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穿过第七大道，进入日本城，就好像迈入了月亮的黑暗一侧。没有光。没有汽车过往。一切都封锁了起来。就连马尼拉餐馆的窗户上也封着木板，以保护自己不遭破坏，虽然餐馆主人是菲律宾人，不是日本人。梅纳德大街上空空荡荡。从亚那吉杂货店到日本馆剧院，除了惠子，亨利没有见到一个人。
南国王街上，到处都充斥着违反灯火管制令的霓虹灯招牌。他跳过的每一个水坑里都映射着红红绿绿的酒吧或夜总会招牌。偶尔有汽车驶过，昏暗的蓝色车头灯扫过街道，照亮了那些享受夜生活的男男女女，有中国人，也有白种人——尽管现在还实行着战时的定量配给制。
在歌舞伎剧院对面的神户公园，他发现她和上次一样，坐在山头上，于是朝她挥了挥手。她的周围是一片樱树林，树上已经开始有花蕾了。亨利走上作为公园露台的这座陡峭小山，喘着气，坐到她身边的一块石头上。月光下，她看上去脸色苍白，西雅图的冷空气让她稍稍有些颤抖。
亨利沿着潮湿的人行道朝前走去，呼出的空气变成萦绕的薄雾，融入从水面飘来的雾气中。他竭力躲在暗影中，心中充满了恐惧，胃也因此变得不舒服起来。他从来没有过这么晚还独自待在外面的经历。不过，来到大街上后，来来往往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让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孤身一人。
“我父母让我留在家里不要去上学，他们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样我们一家就要分开了。”她说。亨利凝视着她拨开垂散到脸上的长发。他感到惊讶，因为她是如此平和，如此平静。“警察和联邦探员拿走了我们的收音机、照相机，从我们那幢楼里带走了一些人，但随后就离开了。后来他们再也没有露面。”
亨利听了一小会儿，没听到父母的动静，于是打开窗户，爬到了防火梯上。这梯子并没有直接通到地面，而是悬在半空，但距一个回收废旧轮胎的有盖垃圾桶已经很近了。亨利脱下鞋子，朝垃圾桶跳过去，穿着长袜的双脚落到厚重的铁盖子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要再爬上来可能要费点劲，但也不是做不到的，他想，然后穿上了鞋子。
“我很难过。”他只想到了这一句——他还能说什么？
亨利在房间里等了几乎一个小时。惠子打电话来的时候，已经将近晚上九点了。他的父母晚上九点半左右就上床睡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劳累，而是因为早早上床关乎节俭。对于亨利的父亲来说，为了战争而努力省电是一件神圣之事。
“十二月的时候，他们曾来这里抓走许多人，那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但现在，已经平静好几个月了。我猜，可能是太平静了。爸爸说，海军担心的不再是入侵，他们更担心的是搞破坏，你知道的——就好像炸掉大桥、炸发电站这一类的事情。所以他们又开始了清理，抓走了更多的日本人。”
亨利琢磨着怎样才能去神户公园，在放学后，在灯火管制后。他很庆幸他早睡了一会儿。显然，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夜晚。
亨利想着“搞破坏”这个词。他破坏了普雷斯顿先生购买日本城部分地盘的计划，而且并不为此感到后悔。可这些人难道不会抓走美国人吗？日本裔的、在美国出生的人？毕竟，惠子的父亲是在这里出生的。
亨利耸耸肩，用英语说道：“我不知道？”说实在的，他确实不知道。不知道母亲是否觉得打电话给儿子的小姑娘没说中国话，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反正，她什么也没说。也许她会认为，所有的家长都在强迫孩子说他们的美国话。谁知道呢？也许他们都这样。
“现在甚至有宵禁了。”
他转过身时，看到母亲站在那里。她脸上的表情，亨利分辨不出是惊奇还是担心。“怎么？或许，你有一个女朋友？”她问道。
“宵禁？”
亨利迅速挂断，好像偷东西被人抓住了一般。
惠子缓缓地点头，她望向空荡荡的街道，沉思着它的影响：“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没有日本人可以离开自己的家。我们到了晚上就成了囚犯。”
一个尖厉的、快活的声音切了进来：“对方已经收线，你还想让我帮你接打什么电话吗？”
亨利摇着头，努力去相信她所说的，但他知道，她说的是真的。从黑麋鹿夜总会见到的抓捕，到父亲脸上胜利的微笑，他知道，这样的事情真的在发生。他为惠子和她的家人感到难过，因为日本城的每个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可他又自私地因为能和她待在一起而感到愉快——他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歉疚。
“谢谢你，再见。”她停了一会儿。当亨利以为她还要说点什么的时候，她挂断了。
“我今天逃课去找你了。”他说，“我担心……”
一个小时？亨利的脑子飞快地转着。天已经黑了。我怎么和父母说？最后他同意了：“一个小时，我会尽力的。”我会想出办法。
她看着他，脸上的一小点笑意渐渐变成了咧嘴的笑。他心里涌起一阵紧张，变得结结巴巴。
“你能不能一个小时内来见我？”
“我担心你的学业，”他说，“我们可不能落到后面，这很重要，特别是，我们的老师压根不怎么关心我们……”
她说话含糊不清，故意地含糊不清。亨利可以自由说话，但明显她不能。他想到了经常监听的接线员，这才明白过来。“什么时候？现在？今晚？”
这时他们俩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两人都听到了中班换班的喇叭声——嘟嘟地从远处的波音公司传来。成千上万的工人将要回家，而其他成千上万的工人将要在晚上十点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制造战争中使用的飞机。
“你能不能到公园来见我，我们上次见面的那个公园？”
“亨利，你这么关心我的学业，你真好心。”
他迟疑了，没想到是惠子温柔的声音。他赶紧放低声音说话，然后才想起父母听不懂英语。“你还好吗？你没来学校。你的家人还好吗？”
他能看出她眼中的失望。昨天晚上，他们俩在经历黑麋鹿夜总会那场抓捕后分别时，她也是这样的表情。“我不是只担心你的学业，”他承认道，“并不仅仅如此。我担心的是——”
“亨利，我需要你的帮助。”是惠子。她听上去很平静，但又很直接。
“没事的，亨利。我不想让你牵扯上什么麻烦。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与你的父亲。”
“喂？”他用英语说道。亨利习惯了接打错的电话，他们通常都说英语。或是负责亚洲人社区的人口普查员打来的电话。还有奇怪的女人，她们问亨利多大年纪，是否是一家之主。
“我不是担心我的麻烦……”
亨利打开门，沿着通往浴室的过道走去。母亲对着电话，在嘀咕着什么不会说英语之类的话。看到亨利，她朝他挥挥手，指指电话。电话是找他的。大概是。
她看着他，深吸一口气。“好的，我需要你帮忙，亨利。一个大忙。”惠子站了起来，亨利跟着她朝山下走了一点。在一条长凳的后面，露出一辆红色的拉迪奥·弗莱尔儿童拖车。车斗里装的是一沓沓的相册和一盒图片。“这些是我家的东西。母亲让我把它们带到后面的巷子里烧掉。她自己做不出这种事情。她的父亲在日本海军里。她想让我烧掉她从日本带来的所有老照片。”惠子望着亨利，眼里弥漫着悲伤，“我不能这么做，亨利。我希望你能帮我把它们藏起来。就藏一点点时间。你能帮我吗？”
厨房里，他听到母亲对着电话用广东话说：“喂，喂？”
亨利想起了那天下午他在日本城看到的可怕情景，想起了相知照相馆的那个照相师——显而易见地在发抖，而又那么坚定。
他揭起厚重的散发着霉味的窗帘偷偷往外望，两层楼下的街道看上去寒冷而空旷，因为刚下过雨，地面是湿的。
“我可以把它们藏在我的房间里。还要藏别的吗？”
亨利开始打呵欠，但中途停住了，他想起了查斯。他现在知道我住在这里了。他可能现在正在外面等着我。等着我毫无察觉地走出去，扔垃圾，或是拿洗好的衣服。然后他就会猛扑上来，报复我，再不怕老师或是操场监督员的阻拦。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是我妈妈的纪念品——家族的回忆。从我婴儿时期开始的东西，我想我们自己可以保管，我们附近的许多人家都在努力寻找其他的地方来寄放东西。更大一些的东西。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把其他的东西放在那样的地方。”
电话铃又响了一声，哐当哐当，就像到了点的闹钟。
“我会妥善保管这些的，我许诺。”
又响了一声——确定无疑是他们家的电话铃在响。亨利还是不太习惯那巨大、刺耳的声音。在西雅图，拥有电话的家庭还不到一半，在唐人街就更少了。美国宣布对轴心国作战时，父亲执意装上了一部电话。他是街区保卫员，保持联络畅通是他的职责所在。不过和谁联络，亨利就不知道了。
惠子抱了一下亨利。亨利发现自己搂着惠子的背。他的手触到了她的头发。她比亨利所想象的更加温暖。
他伸了个懒腰，再次适应了一下这个时间和地点，然后把脚探到冰凉的木地板上，坐了起来。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看到房间里放着一个托盘。母亲体贴地为他留了晚餐。她甚至还把插着她的星火百合的花瓶放在托盘上，作为简单的装饰。
“在他们发现我失踪之前，我得赶回去，”惠子说，“我想，我们明天可以在学校见面？”
是有什么东西吵醒了他。是什么？声音吗？这时，他再次听见了，是厨房传来的电话铃声。
亨利点点头，抓起小红车的手柄，沿着日本城漆黑、空旷的街道，朝家的方向走去。他身后拉着的，是人生的回忆。在家里的某个地方，他将藏起这些回忆，保守这个秘密。
亨利终于再次睁开眼睛，可他只看到一片黑暗。几点了？这是哪天？我睡了多久？他揉着眼睛，挤着眼睛，脑子里飞快地想着这些问题，竭力想要清醒过来。一束银色的月光从厚重的遮光窗帘的边上透进来，照在他卧室的窗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