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娜觉得《A.L.P.》趣味盎然，当它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时，阿德里安娜帮忙把它翻译成法语，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都伸出援助之手，包括乔伊斯本人。后来，阿德里安娜又在她的图书馆中朗读了这篇作品的法文译稿，这也是她举办的乔伊斯作品的第二次朗读会。
到那时为止，阿德里安娜的《银船》杂志只发表法文的作品。但是她立刻邀请《A.L.P.》以英文版的原样登上《银船》，就这样，乔伊斯的新作在法语世界中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对于如何把他的女主人公介绍给美国读者，乔伊斯充满了焦虑。于是，我就把目标定得很高，把它寄给了《日晷》，我希望它的主编玛丽安娜·摩尔（Marianne Moore）能够被它吸引住。
我很不情愿地写信给他，告诉他乔伊斯对于因他的文字而引来的诸多不便表示歉意，但是他不可能接受任何对他的文字的修改，我请瑞克沃德先生归还原稿。
当我听到《日晷》接受了这篇新作的消息时，我非常高兴。后来才发现这是一场误会。稿子寄到出版社时，摩尔小姐正巧出门在外，其实她很不情愿发表这部作品。当然，《日晷》并没有完全拒绝，他们告诉我说，要他们发表的话，这部作品必须进行大量的删节，才能符合杂志的要求。但是乔伊斯现在考虑的只是如何扩增这部作品，要他进行删节，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不责怪《日晷》谨慎处理这份稿件，因为这篇文字中，母性之河流汹涌澎湃，若处理不当，《日晷》在曼哈顿西十三街的一百五十二号的地址可能都要被冲垮了呢。
《标准》如期出版后，我立即就将《A.L.P.》寄给了《日历》。我先是收到了一封主编写来的收悉稿件的愉快的回信，接着又收到一封痛苦不堪垂头丧气的信，他说印刷厂拒绝为文中的一个段落排版，这段从“两个穿着马裤的男孩”开始，到“羞红了脸斜眼瞅着她”结束。《日历》的主编非常恭敬地请乔伊斯允许他们把这段文字给删掉。
《日晷》未能刊登《A.L.P.》，我觉得非常过意不去。当时仍在比利时的乔伊斯却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他写信给我说：“你怎么没有和我打赌呢？我应该是能赢你一把的。”他又说他也对于未能取得这一“战略上的据点”表示遗憾，因为他向来就把《芬尼根守灵夜》看成是一场战役。
我答应会将《A.L.P.》这章给他，但是我警告他说，艾略特正要在他的杂志《标准》（Criterion）上刊登在这之前的一章，他得等《标准》出版之后才能发《A.L.P.》。他答应他会请他的读者们耐心等待，自从他宣布《日历》的创刊号中将发表乔伊斯新作的节选后，订阅者蜂拥而来。
两张唱片
下一位想要发表《A.L.P.》的编辑是名叫艾德格尔·瑞克沃德（Edgell Rickward）的年轻的英国人。他正在为他的文学评论杂志《日历》（The Calender）的创刊号进行组稿，他写信来说：“我们的杂志将热诚欢迎当代最伟大的乔伊斯的作品。”
一九二四年，我来到主人唱片公司（His Master's Voice）[10]在巴黎的办公室，问他们是否能录制乔伊斯朗读《尤利西斯》的节选。他们让我去见音乐唱片的主管皮耶罗·卡波拉（Piero Coppola）[11]，最后，主人唱片公司同意录制乔伊斯的朗读，但是条件是一切费用必须由我们自己来承担，而且，录制出来的唱片不能用他们的HMV商标[12]，也不会被收进他们的唱片目录之中。
这个攻击让乔伊斯很伤心，同时，他也很失望，因为他失去了一次把伊厄威克（Earwicker）家的成员介绍给伦敦读者的机会。
从一九一三年开始，在英国和法国都有作家录制过唱片，诗人纪拉莫·阿波里耐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就录制过一些唱片，被保留在语言博物馆（Musée de la Parole）的档案室里。但在一九二四年，卡波拉告诉我大家想要的只是音乐唱片，别的唱片没有销路。我最后接受了主人唱片公司所开出的条件，答应等我收到三十张唱片后就会付款。此事的全过程就是这样。
“我”的这封信也石沉大海。但我还是按时收到了温德姆·刘易斯编辑的题名为《敌人》（Enemy）的新评论杂志的创刊号[9]。里面根本没有《A.L.P.》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对乔伊斯新作进行大肆攻击的文章，而此文的作者正是温德姆·刘易斯本人。
对于录音这件事，乔伊斯既充满渴望又非常担心。那天，我叫了出租车陪他去远在城外的毕兰科镇（Billancourt）的录音棚，他正好眼疾发作，所以他非常紧张[13]。幸好，他与科波拉很快就熟悉起来，他们用意大利语谈论着音乐。但是，对乔伊斯来说，录音的过程真是一场折磨。第一次录音以失败告终，我们得回去重新再录一次。录成之后的《尤利西斯》真是一场出色的表演，每一次倾听，我都会被感动得流泪。
在那之后，我们就不再有刘易斯的音讯，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收到了手稿。当时乔伊斯正在布鲁塞尔，他不耐烦地等待着，再加上眼疾的困扰，终于忍受不了悬念的折磨，他用最粗最黑的铅笔起草了给刘易斯的一封信。他把信寄给我，请我誊写清楚后以我的名义把这封信寄给刘易斯。我照办了。
乔伊斯选择朗读的是《埃俄罗斯》（Aeolus）这一章中的一段讲演，他说这是《尤利西斯》全书中唯一可以独立出来的一段文字，也是仅有的一段“充满雄辩”的文字，所以，很适合朗读。他告诉我，他已经打定主意，这也将是他唯一一次朗读《尤利西斯》。[14]
温德姆·刘易斯有一次到巴黎来，告诉乔伊斯他正准备创办一份新的评论杂志，可以用来接替之前的杂志《新手》（Tyro）。他问乔伊斯是否能尽快给他一篇新作[8]，乔伊斯答应了。他认为让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与读者见面的时机已经成熟，是她应该离开工作室的时候了，而刘易斯的杂志正是她登场的好舞台。她的创造者对她又进行了一番润色，为她整理衣装，我把她打包之后，寄给了温德姆·刘易斯。
我觉得，乔伊斯之所以选择朗读《埃俄罗斯》中的这一段，“充满雄辩”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录音的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 ——“他大胆地提高了他的声音”—— 听上去，让人觉得这远远不只是一次演讲。
安娜·利维亚·普拉贝尔（Anna Livia Plurabelle），是乔伊斯的《正在创作的作品》亦即《芬尼根守灵夜》中的女主角，我们简称她为A.L.P.，她也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
我的朋友C.K.奥格登（C.K.Ogden）后来说，《尤利西斯》的录音是“很糟糕”的。奥格登和I.A.理查兹（I.A.Richards）合著的《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在我的书店中非常好卖，我的书店中也有奥格登的一些关于基本英文（Basic English）的小书，有时，我也与这位英语束身衣的发明者见面[15]。他在剑桥的正音委员会（Orthological Society）的工作室中，为萧伯纳以及其他人录过音，他也有兴趣与其他作家交流并进行语言的实验，我猜想他的兴趣主要在语言上。（萧伯纳和奥格登观点一致，他们都认为英文的词汇量已经非常庞大，一般人用都用不完，乔伊斯根本没有必要再创造新词。）奥格登先生夸口说，在他的剑桥工作室中，有两台全世界最大的录音设备，他让我把乔伊斯送过去，到那里去做一次正儿八经的录音。所以，乔伊斯就前往剑桥，去录制《安娜·利维亚·普拉贝尔》一章。
“A.L.P.”
就这样，我把他们两位凑在了一起：一位是要解放英文，扩展英文；另一位要把英文常用字压缩到五百以内。他俩的实验完全相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互相的工作充满兴趣。如果英文真被压缩到五六百字的话，那么乔伊斯肯定会饿得发慌，但是，对于奥格登曾经把《安娜·利维亚·普拉贝尔》按照基本英文的原则进行改写，并将改写后的版本在评论杂志《心理》（Psyche）上发表，乔伊斯觉得还是挺好玩的[16]。我认为奥格登的“改写本”让原文尽失其美，但是我也知道，除了奥格登和理查德之外，再没其他人和乔伊斯一样对英语语言有着那么强烈的兴趣。所以，当黑日出版社要出版《山姆和山恩讲述的故事》时，我建议他们邀请奥格登为之作序。[17]
1955年，我在巴黎的广播电台中听到用法语演播的《流亡者》，它的制作也非常出色。瑞尼·拉娄（René Lalou）做了介绍，扮演理查德的是皮埃尔·布朗切（Pierre Blanchard），他的表演实在很令人敬佩。
《安娜·利维亚》的录音非常美妙，乔伊斯更是将那位爱尔兰洗衣妇的口音表演得惟妙惟肖。这一珍贵成果，全要归功于C.K.奥格登和他的基本英文。乔伊斯的记忆力一向惊人，他肯定已经将《安娜·利维亚》烂熟于心，但录音时，他还是在某处打了结巴，就像当年录制《尤利西斯》时一样，要重新开始。[18]
在向观众提供一夜娱乐的同时（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刺耳，但是许多人去剧院，就是为了寻求娱乐），又要向他们表达灵魂深处的冲突所造成的危机，这是一种非常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像《流亡者》这样一出戏，它并不是简单明了的，需要演员去尽心揣摩才行。我想任何真正的演员都会喜欢乔伊斯笔下的角色，因为这些角色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场严厉的考验。演出时根本就不能走过场，如果不尽心投入，那就注定会失败。
奥格登把录音的第一和第二个版本都交给了我。他还用超大的字体把《安娜·利维亚》印在大纸上，这样我们那位视力每况愈下的作家阅读起来才能毫不费力。录音后，乔伊斯把这几张大纸也给了我[19]。我一直想知道奥格登到底从哪里弄到这么大的铅字，后来，我的朋友莫利斯·塞莱（Maurice Saillet）仔细审查一番后，告诉我原书中的那几页被拍成了照片，然后又被放大了许多倍。《安娜·利维亚》是录在一张唱片的正反面的，而《尤利西斯》中的段落只用了唱片的一面[20]。乔伊斯同意录制的《尤利西斯》也只有那么一张。
在我看来，上演这出剧本的最困难之处，是如何向观众传达剧中角色的没有明说出来的想法和情感；如何让剧中的对白成为这些隐藏的想法的注脚，而又不损害这些台词的微妙之处。每个人物允许观众听到什么，允许观众做如何的推想，演员得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塑造他的角色，这就让这些困难变得很复杂。而且，更为复杂的是，观众不能单单依靠人物的对白来判断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的看法。
有一件事真让我非常后悔，因为我对有关录音事宜的无知，我没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好好保护这些“母带”，后来才有人告诉我保护唱片有一些特定的办法，但是，那珍贵的《尤利西斯》的母带还是被毁坏了。那时候，录制唱片的方法还是很原始的，至少巴黎的主人唱片公司是这样，奥格登说得对，《尤利西斯》的录音从技术上来说并不成功。但不管怎样，那是乔伊斯亲自朗读《尤利西斯》的唯一的录音，在两份录音中，我也是更喜欢这一份。
本·W.许布希是《流亡者》的美国出版商，一九二五年他在纽约的邻里剧院（Neighborhood Playhouse）观看了此剧的第一场演出[7]。他曾经给当时的制作人海伦·亚瑟（Helen Arthur）写过一封信，并将此信的副本寄给了我。许布希先生在信中概括性地阐述了将此剧的剧本和观众相结合的各种困难，说得非常精辟。在此，他慷慨地允许我引用他信中的内容。在赞扬了邻里剧院的演出和演员之后，他这样写道：
《尤利西斯》的录制并不是一次商业活动，那三十张复制的唱片，大部分都给了乔伊斯，让他送给他的朋友和家人。一开始，我一张都没有出售，许多年后，在我的经济非常拮据时，我售出了手里剩下的一两张，当然，我的要价也是挺昂贵的。
乔伊斯所预言的这个“意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流亡者》在十五年后才被搬上舞台，那已经是1954年。这次用的是詹妮·布雷德烈（Jenny Bradley）夫人翻译的剧本，她的译本非常出色，她告诉我说，这是她第一次尝试翻译。戏是在哈蒙剧院（Théatre Gramont）上演的，演出很精彩，很可惜乔伊斯没能够活着亲眼看到这一切。[6]
我原本还想把乔伊斯的录音重新翻版，但是巴黎的主人唱片公司的新主人手下的专家们和英国广播公司的人都劝我打消这个念头，我便放弃了这个计划。后来，我授权给英国广播公司，允许他们用我所拥有的最后一张唱片进行复制，在诗人W.R.罗杰斯（W.R.Rodgers）有关乔伊斯的专题节目中播放，阿德里安娜和我也参与了这档节目[21]。
想到《流亡者》将在巴黎的首屈一指的剧院中上演，我非常高兴，而且充满了希望。乔伊斯也很高兴，但是他却不像我那样有信心。他预言说，肯定会有什么意外，阻止这场戏的上演。
那些想听听《尤利西斯》的录音的朋友们，可以到巴黎的语言博物馆去听。这要感谢我的一位加利福尼亚的朋友菲里亚斯·拉朗（Philias Lalanne），是他提出的建议，乔伊斯的朗读才得以和许多伟大的法国作家的朗读保存在一起。
法国人对接吻这场戏的反应让乔伊斯觉得很好笑，但他还是告诉德松夫人他全权委托于她，不单是这场戏，她可以修改剧本中的任何地方。
【注释】
所有潜在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例如，问题之一是乔伊斯是否同意要将剧本按照法国舞台的要求进行一些改编，他向德松夫人保证，对于如何将他的剧本搬上舞台，他不会进行任何干预，因为这事不是他该管的。当然，接吻这场戏也被提出来，她问他是否可以也将这场戏进行修改，因为法兰西喜剧院的观众中会有许多年轻女性，接吻这种戏是肯定不会被接受的。事实上，已经有人告诉她所有的巴黎观众都无法接受吻戏。
[1] 此剧是根据《都柏林人》中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说《逝者》（The Dead）改编的，被认为是乔伊斯所有作品中最不成功的一部。当年，叶芝就拒绝在阿比剧院（Abbey Theatre）排演此剧。它在伦敦的上演也要等到1970年，由品特（Harold Pinter）执导在美人鱼剧院（Mermaid Theatre）演出。
最后，因为我觉得有些问题最好让他们直接和作者沟通，所以，我就在书店中安排他们与乔伊斯的会面。
[2] 吕涅波（1869——1940），法国演员、戏剧导演，全名Aurelien François Marie Lugné-Poë。
这一切让人充满希望，热情洋溢的德松太太忙前忙后，她还把她先生带来，让他告诉我他是多么仰慕《流亡者》，多么期待着亲自扮演理查德这个角色。我还受邀去观看了他扮演的不同角色，他确实是一位值得敬仰的演员。
[3] 许多人认为《流亡者》的结构与易卜生的戏剧非常相似，也有人批评它是易卜生作品的仿造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久，一位迷人的年轻女性开始常到我的书店来，她是乔伊斯的同胞，她丈夫是法兰西剧院的一位资深演员，他们称之为“终身制演员”（Sociétaire）。她特别喜欢乔伊斯的作品，她告诉我说她的最大理想是要将《流亡者》搬上法兰西喜剧院的舞台。她已经把剧本翻译出来了（又多了一个译本！），她的一位朋友帮她把剧本改编得更适合法国舞台，她挺有把握，觉得这个剧本肯定会被接受，而且，她的丈夫，马塞尔·德松（Marcel Dessonnes）已经开始在研究理查德这个角色了。
[4] 路易·如维（1887——1951），法国演员、导演。
这位兴高采烈的女性自称她在航空业中供事，飞行是她的专业，戏剧则占据了她所有的业余时间。她的“飞”一般的造访，还有她以后时常用瘦高的字体写来的信件，都让人觉得愉悦。她穿梭在飞机场、书店和剧院之间，带来的总是好消息。后来，我们这位匆匆忙忙的飞行朋友不再来看望我们，她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我和乔伊斯都一点不觉得惊讶。
[5] 科波从剧坛退下是在1941年3月，德军占领巴黎时，原因是他不愿意接受德军的指挥，所以，归隐到乡间的家中。所以，作者这里所说的科波的归隐修行无法考证。
下一位对这个剧本感兴趣的是一位快活而乐观的金发女郎，她满身大汗地来到书店，等缓过气来后，她告诉我她已经毫不费劲地把乔伊斯的《流亡者》翻译成了法文，她也知道好几家剧院都想立刻就把这出戏搬上舞台，她说她会和我保持联系，然后，她就急匆匆地走了。
[6] 乔伊斯于1941年1月在瑞士苏黎世病逝。
科波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对于宗教的热情，虽然如此，当科波决定从剧坛退隐，搬到乡下去修行时[5]，这个消息还是让一些人大吃一惊，特别是那些希望他能把他们的剧本搬上舞台的朋友们。而这事发生在我与他刚刚会面之后，他刚表示过要排演《流亡者》的激情，所以，这也让我非常震惊。
[7] 《流亡者》在那里共演了四十一场，是由雕塑家戴维森帮助制作的。
我们非常合乎情理地盼望着科波能把这出戏搬上舞台。在他周围有一批法国最好的作家们，他的观众们都有很强的理解力，他们早就习惯了那些生硬难懂的剧作。而且，我觉得科波可以把理查德这个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也能够把乔伊斯剧作中的微妙之处传达给他那些专心致志的观众们。是的，此时我觉得我们真的很有希望了。
[8] 这时是1926年5月，刘易斯承诺说乔伊斯的新作将是他的新杂志《敌人》中唯一的小说。
乔伊斯给我看了一封科波（Copeau）写来的热情洋溢的信，科波是老鸽舍剧院的总管，而格特鲁德·斯坦因则称之为“老鸽子”。从信中读来，科波好像非常迫不及待地要把《流亡者》搬上舞台，所以，在乔伊斯的请求下，我飞快地来到老鸽舍剧院，希望能在《流亡者》一剧的大幕拉开之前赶到那里。科波非常热情诚恳，表达了他对乔伊斯及其作品的无比敬意，并向我保证说，《流亡者》将是下一个他要排演的剧目，他说他已经在感受理查德这个角色了。
[9] 此时是1927年3月，刘易斯在给毕奇的附信中说，他知道自己的这本杂志将不受欢迎，但是因为她是“巴黎唯一的英语的书商”，所以，还是把杂志寄给了她。
不管怎样，如维一直拥有《流亡者》的演出权。许多年后，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Francaise）想要上演这出戏，如维才为了乔伊斯的利益放弃了他的演出权。如维就是那种非常善良的好人。
[10] 亦即著名的唱片商标HMV，HMV的商标是一只狗在听留声机，1909年，这个商标正式启用。
路易·如维（Louis Jouvet）[4]所主持的香榭丽舍喜剧院（Comédie des Champ Elysées）位于大剧院的一侧，他也曾表示对这出戏的兴趣，幸亏乔伊斯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样，如维后来也未能上演《流亡者》，也就不至于让乔伊斯再度失望。如维未能扮演理查德这个角色，这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他曾扮演过许多伟大的角色，例如儒勒·罗曼《纳克医生》（Knock），莫里哀（Molière）的《唐璜》（Don Juan）和《伪君子》（Le Tartuffe），那些才是更适合于他的角色。
[11] 皮耶罗·卡波拉（1888——1970），意大利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1923年到1934年间，是HMV巴黎分公司的艺术总监。
现在，没有什么再能阻止爱伯尔特想把《流亡者》搬上舞台的计划了。在他剧院里上演的那些作品，无论是音乐、芭蕾还是戏剧，都是不容错过的佳作。当然，这些演出的票价也都非常昂贵，像我这种人，除非有人请我去看，否则根本就负担不起。在剧院的座位上，你能看到爱伯尔特预告将要上演的剧目的告示牌，其中也包括《流亡者》，我还特地将这一条指给乔伊斯看过。但是，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爱伯尔特最终还是没有将这出戏搬上舞台。
[12] 因为HMV不愿意让毕奇使用他们的商标，所以，乔伊斯后来自己设计了唱片的标志。他的设计图和几张唱片，现在还保存在美国布法罗大学中的乔伊斯收藏中。
《流亡者》最终没有在吕涅波那里得到上演，取而代之的是比利时剧作家费南德·克隆林克（Fernand Crommelynck）的《一顶大绿帽》（Le Cocu Magnifique）。我觉得这出戏里的男主角应该算是理查德的远亲，比理查德多的只是无数个笑话，所以，杰作剧院的观众们都笑得前仰后合，心满意足。《一顶大绿帽》连续演出了好几个月。
[13] 录音的日期是1924年11月27日，在那之前，因为眼疾的困扰，博什医生已经安排要对乔伊斯的眼睛进行手术，但是，因为录音的日期，手术被推迟。录音后的第三天，乔伊斯的左眼进行切除白内障的手术，那时他的眼睛所接受的是第6次手术。
显而易见，我不能强求吕涅波冒险将《流亡者》搬上舞台。我早就得知他在经济上的难处，可能现在他的问题更严重。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希望乔伊斯把《流亡者》改编成喧闹的喜剧。当我把与吕涅波会面的结果告诉乔伊斯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应该把这出戏写得更好笑一些，我应该给剧本里的理查德安上一条木腿。”
[14] 1924年11月16日，在乔伊斯写给韦弗小姐的信中，他提到正在准备在HMV的录音，但是说他要朗读的是《塞壬》（Sirens）一章；11月20日，在给拉尔博的信中，他说了同样的话。所以，他是后来才选择改录《埃俄罗斯》一章的。整个录音只有四分钟。
吕涅波对他未能将乔伊斯的剧作搬上舞台深表歉意，他是真心诚意想在杰作剧院中排演此剧的，而且他已经请他的秘书，剧作家纳塔松（Natanson）将剧本翻译成了法语，他停顿了一下，我等着他的下文。“你看，我得要谋生，这是我的问题，我得要考虑当今观众们的需求，现在，他们要看的就是能让他们逗乐的喜剧。”我当然能理解他，乔伊斯的戏剧可一点都不逗乐，不过，从这一点上来说，易卜生的戏剧也不是逗乐的那种。这就是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在他的戏剧中，他总是为剧中的丑角们安排许多插科打诨的笑料。
[15] 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1889——1957），英国作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他发明了“基本英文”（Basic English），也叫“简单英文”（Simple English），提倡最简单的用字和文法，并列出英文词汇850个，说这些字就足以表达一切。《意义之意义》出版于1922年，与《尤利西斯》同年。1927年，他在剑桥创建了“正音委员会”，他的著作《基本英文：其规章及语法简介》（Basic English：A General Introduction with Rules and Grammar）出版于1930年。所以，在这里作者比喻他的工作是为英文穿上“束身衣”。现在，在将英文作为外语教授的地区，还沿用基本英文的850个词汇。
乔伊斯请我去找吕涅波，问明白他究竟还想不想制作《流亡者》。有一天，吕涅波约我早上十一点钟到他的剧院和他见面，我到后就在剧院的侧翼和透着风的走廊上辗转追逐他，最后总算把他给追上了，我们俩气喘吁吁地坐下来，开始讨论《流亡者》一事。
[16] 在录音时，乔伊斯向奥格登建议，如果用他的850字的基本英语来处理他的《A.L.P.》，效果会怎么样。但是直到1931年5月到9月间，当乔伊斯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时，他们才有机会共同进行这个实验，将《A.L.P.》的最后四页用基本英文改写，并发表在《心理》杂志的十月号上。
虽然吕涅波看上去很迫不及待地想把此剧搬上舞台，但是合同签好后，时间一天天过去，却不再有他的消息。同时，乔伊斯从一位贝尔纳先生（Baernaert）那里听说，他和海伦娜·杜帕斯奎尔（Hélène Du Pasquier）女士已经将《流亡者》翻译成了法文，他们希望香榭丽舍剧院（Theatre des Champs Elysèes）的导演爱伯尔特（Hèbertôt）能够执导，将此剧在那个壮丽辉煌的剧院中上演。爱伯尔特虽然愿意执导《流亡者》，但他首先希望搞清楚此剧和吕涅波到底是什么关系。
[17] 乔伊斯首先是想请赫胥黎（Julian Huxley）或苏利文（John Sullivan）为这本书作序，在两人都拒绝之后，他才请奥格登为之作序。因为奥格登也是一位数学家，所以，乔伊斯希望他能在序言中对自己书中所使用到的数学结构进行阐述，但是奥格登在文中并未提到数学。虽然如此，乔伊斯还是称他的序言“很有用”。此书出版于1929年8月9日。
乔伊斯一点都不反对，正相反，他非常高兴能在这家剧院中上演他的剧作，因为这里每年都要演出一季易卜生的戏剧，而我们都知道，乔伊斯十八岁时，易卜生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如同天神一样[3]。吕涅波的夫人是才华出众的女演员苏珊娜·德佩里（Susanne Depré），她以扮演易卜生的诺拉著称，她将扮演《流亡者》里的贝莎，这也让乔伊斯充满着期待。
[18] 乔伊斯这段1929年8月录制的《安娜·利维亚》，现在可以在网上下载并聆听。
在他刚刚抵达巴黎不久，巴黎声望最高的剧院经理吕涅波（Lugné-Poe）[2]就带着一本合同前来找他，希望他能授权“杰作剧院”（Théatre de l'Oeuvre）排演《流亡者》，而吕涅波正是这座剧院的主管。
[19] 1929年11月到12月间，在乔伊斯将这些大纸交给毕奇之前，俄国导演爱森斯坦到巴黎拜访乔伊斯，乔伊斯还给他看了这些巨大的纸上印出的巨大的字体。当时他的眼疾让他无法亲自给爱森斯坦朗读，所以，他就放了录音给导演听，让他边听边看那些大字。
《流亡者》（Exiles）[1]是乔伊斯唯一的戏剧作品 ——至少是他唯一承认的戏剧作品—— 也是他最早给我找来的麻烦之一。
[20] 《尤利西斯》的录音只有四分多钟，而《安娜·利维亚》的录音是八分半钟。《安娜·利维亚》唱片的售价在当年是两个几尼，还是属于比较昂贵的。两年之后，第一版的唱片售罄后，奥格登又发行了第二版，这次售价是第一次的一半。
乔伊斯的《流亡者》
[21] 这是1950年2月到3月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