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去诊所时，正巧他们在用医生处方开的水蛭为他吸血。要让这些水蛭吸附在眼睛周围还真不容易，但一旦吸附上了，就可以把淤血给吸出来，疏通血液的流通。那个大块头护士出去了，替代她的是位年轻的护士，她和乔伊斯太太想方设法不让这些扭来扭去的小东西掉到地上，而是要它们敷在病人的眼睛上。乔伊斯顺从地接受了这种折磨，丝毫没有抱怨。这些水蛭们让我想到普林斯顿的罗素游泳池，那里的水蛭总是会吸附在我们的腿上。
我常常去诊所看他，我将他的信件给他带去，我读书给他听，我也带去了《尤利西斯》的校对稿。他的许多信件，我可以代他回复，其实，已经有很长时间他的信都是我代他回复的。但是校对稿必须得等待他病好，只有他才能处理此事，因为他总是要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我告诉他印刷厂的消息，我给他带来朋友们的问候，还有莎士比亚书店里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些事，他都是很喜欢听的。
乔伊斯和乔治·摩尔
有一天他问我：“你能把《湖上夫人》（Lady of the Lake）[4]给我带来么？”下一次我去看他时，我给他带去了《湖上夫人》。他说：“把书打开，读一句给我听。”我就打开了书，随便挑了一页，读了一句给他听。读了第一句后，我停下来，他接着背诵了下面整整两页，一个错误都没有。我敢肯定，他烂熟于心的，不仅仅是《湖上夫人》，还有整整一个图书馆的散文和诗歌。他可能在二十岁之前就阅读了这些书，所以，他可以不用打开书本，就能立刻找到自己需要的句子。
一般来说，乔伊斯不会回避别人。但是，在他手术后第一次出门来到我的书店时，他告诉我他不想见任何人，我很能理解他。这时，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在书店的橱窗外张望，他的面部很宽大，双颊泛着粉色。他踏进了书店，我就撇下乔伊斯，去和这位顾客说话。
确实如此，一个像乔伊斯那样充满着无穷创造力的人，怎么会觉得无聊？而且，他还有办法进行记忆力训练，从他很年轻时起，他的记忆力训练就没有中断过，这也是为什么他有着如此惊人的记忆力，让他能够记住他所听到的一切。他说，什么都逃不脱他的脑海。
顾客自我介绍说他是乔治·摩尔（George Moore）[5]，我们都认识一位名叫南希·丘纳德（Nancy Cunard）的朋友，南希曾经答应要带他过来，将他介绍给我，但是他等不及别人的引见，因为他第二天就要回伦敦去。我注意到他时不时地朝站在店里面的乔伊斯张望，但是我信守着我的承诺，没有介绍他们俩认识。最后，来访者还是走了，临走前还很不甘心地往乔伊斯那里看了最后一眼。
在手术后的恢复期中，乔伊斯的眼睛上一直缠着绷带，躺在床上。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他可从来没有失去过耐心。他当然没有时间感到无聊，因为他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
乔伊斯问我：“那位是谁？”我告诉了他，他惊叹道：“是他帮助我取得了国王奖金，我真想能感谢他的好意呢。”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好几年前，他曾经得到过英王枢密院颁发的一百英镑的奖金。
对乔伊斯这样敏感的人来说，眼睛的手术肯定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经历。在手术时，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能看到手术的全过程，他告诉我，那个逼近在他眼前的手术器具，看上去就像是一把大斧子。
回到伦敦后，乔治·摩尔写了一封很迷人的信给我，邀请我下一次去伦敦时，到他在爱伯瑞街（Ebury Street）的家中去吃午餐（在爱伯瑞街的住家里去吃午餐是很有名的）。他又问那天他在我书店里面看到的眼睛上戴着黑眼罩的人是不是乔伊斯，并说他非常希望能认识他。
楼上是两间住院病人的房间，乔伊斯就住在其中的一间里。而且，因为他的身边不能没有诺拉，所以，另一间就由她住着。她抱怨这里没有现代化的设施，她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挺古怪，但是，乔伊斯却正相反，他觉得这一切都很有趣。他喜欢博什医生，还会对我模仿他慢吞吞的“美国佬的腔调”，还有医生弯腰替他检查时的那番嘟囔：“你眼里的这病真是太糟糕了。”乔伊斯也喜欢他的护士，那个大块头的女士，她负责管理整个诊所和病人，给他们烧饭，给医生打下手。他告诉我：“她在窗台上用海绵种大蒜，给我们烧菜时调味用。”有时，对待其他病人她有些脾气暴躁，但是对于“乔瓦斯”先生，她从来不会发脾气。他是她的“病人宝宝”，这也难怪，我敢肯定他是她所遇到的最不抱怨，最能为别人着想的病人。
所以，现在我才意识到我对乔伊斯信守诺言其实是个错误。他们以后确实在伦敦见了面，乔伊斯自己没有对我提起他们的第二次会面，我是从别处知道的[6]。
楼下候诊室的门是临街而开的，那里，病人们坐在木头的长板凳上，等候医生在早上出诊之后，在回家时顺路经过这里，他们往往要等很长时间。可怜的博什医生，他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了，我常想他肯定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如果他能抽出时间吃顿饭的话，那肯定是顿大餐，因为他胖得就像是圣诞老人。在候诊室的后面是个办公室，可能也就像个衣柜那么大，仅仅能挤得下医生和他的同样大块头的护士，还有一个身材一般的病人。
我也希望能再次见到摩尔，他非常友善，并没有因为书店里发生的那件事而怪罪我，正相反，他还给我寄来了他新创作的戏剧《使徒》（The Apostle）的校对本。我非常喜欢乔治·摩尔这个作家，至于他的为人，我也很喜欢，因为从他的好朋友南希·丘纳德那里，我已经听说了关于他的许多事。但可惜的是，在我有机会去伦敦爱伯瑞街与他共进午餐之前，他就去世了。
街上有一个日晷，巴黎人要确定是否到了中午（midi），就来看这个日晷，所以，还有一种译法是“寻午街”。
在阿德里安娜书店里的朗读会
乔伊斯做手术的那个小诊所位于塞纳河左岸，那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在两条街交界的角落。据乔伊斯观察，那两条街的名称还挺合适，意译过来，就是“寻南街”（你会这么翻译么？），还有“注视街”。[3]
乔伊斯在阿德里安娜书店的朗读会被安排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七日，在《尤利西斯》出版之前两个月。
海绵上的大蒜
拉尔博正在翻译《帕涅罗佩》那一章，他怕自己的翻译不能按时完成，就请阿德里安娜找人帮忙。在常到剧院街来的人中，有一个年轻的音乐家，雅克·本诺——梅钦。他和乔治·安太尔在我的书店中相遇，一见如故，成为好友。年轻的本诺——梅钦英文极好，所以，当阿德里安娜问他能否助拉尔博一臂之力时，他欣然答应，说他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与他一起翻译《尤利西斯》，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让他署名，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男爵，这位老绅士是绝对不会认同《尤利西斯》这本书的。
有时候你会发现鲍勃·麦卡蒙坐在乔伊斯的床边，告诉他“那一群人”最近正在八卦的事情，他的美国口音和慢吞吞的鼻音，说起这些来就格外能逗乔伊斯开心。那段时间，麦卡蒙常去看望乔伊斯一家。阿德里安娜的妹夫，保尔——埃米尔·贝卡（Paul-Emile Becat）[2]，曾经画过一张乔伊斯和麦卡蒙在一起的速写。
在这个曾经产生过拉伯雷的国度里，《尤利西斯》对于二十年代的法国还是太过大胆，这真令人惊讶。随着乔伊斯朗读会的迫近，拉尔博自己也有些担忧，所以，在节目单上，加上了这样的警告：“敬告读者：将要朗读的作品中有几页比一般的文字要更为大胆，可能会冒犯阁下。”朗读会那天，拉尔博来到书店，看到这里已经被听众挤得水泄不通，再多一个人都无法挤进去，他还真有些怯场。阿德里安娜给他倒了一杯白兰地，他才鼓足勇气走进去，在那张小桌子前坐下。这里的环境应该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因为他是阿德里安娜朗读会上最受欢迎的朗读人之一。但是，在朗读《尤利西斯》时，他还是跳过了一两个段落！
“她总是把我称为‘他’，”乔伊斯告诉我，“‘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做什么？他说什么？他要起床么？他肚子饿了么？他难受么？’”讲话的声音虽然都很轻，但是对于乔伊斯这个听觉灵敏的人来说，还是能听得一清二楚。
对于乔伊斯来说，这次朗读会真是一次大胜利。这个时期，也是他创作生涯最关键的时刻，他在这里得到的赞扬也就意义重大。拉尔博对他的作品大力推崇，他朗读的是他自己翻译的《尤利西斯》片段，吉米·赖特对于《塞壬》一章的成功表演，所有这些，都赢得了听众们响亮的掌声。拉尔博到处寻找乔伊斯，最后在里屋的屏风后发现了他，他把脸上泛红的作家给拉了出来，并且以法国人特有的方式吻了他的双颊，这时候，听众的掌声就更响亮了。
在拉尔博的床上，躺着乔伊斯，他的眼睛上缠着绷带，嘴角上挂着笑容，他听着隔壁房间中他女儿和女佣的对话，家里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露西亚来进行的，因为她的法语最流利，而且，如同所有和乔伊斯打过交道的人一样，这个女佣也对他充满了兴趣。
阿德里安娜对她这一计划的圆满成功非常满意，我当然也很高兴，更觉得法国人对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欢迎很让人感动。
所以现在，乔伊斯一家就住到了拉尔博的公寓里，这里的每个房间都不大，但很整齐，地板是打过蜡的，摆着古董的家具，还有玩具兵，以及装帧华美价值不菲的书籍。
“圣女哈里特”
他住在古老的勒慕尼主教街七十一号，那条街在万神殿的后面，经过蒙塔涅· 圣 ·吉纳维芙通向塞纳河。穿过一个大门之后，是长长的过道，然后就到了一个绿树掩映的英国式的广场，拉尔博的公寓就在绿树后面的一栋房子里。这里非常幽静，每当拉尔博要独处一段时间或要写作时，他都会住到这里来。他会警告所有的朋友们说他在那里闭关修炼，除了他的女佣之外，谁都不让进去。
在那段时间，《尤利西斯》的作者生活一直很拮据，捉襟见肘。我自己的经济状况也不宽裕，莎士比亚书店这个小本生意有好几次几乎要关门大吉，所以，一些亲友资助的支票从来就没有被拒绝过，这包括我那善良的姐姐霍莉，我亲爱的表姐玛丽·莫里斯，还有她住在宾夕法尼亚州俄弗布鲁克的孙女玛格丽特·麦科伊。巴黎的租金并不昂贵，而且店里的开销也只有我自己和玛西尼，所以，书店的日常运营费用并不让我担心。但是，那些书籍，哈！可真是太昂贵了，而且，每次到结账付款的时候，因为要付英镑或美元，莎士比亚书店仿佛马上就要触礁了，而这礁石，可不是电影明星梅·韦斯特（Mae West）所说的那种“硬物”。[7]
在乔伊斯等待眼睛的虹膜炎好转可以开刀的过程中，拉尔博正巧要离开巴黎一个月，他感到对一个病人来说，旅馆实在不是一个舒服的住所，所以，他就请乔伊斯一家搬到他的公寓中去住。拉尔博这个想法充满了关爱，特别是他当时的单身汉生活非常挑剔非常讲究，所以，熟悉他的人都对他的邀请感到惊讶。（他后来才结婚。）
乔伊斯过去一直以教书来养家，现在，为了完成《尤利西斯》，他每天工作十七个小时，但却没有任何收入。他们所有的积蓄，还有别人送给他们的钱，早就都用完了，作为《尤利西斯》的出版商，不能让作者走投无路，这也是我的责任。但是，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书商出版商能够给予一个四口之家的帮助，又实在很不够用。但话说回来，乔伊斯也别无他人，只能向我求助。
在拉尔博家
乔伊斯花钱一直很小心谨慎，只要看看康尼勒旅馆里他学生时代的记事本，就能证明这一点。在这个本子里，当年的医学院学生对他借来的每一笔钱，都有详细的记录，借了多少，从谁那里借的。其中也记录了所借的钱已经归还，还钱的日期往往就是第二天，这意味着可能他得常常让自己饿肚子，只要看看乔伊斯巴黎时代的照片也知道了。但是过了一天，本子里又记录了他从同一位朋友那里又借了数目相同的钱。这种事，实在太让人伤感，否则，倒还是挺有趣的。
等他在苏黎世做过手术之后，乔伊斯来看我，我注意到他已经能够分辨物体的外形，走来走去时也不会碰到东西，而且，在一副眼镜和两副放大镜的帮助下，他也能阅读大字体的读物。哎呀，当然也还要靠伊厄威克先生[1]！乔伊斯向来对于声音极度敏感，所以，从那以后，他肯定基本上都要靠着他的耳朵了。
乔伊斯给我看了他这本记事本，脸上露着羞愧的笑容。他用的还是同样的系统，只是换了不同的朋友。一小笔一小笔的钱在莎士比亚书店的钱箱和乔伊斯的口袋之间来来去去，如今，在我的文件堆里，还能看到通知我“乔伊斯又入不敷出了”的小纸条。他每次借的钱都很少，因为债主的手头也很拮据，借钱人就得尽力限制他的要求，这真让人觉得可怜。
乔伊斯也向我叙述了冯特医生对每个病例的具体处理办法，他首先绘制一张要做手术的眼睛的“地图”，然后认真研究，直到他把这个眼睛的“地理情况”烂熟于心。乔伊斯的问题是他的眼睛上面遮着一层不透明的膜，手术时要将仪器插入进去，打开这层膜，这样，他就能看见了。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反正，只要“有借有还”，还能行得通。但是，乔伊斯家需要的钱越来越多，我惊慌地注意到我们的常规改变了，只有出去的数目，没有回来的数目。事实上，他借的钱都是以《尤利西斯》首付的名义借去的。在平常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虽然我对于《尤利西斯》这部作品无比仰慕，但是，和任何艺术品相比，我还是把人看得更重要。但是，作为一个出版商，我的任务是要将《尤利西斯》出版出来，而且，我还有一个书店要经营，我觉得，再这样下去，出版商和书商很快都会破产。
最后，为了保住仅剩下的那一点点视力，乔伊斯又回到了苏黎世，去阿尔弗雷德·冯特医生那里就诊，冯特医生是欧洲最有权威的三位眼科医生之一。乔伊斯已经知道关于冯特医生的许多信息，他还告诉我冯特医生发明的一种仪器。这些仪器都是在柏林生产的，因为每一台仪器都是为了某个手术特地定做的，而且绝对不会使用第二次，所以，每次都只生产一台，价格是一百美元，而且，如果冯特医生发现上面有一点点缺陷，他就会弃之不用。
一天，正当他濒于绝望之时，乔伊斯无比兴奋地到书店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哈里特·韦弗小姐刚刚告诉他，她正要汇给他很大一笔钱，他还说，这笔钱足够他生活一辈子！[8]
博什医生师从一位著名的维也纳专家，他自己也颇有声誉。许多年来，他专心致志地照顾乔伊斯的健康，而且，他的费用一直非常低。有一次，乔伊斯给我看了博什医生的账单，上面的数目是那么小，简直让乔伊斯觉得医生小看他了。博什医生竭尽全力对付乔伊斯可怕的眼疾及其并发症，想方设法不让它再严重下去。但是，乔伊斯还是渐渐失去了视力，有些人因此而怪罪博什医生，其实那是不公平的。
对于这个奇迹，我们俩都非常兴奋。因为韦弗小姐的慷慨解囊，帮他解决了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我为他高兴，也为自己高兴。现在我感觉到能够继续出版《尤利西斯》了，而且莎士比亚书店也不会再受拖累，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解脱。
医生的这番话正是乔伊斯想听的，他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并且立刻决定换医生，把自己交给博什医生负责。等到他的虹膜炎好些后，他就会做手术。
尤金·约拉斯的太太告诉我，露西亚把韦弗小姐称为“圣女哈里特”，她赠送给乔伊斯的钱，如果换了别人，就可以一辈子不愁吃穿了，但是，对于乔伊斯来说，还是不够。过了不久，他的经济状况又困难起来，又是韦弗小姐前来救援。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他早知道自己得的是青光眼，所以，医生的诊断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他只想知道博什医生觉得什么时候开刀最合适。医生说，他的眼睛肯定需要做手术，虽然延迟手术可能会让他的视力受损，但最好的选择还是等虹膜炎的炎症消下去后再开刀。他又说，其他的专家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在炎症如此厉害的时候开刀，如果手术成功的话，那么他的视力会完全恢复，但如果手术不成功，那么他就可能完全丧失视力。博什医生说，他是不愿意去冒这个险的。
【注释】
最后，总算轮到乔伊斯了，在护士的帮助下，他走进医生的房间。
[1] 伊厄威克先生（Mr Earwicker），乔伊斯的著作《芬尼根守灵夜》的主角，作者在这里使用，是因为这个名字是耳朵的英文字的谐音。
咳，候诊室里的那番等待！俯视着我们的是那些摆放在一架大钢琴上的许多镶着银框的王冠状的牌子，上面刻满了感激的话语。
[2] 保尔——埃米尔·贝卡（1885——1960），法国艺术家，阿德里安娜的妹夫，曾经画过许多和剧院街有关的作家的画像，例如1921年画了乔伊斯和麦卡蒙，1922年画了拉尔博和罗曼，1923年画了毕奇，等等。但是他最有名的还是他的情色画，他以为色情作品画插图为生。
所以，我又急急忙忙赶回到旅馆，乔伊斯说：“那我们赶快去。”所以，诺拉和我就把这个可怜的人从床上弄起来，弄到楼下，弄到一辆出租车上。我们总算把他带到了城市另一头的诊所里，到了那里，他已经痛得几乎不省人事，整个人瘫坐在一把扶手椅上。
[3] “寻南街”（rue du Cherche——Midi）和“注视街”（rue de Regard），因为寻找或注视，都需要用眼睛，所以，乔伊斯要说对于一个眼疾病人来说，这街名很合适。根据台湾陈荣彬先生的注释，关于“寻南街”的街名，另有一个说法，以前此街上有一个日晷，巴黎人要确定是否到了中午（midi），就来看这个日晷，所以，还有一种译法是“寻午街”。
我连忙赶到和平街，我的眼科医生的诊所，就夹在那一排裁缝店当中。就这样，我冲进路易斯·博什医生（Dr Louis Borsch）的诊所里，他也是位美国人，以前他在塞纳河左岸曾经开设了一个专门为学生和工人服务的诊所，那时，他曾经为我看过病。现在，他非常耐心地听我讲述乔伊斯可怜的境遇，虽然我恳求他马上到乔伊斯的住处去看看他的眼睛，但是他说他很抱歉，因为乔伊斯已经是别的医生的病人，他无法前往他的病床边为他看病。看到我那么绝望，他说他可以为乔伊斯看诊，但是乔伊斯必须到他的诊所来。我告诉他乔伊斯病得根本起不了床，但是博什医生对我说：“你要尽快把他弄到我这里来。”
[4] 英国诗人、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的叙事长诗，发表于1810年。
我立刻就看了出来，虽然他的眼睛疼得要命，但是，他另有一桩让他更恼火的心事。他告诉我为什么他那么恼怒，原来，一个朋友刚刚带了位著名的眼科医生来看他，医生说他的眼睛必须立刻做手术，而且，医生已经派了一辆救护车来，要马上带他去医院。所以，他那么急着把我找来。他已经下定决心，不愿再像上次在苏黎世时那样，那一刀就是在他眼疾炎症最厉害的时候开的。他绝对不允许再发生同样的错误。他曾经听我提到过我的眼科医生，他请我把他找来，在另一位医生把他弄到诊所去之前，请他到旅馆来为他诊病。
[5] 乔治·摩尔（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戏剧家。
有一天，他的孩子们跑来找我，说“爸宝”需要立即见我（他们一直这样称呼他们的父亲）。我急忙赶到他们当时的住处，学院街上的一家小旅馆。我看见乔伊斯病倒在床上，情形非常痛苦，他的太太在照顾他，她的身边放着一桶冰冷的水，她不停地替换着敷在他眼睛上的纱布，她已经这样做了好几个小时，看上去她早就累坏了。她说：“痛得实在不能忍受时，他就会站起来走来走去。”
[6] 摩尔和乔伊斯应该以前就见过面，但是因为摩尔曾经参与爱尔兰国家剧院的创建，当时此事遭到乔伊斯的反对，所以，二人从未成为朋友。麦卡蒙说他们俩“都喜欢夸大其词地说别人好话，太讲究老式爱尔兰人的那种拘谨礼貌的礼节”。
既然西茜的麻烦已经解决，我希望从此一切都能一帆风顺，至少，比以前稍微顺利些，但是，情形正相反，一个比我们过去所有的麻烦都要更巨大的灾难正等着我们：乔伊斯用眼过度，现在患上了严重的虹膜炎。
[7] 梅·韦斯特的电影台词中常常有性暗示的双关语，“岩石”或“硬物”也就是指男性生殖器。
乔伊斯的眼睛
[8] 韦弗也不是富裕之人，但是因为她的社会主义的信仰，她相信每个人的财富应该是“各取所需”，而她自己的需求是很有限的，她情愿帮助乔伊斯在他最有创作力的年代消除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这里提到的款子是韦弗去世的阿姨留给她的遗产，共12000英镑，在当时，确实是“很大一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