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走投无路了。”
“他为什么愿意搬进那栋老房子？”
在每月的周六聚会上，他俩总像在自家厨房里一样聊天。她做晚餐，他布置餐桌，两人会聊起白天见过的人，那些人多是熟人，极少有陌生人。父亲二十年前退休时，德斯蒙德接手了他的洗衣店，几年后正式继承了这个产业。卢尔德圣伯纳黛特医院是他的第一大客户，然后就是塔拉酒店。他给格拉妮娅讲员工如何对薪水讨价还价，以及他们之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她也把自己听到的家长里短告诉他。两人都乐在其中。
“他自己说的，”德斯蒙德说，“你介绍他的时候，我都记不清他是谁了。”
“朱迪丝最近怎么样？”马丁·达迪紧握着她的胳膊肘，“还没带男人回家吧？”
“你说的是那个男人？”格拉妮娅一找到机会就问丈夫。其实她已经知晓答案，因为继承人非他莫属。她既希望晚点确认，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朱迪丝还在上学。”
瑞德·巴特勒厅里还浮动着两张面孔，那是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的大幅海报，分别印在带斜纹的镜像玻璃上。画面截至两人的肩部，一个穿着低胸晚礼裙，另一个穿着褶边衬衫。克拉克·盖博的海报挂在略微显著的位置。在斯嘉丽厅，两人同时出现在一面玻璃上，画面里的两人正在争吵，他怒气冲冲地退到背景里，她盛气凌人地站在镜头前。
“这年头你可说不好。”
女侍者记下德斯蒙德点的酒，转身离开。玛丽·安的镜片上反射着灯光。“啊，我才不信呢！”佛朗茜大声说，尖厉的声音刺透了餐桌上纷杂的对话声。回来参加葬礼的男人依然礼貌地听着。翠西是主妇中最年轻端庄的一个，她朝着科维·哈登不住点头。后者嗓音干涩，表情也同样干涩。
“你说艾诗琳怀孕了，我觉得是你搞错了。”
马丁·达迪握住她的胳膊，让她继续听他讲话。他的脸凑到她的面前：短平上翘的鼻子，鼓鼓囊囊的脸颊，额头和下巴上挂着大滴的汗珠。格拉妮娅扭开头。在餐桌对面，梅维斯正在听比利·麦吉尼斯说话，她的蓝眼睛闪烁着周六晚餐特有的光彩，迷人的嘴唇微微张开——无论从哪方面看，她的相貌都比她的丈夫强出一大截。佛朗茜正在听检测员说话。玛丽·安·哈登烦躁地拨弄着叉子，每当她感觉被忽视时便会这样；她的长相不算出众，多少有些自卑。海伦·奎尔蒂正和回来参加葬礼的男人交谈，她的大嘴快速地开合着。半个月前宣布戒烟的佛朗茜点燃了一支烟。比利·麦吉尼斯的圆脸上忽然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梅维斯也大笑起来。
“要真搞错了，我可要感谢上帝，亲爱的。”
“老海蒂把房子留给他了，”德斯蒙德在她身边说，“他准备搬进去。诺拉，”他招呼女侍者，“来杯葡萄酒。”
德斯蒙德说他准备去参加海蒂·普伦德加斯特的葬礼，但她想不出自己参加的理由。德斯蒙德参加过许多葬礼，死者她往往都不认识，多是方圆几英里内的洗衣店客户。为了生意去参加葬礼另当别论，况且普伦德加斯特基本从未光顾过洗衣店。
他已经有些微醺，即使不听他讲话他也察觉不到。他根本不给她插话的机会，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事，对方的回答一句也听不进。艾诗琳很可能没有怀孕。
“我特别喜欢朱迪丝，”马丁·达迪说，“长大一定是个好姑娘。”
“老牛吃嫩草的混蛋。我要拧断他的脖子。”
格拉妮娅不想显得太得意，又不愿故意贬低自己的女儿。她耸了耸肩，对马丁的话不置可否。马丁坐在长桌尽头，身旁再没有别人。安吉拉在他对面的空位上坐下来。她是一个德国商人的遗孀，身材高挑，浅沙色头发，是所有主妇中最引人注目的。据说她正在物色下一任丈夫。她的丈夫在战后创办了一家成功的奶酪与肉酱工厂，为全国的餐馆和酒店供货。他带给她欧洲的穿衣品味，今天她依旧风姿绰约。“马丁，你好吗？”她隔着餐桌对他魅惑一笑——即使丈夫活着的时候她也这样挑逗男人。马丁说自己很好，但格拉妮娅知道他们只会礼节性地寒暄几句。马丁不太喜欢安吉拉，或者说看不惯她的做派。
“你说真的，马丁？你确定吗？”
“朱迪丝总能和你说上话，”他说，“现在没几个年轻人能这样。”
他是个建筑师，全郡甚至这个地区最乏味的民居都出自他之手。他和梅维斯曾在西班牙度过了一个绵长的冬季，用来“寻找自我”。虽然他最终没能成功，但他生命中的这段时期在此后若干年里改变了故乡的模样。人们说他设计的洗手间还比不上旧时的式样。
“那人是谁？”安吉拉凑过来问。
“艾诗琳像是怀孕了，”他凑到格拉妮娅的耳边说，“我的上帝啊，格拉妮娅！”
格拉妮娅告诉了她，看样子她似乎记起了他来。那个八月的午后，安吉拉正怀着她的第三个儿子。“热得难受。”她回忆道，一面微微点头。
“说实话不怎么样。”他伸了个懒腰，用胳膊拦住经过的侍者，“给我来杯尊美醇十号。”
马丁对这件事没什么兴趣。那天下午他也在俱乐部，也记得那个陌生人，但当格拉妮娅和安吉拉讨论细节时，他绷紧的脸上现出一丝烦躁。他不喜欢别人打断自己的话茬。
“我很好，”她说，“你还好吗，马丁？”
“我想问你，格拉妮娅，如果朱迪丝带一个可以当她父亲的男人回家，你会怎么办？”
“你还好吗，亲爱的？”马丁·达迪在她的左边坐下。德斯蒙德坐在她的右边——他总喜欢挨着她坐。
“梅维斯没说艾诗琳的男朋友有那么老。”
她们各自落座。格拉妮娅注意到，海伦坐在他的一侧，奎尔蒂坐在另一侧。他们或许想在餐桌上把生意谈妥，葬礼结束后他就可以动身。
“艾诗琳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格拉妮娅。她虽然没有明说，你也能从字里行间看出来。”
在她们的印象里，她身材矮小，看上去很虚弱。佛朗茜还记得威廉·克尔食品公司的货车倒车时撞了她的莫里斯轿车，惹得她大发雷霆。“我以为她早就去世了。”佛朗茜说。
“我当然希望朱迪丝和同龄人结婚。但最终还要看那个男人怎么样。”
“嗯，我记得她。”
“你觉得养女儿容易吗，格拉妮娅？没人比我更关心艾诗琳了。你越疼她，操心的事就越多。你说对吗，格拉妮娅？”
“你还记得可怜的老海蒂吗？”佛朗茜说，“她来俱乐部喝过一次茶。很多年前的事了。”
“也许是吧。”
她希望这次他也能迅速离开。上次那个星期六，他抱怨普伦德加斯特家无聊透了，要不是亲戚关系他才不会来，今后更不会来。他当时说那些话并没有特殊的用意，但之后她不可避免地回想起来。事情过去之后，她在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努力回忆他说过的每一个字。
“你真幸运，有朱迪丝这么个女儿。她是个省心的姑娘。”
“大概是星期一。”佛朗茜询问葬礼的日期，格拉妮娅回答。
安吉拉和汤姆·克罗斯比聊起了奶制品生意。克罗斯比夫妇的年龄差很大，但似乎并没对婚姻生活造成影响。翠西生了四个孩子，两儿两女，一家六口其乐融融。翠西嫁给汤姆的时候，大多数人觉得她的心里还牵挂着比利·麦吉尼斯。甚至有传言说翠西是为了钱才结婚的，因为汤姆·克罗斯比拥有博伊德汽车公司，那是附近最大的福特代理商。翠西原本家境殷实，后来却日渐衰落。
和往常一样，侍者在餐厅中央拼好一条长桌。餐桌上没有固定的座位，从酒吧进来的人们成对落座。翠西的妹妹尤娜虽然未婚，却常与自来水厂检测员配成一对，今晚也不例外。长桌的一端空着，那是安吉拉的座位——她和尤娜、玛丽·安·哈登一样，不属于格拉妮娅的闺蜜群，她也总是迟到。餐厅的角落里有两位散客就餐。他们邻桌的客人刚离开，侍者正忙着收拾。
“朱迪丝以后想做什么？当个护士，格拉妮娅？”
“上帝啊，我还不知道她去世了。”
“她没说过。”
“他是来参加海蒂·普伦德加斯特的葬礼的。”
“我隐约有这个印象。”
“奎尔蒂两口子旁边那人是谁？”佛朗茜·麦吉尼斯问。格拉妮娅告诉了她。
“她在考虑上大学。她的语言天赋不错。”
几分钟以后，他们纷纷走进瑞德·巴特勒厅。格拉妮娅还记得这间酒店的前身“奥哈拉商务酒店”，那时奥哈拉夫妇还在世。他们去世没多久，他们的儿子们就重新装修了酒店，并把店名改为“塔拉酒店”，之前以数字命名的房间也有了各自的名字，比如“阿什利”“梅拉尼”。酒吧被称为“斯嘉丽厅”。而在“贝尔厅”会定期举办迪斯科舞会。
“别送她去都柏林，亲爱的。把女儿留在身边。听见了吗，德斯蒙德？”马丁·达迪提高嗓门，隔着格拉妮娅喊道。他又从头讲起，说自己特别喜欢朱迪丝，又说起艾诗琳的信。格拉妮娅和他换了座位。“马丁喝多了。”安吉拉说。
“那帮人挣得很多，”梅维斯说，“注册会计师。”
“他在生艾诗琳的气。她在和一个老男人约会。”
格拉妮娅说好。她相信马丁·达迪会提起此事，因为他总喜欢把烦心事告诉她。多年前，在她与德斯蒙德订婚前夕，他还吐露过对她的爱慕。
她不该当着汤姆·克罗斯比说这话。她吐了吐舌头，俯身对餐桌对面的汤姆说，他看起来很精神。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因为他有可能误解为：他看起来没有实际上那么老。
“如果他和你提起这件事，你能把这句话对他再说一遍吗？你知道，他听你的。”
“开了一间新店，”当格拉妮娅问起安吉拉的新衣服时，后者回答，“叫‘荷包丝带’。听说过吗？”
“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自从安吉拉成为寡妇，她在每月的周六晚餐前都会去都柏林置一身新衣服。安吉拉希望是最时髦的那个，而佛朗茜与她暗中较劲。梅维斯竭力效仿，却有些力不从心。格拉妮娅偶尔也会赶赶时髦，海伦则全然不在乎自己的穿着。
“他比她大九岁。今天早晨我们收到艾诗琳的信。马丁说要跟她好好谈谈。”
“德斯蒙德参加葬礼吗？”汤姆·克罗斯比微笑着问——或许他只是想告诉她，自己并不介意她刚才的话。
奎尔蒂夫妇到了。格拉妮娅看见他们加入德斯蒙德和英国人。德斯蒙德去吧台为他们点酒。奎尔蒂点了一支烟，他个头矮小，总让她联想起猴子。格拉妮娅的注意力回到眼前的对话中。马丁为什么生气？她好奇地问。她从梅维斯的口气里听出，她自己对此事并无不满。
“嗯，他去。”
“艾诗琳好像在和一个注册会计师约会，”梅维斯说起了自己的女儿，“马丁气得直跺脚。”
“德斯蒙德是个好人。”
那年格拉妮娅二十七岁，与德斯蒙德结婚快八年了。今年她四十三岁，清澈的棕色眼眸依然与美丽的嘴唇交相辉映——德斯蒙德有一次告诉她，自从她十二岁那年他就一直憧憬着她的双唇。十二岁那年，她的褐色头发编成辫子，后来留成时髦的长发，如今剪成了短发。她的身材不算高，假如再高挑一些会更好，但她至少不用减肥。在陌生人出现在网球俱乐部的那个星期六下午，她还不是个母亲。但那时的她很快乐，心里深爱着德斯蒙德。
这话没错。德斯蒙德的确是个好人。在她决定嫁给他之前，他就是俱乐部里出了名的好人，也是镇上公认的老好人。她环视餐桌上的男人——秃顶的汤姆·克罗斯比，毫无幽默感的科维·哈登，尖嘴猴腮的奎尔蒂，一沾酒就脸红的比利·麦吉尼斯，长了一张疙瘩脸的马丁·达迪——她意识到德斯蒙德是众人之中最大方得体的。人到中年，他愈加受人尊重。他依然像年轻时那般沉默寡言，但他的话往往事后证明是睿智的，于是他的意见越发得到重视。德斯蒙德乐于助人又不张扬，年轻时人们容易忽略这一点，岁数大了才逐渐欣赏。早在他还是单身汉的时候，梅维斯就戏称他为“亲爱的”。
格拉妮娅喝着梅维斯为她买的马提尼，回想起当年那一幕：她刚一开口，他便转过头望着她，脸上露出微笑。她的脑子忽然一片空白，原本想说的话忘得精光。“很抱歉，”他说，“打扰你们了。”
开胃菜是明虾鸡尾酒。大家的兴致越来越高。有一个瞬间，格拉妮娅的目光投向那个说她忘了自己的男人。两人的目光相接，对视了片刻。或许他想知道，她是否已经听说他打算搬进普伦德加斯特的房子。如果他们之间的对话没有被德斯蒙德打断，他会亲口告诉她吗？
一九七二年八月的那个星期六，他骑着自行车来到网球俱乐部。当时他穿一身白球衣，自行车的横梁上系着一支球拍。后来他告诉格拉妮娅，球衣是海蒂·普伦德加斯特为他找的，球拍也是她借给他的。海蒂说自己和丈夫多年前都曾是俱乐部会员。“当然，现在已经物是人非，”她说，“其他地方也一样。”他推着车走进大门，站在场边观看一场双打比赛，并不急于把球拍从横梁上解下来。“那人是谁？”有人问。十五分钟后，格拉妮娅朝他走过去——身为俱乐部干事，她多少感到有些责任。
“海蒂是个好人，”安吉拉说，“我想参加她的葬礼。”
“我听说过他，”梅维斯说，“原来长这样。”
她又朝陌生人的方向瞟了一眼。汤姆·克罗斯比聊起一桩有趣的案子。马丁·达迪站起身，晃悠悠地出了餐厅。德斯蒙德换到空出的座位上，再次坐在了妻子身边。侍者收走空鸡尾酒杯。“马丁一个劲儿说艾诗琳的事，真是烦透了。”德斯蒙德说。
俱乐部里有几个主妇自儿时便是好友：格拉妮娅、梅维斯、佛朗茜、海伦、翠西。她们彼此间的信任已经超过了学生时代，也更胜青年时代，因为她们不必再为嫁给同一个男人而明争暗斗。她们彼此倾吐秘密，坦言过去的遗憾乃至人生的重大失误。她们的存在是对彼此的慰藉，在谈笑间各自淡忘了生活的不如意或者深藏的愧疚。翠西在学校里总担心自己的胸太小，而海伦担心自己的脸太瘦、嘴唇太薄。佛朗茜曾在骑车时被卡车撞飞，差点死掉。梅维斯苦苦纠结了几个月才同意马丁·达迪的求婚。当她们还是女孩的时候，她们总是抱团瞧不起圈子外的女孩，这一点在成为家庭主妇后仍未改变。
“德斯蒙德，普伦德加斯特说他结婚了吗？”
他们这群人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网球俱乐部始终是他们的社交中心。冬季有些人爱打桥牌和高尔夫，其他人却不感兴趣。但到了夏季的下午和傍晚，所有人都热衷来网球俱乐部聚会，其中也包括佛朗茜·麦吉尼斯和哈顿夫妇这些不再下场打球的人。网球俱乐部承载着他们共同的记忆，他们在这里分享悲喜好恶，也会偶尔捧起老照片唏嘘一番；有些友情日益深厚，有些在时光中淡漠。比利·麦吉尼斯的性子丝毫未变，到四十五岁还是那个好胜的十四岁少年。他的妻子佛朗茜也是个好胜的人，她在比利即将迎娶翠西之际捷足先登。翠西只得嫁给了汤姆·克罗斯比。网球俱乐部里也不乏争吵：一九六一年德斯蒙德的父亲曾为了筹钱新建一块硬地球场大闹了一番，最终怒气冲冲地退出了俱乐部；十年后莱弗蒂与蒂莫西·斯威尼医生大吵了一架，两人也双双退出，起因只是一个捡球器。俱乐部里充斥着流言蜚语，有时出于嫉妒，有时出于怨恨。这些年来，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受命运的眷顾；俱乐部成员的子女常常被拿来比较，比学校的成绩，也比未来的前景，当然这些都是私下里的话题。五月到九月间每个星期六下午，妻子们准备下午茶，丈夫们准备酒、洗杯子。俱乐部成员的下一代都是在这里第一次品尝到鸡尾酒——比利·麦吉尼斯拿手的“白色佳人”或“侧车”。
他往桌子远端看了看，又看了看对面。他摇摇头。“他看起来不像结了婚的样子。对了，他好像不姓普伦德加斯特。”
格拉妮娅从他们身边走开。梅维斯·达迪坚持说自己上回欠她一杯酒，把她拉到吧台点了两杯马提尼。“那是谁？”她问。格拉妮娅说灰发男人从英国来，是普伦德加斯特家的亲戚，但她也不太清楚他叫什么。他曾来过网球俱乐部一次，她说，那次梅维斯不在。“来参加老海蒂的葬礼，对吧？”梅维斯说。格拉妮娅接过一杯酒，点了点头。
“安吉拉说她也会参加葬礼。”
德斯蒙德长了一张粉红色的大脸，发际线上移，发色多年前就已经褪成了浅棕色。他的衣服无论格拉妮娅多仔细地熨烫，只要一上身就变得皱巴巴的。他是个好脾气的人，做事不紧不慢，唯有到了网球场上，他的灵活与狡黠让人眼前一亮，仿佛换了个人。
一个女侍者端来盛着烤三文鱼的圆盘，另一个端来了蔬菜。马丁·达迪端着一只玻璃杯从吧台回来，玻璃杯里看上去像是加冰的威士忌。他在德斯蒙德与尤娜之间坐下，完全没意识到那并非他的座位。
“非常欢迎。”
梅维斯的后背映在瑞德·巴特勒厅的镜框上，黑色晚礼裙的V形开口延伸到背脊深处。她与比利·麦吉尼斯的表情和手势在克拉克·盖博的眼前一一闪过。
“奎尔蒂夫妇邀请我参加晚餐会。”
“说不定他适合安吉拉，”德斯蒙德说，“这种事谁也说不准。”
“请节哀顺变。”
那个八月的下午，身为医生的比利·麦吉尼斯被医院叫走了——有个产妇在分娩中出了问题。“该死的女人。”他毫无同情心地抱怨，说多半要整晚加班了。“来我家吧，佛朗茜。”网球散场后，格拉妮娅对她说。德斯蒙德注意到那个年轻人把网球拍绑在自行车横梁上，于是向他也发出了邀请。德斯蒙德说，晚餐过后他可以开车送他回普伦德加斯特家。两人一起把自行车放进了汽车后备厢。“我有个秘密要宣布。”佛朗茜在厨房里切培根的时候说。格拉妮娅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因为在闺蜜的对话中，“有个秘密要宣布”已经成了怀孕的代名词。“你在开玩笑吧！”格拉妮娅喊道，一面竭力掩饰心中的羡慕，“啊，佛朗茜，太棒了！”德斯蒙德给她们端来两杯酒。如格拉妮娅所料，佛朗茜并没有告诉他。“二月，”佛朗茜说，“比利说预产期是二月。”
“我刚刚告诉你的妻子。我是来料理后事的。”
她们在厨房忙活的时候，比利打来电话，估计他发现家里的电话没人接，便猜到妻子在这儿。他确认会很晚回家。“佛朗茜怀孕了，”当佛朗茜还在打电话时，格拉妮娅告诉德斯蒙德，“别说是我说的。”
“海蒂去世了，我听说。”德斯蒙德说。
趁培根在煎锅里加热的工夫，几个人在客厅里喝了点酒。他们依然穿着网球服，每个人都不慌不忙。佛朗茜即便回家也是独守空房，格拉妮娅和德斯蒙德晚上也没有安排，而那个住在普伦德加斯特家的年轻人像一个在享受假期的高中生。他们小口喝金酒，漫无边际地闲聊。他们向年轻人介绍小镇和网球俱乐部，透露了安吉拉的家世，解释了达迪夫妇是谁——这俨然一场不期而至的愉快酒会。德斯蒙德拨通了克罗斯比家的电话，但翠西说他们临时找不到保姆，否则很愿意过来。最终德斯蒙德做了炒鸡蛋，格拉妮娅煎了土豆饼和苏打面包。“反正我们已经醉了。”德斯蒙德说，一边摆出好几种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房间里飘荡着艾萨·凯特的《只是一个旧式女孩》。
德斯蒙德走过来。她向他介绍身边的男人，并提醒他两人曾见过面。她介绍他的时候顿了一下，因为她不知道他姓什么。“普伦德加斯特。”她含糊地说。其实她不确定他是否也姓普伦德加斯特。没人告诉过她。
此刻在瑞德·巴特勒厅里，格拉妮娅再次听到了那熟悉的旋律。“……和一个旧式百万富翁”——看似不经意的哼唱性感撩人，每一处重音都带着奇妙的口音。当时他们伴着歌声在起居室的家具间起舞，多数时候佛朗茜与年轻人一对，她与德斯蒙德一对。“对不起，亲爱的。”德斯蒙德在她的耳边低语。她摇了摇头，不愿承认因为那件事责怪丈夫。如果一定要责怪的话，作为妻子的她同样有份。“我得回去了，”佛朗茜说，“给比利准备点夜宵。”德斯蒙德说他可以在送年轻人的路上把她放下。他把唱片换成《爱之成长》，歌声一起他就睡着了。
“俱乐部一点也没变。只是我们老了。”
佛朗茜说不用送，她更想走路回家，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我开车你信得过吗？”格拉妮娅转头问年轻人。他笑着说自己别无选择，因为自行车没装头灯。此前她和他没说几句话，只是注意到德斯蒙德挺喜欢这个小伙子。德斯蒙德总是对陌生人很热情。“你是干什么的？”她在车里问他。虽然喝了不少金酒和葡萄酒，但她忽然感到一丝羞涩。他和她跳舞的时候，他把她搂得很紧，不过她注意到他和佛朗茜跳舞时也是一样。佛朗茜道别时还吻了他的脸。“我在酒吧工作，”他说，“之前我在伯恩茅斯的海洋旅馆烤吐司。”
“我时常想起网球俱乐部，格拉妮娅。”
她开得很慢，小心翼翼地穿过小镇的狭窄街巷。酒吧到了打烊时间，男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门口，抽烟或只是站着。“棕榈湾”炸鱼薯条店门前的人行道上依然站满了年轻人。在最远的路灯之外，小镇从喧嚣过渡到荒凉，零星的木屋与平房让位于无边的田野。“我从没去过那栋房子。”格拉妮娅在逐渐浓重的沉默里说。在提到打工的酒吧和伯恩茅斯的旅馆之后，他没再透露更多的信息。“他们应该睡了，”他说，“他们一到九点就上床。”
他朝她微微一笑，呷了一口酒。他长了一张长脸，颧骨高耸，一头灰发从蜡黄的前额整齐地往后梳。他蓝绿色的眼珠纹丝不动，也不怎么眨眼，似乎总在盯着你。她很清楚地记得这双眼睛，此刻再次被同样的目光笼罩。她当时问他是谁，他说自己是普伦德加斯特的远房侄子，从英国来。
汽车头灯照亮了行道木的树干，接着是路两侧的花瓮，最后是房子门前的阶梯。一楼窗户上挂着白色木质百叶窗，漆皮斑驳，与阶梯的金属栏杆一样印刻着岁月的痕迹。一切都在视野中一闪而过，最终定格在车灯前的是一片玫瑰花丛和草地上的一张座椅。“我把自行车卸下来，”他说，“就一分钟。”
“他们没告诉我。”
她熄灭头灯，下了车。八月的黄昏还未彻底逝去，温暖的薄暮里弥漫着金银花的香气。“你们对我太好了，”他一边解自行车绑带一边说，“你和德斯蒙德。”
“是的。”
此刻在洋溢着欢声笑语的瑞德·巴特勒厅里，她不愿再看他一眼，又忍不住投去目光——等着她的是那双凝视的眼睛，蜡黄额头上往后梳的整齐头发以及高耸的颧骨。安吉拉会在墓地里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奎尔蒂也会去，但海伦不会到场。“我想我们都需要喝一杯”——格拉妮娅可以想象安吉拉对他们说（德斯蒙德也会在），让三个男人围在她的身边。他在黑暗中把自行车推走，靠在阶梯旁。“进来坐会儿。”他说。她说太晚了，尽管天色尚早。“进来吧，没关系。”他说。
“你是说今晚？”
她回想起在俱乐部装饰花哨的餐厅里，他的微笑仿佛黑暗中的一道亮光。他的目光凝视着她，轻抚着她。他挽起她的手，两人走入大厅，灯光亮起来，古旧的座钟在楼梯旁滴答作响。厅里有一个衣帽架，地面铺着乳白色与砖红色相间的方形瓷砖，墙上挂着橡木框版画，墙边有玻璃鱼缸。“我给你倒杯睡前酒。”他轻声说，然后带她穿过铺着石板的过道，走进一间漆黑的厨房。“这儿有图拉多威士忌，”他喃喃道，“让每个人都心想事成。”她知道他在想什么。在汽车拐进大门前她就感觉到了，那种隐藏在沉默之下的悸动。他倒了两杯酒，然后他亲吻她、拥她入怀，仿佛那只是两人的又一次起舞。“亲爱的。”他低语道。他的举动多少让她有些惊讶，他的温柔情话同样让她意外。
这句奉承太过俗套，甚至没有反驳的必要。老夫人的葬礼结束后他就会离开。上一次葬礼他没有回来，那是十年前普伦德加斯特先生的葬礼。未来不会再有普伦德加斯特家的葬礼，因为这一家人已凋零殆尽。她不知道那栋房子将如何处理，也不知那对每周五开车来为老夫人打理家务的夫妇能得到些什么。她没有问这些问题，只是说：“我们一群朋友定期在这里聚餐，也包括奎尔蒂一家。我不知道他们告诉你没有。”
是否在汽车拐进大门之前她就接受了即将发生的一切？或是晚一些，在她说时间太晚的时候？还是在他从橱柜顶层取下酒瓶的时候？在某个时刻，她曾告诉自己：我要这么做。她知道自己说过，因为这句话依然回响在她的心底。“太幸运了！”他在厨房里感叹，他的声音如夜色般温柔，“多么幸运可以在这个爱尔兰的网球俱乐部里遇到你！”她用双手紧紧拥住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无法直视他，尽管他拥有一张英俊的脸。
“你还是那么年轻，你知道吗？”
厨房桌上的两只空酒杯，裸露的楼梯，二层楼梯口的抽屉柜，堆着毛巾的椅子，在身后关上的卧室房门：记忆中这些细节仿佛来自梦境。卧室的灯短暂地亮起来：盥洗架上放着一个盆子，里面立着粉红色瓷水壶，房间里有一个衣柜，梳妆台上有一包香烟，他打网球前换下的衬衫和裤子散落在地板上。灯熄了，他再次揽她入怀，他的手指开始解她球衣的扣子——除了德斯蒙德，再没有人这样做过。婚前她只被两个男孩亲吻过，一个是比利·麦吉尼斯，另一个是后来搬去加拿大的男孩。和俱乐部里其他主妇一样，她结婚时也是处女。“上帝啊，格拉妮娅！”他在她耳边低语。她一丝不挂地躺在被单上，脑子里的各种念头都化作忧惧。父亲的面孔清晰地浮现出来，他的脸上满是鄙夷。“别，别这样，亲爱的。”每当格拉妮娅抠膝盖上的疤或者用树枝在砾石路乱划时，母亲会弹着舌头说。
“随便玩玩罢了。”
他们回到厨房一起吃奶油山莓。她问起他的事，他避而不答，反倒把她的事问了个清楚。山莓很可口，他在车的副驾驶座上放了一小篮。那是给德斯蒙德的，但他没有明说。“别担心，”他说，“我周一就回英国。”
“你还在打球，格拉妮娅？”
回家路上，一只野兔跳到车前，被车灯晃得愣了一愣。人们会猜到的，她想。他们一看到车里这个孤单的身影就明白。她没有意识到，即使她只是简单地把他送回家，她返回时人们的眼前同样会是这个场景。其实当她进入小镇时，路上行人寥寥。
奎尔蒂是律师。他和妻子海伦也是网球俱乐部会员，他们几乎从不缺席每月在塔拉酒店的瑞德·巴特勒厅举行的晚餐。老海蒂·普伦德加斯特的死显然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格拉妮娅可以想象海伦闷闷不乐的模样——她一定不愿取消提前安排好的保姆，自己留在家里为英国来的陌生人做晚餐，再看着他和丈夫在家里谈生意。“我们请他去塔拉酒店吧。”奎尔蒂安慰妻子。海伦的心情很快平复下来，每次她的愿望被满足时都是如此。
“天啊，太抱歉了。”德斯蒙德说。他从沙发上坐起来，白衬衫上起了褶皱，脸上印着靠垫的纹理，头发一团乱麻。她只是莞尔一笑——她不信任自己的声音，哪怕只是平常的笑声。她把山莓放进冰箱，走进了浴室。
“他们快到了。”
在瑞德·巴特勒厅，吃过黑森林蛋糕之后，会员们一如往常地交换了座位。她坐到佛朗茜和梅维斯身边。“他很适合艾诗琳。”佛朗茜断言。按照梅维斯的描述，他其实一点也不老。“回家后我要和马丁好好谈谈，”梅维斯说，“她不是那种随便的女孩。我可以保证，如果发生了那种事，她肯定第一个告诉我。”她们压低嗓音，议论起安吉拉对陌生人表现出的兴趣。“那栋房子很适合她。”梅维斯说。
“今晚，你是说？”
所有的房间都会整修一新。板条百叶窗会重新粉刷，门厅台阶两侧的扶手也一样。室内会换上崭新的窗帘和地毯，新主人会雇用一名园丁。安吉拉向来不喜欢那个有钱的前夫为她盖的房子，他死后她更不讳言。
“我得知死讯就赶来了。我刚去过普伦德加斯特家，现在过来和奎尔蒂夫妇吃饭。”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格拉妮娅，”佛朗茜轻笑道，一边摸索着掏出一支香烟，“我们在你家客厅里跳舞，后来德斯蒙德睡着了。我是不是在那晚告诉你我怀上了莫琳？”
“当然不介意。”
“没错。”
“你介意和我说会儿话吗？”他说，“我就一个人。”
三个女人又聊起八卦。这个星期镇上一名年长的公务员因为贪污罪被起诉。梅维斯注意到自来水厂检测员似乎准备向尤娜求婚了。“难道她自己看不出来？”佛朗茜说。格拉妮娅笑了起来。
两人的对话发生在塔拉酒店的酒吧。格拉妮娅和丈夫德斯蒙德每月来这里吃一次晚餐，同行的还有网球俱乐部的其他夫妇。月度聚会是丈夫们提议的，只为了让妻子们偶尔可以不做晚饭。
有时她会想，他是否还在酒吧打工。她会摇着头告诉自己，他一定早就安顿下来，结婚生子了。但当她今晚看见他的时候，她立刻猜出他还没结婚。德斯蒙德说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她一点也不惊讶。“我要做这件事”：当时她对自己说的话再次在心里响起。“我要做这件事，因为我需要一个孩子。”
“她死了。前天死的。”
“上帝啊，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梅维斯说，“是我真的老了还是别的什么？”
“不知道。”
“老了，老了。”佛朗茜叹了口气，摁灭手里的烟。“真该死。”她喃喃道。
“你不知道海蒂·普伦德加斯特去世了吧？”他说。
梅维斯伸手拿起烟盒，弹到餐桌对面。“送你了，科维。”她说。佛朗茜用哀求的眼神看着他，于是他把烟盒弹了回来。格拉妮娅笑了——如果她不笑的话，她们会感到反常。
她不知他为什么要回来，也不知他准备待多久。她估计他住在普伦德加斯特家，和上次一样。十六年来，她一直避免踏上通向普伦德加斯特家的那条路。路的尽头是敞开的院门，门两侧是起伏的绿色铁栅，门房里空无一人。
这些年里，他一定想不到自己居然有一个孩子。如果安吉拉嫁给他，当他渐渐融入这个群体，他会意识到这件事的。午夜时分，当他躺在安吉拉身边，他会意识到德斯蒙德和格拉妮娅只有一个孩子。格拉妮娅想象着可能发生的事：某人知晓了这个秘密，然后人尽皆知。这些年来，她总是默默期望能把这件事告诉德斯蒙德和她的朋友们，也告诉那个孩子。有些日子里，她时时刻刻都怀着这样的期望。但并非现在这样。
“当然。”
晚宴结束了。酒店停车场里的车纷纷启动，店员提醒大家当心路上的冰。“晚安，格拉妮娅。”回来参加葬礼的男人说。她系好安全带。德斯蒙德倒了车，缓缓开上西大街。“你今晚有点沉默。”他说。她赶紧开口，说水厂检测员可能向尤娜求婚，以免他联想起那个陌生人。“对了，”这个话题过去之后，他说，“我见过艾诗琳的男朋友。他其实只有三十五岁。”她打开车库门，他把车停进去。空气的清冷更甚于酒店的停车场，令人倦意全消。
“我知道。但那已经无关紧要了，对吗？”
他们进了屋，锁上门。格拉妮娅预备好早餐的材料。他们已经不再雇用临时保姆；偶尔德斯蒙德送人回家的时候，她也不必焦急等待。他径直上了楼，她知道他会轻轻推开朱迪丝的门，看看她是否在安睡。每晚回家他总是如此。
“我以为我们不会再见了。”
格拉妮娅在水龙头下接了两杯水。她上了楼，把水放在卧室两侧的床头柜上，然后也去看了女儿——她的褐发散乱在枕头上，眼皮安详地闭着。“我明天可能去打高尔夫。”德斯蒙德把裤子放进电动熨烫机。他几乎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她关上他那一侧的台灯，下了楼。
“我总在想，”他说，“我们再次见面会是什么样子。失眠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这种事。”
她独自坐在厨房，面前放着一杯茶，思绪又回到那个八月的星期六。那时翠西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梅维斯也有了两个，海伦生了头胎。“如果今天安吉拉把孩子生在躺椅上，”那天比利·麦吉尼斯说，“我是不会惊讶的。”玛丽·安·哈登刚怀上第二胎。大一点的孩子们并排坐在俱乐部的台阶上。
他的酒杯里漂着一片柠檬，她猜那是一杯金汤力。杯中有冰块，杯壁上附着微小的气泡——应该是新鲜的汤力水。但多半不是没掺金酒的汤力水，因为上次见面时他喝的就是金汤力。“我喝得有点多。”当时他说。
格拉妮娅强迫自己在回忆中前行，那场偶然发生的派对，汽车头灯照亮的玫瑰花床。她轻轻回味着这些年来深藏在心底的孤独，以及那个似乎无人能触及的秘密。在厨房的寂静中，她从那段熟悉的记忆中走出，眼前又出现今晚与孩子的父亲重逢的一幕，当时的困惑如浓雾般再次将她包围。最终那层浓雾逐渐消散：她早已无法回头。
“不，我还记得你，”她说，“当然记得。”
他的口气更像在陈述一个事实，而非问一个问题。格拉妮娅记得他。当她看见酒杯上方那张微笑的脸就立刻认出了他。他是一个她本以为今生不必再见的人。十六年了——从一九七二年的夏天到现在——她尽力不去想他，并以为已经成功忘记了他。
“你不记得我了。”男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