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博拉疑惑地摇了摇头。
“亲爱的。”男人说。他上一次出现在德博拉眼前还是那个周日的下午。那已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她早已忘了他的相貌和声音。“真的是你！”男人说。
“我是奥利弗，”他说，“你的父亲。”
两人站在广场中央。他原本坐在用于公众集会的木制平台一角。和德博拉同行的两个女孩已经走出了几步。
他们在最近的露天咖啡馆坐下。她依然戴着墨镜。她让两个女伴先走，然后告诉奥利弗，她两点有课。
“你不记得我了，德博拉？”
“至少有时间喝杯咖啡。”奥利弗说。
她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回过头来。一个中年男子正朝她微笑。她笑了笑，心想这大概是某位不甚熟悉的老师。
他从她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尽管她更像安杰莉卡。原来她不是专程来看他的，她出现在佩鲁贾只是一个巧合。他不免有些失望。
“德博拉。”
“你应该知道吧？”他说，“你有我的地址？”
“哦！真抱歉！”他说完，付了另一杯咖啡的钱。
她摇了摇头。她完全被蒙在鼓里。她甚至不知道他离开了英国。
奥利弗又点了一支烟，不紧不慢地抽起来，消磨着侍者交班前的这一段时间。等到新的女侍者接班了，他把第一杯咖啡的小票攥进手心，只把第二杯的钱留在桌上。不过这一次他没能蒙混过关，刚走出几米侍者就追了上来，说着急促的意大利语。他微笑着摇了摇头。她抬起手，手里是他刚付的钱。
“但是，德博拉，安杰莉卡一定——”
安杰莉卡说他偷母亲的东西，那完全是她的臆断。母亲到了晚年越发糊涂，没有谁比他更难过了。他看着她一步步丧失记忆，又眼睁睁地看她把自己的财产捐给了巴拿度儿童之家。安杰莉卡是后来才出现的，她并不了解他的母亲。
“她没有，从来没有。”
为了躲避脑海里的安杰莉卡的身影，他盯着一只在人行道上踱步的鸽子，一边倾听邻座一对意大利男女的对话。男的穿深色正装，女的穿红色条纹裙。他们在谈论泳装，男人似乎在经营一间时尚服饰店。一群年轻人结伴走过，奥利弗飞快地扫视每一张面孔，女儿不在其中。还有十分钟，早班的女侍者就下班了，他点了第二杯卡布奇诺。
咖啡来了。一个年轻的男侍者，蓄着短髭，穿着便装，不同于酒店旁边咖啡馆里穿制服的女孩。他的目光在德博拉的脸上略作停留。奥利弗似乎听到他的唇间发出轻微的口哨声。
他感到有人擅闯了自己的私人领地，唤醒了这些不愉快的陈年记忆。这都是因为德博拉，她的到来把他带回了有安杰莉卡的世界。不过随之而来的也有愉快的记忆——他想起女儿的名字是他起的。“德博拉。”当时他建议道，安杰莉卡没有反对。
“我常常想起你和你的母亲，想起那套公寓。”
“你母亲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他的脑海里毫无征兆地响起安杰莉卡恼火的声音，“你居然偷她的东西。”
德博拉意识到他还不知道安杰莉卡已经死了。她犹豫了许久才结结巴巴说出口。
酒店里走出一个女人，她站在路旁，漫不经心地望向街边的咖啡桌。她个子比道格史密斯太太高，而且苗条得多。这是个寡妇或者离了婚的女人，奥利弗想。然而一个男人走出酒店，拉起她的手。
“上帝啊！”他说。
他点了一支烟。他曾有一只打火机和一个银质烟盒，那是他在这里的卡尔杜奇花园遇到的一位道格史密斯太太送的。恍惚间他似乎又看到了那只纤细精致的雕花烟盒，以及打火机左下角如藤蔓般纠缠的首字母。这两件东西他在几年前都卖了。
德博拉把一根手指伸进咖啡的泡沫里。这次偶遇对她来说并非惊喜，她宁愿这件事没有发生。她不愿和一个她不认识也不想认识的男人坐在这里。“看来他是我的父亲。”刚才她对女伴说。那句话乍一听很酷，但之后免不了被她们刨根问底。
“不客气，先生。”
“可怜的安杰莉卡！”他说。
“谢谢。”
德博拉不知道为什么没人事先提醒她。她那个整天穿着灰色正装的舅舅，还有安杰莉卡的众多朋友，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告诉她要避开这座意大利城市？为什么母亲也从未提过？
“您的咖啡，先生！”十一点交班的女侍者把一杯咖啡放到他的面前。
没人提醒她，或许因为他们都不知情。母亲从来不愿提起他的名字。她不是那种会在背后说人坏话的人。
德博拉大概注册了一门课程——语言类、文化类，或者两者兼有。佩鲁贾在这方面很有名，全世界的学生慕名而来。有时他们会待上一年或者更久，这都取决于课程的内容。奥利弗对这些很熟悉，因为他时常会碰上一两个学生。他向他们介绍佩鲁贾，而他们请他喝一杯咖啡或者白兰地作为感谢。有一次他遇上一个有钱的伊朗学生，他显然很感激奥利弗的热心肠，还请他共进了午餐。
“她每年夏天都会寄来一张你的照片，”他说，“最近两年没有照片寄来，我不知为什么。没想到世事无常。”
“谢谢。”奥利弗朝两人分别笑笑。在他离开前，店员用意大利语把他叫住。那女孩当时给德博拉介绍了一家帮学生租房的中介，和酒店只隔二十米。“谢谢。”奥利弗再次道谢，但他没有记下那家中介的名字。他走到酒店外的咖啡馆里，点了一杯卡布奇诺。
她木然地点了点头。
“她是这么问我的，”女孩耸了耸肩，“我们这儿满房了。”
“你为什么要学意大利语，德博拉？”
“租房子？”
“我本科学的艺术史。我需要提高意大利语水平。”
“学生，”和店员一道出来的女孩说，“她想在佩鲁贾租一间房子。”
“你在学艺术史？”
“稍等，先生。”店员转身走进侧面的小间，几分钟后拿回一张登记表。上面有德博拉的名字和签名，还有伦敦那套公寓的地址。她只在这间酒店住了一晚。
“是的。”
“有什么能帮您的，先生？”酒店前台的店员微笑着问他。奥利弗慢慢地用意大利语说出自己的问题。他在一张纸上写下德博拉的名字，以免有任何误解。他记得上次来咖啡馆的日期，并依据女儿的照片描述她的相貌。
“你能来这儿太好了。”
那天晚上德博拉没有出现，第二天没来，第三天还是没来。于是奥利弗又专程去了一趟佩鲁贾。唯一的解释是那个姑娘不是德博拉。但他依然相信自己的直觉，并为她迟迟不出现感到疑惑。他甚至想，女儿是不是她母亲派来的，此刻正躲在暗处监视他。
“嗯。”
也许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奥利弗后来想，自己应该主动和那个女孩搭讪。有时深思熟虑反而误事。如果她想等凉快了再出门，她会错过最后一班来贝托纳的公交车，而出租车又贵得离谱。换作是安杰莉卡，奥利弗想，她会毫不犹豫地叫一辆出租车——尽管她在别的方面都锱铢必较。
她选择佩鲁贾，是因为这里的课程比佛罗伦萨或是罗马的更好。假如她能预见今天的偶遇，她一定不选佩鲁贾。
下午三点暑热达到顶点，之后热度却迟迟不退。奥利弗家露台上的混凝土块、汽车座椅的金属框架、发烫的皮面以及房子的石材本身，纷纷释放出积聚了一天的热量，彻底抵消了日光的衰退。到了五点半，空气里终于透出一丝凉意；七点，凉意弥漫开来；八点半，人们可以愉快地纳凉了。
“这不是纯粹的巧合，”他柔声说，“这种事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
她对他的事没有一丝兴趣，舅舅也从未提起过他。当安杰莉卡的朋友偶尔请德博拉吃午饭或是喝酒时，他们也从未说起那个人。有一次陌生人问起她的父亲，她说他大概已经死了。她心中念念不忘的始终是与母亲共度的幸福时光，以及对自己年幼无知的悔恨。
德博拉感到心头的无名火升起。如果不是母亲滥做好人，对前夫心存善念，也不至于发生今天的事。她既然把自己的婚姻视为一个错误，为什么不快刀斩乱麻？不过德博拉的埋怨一闪即逝——怨恨死者是不敬的。
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德博拉没有发现任何来自父亲的照片或者信件。她不知道的是，母亲每隔几年就会寄给父亲一张女儿的近照，作为她成长的见证，但除此之外，她不会在信里附上只言片语。至于多年前父母双方达成的财务协议，德博拉也毫不知情。因此她从没想过，或许没人把母亲的死讯告诉那个曾在周日到访的男人，更没想过要自己去告诉他。那个曾微笑着点燃香烟的男人早已被时间冲淡，成为一个稀薄的影子，一如她躺在坟墓里的母亲。
“你住的地方远吗？”她问，心里期待着肯定的回答。
安杰莉卡死后，德博拉觉得自己成了孤儿。她有个舅舅，从小没见过几次面。舅舅和舅妈出于同情，会不时关心她。母亲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其实德博拉有自己的圈子，不需要专门的照顾。她继承了母亲在伦敦的公寓，放假时就回家住。她去诺福克郡的舅舅家度过一次周末，之后再没去过。舅舅从头到脚都和母亲不一样，他是个笨手笨脚的中年男人，穿一身单调无趣的灰色正装，叼着烟斗，眼镜腿上挂着链子；舅妈面无血色，有些笨嘴拙舌。他们把招待德博拉当成一项责任。当他们发现她是个独立的姑娘时，两人都着实松了口气。
奥利弗从支票本上撕下一页存根，写上自己的住址，然后又撕下一页画了一幅地图，并在上面标明去贝托纳村的公交车。
奥利弗回到二楼的卧室，脱下正装挂在铁丝衣架上，然后解下领带搭在上衣的肩上。他换了件衬衣，穿了条旧灯芯绒长裤——虽然有点厚，却是他最好的裤子。他在厨房泡了壶茶，和刚买的面包及香烟一起端上露台。他坐下来，等待女儿的到来。
“你能来太好了。”他把两张存根递给女儿，又感慨了一番。他的心底涌起一阵激动。如果那天早晨他没坐在酒店外面，他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她来过佩鲁贾。她无声无息地来了又走，而他一无所知。安杰莉卡去世之后，一家人只剩下他们两个。如果没遇上德博拉，他连这个事实也不会知晓。
他脱下外套搭在胳膊上。“真是热疯了！”卖面包的妇人抱怨道。在贝托纳村只有酷暑和严寒才会让人们谈论天气。奥利弗的额头和后颈都挂着豆大的汗滴。他感到衬衫下面也濡湿起来。德博拉的到来让他满心欢喜，无论她为何而来，有人陪伴总是件好事。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听见自己的女儿说，似乎在重复一句他之前没有听懂的话，“我不想去你家。”
他猜测德博拉或许是来带个口信，没准安杰莉卡想让他搬回广场边的那套公寓——那并非不可能。他不知道安杰莉卡已经去世了。奥利弗沿着斜坡走向石头房子，各种愉快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冒出来。“德博拉，我需要考虑一下。”他看见自己和德博拉坐在石头房子的“露台”上——那不过是屋前的空地，之前的住客不知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两个汽车座椅，又在水泥底座上摆了一张旧桌面权当茶几。“看情况吧。”他听见自己不置可否地回答。
“大概是别人对你讲了我的坏话，德博拉。”
奥利弗在村口的公交车站下了车。肉铺还开着，但他最终决定不买肉。他在车上一直在想要不要买一块猪排，虽然要花上两万意大利里拉，但一块肉排切成两小块也很方便。可是话又说回来，万一根本不用请德博拉吃晚饭呢？说不定她下午就到了——那并非不可能。最终他买了自己需要的面包，还有一包汤料和香烟。
“没有，一点也没有。”
在葬礼上，人人都称赞她的母亲，夸她待人和善。他们邀请德博拉去家里做客，说她心情低落的时候随时可以登门。
“我们可以有话直说。”
“亲爱的，你是个好女儿。”
安杰莉卡也是这副脾气，他早已深受其苦。她对他立下了严苛的规矩，坚信那是他罪有应得。她给了他那套改造了一半的房子，再加上每个月的生活费，条件是他再也不能到她的公寓来，也不能住在英国。他对这个安排颇有怨念，但既然她坚持如此，他还是同意了。至少在那个女人死后，每个月的汇款还是如期而至。奥利弗笑了笑，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胜利。
“我是个不孝的女儿，”德博拉在母亲的病榻前痛哭，“我简直是个小恶魔。”
“安杰莉卡是个容易嫉妒的人。嫉妒毁了一切。”
德博拉握着母亲的手，想起多年前母亲太频繁地提到自己的婚姻是个错误，她就很烦躁。后来母亲再没说过类似的话。想到这里，愧疚之情涌上心头。
“我从没发现她是个爱嫉妒的人。”
“你的事我都安排好了。”安杰莉卡死前说。她指的是德博拉本科毕业后念研究生的费用。“不用担心，亲爱的。”
他又笑了笑。没人比他更了解安杰莉卡。只有上帝知道安杰莉卡对这个女孩讲了什么，不过这些不再重要，因为此刻他坐在她面前，而安杰莉卡已经不在了。
两年前安杰莉卡去世时，德博拉二十岁。母亲的离去并不意外——她已在日益加剧的病痛中煎熬了数月，死亡近乎一种解脱。尽管如此，德博拉依然心如刀绞。在青春期她虽与母亲时有争吵，母亲的陪伴却是无可取代的。死亡到来的那一刻，德博拉才体会到长久以来母亲对自己的包容与关爱。母亲是个很开朗的人，常为一些小事开怀大笑，逗得德博拉也忍俊不禁。沉浸在悲伤中的她从没想过，那个曾在某个周日下午到访的男人或许会在葬礼上出现。事实上，他并未出现。
“你不去贝托纳看看，真是太遗憾了。虽说公交车费不便宜，你在佩鲁贾的这段时间我还是会经常过来。”
“安杰莉卡可不好对付，”又一个晚上，奥利弗继续聊起自己的婚姻，“她很爱吃醋。”此外，他还自信地宣称，自己在贝托纳山上蜗居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他常在画廊里或是酒店旁的咖啡店里与单身的英国女人搭讪，希望借此摆脱眼下的窘境——不过他觉得这些事无关紧要，不必向住客提及。他竭力把安杰莉卡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甚至为自己的口才洋洋得意。没过多久，一次无关紧要的争吵迅速结束了他们短暂的友情。除了免费住宿，住客还向他索要一笔事先承诺过的酬劳。奥利弗承认曾讨论过这笔费用，却坚决否认自己同意支付这笔钱。最终两人不欢而散。
“嗯，说实话，我更希望我们不再见面。”德博拉的语气淡漠而坚决。她的言语中透出一丝烦躁，竟让奥利弗想起他的母亲，而非妻子。
粪坑直到现在还没挖，不过除此之外，奥利弗的运气还不错。有一次他在去意大利信贷银行的路上遇到一个不懂意大利语的英国同胞，奥利弗帮他解决了一个意大利语的问题。为了表示感激，那人坚持要请他喝杯咖啡。奥利弗预感那人或许会对自己有用，便建议他开车带自己回贝托纳村。最终奥利弗为那人提供了一个夏天的住宿（在水泥地上铺了一个睡袋），而那人帮他修好了铁皮屋顶，接好了洗手间和淋浴喷头的水管，安装了厨房台盆，还把一个捡来的老式煤气炉改造成了液化气炉。他说自己正处在事业的低谷，很乐意手头有点事情做。每当奥利弗谈起自己的婚姻，那人就会找个机会接过话头，回忆起自己曾干得风生水起最后却不幸破产的事业。奥利弗很反感他的插话，干脆不听他说话。每天傍晚六点，那人会步行去村里买一升红酒和一些食物。奥利弗声明，那些东西他一个人的时候是不会买的，因此不该他出钱。但他已经为客人提供了住宿，公平起见，他偶尔白吃一个鸡蛋或者喝一杯红酒也不算过分。
“我平时每月来一次。”他从自己的MS牌香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安杰莉卡想把我们分开，”他说，“这些年一直如此。这都是她精心安排的。”
如今这个小窝里多少添了几件家具。楼下摆了两张折叠式花园椅，一张浅黄褐色塑料桌，还有一个松木书架。水泥地面上铺着褪色的地毯，只有个别地方袒露出来。四幅厚框的萨福克郡风景画为粗粝的石墙增添了些许精致。角落里还置了一台电视。
德博拉从手提包深处掏出自己的香烟和火柴。奥利弗说早知道她也抽烟的话，刚才就递给她一支。她说没关系。
奥利弗栖身于贝托纳村外山上的一栋不起眼的石头房子里。它曾被用作冬季的羊圈——羊群挤在楼下，羊倌待在二楼唯一的房间里，两层之间由一段近似木梯的笨重台阶相连。房子是多年前安杰莉卡买下的。她对它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从村里接来电线，楼下装了厨房和带淋浴的洗手间。但从装修的痕迹能看出，她对这项工程渐渐失去了兴趣。离婚的时候，她把这栋破房子给了他。她自己只来过一次，离婚手续启动后她便停止了改造。当奥利弗只身搬来时，瓦楞状铁皮屋顶还在漏雨，洗手间和淋浴喷头都不出水，厨房里没有台盆也没有炉子，粪坑也没挖。那时他背着衣物和四幅乌木框挂画从英格兰赶来。“好吧，至少有个住的地方。”他环顾楼下散发着水泥味道的四壁，自言自语道。他看了一眼自己那双算不上灵巧的手，叹了口气。
“我不想再有任何麻烦。”她说。
“我的出生也是个错误，对吗？”多年后在与母亲的一次争吵中，德博拉毫不留情地大喊。每当母亲提起自己的婚姻，总会淡淡地说：那是当年两个人犯下的错误，最好把它忘了。
“麻烦，德博拉？不过是偶尔喝杯咖啡——”
两人在门口说话时，他点了一根烟。他轻声打断她的母亲，问能不能进屋说话。母亲没有同意。
“说实话，连咖啡我也不想喝。”
之后德博拉问起时，母亲告诉她那个男人的身份。母亲是个坦诚的人，从不对她说谎。如果两个人不合适，她说，就没有必要做样子给别人看。
奥利弗笑了。没有争论的必要。他从没跟安杰莉卡争论过。她总是那个挑起话头的人，然后一个人越说越激动，仿佛在和她自己争吵。其实德博拉可以睡在楼下的客厅，每天搭早班公交车去佩鲁贾。他们可以分摊日常花销，他之前与那个破产的男人就相处得十分愉快。
“好吧，我走了，”他说，“不打扰了。”
“抱歉。”德博拉说。在奥利弗听来，她的口气太过随意。她吐了口烟，往一侧扭过头去，看她的同伴是否还在附近。他感到一丝愤怒。他坐在这里，仿佛一个路人。他想提醒她，是他给了她生命。
母亲的声音低了下去。她又说了几句话，德博拉一个字也没听清。
“贝托纳还不错，”他尽量心平气和地说，“我算不上有钱。但我觉得你不会讨厌那个地方。”
“我只是路过。不打个招呼太不礼貌了。我们不至于永远不说话吧，安杰莉卡。”
“我不会讨厌那儿。无论如何——”
“你知道我介意。”她听见母亲回答。
“你知道，安杰莉卡从小就不缺钱花。但她从来见不得我有钱。”
在德博拉的记忆里，父亲只出现过一次。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午后，他来到公寓门口，当时她站在两层楼之间的一小段楼梯上方。虽然不知他是谁，但她觉察到异样的气氛，因而盯着他看，听着他说话。男人微笑着站在门前，他说她母亲的气色很不错。他希望她不要介意。母亲很生气。那一年德博拉五岁。
德博拉错过了两点的课，起身离开比她预想的要难。奥利弗讲了很多事，没有一件是她此前知晓的。他也提到了她记忆中的那个周日下午。“那时我的情况不太好。”奥利弗说。那一天后，双方签署了法律协议：奥利弗将获得一系列经济补偿，代价是他不能再来她的寓所，也不得探望女儿。贝托纳的房子转到了他的名下，但那不过是个棚屋。“协议里没有一条是对我有利的。”他说。他每年收到的女儿照片也是协议里的一条，那是他唯一的要求。他忽然站起身，说自己要去赶公交车。
他从市中心出发，抄一条下陡坡的近路，来到他常去的公交站。在这一站上车能省一点路费，虽然他不常来佩鲁贾，但毕竟积少成多。德博拉竟然来佩鲁贾了，太惊喜了！奥利弗站在阳光下微笑。最美好的事总是不期而至。
“我可以理解，”他说，“你为什么不愿来贝托纳。你有自己的生活。”
最终奥利弗付了咖啡钱，起身离开。或许他应该买点肉，说不定女儿会在晚餐时间去他家。肉对他来讲是一种奢侈品，他心血来潮时才会买一包熟火鸡肉片，然后吃上好几个月。在普廖里路上有一家他经常路过的肉铺，早晨摊位前挤满了妇人，争先恐后地向摊主喊话。奥利弗受不了那种喧闹，也没耐心排队。贝托纳村里也有一家肉铺，他坐十二点零五分的那班公交车回去，肉铺应该还没关门。最好到那时再说，这么热的天，肉很快会变质。
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德博拉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午休之后重新涌起的人潮中。
他微笑着道谢，轻轻吹了吹卡布奇诺上的奶沫，抿了一小口。然后他点了一支烟。你可以在这儿坐上一整天，他想，看着这些红头发的佩鲁贾人走过。三三两两的小伙子、语言学校里的外国学生，还有从停车场走来的满头大汗的游客。像他这样优哉游哉，思考一下人生，还真是惬意。
谁能相信他居然比安杰莉卡活得久？世事难料，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安杰莉卡曾说过，他总是想赢。她生气的时候说过，他没办法不欺骗别人，因为他无法控制自己。如同一个嗜赌如命的赌徒，或是一个无酒不欢的酒鬼，他必须在自己做的每件事里得到好处。
“您的咖啡，先生。”女侍者把卡布奇诺放到他面前，并更换了烟灰缸。
当奥利弗在回贝托纳的公交车上想起安杰莉卡时，他并没有感到怨恨。大概因为她已经死了。过了这么多年，卸下怨恨的重负是一种解脱，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他始终不理解她到底想干什么。当她在他的东西中发现三四样他母亲的物件时，她忘了那些东西其实也属于他。母亲已经神志不清，告不告诉她都一样，但安杰莉卡拒绝接受他的解释。她一遍遍地数落他，说他无法抗拒“占自己母亲的便宜”。她说他小心眼，说他吝啬，还说这样的性格让他冷血——这几句话她常挂在嘴边。他觉得她向来口不择言，也不在乎那些话有多伤人。
最好不要贸然相认，他想，让德博拉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倘若按照他的想法，他会去酒店前台联系她，在大堂等她，然后两人共进午餐；他会带她逛逛这座小城，她参观画廊的时候他会坐在街边咖啡馆；之后他们还能去酒吧喝上一杯——但那不是德博拉的想法，这么做对她不公平。况且一天下来花销不菲。尽管德博拉住的是高档酒店，她手里也不见得有闲钱。她的母亲并不是个大方的人。奥利弗今天来佩鲁贾是去意大利信贷银行确认安杰莉卡按月汇来的钱已经到账。他在银行兑现了一张支票，那是未来一个月的生活费。
在公交车上，安杰莉卡的脸在奥利弗的脑海里浮现，一并出现的还有母亲的脸。令他惊讶的是，女儿的脸也在一旁。安杰莉卡在乞求着什么，年迈母亲的脸上挂满了泪滴，德博拉只是轻轻地摇头。“就像身体里的癌细胞。”安杰莉卡说。然而死的却是安杰莉卡，他又一次想。
在那个走进酒店的女孩身上，他看到了安杰莉卡的影子——身材同样苗条，也长着金发，脸庞娇小，步伐小但走路快。如果女孩停下来并由于某种原因摘下墨镜，他会立刻认出她母亲那双深陷的黑眼睛，那会是一个温情与伤感交织的瞬间。若非她的长相酷似安杰莉卡，他也不会如此笃定。女儿长大以后，他只在照片上见过她。
德博拉会来的。她一定会来的，因为她是他的骨血。有一天当他从二楼望下去，他会看到她朝他走来，怀抱着礼物，因为她知道他过得很拮据。律师用丑恶的字眼写下冷冰冰的条款，将他们分隔多年。当德博拉想到这一点，她会幡然醒悟的。在两人分开前，他从她的脸上觉察到一丝不安，那是代替安杰莉卡的悔意。他对此并不意外。
“好的，先生，请稍等。”
这个想法让奥利弗心情大好。他回房间换衣服时，他回想起那个追上来要钱的女侍者。无所谓，毕竟自从她在咖啡馆上班以来，他已经白喝了二三十杯咖啡。那个破产的男人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大吵了一番，那也无所谓，因为他已经把屋顶和水管修好了。道格史密斯太太跟他翻了脸，那也无所谓，因为她已经把打火机和银质烟盒送给了他。这种事安杰莉卡总是理解不了，如同她无法理解他母亲的昏聩，或许她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女儿。你不可能拆散至亲骨肉，你也不该做这样的事。
他唤来刚给邻桌的客人结完账的女侍者，又点了一杯卡布奇诺。这个女孩会在十一点交班，接班的侍者只会收他一杯卡布奇诺的钱。这很公平，奥利弗为自己辩解，他是咖啡馆的常客，远比普通游客的消费要高。
奥利弗到厨房里烧了一壶水。水开之后，他用早晨用过的茶包泡了茶。他端着茶杯走到露台上，点了一支烟。汽车座椅依然烫得无法落座，于是他站着等它凉下来。她完全没理由不付两人的咖啡钱，因为要不是她出现在佩鲁贾，那两杯咖啡也不用点。当时他瞟了一眼账单，一杯卡布奇诺要一万八千里拉。
“小姐！”
奥利弗是个四十七岁的英俊男人，头发有些花白，五官端正，面相和善。今天早晨来佩鲁贾，他的穿着一如往常：乳白色亚麻正装，绿条纹白衬衫，配上英国公学风格的领带。他的棕色皮鞋擦得锃亮，与正装搭配的乳白色袜子紧紧地裹住脚踝。
但奥利弗努力说服自己：你对这种事是有预感的。自己的亲骨肉，你应当能感觉到。再说了，如果德博拉不是专程来看他，她来佩鲁贾做什么？女孩孤身一人。她急匆匆地走进咖啡馆旁的酒店，似乎有公务在身，不太像游客。
那是德博拉，奥利弗心想，我的女儿来看我了。但他依然坐在人行道上的咖啡桌前，一动不动，甚至没有微笑。毕竟他的眼角里闪过的只是一个瘦小女孩的身影——黄裙子、金发、墨镜。那完全可以是另一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