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英美的文学周刊上发表了一整页的广告，宣布《两个世界》（Two Worlds）杂志将要全文刊登《尤利西斯》，另一本杂志《两个世界季刊》（Two Worlds Quarterly）将要发表乔伊斯的另一部尚未命名的新作。这两本杂志的主编都是塞缪尔·罗斯（Samuel Roth）[15]。他的另一本杂志《美》（Beau）[16]将要发表T.S.艾略特的作品。广告中还宣称，这几本杂志的撰稿人囊括了那个时代所有最好的作家，反正，读者们要读什么就有什么。
那时，《尤利西斯》在美国没有受到版权的保护，因为要得到版权保护，此书必须在美国出版，所以，对这本禁书来说，那是不可能的。当然，任何稍有声望的美国出版商都不会想到要从乔伊斯以及其他无数欧洲作家的这种状况中占便宜，但是，趁火打劫的人依然存在。
塞缪尔·罗斯的杂志旗下的这些撰稿人，大多都未曾授权于他，所以，大家都很气愤。就像乔伊斯一样，艾略特也是受害者之一，因为《美》的创刊号整本刊登的全是他的作品。他立即写信给我，愿意和我们一起抗议罗斯的行为，许多报纸和杂志都刊登了他和我写的信。接着，就有人以书的形式出版了《尤利西斯》，这些盗版书虽然也有莎士比亚书店的出版标记和印刷商的名字，但是，如果你熟悉原作的话，还是很容易认出哪本是假的，因为里面的文字被改动了，纸张和铅字也与原书不同。所以，在以后的几年中，许多盗版书商成功地把钱捞进自己口袋里，这些钱原本应该属于作者，这位作者不仅花了无数年的心血创作这部作品，而且，他的视力越来越糟糕，他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拮据。
乔伊斯的第一部作品是他九岁时写成的，那是本关于帕尼尔 [13]的小册子，如果有人告诉我那时就有他的盗版本了，我都不会惊讶。但我所知道的乔伊斯的创作被海盗劫持，是一九一八年出现在波士顿的《室内乐》的盗印本。一九二六年后，《尤利西斯》的盗版更为严重，直到许多年后，兰登书屋在美国出版此书，它的版权才正式回到作者那里[14]。
一位从美国中西部来的访客，他也是一位书商，他向我描述了这些“书籍走私贩”如何向商店提供他们的货物。一辆大卡车会开到书店的门口，每次都由不同的司机驾驶，司机问书店老板要多少本《尤利西斯》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如果他们要十本以上的话，那么每本只须付五美元，然后就能以十美元的价格卖出。司机扔下书后，就一走了事。
海盗版
乔伊斯觉得我应该到美国去一趟，对这些盗版书采取行动。但是，我不能把莎士比亚书店的一摊事丢下不管，而且，只有这本书在美国正式出版后，才能够消除盗版。但我也确实觉得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呼吁此事，引起公众的关注，所以，和在巴黎的朋友们商量之后，我们决定起草一份抗议书，邀请与我们有联系的所有作家在上面签字，然后把抗议书交给全世界各大出版物进行发布。
在《创作中的作品》的早期，乔伊斯曾请我当此书最终的出版人，但是，乔伊斯外加莎士比亚书店的各种事务已经让我觉得筋疲力尽，而且对于乔伊斯在经济上的需求，我也越来越无能为力，所以，当韦弗小姐和艾略特先生决定要接管《芬尼根守灵夜》时，我如释重负。
这份抗议书是由路德维克·陆为松起草的，为了保证它的合法性，阿契伯德·麦克莱许进行了修改。我把抗议书印制了许多份，我认识的所有的人都签了名，并且答应帮助我去争取更多的签名。除了当时在巴黎的那些作家之外，我觉得也应该请欧洲其他国家的作家们签名，包括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北欧等地的作家们。要拿到北欧去请作家们签名，这让乔伊斯特别焦虑，好像如果得不到挪威诗人奥拉夫·布尔（Olaf Bull）的签名的话，整个计划就将前功尽弃。（当然，在乔伊斯的丹麦语老师的帮助下，我还是成功地取得了诗人的签名。）乔伊斯和其他许多人都给我提了不少建议，但是我要说，签名者中的大多数人，包括那些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都是我自己的主意。我花了许多小时寻找他们的地址，几乎每一个作家，我都亲自写了信。我也收到许多有趣的回信，签名者中，许多人都是盗版书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对此深有感触。我小心谨慎地保留了这些信件，我所收到的签名简直就像当代作家的点名册[17]。回信蜂拥而来，乔伊斯常常站在我的身后看我处理它们，对于作家同仁们的这番热情，这位“禁书作家”表现出一种让人心动的感激之情。
当艾略特先生建议此书可以由法伯和法伯出版社出版时，我觉得这是最恰当的了，以后，《芬尼根守灵夜》的出版也可以交给他们[12]。
这封抗议书在世界各地的文学评论期刊和杂志上发表了，《人文主义者》（The Humanist）杂志给了它整整一版的空间，并且发表了其中一部分签名。杂志的主编亲自选择那些他要登的签名，我就应他的要求让我在巴黎的印刷商对这些签名进行了复制，我现在还有一整盒小印版。顺便提一句，有好几位法兰西院士也签了抗议书，所以，有一个“来自法兰西学院”的小标签原来应该是放在其中一位的签名下面的，结果阴差阳错被排在了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名下，但是，没有人对此提出抗议。
我对《我们……之考察》的贡献是封面的设计，我将书名排成一个圆圈，然后将作者的名字排成连接圆弧和中心的直线。我是从一本书名为《天文学：1928》（Astronomy：1928）的出版物中的一篇文章得到的启发，这本书可能是一本年鉴，一位住在新泽西州布兰西维尔的W.L.巴斯（W.L.Bass）先生寄给我的。那篇文章中有一幅钟面的插图，上面画的是十二个钟点，而我的钟点则是我的十二位作者。
对于这份抗议书，罗斯非常气愤，他指责“那位邪恶的泼妇，乔伊斯的秘书西尔维亚”居然把一些死掉的作家也算在签名者中。但是我可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只有他这种人才会做出这种勾当。我所保存的那些信件足以能证明抗议书上所有签名的真实性。当然，我得承认，有一两位签名者因为年老体弱，在签名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唯一拒绝签署抗议书的作家是埃兹拉·庞德，埃兹拉的脾气就是那样[18]。
也许因为他曾经是位老师的缘故，乔伊斯总是渴望能与别人分享他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之考察》就是还了他的这个心愿。他喜欢引导他的读者们，甚至是误导他的读者们。
尽管我做了如此的努力，对于《尤利西斯》的盗版仍然在继续。
据我所知，我从来没能有幸与狄克逊先生见上一面，但是我也常常怀疑他的真身就是我们这位“细菌的选择”（Germ's Choice）先生[10]。在我看来，狄克逊的手迹有一两处也大有乔伊斯的特点，当然，我的判断也可能是错误的。[11]
有一次，在斯坦顿岛上，我看到一则“杀虫服务”的广告，保证一个月之内除尽你家里的害虫。我和乔伊斯还真能用到这种服务。世界上总是有损人利己的人存在，所以，乔伊斯也就一直是盗版商的猎杀对象。他们总是宣布自己是乔伊斯的“忠实的崇拜者”，然后就以盗版来证明他们的崇拜。连遥远的日本都有他的这种“崇拜者”。我收到过四本厚厚的东京版的《尤利西斯》，出版商还有脸附言对我致以问候！每次，当我对这种强盗行为表示抗议，他们总是反过来骂我太贪婪。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邮递员给我送来了一个模样古怪的大信封，寄信人的名字是“弗拉德米尔·狄克逊”（Vladimir Dixon），信封背后留的地址是“由布兰托尼书店转交”（c/o Brentano's）。里面是一篇仿照乔伊斯的风格写成的文章，写得很聪明，乔伊斯觉得这篇东西甚是好玩，就要我将它也收入到文集里。就这样，这篇“垃圾”就成了书中的第十四篇文章。
《一诗一便士》就像一朵小雏菊一样，被美国中西部的一位年轻的出版商给摘走了。他那么急于出版这本书，根本就无法等待作者或者我的同意。当时，我刚刚出版了此书，克利夫兰的一位这些诗歌的崇拜者就给我带来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说另一个版本也马上就要出来了。为了能在华盛顿取得政府版权的保护，我请我父亲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将此书印刷出来，至少印刷足够申请版权的数量。但是，未经授权的版本还是捷足先登，它们当然都标着“私人非卖品”的字样，所以，作者也就从来没有拿到每本十二个便士的报酬。这书应该改名为《一诗零便士》。
乔伊斯觉得这本书中也应该包括一篇批评他的文章，但是，我所认识的人都是《创作中的作品》的追随者，所以，要在身边找一个持批评意见的人还真不容易。但是，我听到我的一位顾客说她非常不喜欢乔伊斯的这种新的创作手法，她是一位记者，我就问她是否愿意为这本书写一篇文章。而且，我真是没有远见，竟然告诉她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位女士就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普通读者的意见》（Writes a Common Reader）的文章，把乔伊斯批评得体无完肤。文章用了G.V.L.斯林史比（G.V.L.Slingsby）这个笔名，出自李尔（Lear）的谐趣诗《海上游》（The Jumblies）[9]。在我看来，这篇评论，根本就算不上好文章。
【注释】
这个书名，当然是乔伊斯想出来的，书后的“垃圾”（Litter）这一部分，可能也是由他命名的。这本书中包含了十二位作家对于乔伊斯的《创作中的作品》的十二篇评论，这些作家是：塞缪尔·贝克特，马塞尔·布鲁恩（Marcel Brion），弗兰克·布京（Frank Budgen），斯图尔特·吉尔伯特，尤金·约拉斯，维克多·罗纳（Victor Llona），罗伯特·麦卡蒙，托马斯·麦克格力威（Thomas McGreevy），艾略特·保尔，约翰·罗德克（John Rodker），罗伯特·塞奇（Robert sage），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这些作家从一开始就对《创作中的作品》非常关注，每人都有不同的视角，但对乔伊斯的这一实验都极感兴趣，并且比较欣赏。
[1] 英国旧制，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此书标题《一诗一便士》，售价一先令，里面有十三首诗，正是作者所希望的“买一打送一个”。
一九二九年，我出版了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与乔伊斯有关的书籍。这本书的书名十分冗长，叫《我们有关〈创作中的作品〉之从无到有化虚为实之考察》（Our Exagmination Round his Factification for Incarmination of Work in Progress），在此书后来的各种版本中，这个题目有所缩短。
[2] 阿瑟·西蒙斯（1865——1945），英国诗人、作家。1902年，叶芝介绍乔伊斯与他相识，此后，西蒙斯一直是乔伊斯的一位有力的支持者，特别对于乔伊斯早期著作的出版，西蒙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之考察》
[3] 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是爱尔兰的保护神，圣帕特里克日（每年3月17日）是爱尔兰的一个重要节日。
除了乔伊斯之外，我们的共同爱好还有布莱克，区别是，西蒙斯是一位布莱克的鉴赏大家，而我只是布莱克的爱好者。在我的书店里，他仔细审视了我从埃尔金·马修斯那里购买的两幅布莱克的素描，然后他宣布这两幅画都是真迹，并且说它们可能是为诗人布莱尔（Blair）[7]的作品《墓园》（Grave）而创作的插图。他说这两幅画都是上乘之作，他还祝贺我能有幸获得它们。另外一位布莱克的鉴赏家，后来以悲剧结束自己生命的爱尔兰诗人戴伦·费格斯（Darrell Figgis）[8]，也曾经看过我这两幅画，并说毋庸置疑，它们肯定是真迹。
[4] 乔伊斯早期的诗集，1907年由英国的埃尔金·马修斯出版。
乔伊斯当然是让西蒙斯特别感兴趣的话题，除了他以外，西蒙斯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他在这次旅途中丢失的一双鞋。他告诉我，当他们在法国南部旅行时，这双鞋从车子里掉了出去。
[5] 西蒙斯的第一次神经崩溃是在1908年，并被送进精神病院，以后一直没有痊愈过。毕奇这里所说的神经崩溃应该是在1927年之后。1930年，他出版《忏悔：病理研究》（Confessions：a Study of Pathology），记录他神经崩溃并且接受治疗的过程。
几乎是西蒙斯一个人在说话，蔼里士医生和我根本就插不上嘴，不过我们也不在乎。我一向就不擅长边吃饭边说话，无法同时专心做这两件事。面对佳肴，不应该让其他任何念头侵入；如果要聊天，不管是谈生意还是谈艺术，都应该专心倾听，又如何能同时享受美妙的食品呢？我也注意到在饭桌边，法国人除了谈论食物之外，从不讨论任何话题，总是要等到吃完第二轮菜后，他们才可能开始考虑其他事情。
[6] 赫弗罗克·蔼里士医生（1859——1939），英国医生、心理学家，他的皇皇巨著《性心理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写作于1897——1910年，研究的课题在当时都被视为是禁忌。他与西蒙斯相识于1888年。
蔼里士医生和阿瑟·西蒙斯有天过来请我到一家餐馆吃午餐。坐在这两位神仙中间，那经历真是再奇怪不过了。他们俩所点的菜都最能代表他们的性格，西蒙斯是一位美食家，他和服务生以及侍酒师交换着意见，他所点的佳肴和美酒立刻就赢得了那两位的尊重。而蔼里士医生只点了蔬菜，不要酒，谢谢，只要水就行，那位服务生就拖了很长时间才帮他搞定这些东西。而我所点的菜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
[7] 指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布莱尔（Robert Blair，1699——1746）。
那时，阿瑟·西蒙斯刚刚从一次精神崩溃中走出来[5]，到欧洲大陆来度假。与他同行的是一位面目慈善的大胡子男人，原来他就是赫弗罗克·蔼里士医生（Dr Havelock Ellis）[6]。这两个人结伴一起旅行，看上去真有些奇怪。西蒙斯是那种脸色苍白弱不禁风的诗人，他的面色就像化妆出来的一样。蔼里士医生的头看上去像一位传播福音的使徒，但正是这个脑袋瓜写出了那些性学的书籍，启蒙了一代被这些问题困扰着的人们。我和蔼里士医生的友谊开始于一些生意上的往来：我是他的著作《性心理》（The Psychology of Sex）在巴黎的代理商。
[8] 戴伦·费格斯，爱尔兰作家，新芬党的积极分子，1925年自杀，时年43岁。
在《一诗一便士》出版之后不久，阿瑟·西蒙斯到我的书店来了一次。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了乔伊斯，乔伊斯一听说西蒙斯在书店，说他马上就会赶过来。在《室内乐》（Chamber Music）[4]刚刚出版时，西蒙斯曾写信赞扬此书，这事乔伊斯一直不曾忘记。
[9] 据台湾陈荣彬译本所注，这个名字的出处应该是英国谐趣诗人李尔（Edward Lear）的另一部作品，《环游世界的四个小孩》（The Story of the Four Little Children Who Went Around the World）。
后来，有十三位作曲家为这十三首诗谱了曲，牛津大学出版社为了表示对乔伊斯的敬意，也将这本诗作和乐曲结集出版，这给乔伊斯带来了巨大的喜悦。这本书在一九三二年的“圣帕特里克日”[3]的前夜出版，里面的作者画像由英国画家奥古斯特·约翰（Augustus John）创作，爱尔兰音乐家赫伯特·休斯（Herbert Hughes）写了编者按，前言和后记的作者分别是爱尔兰小说家和诗人詹姆斯·史蒂芬（James Stephens）和阿瑟·西蒙斯。好玩的是，这本书是由西尔维亚出版社印制的，真是巧合。我从来没有见过其他任何“乔伊斯之书”让他这么高兴。我想作家喜欢偶尔有人把书题献给他们，乔伊斯也不例外。而且，他可能是得到音乐家献礼的唯一的一位作家。像其他作家同仁一样，乔伊斯也非常憎恨批评，事实就像是儿歌里所说的那样：“就像一把裁纸刀插在我的心上。”当埃兹拉·庞德收到了《一诗一便士》那本小书后，他曾不屑一顾轻蔑地说道：“这样的诗应该藏在家里的圣经里。”这让乔伊斯很受伤害。
[10] 与James Joyce发音很相近。
他的这本小诗集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充满着一种神秘感，还有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自己。在这本诗集中，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两首诗：《在法塔那的海滩上》（On the Beach at Fontana）和《一位祈祷者》（A Prayer）。
[11] 许多人都认为这篇文章就是乔伊斯自己所作，这包括乔伊斯的传记作者艾尔曼（Richard Ellmann）。但是1979年，《詹姆斯·乔伊斯季刊》（James Joyce Quarterly）上发表文章说狄克逊真有其人，他是位住在巴黎的俄国作家，出生于1900年，乔伊斯的崇拜者。因为他去世时年仅三十岁，而且他的写作主要是俄语，所以，就一直不为人注意。
乔伊斯把这本小书称之为《P.P.》，和《尤利西斯》相比，将这本书拿在手上，要令人愉快得多。在伦敦，它是由诗歌书店“经手处理”的，很受大家的欢迎。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乔伊斯的大手笔之下出现了这么一本其貌不扬的小册子，这让他的读者们有些不知所措。这本书不能算是“伟大的诗歌”，但是，谁也没有说过它多伟大。乔伊斯知道他在诗歌上的才华有限，他觉得他在散文上更能表达自己，他曾经问过我是否同意他的观点。对他来说，叶芝才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诗人，他经常对我朗诵叶芝的诗作，并希望我也能成为叶芝的崇拜者。他的努力当然无济于事，因为我所感兴趣的诗人是瓦莱里、佩斯（Perse）、米修（Michaux），当然还有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和T.S.艾略特。
[12] 《芬尼根守灵夜》最后于1939年5月4日由英国的Faber&Faber出版，此书名直到最后装订时才被公开，之前一直被称为《创作中的作品》。书名中的Wake一词的意义为“觉醒”。
乔伊斯将那十三本大开本的书送给了以下众人，第一本：西尔维亚·毕奇；第二本：哈里特·韦弗；第三本：英国诗人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2]；第四本：拉尔博；第五本：乔乔；第六本：露西亚；第七本：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第八本：克劳德·萨克（Claude Sykes）；第九本：麦克莱许；第十本：尤金·约拉斯 ；第十一本：艾略特·保尔；第十二本：玛容·那廷夫人（Mrs Myron Nutting）；第十三本：乔伊斯自己。
[13] 帕尼尔，指Charles Stewart Parnell，爱尔兰信仰英国国教的地主，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领袖，主张土地改革，爱尔兰国会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乔伊斯的父亲一直支持他。1891年，帕尼尔去世后，乔伊斯写了一首诗Et Tu Healy纪念他，乔伊斯的父亲将此诗印成小册子，并送给罗马教廷一本，以抗议天主教对帕尼尔的迫害。
乔伊斯希望不只是他的诗歌，他的其他作品也都应该低价出版，这样，他的真正的读者们就能买得起他的书了。但是，他对如何出版他的书有许多很特别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些要求，他全然不顾他的出版商的经济利益。如果他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有所注意的话，那么我们出他的书就能容易得多。但是，他对这一点是完全没有知觉的。所以，你要么让出版这块生意躲得远远的，让他根本插不上手，要么就和他密切合作。当然，后者更加趣味无穷，当然也就更昂贵。
[14] 1934年，兰登书屋将《尤利西斯》在美国出版。
克拉克说，如果我们用硬纸取代薄纸做封面，效果会好很多，但是，那样成本就会比较高，价格也就不能定在一先令。按照一九二七年的汇率来算，一先令才值六法郎五十分。我预定了硬纸板，但是价格还是按照标题所示，定在一先令。这是一本漂亮的小书，另外，我还为乔伊斯和他的朋友们印了十三本大开本的，乔伊斯在这十三本上都签了名，他签的不是全名，只是他的名字的缩写。
[15] 塞缪尔·罗斯（1893——1974）本人也是一位诗人和作家，1929年，因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盗版本被纽约反腐委员会查抄，并被判刑入狱一年。1933年后，他因为印刷并发行黄色读物多次被拘禁。他最有名的事件应该是1957年“罗斯诉合众国”一案（Roth v.United States），此案对淫秽读物进行重新定义，法院也认定，淫秽读物不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我去拜访了住在巴黎的英国印刷商赫伯特·克拉克（Herbert Clarke），他那里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字体。我向他解释说，作者想出一本看上去很廉价的小册子，每本定价一先令[1]。他非常不情愿地印了一本样书，那是本可怜兮兮的绿色小册子，他说这像药品的宣传册。我能看出来乔伊斯也挺失望，但是他还是坚持他的原则。是我实在无法忍受出版这么一本小怪物，我很喜欢这本诗集，当然也希望能把它出得漂漂亮亮的。
[16] 美国第一本专门面向男性的绅士杂志。
每隔一段时间，乔伊斯就会写一首诗，而且据我所知，写完后，他也就顺手把诗“扔掉了”。但有些诗被他收在一边，一九二七年，他交给我十三首诗，并问我愿不愿意将它们结集出版。那时巴黎的烤面包师傅们做生意，总是买一打，送一个，价钱为一先令。利菲河桥上的卖苹果的老妇人做生意也遵循这一规则。他把这本诗集定名为《一诗一便士》，在他看来，这些诗只值这么多。当然，他在标题中所用的Pomes一词，和法文里的苹果（pommes）形音相近，所以，这是一个文字游戏。他也要求书的封面和卡维尔苹果的绿颜色一模一样，那是一种特别细致的绿色。这说明，乔伊斯虽然视力不好，但他还是能够分辨出不同的颜色。
[17] 这份抗议书非常成功，共得到167位世界各地的作家的签名，包括毛姆、高尔斯华绥、托马斯·曼、叶芝等等，发表于1927年，让罗斯一夜之间成为文坛的“贱民”。
一九二七年，我出版了《一诗一便士》（Pomes Penyeach）。
[18] 其实，拒绝签署这份抗议书的著名作家有两位，一是萧伯纳，二是庞德。萧伯纳在1926年12月18日给毕奇的一封长信中阐述了他的理由（此信比他1921年拒绝订购《尤利西斯》的信要稍微客气些），但是他仍认为“抗议书都是一派废话”。庞德之所以拒绝签名，是因为他认为抗议书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他要向整个的美国法制系统挑战，“和声名狼藉的美国法律相比，罗斯先生的罪行简直不足挂齿”。
《一诗一便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