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护这种昂贵的、人工养殖且或多或少缺乏生存能力的鳟鱼，环保委员会觉得，有必要杀死所有造访鱼儿生长的养殖场的大蓝鹭和燕鸥，外加所有生活在放养人工鱼的溪流中的秋沙鸭和水獭。钓鱼的人或许自有其看法，觉得像这样为了一种野生生物而牺牲另一种算不上什幺损失。可是鸟类学者已经快要把牙都咬碎了。人工化管理事实上就是以另一种有可能更加高级的游憩为代价，换取垂钓的可能性；它是从公众整体的储蓄账户里提取红利支付给某些个人。类似的生物学探索在猎物管理方面更胜一筹。欧洲很早以前就开始提供野物获取数据了，我们甚至可以知道猎取的野生动物与其捕食者之间的“转换率”。比如，在德国萨克森州，每七只鸟遭到猎杀，就意味着一只鹰被杀死，同样，每三头小型猎物可以转换为一头中大型食肉动物。
所有介于人工和非人工之间的过渡形式都是存在的，只是随着规模化应用的增长，环境保护的手段被全面推向了人工化的一端，战利品的价值亦随之全面下跌。
植物受损常常紧随动物的人工化管理而至——比如，鹿对森林的伤害。人们在德国北部，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东北部，在凯巴布高原和许多不那幺有名的地区都能看到这样的情况。每桩案例里，天敌的缺乏都会导致鹿的过量繁殖，接下来，一切登上了鹿食谱的植物都无法幸存，甚至无法再生。欧洲的山毛榉、槭树、紫杉，美国东部各州的加拿大紫杉和北美香柏、西部的山桃花心木和三齿苦树，全都是鹿的食物，全都因为鹿的人工化管理而受到威胁。从野花到野树，植物群中的品类渐渐贫乏，反过来，鹿也因为食物不足而渐渐孱弱。如今，树林里再也没有贵族城堡墙头上的那种牡鹿了。
作为例证，想想一条人工养殖且新近才放入溪流中的鳟鱼吧。这条溪流遭遇了过度捕捞，已经失去了自然繁衍鳟鱼的能力。水体遭到污染，森林开发和践踏导致水温升高，河道淤塞。没有人会宣称，这条鳟鱼与在落基山脉高处某条天然溪流中捕获的纯野生鳟鱼拥有同样的价值。它的美学内涵不足，尽管要捕获它或许需要同样的技巧（有权威说，在人工养殖的过程中，它的肝脏也退化了，因此注定早亡）。然而，若干遭遇了过度捕捞的州如今几乎都完全依赖于这种人工养殖的鳟鱼。
在英国那石南丛生的荒野里，当灰山鹑和雉鸡被大量猎杀时，野兔得到了过度的保护，进而抑制了树木的新生。在许多热带岛屿上，无论动物还是植物都遭遇了山羊的破坏，而山羊是作为肉食和猎物品种被引入的。很难算得清楚，失去天敌的哺乳动物和被抑制自然生长的可食用植物，对于彼此乃至周遭造成了多少伤害。农作物收成被夹在了这生态管理失当所带来的双重威胁之间，也只有靠着永无止境的补偿款和铁丝网才能得以保全了。
不过，不同战利品面对群体效应的反应是不同的。通过繁育和管理的手段，猎物和鱼类的产量可以得到提升，从而让猎人收获更多的猎物，或是在单体收益不变的情形下让更多人得利。过去十年来，一种名为“野生动植物管理”的职业凭空出现。如今大约有二十所大学在教授相关技能，着力研究怎样才能获得更大的野生动物产出量和更好的品质。然而，当走得太远之后，这样的产量增长便开始遭遇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对于猎物和鱼类的高度集约化管理，在人工化的过程中降低了战利品的个体价值。
那幺，我们能够得出结论了：规模化应用会降低猎物和鱼类等生物战利品的质量，同时引发对于包括非猎物类动物、自然植被和农场作物等在内的其他资源的损害。
以上种种全都基于“战利品”这一概念。它们在寻觅过程和获取过程中提供的愉悦是——或者说应当是——相同的。战利品，无论它是一只鸟蛋、一篓鳟鱼、一篮蘑菇、一张熊的照片、一朵野花压制成的标本，还是塞在山巅石缝里的一张纸条，都是一份凭证。它证明了这份凭证的持有者曾经到过某个地方，做过某些事，证明了他在克难制胜、巧运智谋或获取财富这些古老本领的演练中实践了技巧、勇气和辨识力。这些依托于战利品而存在的内涵往往远胜实物本身的价值。
同样的稀释和损害，在“非直接”战利品的获取上表现得则不那幺明显，比如照片。大略说来，每天十几个旅行者端着相机拍摄并不会对一处风景造成实质的损耗，就算这个数量级别上升到以百计数，也不会危害任何相关资源。相机产业是少数寄生于荒野自然的无害物之一。
我们从最简单也最明显的部分开始吧，即户外游憩爱好者有可能寻觅、找到、捕获和带走的实物。归在这个分类下的是爱好者们捕获的野物，比如猎物和鱼，或是代表成就的象征或标志物，比如兽头、兽皮、照片和标本。
于是，依据自然面对规模化应用的反应，在两类作为战利品而受到追捧的物理对象之间，我们找到了一个基本差异。
如此看来，似乎应当及早将各个部分拆解开来，检验它们各自与众不同的特征或性质。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游憩的另一个组成要素，也是更加微妙、复杂的要素：身处自然中的与世隔绝感。它所具备的稀有价值在一部分人看来非常高，这一点在关于荒野的论战中已经得到证实。荒野的支持者与负责道路修建的部门成功达成了协议——后者掌管着整个美国的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他们同意保留当前无道路区域的现状，正式为其提供保护。每开放十二片自然野地，就有一个被正式宣布为“荒野”，道路只能修建到荒野边界。紧接着，它们便被大肆宣扬为“罕有而独特的”，事实上，它们的确是。可要不了多久，荒野中的小路便开始纵横交错起来，或是披着为民间护林保土队服务的漂亮外衣，或是因为一场意想不到的火灾而不得不铲出一条路来将荒野一劈两半，好让消防员进入。又或者，受到广告吸引而涌来的人让向导和驮工有了赚钱的机会，于是，有人发现荒野政策是不民主的。又或者，在荒僻山野刚被正式贴上“荒野”标签时还保持沉默的本地商会，第一次尝到了旅游经济的血腥甜香。接下来，它想要的越来越多，有没有荒野又如何。
有关户外游憩的公共政策总是引人争议。在有关怎样才是对基础资源的保护以及应当如何对基础资源施加保护的问题上，同样认真的城市人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就这样，荒野保护协会致力于将道路逐出荒僻的土地山野，而商会则致力于拓展它们，两者高擎的都是游憩之名。猎场主杀死鹰隼和鸟类爱好者保护鹰隼也都是以各自的猎枪和望远镜之名。这样的内讧通常都会为对方标上一个简短的恶名，然而，事实上，各方考虑的只是游憩进程中的不同组成部分罢了。这些组成部分在特征或性质上相去甚远。一条政策的颁布，很可能意味着此方之蜜糖，彼方之砒霜。
简单地说，越来越多对稀有荒野的广告和宣传，反倒消解了所有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保护荒野的努力，从而导致荒野的进一步缺乏。
然而，很明显，这些经济或伦理的表现都是原动力的结果，而非诱因。我们寻求与自然取得联系，是因为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享受。就像在歌剧院里，经济的齿轮被用于打造和维持剧院的功用。同样在歌剧院里，专业人士以打造和维持其功用来谋生，但无论最根本的原动力还是最终的目的，若说是在于经济，那都是错误的。掩体里的猎鸭人和舞台上的歌剧演员，除了服装的差异之外，做的是同样的事。每个人都在将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以娱乐的方式重演。归根结底，他们实践的都是美学的演练。
规模化应用中包含着对独享孤寂可能性的直接稀释，这是不言自明的。当我们将道路、露营地、徒步小径和厕所当作游憩资源的“发展进步”来加以谈论时，再论及这一要素便是虚伪了。这类为人群准备的膳宿设施什幺都没能发展出来（就增加和创造的意义而言）。恰恰相反，它们只是被倒进本就稀薄的汤中的水。
它同样也有关乎伦理道德的一面。在未开发地点的争夺战中，规则和摩西十诫逐渐成形。我们都听说过“户外礼仪”。我们将它们灌输给年轻人。我们将有关“什幺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定义印在纸面上，只要有人肯为这信仰的传播繁衍花上一个美元，就可以得到一份副本高挂在墙头。
我们如今可以将孤寂感要素与另一个非常清晰简单的价值加以对比，后者通常被我们贴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换个环境”的标签。规模化应用既不破坏也不消解这种价值。第一千个走进国家公园大门的游客和第一个呼吸到的是几乎完全一样的空气，体验到的是与走进周一办公室截然不同的感受。有人甚至相信，大量人群同时涌入户外会进一步增强这种反差。那幺，我们可以说，呼吸新鲜空气和改换环境的要素类似影像战利品，它们都可以承受大规模应用而不被损害。
游憩通常作为一种经济资源被提及。参议院用虔诚的计算题告诉我们，公众每年要在这项活动上花费多少个百万美元。它的确有关乎经济的一面——垂钓池边的一幢小别墅，甚至沼泽地里的一个野鸭狩猎点，其造价可能就相当于邻近一个农场的全部成本。
现在，我们该讨论又一个要素了：对于自然进程的感知。土地和生存其上的生物在自然进程中形成了它们各自的特征形式（进化论），借助自然进程，它们延续着各自的存在（生态学）。这种被称之为“自然研究”的东西，除了让天选之民脊背发麻、为之战栗以外，还推动大众的头脑摸索着迈出了走向理性认知的第一步。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幺这幺多差异巨大的人都被简简单单地归作了一类？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猎人，只是各有各的方式罢了。那幺为什幺每个人都自称为环保主义者？因为他们渴望猎取的每一只野生动物都试图远远逃开，他们希望有法律、财政拨款、区域规划、机构改组或其他形式的群体意愿出面施展某种巫术，将它们留在原地。
感知最出色的特点在于，它不会带来任何资源上的消耗和稀释。举例来说，同样是一只鹰的俯冲，在一个人眼里会被认作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幕戏，而在另一个人眼里却只是对煎锅中食物的威胁。戏剧或许能够让一百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看到并为之激动，可威胁止于一人——因为他的反应将会是端起猎枪。
最后，也有专业人士，借助不计其数的环境保护组织，努力为寻觅自然的大众提供他们想要的，或是引导他们将被迫接受的当成自己想要的。
推动感知是游憩工程中唯一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部分。
不远处的某个度假胜地里还有另一种自然爱好者——会在桦树皮上写下蹩脚诗句的那一种。到处都是这样漫无目的的驾车人，他们的游憩就是对公里数的追求，他们在一个夏天里跑遍了所有国家公园，如今又朝着墨西哥城和更南边的地方奔去。
这一事实很重要，至于它还拥有让“美好生活”更加美好的潜力这回事，还少有人知。当丹尼尔·布恩第一次进入“黑暗血腥之地”的森林和草原时，他将所获归纳为“户外美洲”的真正精华。他并没有用我们的字眼来称呼它，可他发现的正是我们如今寻觅的，在这里，我们探讨的是事情本身，不是名称。
在附近林子里游逛的是另一位栋梁，正在搜罗珍稀的蕨类或不曾见过的林莺。因为他这样的狩猎绝少需要偷盗或劫掠，于是他对猎杀者不屑一顾。虽说，他年轻时很可能也曾是其中一员。
然而，户外游憩不只需要身在户外，更要求我们对它有所反应。丹尼尔·布恩的反应不止基于他看到的东西有多好，还在于他用以看这些东西的心灵之眼有多敏锐。生态科学已经为心灵之眼带来了一次改变。对于在布恩看来只是事实存在的部分，它揭示了其起源和功用。对于在布恩看来只是特性的部分，它揭示了其机制。我们没有标尺可以用来衡量这种变化，却能够放心地说，比起合格的当代生态学者来，布恩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动植物群落蕴含的纷繁复杂令人难以置信，那是一种固有的美丽，在豆蔻年华的灿然盛放中召唤以“美国”为名的有机体。那是丹尼尔·布恩看不到，也理解不了的，就像我们站在今天回头去看巴比特先生一样。在美国，游憩资源唯一实现的真正发展，就是美国人感知能力上的发展。所有其他被我们冠以了种种美名的，至多不过是试图延缓或掩饰那稀释消解的进程罢了。
首先，随便找个野鸭栖息的沼泽湿地看上一眼。汽车仿佛栅栏般围着它停了一圈。沼泽外缘的芦苇丛里，每一个狩猎点上都趴着某位社会栋梁，枪已上膛，食指已经迫不及待要扣动扳机去杀死一只鸭子，一旦需要，就绝不顾及任何联邦或共和国的法令。他已膨胀到再也无法压抑他搜罗肉类的欲望了，那是上帝赐予的本能。
不要因此就贸然得出结论，认为巴比特必须先取得生态学的博士学位才能去“看”他的国家。恰好相反，博士倒是很有可能变得像殡葬业从业者一样麻烦，对于所承担职责之中蕴含的神秘一无所觉。和所有真正的心灵财富一样，感知可以被无穷无尽地切割细化却无损其本质。城市墓地里的野草能承载的教谕与北美红杉并无二致；农场主在他的奶牛牧场里能见到的，却未必被赐予在南太平洋探险的科学工作者。一言以蔽之，感知是任何学位与金钱都无法买到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它同样生长，就算是感知贫乏的人也能利用那仅有的一点点感知去获取收益，成果足以与拥有强烈感知的人相媲美。如果是作为对感知的探索，一窝蜂似的游憩实在是既无根基，也无必要。
如今的游憩旅人都是谁，他们又在寻找什幺？几个例子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最后，还有第五个组成要素：养殖的意识。对于习惯依靠投票而非双手来进行环境保护的户外工作者而言，这是陌生的。只有当某个人凭借自身感知力将管理的艺术应用于土地上，它才可能被意识到。也就是说，这样的乐趣被留给了穷到无法花钱购买娱乐的土地所有者，外加拥有锐利目光和生态学头脑的土地管理者。花钱买风景看的游客完全对此一无所知，花钱雇佣政府或政府雇员作为猎场管理者的户外游憩爱好者也一样。政府原本试图将私人经营的游憩场地转移到公众手中，却在不知不觉间将原本打算交付给民众的大半份额让渡给了它的土地管理者们。照理说来，我们这些林业工作者和猎场管理者应当为我们的工作支付费用，而非领取报酬，就像野生作物的种植者一样。
这便是“户外游憩”——最新的款式。
在农作物生产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养殖意识很可能与作物本身同样重要，对此，农业从业者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可是环境保护业者还一无所知。美国户外游憩爱好者对于苏格兰荒野和德国森林的密集式动物养殖颇为不齿，从某些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但他们完全忽略了欧洲的土地所有者在养殖过程中完善起来的养殖意识。我们至今还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这很重要。当我们断定必须向农场主提供补偿金利诱他们种树育林，或是以门票收入诱惑他们养殖猎物时，只能够证明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承认，无论农场主还是我们自己，对荒野养殖的乐趣都一无所知。
荒野在驾车旅行者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这已不是某一个地方的事情了——哈得孙湾、阿拉斯加、墨西哥、南非都已溃不成军，接下来轮到南美洲和西伯利亚了。莫霍克的战鼓如今响彻世界各个角落的河岸。人类不再身处自家的葡萄藤和无花果树下无精打采地工作，他们将无数生灵世世代代努力寻找更美好家园的原动力注入汽车油箱，他们如蚁群般蜂拥来去，从一片大陆奔向另一片大陆。
科学工作者有一句名言：个体发育复制物种进化。也就是说，每一个单独个体的生长发育都是对该物种进化过程的一次重复。无论就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而言，这都是对的。追求战利品的猎手就是重生的穴居人。无论种群还是个体，追逐战利品都是未成年者的特权，他们统统不知抱歉为何物。
汽车将这一度轻微的、限于局部的窘境带到了更加偏远的地方，一直到平坦大道的尽头方才止步。这使得荒僻土地上的某些曾经随处可见的东西变得罕有起来，但总能找到些什幺的。周末旅行者就像太阳发射出的离子一般，以每个城市为中心向外发散，行动过程中产生出热量和摩擦。旅行产业提供膳宿以吸引更多的离子，让他们来得更快，走得更远。有关山岩和溪流的广告向所有人宣布，就在近来已不堪负荷的地方之外，哪里还有新的休憩地、美景、猎场和可供垂钓的湖泊。当局为连接新的腹地修建公路，然后买下更多的荒僻山野与土地，用以接纳循路加速而来的出游者。设备产业缓和了与蛮荒自然的冲撞，木工变成演示工具技艺的存在。如今旅行拖车高踞在俗滥金字塔的塔顶。有人走进丛林和高山，却只追寻普通旅行或高尔夫就能提供的东西，对他们来说，眼下的情形尚可接受。可是，对于寻求更多的人来说，户外游憩已经变成了一个自我摧毁的过程：一直在寻觅，却永远无法真正找到，这是机械化社会中的一大挫折。
现下时代中令人不安的正是永远不会长大的战利品猎手，在他们身上，体会孤独、运用感知和享受养殖的能力都没能得到发展，也可能是丢失了。他们是机械行动的蚂蚁，一窝蜂地涌向各个大陆，却没能学会好好看看自己家的后院。他们消耗户外的一切赏心乐事，却从不创造。为了他们，游憩的设计师心怀献身公共服务事业的美好信念，冲淡了荒野之荒，将战利品变成了人工的造物。
“户外游憩”在老罗斯福时代成了一个名实难副的问题。那时候，铁路从城市延伸到乡间，将城市居民成群送进乡村田野。人们开始留意到，出游的群体越庞大，每个人可能享受到的安宁、寂静、野生动植物和风景就越少，想要接触它们就得走上更远的路。
追逐战利品的游憩者有一种古怪的偏好，那就是以微妙的方式为自己的灭亡提供助力。为了享受，他必须掌控、侵略、占有。只要是无法亲眼看到的荒野，对他来说就是毫无价值的。因此，一个概念就这样凭空形成：未被利用的荒僻之地对社会毫无裨益。在这些毫无想象力的头脑看来，地图上的空白点就是无用的浪费；而在另一个头脑中，这正是最有价值的部分。（难道就因为或许永远不会亲身前往，我在阿拉斯加的权益就毫无价值吗？我是否需要一条道路来向自己证实北极苔原、育空的大雁栖息地、科迪亚克棕熊和麦金利峰背后绵羊草场的存在与价值呢？）
除了爱与战争，极少有什幺组织能像被称为“户外游憩爱好者”的群体一般，承担着那样多的热情，容纳着那幺多不同的个体，成长为那样一种自相矛盾的混合体，个人欲望和利他主义并存其间。人们都知道，回归自然是好事。可是究竟好在哪里，应该做些什幺来鼓励这样的追求？关于这些问题，各家意见莫衷一是，只有最不具批判性的观点才能免于遭到质疑。
总之，可以看出，低层次的户外游憩是在不断损耗其本身的资源基础；而较为高层次的，至少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将可以通过自我创造提供满足游憩需要的资源，同时极少或不对土地和生灵造成损耗。威胁着我们的正是交通扩张，它缺乏相应感知力的成长，令游憩业的发展进程面临着本质上的崩溃风险。游憩业的发展，不在于将道路修建到迷人的乡野深处，而在于将感知力植入目前尚不迷人的人类头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