晚在杰克逊街有一场免费的室外爵士乐音乐会——奥斯卡·霍尔登会在那里演奏。”惠子的母亲说，“为什么不邀请你的家人和我们一起去？”
巴拿马旅馆是日本城，甚至是这整个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它像岗哨般矗立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社区之间，为刚下船的人提供一个舒适的住处，让他们在这里住上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直到他们找到工作，存下一点钱，成为美国人。亨利好奇，有多少移民曾在巴拿马旅馆里，歇息下他们疲惫的头颅，梦想着从来自广东或是冲绳的汽船中踏出的那天起，会有崭新的生活迎接他们，计算着再过多少日子，才可以把家人接过来。然而日子一晃，往往就变成了年头。
亨利看看惠子，惠子微笑着挑起眉毛。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只有那一次和惠子一起见过奥斯卡·霍尔登。在此之前，他只听过奥斯卡的几次演奏，都是把耳朵贴在黑麋鹿夜总会通往后巷的门上听到的，那几次，那位传奇的爵士乐钢琴家刚好在里面演奏。这个邀请很诱人。而且，他最近很少见到谢尔登了，因为谢尔登正顶替着奥斯卡原来的萨克斯手——“这是一生中也难得遇到的演出机会”，谢尔登这样说。确实如此。
亨利和惠子的计划是在巴拿马旅馆的门口见面。巴拿马旅馆是三十年前由小笹三郎设计的——对于这个建筑师，亨利的父亲曾提起过一两次。他是日本人，但在亨利的父亲看来，他是有一些声望的。父亲几乎对于日本社区内的一切都持否定态度，这次是极少的例外。
但是，亨利的父母和惠子的父母可不一样，他们不喜欢“有色人种”的音乐。事实上，他们已经完全不听音乐了。无论是经典的还是现代的，黑人的还是白人的。这些日子，他们从收音机里收听的，只有新闻。
亨利拉开外套的拉链，敞开衣服，这样胸章就完全看得到了。他垂着肩膀，等待着父亲的确认。他以前从没见到父亲这么郑重其事过。而且，父母也各自戴上了同样的一个胸章。这是某种共同的努力吧，亨利推断道。他理解父母对他的牵挂，但他们是绝无可能被误认为日本人的——因为他们几乎从不离开唐人街。如果连他们都被误认为日本人的话，那在西雅图，就会有太多的人需要被集中起来了。成千上万。
这是来自冈部一家的盛情邀请，但又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一个邀请。亨利能想象出那场景，就像阿特拉斯剧院白天场的十美分票价、带中文字幕的恐怖剧一样。当他告诉他们，他不仅有一个日本朋友，而且她全家还邀请他全家去听一场爵士乐音乐会时，一场阴郁的悲剧将会拉开序幕。
亨利的父亲更加坚定不移地要求亨利佩戴那枚胸章。“外面——戴在外面，让每个人都能看到!”亨利朝门口走去的时候，父亲用广东话要求道。
他还没来得及编造出一个礼貌的借口去回答冈部太太，就看到桌子上的半瓶酱油在桌面上蹦跳起来。亨利抓住瓶子，感到地面在震动。
在学校里，一切都正常得好像有点不太正常——如此克制与和平，让他和惠子不知该怎么想。其他的孩子，甚至包括老师，都好像不知道班布里奇岛的大批日本人离去似的。在相对的平静中，日子一天天过去。好像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消失在了关于战事的新闻里——美国和菲律宾的军队在巴丹半岛失利，一艘日本潜艇在加利福尼亚某处炸了一家炼油厂。
他透过哐啷作响的窗户往外看，看到一辆巨大的军用卡车喷着黑烟，轰隆隆地驶进广场。它的钢铁身躯哐当作响，伴随着引擎巨大的轰鸣声。在它的气刹发出尖啸前，街上行人纷纷四下逃散。只有非常老或者非常小的还留在原地，看着一卡车的士兵面无表情地坐在巨大的车斗里。
而亨利呢，本来还没有那么担心，可他突然意识到这次午餐可能从本质上说是一次约会——这个念头让他的胃里翻腾起来，手心也出了汗。他给自己打气，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只是和冈部一家吃顿午饭而已。
卡车一辆接着一辆，不断驶来，一批批带着来复枪的美国士兵和宪兵从车上跳下来，逐家逐户拜访，往门上、店面上和电话线杆上钉小张的海报。商人和顾客们纷纷涌出来围观这场骚乱。亨利和冈部一家走到人行道上，路过的士兵往他们手里散发传单——“这是‘公告一’。”上面有日语和英语两种文字。
父亲要是知道了她来电话的目的——让亨利和她的家人见面——一定会更担心。不，亨利意识到，担心这个词太不够分量，父亲会勃然大怒。
亨利看着惠子手里的传单，上面用粗体字写着：“针对所有日裔人口的指示。”内容就是要强制疏散所有的日本家庭——出于他们的安全考虑。他们只剩几天的时间，能带的东西近乎于无——只能带他们拿得动的东西。最下端，是美国总统和战争部长的签名。传单上的其他内容亨利看不懂，但惠子的家人看得懂。她的母亲马上哭了起来。她的父亲看上去很不高兴，但仍强作镇定。惠子用手指摸摸胸口，然后指指亨利。他也用手指摸了摸自己的胸口，摸到了那枚他全家都在佩戴的胸章：“我是中国人。”
我猜他是想听我亲口说出来，亨利想。“是的，是女孩子。”他只能这么说。虽然说的是父亲听不懂的英语，但他还是点着头并解释道：“她是我的朋友。”父亲看上去有点困惑，但最终似乎屈服于儿子已经十多岁了的事实。要是在中国，在那片故土，十三四岁就可以成亲了。有的时候，包办的婚姻在刚出生时就已经定下了，不过只有特别穷或者特别富的人才会这么做。
[1]卡里·格兰特(Cary Grant)：美国影星。
一周内，班布里奇岛的疏散已经变成了旧闻——一个月内，它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一如既往地全力忙着自己的事情。当亨利和惠子为周六的午餐做计划的时候，就连他都体会到了焦虑中的平静。她打来了电话，这吓了他一跳。是亨利的父亲接的。惠子刚一开口说英语，他就把电话递给了亨利。父亲没问是谁来的电话，只是问来电话的是不是女孩子——答案压根就不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