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真有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活动在等待着我们。我早就感觉到海明威正在用功写作一些故事，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已经完成了一篇小说，并问我和阿德里安娜是否愿意去听听。我们带着热切的心情参加了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这类活动是我们最关心的，我们俩就像拳击场里那些面目模糊进进出出的人一样，也在等着挖掘新的才华。也许我们对拳击一窍不通，写作可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这是海明威的第一个回合呀，你能想象我们有多兴奋！
在海明威的影响和指导下，阿德里安娜和我的下一个运动课程是自行车。我们自己不用亲自去骑自行车，我们是在教授的带领下，去观看“六日赛程”，也就是在“冬季室内赛车场”中举行的自行车比赛，看那些自行车如同旋转的木马般在赛场中转着圈。这个比赛为期是六天，是这个季节里巴黎最流行的活动。在比赛过程中，车迷们不仅去看比赛，有的还搬过去住在赛场中。那些如同猿猴般的车手们，躬身骑在自行车上，或是在赛车道上缓慢行驶，或是突然冲刺，夜以继日，赛场上满是烟尘，也有不少剧院名角，大喇叭的声音响彻上空，大家往往都是越看越没精神。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想要听清楚教授的教诲，但是在这一片嘈杂中，很难听清楚他在说什么。虽然我们觉得这项运动让人着迷，但阿德里安娜和我只能去一个晚上。但是话说回来，能有海明威陪伴，又有哪个活动不让人着迷呢？
海明威为我们朗读了《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中的一个故事，我们赞叹不已：他的写作非常有独创性，充满个人风格，技法高超，文字简洁，他很会讲故事，充满了戏剧性，还有他的创造力，这个清单我真可以一直列下去。还是阿德里安娜对他的概括言简意赅：“海明威具有一位真正的作家的气质。”
最后的一场拳击赛引发了一场“加时赛”，连观众都加入了战局，起因是大家不同意裁判的决定，人们纷纷站在了长条凳上，然后跳击到别人身上，那情景简直像一部真正的西部片。在这场挥拳猛击，举腿狠踢，大声喊叫，推推搡搡的混战中，我真害怕我们也被卷进去，更害怕海德丽受到伤害。我听到有人大叫：“警察！警察！” 虽然在娱乐场所维持秩序是警察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这个场所是法国国家剧院还是莫尼蒙当区的拳击场，但是喊叫的人显然不是警察自己。在这喧闹声中，我们能听到海明威的高声叫喊，显然道出不同的意见：“叫警察，还不如上厕所找更容易！”
当然，今天海明威是公认的现代小说之父。无论你在哪里打开一部长篇或短篇小说，无论是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或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你都无法忽视海明威的影响，他的作品出现在学校课本中，对于学生们来说，他的故事比课本里的其他内容要有趣得多，这些孩子们可真幸运！
等到主赛开始时，我们的教授就太忙于自己看比赛，根本无暇再给我们任何提示，所以，他的学生们也就得全靠自己了。
哪个作家影响了哪个作家，对于这类问题，我向来都不在乎。而且，成年的作家们也不会夜不能寐，辗转思索他究竟受过谁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海明威的读者们还是应该知道是谁教会了他写作：那就是海明威自己。而且，像任何一个货真价实的作家一样，海明威知道，要想写得好，就得花工夫。
拳击比赛和我们的课程一起开始了，在最初的几场辅赛里，这些小伙子们的拳头满场飞舞，他们鲜血直流，我们真害怕他们会因流血过多而死去。海明威向我们保证说，那些血都只是重击之下流出的鼻血而已。我们学到了一点拳击比赛的初步规则。赛场中还有一些走出走进身影模糊的人，他们偶尔才会朝拳击手看上一眼，他们花更多的时间互相交谈讨论着什么，海明威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是拳击手的经纪人，到赛场上来看有没有可以提拔的新秀们。
阿德里安娜是海明威的第一个法国粉丝，也是她第一个把他的短篇小说用法文出版：她在她的《银船》（Le Navire d'Argent）杂志上，刊载了他的故事《不败者》（The Undefeated），在读者中引起许多关注。
我们的入门课程是拳击。有一天晚上，我们的老师海明威和海德丽来接我们，我们一起坐着地铁前往位于山丘上的莫尼蒙当地区，那里住满了工人、运动员，也住着不少流氓恶棍。在贝勒波地铁站，我们爬上了陡峭的阶梯，海德丽那时正身怀六甲，肚子里的宝宝是邦比［约翰·海德丽·海明威（John Hadley Hemingway）］，她有些气喘吁吁，在她丈夫的帮助下往上爬。海明威把我们带到拳击场，这个拳击场很小，要经过一个后院才能到达，我们在没有靠背的窄窄的长条凳上找到了座位。
海明威的读者们往往会对他一读钟情，我还记得，出版商乔纳森·开普先生在阅读了第一本海明威之后表现出来的激情。开普先生是劳伦斯上校和乔伊斯在英国的出版商，有一次他到巴黎来时，问我哪一位美国作家的作品值得他出版，我告诉他：“来，读一读海明威吧！”就这样，开普先生成了海明威在英国的出版商。
海明威体育记者的身份让他有机会参加所有的赛事，而且，他的语言天赋也让他能够听懂各种黑话。而他开书店的朋友阿德里安娜和西尔维亚对体育这个领域则一窍不通，但是，我们很愿意得到启蒙，特别是让海明威为我们大开眼界。
无论做什么，海明威都是又认真又好胜，即使在照顾一个婴儿时，他也是这样。在去了加拿大一段时间后，海德丽和海明威为我带来了我的另一位“最佳顾客”，他就是约翰·海德丽·海明威。有一天早上，我路过他家，看到他正在给小宝宝邦比洗澡，他的手法如此熟练，真让我惊讶。当上了爸爸的海明威非常自豪，他还问我是否认为他以后有当保姆的前途。
他还带着他年轻的妻子海德丽（Hadley）[4]到书店来，她容貌秀丽，性格开朗，很让人喜欢。我当然也带着他们俩一起去见了阿德里安娜·莫尼耶。海明威的法语非常好，他不仅读遍了我书店里的英文书籍，还挤出时间把所有的法语出版物也阅读了一遍。
邦比还不会走路呢，就会常跟着爸爸来莎士比亚书店。海明威到书店来阅读最新的杂志的习惯并没有中断，他总是小心地抱着儿子，有时候是头朝下抱着的，我得说，这还真需要一定的技巧。而对于邦比来说，只要他能和亲爱的爸爸在一起，怎么样都行。他蹒跚学步时，也常来我这儿，他的法语口音把我这儿叫成是“瑟菲尔·波奇的家”，我能看到他们，父亲和儿子手拉着手，顺着坡走上来。邦比总是坐在高脚椅上，神色严肃地观察着他的老爸，从来没有失去耐心，等着爸爸最后把他从高脚椅上抱下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种等待有时肯定十分漫长。然后，我看着父子俩离开书店，他们不会马上回家，因为要等海德丽把家里打扫干净之后他们才能回去，他们总是去附近的一个小餐馆，他们会挑一张桌子坐下，面前摆着饮料，邦比喝的是石榴汁，他们扯三说四，讨论那天所有的事。
海明威受到的教育非常广泛，他对许多国家都非常了解，而且还会好几种语言。他根本没上过大学，他的所有知识都是从实际生活中学得。我感觉，和我所认识的其他年轻作家相比，对于生活中一切事物的掌握，他都要更快，也更深入。虽然他有时还是像个大男孩，但是他拥有着不同寻常的智慧，而且他非常自立。在巴黎，海明威的工作是为多伦多的《星报》（Star）做体育记者，当然，毫无疑问，那个时候他也已经开始写小说了。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去过西班牙，而且，每个人的印象都很不同，格特鲁德·斯坦因和艾丽斯·B.托克拉斯觉得西班牙非常有趣，但也有人去西班牙看斗牛，非常害怕，在表演还没结束时就逃走的。许多人写过关于斗牛的文字，它们或是从道德和性欲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或是把斗牛看作是一项色彩艳丽的运动，认为它有着独特的视觉效应等等。所有这些外国人关于斗牛的评论，都让西班牙人困惑不解，而且，从技术上来说，往往都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他离开学校以后的生活，他没有对我说很多，他干过许多种不同的工作，包括在报社里工作，然后，他去了加拿大，并在那里应征入武。他那时还不到年龄，虚报了自己的岁数后才被接受。
海明威和其他人不同，他以固有的认真和好胜的态度，去学习和研究斗牛，并且进行写作。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本《午后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这几乎是一本关于斗牛的专著，我的那些西班牙朋友们，即使是最挑剔的，也承认这本书是一部杰作。海明威的一些最优秀的作品都收集在这本书里。
海明威也对我说过，在他高中毕业前，也就是当他还是“穿着短裤校服的男孩”时，他的父亲就在非常悲惨的境遇下突然去世，给他留下的唯一的遗产是一把手枪。他发现自己突然成了一家之主，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都要依赖于他，他必须离开学校，出去谋生，养家糊口。通过拳击比赛，他挣到第一笔钱。但是，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在这一行一直干下去。现在谈起少年时代时，他仍只有痛苦的记忆。
优秀的作家是非常罕见的，如果我是位批评家，我只能指出他们让读者觉得可信，可以让读者享受的地方。至于创作的奥秘，又有谁能解释？
就这样，海明威接受了洗礼。不管他是否受过洗，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海明威听我这么说可能要射杀我，但我还是要坚持我的意见。海明威和乔伊斯是好朋友，有一天，乔伊斯对我说，他觉得大家都看错了，海明威老是把自己当成一条硬汉，而麦卡蒙则让人相信他是很敏感的那种人，其实他觉得这两人正相反。海明威，乔伊斯可一眼就把你给看穿了！
海明威可以接受任何批评，但得是他本人对自己的批评，可以说他是自己最苛刻的批评家。但是，如同他其他作家同仁一样，他对别人的批评超级敏感。不错，有些批评家特别擅长把尖刀刺在他的牺牲品的最关键的地方，然后，心满意足地看着他们痛苦地扭动。温德姆·刘易斯就曾让乔伊斯痛苦万分，他还写过一篇评论海明威的文章，题为《愚笨的公牛》（The Dumb Ox）[5]。遗憾的是，被评论者看到这篇文章时，他正巧在我的书店里，他大发雷霆，对着我的生日礼物，那三打郁金香一番狂拳乱击，打得花朵落地，花瓶及瓶内之物都倒在书堆上。事后，海明威在我的小桌子前坐下，写了一张支付给西尔维亚·毕奇的支票，上面的金额足够赔偿所有损失的两倍[6]。
我抬起头来，看到这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他用非常低沉的声音自我介绍道，他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我邀请他坐下来，并与他交谈。我得知他原本是芝加哥人，曾经因为腿部受伤，花了两年时间在一家军队医院中养伤。我问他的腿伤是怎么回事？他面带歉意地告诉我，他是在意大利打仗时，膝盖受了伤。他说话的口吻就像一个小男孩承认自己刚刚和别人打过架。他问我是否想看看他的伤口？我说当然想看。于是，莎士比亚书店的一切生意都暂停下来，他脱了鞋子和袜子，给我看了他腿上和脚上的那些伤疤。他的膝盖受伤最厉害，脚上的伤也不轻，他说那是炮弹片所致。在医院里，他们觉得他肯定不行了，甚至有人提出来是否应该为他行使最后的圣礼，但是，虚弱的他同意将圣礼改为洗礼，“有备无患，万一他们说的是对的。” [3]
作为一个书商和图书管理员，比起那些对一本书的封面不太在意的人来说，我非常在乎书名。我认为，不论是参加什么比赛，海明威的书名都应该得大奖。他的每一个书名都是一首诗，这些书名对读者产生的那种神秘的威力是海明威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的书名都有独立的生命，它们也让美国的语言更为丰富。
但是，我与海明威夫妇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后，他们才记起来要把安德森的介绍信转交给我。有一天，海明威就这样走进了我的书店里。
【注释】
海明威先生是一位美国作家，对于世间万物各类题材都有一种去把握的天生本能，我相信你会发现海明威夫妇是最会给人们带来快乐的……
[1] 弗雷德里克·马瑞特（Frederick Marryat），英国早期的航海小说家之一。
为了能够让你结识我的朋友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他的夫人，我特写此信介绍他们，他们将要移居巴黎，我会请他一到巴黎就将此信寄给你。
[2] 两人的友谊持续了四十余年，海明威的回忆录《流动的盛宴》在作者去世后三年（1964年）出版，其中对许多当时在巴黎活动的作家有不逊之词，但对毕奇的描述却充满了赞扬。海明威这样描写毕奇：“西尔维亚有一张生动的，如同雕塑般轮廓清晰的脸，她褐色的眼睛如同小动物般充满活力，又如同小女孩般充满快乐。她的波浪般的褐色头发往后梳，露出她漂亮的前额，在耳朵下剪短，与她褐色的天鹅绒外套的衣领相平。她的两条腿很漂亮，她善良，愉快，非常有趣。她很喜欢开玩笑，也喜欢八卦，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没有人比她对我更好。”
当时在芝加哥的舍伍德·安德森为他的“年轻的朋友欧内斯特·海明威夫妇”写了一封介绍的信函给我，这封信我到现在还保留着，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3] 海明威应该说是一位无神论者，他曾经说过，有思想的人应该是不信神的。
其实，即使他在我的小店里一分钱都不花，他也同样会得到我的钟爱。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起，我就能感觉到他最热情的友谊。[2]
[4] 海明威一共结过四次婚，海德丽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两人1922年结婚，1927年离婚。
有一个顾客很讨大家喜欢，他从来不会给我们惹麻烦，他每天早上都到莎士比亚书店来，人们能看到他坐在角落里阅读杂志，阅读马瑞特船长（Captain Marryat）[1]的作品或其他书籍，他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我记得，他是一九二一年的年底出现在巴黎的。他自封为书店“最好的顾客”，从来没人对这个封号提出过异议。我们对这个顾客当然也充满了尊敬，因为他不仅常常造访我们书店，而且，他还会花钱买书，对于一个小本生意的书店老板来说，这种顾客是最让人喜欢的了。
[5] 此文发表于1934年的《生活与文学》四月号，文中批评海明威在模仿“斯坦因式的口吃”，并说他是反文化的信徒，他的人物没有任何“意志和智力”。
最好的顾客
[6] 毕奇后来对妹妹说：“可怜的海明威，他真是一个好小伙，只是还没有完全开化。正相反，这倒一点都没有影响他的写作。”刘易斯后来听到此事后，又添油加醋地告诉别人，说：“一大瓶墨水打破窗子，飞到外面，桌子也被掀翻了。”海明威写了一张1500法郎的支票赔偿花和花瓶以及购买38本被弄湿的书，毕奇书店这一天生意如此“火爆”，让阿德里安娜颇为嫉妒，并开玩笑说希望海明威也能到她的书店里去打翻花瓶。毕奇第二天又还给海明威500法郎。三十年后，海明威还是不忘前仇，在回忆录中说刘易斯长相恶毒，脸像一个癞蛤蟆，眼睛就像一个“未得逞的强奸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