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兹百货公司是去不成了，亨利在这片区域不会得到信任。黑麋鹿夜总会还在关门停业，所以也没希望找到源头——奥斯卡·霍尔登本人，去买一张新唱片。亨利一脚踢开人行道上的一个罐子，他的胃因沮丧而纠结起来。
宣传照片上是好莱坞的大明星——哈罗德·休伯和琼·杜普雷，都装扮成日本人的样子。他们扮演的是帮助密谋轰炸珍珠港的间谍和阴谋家。从潮湿的人行道上四处散落的票根和烟蒂来看，这场电影是个大热门。
也许可以找谢尔登？
他有钱——为什么不买张新的？那比妄图破门进入这家旧旅馆要合理得多。可当他从日本城往商业区和罗兹百货公司走去的时候，他感到这个办法也似乎不会有结果。他很怀疑他们不会把唱片卖给他，特别是在上一次他和惠子经历过那些麻烦之后。在经过海军上将大剧院的时候，这样的怀疑更深了。大遮篷上重点推荐的是一部新电影，名叫《美国的小东京》，它激起了他的好奇，也让他变得更加谨慎和紧张。
亨利弯弯拐拐地回到南杰克逊街的方向，谢尔登有时候星期天的下午会在那里演奏；特别是有新的船只来到城里的时候，会带来焦躁不安的水手和他们在附近的约会。
但是，他怎样才能真正弄到那张唱片呢，在他经过市集，朝日本城走去的时候，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在南部主干道上走过两个街区后，他站在了用木板封起来的巴拿马旅馆的正面。不可能进得去——除非亨利瘦弱的肩头上肌肉再多点，再加上一根铁撬棍。就算他真的进去了，唱片又会在哪里呢？
他往回走的时候又经过了巴拿马旅馆。他从没得到过许可走进去的巨大的大理石入口如今被木板封了起来。亨利看看母亲给他的购物清单。在父母担心他晚归之前，他可能还有三十分钟的时间。
沿着南国王街朝第七大道和中国市集走去的时候，亨利想着要为惠子的生日准备什么东西——除了用来写字的纸、用来做窗帘的布，还有他下定决心非找到不可的奥斯卡·霍尔登唱片以外。前面两样很简单。他可以在这一周内的任何时间去第三大道的伍尔沃思商店买到信纸和布料。他也知道唱片在哪里。但她想要什么作为生日礼物呢？他能买到什么东西可以在营地里显得别具一格呢？他把跟着比蒂太太干活挣的钱全都存下来了。他该买什么？要不买一本新的速写本，或是一套水彩颜料？没错，他越想越觉得美术用品最完美。
亨利想着一定有后门可以进去，于是溜进了同样被封起来的空无一人的托戈职业介绍所背后的小巷。小巷里也堆着箱子和高高的行李，还有一摞摞的衣服和旧鞋子。这些是没人要的、被扔出来的东西，但这片区域的垃圾清理服务明显已经取消了，所以这些东西还留在这里。亨利在旅馆背后寻找起了货运入口或消防梯，要是找得到，他就可以爬到二楼那些玻璃被砸碎的窗户那里了。
在亨利继续他的双语争论前，母亲进入了厨房递给他一张购物清单和几块钱。在要买的东西不多的时候，她时常差遣他去市集，而且，亨利在讨价还价上还似乎颇有一套。亨利拿过单子，又拿了一个蒸肉包在路上当早餐，然后就走下楼梯，走进清冷的晨风里，心里因为能离开家一会儿而感到十分轻松。
入口没找到，他却看到了查斯、威尔·惠特沃思，还有一小群也在试图寻找入口的其他男孩子。他们望着二楼窗户，指指点点。有些人在扔石头，有些人爬上了留下了的那些箱子。有个男孩，亨利没认出他是谁，他发现了一箱餐具，便开始朝着一堵砖墙扔它们，把它们砸得稀烂，精致的瓷器变作碎片，四散横飞。
回中国去这个念头很可怕。对于亨利来说，那是外国，没有爵士乐、没有漫画书、没有惠子的外国。他想象着住在叔叔家的房子，或者不如说是一个窝棚里，因为不够“中国”而被本地孩子嘲笑。和这里相反，在这里他是不够“美国”。他不知道哪个更糟。相形之下，惠子的处境虽然凄凉，却似乎比他要好。亨利发现自己竟然感到一种嫉妒的痛苦。至少她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目前是这样的，至少他们互相理解，至少他们不会把她送走。
亨利还没来得及喊叫或是逃跑，他们就看见了他。开始是一个，然后是全部。
“啊？”父亲问道，“不，不，不——回广东去。”
“那儿有个小日本!”一个男孩吼道，“抓住他!”
“那我在雷尼尔的奖学金怎么办？和别的孩子一样去国王街的那所中国人学校上学，不行吗？如果我不想回去呢？”亨利说出这些话，他知道父亲只听得懂一点点：奖学金、雷尼尔、国王街。
“错了，那是个中国佬。”威尔说。所有的男孩本都已经朝着亨利的方向包抄过来，听到威尔的话，都停了一下。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好像生日、圣诞节、中国的春节都正好赶到一天去了。好像这会是一个受到欢迎的消息。父亲在中国度过了他的大部分学生时光，受完了教育。这是预料中的人生大事。把孩子送回去和亲戚们住在一起，上中国的学校，大部分的家庭——像亨利这样的传统中国家庭——都是这么做的。
查斯接掌了局面。“亨利!”他微笑着，似乎高兴大于惊讶，“你的女朋友在哪儿，亨利？如果你是在找她的话，她可不在家——你的黑鬼朋友今天也不在附近，对不对？”他奚落道，“你最好要适应我。我爸会买下这里所有的房子，所以我们最终会成为邻居的。”
“不过，我们还是有好消息。香港是平安无事的。日本人被遏制在北方好几个月了。下个学年，你就可以回广东去上学了。”
亨利感到膝盖有点不稳，但他的牙关咬得比拳头还紧。有堆垃圾上躺着一把旧扫帚柄，几乎有亨利的身高那么长。他双手捡起来，像握棒球球棒一样握住它。他挥动了一下，然后又挥动了一下，又轻又坚固，坚固得足以把查斯的头击出一个曲线球。
亨利从父亲的眼神中，从他凝视地图的眼神中看到了矛盾的情绪。那是悲与喜的交织。胜利与失败的交织。
所有的男孩都停住了脚步，除了查斯，他还是一步步地靠近亨利，保持在亨利的临时球棒所能击打的范围之外。
父亲还在继续说，他是在跟自己说还是在跟儿子说，亨利并不知道。“不只是补给，还有飞机。飞虎队帮助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但侵略者现在在摧毁一切。日本人在大肆屠杀，折磨成千上万的人，烧毁一个又一个城市。”
“滚回家去，查斯。”亨利嗓音里的愤怒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他感觉血液从自己握着扫帚柄的双拳上渐渐流失，指关节全都变成了白色。
难道你不是美国人吗？亨利想。难道我们不是美国人吗？难道他们不是从我们这里得到补给吗？
查斯装出彬彬有礼的样子，柔声说：“这就是我的家。这是美利坚合众国——不是东京合众国。我爸爸可能最后会拥有这一整片地方。你要干什么，和我们所有人较量？你认为你能打败我们所有人？”
“它的意思是‘三道小光线’——开个玩笑而已，”父亲用广东话说，“日本人把这叫作‘三把火’。他们说的是：‘杀光，烧光，抢光。’他们关闭了通往缅甸的公路，但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我们最终得到了补给，来自美国人的补给。”
亨利明白自己完全没有可能打败他们七个。“你们最后可能会抓住我，但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个人会瘸着腿回家。”亨利挥动“球棒”，在他和查斯之间那片肮脏的、布满沙砾的路面上砸得砰砰作响。他清楚地记得在火车站外面拜查斯所赐的擦伤的面颊和青紫的眼睛。
几个月前他和父亲就习惯了一种无须沟通的模式。每当父亲为什么而感到悲痛时，亨利都能感觉到；他所需要做的，就是问一个问题。即便是用英语问，只要语调听起来像一个问题，他就能得到某种解释。
后面的男孩们犹豫起来。他们退却了，扔下从巷子里偷的东西，转身跑开去，逃过转角处。亨利疯狂地朝查斯挥动“球棒”，查斯也往后退了，他看上去面色苍白，甚至有一点害怕。他的平头上翘起的发梢好像也蔫了下去。查斯一句话也没说，朝他们俩之间的地面上吐了口口水，然后走开了。
“那是什么意思？”亨利问道。听起来好像是“三道光线”。
亨利握着扫帚柄，把它杵在路面上。他的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心脏剧烈地跳动。他感到腿有点瘸。我做到了。我打败了他们。我勇敢地抵抗了他们。我赢了。
“早晨。”父亲说的是广东话。他用已经磨损的指甲敲击着地图上的一个位置，并一直用广东话说着一个短语，但亨利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三光政策。”他一次又一次地说。
亨利转过身，一头撞到了一个士兵身上，确切地说是两个士兵——胳膊上戴着军警的臂箍。他们的来复枪在肩头上晃动着，每个人的手腕上还缠着一条短短的皮带，上面垂着一条长长的黑色警棍。一个士兵低下头，用警棍戳戳亨利的胸口，敲敲他的胸章。
“早上好。”亨利说。
亨利手里的扫帚柄掉落到地上，砸出木头的咔嗒声。
亨利在厨房里找到了仍身穿睡袍的父亲，他正凝神注视着一幅出自《国家地理》杂志的中国地图，这幅地图是他一直以来追踪战事的地方。地图贴在一块软木板上，插在地图上各个位置的彩色大头针标志着主要的战役——蓝色表示胜利，红色表示战败。新插上了几枚蓝色的，不过，父亲还是在摇头。
“不许再抢东西，小孩。我不管你是谁——走开。”
现在他要做的事情是，在下个星期六之前找到一些东西，带回和谐营去。但奥斯卡·霍尔登的唱片怎么办？那将会是一份很好的生日礼物，他想。如果能找到的话。
亨利朝后退去，然后转身拖着发软的双腿，能走多快就走多快，走上南部主干道，然后又飞快地往杰克逊街——谢尔登所在的方向奔去。他看见潮湿的路面上和水坑里反射着他想要躲开的警车顶灯。朝后看去，看见查斯和他的朋友们正坐在人行道上，接受一个警官的讯问；警官拿出一本记事本，忙着记录什么。看上去，无论查斯想找什么借口，警官都不会买账。近来这里发生了太多的恶意破坏和抢劫。现在，他被抓了个现行。
星期天早上，亨利醒来的时候，竟有种重生的感觉，虽然他才只有十二岁——确切地说，快满十三岁。他找到了惠子。他和她见了面。虽然那只是一个泥泞的监狱营地，但不管怎么样，能知道她身处何方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