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之摇摇头，把手伸进他蓝色竹布长衫中，手心滚烫，像一只烧热的铁鱼，他摸了一阵，最后停在那里，轻声道：“我想吃你。”
济之下班时天色已晚，二人上了黄包车，胡松问他道：“你想吃什么，要不我俩去吃鸭子。”
第二日中午，胡松方从鼓楼回到家中，他折腾整夜，却神清气爽，济之只请了半日假，刚才起床便叫了车去医院，胡松则说自己想走回去。初夏时节，天高气爽，日头虽烈，一路从树下走回，却只觉日光和风都只从叶间漏过，之前那个同余立心一道正在慢慢死去的人，又从这条路上活转回来。还未到门前小路拐角，就见张家骐的大黑福特停在那里，在车旁等候的听差认得胡松，见了他连忙迎上，道：“胡先生回来了，我等了好一会儿了。”
那日他们到底是没去吃鸭子。张家骐走后，胡松亦没有回去，济之还需看诊，他就找了几本西洋画册，歪在小花园的石头长椅上翻书，园中满植晚香玉，香气馥郁，蜂蝶成群，一只小小雪白哈巴犬，一动不动伏在他脚下，像不知哪幅画中的场景。胡松许久许久没有这样无所事事的午后，墙外匆匆世事统统与己无关，余下的人生所有，不过在这里等着济之。
胡松讶异道：“家中没人吗？我家老爷难道不在？”
张家骐见胡松在一旁默不作声，拍拍他的肩膀，道：“胡松兄，你放心，前面这段是我混账，只想躲过去，躲得一时是一时……但现今我算是明白了，躲是躲不过去的，该还的债总是要还，该跪的时候我也得跪……但你呢，跟我得反着来，别什么都想自己扛着，别人的事情自有别人操心，你好好操心一下自个儿……有些人呐，就像有些事，就那么一点点时辰能抓住，这回溜走了，以后就再没影儿了。”
那人笑道：“在的，余老爷在，但我家少爷说了，东西得亲自交到胡先生手里。”
济之抬起头，见张家骐虽满面笑容，却并无戏谑，反有一种郑重之意，他心中一热，轻声道：“张公子，谢谢你。”
胡松道：“什么东西？”
胡松愣了愣，济之面皮一点点红起来，假意仍在看骨头，脖子重到抬不起。张家骐见他们这样，扑哧笑起来：“行了，北京城里爱得死去活来的青衣花旦，戏里戏外我见得多了，因缘天定，难得有情，谁拘你是男是女……你们别怕，乱成这样，谁也顾不上谁，你们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想怎么逍遥就怎么逍遥。”
那人这就叫了司机，从车上搬下两个大箱子，道：“我家少爷说，请胡先生原谅，里头只有一万元，还有一万元的债他没有忘，但最近实在再挪不出了，原想把雅墨斋还到你手上，但昨日一清点才发现已经出了手，只得烦你再宽限宽限，他欠着胡先生这个人情。”
说完鸭子，大家都松下来，胡松陪张家骐换了药，济之仔仔细细看了骨头，说没什么关系了，也不用再换药，过了五日，把纱布绷带扔了便是。张家骐看看济之，又看看胡松，叹口气，道：“你们还是走吧。”
胡松见他说罢开了箱子，里头宝光流转，满坑满谷的银元，连忙作揖道：“惭愧，钱是我家老爷的，你家少爷哪怕真欠人情，也是欠给老爷，我是个下人，如何受得起。”
胡松本是愁肠百结，被他逗得笑起来，道：“行，张公子，你要吃多少鸭子，我就陪你吃多少鸭子。”
那人笑了笑，道：“胡先生，我才真正是个下人，我家少爷没把你当下人，我怎敢把你当下人。我家少爷要还你的钱，我就来还你的钱。我家少爷说欠的是你的人情，那我就同他一起欠你的人情。”
张家骐摆摆手，身子歪了歪，真的开了口，倒还是当年那个浑不吝的张公子：“嗬，我没事，就是越忙越想吃，天福记的酱肘子啊，我现今一口气能吃俩……胡松兄，等会儿有空没有，咱们一同去便宜坊吃个鸭子。”
胡松一时间极是感动，道：“你家少爷是个好人。”
到了换药那日，胡松早早去了医院，张家骐已在那里，跛着一只脚，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身边也没有个下人照应，他见了胡松，挣扎着站起来，惨然一笑，似是想说点什么，嘴唇动了又动，却仍没说出一个字。不过大半年未见，分明万事扰心，他反是胖了一圈，满脸油红，原本像是描出来的狭长眼睛，被面上新增的肉挤得睁也睁不开，远远看去，当年白面长身的翩翩公子全然不见踪影，胡松心中一酸，几乎落下泪来，道：“张公子……你……你要保重。”
那人叹口气，道：“是啊，我家少爷是好人，但现今这个时世，好人往哪里走都是走不通的。”
张家骐则哼道：“你以为，一个乱世，遍地丧家犬，怕是想闷也闷不成。”
那日之后，胡松亦只能从各路小报上读到张家骐的消息。大梦初醒的张公子终是走通了一条路，那年八月京兆各县频出水患，袁世凯任大总统时的总理熊希龄在因涉嫌热河行宫盗宝案辞职后就一直未涉政坛，此次水患，他被特派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的善后事宜，张家骐出面捐了现银十万元、交通银行钞票十万元、公债二十万元，为其创办香山慈幼院收养难童，熊希龄则出面为张镇芳各方周旋。这笔钱捐到位后，张镇芳旋即因病保外就医，入了当时陆军部次长徐树铮军医方石珊所办的首善医院，徐树铮亦曾亲身前往医院探望，虽二人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那年年底，张镇芳已被发交曹锟军前，“随营效力”，就此重获自由身。
出事之后，胡松去找了三次张家骐，但张府上下乱成一团，门口连个通报的人都没有，只有几个黑着脸站岗的军警。胡松也知道，刚过弱冠之龄的张家骐正上下奔走，冀望能营救父亲，报上有消息称，张公子正在四处筹钱，已卖了手上好几张石涛、朱耷，当中有张唐寅，本是宫中流出的乾隆藏品，本值个七八千元，被他草草三千就出了手。这张唐寅名为《事茗图》，是当年他通过胡松介绍的路子到手的东西，有涉茶事的画品本就少见，这张偏偏是唐寅送给一名为陈事茗的文友的，一语双关，颇有雅趣，画中“事茗”二字还是文征明的墨宝。张家骐得了这画，高兴了好一阵，特特卷了给胡松看上头的题画诗，“日长何所事？茗碗自赏持。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胡松似懂非懂，只笑道：“老了若真就这么喝茶，也闷死人。”
胡松早饭时读到报上新闻，不由赞道：“张公子真是能屈能伸，平日看着也就是个京城里的纨绔公子，一出了事，该顶上就能顶上，该疏通就四处疏通，张镇芳命好，抱了这么个儿子，比亲生的还强。”
济之又点头，道：“起先没认出，后来我摘了口罩。他认出是我，就不住叹气，也不说话，快走了才像突然想通了，特特来跟我说，他过三日会来医院换药。”
这日家中人齐齐整整，都围坐一桌吃饭，已是凛冬时节，墙角烧了火盆，炭火有人照料，整夜不熄，屋内明明热得人人都脱了棉衣围脖，但不知为何，仍有一股清冷之意。楼心月这两年在人前本就愈发不肯言语，只默默把葱油花卷掰开了，让宪之自己边玩边吃，她自己缩在一旁，胡乱吃了个馒头。余立心和济之都在闷声喝粥，面对面坐了大半个时辰，二人一句话没有，自胡松给了允诺之后，济之大都回家吃住，起先他也有尽力，有意想让父亲欢喜，但余立心并不领情，反倒时常像个生人般打量济之。
胡松道：“你给他包的？他认出你没有？”
济之渐渐也乏了，私下只跟胡松道：“我父亲啊，看着好像还是全须全尾一个人，里头应该是已经全坏了。医院里来过这样的人，拖着长辫，小皇帝退位时疯一回，袁世凯死再疯一回，到张勋一败涂地，就彻底疯了，说是疯了吧，外人也看不出来，只亲近的人知道哪里不对劲，这种病治是没法治的，来医院看的那几人，药也开不出来，也都回去了……松哥哥，你整日跟着他，难道没感觉？”
济之点点头，道：“前天来了我们医院，包扎伤口，不是什么大事，说是走路不当心，摔了一跤，扭了脚踝，破了一点油皮。”
胡松不答，只将赤着上身的济之搂了搂，伸手去拉熄电灯。胡松自是有感觉，余立心这几月，确是越发沉郁，在家极少开口，一开口便是斥人，连宪之在面前玩耍，也挨了两次打。楼心月不敢言语，收拾出了一间南房，和宪之睡在那边，除了早上这顿饭，和余立心已是不怎么能打上照面。有时宪之嚷着要上天台玩耍，她跟着上去，只见满目凋零，电线虽是剪了，也无人收拾，胡乱搭在半枯的葡萄架上，那座紫红天鹅绒沙发不知从何时开始就忘记盖上油布，晒了整个盛夏，又经了几场暴雨，现今已是破破烂烂不成样子，露出里面黑漆漆棉芯。宪之爬上去，把棉花一朵朵抠出，又吹到半空中，像下了一场污脏的小雪。楼心月坐在一旁，也不知叫宪之住手，只呆呆看着这眼前一切，那个让人耳热心跳的夜晚，也不知是不是前世记忆。
胡松一怔，半晌反应过来，急急道：“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莫说楼心月，胡松自十五岁后学着替余立心管井上琐事，快二十年时间，二人几是形影不离，但余立心这几月早出晚归，时常连他也不知去了哪里。他们在北京也已基本没有什么生意需打理，胡松突地闲得发慌，只得专心和济之腻在一起。济之在医院出诊时，他则在北京城内外乱逛，坐在永定门外的小吃摊儿上胡吃，往日北方小食并不合他脾胃，家中厨子是特意在京城找的川人，四季小食不断，蒿蒿粑、叶儿粑、黄粑、井水凉面、担担面、红糖锅盔、红糖凉糕……每日晚上厨房都变着花样上消夜，这两年渐渐大家都吃不下什么东西了，东西做好了，也就是给下人们胡乱分掉，厨子也失了兴致，越做越粗，凉面坨了，叶儿粑的馅儿没有放笋丁。但现今胡松突地胃口大开，也不拘什么东西，驴打滚、艾窝窝、糖卷果、姜丝排叉、糖耳朵、面茶、馓子麻花、蛤蟆吐蜜、焦圈、糖火烧、豌豆黄、炒肝、奶油炸糕……他一家家吃下来，还时常给济之带回去两个火烧，几块豌豆黄。有时走得远了，到了崇文门外，时常遇上百十头骆驼的驼队在护城河边卸货，北京进出城运货，数百年来用的都是骆驼，由内蒙、西北和远郊山中运回火炭、果子、山货和皮货，再往外运出煤油、盐巴、布料、药材和茶叶。驼队里的骆驼多是骟驼，性子温顺，一头一头用缰绳牵起，驼队的最后一头骆驼需系上唤作“报安铃”的铜铃，拉驼队的把式骑在头驼上，若是听不见报安铃声，就知后头出了事。
济之也不答他，只忽地道：“张家骐最近受了伤。”
前两年袁世凯事败之后，余立心曾让胡松陪他去雍和宫上香祈愿，也不是什么日子，雍和宫里密密匝匝的香客，排了两个时辰才勉强进了大殿。出门余立心仍觉闷气，就没有坐车，二人往东走了两里地，走到俄国人的教堂，门口停了一个驼队，几十头骆驼仍是一头排一头，规规矩矩地低头吃草料，几个俄国男子正用满语和驼队把式闲谈，胡松入京后粗通满语，听到他们是想进一批丝绸和香料。这地方本是一座关帝庙，康熙皇帝时拨给了俄国人，中间改了两次名，现今俄国人叫它圣索菲亚教堂，但从外头看去还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庙宇，周边的人只称它“罗刹庙”。当年康熙皇帝收复雅克萨城，先俘了一批俄国人，又另有一批俄国人慑于天威投靠，这些人分别被安置于盛京与北京，在北京的被编入镶黄旗，是正儿八经的八旗子弟，分了宅地田产，大都住在这附近。
胡松又是叹气，道：“济之，你也知道我是怎样的人，你父亲现今处处艰难，若我真的扔下他，和你远走高飞，你说，我还是不是我？若我真是那样的人，你还要不要同我一起？”
胡松听了半晌，轻声对余立心道：“那把式嫌俄国人要的货少，说驼队只做大宗生意，俄国人就还在纠缠，说看他们的货好，愿出高价云云……咦，这些俄国人怎么有满人名字？”
济之听得心动，又已不敢再信，咬牙道：“两年前你就这么说了。”
余立心道：“这有什么稀奇，当年俄国人入京，清廷将步军统领衙门关押的女囚犯分给他们做妻子，俄军将领还能娶到官宦女子……别说满人名字，有些混了血的俄国人如不是金发碧眼，走在街上谁也认不出是洋人。”
胡松轻轻挠他手心，道：“答应你的事情我自然记得，待我把盐业银行这笔钱要回来，再把北京的生意都处理了，你父亲回了孜城，我们就能走……到时候你想去哪里，咱们就去哪里。”
话音未落，后头不知怎么来了一只獒犬，十几头骆驼受了惊往斜里乱奔，那报安铃忽近忽远，把式听了，连忙骑上头驼去找，剩下的骆驼训练有素，倒是仍停在原地。余立心突地叹了一口气，道：“这个法子倒是好，我们做生意，其实也是前拉后扯，一发而动全身，若是也能这般有个声报平安就好了。”
济之惨然道：“但你就可以不管我，你答应我的事情……”他语带哽咽，大概又有气又委屈，竟是说不下去。
胡松道：“也得前头把式听得见，这样几十头骆驼倒是好说，要是再多，恐怕就得把驼队分开，再多找几个把式，一人管一摊……事儿一多就会乱，任谁也管不过来。”
胡松过了半晌方道：“多年养育之恩，我总不能不管他……”
余立心当日就有些不愉，沉声道：“按你这意思，但凡生意做大了，就得分家不成？”
济之道：“他如此折腾，如何能容易？只怕以后只会越来越不容易。”
胡松当时被顶得一愣，随口说了几句拉扯过去。但他心中已隐约知道，当年那个忙时把井上井下的账本全盘交托给自己，还时时提到亲生儿子指望不上，望他能接管慎余堂生意的义父，已对自己生了疑心。胡松自是怅然，也不是没有想过，索性和济之一走了之，但之后事情一件带出一件，余立心越发乖戾，在北京的生意银钱，像流沙一样散开，胡松总想，过了这一阵吧，过了这一阵，就和我没关系了，待我还了该还的债。
胡松又去牵他，轻声道：“最近义父不容易。”
胡松盛赞张家骐设法营救父亲那日，余立心本在一旁喝粥，撕一点葱油花卷，听了这话，突地扔了花卷，厉声道：“是啊，人家不是亲生儿子的胜似亲生儿子。我上辈子没积德，亲生儿子自是不像亲生儿子，这我早五年就知道了，我认了命，但那不是亲生儿子的……呵呵，在外头倒是比老子更风光气派，怪不得你这么多年也不肯随了我的姓。济之，我跟你说，你也少松哥哥长松哥哥短的，你把人家当亲生哥哥，人家说不准把你当心头刺眼中钉……我看啊，也要不了多少年，咱们余家的招牌迟早要换成胡家，不说别的，人家张公子既是这般有情有义，还会欠着我们一半银子？！”
济之哼一声，道：“家？哪个家？我每天回自己的家，倒是你多久没有回去？”
楼心月听了“亲生哥哥”这话，面上突然红了红，慌慌张张看看济之，见济之也是脸上发青，想说什么，却又忍了下来，仍低头专心给宪之喂饭。
胡松叹口气，也不答他，只道：“你最近怎么都不回家。”
胡松则只听到不知哪里嗡的一声，似慎余堂那西洋唱片机，唱针总在同一段旋律那里卡住，发出刮骨般刺心的扰音。胡松茫茫然想站起，却发现自己竟是浑身无力，双脚像和全身失了关系，软绵绵垂在青石砖上。
济之被胡松拽到这里，本仍是满腔怒气，却忽地见葡萄架上零星结了几串青色果子，心突地软了下来，只把胡松的手甩开，道：“做甚，你不是总怕被人看见。”
但得起来啊，胡松对自己道，这地方已是坐不得了，再坐下去，不过自取其辱而已。几月来余立心的疏远冷淡，他心中模模糊糊自有答案，又一直盼着只是自己多心，但几十年父子之情，他其实早就知道，他没有多心，多心的是义父余立心。
济之向胡松表明心迹后，有时半夜大家都睡下了，他会拉着胡松上来，春色到了鼎盛之期，紫藤繁花似云，葡萄架上则垂下一咕噜一咕噜青绿小果，虽是夜深了，他们也不敢真的做什么，不过一人坐一把摇摆藤椅。沿着什刹海已装了一圈儿路灯，灯影交错，加上月光星子，让他们身处半明半暗之地，明处二人不过在微风中闲话家常，暗处济之则轻轻握住胡松的手，胡松起先整个人紧紧绷住，后来也渐渐松了下来，风让一切显得没有那般忤逆。葡萄熟透了，济之伸出另一只手去摘，却仍不舍得松手，就单手揪下果子，也不剥皮，先喂到胡松嘴里，才又揪一颗给自己吃，葡萄极小极甜，一股玫瑰香气，那香气也萦绕了一段时日，但后来亦是渐渐散去，除了仆妇们十天半月上来打扫一次，这天台再无人至，什么都还活着，但什么都正在死去。
当日张家骐手下的人到了家中，见着的人本是余立心，但那人客客气气，只说自己是张府派的人，不提来意，也不肯进屋，坚持要等胡松归来，道“我家少爷说了，东西只能交到胡松少爷手里”。那日奇寒，冷风似刀，他也不进车里取暖，一直站在车尾，足足守了一个时辰，直到和济之缠绵整晚的胡松，满面春意在巷口出现。
那段时间过得飞快，也说不出从何时开始，余立心不再有心上天台，四周的一圈月季由极盛开到一一凋零，北方的花木不似孜城，稍不用心便会萎去，枯掉的花枝又并未全死，仍发了几颗新芽，让人又不忍连根拔起。电灯坏了，胡松找电灯公司的人来修了两次，余立心脾气渐渐乖戾，总嫌人声杂烦，便道：“别修了，修了也会再坏，以后有机会了，再都换新的。”于是电灯那次坏后，便再未修好，至于别的“机会”，更是再无影迹。
一万两现银在家中放了几日，两口大箱就堆在余立心的床底。那几日他大门不出，三餐均是让人送进屋中，也不怎么见他吃什么，四菜一汤齐齐整整送进去，又几乎齐齐整整地端出来。厨房的人拿了托盘进来，见他也不起身，双目圆睁躺在床上，直直望着房顶，那模样着实让人惊心。有一日胡松想来看看义父，见两个下人在门口嘀嘀咕咕，一个托盘推来推去，谁也不肯进去，他接过托盘，推门进去，见屋内乌漆麻黑，隐约听见有人念念有词，似是在背什么诗。余立心最不爱诗词歌赋，他总道，国人就因数百年来沉溺于这些玩意儿，故而既不懂科学，也不通技艺。
那时余立心初到北京，虽是仓皇逃难而来，却觉误打误撞，分明一盘死棋，忽地多了几颗活子，无端端给人期冀。在孜城整日困在四方院中，来京后他便最喜这开阔天台，只要没有应酬，晚饭后总要上来，学洋人模样喝一杯威士忌兑水，再读一晚上书，夜半楼心月做了醪糟圆子或是鸡丝汤面，放在托盘里给他送上来。有一回余立心来了兴致，他们就宿在那张西式沙发上，二人褪了衣裳，楼心月半坐在上头，夜半沙发旁的电灯闪烁不定，在楼心月的雪白双乳上投下昏黄圆斑，楼下小巷似有窸窣人声，月光斜斜入了什刹海，在大块大块的漆黑中跳出星点银白光影，楼心月心内害怕，但又有一种放肆的刺激，这个半悬空中的夜晚徒留余味，再未重来。
胡松惊了惊，道：“义父？义父？”
余立心笑道：“正是有官家参股才是这样，中国之事，从来如此，没有官家的时候原本好好的，官家一来，万事不成。”
余立心听见他的声音，忽地从床上坐起，尖声道：“怎么是你？”
胡松仍是不忿：“好说这也是官家参股的公司，电费又是恁贵。”电费按电灯个数收钱，一盏灯一个月十两银子，家中起先只有两盏，别处仍用煤油灯，今年北京城里的几个生意渐渐多了进账，就又多添了三盏。
胡松道：“义父，你两天没怎么吃饭了，我给你送饭过来。今天厨房做了腊鸭菜心粥，上次你不说这腊鸭有滋味，你多喝两口，若是吃咸了，楼小姐还特意给你做了八宝饭。”胡松把托盘放下，顺手把窗纱掀起。
这天台是他们初来北京，胡松亲手一点一点布置出来的，种了花草，搭了葡萄架，还特特牵了电灯电线。北京城内的富户人家都用上电灯，也就是这五六年间的事情，起先是德国的西门子在东交民巷建了电气灯公司，向附近的领馆、银行和央行供电，往后才有官商联营的京师华商电灯公司，为京城的普通商铺街道提供照明，他们用的就是华商电灯公司的电。有时夜里用的人家多了，灯光会忽明忽暗，时不时还会断上几个时辰，胡松起先也总去电灯公司所在的正阳门顺城街理论，余立心见他白白奔波数次，劝道：“别去了，就这样勉强用用，能修好就行，左右比煤油灯强。”
余立心见了光，惊慌失措下床，也不说话，先爬到床下看箱子，好一会儿才又爬出来，道：“你出去，往后也别进我这屋子。”
济之正想说什么，胡松突地趁暗握住他的手，济之挣了一挣，终是软了下来，一言不发跟着胡松上了天台。
胡松奇道：“义父，你怎么了？这么多现银放家里怕招贼，不如我这就拿去存了。”
眼看余立心绷不住要摔碗，胡松连忙拉了拉济之，道：“老爷，你先好好吃饭，我和大少爷上去商量点事儿。”
余立心脸色惨白，道：“不，不，不，你不用管，你忙你的，你出去，别进来。”说罢，连推带搡让胡松出去。
济之笑起来：“那你倒是把银子看紧一点，这几年你丢的银子啊，我看不管在哪儿，都能买十来个孝子。”
胡松满心疑惑出了房门，见宪之滑着车正往这边来，楼心月遥遥跟在后面。前几日有人送了宪之一个青蛙模样的小木车，双脚滑地即可前行。宪之喜爱得整日不下车，把宅院走了个遍，他也几次滑进父亲房中，但只被训了两句又撵出来。
余立心仍不动气，道：“大少爷说得没错，儿子一个两个的也指望不上了，我只能指望银子。”
胡松拦住宪之，蹲下道：“宪之，你去爸爸房里看看好不好？”
济之听他话中讥讽之意，反唇相讥道：“父亲如何能看见我，父亲现今眼中没有儿子，只有银子。”
宪之连连摇头：“不去，不去，里头好黑，爸爸好凶。”
余立心平日早起了火，今日却只淡淡道：“哟，是大少爷你啊，若是不开腔，我还真没看见。”
胡松从兜里拿出一块济之那日给他的德国朱古力，道：“去嘛，去了松哥哥给你吃朱古力。”
济之放下面碗，冷笑一声：“办法？什么办法？我看除了去死牢中抢人，没有别的办法。”
宪之道：“什么是朱古力？”
余立心倦得不发一言，坐下便盛了一碗鸡汤，还是胡松应道：“没见着人，我们再想想办法。”
胡松摇摇手里做成金币形状的糖，道：“朱古力啊，就是洋人吃的糖，比冰糖葫芦还好吃哦，怎么样，宪之想吃不想吃？”
到家时楼心月和宪之正在吃饭，桌上有三四样小菜，另有一锅鸡汤，济之则一人坐在院中，捧着硕大海碗正在吃鸡汤面。楼心月见他们进了院子，忙迎上来，道：“老爷，天津那边怎么样？”
宪之猛点头，舔舔舌头，小心翼翼地滑着车推门进去。谁知刚进去，就有碗盏落地声，随后听见余立心怒道：“谁让你来的？是不是胡松？他让你来做甚？你说，他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到底来做甚？”
张镇芳则没有这般运气，他更早获得自由身，却因这短短十二日的内阁议政大臣兼度支部大臣，颇吃了一些苦头，先在狱中遭了酷刑，后被大理院以“内乱罪”判了死刑，但并未立即执行。如此乱世，自是无人得暇顾及雅墨斋那两万元，余立心上下打听，但那些起先和他也算熟络的官吏商贾，此时都纷纷隐了踪迹。余立心携胡松去了一次天津，盐业银行那边亦是乱成一团，他们手中没有契约文书，经理们也无人识得他们，不过在银行里虚耗整日，根本没有和人说上两句话，待到银行关门，只能胡乱找个客栈住下，一夜无眠，第二日一大早又坐火车回到北京。因来得仓促，二人在三等座上挤了三四个时辰，出站又等了许久才坐上黄包车，待回到家中，二人又累又饿，只觉死过一回。
宪之撕心裂肺地哭，等楼心月和胡松匆忙赶进去，已见到宪之满头滚烫的八宝饭，幸而余立心摔碗时，大概宪之吓得前倾，带着车往前滑了十几尺，八宝饭大都扔在头顶，脸上只黏了一点点酒米和两粒红枣，饶是如此，额头上也烫出星点水泡。楼心月抱住宪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跟着孩子一同哭起来。
张勋由此再无后顾之忧，安心住在永康胡同中，据各路报刊上真假莫辨的名门逸事，这个当年的辫帅如今手中无兵，却仍不剪辫，平日浑身旗人装扮。和满清遗老遗少大都纨绔不同，张勋经营有道，手中握有七十余家公司产业，既有煤矿棉纱，亦有当铺钱庄，还开了时髦的电影公司，他娶一妻十妾，生九子五女，整日在家练字听戏，城中名角大都去过他家唱堂会。北京城中好几家江西馆子，这两年都推了道新菜名为“西瓜盅鸭”，据称就是张勋家大厨的做法，取完整西瓜一个，对半剖开，去瓜瓤，放入填鸭一只，填鸭肚内则注入燕窝、江贝与海参，再装入瓷钵，隔水清炖整夜，吃时再佐以冰镇西瓜解腻。这道菜需提前三日预订，但仍是供不应求，似是吃客们都觉和辫帅享用一般菜肴面上有光，总而言之，张勋虽说是输家，倒是比赢家们过得更舒心安逸。
余立心满面胡茬，两颊深陷，骤望去倒似大烟鬼，失魂落魄，却仍是怒气不消，道：“说了不让你们进来，你们为何一个两个偏偏要来？平日倒不见你们对我这屋子这么热心，怎么，都知道现在这里头有银子？呵呵，这时候给我装什么孝子贤孙……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你们这些人，既已无君，那接下来就必将无父了，是不是？哼，我余立心什么事情没见过，想骗我，我跟你们说，没那么容易！”
民国六年五月，胡松以一张据称是诗仙李白唯一真迹的《上阳台帖》说服张镇芳的公子张家骐，以两万大洋的价格盘下雅墨斋，张家骐又回去用不知什么鬼话说服父亲，将这笔现银转为盐业银行的股份，谁知银子交了过去，契约文书尚未正式签订，也就一两日时间，复辟一事由事发而事败，不过短短十二日。首犯辫帅张勋先藏身于荷兰使馆，后来就住在安定门永康胡同的一处住宅中，这本是小德张的宅院，连袁世凯都曾看上，但小德张不肯卖，宁愿送给自己的把兄弟张勋。住在里头以后，北京政府虽对其发了通缉令，但张勋随后公开声明称“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能独立主持”，又称将公布当年徐州会议北洋各军阀纷纷响应复辟之念的名单，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为保声名，对其实为“通而不缉”，而奉天军的张作霖和其他袁世凯旧部，亦纷纷上书政府为张勋求情，民国七年三月底，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之名，复辟案犯一概被特赦出狱。
那日下午，余立心找来园子里一个刚来管花草鸟鱼的小子，给了他一个银元，让他出门叫了一辆车，又帮忙把那两个大箱子搬上了车。余立心走时神神秘秘，挑了众人午睡的时辰，胡松的房间和大门不远，听到喇叭声已猜了个七八成，他几次想出去，却终是忍了下来，胡松知道，事已至此，出去也是无用了。
这回归家，是想收拾几件冬天衣裳，进屋后却又着实想见见胡松，济之的房间和胡松房间一东一西，恰在正屋两翼，他一时没想好往哪边去，正在踌躇，突地看见父亲惨白面庞。余立心上一回见到济之，已是三月之前，彼时胡松刚助余立心要回了一些当年参股盐业银行的银子，这事说来轻巧，起先却虚耗半年，受气良多，仍一无所获，但最终也算奇遇，竟真的让他们拿回来一些，虽然损失近半，但毕竟不是血本无归。这本是喜事，谁也没想到，喜事越绕越繁，最终绕为所有人的心结。
那日胡松在屋中坐到深夜，院子太静了，静到若是用了心，能听见所有声音。他听见楼心月轻声叮嘱厨房给宪之熬竹荪鸡汤，听见宪之的青蛙车笃笃滑过青石砖，听见下人们追鸡又杀鸡，听见鸡汤在砂锅里噗噗冒泡，听见宪之嫌鸡汤太烫，听见楼心月细细吹汤，听见余立心推门进来，大叫一声“饿惨了，给我煮碗鸡汤面拿过来”，余立心的声音又尖又刺，又让胡松想到慎余堂那总是坏掉的唱片机。
见了济之，二人都愣了愣，余立心冷哼一声，一言不发，先出了大门。两个月前，济之因称每日步行往返医院出诊颇耗精力，已正式搬了出去。余立心这几月神神鬼鬼，对这个儿子已是全然无心过问，他自是不知晓，济之虽还留着鼓楼那边的小院，但只是给了院中几个下人一笔银子照料，独身一人搬到了医院宿舍。安定医院旁边本有一家妇婴女子专科医院，最早为光绪年间美利坚基督教长老会海外传道会的女子传教士道济所办，仅设妇产科与儿科，专于接生，原有十二间平房，但民国六年医院用庚子赔款在原址北面新建三层小楼，与济之所在的安定医院合并为男女合院，设有十张男床，十张女床，十张产床，为纪念六年前去世的道济，已改称为“道济医院”。济之如今便为道济医院的普通外科医生，宿舍则就在百米之外。济之白日出诊，入夜则沿着城墙在北京城内四处乱逛，他对看戏失了兴致，又没有别的去处，时常空走几个时辰，浑身被汗湿透了方回宿舍，匆匆洗个澡便沉沉入睡。每日都是整夜乱梦，醒来不知今夕何夕，在床上瘫大半个时辰才能起身，至于当年胡松允诺同自己一起离开的事情，济之连梦中也在告诫自己，不可再想，不要再想。
胡松觉得太累了，便和衣躺在床上，起先脑中还有唱针反复划过唱片的扰人杂音，后来渐渐没了人声，院中只有池中红鲤刺啦跃出水面，几只野猫蹑着爪子跳过房顶，风在白果树的枝丫间呼啸而去，唱针的声音渐渐变得很低，最终什么都停了。胡松想，众人都舍不得那唱片机，修修补补好多年，但坏掉的东西终是坏掉了，再怎么修补，也只是让彼此都不舒心。
余立心这两年又老了一截，胡松亦是满面倦容，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他本是圆长脸，现在两腮却凸出来，颧骨高耸，站在余立心后面，二人又穿一式一样的灰色棉袍，一个人像另一个人的影子。余立心往日里也总道：“胡松这孩子，有时候我都疑心，难不成是我亲生的？也真是神了，我想到的他就能想到，我想不到的，他也替我都想到了。”但这些日子都过去了，似是大雨三日倾盆，把地面和往事一同刷得干干净净。
那日之后，胡松开始把手头的生意一件件交代回余立心手里，他并没说为何，余立心也不问，只每日在家中细细一本本账本看过去。
楼心月张了张口，在北京这几年她一直有点怕济之，这两年在他面前几是不敢开口，此时只得假意低头哄仍哭哭啼啼的宪之。济之进了房，却站在厅中犹豫半晌，似是不知应往何去，却撞上余立心和胡松刚好出来，胡松走在后头，臂上挂了一把雨伞，又拎着一个大箱，济之知道，就是今日了。
济之本以为胡松会搬到鼓楼院中，他提过三次此事，胡松仍是不言不语，三次之后，济之不声不响搬去了医院，再未找过胡松。济之对自己道，够了，一切都得有个头。
济之冷笑道：“是吗，我父亲整日不是挂念国事，就是惦记家贼，我看他连教宪之如何做人的时间都没有，怎会有余闲惦记我？”
霜降归家，济之正好遇上胡松提着箱子，打算搬出去，一时心中有万千言语，但终是只道：“我回来收拾几件冬天衣裳。”说罢，他绕过胡松，径直往里屋走，他明明本可绕得更远，却不知为何，挤挤挨挨地和胡松不过隔了一臂之遥。
宪之不到三岁，两岁能说话后，济之就少有归家，宪之并不知道他是谁，平日家中无人训他，一时吓得不轻，呆在那里，半晌才大哭起来。楼心月一边将宪之搂在怀中轻哄，一边勉强笑道：“大少爷回来了，老爷这两天还惦记你呢。”
胡松忽地取下手上挂的雨伞，用那弯弯伞柄勾住济之的手腕。往日他们情浓，夏日夜里出门看戏消夜，胡松总爱带上这把雨伞，北京少有雨水，归家途中，济之总道自己脚累，胡松就这般勾住他，一路半玩笑半当真地把他拖回去，那时胡松不时玩笑道：“我养只狗都没这么费劲。”
济之此时正进院子，见此情景，厉声对宪之道：“不许喊，别人淋雨受寒，你怎能击掌叫好？”
济之望着自己手腕，话中已有哭音，道：“你这是干什么？还真以为我是你养的狗？”
那日济之回家，已是深秋时节，院中柿子熟透了，一场夜雨掉下小半，树下青石板虽经雨水反复冲刷，仍能见到几个尚未被冲走的红柿碎开，汁水四溢，留下似血印记。楼心月抱着宪之，在檐下看两个下人搭了梯子，爬到树上摘柿子，雨虽是停了，树上却仍有残留雨水，枝丫微动，下面扶梯的那人淋了一头一脸，宪之见了，拍掌大喊：“下雨！下雨！要下雨！妈妈，要下雨！”
胡松不理，一用力把他拉到身旁，低声道：“令之在北京。”
民国七年霜降之后，胡松反复斟酌，终是离了余家。两年来先有张勋复辟，又有护法之战，京城狼烟四起，起先也人人惊慌，忧世伤国，最后种种事项却也都过去了。按理说这是难得的喘息之机，胡松本想趁着暂时的风平浪静，劝义父归川，余立心先回，他在北京垫后处理生意，笼笼算算估计也还有两三万两银子，这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投到井上也颇能解几年达之的燃眉之急。但他提了几次，余立心起先只是不言不语，把话头岔过去，后来两次居然动了气，问胡松“到底安了什么心”。胡松渐渐知道，不是他安了什么心，而是最糟的时候都未露出的人心，却偏偏在这稍好时节显了形。胡松后来总想，若是他们不来北京，也许一切会有所不同，但谁知道呢，人心若是如此，那必将还是如此，人心变了，什么都会随之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