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立刻纠集了一批作家，开始计划如何拯救我的书店。他们的第一个主意是向法国政府递交请愿书，请他们援手资助书店。许多知名的作家和一些巴黎大学著名的教授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字，但是，政府的经费有限，更不会来资助我这样一个外国人的小店。后来，这些作家们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成员包括乔治·杜哈梅尔、路克·杜赫滕（Luc Durtain）[17]、安德烈·纪德、路易·吉列（Louis Gillet）[18]、雅克·德拉克莱特（Jacques de Lacretelle）[19]、安德烈·莫洛亚、保尔·莫然（Paul Morand）[20]、让·保兰（Jean Paulhan）[21]、儒勒·罗曼、让·施隆伯杰和保尔·瓦莱里。我的好朋友施隆伯杰起草了一封求助信，发表在委员会印刷的通讯中，呼吁大家援手帮助莎士比亚书店。信中邀请二百位朋友注册为莎士比亚书店的会员，每年的会费是二百法郎，为期两年，两年后，莎士比亚书店应该能够渡过难关了。委员会中的作家们答应轮流在书店里朗读他们尚未出版的作品，每个月一次，“莎士比亚书店之友”的注册会员们有资格来参加这些朗读会。虽然想要入会的人远远多过两百人，但会员的名额却限制在两百之内，因为我这个小店中最多只能挤得下这么多人。同时，我的一些朋友也对书店进行了额外的捐赠，他们包括：詹姆斯·布里基斯夫人（Mrs James Briggs）、玛利安·维拉德（Marian Willard）小姐、安·莫根（Ann Morgan）小姐、W.F.彼得夫人（Mrs W.F.Peter）、海琳娜·罗宾斯坦夫人（Mrs Helena Rubinstein）、阿契伯德·麦克莱许先生、詹姆斯·希尔（James Hill）先生。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情况更是一落千丈，一九三六年的一天，安德烈·纪德过来看我，问我书店的生意如何，我告诉他我正考虑是否要关门大吉呢。纪德听我这么一说，简直吓呆了，他大叫道：“我们不能放弃莎士比亚书店！”然后，他冲到街对面去问阿德里安娜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咳！她也只能确认我的说法！
第一位进行朗读的是安德烈·纪德，他朗读的是他的剧本《吉纳维芙》（Geneviève）。在他之后是让·施隆伯杰，他朗读的是他尚未出版的小说《圣萨托恩尼》（Saint Saturnin）。下面一位朗读的是让·保兰，他是《新法兰西评论》的社长，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朗读了他的新书《塔赫布之花》（Les Fleurs de Tarbes）的第一部分，这本书虽然有趣，但却晦涩难懂，我们都承认这本书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高深了，只有那个替我做杂务的女孩除外，她说书里的每一个字她都能理解！安德烈·莫洛亚朗读了他新创作的还没有发表的一则令人愉快的故事。保尔·瓦莱里朗诵了他的一些优美的诗篇，并且应乔伊斯的特别请求，朗诵了诗作《蛇》（Le Serpent）。T.S.艾略特特地从伦敦赶过来，在书店里进行朗读，这很让我感动。欧内斯特·海明威一直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在公众面前朗读他的作品，但这次也破了例，但他的要求是英国诗人史蒂芬·斯班德（Stephen Spender）[22]和他一起出场，所以，我们就举行了一场双人朗读会，非常轰动。
现在，书店已经很有名了，书店里总是挤满了新老客户，报纸和杂志上也有越来越多的有关书店的报道。美国运通旅行团的大巴也会在剧院街十二号门口停留数分钟，导游向游客指点出我的书店所在之处。但是尽管如此，大萧条对莎士比亚书店的打击还是比较严重。因为很多美国人离开巴黎，书店的生意已经不如以前，现在更是在走下坡路。我的那些法国朋友都还在，他们原本可以填补那些回了家的美国人所造成的生意的缺口，但是大萧条对他们也有不小的影响。
那时候，因为我们非常荣幸能与这么多著名作家合作，媒体也对我们进行许多报道，生意渐渐好了起来。
莎士比亚书店之友
因为朋友们帮了我这么多的忙，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应该做一些牺牲，我决定拍卖一部分我最珍贵的收藏。我和伦敦一家著名的拍卖行进行了联系，他们对我所提供的清单非常感兴趣，并开始安排拍卖的相关事务。后来，在我的要求下，他们进行了一些咨询，主要是针对那些与乔伊斯特别是与《尤利西斯》有关的藏品，他们需要了解乔伊斯是否有权没收这些藏品。他们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就很不情愿地放弃了拍卖计划。
从战争开始一直到法国被德军占领，年轻的法国女性普莱特·列维（Pauletter Lévy）女士经常过来帮忙，她的丈夫当时正在前线打仗。还有一位名叫露丝·坎普（Ruth Camp）的加拿大学生，在德军拥入法国之时还在书店里帮我，我想尽办法劝她回家，但是她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这件事过后，我自己发行了一本小目录。[23]也许那些喜欢收集与乔伊斯有关的藏品的收藏家们没有看到这本目录，也许在三十年代还没有什么对乔伊斯感兴趣的收藏家，反正，我所收到的大多数来信都是问我有没有与海明威有关的藏品。我非常不情愿地将一副我所珍藏的海明威的拳击手套出手了，上面还有他珍贵无比的签名。
在三十年代后期，虽然战火近在眼前，我可爱的教女西尔维亚·彼特（Sylvia Peter）还是从芝加哥到巴黎来读书，并在我的书店里帮忙。接任她的是能力很强的埃莉诺·奥登伯格（Eleanor Oldenburger），然后是那位迷人的女孩普利斯拉·克特斯（Priscilla Curtiss），她临走的时候真让我难分难舍，如果不是战争迫在眉睫，她是会留下来的。
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我回了一趟美国，去拜访了我的朋友玛瑞安·威拉德，现在，她已经是丹·约翰逊太太（Mrs Dan Johnson），当时她在纽约开了一家威拉德画廊（Willard Gallery）。我将那套经过修改的《尤利西斯》校对稿出售给她，哈佛大学的西奥多·斯班塞（Theodore Spencer）教授购买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英雄史蒂芬）》第一稿的手稿，接下来我出售掉的是《室内乐》、《都柏林人》、《一诗一便士》的手稿。我想尽了办法想把这些手稿保存在一起，但是，最后还是不得不分批将它们出售。可悲的是，我最终只能屈服于现实，当然这让我十分痛苦。
从我的书店开张之初，经过三十年代，直到四十年代，总有人愿意来做莎士比亚书店的助理。我的第一和第二任助理完全是为我做义工，她们是路西亚·舒伍夫（Lucie Schwoff）和苏珊娜·麦和比（Susanne Malherbe）。然后是玛西尼·莫丝乔斯，她在书店里工作了九年。我所有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位专业的助理是简·凡·米特（Jane van Meter），现在是卡尔顿·辛曼夫人（Mrs.Charlton Hinman），她的丈夫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我当时在巴黎的《先驱论坛报》上刊登一则找助理的广告，米特小姐前来应征，能有她当助理，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一九三七年博览会”
我一直没有足够的经费支付我的助理们一份像样的工资，所以他们来为我工作真是得不偿失。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总是有朋友愿意来帮忙，他们不在乎我有多难弄，也不在乎我的书店里的诸多缺陷。
我从来就不喜欢参加博览会，但是巴黎一九三七年的博览会非同一般。当时的教育部长是保尔·瓦莱里的崇拜者，他请诗人负责博览会上关于法国文学的那部分展览。他们给了他整整一个展览馆，他可以展览现代文学从起源到最新发展的相关文件。博览会中的这部分展览非常受欢迎，从早到晚都挤满了人。当然，阿德里安娜出版的作品也是展览的一部分，但是因为这个展区只展出法文作品，所以，我的出版物就没能被包括在这部分里。但是，在出版社的专区内，我还是负责一个为英国杂志《今日生活与文学》而设的展位，莎士比亚书店是这个杂志在巴黎的发行人。我是受了布莱荷之邀，才成为博览会上的一个“展商”的。最新出版的《今日生活与文学》被陈列在显眼的位置上，还有许多色彩鲜艳的封面样本和宣传物，我的展位处在严肃的《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 Deux Mondes）和孩子们最喜欢的《米老鼠》（Mickey Mouse）之间。
有一段时间我的书店里找不到帮手，玛西夫人每天都来救援。还有一段时间我年轻的助理经常感染一些孩子的疾病，玛西夫人总能来填补空缺，这让我觉得非常幸运。有一次，我出门好几天，等我回来时，发现莎士比亚书店的助理感染了麻疹，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了，而玛西夫人正忙着为整个书店消毒。
《今日生活与文学》一直致力于在英国推广法国文学，在过去的期刊中，它曾经发表过纪德、瓦莱里、米修以及其他作家作品的译文。为了向博览会致敬，这一期是“法国文学专号”。
我亲爱的玛西夫人，是穷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她的老家是弗吉尼亚州的米德堡（Middleburg）。她一边在英国学院（British Institute）学习，一边帮助玛丽·瑞芙修女（Sister Mary Reeves）进行慈善工作，她可是瑞芙修女的左右手，她还要抽时间到莎士比亚书店里当义工。［她现在仍然从事着由安·莫根（Ann Morgan）发起的救济工作，并因为她的贡献被授予勋章。］她对写作很感兴趣，但只局限于别人的写作。她其实也很有写作的才华，所有的人都认为她可以也应该从事创作，只有她自己不这么认为。
【注释】
托马斯·伍尔夫（Thomas Wolfe）在《时光与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出版之后没多久[15]，就来到巴黎，也来了我的书店。他说麦克斯·伯金斯（Max Perkins）[16]给了他一张支票，然后把他送到开往欧洲的船上。他谈起乔伊斯对他的创作的影响，还说，他正在试图摆脱那种影响。毋庸置疑，伍尔夫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年轻人，但是对人情世故却有诸多不满。他到巴黎来时，带来一封给阿德莲·玛西（Adelaide Massey）夫人的介绍信，后来，是玛西夫人一直像母亲一样地照顾着他，而他也真是需要别人的照顾。
[1] 在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后，莎士比亚书店将此书重印过十一次。因为文坛对此书的兴趣和热情不减，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本书赚了不少钱，乔伊斯的太太和儿子也这么认为，他们还给乔伊斯施加压力，让他去叫毕奇把账算清楚，到底有多少利润。但是，在花了多少，赚了多少上，莎士比亚书店确实只有一笔糊涂账，所以，这也是以后乔伊斯、毕奇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为此，阿德里安娜一直想把毕奇从乔伊斯身边拖开，1931年5月19日，她写了一封很愤怒的信给乔伊斯，因为纪德曾经说过乔伊斯对名和利漠不关心，简直是圣人，所以，阿徳里安娜在信中说：“有一点纪德并不知道——就像我们要在诺亚的儿子身上盖一块遮羞布一样——正相反，其实你对金钱和成功都非常在乎！”信的最后，阿德里安娜也道出她们的苦衷：“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困难，但是更困难的还在后面呢，我们现在只能坐三等席了，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只能骑着棍子出门。”这封信虽然让乔伊斯很受伤害，但是他没有和阿德里安娜开战。但是他与毕奇的关系没有再恢复过。据玛丽亚·约拉斯记载，乔伊斯曾这样说过毕奇：“她把她生命中最美好的十年当作礼物送给了我。”
塞纳河左岸的苏让别墅（Villa Seurat）是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活动的中心[12]，从二十年代开始，文坛上就能听到他的声音，到了三十年代，他的声音更响了。他有一位长得像日本人的朋友，那是可爱的安娜斯·尼恩（Anais Nin）[13]小姐。有一天，他俩一块来找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出版他最近一直在写作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这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说，将文学与性爱相结合。我建议他将手稿给杰克·坎恩看看，坎恩欣然接受了这位文坛新秀的作品。坎恩一直喜欢那种赤裸裸的性爱主题，他出版了《北回归线》、《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和米勒的其他作品。我也喜欢米勒自己在苏让别墅出版的散文集《哈姆雷特》（The Hamlet），接着是一本书名很有庞德风味的小书《金钱以及它如何变成这样》（Money and How It Gets That Way）。我最后一次听到有关米勒中心的消息，是“一封致各色人等的公开信”，标题为《你要拿阿尔夫怎么办？》（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Alf?）[14]，阅读的人很快就会知道他到底想说些什么。
[2] 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当时仍在与盗版商罗斯打官司，诉讼费用越来越大，而且，乔伊斯已经在一份宣誓证词中声明，《尤利西斯》是毕奇的财产，所以，他想以合同来确认此书的所有权属于谁，并由谁来负责任。合同中说毕奇拥有此书的“世界版权”（毕奇后来讽刺道，这个“世界”原来只是乔伊斯自己的世界）。
二十年代末，阿兰·泰特（Allen Tate）[11]取得了一笔奖学金后第一次来巴黎时，我们就成了朋友。现在，他带着妻子卡罗兰·泰特（Caroline Tate）重回巴黎，我常常和凯瑟林·安妮·波特一起与他们见面。我觉得这两位的作品虽然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极，但在当代文学中都很重要。如果要对他那一代诗人进行一个总结，我认为阿兰·泰特应该占到比较高的地位。这些诗人中，有一些也非常有趣，非常独特，他们的原创性很了不起，但是我读阿兰·泰特的诗作，就像阅读优秀的英国诗歌一样，让人心旷神怡。
[3] 乔伊斯这位老朋友是爱尔兰作家Padraic Colum，这一段中，原本还有这样的文字：“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他这样会耍阴谋的人。当他耍弄别人的时候，我只觉得那是无伤大雅的小游戏，当他这样对待我时，可就一点都不好玩了。”后来被她删掉。在这期间，Colum也向乔伊斯汇报说毕奇把乔伊斯的照片从墙上取下，乔伊斯也曾向韦弗小姐写信说毕奇曾对他怒吼过。
我的朋友卡洛特·威勒斯［也就是詹姆斯·布里基斯太太（Mrs James Briggs）］曾经邀请凯瑟林·安妮·波特到巴黎的美国妇女俱乐部里去做过一次演讲，一般来说，我是不喜欢“演讲”之类的活动的，但是，她的演讲，就像她平时说出的话和写出的文章一样，非常精彩。后来，她也把演讲的打字稿送给我保存。
[4] 1932年初，乔伊斯通过儿媳的哥哥与兰登书屋联系，同年2月，毕奇放弃了她所拥有的《尤利西斯》的版权，3月14日，乔伊斯和兰登书屋签约。
有一天，船长死里逃生，它坐在靠街的大门那里看路人过往，有一个女人居然要把它装进一个大筐里，幸亏它的女主人出来及时看到，她大叫道：“等一等，那是我的猫！”如果晚一分钟，那可就糟了。巴黎有许多肥猫失踪，因为他们是做兔肉煲的好材料。
[5] 兰登书屋在与乔伊斯签约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对付“禁书”这一关。1933年，兰登书屋的总裁瑟夫（Bernard Cerf）请乔伊斯的新经纪人保尔·里昂准备一本法国版的《尤利西斯》寄往美国，并在书中夹了许多赞扬此书的评论文章，因为塞夫知道，如果开庭，这些评论都会被视为是证据。同时，兰登书屋也通知海关这部禁书将要到达，在船靠岸的那天，并派人过去保证此书被海关没收，因此他们就能抗议此书被没收，并能借此机会为《尤利西斯》翻案。经过一些延迟后（法官得有足够的时间将此书认真读过才能作出判断），1933年11月25日，“美利坚合众国诉《尤利西斯》”（United States v.One Book Called Ulysses）开庭，12月6日，地区法官伍尔斯作出判断，宣布此书不算淫秽书籍。吉尔伯特称这一判决为“开始了一个新纪元”。1934年1月25日，兰登书屋版的《尤利西斯》出版。
凯瑟林·安妮有一只长得很帅的名叫船长（Skipper）的公猫，它的女主人很会做菜，船长也就越来越胖。凯瑟林发明了一种瑞典式的运动系统，将滑轮挂在一棵树上，这样可以强迫船长在花园里锻炼身体，但是，船长天生就不是苗条的那种猫。
[6] 乔伊斯的女儿患有精神分裂症。
到了三十年代，塞纳河左岸的风景改变了，所谓“迷惘的一代”——其实这一代人真的不应该用这个名字来形容——已经长大成熟并且功成名就。我的许多朋友都返回了美国，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怀念过去发现某一家小型文学评论或小出版社的那种乐趣。二十年代是一个让人愉悦的年代，因为那时刚从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出来，而三十年代则要进入到另一次世界大战中去，并且面临着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有几位好朋友还是留在拉丁区里，海明威在圣苏普勒教堂（Saint Sulprice）附近租了一套公寓，而麦克莱许夫妇计划在卢森堡公园附近定居下来，我们不得不和庞德告别，因为他更喜欢意大利的拉普罗（Rapallo），但是我们还有乔伊斯，尤金和玛丽亚·约拉斯，杂志《变迁》，还有克里斯街上住着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和艾丽斯B.托克拉斯。海明威的公寓位于圣母院广场街（Notre Dame des Champs）的一家锯木场的楼上，他的许多早期的作品就是在那里写成的。埃兹拉·庞德的工作室也在那附近，人们常能看到他戴着丝绒的贝雷帽走出走进。凯瑟林·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10]的公馆也在那里。
[7] 在毕奇这本回忆录删节掉的部分中，她这样评论乔伊斯：“这以后，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他不仅仅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作家，他也是一位相当精明的生意人，手腕非常强硬。”并称他为“虽然讨人喜欢，但也相当残忍”。同时，在当时给姐姐霍莉的信中，她写到：“他就像拿破仑一样，觉得其他人都是为他服务而存在的，他可以把他们的骨头磨成面粉，做成他的面包。”这些都是她所不引以为荣的想法，所以，回忆录定稿时全被删去。
三十年代
[8] 奥德赛版本的《尤利西斯》出版于1932年，两卷本，许多批评家都认为在至今所有的《尤利西斯》版本中，经过吉尔伯特修订的这一版是错误最少的。
同时，乔伊斯的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事务也从莎士比亚书店转到了保尔·里昂（Paul Léon）[9]手上，他是乔伊斯的挚友，从那以后，乔伊斯的所有事务都由他掌管了。
[9] 1921年移民到巴黎的俄国犹太人，律师出身，乔伊斯的儿子和儿媳的朋友，1930年和乔伊斯相识。
乔伊斯曾劝说我出版欧洲大陆版《尤利西斯》的平价本，但是，我对这个提议却不感兴趣。我的经济状况实在很困难，而且，如果我答应的话，就意味着我得继续向乔伊斯提供所有的服务，这点我不再能做到，因为我的书店非常需要我，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太累了。正巧在那时，奥德赛出版社（Odyssey Press）的一位成员前来看望我，他非常爽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他会去和乔伊斯接触，让他答应由他们来出版《尤利西斯》的欧洲版。据我了解，奥德赛出版社是曾经出版过《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陶赫尼茨出版社的一家分支。乔伊斯接受了奥德赛出版社的提议，至于如何处理我的合约，我说就让他们和乔伊斯做决定。他们做事很正规，一定要给我一份版税，而且，因为给我的版税并不影响他们给乔伊斯的报酬，所以我就接受了。奥德赛出版社出版的《尤利西斯》非常漂亮，而且，斯图尔特·吉尔伯特修正了书中所有的错误。[8]
[10] 凯瑟林·安妮·波特，美国记者、散文家、小说家、政治活动家，1966年曾获普利策文学奖。
对我来说，我和乔伊斯签的那两份合约都毫无用处，合约的白纸黑字确实声明，如果其他出版社想要出版这两本书，那么要与莎士比亚书店进行协商。但实际上，《尤利西斯》和《一诗一便士》后来都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完全没和这两本书的最早的出版社进行任何协商。然而，从《尤利西斯》这本书来说，我确实告诉乔伊斯他可以随意处理此书。这些书毕竟是乔伊斯的作品，就像一个孩子当然应该属于他的母亲，而不是接生婆，对不对？
[11] 阿兰·泰特（1899——1979），美国诗人。
后来，兰登书屋果然出版了一部精美的《尤利西斯》，我收到此书的同时，也收到了约翰·伍尔斯法官（Judge John M.Woolsey）宣布这部伟大的作品无罪的判决书[5]。乔伊斯亲自告诉我，他已经收到了出版社支付的四万五千美元。我知道他是多么需要这笔钱，他女儿的病情所需要的医药费越来越多[6]，他自己的眼疾也越来越严重。对于他能够拿到这样一笔钱，能够解决他财务上的困难，我由衷地为他高兴。至于我个人的情感，我并不以此为荣，而且现在我怎么想都无所谓了，我也就应该及时将这样的情感抛开。[7]
[12] 1931年夏和1934年1月到1939年5月，米勒（1891——1980）曾经两度住在苏让别墅18号，这里成为当时巴黎的文学中心之一。这个别墅也是《北回归线》中波勒兹别墅的原型。
我想乔伊斯已经通过家里人的关系，和兰登书屋进行了联系和商谈，虽然他什么都没有告诉我[4]。对他来说，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所以，他决定如此来处理《尤利西斯》在美国出版之事，可能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13] 安娜斯·尼恩（1903——1977），法国作家，以情色作品和她的日记著称，米勒在巴黎期间的情人，不仅支付米勒的生活开销，还资助了《北回归线》1934年的第一版。
等他一离开书店，我就立即打电话给乔伊斯，我告诉他说，关于《尤利西斯》，他可以随意处理，我将不再坚持我对这本书拥有任何权利。
[14] 这里的阿尔夫是米勒的朋友，奥地利作家阿尔夫莱德·培勒（Alfred Perlés），1933年他们曾经同租一套公寓。这封公开信是米勒自己印刷且发行的，出版于1936年。
渐渐的，不再有人到我这里来提出要廉价收购《尤利西斯》的版权，也有一段时间我和乔伊斯没有再见面。但是，几乎每天，他的一位老朋友都要来看我，这位老朋友总是先去住在如比亚广场（Square Robiac）的乔伊斯那里，然后再到我这里，他会告诉我乔伊斯有关《尤利西斯》新的出版社的建议。他催促我放弃版权，因为版权属于我这种说法，只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所以，有一天我问：“那么我们的合约呢？难道那也是幻想出来的么？”“合约是不存在的。”这位老朋友说，他也是位诗人，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他充满敬意。他重复：“你的合约，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我对他的这个宣言提出异议时，他说了一句更让我震惊的话：“你是在损害乔伊斯的利益。” [3]
[15] 托马斯·伍尔夫（1900——1938）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时光与河流》出版于1935年。
我想乔伊斯突然要拟定这些合约，肯定是因为当时他正参与的某一事项需要他证明《尤利西斯》是属于我的与他无关的财产。在他写给一位负责起诉盗版商的律师的信中，他非常简单明了地说明：《尤利西斯》属西尔维亚·毕奇所有。我一直不知道乔伊斯的这封信，一直到后来，才有人给我看。
[16] 麦克斯·伯金斯（1884——1947），美国最著名的文学编辑之一，曾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伍尔夫的编辑。伍尔夫一方面感谢伯金斯对他的发现和栽培，一方面又痛恨别人把他的成就归功于他的编辑。但是1938年，伍尔夫自杀之后，伯金斯继续管理他的文学遗产。
对于我和乔伊斯来说，合约向来不重要。在我最初出版《尤利西斯》时，我确实向乔伊斯提出过关于合同的事，但乔伊斯根本不想签什么合约，我也不在乎，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提合约的事。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当我出版《一诗一便士》时，乔伊斯自己要求我起草一份合同，一九三〇年，他突然也要一份《尤利西斯》的合同[2]。这些合约的条款都是完全按照乔伊斯的要求拟出的，他阅读同意之后才签了名。《尤利西斯》的合约所用的纸张还是那种正儿八经盖了章的合约用纸。我得承认这些合约并没有经过“律师”的见证，但是当时没人觉得有这个必要。
[17] 路克·杜赫滕（1881——1959），法国医生、作家。
当然，有一家出版社例外，许布希先生答应要支付给我一部分版税，但是，这笔钱要从乔伊斯的版税里分出来，这是我不可能接受的。这种事，我想都不会去想，而且，乔伊斯也不可能接受。
[18] 路易·吉列（1876——1943），法国艺术史家、文学史家。
这些出版社的来信都是写给莎士比亚书店的，但是他们都把书店称为是乔伊斯在巴黎的代理，而不是他的出版社。很明显，肯定是乔伊斯让平克对他们这么说的。他们的来信仿佛是要出版一部手稿，而不是再版一本十年前已经出版过的书。我觉得这种处理事情的方法可真不恰当，我等着乔伊斯出面说些什么，但是他一直没有发表意见。我和他一样焦急地盼望着这本当代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能够在英语世界中正式出版，不再被贴上“禁书”之类侮辱性的标签，能让公众购买到。《尤利西斯》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在我的祖国出版，我原本想也没想过我是否会因此得到一些好处。但是等我意识到别人也压根没有想到我的利益时，我反而在乎了。我告诉乔伊斯，我因被人忽视而愤怒，我还指出，如果要让别人觉得我只是想把《尤利西斯》快点处理掉，这样可不好，我问他是否觉得我应该要一些回报？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所以，等到我收到下一封要求出版《尤利西斯》的信时，我就回复说，要我放弃版权，是要给我一定的报酬的。那人又写信回来问我价格是多少，我说要两万五千美元。当然，这人以为我在开玩笑，后来，平克的有关信件被公开后，其他人看到我的这一要求，也笑我疯了。（我向乔伊斯解释说，我所提出的这个价格只能说明我对这本书的价值的评价之高。）我问这人那么他觉得公平的价格应该是多少，他不愿说出一个价格，他和其他人一样，丝毫没有觉得我的要求是认真的。
[19] 雅克·德拉克莱特（1888——1985），法国作家。
平克找到其他一些有可能出版《尤利西斯》的出版社，但是我和乔伊斯都觉得他们好像没什么兴趣，而且，我们俩也不喜欢他们信中的语气。
[20] 保尔·莫然（1888——1976），法国外交家、作家。
一九三一年夏天，《尤利西斯》盗版猖獗，绝望之中，乔伊斯请他在伦敦的经纪人詹姆斯·平克（James Pinker）到美国去看看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书。确实有一些出版社感兴趣，但都是些出情色书籍的出版社。在我的记忆中，唯一一家稍有声望的出版社是乔伊斯在美国已有的出版商，许布希先生。但是他提议要出版一本《尤利西斯》的删节本，乔伊斯当然不同意。所以，我觉得在许布希先生的书单上，已经有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都柏林人》、《流亡者》这些作品，《尤利西斯》无法成为其中的一员，实在令人遗憾。
[21] 让·保兰（1884——1968），法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出版家。
乔伊斯所付出的劳动和心血远远大于他的收入，这真是作为天才的悲哀。而乔伊斯又往往入不敷出，所以，他常常会有惊慌失措的时刻，莎士比亚书店的经济状况也是这样。人们可能会觉得我从《尤利西斯》中赚了不少钱，其实，乔伊斯的口袋里肯定装了一块吸铁石，所有赚到的钱都被吸到他那个方向去了。我就像那首歌曲里的西尔维斯塔（Sylvester）：“不管我如何努力/所有的钱币还是从我身边悄然溜走”，从来就没有人会说：“西尔维斯塔，别找零了。”当然，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和乔伊斯一起工作，为乔伊斯工作，所有的乐趣都是我的——确实也是其乐无穷——而所有的利润都是他的。他的作品能赚到的钱，那些通过我的努力才赚到的钱，也都属于他[1]。为了不让我的书店被拖垮，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22] 史蒂芬·斯班德（1909——1995），英国诗人、作家、散文家，诗歌中常常反映社会的不公平和阶级斗争。
《尤利西斯》去美国
[23] 在小册子发行之前，阿德里安娜曾写信去问乔伊斯他是否反对毕奇出售他的手稿，回答是不反对。但是，他写信告诉韦弗小姐他非常不希望《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最早的手稿《英雄史蒂芬》出现在公众面前，“我很不喜欢《肖像》的第一稿被出售，它大约有1000页左右，因为它们简直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