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她不会回来的。”亨利说，转向邮局职员，微笑了一下，“我想我也不会再等了。几个月后，我要去广州完成学业。是时候向前看了。不应该再朝后看。”
亨利朝窗外望去，望见的是唐人街熙熙攘攘的街道。即便人们已经在离开营地，也并没有几个回他们最初的家。因为他们的家已经不在了。另外，没人会租房子给他们。商店也仍然拒绝向他们出售货物。日本人在日本城不再是受欢迎的人。
“完成在中国的学业？”
职员看上去有点沮丧，好像她一直在看的一部肥皂剧出现了转折，转向了不好的剧情：“哦……为什么？我听说各个营地都已经在四处送人们回去了。她可能很快就会回家，回西雅图的，对吗？”
亨利点点头，但好像在道歉。为了屈服，为了放弃。
也许永远也不会写来了，亨利想，用微笑掩饰着他的伤心：“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我了，因为这是我写给那个地址的最后一封信。”
“那你的父母一定会很骄傲——”
职员接过信，贴上十二美分的大陆运输邮票。“希望她能知道你有多在乎她。希望你告诉她。”她拿起信封，虔诚地放在一堆要寄出的信上，“希望她值得你等待，亨利。这么多个月来，我看着你在邮局进进出出。虽然她并没有如你希望的那样经常写信来，但她仍是个幸运的姑娘。”
亨利打断了她：“我不是为了他们这么做的。不管怎样，认识你很高兴。”他挤出一个礼貌的微笑，朝门口走去。回头看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年轻职员的脸上不只是悲伤。有些事情注定不能长久，亨利想。
这封信不仅是一个再见——它是一个分别。他祝愿她能过上快乐的生活，他告诉她，他将要在几个月后启程去中国。如果她能够很快回来的话，他要与她见面，最后一次。在巴拿马旅馆前。亨利选择了三月里的一个日子——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她快要回家了，她就可以及时赴约。如果她还在营地里，需要写信回来，也还有时间。这是他所能做的。毕竟，他还爱着她。他已经等了她两年多了。再多等一个月，又能怎样呢？
一个月后，亨利和他说过的一样，在巴拿马旅馆的台阶上等待着。从这个高处看去，景色完全变了。那些纸灯笼、宇治理发店和相知照相馆的霓虹灯，都不见了。它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如今变成了普利茅斯服装店和瀑布餐馆。但巴拿马旅馆仍留在这里，像一个壁垒，抵制着不断上升的投机式发展的浪潮。
亨利好几个星期没写信过去了，但这封信是不一样的。
亨利拂拂西服裤子，整理了一下领带。穿着外套太热了，所以他把它抱在了膝头上，偶尔把风吹散到脸庞上的头发拂到一侧。这套西服——父亲给他买的，母亲给他改过的——现在穿起来刚合身，他总算长大到能穿它了。不久，他就要穿着它，出发去中国。去和亲戚们一起生活，上一所新的学校。在那里，他又将成为特殊的一个。
然而，他还是想见她。实际上，他的愿望很重要，可能真的会实现。谁知道呢，也许他还可以和她共度一小段时光。据说，许多家庭最早会在一月获得释放。既然米尼多卡是一个以“忠诚的拘禁者”而著称的营地，惠子可能现在已经出来了。如果不是的话，她也会很快回家的。德国已经战败。两个战线上的战争很快都会结束。
亨利坐在那里，看着挽着胳膊闲逛的一对对年轻情侣，不由得允许自己思念起了惠子。几个月前，在开始收不到她的信的时候，他就把那样的感觉推到了一边。他知道，时间和空间并不总会让心灵缅怀——有时候恰恰相反。每当想到惠子不会再回来，或者更令人恐惧、然而又更现实的可能性——她忘掉了他，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亨利就会不再那么担心，而是变得绝望。放学后，他有时候独自一人，有时候和谢尔登一起，沿着梅纳德大街走下去，观望曾经生机勃勃的日本城如今还剩下什么。他曾经在那里度过的那些时间，送惠子回家，坐在那里，看她在速写本上涂抹或勾勒——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是别人的人生。他真不觉得她会出现。但他必须试一试，给出最后一个高贵的姿势，这样，当他登上轮船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给出了他的全部，才能无悔地离开。最后一个希望。他所拥有的也只有希望。像差不多三年前冈部先生带着家人乘火车离开时说的那样：希望足以让人战胜一切。
第二天，亨利寄了最后一封信给惠子。她已经六个月没有写信来了。六个月前，她只是说她有多么热爱在那里上学，多么热爱参加舞会和正式的舞蹈。她的生活忙碌而充实。她好像不需要他了。
他的西服口袋里装着父亲的银怀表。亨利把它拿出来，打开，凑近去听它急促的、滴答滴答的声音，想确认它没有坏掉。是好的。已将近正午了，正午就是他说过他会在这里等待的时间。他看着自己在怀表的抛光晶体表面上反射的模样。他看上去长大了，更成熟了。他看上去很像青年时期的父亲，这让他感到惊讶。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听到远处的波音公司吹响了午间笛声，几乎同时，托德造船厂的午餐时间信号也顺风传来。
“不要谢我。”亨利用中国话说，“我不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我是为了我自己，为了那个女孩，你恨的那个。你的愿望实现了。现在我有我的愿望。我希望那座旅馆留下来。不卖。”亨利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也许他知道？那座旅馆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鲜活的记忆。那又是父亲希望它消失的一个地方，所以让它空着，未尝不是切合了父亲的想法。至少他心里的天平平衡了。亨利会去中国。他会重新开始。也许，如果那座老旅馆还在的话，日本城也可以重新开始。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惠子，只是因为它需要一个地方起步。也许在将来，在战争结束之后，在他和惠子的悲喜交织的记忆被埋藏很久之后，他还能有一个提醒他的地方。一个在将来还会为了他而留在那里的位置标志。
时间到了，又过了。他的等待完成了。
父亲的手在膝头上开始颤抖，歪着的头在虚弱的脖颈上正了起来。他的嘴唇颤抖着试图发出声音，几年来都没听他说过话的亨利终于听到了。“多谢。”然后他问，“为什么？”
这时他听到了脚步声。女式高跟鞋敲击路面响起的清清楚楚的嘚嘚声。一个长长的、瘦瘦的影子覆上台阶，挡住了怀表表面上反射出的他的模样。秒针和时针重合到一起，十二点整。
“我知道巴拿马旅馆正待出售。我知道谁想买下它。因为你是市中心的商会里的长者，我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发言权的。”亨利深深吸了口气，“如果你能阻止它的出售，我会按你想的去做，我会去中国完成我的学业。我在西雅图念完这个学年，就乘八月的汽轮去广州。”亨利察看着父亲瘫痪的脸上的表情，中风已剥夺了他太多的东西。“我会去。”
她站在那里。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好看的黑色皮鞋，露着小腿，长长的蓝色百褶裙在早春清凉的空气中飘来荡去。亨利不敢抬头看。他等得太久了。他屏住呼吸，闭上眼睛，听——听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的声音，汽车呼啸而过，摊贩们在闲谈，附近某个街角有萨克斯管响着如泣如诉的声音。他能闻到她的茉莉花味的香水。
现在他是真的吸引到了父亲的注意，尽管是虚弱无力的。
他睁开眼睛，抬起头，看到了一件短袖衫，白底，有小小的蓝色斑点和珍珠色的纽扣。
“我会去，但有个条件。”亨利说。
他望向她的脸，看到了她。有一瞬间，他看到的是惠子的脸。她长大了，长长的黑发拢到一侧，化着一点淡妆，让她线条柔滑的脸庞显得轮廓分明。这是他以前从没见过的。她走到一旁，阳光照进了亨利的眼睛，他赶紧眨了眨眼。她再次挡住那强光，亨利又看到了她。
他的内心还是有些憎恨向父亲屈服。父亲是那样倔强，那样固执。但亨利越想，越觉得这件糟糕的事情中，未尝不会有好的一面。
不是惠子。
亨利考虑了父亲送他回中国完成学业这件事。现在他已经大了一些，在那里待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年或两年。乘汽轮做越洋旅行，重新开始生活，远离能让他想起惠子的一切，似乎也不错，总好过在南国王街拥挤的街道上像一把拖布一样走来走去。
他看清楚了。她年轻又漂亮，但她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她把手里拿着的一封信递给他：“对不起，亨利。”
父亲抬头看着儿子，等待着什么。
是那个职员，邮局的那个年轻女人。两年多来，亨利在邮局进进出出，寄信去米尼多卡，总是和她打招呼。亨利以前从没见过她穿成这个样子。她看上去是那么不一样。
“我会去。”这几个字撞击着空气，亨利不太确定父亲是否在听。他把旅行信封拿给父亲看：“我说，我会去。”
“这封信退回来了。没有拆。是上个星期的事。上面写着‘退回发件人’。我想，她可能已经不在那里了……或者……”
亨利在两人间留下了一段沉默的时间。在对他们破碎的父子关系做出宣判的终了时，留出了这一段时间。
亨利拿过信，研究着那个丑陋的黑色退信戳。它就盖在他用最好的笔迹深情写下的地址上。油墨淌在整个信封上，像一条条的泪痕。他把信翻过来的时候，发现它已经被打开过了。
“我会打开的。”亨利看着收音机说。他关掉它，是为了确保父亲不受干扰地听他说话。“我只是想先谈点事情。”他的手里，拿着中国共同航运公司的旅行收据——他回中国的船票钱。
“对不起。我知道我不该那么做，但我心里太难过了。想到你坐在这里，等着一个永远不会来的人，我讨厌这个念头。”
父亲看了亨利一阵子，随后沮丧地看着收音机，仿佛亨利是个要债的，或是一个因停留得过久而招主人讨厌的客人。
亨利因为失望而有些发呆，同时又有一点困惑：“所以你就来到这里，给我带来这个？”
“我需要和他谈点事情，重要的事情，你介意吗？”亨利尽量礼貌地问道。母亲举了举手，走开了。他知道，她认为他的这些自说自话完全是白费力气。
他注视着她的眼睛，用他以前从没尝试过的方式看着她。他注意到她看上去是那样痛苦。“事实上，我是来给你这个的。”她递给亨利一束星火百合，上面系着一条蓝色的缎带，“我不时见到你在市集上买这种花，我想，它们应该是你最喜欢的。也许，应该换别人送给你了。”
亨利只是关小了音量，然后咔嗒一声彻底关掉了收音机。
亨利有点目瞪口呆。他接过那些花，看着每一朵，闻着那馥郁的香气，感受着它们在他手中的分量。他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了她那诚挚的、充满希望的和怯生生的微笑。
“调到你父亲的节目。”她用广东话恳求道。
“谢谢你。”亨利心里涌起感动。他的失望消失了。“我……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晚饭后，亨利帮着母亲把在广东巷里晾的衣服拿到楼上，然后坐到他们老式的爱默生收音机边，听《德士古明星剧场》，一个综艺节目——不是他父亲总听的新闻节目。当母亲把父亲坐的轮椅推到起居室里他的那把旧的读书椅旁边时，亨利抬起头看了一眼。她的耳朵后面别着一朵新鲜的星火百合，那是亨利早些时候在市集上给她买的。
她的笑容变得灿烂：“我叫埃塞尔……埃塞尔·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