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奎恩！他这么直率，心肠又好！我很高兴能够与他有这样短暂的交往，我很有耐心地倾听着他的所有抱怨，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病得很重了。
乔伊斯和我都非常喜欢我们在杜普伊特伦街上的小店，搬走之后，我们一直很怀念那个老地方。约翰·奎恩第二次造访时，我们已经搬到新店中，那个地区更大，街道也更宽，这是他最后一次来我的书店。店内宽敞多了，这样奎恩在对我说教时能够来回走动。他对我大说特说我应有的责任，更要向我抱怨庞德诱惑他收购的那些艺术品，特别是“温德姆·刘易斯的那些玩意儿”，还有“叶芝的那些垃圾，连捡破烂的都不会多看一眼”。他还说他很高兴《尤利西斯》“不会在那小棚屋里出版”，他指的当然是我们原来在杜普伊特伦街上的书店。
希腊蓝和西茜女妖
在我打算出版《尤利西斯》之后不久，手稿的收藏家约翰·奎恩就前来审查莎士比亚书店的情况。他是个长相英俊的男人，很让人感兴趣。我也很欣赏他的品位，他收藏的手稿包括叶芝、康拉德和乔伊斯，他还收藏了温德姆·刘易斯的素描，以及许多印象主义画派的精品。以后，这个画派的作品在巴黎能卖很高的价钱。但我发现他脾气暴躁，很容易发火。他第一次来我的书店时，那时书店还在杜普伊特伦街的旧址上，我要说，书店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店里几乎没有办公的家具和设施，再加上我是个女的，这让他疑心重重。我能看出来，在出版《尤利西斯》这件事上，他会紧紧地盯着我，而且，他让我觉得这一切都得怪我自己，因为我是如他所称呼的“又是一个女人”。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远方的预订者开始有些失去耐心，“一九二一年秋”来了又走了，连他们的圣诞节的长袜中都没能出现《尤利西斯》。莎士比亚书店大有被人指控为欺骗公众的危险。预订者们无法把他们的书钱要回去，因为他们根本还没付过钱呢，但是我还是收到不少措辞强硬的信件。我记得有一封是T.E.劳伦斯写来的，态度坚决地向我索要他那本《尤利西斯》。很可惜我没有时间写信向他解释：虽然我不在沙漠中作战，但是我也有场战役要打。
在萨特和波伏娃之前，圣日尔曼德普雷区的咖啡馆就有许多说话不多的文人们出没，例如，你能看见埃兹拉·庞德在双偶咖啡馆里，而莱昂——保尔·法尔格则在对面街上的利波咖啡馆（Lipp's）中。剧院街离圣日尔曼大街只有几步之遥，除了我们两家书店整天热热闹闹之外，整条街则安静得如同一个乡下小镇。剧院街的另一头是奥迪恩剧院（Odéon Theatre），所以，在那些看戏的人前往剧院或是戏散场的时候，街上才会人来人往。剧院里的那些演出，如同这条街一样，也丝毫没有大都市的味道。当然，偶尔会有一些著名的制作人来接管剧院一段时间，我记得安托万（Antoine）[9]曾经在剧院里上演过《李尔王》。科波（Copeau）[10]也曾掌管过剧院一段时间，但是他的布景如此简单，所以，莱昂——保尔·法尔格称之为“卡尔文教派的闹剧”[11]。奥迪恩剧院让阿德里安娜实现了一个梦想，这就是要住在“另一头是一栋公共建筑的街上”。
而身在巴黎的预订者们，因为每天报纸上都有消息，所以他们知道我们的进展。我在报界的朋友们简直把《尤利西斯》的出版看成国际大事，几乎可以和一场体育赛事相比。后来，英国的一家花边小报《体育时报》还真登过一篇关于《尤利西斯》的文章，不过，那是《尤利西斯》出版之后的事了。
所以，莎士比亚书店于一九二一年搬到剧院街，而且，很快就把那条街给美国化了。虽然阿德里安娜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法国人，但是我们还是尽了最大努力要同化她。
我所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尤利西斯》的封面装帧用纸。乔伊斯自然而然地想到封面要用希腊蓝，这就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谁能想得到希腊国旗上的那种漂亮的蓝颜色竟是如此难找？达戎提耶一次又一次到巴黎来，我们把他带来的新的蓝纸样品和希腊国旗上的蓝色进行对比，但每次都是失望。为了表示对奥德修斯的敬意，莎士比亚书店外一直飘着面希腊国旗。天哪，单单抬头看到那面国旗就让我头痛！
当我们在新书店里整理东西时，我发现阿格尼丝姨妈的惠特曼手稿不见了，这让我一下子特别沮丧。在我几乎放弃了所有希望时，搬家时也在场的姐姐霍莉问我是否找遍了所有地方。姐妹们有时可真让人烦，我当然找过了所有的地方。但是霍莉说：“用我的办法，你总是能找到东西。”“你的什么办法？”虽然我并不真感兴趣，但我还是问她。霍莉说：“我的办法嘛，就是你要仔细检查每一个地方的每一样东西，你要找的东西肯定会出来。”“真的吗？”我说，但我不再理会她。我注意到她用她的办法这里看看那里瞅瞅，我想那真是浪费时间。但是她居然拿着一堆纸来问我：“是这些么？”果真就是。我欣喜若狂，如果惠特曼真的弃我们而去，对于剧院街十二号的书店来说，那将是个多么糟糕的开始。
达戎提耶上下求索，最后在德国，他找到了准确的蓝色，但是这次纸张又不对。最后，他只得把这种蓝色用石版印刷的方式印在白的纸版上，所以，封面是蓝色的，封页里面则是白色的。
所以，一九二一年夏天，玛西尼和我就忙着将莎士比亚书店搬到剧院街上去。我们要搬的东西包括：所有的书籍，一筐筐上面写着“急件”但还没回复的信件，《尤利西斯》以及其他与乔伊斯有关的事务，我当时负责发行的各种出版物，小型的评论杂志，曼·雷（May Ray）[8]所拍摄的我们同代人的照片，惠特曼的手稿，还有布莱克的素描等等。
达戎提耶在第戎的印刷厂外爬满了藤蔓，古老而迷人，现在，印刷厂内整夜灯火通明，工作的进展也在加快。第戎位于法国的金丘省，那里的著名物产要算它的美酒、艺术珍品、美食、浸泡在烈酒中的裹了糖的黑莓，当然，还有那里的特产第戎芥末酱，现在，还要加上一本“火辣辣”的新书《尤利西斯》。以前，达戎提耶先生总是要花很多时间烹饪某一特殊佳肴，或是去品尝与佳肴相配的美酒，现在，他不再有时间和那位与他住在一起的年轻印刷工在餐桌旁边逗留，他也没有时间去欣赏自己的古老的陶器收藏和他的价值连城的图书馆。《尤利西斯》占用了他所有的时间。
在这期间，莎士比亚书店也搬到了附近的剧院街上，这个新的店址，就像我原先的那个店址一样，也是阿德里安娜发现的。她注意到剧院街十二号那个古玩商店的业主正要找人续租她的商铺，所以，就急匆匆跑来告诉我，我连忙赶到十二号。能在剧院街上租到一个地方，那真是太幸运了，而且，这个店址正巧在阿德里安娜的书店对面，这真是我想也不敢想的事。这个新店比我原来的书店还要大，而且，楼上还有两个房间。
很快，达戎提耶先生就告诉我印刷的进度已经赶上了乔伊斯向他们提供手稿的速度，西茜（Circe）那一章[12]开始拖累印刷的进程，西茜不肯再往前走了。
剧院街十二号
已经有一段时间，乔伊斯试图把这一章制成打字稿，但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已经有九位打字员尝试过这一重任，但都没成功。乔伊斯告诉我，第八位打字员曾威胁他说这文稿简直要让她跳楼自杀；至于第九位，她按过他的门铃，等他开门后，她就把已经打过字的手稿扔在地上，然后顺着大街飞跑而去，再也不见她的踪影。“如果她给我留下姓名和地址，至少我可以把她工作的费用支付给她。”乔伊斯说，她是一个朋友介绍来的，乔伊斯根本就不知道她叫什么。
我不会建议“真正的”出版商按照我的方法来行事，我也不会建议作家们去步乔伊斯的后尘。我的这种出版方式，只能是个死胡同。但这个案例很特殊，因为我要出版的是最伟大的一部作品，我所做的努力和牺牲都应该能配得上这部作品，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
在那之后，他就放弃了要把西茜制成打字稿的企图。大声叹着气，他把这份“东西”拿来，交到我的手上。我告诉他不用担心，我会负责寻找愿意打字的志愿者。
达戎提耶先生提醒我说，这些校对稿会增加许多新的花费，他建议我打电话给乔伊斯，告诉他这么修改可能会完全超出我的预算，也许这样能约束他对校对稿的嗜好，但我坚决不愿这么做。《尤利西斯》的方方面面都必须符合乔伊斯的意愿。
第一个为了西茜而志愿做出贡献的是我的妹妹西普里安。她那时每天都要到拍摄现场去，但她习惯于每天早上四点起床，所以，她愿意把早上的时间花在西茜上。
直到最后一刻，第戎那些备受煎熬的印刷工们拿回来的校对稿上，还有乔伊斯新添加的内容，有的是整个段落，有的甚至是整页需要换地方。
西普里安是《尤利西斯》的崇拜者，而且也最善于阅读难以辨认的字迹，因为她自己写的字就很难让人看懂。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解读乔伊斯的手书，进度虽然很慢，但总算有些进展。但是，她正在拍摄的电影突然需要她搬到新的场景所在地去，所以，我只得设法再找其他的志愿者。
同时，《尤利西斯》的排版也已经开始。所有与这部伟大作品有关连的人都会发现这事会占据他们生活的全部，印刷商们很快就发现他们也不例外，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相反，他们更加投入其中。我对他们说，乔伊斯爱改多少稿，就让他改多少稿，所以，他们就按照我的指令为乔伊斯提供他所需要的校对稿，而乔伊斯真可谓是“贪得无厌”，每一份校对稿上都写满了他新增加的内容，热爱乔伊斯的读者们可以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中看到这样一套修改过的校对稿，它是我的朋友玛丽安·威拉德·约翰逊（Marian Willard Johnson）的藏品。这套校对稿的空白处，写满了词语和字句，还有无数的乔伊斯专用的箭头和星号，指导印刷工们哪句应该加在哪儿。乔伊斯告诉我，三分之一的《尤利西斯》其实是在这些校对稿上写成的。
我的朋友雷蒙德·莱诺索（Raymonde Linossier）[13]很快代替西普里安成了新的志愿者，一听说我的困境，她就来告诉我她可以将西茜打字成稿，反正她要彻夜照顾生病的父亲，打字可以让时间过得更快一些。
他们请乔伊斯选择《尤利西斯》英文朗读的内容，他选择了“海妖”中的段落。我们找到了才华出众的年轻演员吉米·赖特（Jimmy Light），他是当时在蒙帕纳斯区活动的《小评论》的追随者之一。他同意来朗读，但条件是他必须得到乔伊斯的指导，所以，我的书店后面的房间里就能听到他们俩的声音，不停地重复着：“秃头的派特是一个耳聋的服务生……”
她开始了这项工作，虽然英文不是她的母语，但她的进展还真不错。可惜的是，她也有事不能继续下去，但她立即给我找到了可以接替她的人。这第三号志愿者，是雷蒙德的一位英国朋友，好心的她愿意接手这活。雷蒙德告诉我，这位朋友的先生，在英国大使馆里工作。
拉尔博把他对《尤利西斯》的赞扬付诸实际行动之中，他订出计划，要推广乔伊斯的作品。等到他病好之后，他就来到书友之屋，和阿德里安娜一起策划。他写信告诉我说他要在一本评论杂志中翻译并发表《尤利西斯》中的一些段落，他宣布说他要为《新法兰西评论》写一篇介绍乔伊斯的文章。他也接受了阿德里安娜的建议，首先在她的书店中做了一次主题演讲，为了更有效果，演讲时他会朗读一些他所翻译的段落，后来，他们觉得也应该配一些英文原文的朗读。阿德里安娜和拉尔博也一致认为，为了让乔伊斯能有些收益，这种阅读乔伊斯的“聚会”应该是收费的。
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呢，雷蒙德就惊慌失措地到书店来，告诉我发生了一场大祸。原来，她的朋友正在打字时，她的丈夫碰巧过来拿起了手稿，看过一眼之后，他就把手稿扔进了火里。
第二天，我就收到拉尔博的来信，信中说他“太喜欢《尤利西斯》”了，而且，“自从我十八岁时”读过惠特曼之后，还没有什么其他书让他这么充满激情。“这本书太棒了！简直和拉伯雷一样伟大！”
我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乔伊斯，他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向纽约的约翰·奎恩借他收藏的那份手稿中的这几页，当然要等手稿到达那里后才能借来，因为现在，手稿还在漂洋过海去纽约的船上。
当时，拉尔博还没有读过《尤利西斯》。后来我听说他因流感而卧床不起，就觉得那是把布卢姆先生介绍给他的好机会。我就把所有刊载过《尤利西斯》的《小评论》扎成一捆，和一束鲜花一起给病人送去。
我给奎恩发了电报，又给他打了电话，但是他断然拒绝把手稿借给我，乔伊斯亲自发了电报并且写了信给他，也被他给回绝了。我就请我当时住在普林斯顿的母亲去和奎恩交涉，母亲给他打了电话，但是他在电话上大发脾气，所用的语言完全不适合像我母亲这样的淑女。很明显，对于这份手稿，奎恩肯定是要紧紧抓住不放手的。
一九二〇年的圣诞夜，我安排了这两位作家在莎士比亚书店中见面，他们马上就成了好朋友。也许我比其他人都更清楚，对于乔伊斯来说，瓦莱里·拉尔博的友谊有多么重要。拉尔博对乔伊斯所表现出的那种慷慨和无私，这在同行作家中实在是非常少见的。
于是，我又问他是否可以让人复印手稿中我所需要的那几页，他也同样不允许。最后，他还是做了妥协，同意将手稿拍成照片。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复制的手稿，而且，因为这几页是乔伊斯“最清晰的誊清稿”，而不是我们竭力应付的不可辨认的第一稿，我们很快就将它复制成了打字稿，快速送到达戎提耶那里。
拉尔博每次到我书店来时，总是要问我他应该阅读哪些英文书。有一次，他来时，我问他有没有读过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作品。他说他没读过，我就给了他一本《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不久，他回来还书，告诉我他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还说他很想与作者会面。
乔伊斯的笔迹原来还不难辨认，但是，因为他的文稿中有很多省略号，再加上其他难以辨认的符号，他的手稿就如同古爱尔兰的欧甘文字一样难以读懂。而且，在写作西茜这一章时，他的眼疾也越来越严重，这一章中某些部分的笔迹简直无法破解。
在阿德里安娜的散文集《阿德里安娜·莫尼耶文集》中[7]，人们能读到关于拉尔博的最好的描述。
如同乔伊斯其他所有文稿一样，《尤利西斯》也完全由他手写而成。他用的是一种钝头黑铅笔，都是在巴黎的史密斯商店中购买的，他用不同颜色的铅笔来标明他同时写作的不同部分。对于钢笔，他一窍不通。钢笔让他迷惑不解。有一次，我看到他试图往一支钢笔里加墨水，结果把自己弄得一身黑。好多年后，他想到要用打字机，所以，他请我为他找到了一台雷明顿牌的无声打字机，但是，他很快就用这台打字机换取了阿德里安娜的有噪音的打字机，不过是，据我所知，两台打字机他都没有用过。
拉尔博的性格充满了魅力，他大大的眼睛非常漂亮，眼中总透露出最善良的表情。他的身材比较壮硕，头部离肩膀很近。他的双手是长得最漂亮的，让他引以为荣。他觉得自豪的还有他的脚，但是他总是穿小一号的鞋子，把双脚很不舒服地硬挤进去。他的另一个魅力之处是当他大笑时，他的全身会无声地抖动，脸上泛着红晕。而每次当他要引用一句所喜欢的诗句时，脸色则会变白。
【注释】
从这些玩具兵身上，我们也能看到拉尔博的另外一个兴趣爱好，那就是颜色。玩具兵们有蓝色、黄色和白色，他的袖扣和领带也都是这三种颜色。每次他到乡下的别墅中去小住时，他也总是要在房顶上挂上他的三色旗。但是他不常到乡下去，因为他更喜欢住在巴黎，或是出去旅行。拉尔博和巴那布斯一样，都是伟大的旅行家，也是了不起的语言学家。他的英文非常好，他可以和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们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讨论“小丑”一词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应用。
[1] 出版于1913年。
拉尔博酷爱和平，奇怪的是，他竟拥有如此庞大的玩具兵大部队，而且，这支队伍还在不断壮大，他也曾痛苦地抱怨，说这些玩具兵几乎要把他从自己的房间里挤出去了，但是，他却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控制他们继续扩大。他的好友皮埃尔·德·拉奴（Pierre de Lanux）是他收藏玩具兵的竞争对手，他们总是在寻找那些不多见的珍品，为了能把他们缺少的那件藏品弄到手，他们可以追到天涯海角。他们互相交换藏品，也和其他收藏家们交换，他们组织活动，或是邀请挚友前去“阅兵”。阿德里安娜和我曾经有幸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活动，当我们看到他的公寓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拉尔博会心神不安。他的小小的公寓早就被军队给占领了，到处都挤满了兵士们。但拉尔博向我们保证说，大部队还都藏在他床底下的那些盒子里。
[2] 纪德1914年的小说《梵蒂冈的地窖》（Les caves du Vatican）中的人物。
我一直把这队人马珍藏在书店大门边的一个小柜子里，柜子上有个玻璃窗，里面用暗藏的弹簧拴住，为的是不让孩子和顾客带进书店里的动物损坏这队人马，因为这些玩具兵太吸引人了。
[3] 出版于1911年。
拉尔博曾经亲自监督这些玩具兵的制造，而且，为了确保玩具兵的每一个细节的准确性，他还曾到国家图书馆中去查阅有关资料，甚至连每一个扣子都不马虎。这些扣子都是他亲手上的色，他说他无法信任其他人能处理好这些扣子。
[4] 出版于1918年。
有一天，拉尔博给我带来了一件礼物，更确切地说，他给他的“教子”莎士比亚书店带来了一件礼物。他拿出一件用薄棉纸包裹着的细瓷做的莎士比亚故居，这是他从童年时起就珍藏的东西。而且，这还不是全部，他还带来一个盒子，盒子上的标签是著名的玩具兵的生产厂家来福尔（Lefevre），盒子里装的是乔治·华盛顿和他的将士们，他们骑在不同颜色的奔马上，还有一群西点军校的学生。拉尔博向我解释说，我们的这队人马，就是用来守卫莎士比亚故居的。
[5] 曾经翻译过纪德、加缪等人的作品。
我和拉尔博交上朋友的原因是他对美国文学的热爱，我的任务是向他介绍新的美国作家。所以，每次离开书店时，他总是要带走一大摞他们的作品。他也在书店里与美国新一代的作家们见面相识。
[6] 威廉·杰·史密斯（1918——），美国诗人，他翻译的拉尔博的《亿万富翁诗集》出版于1955年。
瓦莱里年纪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他是由母亲和姨妈养大的。她们压根就不理解他。她们常常抱怨为什么他总是在读书，刚刚学会握铅笔时，他就握着笔写来写去，为什么他不像其他小男孩那样在外面玩？瓦莱里·拉尔博果真成了一位作家，这真是法国文坛的幸运之事。
[7] 此书出版于1953年。
拉尔博这个名字和维希地区的一道泉水相关，这道泉水就叫拉尔博——圣约河，是拉尔博的父亲发现的，这道泉水也是他们家族的财源。拉尔博还告诉过我，他母亲的家族是来自瑞士的新教徒，也是古老的波旁家族的后裔。
[8] 曼·雷（1890——1976），美国艺术家，常年在巴黎活动，参与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活动。
很可惜拉尔博在北美鲜为人知，但在南美，他受到厚爱。我的美国同胞们，除了几个例外，都只是刚刚开始知道有拉尔博这个作家存在。翻译家贾斯汀·奥布莱恩（Justine O'Brien）[5]是最早的拉尔博迷之一，而精通英法双语的尤金·约拉斯（Eugene Jolas）先生也能欣赏到拉尔博文字的微妙之处。有人告诉我威廉·杰·史密斯（William Jay Smith）[6]先生翻译并出版了他的《富裕的门外汉诗集》（Poemes par un riche amateur）（这里指巴那布斯），英文书名是《亿万富翁诗集》（Poems of a Multimillionaire），所以，也许现在更多的美国人能够欣赏到他的作品了。他的风格让我想起一些特殊的法国佳酿，翻译之后，味道可能就不那么醇正。也许这是为什么像拉尔博这样在法国享有盛名的作家，在美国却很少有人知道的原因。
[9] 安德烈·安托万（Andre Antoine），法国演员兼戏剧制作人。
拉尔博还是一位很好的散文家，他的写作正如文学批评家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所评论的那样（具体的措辞我记不清了）：语言流畅滑润，读来如同从舌头上滚过。
[10] 雅克·科波（Jacques Copeau），法国导演、演员兼剧作家。
拉尔博的自传体小说《巴那布斯》（Barnabooth）[1]曾经让一代年轻人为之痴迷，这代人整天犹豫不决，到底是要做他笔下的巴那布斯，还是要做纪德笔下的拉弗卡迪奥（Lafcadio）[2]。他的其他作品也同样受到年轻一代读者的推崇。他的第一部小说，题目是西班牙文的《费明娜·马尔克斯》（Fermina Márquez）[3]，内容是他学生时代的生活。他的学校中有许多阿根廷人，在那里，他学会了说西班牙语，流利得几乎和母语没什么区别。他的短篇小说集《童年》（Enfantines）[4]可以说集中了他最精彩的作品。在法语和英文中，都有“拉尔博迷”这个词，指的就是他的无数的粉丝们。
[11] 卡尔文教派讲究节俭的生活。
有一天，乔伊斯对我说，他希望能认识一些法国作家。瓦莱里·拉尔博（Valery Larbaud）是法国最受尊重的作家之一，莎士比亚书店可以说是拉尔博的“教子”，这一直让我引以为荣，所以，我觉得乔伊斯和拉尔博应该认识认识。
[12] 即《尤利西斯》成书后的第十五章。
瓦莱里·拉尔博
[13] 雷蒙德·莱诺索（1897——1930），当时在法律学院就读，音乐家普莱青梅竹马的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