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星期天了吗？”谢尔登醒悟过来一般问道，在病床上挪了挪身子。
“刚刚到这里而已。”
埃塞尔过世后的这几个月来，亨利养成了在星期天的下午来到这里，和谢尔登一起看海鹰队橄榄球比赛的习惯。谢尔登会在一名护士的帮助下坐到轮椅上，他们两人一起去大娱乐室，那里有一台巨大的投影电视。但近几个星期，谢尔登一直没什么力气，所以现在他们只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看比赛。偶尔亨利会偷偷带进来一包香辣鸡翅、伊瓦尔海鲜店的蛤肉羹或其他谢尔登爱吃的东西——护士通常不允许他吃这些。但今天没有带。
亨利看到谢尔登先是张开嘴，无声地打了个呵欠，然后睁开眼睛，眨了眨，适应了一下光线。他看到了亨利，仍旧是露出金牙的咧嘴微笑。“好，好……你来这里多久了？”他问，伸出手去，摸了摸光秃秃的头顶，抚平残余的白发。
今天不是有海鹰队比赛的星期天，他带来了和以往不同的东西与谢尔登分享。“这周我来早了。”亨利大声地说，好让谢尔登不用戴上助听器也能听见。
众多监视器中的一个哔哔地叫起来，然后又安静了。
“什么啊，你认为我撑不到星期天了吗？”谢尔登笑起来。
亨利坐到床边的一把旧椅子上，看着一张新的生日卡。谢尔登上周刚过完七十四岁生日。
亨利只是对着他的老朋友微笑：“我找到了一样东西，我想你一定喜欢。多年来我一直在找的一样东西——你也一直在找的一样东西。”
墙上一个落满灰尘的镜框里装着一张45转的金唱片，那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谢尔登的乐队录制的单曲。旁边还有谢尔登和他的家人——子辈和孙辈的照片。浴室门上，还有从天花板悬挂下来的电视下方的墙上，点缀着用蜡笔和记号笔画成的图画。床头桌上放着一小堆照片和活页乐谱。
谢尔登瞪大了带血丝的眼睛，望着亨利，他松弛的面颊上露出生气勃勃的惊愕神情。亨利很久没有看到他这样的神情了。
亨利半关上门。除了他的老朋友身上连着的各式各样监视器上面亮的红灯，房间里唯一的照明是一盏熔岩灯，顶端有个亮紫色的蝴蝶结。窗帘是拉开的，多云的午后，微明的光线照射进来，温暖了整个屋子。
“亨利，你是要给我一个惊喜吗？”
这个答案好像已经够了。“我们就要叫醒他，让他吃药了，”护士说，“所以这是探访的好时机。他也可能很快就会自己醒过来。如果你需要什么的话，我就在外面。”
亨利微笑着点点头。他知道，奥斯卡·霍尔登的那张老唱片对于谢尔登来说同样意义重大。也许原因不同，但它对他们两个来说，都意味着全世界。1942年，是奥斯卡·霍尔登让谢尔登有了第一次登台的机会。战争结束，夜总会重新开业后，他又跟着霍尔登表演了一年的时间。几年后，奥斯卡过世，他组建起了自己的乐队。奥斯卡帮助他赢得的街头认同，令他获得了许多长期演出的机会，他甚至与当地的一个音乐厂牌签订了一份不大的录音合同。
这个问题像一根美丽的弦一样悬在那里，在空气中鸣响。亨利是中国人，很明显谢尔登不是。他们看上去完全不像，一点也不像。“我是他的远亲。”亨利说。
“好了，我不会变年轻的，圣诞节快到了。”谢尔登说。
一个年轻护士走到亨利身边，拍拍他的胳膊。她可能是新来的，亨利不认识她。“你是他的朋友还是家人？”为了不打扰谢尔登，她轻声在他耳边问道。
“现在我找到它了，但有个问题——在你能够播放它之前，它还需要一点点修复。”
没人应门，亨利把头探了进去。谢尔登在抬高的病床上半竖立地睡着。曾经结实的面颊，在吹萨克斯的时候曾像气球般鼓起的面颊，如今满是褶皱，皮包骨头。他的手腕上打着点滴，软管沿着他的上臂，绑在他饱经风霜的、皱纸袋般的皮肤上。一根透明的塑料管绕过他的耳朵，挂在他的鼻子下方，把氧气输进他的肺里。
“没关系。”谢尔登说，用颤抖的手指轻触前额，“每晚我都在脑子里奏着那首歌。我听得到。我在那里的，你记得吧？”
入口处装饰着用鹿角制成的枝形吊灯。不错的风格，亨利想，他沿着熟悉的路朝一边的侧厅走去。他没有在护士台停步，直接走到了42号房间，轻轻敲响门。门上方的名牌写的是，“谢尔登·托马斯”。
亨利把手探进包里，拿出那张78转老唱片。它仍放在最初的封套里。他把它拿给谢尔登看。谢尔登伸手去摸索桌上的老花镜时，亨利又把唱片标签上的字读给了他听：“奥斯卡·霍尔登与……”
炉底石疗养院是西雅图西区一所比较好的疗养院，反正在亨利看来是好的——他现在在疗养院方面是专家了。在他不喜欢的那些疗养院方面，他更是专家。那些冰冷的、灰色的地方——像他竭力不让埃塞尔住进去的那些州立机构。那些小窗户的、煤渣砖砌成的建筑，人们聚在那里，孤独地等死。相比之下，与其说炉底石疗养院是一家养老院，不如说它更像一幢纯朴的狩猎人小屋。
“午夜蓝调。”谢尔登抢着说。
亨利从雨中走进炉底石疗养院的回廊，这是西雅图西区的一家疗养院，离方特勒罗伊轮渡码头不远，这个轮渡码头是连接西雅图和瓦申岛的。埃塞尔过世后，他来得更勤了，反正他有大把的时间。
亨利把唱片递给了老朋友。谢尔登将唱片捂在胸口，闭上眼睛，好像在听某处，某时，很久很久以前，奏起的音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