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宣战以后，因为我的国籍，还有我和犹太人的关系，在纳粹的眼里，莎士比亚书店就被判了死刑。作为美国人，我必须到纳粹总部去注册自己的身份，并且每周得到我所居住的那个区的委员会去报到（犹太人每天都得去报到），因为没有几个美国人在巴黎，所以我们的名字都被记在一个草稿本上，而这本子又经常被乱丢而找不到，我常常帮那里的人一起找。在我的名字和有关我的记录旁边，还有一条小注释：“没有马匹”，我一直没有搞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写。
莎士比亚书店消失了
我一向很少有德国客户，当然，在我变成“敌人”之后，他们根本就不来了 ——直到最后一位德国“贵客”光临，是他终结了一切。一天，一位德军的高级官员坐着辆巨大的灰色军车来到我的书店，下车后，他盯着橱窗里的《芬尼根守灵夜》看了一会，然后进到店里，用完美的英文告诉我他要买那本书。“但这本书是非卖品。”“为什么？”我向他解释说那是我最后的一本，我要保留着它。为谁保留？为我自己。他非常生气。他对我说他对乔伊斯的作品很感兴趣。但我的态度还是很坚决。他大步跨出书店，我赶紧把《芬尼根守灵夜》从橱窗里取下，放到安全的地方。
美国大使馆千方百计说服我回美国，都被我给拒绝了。（回美国的路线是绕道里斯本，他们列出的交通费用非常吸引人，其中有一项是：“运送一只鹦鹉，六美元。”）相反，我和朋友们一起在纳粹占领下的巴黎居住下来。因为我经常和弗朗索瓦一起出门，所以，我和她一样也经历着犹太人所受的各种特殊限制，当然，她必须在她的外套或裙子上配戴那个巨大的黄色“大卫之星”，而我则不用。我们总是骑着自行车出门，那也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我们不能去公共场所，例如剧院、电影院、咖啡馆、音乐厅，或是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甚至连街上的长凳都不能坐。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阴凉的广场里吃中饭，我们坐在一条长凳旁边的地上，一边鬼鬼祟祟地看着周围，一边很快吞下白煮蛋并喝下热水壶里的茶。这种经验我可真不想重复。
两个星期以后，那位官员又昂首阔步来到我的店里。那本《芬尼根守灵夜》呢？我说我已经收好了。他气得声音发抖，说：“今天我们要来没收你书店里所有的东西！”“请便吧。”我说。他开车走了。
那些从逃难中幸存下来的人后来回到巴黎，我的法国朋友们看到莎士比亚书店仍在开张，都非常高兴。他们一头钻进我的书堆里，我忙得不可开交。当时有一个名叫弗朗索瓦·伯恩韩（Françoise Bernheim）的年轻的犹太女孩自愿来帮我，她在巴黎大学学习梵文，后来，因为纳粹的新规定，她被学校开除，但是，她的导师鼓励她抄写那些非犹太学生的笔记进行学习，在导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她坚持着学业。
我赶紧去和门房商量，她将三楼的那套没人住的公寓打开（我自己住的公寓在二楼），我和朋友们就用洗衣筐将所有的书籍和照片搬到楼上，还有所有的家具。我们甚至把灯具都给拆了下来，我又请了一位木匠师傅来拆卸所有的书橱。仅仅花了两个小时，书店里就空无一物。一位油漆匠过来将剧院街十二号外的莎士比亚书店的招牌给粉刷掉。那是一九四一年。那些德国人有没有来没收莎士比亚书店所有的东西？如果他们真的来了，他们连书店都找不到了。
在巴黎，有一些支持纳粹的人，他们被人称为是“法奸”，但这些人只是例外。我们所认识的人，个个都是抵抗派。伯特兰——方丹医生就是抵抗运动中非常活跃的分子。她的儿子雷米（Rémi）二十岁的时候死在奥地利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里，这个集中营最为声名狼藉，环境最恶劣。
最后，他们还是过来把莎士比亚书店的主人给抓走了。
我和老朋友伯特兰——方丹医生一起坐在医院的窗口前吃中饭，看着最后一批难民拥进城里，与他们接踵而来的是德国军队。无休止的机械部队挺进巴黎：坦克车，全副武装的军车，戴着钢盔的士兵双手交叉坐在里面，这些士兵，这些机器，全都是冰冷的灰色，在轰隆隆震耳欲聋的响声中向前行进。
在集中营里被关押了六个月以后，我又回到了巴黎，但这次，他们发给我一份公文，上面写着德国军队可以随时任意将我抓走。朋友们都说，与其等着他们再把我送回集中营，还不如我自己来个隐身术。莎拉·沃森（Sarah Watson）小姐就把我藏在她的学生旅馆里，这间学生旅馆位于圣米歇尔大街九十三号。我很高兴地住在房子顶层一个小小的厨房里，同住的还有沃森小姐和她的助手玛赛尔·福尼尔（Marcelle Fournier）夫人。她们给了我一张出入学生宿舍的会员卡，我觉得我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德国人好几次试图接管学生宿舍，沃森小姐也被拘禁了一段时间，但是靠着福尼尔夫人神奇般的能力，那里一直开张着，住满了正在学习的学生们。旅馆是美国人开的，也是美国人在管理，但是，因为它是巴黎大学下属的一个机构，所以，大学的负责人设法把沃森小姐弄出了集中营，让她回到原来的职位上。
一九四〇年一个美丽的六月天，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只有两万五千人还留在巴黎。我和阿德里安娜来到塞巴斯托普大道（Boulevard Sébastopol），含着眼泪看着逃难的人群穿过城市。他们都从东门进城，经过圣米歇尔大街（Boulevard St Michel）和卢森堡花园横穿巴黎，然后从奥林（Orléans）和意大利门出城。他们的牛车上堆满了各种家当，家当上面坐着孩子，老人，病人，怀孕的和抱着婴儿的妇女，还有装在笼子里的鸡鸭，狗和猫。有的时候，他们会在卢森堡花园停留，让牛在那里吃草。
我每天都要到剧院街去，当然是偷偷去的，所以我知道阿德里安娜书店里每天发生的事情，我也看到了午夜出版社（Editions de Minuit）出版的最新作品[1]。午夜出版社的出版物都是秘密发行的，而且发行量很大。它的出版人是我的朋友伊芙·德斯维涅（Yvonne Desvignes），她这么做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抵抗运动中的所有著名的作家们都有书出版，其中，诗人艾利亚（Paul Eluard）[2]出版的都是些小册子。
阿德里安娜和我没有加入逃难的浪潮，为什么要逃呢？我的助手加拿大学生露丝·坎普曾试图逃走，结果在壕沟中遭到机枪的扫射，后来还是被俘虏了。
【注释】
莎士比亚书店照常开张，战争愈演愈烈。突然间，德国军队横扫法国，他们离巴黎越来越近，在巴黎居住的人们纷纷逃离，或是准备逃离。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剧院街上一直人流涌动。人们在火车站旁安营扎寨，晚上也睡在那里，希望能够挤上一列火车。有些人开着私家车逃难，但是不久，就因为没有汽油只能把车子弃置在路边。大多数人都是靠着两条腿逃走的，抱着孩子，扛着行李，也有推着童车或手推车，还有一些骑着自行车。同时，不断拥入的还有北方或西北过来的难民，包括比利时人，抛开了他们所居住的农庄和城镇，经过巴黎往西边逃难。
[1] 午夜出版社是1941年由作家让·布鲁勒（Jean Bruller）和皮埃尔·德勒斯克（Pierre de Lescure）在巴黎成立的一家地下出版社，法国被德军占领期间，所有的媒体都在纳粹的控制之下，午夜出版社在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时才公开，在这期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出版了许多反对德军占领的作品，作家包括纪德、阿拉贡、尚松、艾利亚等，但基本上都是用笔名写作。二战后，午夜出版社继续活跃至今，50年代，他们最早出版了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法文作品，由他们出版的作家还有阿兰·罗伯——格里耶（Allan Robbe——Grillet）、克罗德·西蒙（Claude Simon）、玛格利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等。
一九三九年夏末，萨瓦省到处都张贴着征兵的告示，征集年轻人入伍。所有的家庭都弥漫着哀悼的气氛。我搭乘了最后一班汽车下山后，年轻的司机就去参军了，汽车也被军队征用。香伯利的车站挤满了背着枪械装备的士兵们，我想方设法才挤上去巴黎的火车，在同一节车厢里还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女人，她带着她的宝宝和保姆。她们急着要赶回英国去。她的丈夫在站台上和她们道别，他说他不久就会回英国和家人团聚，他还是不相信战争真会爆发。
[2] 艾利亚（1895——1952），法国诗人。
战争和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