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梦变了。他梦见自己在工作，似乎在与合作方对话，他的手指在模仿敲击键盘的动作。声音充满活力，仿佛返回了过去。我这么想着，半醒半睡。“我会给你打电话的，OK（好吗）？”做着梦的夫放下电话，变安静了。啊，是睡着了吧，等早晨起来，我要把这些都告诉他：看，你睡着了呀，平时你总说自己睡不着，这不睡得挺好吗？我迷迷糊糊地想着这些，忽然一下子清醒了。
那之后，夫渐渐神志不清，他一直在说话，对着梦中的谁说话。“对，抓住那边，你抓住这边，一！二！三！”他喊着号子，仿佛想坐进轮椅，但是身子动不了，他焦急万分。我问他要不要帮忙，他呵斥我去车那边等着，我说着“好的好的”，退了下去。
那时，天将黎明。我觉得周身寒凉，站起身关了窗。夫安静无声。胸部看不到呼吸时的一起一伏。我用手摸摸他。他的手原本就很凉，我摸不出来凉热。这几天他总是这个表情，总是张着嘴睡觉，让人分不清他是活着还是死了。此时也是这样。他还活着吗？死了吗？我这么想着。不过脑子里某个部分清楚地知道答案，他死了，不会再活过来了。
护士又来了，夫说褥疮太疼，护士说可以内服某种镇痛药。夫说从早晨开始有点口齿不清，护士冷静地说：“这种状态就是progression的一部分。”progression？前进？进步？进展？进程？我有点糊涂。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距离目标更近了一步。这么一想，我明白了。是离死又近了一步。我没想过夫将死去，以为只是一段漫长难路刚刚启程。
我给住在附近的沙罗子打电话，她立刻接听了。感觉她这几天，不，这几个星期都在随时待命。我告诉她Daddy（爸爸）好像死了，她说马上就过来，挂断了电话。不到十分钟，她便赶到了。
几天之后，夫说他呼吸困难。护士给他用了吗啡。用药之后夫日夜昏睡，偶然睁眼，说刚才在病床旁看到了我。其实那时我在厨房。他还说，鹿乃子也在病床边，沙罗子也在，说自己看到了神奇的幻象。我只好顺着他说。夫断断续续睡了二十四小时，最后睁开眼睛，说做了噩梦，所以不想再用吗啡了。他给我讲那个噩梦。他梦见自己动不了，睡不着觉。这些都是他的现实，现实照进梦中，成了噩梦。我听他讲了，听完就忘了，就像刚做了梦，做完就忘了。
沙罗子呼叫了护士。护士三十分钟后赶到，做了确认。就在我茫然不知所措时，沙罗子安排好了很多事，联络了临终关怀机构，联络了葬礼公司，给正在上大学的小女儿找好了航班，通知了住在东海岸的夫的儿子（长子，与我同岁），以及住在旧金山湾区的鹿乃子。就在这么一小会儿时间里，夫的容颜一直在变化。刚才我察觉时，还不敢确定他的生死，现在几小时过去，一切变得那么清晰，那个躺在床上的人，就是已经死去的夫。葬礼公司的人过来，把死去的夫搬了出去。剩下一张空床。葬礼公司在床上放了一枝玫瑰。红玫瑰，极其鲜红的玫瑰，那红，深深烙进了我的眼睛。
夫从康复机构回来时，我在他的工作间设置了病床。他是艺术家，会希望住进自己的工作地点，被作品包围吧。如果他心情好，还能工作呢。他回来之前，我这么设想。谁知道他回来后，坐不了电动轮椅了。在康复机构时，他整天坐在轮椅上做康复训练，把他从床上搬到轮椅上是一个大工程，必须有护工帮忙，我做好了一天支付六万日元高价的准备。不过，现在他全天躺在床上，那我一个人就行，用不到护工。所以夫整天都在呼唤我，Hiromi！Hiromi！我随叫随到，始终陪伴着他。晚上，我在夫的床边放了折叠床，睡在上面。因为是临终关怀护理，机构派遣了护士，还借给我们全套电动病床（没有用到）和轮椅，这些也是保险能覆盖的。
小留回来了。她是夫的亲生孩子，夫年老之后才降生的孩子，青春期时与夫有过炽烈交锋的孩子。
他死后，两三天里我一直感觉他在呼唤我，Hiromi，Hiromi！我这个人表面看上去在镇定自若地处理着各种事情，实际上内心很容易焦虑到爆炸。这几个星期，这几个月，我要照看夫，熊本发生了地震，我以焦虑到极点的状态飞奔着处理了各种事，现在，一切骤然静止了。
事情在静默中有条不紊地进行，我能做的，只是跟上去不落下而已。我们去葬礼公司决定了葬礼流程，去申请了死亡证明书，这期间我说“往骨灰罐里捡骨的时候不用筷子吗”之类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被女儿们呵斥了。
夫死了。
太平间里，夫的颜色褪得很厉害，一片雪白。嘴巴被闭合了，身上缠着布，一直缠到脖子，他仰面躺在那里，眼睛紧闭着。他在床上死去时，嘴巴是张开的，直到刚才，他还一直是他，现在不像他了。女儿们抱在一起哭，抽泣着哭到哽咽。沙罗子哭得鼻水拖得好长，滴落到死去的夫的额头上。这几个年轻的女人，有从十岁起便受他照顾的继女，她们爱着他，为他哭到流鼻涕。我不觉得他是个好父亲，对他有很多不满，不过现在看来，他好像也不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