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一定不错。我们走进去，点一些东西带走吧。”
他和谢尔登最终驻足的地方是马库斯·惠特曼旅馆——它一定是镇上最高的一座建筑——的大门口。在那里能清楚地看到里面有一个咖啡店。“你怎么想的？”亨利问。
“打包带走？”
他们沿着街道往前走，擦肩而过的路人好像都注意到了他们，但他们没有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而只是向他们挥手致意。这就更让人困惑了。
“没有任何必要去冒险，亨利，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
“我的意思是，看看吧，你自己就能看出来。没有人真正注意我们。我也没看到橱窗里有‘仅供白人’的标志。”
“有什么能帮助二位的吗？”这位年长的绅士一定是从他们身后的马路过来的。他的问题让谢尔登站得笔直，亨利则躲到了谢尔登的身后。“你们二位不是本地人，对吗？”
“糟，什么意思？”
亨利紧张地吞着口水。
谢尔登看着商店和餐馆的橱窗：“我不知道——也许这里没有我想的那么糟。”
“不是的先生，我们只是路过。事实上，我们这就要回我们的巴士去了……”
“我们去哪儿？”
“这个，既然你们已经来到了这里，不如上去喝杯什么暖暖身子吧。”亨利看到这个男人扭过脖子，望了望街道尽头的公交车站，“看上去你们还有点时间。欢迎来到瓦拉·瓦拉镇，希望你们还会回来看我们。”他递给亨利和谢尔登一个小册子，碰碰帽子，“愿主保佑你们。”
亨利知道谢尔登不是西雅图本地人；他是在塔科马长大的，但出生在亚拉巴马州。他的父母在他五六岁的时候就带着他离开了南部，显然，他看到的已经足够多了，所以绝不想再回去。他仍把成年男子和小男孩称作“先生”，或者触一触帽子，称呼“夫人”。但除此之外，他对南方没有一点留恋。从谢尔登对于瓦拉·瓦拉街上的人的快速反应来看，在伯明翰市他也是这样做的。
亨利看着他走远，心里很困惑。这是什么地方，他好奇着。他认为我是日本人吗？他看看自己的胸章，然后抬头看谢尔登，他正一边挠头，一边浏览那本小册子——脸上是虽然惊讶却放心的表情。那本小册子来自一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堂，亨利知道这个组织为被囚禁的日本家庭提供了慈悲慷慨的援助。他们自愿充任教师和护士。原来，这里有一个更大的会众群体，甚至有一所私立的教会大学。
刚走上人行道，亨利马上感觉到了不自在。好像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他，还有谢尔登。这里视线所及，没有一个有色人种，连一个印第安人也没有。亨利本以为在这样一个以印第安部落命名的小镇上一定会见到印第安人的。事实上，他们遇到的都是沉默寡言的白人，所有的人都好像在留心他们。尽管如此，没有人表现出不友善。他们只是看着他和谢尔登，同时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亨利不安地玩弄着他的“我是中国人”胸章。谢尔登说：“我们去找点东西吃。不要和他们对视，听到了吗？”
他和谢尔登匆匆地吃了一顿咖啡和烤面包的午饭。吃饭时，他们环视周围，和其他的人做眼神交流。并不是每个人都流露出了害怕的神色，有的人甚至也朝他们微笑。
六小时后，他们抵达了瓦拉·瓦拉镇，这是一个以苹果园闻名的农场小镇。亨利和谢尔登有四十五分钟的午餐时间，然后他们就要再次上车，前往双瀑市——然后再前往爱达荷州的杰罗姆镇。他们认为，从那里就能去米尼多卡营了。
他们轻松地找到了营地——不过亨利觉得这种方法有点让人感到黯然。和谢尔登在杰罗姆镇下车后，亨利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了一个巨大的标志，上面写着“米尼多卡战时再安置中心——18英里”。有许多人在登上卡车和汽车，他们都要去往爱达荷州的第七大城市。
亨利想着要在外面睡觉，庆幸自己带了多余的衣服。九月带来了多雨和寒冷的天气，至少在西雅图是这样。谁知道每年这个时候的爱达荷州是什么样子？
谢尔登整理了一下帽子：“再安置中心——他们把这儿搞得像是商会在帮助人们建立新家似的。”
尽管谢尔登态度乐观，亨利还是有着非常现实的担忧。在所有的日本人从班布里奇岛疏散之前，惠子的叔叔和他的家人曾经想在更靠近内陆的地方重新定居——在那些地方，日本人受到的审查要少一些。有的日本家庭被鼓励自愿离开。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样做可以阻止监禁。问题是，没有人愿意向离开城市的那些日本家庭出售汽油，或者租给他们一间屋子。即便确实是空着的地方，也拒绝了他们，或在他们走下汽车的时候，就挂上停止营业的标志。惠子的叔叔只到达了华盛顿州的韦纳奇市，就不得不返回，因为没有人愿意给他加油。他回到了西雅图，和其他人一样，被集中了起来。
“那里现在是他们的新家。”亨利说。
“我们会有办法的。我又不是第一次露天睡觉了，你知道的。”
一个戴护士披肩的女人摇下一辆蓝色轿车的车窗。“你们俩一定是去营地的。要乘车吗？”她问道。
“如果我们到了那里，没人愿意租地方给我们过夜怎么办？”亨利问道。
亨利和谢尔登对视了一眼。有那么明显吗？好像公交车站的每个人都有理由北上。他们俩一起用力点头。
亨利不介意坐在巴士的后面。但出于某种原因，谢尔登好像很怨恨这一点。他不时地发牢骚，说这里是西北部，不是南方腹地，巴士司机没有权利在他和亨利上车的时候用大拇指戳向巴士后部。不过，他们还是去了。走这么远，去一个不了解的地方，已经是潜在的麻烦了。坐在最后一排的好处就是，不会有人在他们后面瞪着他们，问问题。亨利几乎陷进了汽车后部的角落里，望着窗外。那些朝后看的眼睛根本无法与谢尔登对视。
“如果你们要乘车，后面的那辆卡车是装载游客的。”
谢尔登朝一个戴皮毛帽子的沮丧的老女人吹起口哨。她回过头来，朝他皱了皱眉头。
亨利指向一辆巨大的平板式装干草的卡车，上面装着临时的长凳和晃晃悠悠的上车踏板：“那辆卡车？”
亨利打断了他。“应该有九千人被关在那里，那就像一个小城了。要找到营地不会成问题，问题是怎样在那么多人中间找到惠子。”
“就是它。如果你们要去的话，最好快点，他们不会等太久的。”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谢尔登碰碰帽子，抓起行李箱，用胳膊肘推了一下亨利：“谢谢你，夫人——我们非常感谢你。”
“我知道皮阿拉普镇的和谐营是什么样的。只要我们走得足够近，我们不会不知道它在哪里的。”
他们走到卡车后面，爬了上去，坐到一对修女和一名牧师身边，他们正在用像是拉丁语的话交谈，偶尔夹杂着一些日语对话。
“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吗？”谢尔登问。
“看上去好像比你想的要容易，”谢尔登说，把箱子放到两脚间，“也比你想的要大。”
亨利很感激。内心深处，他想省下足够的钱。至少足够三张返程票的钱。他要叫惠子和他一起走。他会把他的胸章给她，努力在探访时偷偷把她带出来。在这个时候，无论什么都是值得一试的。她可以待在金婶婶在灯塔山的房子里，这是他的想法。金婶婶不像他的父亲，她对于她的日本邻人没有疑虑。有一次，她自己这么说的，这让亨利很惊讶——总之，她更宽容，更包容。这是个风险很大的赌博，但这也是他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后的、最好的希望。
亨利点点头，环视四周。视线所及，他是唯一的亚洲人，更不要说在卡车上。但他是中国人，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而且他是美国公民。这必然是有价值的，不是吗？
“没事，亨利，我出城从来没出够。”
朝地平线望去，亨利能看到五英里外的营地。一个巨大的石头烟囱矗立在干旱的、尘土飞扬的田野上。这片田野已经展现出了一个小城市的规划，一切好像都处于建设之中。即便是从远处，亨利也能看见那已经搭建起的一排排巨大的建筑物框架。
“谢谢你跟我一起来。你不用付钱，我够——”
谢尔登也看见了。“那一定有一千英亩，轻轻松松。”他说。亨利不知道那是多大，但是，确实很大。
亨利只是望着窗外，看着西雅图的城市街道变作碧绿的小山，绵延着伸向华盛顿州东西部之间的山隘。他找到谢尔登的时候，他手里的行李箱就是他的朋友所需要的唯一的提示。谢尔登只说了一句：“我去拿我的帽子。”随后他们二人就把东西放到一起，朝公交车站走去。在那里，他们买了两张去爱达荷州杰罗姆镇的往返车票，那是离米尼多卡营最近的一个镇。每张票的价格是十二美元——亨利要拿夏天工作攒下的钱给谢尔登买票，但谢尔登拒绝了。
“你能相信吗？”谢尔登问，“好像从斯内克河上突然升起了一座城市。在这么靠近北部的地方，一切都无比干旱、贫瘠，现在他们竟然要把所有的人都扔在这里。”
“我知道你会做正确的事情。”坐在开往瓦拉·瓦拉镇的灰狗巴士上，谢尔登微笑着说，“我知道你有这种潜质——我从你的眼睛就看出来了。”
亨利瞪着那片不毛之地。没有树，没有草，没有花，连低矮的灌木也几乎没有，只是一片勉强维持生存的土地。防潮纸做成的营房，点缀在干旱的沙漠上。还有人。成千上万的人——绝大多数好像都在建筑物上干活，或者在田地里摘棉花、土豆或甜菜。就连小孩子和老人也在尘土飞扬的犁沟里弓着身子干活。每个人都在积极地劳作。
他提着箱子朝门口走去：“我要去公交车站。我几天后回来。不要不睡觉地等我了。”
卡车笨重地驶过一段坑坑洼洼的路面，刹车一阵尖啸后，卡车嘎吱嘎吱地停住了。乘客们下车的时候，那些营地工人们被指引向一个方向，探访者们被指引向另一个方向。亨利和谢尔登跟着一小群人涌进一间石头砌成的探访室。风吹过来，亨利闻到了空气中的沙土味道，皮肤也感到了沙粒的摩擦。这片土地干旱、令人焦渴，但空气中有种难以名状的味道，有香草的味道，还有将要到来的大雨的味道。来自西雅图的亨利对这种味道是再熟悉不过了，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
走出房间，他感到自己与刚才走进来的那个人完全不同了。母亲看着他，完全一头雾水。
在屋里，他们听到了一通关于可以和不可以带进、带出营地的东西的讲话。像烟和酒，只能少量带进去，但像指甲锉这样明显无害的东西却是被禁止的。“我想，一把巨大的钢丝钳是绝对没可能带进去的。”亨利偷偷对谢尔登说，谢尔登只是点点头，摸了摸脑袋。
亨利朝她挤出一个微笑，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开始数整个夏天存下的钱，还有金婶婶给的红包。他在衣橱顶端找到一个旧行李箱，把足够几天穿的衣服和干净内衣放了进去。
即便一个中国男孩出现在这里是不太正常的事，但在米尼多卡营来来往往的闹哄哄的人群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即便是亨利自己也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他起初还以为自己会被刺刀指着，带进营地去。他们怎么做得到？有成千上万的囚犯要处理。每小时都有更多的巴士运来更多的囚犯。营地还在喘息和蹒跚，寻找它的节奏——带刺铁丝网围栏后的一个正在成长的社区。
亨利一次次地读着最后一行，他的手指在颤抖。他看着母亲，母亲现在在厨房里，用余光看着她。她把手放到嘴唇上，看上去很担心。
“希望你能在我们离开前洗个澡。”谢尔登看着窗外说道，“因为他们在那边挖的正是下水道。”
信的最后写着：“我不会再给你写信了。我不想打扰你。也许你父亲是对的。惠子。”
亨利闻闻自己的袖子，又是汗味又是霉味，和巴士上的味道一样。
剩下的是关于营地生活的内容。他们在那里怎样有了一所学校，她的父亲怎么样。到了每天摘甜菜的时候，他的法律学位没有帮上什么忙。
谢尔登用一块手绢擦着额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他们才能用上热水和抽水马桶。”
他甚至等不及回房间再打开它。他就站在那里，小心撕开了口，读起里面的信。页面的顶端，用铅笔和钢笔画着一个小小的生日蛋糕，涂着水彩。上面写着：“生日快乐，亨利!我不想让你走，但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了，所以你还能怎么做？我不想给你的家人带去麻烦，或者让你和你爸的关系变得更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在想着你。比你所知道的更想你。”
亨利看着在烈日下劳作的那些日本人。这让他庆幸自己和谢尔登是在室内排队。三十分钟后，他们才得到许可，以探访者的身份登了记。终于，一个档案管理员查看起营地记录，看冈部一家是否已经抵达了。
“没关系。”她说，端着洗好的衣物走开了。
“他们是教友派信徒。”谢尔登对亨利说，用头点着工作人员的方向。
他看着母亲，有点不知所措，但没有辩解。
“和卖燕麦粥的那个人一样？”
光看字迹，亨利已经知道卡片是谁寄来的了——来自米尼多卡，来自惠子。她没有忘记他。
“差不多。他们反对战争。现在，他们自愿到营地来，教书，充当护士或是职员——至少我听说是这样。这里大部分的白人都是教友派信徒。不过这里是爱达荷州，所以可能他们中有一些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一样的，我想是这样。”
母亲跟在他后面走上楼来，端着一篮子洗好的衣物。那些衣物是刚从和巷子里其他人共用的晒衣绳上取下来的。“你有一张生日卡。”她用广东话说。她从围裙口袋里取出卡片，递给亨利。那是一个明黄色的信封，稍微有点弯折，有点脏。亨利认得那邮票。
亨利偷看着桌子后面的白种女人。她看上去像是贝蒂·克罗克——平凡，朴素，愉快。
亨利回到家时，父亲在床上，好像睡着了。自从中风后，他打鼾都不像以前那么响了。现在他做的任何事情都好像只是过去那个他的苍白的影子。除了他的责难，像聚光灯一般照着亨利。不管在哪里，亨利都能感觉到。
女人从文件上抬起头来，微笑着说：“冈部对吗？他们在这里。另外还有很多家叫冈部的，不过我想我找到了你们要找的那家。”
不，我不能那么做。现在那么做不现实。
谢尔登拍拍亨利的肩膀。
他是对的，亨利想，我已经到了为自己做决定的年纪了。但是爱达荷州，太远了，太危险了。我有什么权利像那样跑掉，去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谁来照顾母亲？父亲卧病在床，我现在是家里的男人。我甚至必须退学，去工作，来养家糊口。而且，跑掉也是不负责任的。他越想，越意识到钱不是问题。在和谐营工作挣的钱足以支付他的路费，来自金婶婶的意外收获可以支付其他费用。
“朝前走，去那间探访室，”她用手指着那边，“他们会帮助你们完成探访的。这个营地组织得像一个城市，有街道和街区。通常，是用信函和传呼电话的方法安排探访的。电话只有从中心办公室才能打出去，否则就会派一个信使去营地的那个区域，贴一张告示在那家人所分配到的营房外面。”
谢尔登没有再说什么。
亨利竭力想跟上她所说的，他眨着眼睛，用手蹭着前额。
亨利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我要走了。回头见。”他努力挤出一个微笑，然后朝家的方向走去。
“至少要一天的时间。”她说，“因为大部分的孩子都在临时的教室里，大人们在营地里干活。”
“亨利。”谢尔登看着他，从来没有这么严肃过，“你爸爸有他自己的心脏问题，那不是你的错。从他还在中国的时候，从他还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起，他就在自己的脑子里、在自己的心里打起了这场仗。你不能为你还没出生的时候的事情负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干什么活？”亨利好奇地问，他想起了在营地外面劳作的那些人。
“总之我不能离开他。如果他发现我去爱达荷见一个日本女孩，他的心脏会彻底罢工的……”
“就是干活。不是收甜菜，就是建筑。女人们也有许多办公室的活要做。”她说的时候叹了口气，回到了面前的那堆文件上。
“他怎么办？”
亨利填了一张探访惠子的纸条，他们告诉他，惠子住在第17街区——距离米尼多卡营的这一侧不太远。他想给她个惊喜，于是只写了“探访者”，没有填姓名一栏。充当信使的居然是一个走路有点跛的年长日本男人，他拿过纸条，走了出去。
“总之我不能离开母亲，而且我父亲怎么办？”
“可能会花上一点时间了。”亨利说。
“为什么，你现在十三岁了，不是吗？在你爸的眼中，你已经是个男人了。你能做出男人的决定，做你要做的事情。要是我就会那么做。”
谢尔登点点头，看着一群群的探访者拖拖沓沓地走进走出。
“我不能那么做……”
亨利坐在一张硬长椅上，一侧坐的是一位抱着几盒赞美诗集的老人，另一侧坐的是一对年轻人，他们带着几篮梨子。亨利望着谢尔登，看他无聊地捏指关节，心里多么希望他带来了他的萨克斯管。“谢谢你陪我来。”他说。
“灰狗长途巴士，孩子!要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给你看吗？我们去乘巴士。我现在别的没有，时间倒多得很。我们找个周五出发，周日就回来了，你几乎不会耽误学校的课或别的什么。”
谢尔登拍拍亨利的膝盖：“这是我需要做的。就是这样。你爸知道你来这里了吗？”
“神奇大狗……”
亨利肃然地摇摇头：“我告诉了母亲我要离开几天。她一定知道的。我想她并不知道我在这里，但她知道的已经够了。我并不是说她喜欢这样做，但她确实让我走了，而且什么也不问——她所能做的仅此而已了，我想，这是她帮助我的方式。她会一直担心的，但她没事。我也没事。我必须来。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惠子了，我不希望我在和谐营所说的，或没说的，成为她从我这里得到的最后的消息。”
“那我们去看她吧——他们那里一定有探访时间，就像在皮阿拉普镇时一样。我们俩跳进神奇大狗的肚子里，去看她吧。”
谢尔登看着人们来来去去：“你还有希望，亨利。等着瞧吧。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总是有希望的。”
“我能在地图上找到它……”
这个“一段时间”持续了有六个小时，他和谢尔登等啊，等啊——有时候在石头探访室里面，有时候则在外面踱来踱去。雷雨云已经滚了过来，天色变得昏暗，其实离黄昏还有好几个小时。
谢尔登噘起嘴唇，长长叹了口气，合上他的萨克斯盒子，坐在亨利身边冰凉的水泥路沿上。“你知道米尼多卡在哪里，对吧？”
最后，亨利拍着行李箱，看着一个写着探访时间到五点半为止的标志。“快到回去的时间了。我们留下了我们的信息。她一定还没看到它。”但我们明天还会来的，她很快就会发现它的，他想。
亨利打断了他：“我连她的地址都不知道。是我让她走的，她连信也没有写给我。”
外面，密集的、大滴大滴的雨点落到干渴的土地上，也敲打着那些临时搭起的屋子和还没建好的军营的铁皮屋顶，奏响一片悠扬的鼓点声。人们四散寻找着避雨的地方。亨利想着那些防潮纸做的屋顶和没建好的屋子。他希望那些地方都是空的，他希望营地里的居民住的都是建好了屋顶的那一排排房子。
谢尔登用手指按着萨克斯上的键，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那么，你找些笔和纸，写信给她——”
“那边有一辆载游客的巴士。”谢尔登用一只手指着，另一只手扶着头顶上用来遮雨的箱子。这场雨已经变成了倾盆大雨。雷声朝远处滚去，但没看到闪电。天还没那么黑。
“不——是我让她走的。虽然我送走了她，可我甚至没有真正地说一句再见。”
亨利努力想象着惠子现在在做什么。和其他日本小孩一起从学校回家。那该是多么奇怪的一群人啊——有的只会说英语，有的只会说日语。亨利想着惠子和她的家人住进只有一间屋子的营房，挤在一个管式火炉旁取暖，雨水从屋顶上的洞滴进下面的桶里。他想象她在播放他们的奥斯卡·霍尔登唱片。她会想到我吗？她会像我现在想她一样想我吗？她会吗？不，亨利对她的思念太深，以至于看到了西雅图街道上的她，听到了她的声音。纯真的、小小的身影。闪着光，说着纯正的英语，像现在一样，在暴风雨的滚滚雷声中，喊着他的名字。好像她就在那里一样，好像她从不曾离开一样。他多么喜欢听她叫他的名字!
“亨利，无论你让不让她走，她都是要走的。不是你的错。”
亨利。从他们在厨房见面的那天开始。亨利。到他无助地看着她和她的家人登上开往和谐营的火车的那可怕的一天。亨利。最终，当他说再见，让她走，不想把事情弄得更复杂、而想做个好儿子的时候，她用他从没见过的有所保留的、谨慎的方式说了再见。
“是我让她走的。”
那声音这些周以来一直萦绕在他的耳边。
“我们都感觉到了，孩子。看到所有人被那样地集中起来，对有的人来说，那是足以延续一辈子的伤心。在这里，在这个所谓的国际区——你、我、菲律宾人、正在来到这里的韩国人，甚至一些犹太人和意大利人，我们都感觉到了。但你，你所受到的伤害跟我们不一样，你看着她走了。”
“亨利？”
亨利飞快地偷看了谢尔登一眼：“什么？有那么明显吗？”
她在那里。站在雨里，站在已经关门的石头砌成的探访室的外面，站在紧锁的大门和一排排带刺铁丝网的后面。她穿着那条黄裙子和一件灰色的毛衣，湿答答的衣服从她小小的肩头垂下来。她跳过泥水坑，奔到围栏边。“亨利!”她的手里握的是信使传递过去的那张皱巴巴、湿漉漉的纸条。
“噢，我已经很久不被别人叫‘年轻人’了，不过，孩子，”他说，“我能在你的眼睛里看到他。我知道你想努力换上一副勇敢的面孔——那副面孔可能连你妈妈也没见过。但是我，亨利，我这辈子见过太多的不幸了。我知道你的感觉，你的感觉很糟。”
亨利的眼睛全湿了，他用衣袖抹去脸上的雨水，把手伸过他们倚靠的围栏，握住她的胳膊。他的手滑了下去，拉住她的手——虽然下着冰凉的雨，她的手却温暖得令人难以置信。从带刺铁丝网的空隙之间，他的额头压上了她的。他们靠得如此近，惠子眨眼的时候，亨利几乎能感觉到她的睫毛。尽管雨水沿着他们的脸颊滚落，浸湿了他们的衣领，但他们的亲近让他们的脸差不多还是干的。
亨利无精打采地坐在路沿上。谢尔登把他的空午餐桶递给他。
“你来这里做什么？”她眨掉顺着一绺湿发滴进她眼里的雨水。
“我去过爱达荷州，没那么糟糕。几年前，在执行禁酒令期间，我有个堂兄越过州界运酒去过波斯特·福尔斯。那里很美，那里的大山啊什么的都很美。”
“我……我十三岁了。”亨利不知道除此之外他还能说什么。
亨利摇摇头，努力掩饰自己内心的沮丧。
惠子没有说话，只是把手伸过铁丝网，用胳膊搂住他的腰。
“有那边的什么消息吗？”谢尔登看到亨利，用下巴指了指东边，爱达荷州的方向，米尼多卡的方向。
“我离开了家。我来这里见你。我年纪够大了，可以为自己做决定了，所以我和谢尔登乘上了一辆巴士。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亨利追随着谢尔登清晰的萨克斯乐声和这些天来总陪伴着他演出的雷鸣般的掌声，又一次孤单地走回到唐人街的黑铁拱门处。谢尔登是在南杰克逊街附近的小夜总会里演出。奥斯卡·霍尔登现在因为公开演讲反对日本城居民所受到的对待，名字出现在了一张警方的监视名单上，很难得到演出机会。这就是说出你的想法的代价——失去让人听到你的歌声的能力。一场悲剧，亨利想。不，不仅仅是悲剧，这是犯罪，偷走了他的能力。他的唱片已经脱销，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值得收藏的东西，即便是一阵子。
亨利低下头，惠子栗棕色的眸子里好像反射着九月灰色的天空中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某种从内心开始焕发热量的东西。
放学后的工作也让亨利感到空虚，回家的路也那样孤寂。他所能做的只有想念惠子，想着有她在身边的时候，他曾多么快乐。还有他说再见的时候，看着她擦眼泪，他的心里是何等麻木和伤悲。他后悔看着她走，但他更后悔没有告诉她自己是多么在意她。她对他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他的父亲是一个可怕的交流者。在反抗父亲的愿望和父亲的方式之后，他憎恨自己和父亲并没有太大不同这一事实——不管在哪方面。
“对不起……”
亨利很少再见到查斯了。自从在日本城恶意破坏房屋被抓住后，他就被雷尼尔开除了。据说他现在上的是贝利·加特泽特小学，那是蓝领工人的孩子上的一所学校，他还是在那里欺凌弱小。偶尔亨利会在城里见到他和他的父亲一起，但也仅此而已。他会朝着亨利龇牙咧嘴地笑，但亨利不再怕他了。亨利想，查斯现在的样子将会是他这辈子的样子，痛苦而且失败。另一方面，亨利仍感觉他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
“对不起什么？”
特别是在学校，秋期开学了。还有两年亨利才能去加菲尔德高级中学上学。他听说那儿没有种族歧视，大多数的中国人和黑人孩子都去那儿。和雷尼尔不同，那里有多种族组成的班级。而在雷尼尔，他又一次成为唯一的一名非白人学生。午餐时，他还是在厨房里和比蒂太太一道工作。她从来没有提起过惠子。
“我没有说再见。”
惠子已经走了一个多月了。她是8月11日随和谐营的最后一批囚犯一起离开的，目的地是米尼多卡。她再没有写信来。当然，没人能肯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那里没有邮寄服务。或者，也许亨利说的那次再见的意思太明显了，她已经把他放到一边，朝前看了。她永远地忘掉了他。无论怎样，他是如此想念她，想到心痛。
“你说了再见……”
偶尔亨利会发现父亲在看他，但一旦被发现，父亲很快会转过头去。亨利想说点什么，他为自己的不听话、为自己导致了父亲虚弱的身体状况而感到内疚。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他父亲的儿子，他也一样倔强。
“不是用我该说的方式说的。我太担心我的家人，担心所有的事情。我糊涂了，我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再见。”
亨利的父亲要么躺在床上，要么坐在轮椅上，由母亲推着在公寓里走，或是停在收音机前，或是偶尔停在窗户前，让他能够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他什么也不和亨利说，只和亨利的母亲耳语，母亲则是一切都尽可能地顺着他。
“所以你赶了这么远的路，来到这里，只是要对我说再见？”惠子问。
亨利的生日并没有怎么大肆庆祝。母亲做了年糕，她一般只在特别的节日，如过年的时候，才会做这种糯米甜点。他的大家族中的婶婶和堂兄妹们过来吃了一顿饭，菜色是豆豉鸡和蚝油菜心——都是亨利爱吃的。有钱的金婶婶给了亨利一个利是封，里面装着十张崭新挺括的一美元钞票，这是他一次性收到的最多的钱。她也给了亨利的母亲一个。母亲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但没有打开它。这时候亨利才意识到，如今父亲卧病在床，可能是金婶婶和她的丈夫赫伯在帮助支撑亨利的家。
“不是。”亨利说，内心有点触动。冰凉的雨浇在他身上，但他已经感觉不到了。他用手温柔地搂住她的腰时，他的夹克被带刺铁丝网钩住，挂烂了。他的手指摸到了她湿透的毛衣。他向里面靠着，额头压着冰凉的铁丝网。不知那里是不是有什么尖锐的东西，他已经感觉不到了。当惠子也靠过来的时候，他只感觉到了惠子的脸颊，被雨淋湿的脸颊。
一个月后，亨利长大了，至少他感觉如此。他满十三岁了，两代人以前，中国的许多劳工在他这个年纪就已经离开故土，开始在美国寻找金山——寻找财富。也是在他这个年纪，父亲找到了一份工作，父亲认为这个年纪的男孩已经是男人了。这个年纪的女孩也是女人了，包办婚姻常常就是在十三岁这么早的时候定下的——女孩受的教育一般也就到这个年纪为止了——当然，只有那些结得起婚的人才会这么做。
“我来是为了这个。”亨利说。这是他的初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