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上猎犬狩猎狐狸，这种荒僻地带的方式展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范例，其中只有部分并且很可能无害的机械化介入。这是最纯粹的户外活动之一，其中包含着真正的栅条风味，也拥有第一流的人与地球关系的戏剧性。狐狸是被刻意留在射程范围之外的，因此，伦理约束也得到了体现。可是我们如今却坐在福特汽车里追踪狐狸！巴格尔·安的叫声和廉价小汽车的喇叭声混作一团！不管怎样，总算没有人试图发明机械猎犬或是在猎犬鼻子上铆上一个可调节喉缩。也没有人试图用留声机或者其他什幺毫无痛苦的捷径来传授驯狗课程。我猜想，装备设计者在猎犬的世界里是无能为力了。
即便在不使用枪械的狩猎活动中，机械化的影响力也已经发挥了各种各样的功效。现代望远镜、照相机、铝制鸟足环当然不会侵蚀鸟类学的文化价值。要不是舷外发动机和铝制独木舟，钓鱼的机械化程度看起来也不至于像打猎那样严重。另外，机动交通几乎已经完全摧毁了荒野旅行这一户外项目，从下车点到荒野之间只剩下了微不足道的距离。
把户外活动的弊病全部归咎于物理辅助工具发明者是不准确的。广告业者提供了设想，而设想绝少像实物工具一般诚实，虽说它们或许同样无用。在这些设想中，有一个值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那就是“到哪里去”部门。能够知道哪里是打猎或垂钓的好地方，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能力财富。它同钓竿、狗或猎枪一样，是可以作为个人的善意出借或赠予的东西。可若是把它们作为辅助工具挂在户外活动的卖场上，在我看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进至于将它们当作免费的公共“服务”提供给所有人，在我看来更是大大不一样。如今，就连“环境保护”部门也在告诉汤姆、迪克和哈利们，哪里有鱼会咬钩，哪里有一大群野鸭会冒险飞下来寻找吃食。
没有导师来告诉户外活动爱好者什幺是错的。户外活动出版物也早已不再表达狩猎，摇身一变成了装备业者的广告板。野生动植物管理者忙于繁育猎物好让枪口有东西可瞄准，顾不上考虑太多类似开枪的文化价值这样的东西。只因为从色诺芬到泰迪·罗斯福的每个人都说打猎是有价值的，人们便想当然地认为这种价值绝不会被磨灭。
所有这些有组织的无序化都在渐渐剥离户外活动中最本质的个人要素之中的个性因子。我不知道正当与非正当行为之间的分界线是划在了哪里——然而，我确信，“到哪里去”部门已经将一切理性的边界都打破了。
在我看来，美国的户外活动者是困惑的，他们不明白自己身上正在发生什幺。既然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的装备对工业是有益的，那为什幺就不能对户外活动同样有益呢？他不曾认识到，户外活动的本质就是原始的、返祖的——也就是说，两者的价值背道而驰，过度机械化等同于将工厂搬进森林或沼泽，注定将会摧毁这种反差。
如果在某个地方狩猎或钓鱼的确很好，那幺“到哪里去”服务便足以诱使户外活动参与者的欲望无节制地膨胀。如果它们不那幺好，广告业者又必定会采取更多、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加以宣传。钓鱼彩票就是其中之一：在那里，人们在某几条人工养殖的鱼身上贴上标签，告诉钓鱼者，如果钓到中奖数字，就会获得相应的奖金。这种科技与桌球室的古怪混血儿注定使得许多早已耗竭的湖泊仍然得承担起过度的捕捞，同时也为许多乡村商会奉上了可资洋洋自得的自豪感。
并非所有户外活动都已经堕落到打野鸭那种程度了。美国传统的捍卫者依旧存在。或许，弓箭运动和复兴的放鹰狩猎方式正标志着回归传统的开端。可无论如何，大趋势依旧是愈演愈烈的机械化，随之而来的依然是文化价值的日渐消解，其中尤以栅条价值和伦理约束为甚。
对于职业的野生动植物管理者来说，若只想着洁身自好而对这些事避而远之，无异于尸位素餐。产品工程师和销售者隶属同一阵营，两者拴在同一条绳子上。
我不会假装了解什幺是适度，也不会装作知道正当与非正当装备之间的界线应该划在哪里。虽然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很清楚，但在文化效应方面，户外装备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从回归根源做起。自制的打猎或户外生存工具往往能够提升人与地球关系中的戏剧性，而非摧毁它——用自制飞钓鱼饵钓到鳟鱼的人得到的不是一份奖赏，而是双份。我自己也使用过很多工厂量产的小装备。然而，在为了打猎而花钱购买装备这件事上必须有条界限，一旦越界，打猎活动的文化价值就会被摧折。
野生动植物管理者们试图通过控制环境实现在荒野中繁育猎物，如此一来，狩猎便从获取行为变成了保育行为。如果这样的变化真的发生了，它对文化价值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必须承认，“栅条”风味和公开免费获取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关联。丹尼尔·布恩连等待农作物生长的耐心都没有，遑论野生动物。或许，老派猎人顽固地拒绝接受保育理念正是他的“栅条”传承的体现。又或许，保育之所以遭到抵制，正是因为它违背了“栅条”传统中的一大要素：自由狩猎。
答案不可一概而论。罗斯福并不鄙夷现代来福枪，怀特大方自如地使用铝锅、丝帐、脱水食物。不知为什幺，他们却能够将种种工具都化为助力，适度利用机械装备，却不被装备所利用。
机械化未能为它所摧毁的栅条价值提供任何文化替代品——至少我没有看到。保育或管理提供了一种替代品，名叫“荒野耕作”，在我看来，它至少具有可与之匹配的价值。为了野生动植物的保育而对土地加以管理，这样的经验与任何其他形式的耕作行为有着同样的价值，它们都能够提醒我们记起人与地球的关系。更有甚者，伦理约束也蕴含其中——像这样管理猎物而非依赖于控制捕猎者是需要更高水平的伦理约束的。那幺，或许可以得出结论，猎物保育削减了一种价值（栅条），但同时对另外两种价值有所提升。
举个极端的例子吧，让我们看一看打野鸭的人。他坐在铁皮船里，铁皮船藏在人造陷阱背后。无须迈动脚步，一台突突作响的马达就把他送到了目的地。罐装燃料立在他的身旁，供他随时取暖，以防有寒风袭来。他拿起一只工厂量产的喇叭朝着空中飞过的鸭群喊话，用他期望会有诱惑力的声音——刻在光盘上的家庭自学课程已经教过他该怎样操作了。喇叭没有生效，陷阱生效了，一群野鸭盘旋着进入了陷阱。他不惜在鸟儿的第二圈盘旋还没开始之前就扣动了扳机，因为整片沼泽挤满了打猎者，别人也用着差不多的装备，谁都很可能抢先开枪。还隔着七十码他就开了枪，因为他的可调节喉缩已经放在了无穷大的档位上，广告也告诉他了，这种超级Z型的子弹射程很远，而且弹量充足。野鸭群惊散了。两三只被打中的鸭子跌落下来，死在了别的地方。这位猎人感受到文化价值了吗？还是说他只是在为水貂准备食物？下一个掩体打开了，距离足有七十五码，另一个家伙可不是又在端着枪跃跃欲试了吗？这就是打野鸭，如今的模式。在所有公共猎场和许多俱乐部里，这就是典型的方式。轻车简从哪里去了？一颗子弹的传统哪里去了？
如果我们将户外活动视作战场，不知疲惫的机械化进程与完全停滞不前的传统是冲突双方，那幺有关文化价值的前景就真是一片黑暗了。但为什幺我们有关户外活动的观念不能像我们那不断加长的装备名单一样成长呢？或许文化价值的救赎就在于掌握主动。我——不只我一个人——相信时机已经成熟。户外活动爱好者能够自行决定未来的模样。
接下来轮到装备设计师登场了，他们还有另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狩猎用品销售商。他们用无穷无尽的精巧装备武装了美国的户外活动爱好者，全都打着为自力更生、刚毅勇敢、丛林生存技能和射击术服务的旗号，往往取代了他们功能。各种装备塞满了大大小小的袋子，从脖子到腰间都挂得满满的。还有更多的塞满了汽车后备厢，就算拖车也不例外。每一种户外装备都越来越轻，通常也越来越好，然而，原本以“磅”为单位的总重量如今却几乎要换用“吨”来计算。户外装备的交易量渐渐增长到了天文数字，这些数字被一本正经地印刷在纸上，以表明“野生动植物的经济价值”。可是文化价值又在哪里呢？
比方说，最近十年里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户外活动形式，它不会破坏野生世界，它利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它绕开了他人土地借用限制的问题，并且大大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承载力。这种活动不受猎物袋尺寸的限制，也没有休猎季。它需要老师，不需要监察者。它要求一种具备最高文化价值的全新的丛林知识。我说的这种活动，就是野生动植物研究。
然而，随着观念的逐渐演化，它们变成了体育道德的准则之一，变成了一条在狩猎活动中只能靠自律实现的约束。以它们为基础，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美国传统，关于自力更生、刚毅勇敢、丛林生存技能和射击术的传统。这些是无形的财富，却绝不抽象。西奥多·罗斯福是一名伟大的猎手，这并不是因为他把战利品挂得到处都是，而是因为他将这种无形的美国传统用任何小男孩都能读懂的文字阐述了出来。更加精准细致的描述可以在斯图亚特·爱德华·怀特的早期着作中找到。正是这样的一些人认识到了文化的价值，创造出了适宜其成长的模式，并且反过来借助以上两者成就了文化价值。这样的说法想必也是不过分的。
野生动植物研究最初是以不容窥探的专业领域面目出现的。无疑，更加困难、艰苦的研究工作和课题必须留给专业人士来完成，但仍然有足够多的问题适合不同程度的业余爱好者参与。在机械发明的领域里，业余爱好者早就介入了研究工作。在生物学的领域里，业余爱好者的研究也有竞技的价值，这一点才刚刚开始被人们认识到。
拓荒时期诞生了两种观念，都是关于户外活动中的栅条价值的。一个是“轻车简从”观念，另一个是“一颗子弹一头鹿”观念。拓荒者必然需要剥除冗余，一切从简。他每开一枪都谨慎而精准，因为他缺乏交通工具、现金和足以满足机关枪般扫射需求的武器。再说得更清楚一些，从这两种观念诞生之初，它们就是环境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心甘情愿地遵守这不得不遵守的规则。
就像玛格丽特·莫尔斯·尼斯，一位业余的鸟类学者，在她自己家的后院里研究歌带鹀，成了鸟类行为的世界权威，比许多在公共机构中研究鸟类的专业学者做得更加出色，思考得也更加深入。查尔斯·L.布若雷，一名银行家，喜欢为鹰戴上标记环志，以此作为娱乐，却发现了一个此前无人知晓的事实：有的鹰冬天在南边筑巢，却也会飞到北边的森林里度个短假。草原上的小麦农场主诺曼·科瑞多和斯图尔特·科瑞多，以及马尼托巴，在他们的农场里研究动植物，成了知名的权威人士，熟知从本地植物到野生动物圈的一切。艾略特·S.巴克尔，一名新墨西哥州群山间的牛仔，完成了一本有关那最不可捉摸的猫科动物——美洲狮——的着作，并成为该领域最好的两部着作之一。如果有人说，这些人是在工作而不是娱乐，别相信他。他们只是发现了，户外活动的最大乐趣存在于观察和探索未知之中。
由此，便可以对来自我们户外根源的三种文化养分做出粗浅的定义。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就这幺得到了滋养。价值的抽取从来都不是自发完成的，只有健康的文化才能得到滋养并成长壮大。我们如今的户外活动形式能够滋养文化吗？
鸟类学、哺乳动物学和植物学如今已为大多数爱好者所知，但这些领域可能提供给（以及开放给）业余爱好者的，目前还只是幼儿园级别的小打小闹。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在于，整个生物学教育（包括在野生动植物方面的教育）都旨在保持专业学界在研究方面的垄断权。留给爱好者的只不过是虚假的发现之旅——去重复验证专业权威已经知道了的东西。年轻人需要被告知的是，建造完成的航船就停泊在他自己头脑的干船坞里，随时可以扬帆出海，自由航行。
那幺，看来似乎存在这样一种情形：“栅条”和“人与地球”两种经验即便无法产生正向价值，至少也止步于零价值，但伦理经验则有可能产生负价值。
依我所见，推广野生动植物研究活动是对抗野生动植物管理行业的最重要一环。野生动植物还有另一个价值，如今仍只有少数生态学家看到，可是这一点或许对整个人类来说都非常重要。
自觉遵从伦理规则能够提升狩猎者的自尊，可也不该忘了，一旦自律被漠视，随之而来的就是个人的放纵与堕落。例如，所有狩猎活动的一大共同准则就是，不浪费一块好肉。如今的实际情况显而易见：威斯康星州的猎鹿人每合法捕猎一头雄鹿，就会在树林中杀死并遗弃至少一头雌鹿或幼鹿，要幺就是在两头合法的雄鹿中二选一，丢弃单枝鹿角的小雄鹿。换句话说，将近半数的猎人会射杀他们见到的任何一只鹿，直到有一只合法的雄鹿被杀死。遭到非法猎杀的猎物就被留在它们倒下的地方。这样的猎鹿行为不但没有社会价值，更是加速了猎场之外的伦理崩塌。
我们现在知道了，动物种群拥有行为模式，身在其中的动物个体并不自知，但它仍然是实践该模式的一部分。就像兔子并不知道种群的周期，但它却是周期运转的推动力。
野生动植物伦理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美德，即通常都没有旁观席位来让旁人对猎人的行为喝彩或喝倒彩。无论采取什幺样的行动，都只出自他个人的良知，而非受迫于众目睽睽的拘束。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无须夸大。
我们无法在个体或短时间内识别出这些行为模式。对一只兔子的观察再如何审慎周密，它也不会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周期的事。周期的概念萌发于持续数十年来对兔子群体的审慎观察。
第三类价值存在于任何被统称为“体育道德”的道德约束运动中。我们用以捕获野生动植物的工具发展得比我们自身更快，而体育道德就是自觉且有限度地使用这些武器装备。其目标在于，在捕获野生动植物的活动中加大技巧的比重，削弱工具的应用。
这引发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人类种群是否也有我们所不曾知晓的行为模式？我们正在推动的是哪一种模式？暴乱和战争、动荡和革命是否也是这整个进程中的一部分呢？
第二类价值存在于任何能够让我们想起自身对于“土地—植物—动物—人类”这一食物链的依赖的经验，以及一切令我们想起生物区系基本原理的经验。文明将小工具和中间人胡乱填塞进了“人与地球的关系”这一元素中，塞得如此混乱，以至于我们对它的认识越来越模糊。我们设想工业支撑了人类，却忘了是什幺在支撑着工业。该是教育向土地靠拢而非远离的时候了。那段带一张兔子皮回家给娃娃做包被的童谣就是民间传承中的诸多提示之一，提醒着我们，人类曾经需要通过狩猎来为家庭谋取衣食。
许多历史学者和哲学家坚持将我们的群体行为解释为个人意志力总和的结果。整个外交活动的主旨都基于一个假设：政治团体具备高贵诚实者的特性。另外，某些经济学者则将整个社会视为指掌之间的玩物，对此，我们的认知总是大大滞后。
第一类价值存在于任何能够让我们想起自己的血脉起源和进化发展的经验中。比如，激发起历史意识的经历。这种意识是对“民族性”的最佳阐释。鉴于这一概念尚无任何简称，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会称之为“栅条价值”。举例来说，一名童子军做好了一顶浣熊皮帽，钻进柳树林中模仿丹尼尔·布恩的行径。此时他就在重演美国的历史。从文化角度看来，他已经达到了那样的程度，正在为面对当代黑暗、血腥的现实做准备。再比如，一名农家男孩走进教室时身上散发着麝鼠的臭味——早饭前他曾去巡视了他设下的陷阱。他正在重演皮草贸易中的冒险故事。个体发育复制物种演化，无论在社会中还是个体上都同样适用。
我们有理由假设，人类社会的进程体现着比兔子群体更高的主观意志。但同样也有理由假设，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存在某些群体行为模式，可我们却一无所知，因为命运绝不会将它们揭示出来。也可能是我们误读了其中的意义，错解了命运的提示。
没有人能够权衡或度量文化，我自然也不会浪费时间去尝试做这样的事。只需有识之士的共识就足以说明，在体育活动、风土人情以及重新与野生事物建立联系的经历中都存在着文明的价值。我斗胆将这些价值分为三类。
这种怀疑关乎人类种群行为模式的基本面，为高等动物研究注入了异常大的热情和价值——毕竟，那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参照系。埃灵顿以及其他一些人，已经指出了这些动物参照系的文化价值。数个世纪来，这个藏着丰富知识的浩大图书馆已经对我们关上了大门，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它，又该怎样才能找到它。生态学如今教导我们，要到动物种群里去寻找参照系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通过学习生物圈中某个细小部分的运转方式，我们可以推测整个系统是如何运转的。理解这些更深层次的意义，以钻研的辩证眼光接受它们，才是未来的丛林知识所需要的能力。
文明种族的文化基础不断变化，无所不在，却始终保有其原始野性根源的部分。在这里，我要讨论的正是这种野性根源的价值。
总结一下，野生动植物曾经养育了我们，造就了我们的文化。直到今天，它们仍然在为我们提供闲暇时光的愉悦。但我们试图借助现代机械收获这种愉悦，却在这过程中摧毁了它们的部分价值。然而，只要换以现代的心智谋取收获，便能够得享愉悦，同时得获智慧。
原始人的文化往往建立在野生动植物的基础上。因此，对于草原上的印第安人来说，北美野牛不但是食物，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建筑、服饰、语言、艺术和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