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对他开玩笑地说：“看看你，穿得这么衣冠楚楚的，肯定是刚刚去过一个沙龙聚会。”他大笑着，把手指头伸进帽子上的一个破洞中。他提到一位什么王妃的名字，“西尔维亚，你应该是认识她的吧？……但她是一个美国人呀！”我认识的王妃实在少而又少。我也会问他：“我到了一个沙龙里究竟能做些什么呢？”然后我们会因我奇怪的处事方式而放声大笑。
瓦莱里非常健谈，在沙龙中很受欢迎，他也很喜欢去参加这类聚会。但是，瓦莱里绝对不是一个势利眼，有时候，我也拿这事和他开玩笑，他告诉我说，在写作之余，那些茶杯的碰撞声和叽喳的说话声对他很有益处。他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替自己冲了咖啡之后，就开始工作。他喜欢清晨时分，因为房子里非常安静。
在二十年代中期，我们的朋友瓦莱里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在他的那批朋友中，他是第一个获选的。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事很无聊，他的许多朋友都觉得他根本就不应该接受。但是，等轮到他们入选时，他们每个人却都欣欣然进入了法兰西学院。
瓦莱里的魅力和他的善良都是非常独特的，虽然在他出入的上流社会中，有许多奉承阿谀的人，都称他为“亲爱的大师”，但他依然保持着自然本色，以温和敦厚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即便在他告诉你他曾濒临自杀的边缘时，他也总是那么乐呵呵的。
瓦莱里每个周四都到法兰西学院去开会，他开玩笑地对我说，他之所以去，是为了去领那一百法郎的车马费，也因为那里离剧院街很近，所以，那天他总是会顺路到书店来看我们。
瓦莱里告诉我他年轻时在伦敦的一件事，那时每天都在下雨，他住在租来的阴暗的房间里，寂寞而悲惨，境况非常糟糕。有一天，他下定决心要自杀，当他打开橱门去拿他的左轮手枪时，一本书掉了出来，他捡起书，坐下来读起来，那本书的作者是舒尔（Scholl），他现在已经不记得书名是什么了，但记得那是一本充满幽默的书，他一口气把书读完，这本书给他带来了如此的乐趣，读完书后，他一点自杀的愿望都没有了。真可惜，瓦莱里记不起书名！在所有的图书目录里，我都没能找到舒尔这个作者。
我的妹妹西普里安有幸得到瓦莱里亲自为她画的一幅画，只可惜她无法将这幅画保留下来。有一天，他到书店来时，西普里安正在店里，她穿着一条超短裙，还有一双齐膝的长袜。瓦莱里抓起一支铅笔，就在她的膝盖上画了一幅女人的头像，并在上面签了“P.V.”。
对我来说，瓦莱里造访我的书店是一种殊荣，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有时，他会用他那特别的瓦莱里式的英文，拿我的保护神莎士比亚和我开玩笑。还有一次，他抓起一本莎士比亚的作品，翻到《凤凰与海龟》（The Phoenix and the Turtle）那一页，问我：“西尔维亚，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么？”我回答：“我还真看不懂。”他说这首诗根本不算荒唐，他刚刚在老鸽舍剧院的日场诗歌朗诵会上听到的缪塞（Musset）的诗歌，其中有一句是“世上绝美之歌乃绝望之歌”，在他看来，这句诗才可算是彻头彻尾的晦涩不通呢，“他们竟敢说我的诗晦涩难懂！”
有一次，布莱荷向瓦莱里为她的评论杂志《今日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 Today）的法国特刊约稿，瓦莱里想把自己的《论文学》（Litérature）一文给她发表，就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这篇文章非常恰当，他就提出了一个吓人的建议，要我和他一起翻译此文。这虽然是一个极大的荣耀，但我却更愿意把这个机会留给更有能力的译者。
我对瓦莱里充满了爱戴，当然，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对他充满了爱戴。
但是瓦莱里还是坚持此事得由“我们”来做。他说如果在翻译中我卡住了，只要去维勒朱斯街（现在此街已改名为保尔·瓦莱里街）找他咨询就行了。不幸的是，每次我依照他的建议跑到维勒朱斯街去找他咨询，我都发现他这位合作者压根就不可靠。我会问他：“你这里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总是要假装认真阅读这一段落，然后会说：“我这里究竟是想说什么呢？”或者说：“我敢肯定，这段话根本就不是我写的。”白纸黑字就在眼前，他还是坚持自己一无所知。最后，他就会建议我把这一段给跳过去。所以，在“我们”的这桩苦差中，他怎么能算是位认真的合作者？但至少，和瓦莱里一起进行切磋，还是给了我不少乐趣。翻译稿最后的署名是“西尔维亚·毕奇和作者”，他告诉我，这里“作者”将承担一切责任。但我知道，我是无法为自己开脱的，对于瓦莱里这篇最有趣的作品来说，我也是一位凶手，我是“作者”的帮凶。
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学生时，我就着迷于他的诗集《年轻的命运女神》（La Jeune Parque），我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瓦莱里会亲自为我在书上签名题字，而且，还会把他所出版的每一本书都亲自送给我。
我一直很喜欢瓦莱里夫人和她的姐姐，艺术家保拉·高比拉（Paule Gobillard），她们是画家贝瑟·莫里索（Berthe Morisot）[5]的侄女，在她们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她们就常常当她的肖像模特儿，所以，她们是在印象派画家的圈子里长大的，他们维勒朱斯街的公寓中，挂满了画中珍品，例如德加、马奈、莫奈、雷诺阿等人的杰作，当然，也有贝瑟·莫里索的作品。
我有幸在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书店中结识了保尔·瓦莱里，在莎士比亚书店开张之后，他也常常到我这儿来，坐在我的旁边，和我聊天或是说笑，给我带来不少快乐。瓦莱里是最喜欢开玩笑的。
瓦莱里的小儿子弗朗索瓦（François）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全家的头发颜色都很深，只有金头发的弗朗索瓦是个例外，不过，瓦莱里的女儿阿加莎（Agathe）也像他一样有着美丽的蓝眼睛（瓦莱里的母亲是意大利人）。瓦莱里觉得儿子弗朗索瓦的浅色金头发很有趣，常常叫他是“伟大的北欧好汉”。
我的朋友保尔·瓦莱里
这位“北欧好汉”常来我的书店，他来阅读英国诗歌，或是来告诉我音乐界的最新消息。他在美国作曲家娜迪亚·保朗杰（Nadia Boulanger）那里学习作曲，他告诉我他几乎一直就住在那里。他把所有的零用钱都花在音乐会上了，因为零用钱很有限，所以，有一次，他居然卖掉了父亲的一张唱片来贴补自己。瓦莱里收集了许多唱片，而且，奇怪的是，他非常喜欢瓦格纳的音乐，而且，和乔伊斯不同的是，他公开承认自己的这种喜好。[6]
那以后不久，门房就消失了，男孩们担心地前去询问，被告知她去休假去了。
我是看着年轻的弗朗索瓦长大的，他最后在巴黎大学（Sorbonne）完成了他英文专业的毕业论文，而且，让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论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戒指与证词》（The Ring and the Book）[7]，这也是他父亲建议给他的。
那位门房在她看门的地方养了一只中等大小的乌龟，那两个男孩找到了一只大些的，等到门房转身背对他们时，他们就把两只乌龟对调了一下，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区别。男孩们接着就用越来越大的乌龟一次次进行调换，他们听到门房赞叹她的宠物长势之快，并对乌龟的这种习性表示惊奇。乌龟长得太大了，占据了不少空间。然后，它就不再长了，因为这两个男孩找遍巴黎，再也找不到更大的乌龟了。现在，他们决定让乌龟越变越小，可怜的门房惊慌失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乌龟明显地缩小，最后，她的乌龟变得只有一颗纽扣那么大。
在德军占领巴黎期间，瓦莱里在法国学院讲授诗歌研究。小小的演讲厅里挤满了他的崇拜者们，有时候，要完全听懂他所讲的内容并不容易，他的口齿不很清晰，时不时的，你就跟不上他的思路了。但是我也能想象，让他的听众们坠入云里雾里，对他来说，可能有一种戏谑的快感。在那些日子里，他的演讲也算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件大事之一了。[8]
说起乌龟这种礼物，我能模糊地记起纪德告诉过我，当他还是一个学生时，他曾和一个同学用乌龟捉弄过他们的门房。他允许我在这本回忆录中讲述这个故事。
二战期间的某一天，瓦莱里夫人请我去她家里吃中饭，一起共进午餐的还有画家弗朗西斯·约丹（Francis Jourdain）、保拉·高比拉小姐和弗朗索瓦。我们刚在餐桌前坐好，就响起了空袭警报声。瓦莱里赶紧跳起来跑到窗前，从窗子探出身子去看战斗机飞越巴黎上空，投放炸弹。对他的这种行为，他的家人早就习以为常。弗朗索瓦对我们说：“我爸最喜欢空袭了。”
马克·阿雷格莱是我的好朋友，他经常到书店来，有一次，他给我带来一只乌龟，说是纪德送给我的礼物。他还说这只小乌龟的名字叫阿格莱（Aglaé），后来，我从某处得知美国作家卡尔·凡·韦克顿（Carl Van Vechten）也有一只小乌龟叫阿格莱，看来这是人们爱给乌龟起的名字。
【注释】
大家都知道，有一段时间，纪德对拍电影非常感兴趣，他曾经出售了他的许多书籍，筹集资金和年轻的导演马克·阿雷格莱（Marc Allégret）[3]一起去刚果收集资料，那是现在已经名声大振的导演的处女作。这部电影的编剧是纪德，摄影是马克·阿雷格莱，它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拍摄出来的，不是很专业，但是它在老鸽舍剧院首映时，还是让大家钦佩不已。纪德写的关于刚果的书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赞同，但是纪德才不在乎官方或者公众的评论呢，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管是在俄国，在殖民地，还是在家里。[4]
[1] 指1921年。
事实上，纪德的心肠非常善良，常常有无路可走的年轻作家们来到他的门口，他总是把他们请进家里，一同进餐。但是，如果人际关系让他烦心，他就会一走了之。他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但前提是不能让他受到任何约束。有时候他简直是残忍，例如，拉尔博曾告诉我，有一次他们约好到意大利去，但是纪德根本就没有出现在火车上，这种事是最让拉尔博伤心的。
[2] 1895年，纪德在他的母亲去世后，与表妹玛德莲（Madeleine Rondeaux）结婚，但因为纪德的同性恋倾向，这场婚姻有名无实。伊丽莎白的父母亲是纪德的好朋友，纪德称她为“我的白衣女郎”，她可能是纪德一生中唯一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但他们的情人关系非常短暂，1923年他们的女儿凯瑟琳出生，她是纪德唯一的孩子。伊丽莎白后来和丈夫离婚，搬到巴黎照顾纪德的日常生活，他们住在隔壁的公寓中，虽然不再有情人关系，但是伊丽莎白一直崇拜着纪德。
天气好的时候，中饭之后，我们就坐在旅馆前面的露台上喝咖啡，抽烟，纪德抽烟很厉害。旅馆老板的小儿子是个会纠缠人的调皮鬼，他总是喜欢爬上纪德的膝盖，纪德好像也很喜欢逗他玩。有一次纪德到镇上去，回来的时候带了些巧克力回来，他明知道这些巧克力是上一个冬天剩下的，而且已经发霉了，但是他还是给了那个男孩一个，男孩把巧克力一把抢过去，塞进嘴里，当然，他立刻就把巧克力吐了出来，这让纪德大乐。这男孩不停地吐呀吐，非常恼怒。这么做很过分，但这男孩也是够讨厌的。
[3] 马克·阿雷格莱（1900——1973）是纪德婚礼上的伴郎艾力（Elie Allégret）的儿子，也被纪德收养为义子。1916年，四十七岁的纪德与十五岁的马克成为情人并私奔到伦敦，玛德莲为此烧毁了纪德的所有信件（纪德后来称这些信件是他“最好的一部分”）。这次刚果之行发生在1925年。纪德和马克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27年，但是直到1951年纪德去世，他们一直是好朋友。这里提到的这部电影，是1927年上映的《刚果之旅》（Voyage au Congo）。
有时候，儒勒·罗曼也从离海滩一英里远的耶荷镇过来，和我们共进午餐。下雨天时，我们被困在室内，纪德就在旅馆的钢琴上弹肖邦的曲子给我们听，可惜那架钢琴的音色受到了海风的侵蚀。纪德弹琴很动感情，但是他的琴艺还是比不上他的文笔。
[4] 纪德的这次非洲之行虽然是为了寻找“非洲韵律”，但据说他带了一大摞关于非洲的欧洲文学作品，例如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他的日记中充满了引文。毕奇在给母亲的信中，作了这样的评论：“纪德和马克刚刚到书店来和我们告别，他们明天就要出发去非洲，要在那里呆一年。马克会给我寄来纪德的照片。纪德真是个滑稽的人物，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就打算去非洲。他的上一本书并不很好，《克罗伊登》也只引来别人的嘲笑。他非常嫉妒乔伊斯，并试图也让其他人对抗他，他真没必要这么做。”（1925年7月13日）
伊丽莎白游泳游得非常好，至于我和纪德，游泳的水平半斤八两，都不怎么样。阿德里安娜根本不会游泳，她穿着救生衣，套着救生圈，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漂浮着，不至于沉下去。纪德划着船把我载到离岸较远的地方，然后要我跳水，我从来没有跳过水，而且我真不想在他面前尝试第一次跳水，他看着我从船的那一头跳下去，贴大饼似的身体平平地落在水面上，“真差劲！”这就是他的评论。
[5] 贝瑟·莫里索（1841——1895），印象派画家，1874年与好朋友莫奈的弟弟结婚。
纪德热爱大海，而且非常喜欢在海里游泳。现在，在旅馆面前的温暖碧蓝的海水中，我们的朋友纪德和我们一起在大海中扑腾。他决定跟随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很感激，这是他表达友谊的方式，他的好朋友伊丽莎白·凡瑞森贝格（Elizabeth Van Ruysselberghe）就住在附近，她也常常来与我们一起游泳。她是纪德的老朋友，比利时画家提奥·凡瑞森贝格（Théo Van Ruysselberghe）的女儿，她是位长得很帅的假小子，从她标准的英语听来，她应该是在英国接受的教育。伊丽莎白后来和纪德生了一个女儿凯瑟琳，不过这是后话了。[2]
[6] 瓦格纳生前曾有不少反对犹太人的言论，他的音乐在30年代被德国纳粹使用，希特勒就是他的一位公开的崇拜者，所以，在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喜欢瓦格纳并不是一件大家愿意承认的事。
我以前已经写道，安德烈·纪德是我的图书馆最早的会员之一，而且在以后的许多年中，他也一直是我的朋友和支持者。有一年夏天[1]，我和阿德里安娜到地中海沿岸的耶荷镇（Hyéyes）去度假，他也去了，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时间。当时，住在这个小镇另一端的一栋高楼中的儒勒·罗曼向我们推荐了临海的一家小旅馆，我们到达之后两天，我就抬头在一扇窗子边看到了纪德，我对阿德里安娜说：“纪德也来了。”她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
[7] 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长篇叙事诗，共有两万一千行。
“我们亲爱的纪德”
[8] 二战期间，因为瓦莱里不愿意和德军控制下的维希政府合作，所以，维希政府剥夺了他的许多工作和头衔。但是他在知识界仍然非常活跃，特别是通过法兰西学院进行了许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