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亨利说，把他的“我是中国人”胸章放到柜台上惠子那两美元旁，“我说，我买，麻烦你。”
店员站在那里，手戳在髋部：“我们不卖东西给你们这样的人——另外，我的丈夫正在国外作战……”
惠子眼看就要哭出来，或是要气冲冲离开了。她握着拳头撑在柜台上，两个指关节发白，像充满挫败感的小球。
亨利过去也受过冷遇，但他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听说过南部有这样的事情，像是阿肯色州或是亚拉巴马州那样的地方，但不是西雅图，不是太平洋西北岸。
亨利瞪着有些困惑、继而生气的店员。她妥协了，抓走那两美元，把他的胸章弹到一边。她把唱片递给他，没有袋子和收据。亨利坚持两者都要，因为担心她喊来商店保安，说他们偷了唱片。她在一张黄色的收据上草草写下一个价格，盖上个“已付款”的章——推给亨利。亨利拿起来，还是向她道了谢。
亨利变得比那个翘起屁股、紧闭嘴巴的店员的样子更生气。她斜下身子，轻声对他们说：“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回到你们自己的社区附近买它呢？”
他把胸章和那张纸条一起放进衣袋里。“好了，走吧。”他对惠子说。
“对不起，女士。我想买这张唱片，麻烦你。”
回家路上，惠子目光空洞地瞪着前方。她的惊喜所带来的欢愉好像氦气球一样爆炸了——声音大而尖厉，除了一条软塌塌的绳子之外，什么也没剩下。亨利拿着唱片，竭尽全力想让她平静下来：“谢谢你，这是一个绝妙的惊喜。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
店员只是朝四周张望有没有别的顾客。
“我没有体会到给予或是感激。只有愤怒。”惠子说，“我在这里出生，我甚至不会说日语。可是，无论我去哪里，所有的人……他们恨我。”
“这个收银台开吗？”惠子问。
亨利挤出一个微笑，在她面前挥动唱片，递给她。他看到，唱片让她忘掉了一点不快。“谢谢你。”她说。
两人等待的时候，另一个女人从他们后面走上来，拿着一个小小的摆臂式挂钟。亨利困惑地看着那个店员越过亨利和惠子的头顶，接过挂钟，录入机器。然后收下钱，递回找零，还有放在一个大大的绿色罗兹购物袋里的挂钟。
他们边走，她边看唱片。“我以为我习惯了学校里的嘲弄。无论如何，我爸爸说，他们只是不懂事的孩子，他们会欺负弱小的男孩和小姑娘，而不管他们是从哪个社区来的。我们作为日本人或者中国人，只是让这样的质问变得更容易些——我们是易攻击的目标。但离家这么远，在成年人的社区……”
亨利和惠子耐心地等着店员数她钱箱里的钱。她详细地为账目做了标记，在一张纸上写下来。
“你以为成年人的行为会不一样。”亨利补充完了她的话，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已经了解到，有时候，成年人只会更恶劣。恶劣得多。
金发店员仍在数钱。
至少我们还有张这唱片，亨利想。它会让你想起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们似乎不在意你的样子，你在哪里出生，或是你的家人来自哪里。音乐响起的时候，无论你姓阿伯内西还是安茹、孔或是小林，似乎都不会有任何区别。无论如何，他们有音乐来证明这一点。
惠子伸出手去，把唱片放在柜台上，然后打开一个小钱包，拿出两美元——那是一张新唱片的价格。
在回家的路上，亨利和惠子就谁来保管这张唱片起了争执。
亨利和惠子拿着唱片来到收银台。一个戴着店员帽、一头长金发拢在脑后的中年女人正忙着在收银机那里数零钱，将其归类放入一个大一些的匣子里。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即便你现在不能播放它，也应该由你来保管。总有一天你可以播放它的。”她坚持道。
她父母想见他，这让他感到受宠若惊。就像一名业余拳击手在职业拳赛上露脸一样。兴奋，惯例性地怀疑和焦虑，还有害怕。他的父母可能与惠子毫无干系。她的父母就那么不同吗？他们可能会怎么看他？
亨利认为应该由惠子保管，因为她有留声机，可以播放这张新的黑胶唱盘。
“那就来我家吧。我父母正好想见你。”
“另外，”他争论说，“我母亲总在家里，我不确定她是不是赞成——因为我父亲不喜欢现代音乐。”
“为了我们，”亨利纠正道，“另外，我都不能播放它。我家连一台留声机也没有。”
最后，惠子妥协了，接受了唱片。因为她的父母喜欢爵士乐，也因为她意识到如果他们还不回家，就太晚了。
“这是事实。我攒够了钱来买它。为了你。”
他们尽可能快地沿着景色秀丽的码头海岸区往前走，脚下偶尔踩到人行道上散落的蛤蜊壳。在空中盘旋的海鸟把整个的贝壳扔到路面上摔裂开来，这样，它们就可以俯冲下来，享用壳里那湿软的、香喷喷的肉了。亨利觉得那些四下溅开的贝类生物很让人恶心。他小心翼翼地绕过肮脏的地方，以至于有些分心了，没有注意到轮渡码头附近的那队士兵。
当然，奥斯卡在南杰克逊街已经很有名了，但这是真正的声望，你可以买到并握在手里的声望。他斜过这张完美的唱片，看着那些沟槽，努力想再次听到那音乐，小号的活泼声响，还有谢尔登的萨克斯。“我简直不敢相信。”亨利敬畏地说。
他和惠子走到码头北侧的时候被拦住了去路，和他们一样的还有一些汽车和在人行道上乱转的一些人。大部分人好奇大于气愤，有几个看上去还挺高兴。亨利不知道这场骚乱是怎么回事。
亨利握着唱片，还是不敢相信。他从没结识过出唱片的艺术家——从没亲自见过一位。他见过的唯一一位名人是伦纳德·科茨沃思，他是塔科马海峡吊桥拱起、弯曲然后断裂撞进水中前，桥上的最后一个人。科茨沃思出现在了新闻短片上，正从扭曲的桥的中间往下走。亨利在海洋节游行中见过他从身边骑车经过，认为他只不过是个长相普通的傻瓜。他不是奥斯卡·霍尔登这样的表演者。
“一定是游行，我想。希望是这样。”亨利说。“我热爱游行。海洋节的游行比主干道上举行的中国新年游行还要棒。”
“你能相信吗？”她得意扬扬，“这是我们的歌，他为我们演奏的歌!”
“今天几号？”惠子问，她把唱片递给亨利，取出放在书包里的速写本，坐到路沿上，开始用铅笔画眼前的场景。那里有一队身着军装的士兵，肩上挂着带刺刀的来复枪。他们看上去干净利落、客气、有礼貌。还很能干，亨利想。后面是停泊在码头的科霍罗肯号轮渡，随着普吉特湾冰凉的墨绿色潮头的涨落，几乎不为人察觉地移动着。
亨利说不出话来。他张着嘴，却没有声音。
亨利琢磨着：“3月30号——据我所知不是什么节日。”
他的眼前是白色封套装着的一张闪亮的黑胶唱片。贴着简单、平展的标签“奥斯卡·霍尔登与午夜蓝调，猫行巷弄中”。
“他们为什么在这里？那是班布里奇岛的轮渡，对吗？”惠子迷惑地用铅笔敲着自己的面颊。
“睁眼!”
亨利同意她的看法。他低头去看惠子画的画，心里对她更佩服了。她很优秀。不只是优秀，她真的很有天分。
亨利先是朝周围看了看，然后照做了。他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站在唱片过道的中间。他听到惠子在架子上翻动，于是忍不住从手指缝中偷看，从后面看着她翻那一排排的唱片。当她握着什么东西转过身来的时候，他又赶紧闭上眼。
然后他们听到了汽笛声。
惠子在一排唱片前停了下来。“闭上你的眼睛。”她说，拉着亨利的手，放到他的脸上。
“一定是开始了。”亨利说。朝四周望去，他看到街道两旁站了更多的人，都一动不动，好像在等一盏坏掉的红灯变成绿灯。
亨利跟着惠子来到二层角落的音响部门。橱柜里放着收音机和留声机。有一条过道，长长的雪松木架子上放着圆盘唱片——亨利感觉它们比虫胶唱片更轻、更脆和易碎。显然，虫胶漆的供应被限制了——这是战时的另一个动员——所以黑胶现在成了最新的音乐载体，比如格伦·米勒的《珍珠链》以及阿蒂·萧的《星尘》。亨利热爱音乐，但他的父母只有一台老式的维克多牌留声机。我怀疑这些新一点的唱片它一张都放不了，亨利想。
又是一声汽笛声，轮渡上开始走下长长的队伍。亨利听到鞋子踏在金属舷梯上发出的有节奏的叮叮当当声。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穿过街道，朝南走去——去哪儿呢，亨利猜不到。他只能看出他们是在朝着唐人街或是日本城的方向走去。
罗兹是本地人最喜欢去的地方。走在那座巨大的六层建筑里，就好像来到西尔斯商品目录中做活生生的参观一般，而且更有吸引力，更具真实的豪华感。特别是在午餐和晚餐时间演奏的巨大的管风琴，是为饥饿的购物者们提供的特殊的音乐会——至少在几个月前，它被拆散后运到美世公司的市民溜冰场之前，确实是这样。
队伍无穷无尽。队伍里有抱着小孩子的母亲。老人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跟着队伍，往同样的方向走去。十几岁的孩子们跑到前面，看到四下里的士兵，才又转为行走。他们所有人都携带着行李，穿着雨衣，戴着帽子。直到这时，亨利才意识到惠子早已知道的东西。从他们偶尔的对话中，他意识到了这些人都是日本人。班布里奇岛一定被宣布为军事区域了，亨利想。他们在疏散所有的人。成百上千。每组人后面都跟着一个士兵，好像母鸡一样清点着人数。
惠子带着亨利往北走去，走向西雅图商业区的中心，而不是往南，去日本城。每次亨利问他们去哪儿的时候，她都只指向第二大道上的罗兹百货公司。亨利和父母去过那里几次——都是在他们需要某个重要的东西，或是在唐人街买不到的东西的特殊情况下去的。
亨利往四下里看去，发现大部分围观的人都和他一样惊讶，差不多一样。也有少数的几个人看上去很气愤，似乎他们晚到了一步，被一辆长长的、没有尽头的火车挡住了去路。还有些人看上去很愉快，有的还在鼓掌。他看看惠子，她的画只画了一半。她的手握着铅笔，放在纸上，笔芯断了，她的胳膊就像雕塑般一动不动。
放学后，他们磕黑板擦，擦桌子，拖厕所。亨利一直问惠子到底是什么惊喜。她害羞地推延：“等一会儿。回家的路上你就知道了。”
“好了，走吧。现在，我们该回家了。”他说，然后从她的手中拿下速写本和铅笔，放到一边，帮助她站了起来。他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转过身，不让她再去看那场景，并竭力温柔地劝她回家：“我们不要再待在这里了。”
亨利为惠子拉开门。惠子把头发放下来，朝教室走去。亨利跟在后面，回头看去，比蒂太太正拿着她的杂志坐下来。那是上周的一期，封面写的是“时尚泳装”。
他们穿过街道，从那些等待着日本人队伍走过的汽车前面经过。我们不能在这里。我们得回家。亨利意识到，他们是这街上仅有的两个手里没拿行李的亚洲人，他可不想被来来往往的士兵给清理掉。
“嘘呼，嘘。”那是比蒂太太让他们动身的方式。是时候回教室了。午饭后，她通常会粗声大气地回到厨房，用一根新牙签剔着牙，有时还拿着一本《生活》杂志——卷得像一根警棍或是一条干鱼。她用它来打苍蝇，然后让肝脑涂地的苍蝇尸体摆在那里，污迹斑斑地装点着厨房的金属台面。
“他们要去哪里？”惠子悄声问道，“他们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
半开着的门上响起敲门声，打断了他们正一起分享的一小会儿沉默。这是科学证据，证明有的时候，时间过得太快。
亨利摇摇头：“我不知道。”但他其实知道。他们去的是火车站方向。那些士兵们要带他们离开。他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但他们会被一起送走。也许是因为班布里奇岛距离布雷默顿港的海军造船厂太近了。也许是因为那里是一个岛屿，住在那里的人更容易被集中起来。西雅图则不同，这么无序，人这么多，以至于不可能完成那样的任务。这样的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亨利想。这里他们的人太多了。我们的人太多了。
他凝视着惠子，她嘬起嘴唇，思考他的话，然后满面笑容地打消了他的顾虑：“那是值得的。”
亨利和惠子一路挤过人群，回到第七大道，日本城和唐人街的中间地带。消息先于他们到达了这里。街上到处都是各种肤色的人。人们纷纷交谈着，望向火车站方向。在这里，看不到士兵的影子。没有问题。
“而且差点让我们俩被扔进监狱。”亨利不安地咕哝道。
亨利看到了谢尔登，他正站在一群围观者中，萨克斯盒子挂在身侧。“你在这里做什么？”亨利拽拽他的衣袖说。
惠子打断了他：“不，是因为你带我去黑麋鹿夜总会。”
谢尔登低下头，愣了一下，然后咧嘴笑起来，露出金牙：“我正在中场休息——奥斯卡的夜总会在那次突袭后暂时关闭了，所以在他们重开之前——我希望那会很快——在他们重开之前，我回街上来讨生活。而这对我的生意可不会有什么帮助。”
今天不是他的生日，圣诞节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总之，惊喜就是惊喜。“是因为我帮你存放了你的那些照片吗？如果是这样，没有必要，我很乐意——”
亨利伸出手去，把那只装着唱片的罗兹百货公司袋子递给他看。谢尔登笑了，冲他眨眼：“我也有一张。”
“是一个惊喜，不过要放学之后才能让你看到。”
谢尔登把胳膊放在亨利的肩头上，和他一起看着眼前的场景。他们俩都不想谈音乐。“他们疏散了整个岛屿。据说是出于他们的安全。你相信那样的胡说八道吗？”谢尔登说。
他期待地望着她，给她最后一块糖水桃。她用叉子刺起，两大口吃了下去。他们分着喝掉了剩下的甜甜的、糖浆般的汁水。
惠子拨开挡住眼睛的头发，拉住亨利的胳膊。“他们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她问。
惠子朝亨利微笑。“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她说。
亨利很为惠子担心。他不想知道答案。他斜过头去，用额角靠着她的额角，用外套裹住了她。
特别是外面还有查斯、卡尔·帕克斯和丹尼·布朗这样的恶霸在操场上进行着战争。虽然根本没有人愿意做日本兵或是德国兵，他们还是能找到某个小孩来扮演敌人，无情地追扰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厌倦过这种游戏，反正亨利从没见过。但在这里，在这个脏兮兮的储藏室里，这里有庇护，有伙伴。
“我不知道，小姐，”谢尔登说，“我不知道。加利福尼亚，我估计。听说他们在靠近内华达州的地方建起了某种战俘营。他们下了什么命令，说他们会集中起所有的日本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可你在那人群里看到德国人了吗？你看到他们集中起乔·迪马乔[1]了吗？”
到星期一的时候，午餐回到了往常的路线。储藏室里，亨利和惠子坐在翻转过来的两个板条箱上，划开一个糖水桃罐头，谈惠子的英语老师被捕那天晚上黑麋鹿夜总会发生的事，谈宵禁对每个人的影响。报纸上没怎么说这些。他们对于那些逮捕的提及，淹没在了本周的大头条中——麦克阿瑟将军奇迹般地逃出了菲律宾，宣称：“我从巴丹半岛出来了，我还会再回去的。”被埋没在这条新闻之下的，是一小条关于逮捕可疑的敌人密探的消息。也许那就是亨利的父亲一直在说的。过去一直好像很遥远的冲突，突然感觉变近了。
亨利朝四周看去。人群里的少数几个日本人都在朝家走去，有的甚至在跑。“你最好还是回去吧，你的父母可能正在为你担心。”他把唱片递给她。
一整周的时间里，他们都在清空蒸笼托盘，把剩饭倒进垃圾桶里。比蒂太太不主张节约剩饭。通常，她会叫亨利和惠子把食物残羹放到分开的桶里，好让本地养猪的农民每晚来回收，拿去当泔水。然而，如今，剩饭都倒进了常规的垃圾桶里。即便是猪也有生活标准了。
谢尔登同意他的话，他看着亨利：“你也最好回家去，小伙子。你的家人也会一样担心你的。有没有那胸章都一样。”
丹尼消失在饥饿的孩子群中。他们拥挤着走过来，做着他们惯常的畸形鬼脸。亨利和惠子往他们的盘子里盛入比蒂太太所谓的“青椒蘑菇奶油罐头肉”的灰白色玩意儿。起泡的酱汁里有些微浅绿色的痕迹，几乎有金属光泽，像鱼眼睛一般平滑。
惠子抱住亨利，久久没有放开。亨利抬起头来，看到了她眼中的恐惧。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她全家。他也感受到了。他们无言地道了再见，然后分开来，朝着不同方向各自往家跑去。
当亨利告诉惠子昨晚他沿着南国王街的疯狂冲刺后，惠子大笑起来。她在午餐排队的人中搜寻，看到丹尼·布朗，又咯咯笑起来。他的脸上带着挫败的怒容，像一条激愤的、被鞭打的小狗。他的面颊和鼻子上，摔倒时蹭到的地方都结着痂。
[1]乔·迪马乔(Joe DiMaggio)：当时美国著名的意大利裔棒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