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好朋友尤金·约拉斯（Eugene Jolas）是一位法美混血的年轻作家，在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中，他也非常活跃。有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要离开《巴黎先锋论坛报》（Paris Herald Tribune），他打算出版一本文学评论杂志，当然，这本杂志会在巴黎用英文出版。
对于二十年代的巴黎文学界来说，文学评论杂志《变迁》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件大事。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多的评论杂志开张了，又关门了，所以，现在正是创办一本新杂志的好机会，特别是有像约拉斯那么能干的编辑和掌门人。我不仅非常欣赏他的为人，也很赞成他的许多理念。
《变迁》
约拉斯问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让这本新杂志刊登，我就想到了乔伊斯的《正在创作的作品》。这部作品中的许多章节曾经让各种小杂志零星发表过，与其这样，还不如让《变迁》每个月连载，当然要他这位主编同意才行。约拉斯和他的助手艾略特·保尔（Elliot Paul）充满热情地接受了我的建议，约拉斯立即就向乔伊斯提议，说他这整本书都可以由《变迁》连载。所以，当乔伊斯打电话问我对这有什么看法时，我建议他应该毫不犹豫地立即接受。我知道，约拉斯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而且，对于一本新出版的杂志来说，乔伊斯这个名字无疑会是巨大的帮助。
后来我们才知道，欧内斯特·沃尔许已经知道他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所以，他决定到巴黎来，要在巴黎和他所崇拜的作家朋友们一起度过最后的时日。他梦想着要成为一位著名的诗人，但是这件事却要困难得多。欧内斯特·沃尔许拥有一种非常美妙的东西，他一生活得那么充满生机，又是那么勇敢。
毋庸置疑，乔伊斯一生中最美好的事件之一是他与玛丽亚（Maria）和尤金·约拉斯夫妇的合作及友谊。从他们开始发表他的作品那一日起，一直到他逝世，他们为他提供了一切服务，不管是什么样的牺牲，他们都可以接受。
后来，凯·博伊尔（Kay Boyle）[26]协助欧内斯特·沃尔许编辑这本杂志，她本身就是位出色的作家，还是位好母亲，所以，在传奇般的二十年代中，她也是一个有趣的人物。我刚刚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创作她早期的小说《夜莺之灾》（Plagued by the Nightingale）和《前年》（Year Before Last），前一本书中写的是她的第一次婚姻[27]。
尤金·约拉斯有三种母语：英语、法语和德语（他的老家是法国洛林），他和会说多种语言的乔伊斯一起，开始了一场英语的革命。他们能够运用的文字实在太多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们随心所欲地玩弄文字游戏，尽情地享受语言世界的各种乐趣。对于乔伊斯来说，约拉斯的加盟简直就是上天送给他的礼物，在《变迁》出现之前，他孤军作战进行这场语言革命，常常感到非常寂寞。[28]
我非常喜欢这两个人，我也崇拜他们俩的勇气和对于诗歌的激情。他们的计划果然实现了，他们出版的那几期杂志都充满了活力。创刊号是埃兹拉·庞德的专刊，第二期中包括了乔伊斯的《正在创作的作品》中与山姆有关的那些部分，其他撰稿者有许多是美国文学史上“巴黎时期”那些活跃的作家们。[25]
在文学创作上，约拉斯是一个民主派，他的很多观点我并不赞同。他告诉我他从来不会拒绝一位不知名的作家的手稿，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能看出这样做的好处，那就是给文学新手们一个机会。如果你去看看《变迁》存档的稿件，你会看到他们接受稿件的范围是多么宽泛。那个时期几乎所有最好的英美和欧洲的作品都在上面发表过，许多是在那里第一次面世的。在我接触的所有杂志中，《变迁》是最有活力，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而且它特别关注并提拔文学新人的创作，在这一点上，它也是最有眼力的。
沃尔许真算是很幸运的，他还有一封写给庞德的介绍信，而埃兹拉向来以解救诗人为己任，当然，他很快就赶了过去。后来我听说沃尔许在经济上的问题都解决了，等他带着一位女性朋友出现在书店里时，他的病也已经全好了。这位赞助他的女施主是苏格兰女诗人爱塞尔·莫海德小姐（Ethel Moorhead），她是位好战的妇女参政权论者，曾经有过炸毁邮筒的壮举。欧内斯特·沃尔许显然是她下一个最具爆炸性的项目，这时，他们俩已经决定要创办一份名叫《这一区》（This Quarter）的评论杂志，而且，他们也决定了要在里维埃拉出版这本杂志，因为巴黎的气候对于沃尔许来说太不适宜。
在艾略特·保尔离职后，第一位和尤金·约拉斯合作的是罗伯特·赛奇（Robert Sage），其他和《变迁》有关的人员包括：麦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哈里·克罗斯比（Harry Crosby），卡尔·爱因斯坦（Carl Einstein）、斯图尔特·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还有詹姆斯·约翰逊·斯温尼（James Johnson Sweeney）。
克莱瑞奇饭店的管理人员对他一直很好，但现在，他们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对于饭店来说，住客交不起房费就得搬出去，他们甚至还提出来要和美国大使馆联系。
《交流》
我的朋友还了解到，沃尔许刚到法国时，伴随他的还有他在船上遇到的两位可爱的年轻姑娘，他们一起开车去布隆涅森林游玩，结果他染上了流感，病得越来越厉害。在沃尔许把钱花完之后，两个姑娘就从他身边消失了，可能去寻找更有钱的人了吧。我朋友注意到桌子上摆着一瓶金质瓶盖的威士忌，椅子上丢着一件富丽堂皇的睡袍，开着门的衣橱里也挂满了华美的衣服。
到此为止，我的故事中所提到的都是二十年代巴黎的英文文学杂志，只有《交流》（Commerce）除外。《交流》中刊载的文章虽然都是法语的，但杂志的主人却是美国人巴夏诺王妃，她更喜欢大家叫她玛格利特·卡耶塔尼。
我搞不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希望莎士比亚书店做些什么。而且，我那天非常忙，根本没时间离开书店，但我还是请了位朋友代替我前去，看看我们是否能帮上他的忙。朋友发现诗人在饭店里最豪华的套房中卧床不起，他确实病得不轻，有一位医生和两位护士日夜轮班照顾他，他还真是病得无法搬家。
《交流》的第一期出现在一九二四年，撰稿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它是由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在她剧院街的书店里出版的。保尔·瓦莱里是它的主编，他的助手有瓦莱里·拉尔博和莱昂——保尔·法尔格。法国诗人圣约翰·佩斯（Saint-John Perse）是撰稿人之一，从杂志的名称就可以看出他的重要性，因为它取自于他的史诗《远征》中的一句：“我的灵魂的纯粹交流”，这首美丽的诗篇是T.S.艾略特翻译的。
有一天，克莱瑞奇饭店给我送来一张便条，便条是一位名叫欧内斯特·沃尔许（Ernest Walsh）的年轻人写来的，还附了一封远在芝加哥的某人写的介绍信。沃尔许对他没有亲自上门表示道歉，并说他病得厉害，卧床不起。他还说他的状况很糟，钱都花完了，如果没有人能帮他的话，那么他就得搬出克莱瑞奇饭店。
玛格利特·卡耶塔尼的法国作家朋友们都很崇拜她的品位、智慧、手腕和仁爱。所以，后来她离开巴黎移居罗马，大家都嫉妒得牙痒痒。
欧内斯特·沃尔许和《这一区》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负责《交流》的出版，她也负责从莱昂——保尔·法尔格那里索要稿件，那可是最为艰难的工作，法尔格的脑子比笔要走得快，他整天说他要写这写那，但是，让他真把这些付诸笔端，变成能够在《交流》上发表的文章，这就是可怜的阿德里安娜的工作了。
虽然杂志的主编和作者们都兴味盎然，但是《大西洋两岸评论》最终还是停刊了。无论是读者们，还是那些年来从国外投稿的作家们，都非常想念这本杂志。
法尔格非常健谈，所以，对于巴黎的女主人来说，他是社交圈里的抢手货。但是，跟他相处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记得有一次，玛格利特·卡耶塔尼邀请所有与《交流》有关的朋友到她在凡尔赛区的府邸去吃午餐，她派了辆车来接我们，司机先到剧院街接阿德里安娜和我，然后到罗比亚广场去接乔伊斯，最后到东车站地区去接法尔格。司机到楼上去告诉他我们都在下面等他，他还没起床。他正在床上写一首关于猫的诗，他的猫儿们都在床上围着他。他告诉司机他会马上起床穿衣下楼来，但我们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总算下来了，但他觉得穿黑鞋子会更配他的西服，而不是脚上那双棕色鞋子，所以，他又上楼去换鞋，这还不够，他又上楼去换了一次帽子。在上车之前，他告诉司机他得找一家理发馆，因为他需要刮胡子和剪头发。这天正巧是星期天，所有的理发馆都关着门，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家，理发师正在关店门呢，法尔格说服了他替自己刮脸理发，两人消失在店里面。等到这一切都搞定，没有什么能够再阻止我们去凡尔赛吃午餐了，我们才得以正式出发。
在第一期《大西洋两岸评论》上，福特发表了T.S.艾略特的一封非常有趣的信。乔伊斯的《四位老人》（Four Old Men）[24]发表在第四期上。但是很快，资金就开始入不敷出，我记得，为了不让他的船沉没，这位主编要回到大西洋对面去筹措资金，他不在的时候，杂志就交给海明威来负责，等到福特回来时，杂志仍然办得热热闹闹。
阿德里安娜担心我们是否已经太晚了，法尔格没有手表，所以他就向乔伊斯询问时间。乔伊斯戴着四块手表，但是每块表上的时间都不一样。午餐说好是一点钟的，我们只晚了一个半小时，那真是奇迹。玛格利特·卡耶塔尼没有任何责怪我们的意思，她一点都不着急，如往常一样谈笑风生。至于其他的客人们，他们早就习惯等待法尔格了。
还有一次，福特和斯黛拉请我去吃晚饭，当时他们已经搬到一个较小的工作室中，有一个小厨房，里面还能放一张餐桌。福特亲自下厨，做了煎鸡蛋和火腿，味道还真不错。晚餐之后，福特来回走动着，朗读了一首他刚刚完成的诗作。这首诗的内容是关于天堂，至少从我听到的那部分来说，这首诗还是蛮有趣的。我希望福特没有注意到我打了好几次瞌睡，因为每天早上我都要很早起床，所以，如果有人对我朗读一首稍长的诗作，很快就会送我入睡。对于福特来说，这真有些不幸，因为他把新诗读给我听，可能是希望莎士比亚书店能够出版这部作品，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这点。我只出版乔伊斯的作品，我觉得许多作家对我这种排他性很不满，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就这一个作家已经让我忙得不可开交了。
这个午餐会是为了庆祝《交流》的出版而安排的，也是为了庆祝在杂志的第一期上，首次刊登了《尤利西斯》的法文译本，所以，乔伊斯的出场至关重要。他向来不接受中午时分的社交邀请，只有到傍晚他才愿意出来参加活动。这一次，我好不容易才劝他出来，我想他可能会后悔答应过来，果然，我们还没在桌子前坐定呢，就有一条毛发杂乱的大狗跑进来，直奔乔伊斯，把它的大爪子放在他的肩膀上，充满爱意地看着他的脸。
他和他的夫人斯黛拉·波温（Stella Bowen）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他们租用的那间大工作室中开一个晚会，邀请了所有的“圈内人”。大家随着手风琴的音乐而跳舞，晚会上还有一大堆啤酒、奶酪和点心。福特请我跳舞，他要我先把鞋脱掉，他自己已经是光着双脚了。和福特共舞，与其说是跳舞，还不如说就是蹦蹦跳跳。我看到乔伊斯在一边看着我们，满脸逗趣的表情。
可怜的乔伊斯！等到巴夏诺王妃意识到乔伊斯很怕狗，她立即就叫人把这位人类的挚友给弄走了，同时，她也告诉乔伊斯这条狗压根就不会伤害他，它是孩子们的宠物。当然，它也曾有一次把一个管道工人追赶到窗子的外面，她笑着说：“我得给那人买一条新裤子。”
福特以一艘船的图案作为《大西洋两岸评论》的标志，同时，他也取用了巴黎的一句格言的上半句“随波漂浮”作为杂志的座右铭，这里，他很慎重地省略了这一格言的下半句：“总不沉沦”。
乔伊斯还在不停地发抖，他悄声对我说：“她也得给我买一条新裤子。”
接下来的就是《大西洋两岸评论》（Transatlantic Review），福特·麦多克斯·胡弗（Ford Madox Hueffer）[22]原是那本让人兴奋的《英文评论》（English Review）的主编，后来，他也来到巴黎，就把“胡弗”这个姓给甩掉了，从此以后，就以福特·麦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而为人所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受到毒气的攻击[23]，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性格，他生性轻松快活，在作家同仁中很讨人喜欢，有很多朋友。众所周知，在他编辑《英文评论》时，有时出版资金还没有到位，他就从自己的腰包里掏钱去支付作者的稿酬。
我们的朋友斯图尔特·吉尔伯特
这类杂志中的第一本，是亚瑟·莫斯（Arthur Moss）[21]的《怪兽》（Gargoyle），它的另一位主编是弗罗伦斯·吉利安（Florence Gilliam）。《怪兽》的封面上有一头喷火兽的图片，但是，一位法国建筑师向我指出，喷火兽和建筑物上的石头怪兽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法国人不喜欢别人把他们的“宠物”给搞混。《怪兽》的内容虽然非常有趣，但是没有出版几期就停止了。
《尤利西斯》的法文版的节选在《交流》上刊登之后，马上就引起了这本书的一位大专家的注意。《交流》上的节选刊出后不久，斯图尔特·吉尔伯特就到书店来找我了，其实，我应该按照法国人的习惯，直接称呼他为吉尔伯特就行了。
在二十年代，关注那些小型文学评论杂志，就能够掌握当时的文学运动发展的趋势。让人惋惜的是这些小型评论刊物的寿命都很短，但它们总是趣味盎然。莎士比亚书店自己从未出版过这样的杂志，但有不少朋友们请书店来帮着发行他们出版的杂志，这就足够我们忙活的了。
我一直很喜欢他的来访，这位心地善良的英国人充满着令人愉快的幽默感，言谈风趣，有时又有些荒谬刻薄。他曾经在缅甸做过九年的法官，而且，据他说，他的工作就是对犯人施以绞刑。但我总觉得他的这个故事充满了水分，这根本不符合他的性格，因为他曾经做过那么多好事，所以他不可能允许自己去做那种坏事。
《怪兽》及《大西洋两岸评论》
吉尔伯特是《尤利西斯》的第一批崇拜者，而且，他的博学多识也让他对此书有特别的理解。除了乔伊斯以外，这个世界上不再有第二个人能比得上吉尔伯特对这本书的理解。他的眼光非常敏锐，从刚刚在《交流》上发表的法文版的节选中，他已经看出了一两个错误[29]，这个译本的译者是奥古斯特·莫瑞尔，这位年轻的诗人承担了这项巨大的工作，虽然他的能力极强，但是译文中的遗漏还是不可避免。莫瑞尔曾经翻译过弗朗西斯·汤姆逊（Francis Thompson）、布莱克、邓恩等作家的作品，阿德里安娜和拉尔博都很推崇他的翻译，他们说服了他放下他手上正在翻译的一本英国诗集，接受了翻译《尤利西斯》的重任。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他的翻译必须由拉尔博来进行校对。到了一九二四年，整个翻译完成了，他们俩准备一起再过一遍，斯图尔特·吉尔伯特就毛遂自荐说如果拉尔博和莫瑞尔愿意接受他的帮助的话，那么他这个英国人的服务可能会有些用处。
我要提到的最后一家在巴黎的小型美国出版社是芭芭拉·哈里森小姐（Barbara Harrison）的哈里森出版社（Harrison Press）。在专家门罗·维勒（Monroe Wheeler）[19]的帮助下，哈里森小姐出版了一些非常精美的书，其中有凯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20]的《哈西安达》（Hacienda）和《法国歌本》（French Song Book），现在都是非常珍稀的了。
当时，《尤利西斯》的法文本是由阿德里安娜出版的，所以，她立刻就接受了吉尔伯特的提议，这个提议也得到了拉尔博和莫瑞尔的赞成。翻译此书是一件困难重重的重任，所以，吉尔伯特的帮助是他们不可或缺的。要感谢吉尔伯特，他们避免了一些翻译上的错误，也去掉了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我敢肯定，对于译者和要对译本最后负责任的拉尔博来说，他的帮助非常之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年，格特鲁德·斯坦因和艾丽斯·B.托克拉斯也以“平价出版社”（Plain Edition）的名义出版了一些书，出版社的地址就是她们当时住的花街二十七号。她们出版了好几本格特鲁德自己的书，其中有我最喜欢的那本《和蔼的露西·邱吉》（Lucy Church Amiably），还有一本剧作集——《歌剧与话剧》（Operas and Plays），里面有著名的《四圣人三幕剧》（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这出戏后来由莎士比亚书店的一位老顾客维吉尔·汤姆逊配乐，在纽约演出，公演时，这本书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一下子就卖完了。平价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都很吸引人，深得斯坦因的追随者们的喜爱。它们的印工和纸质都很棒，那些小开本让我想起二十年代的开路先锋，罗伯特·麦卡蒙的接触出版社。
当然，这几位合作者之间也有摩擦，其中承受压力最大的，当然要数阿德里安娜。因为拉尔博不仅想修正莫瑞尔的翻译，有的段落他还要重新写过，莫瑞尔对此当然有反对意见。我猜想脾气急躁的他肯定对拉尔博出言不逊，接着，他也开始对吉尔伯特生气，他觉得吉尔伯特太会字斟句酌，所以，一气之下，莫瑞尔就撂挑子不干了。就在这个时候，身体一向不太好的拉尔博也生病了，他搬到了维希乡下的房子里养病去了。剩下来的只有吉尔伯特和阿德里安娜，他告诉我，他们花了无数个下午，在阿德里安娜书店的后屋里完成这项翻译工作。
平价出版社
【注释】
在处理与乔伊斯有关的任何事宜时，他都非常慷慨。当然，乔伊斯的事大都是我在张罗着的，安排《正在创作的作品》中某些片段的出版，并尽可能多地为作者争取到收益，这都是我的工作。对于和乔伊斯有关的任何事，我都特别会讲条件，为此，别人都把我看成是铁腕的生意人。但是，我周围的所有人对这事都看得特别明白：莎士比亚书店虽然受到乔伊斯的全权委托处理他的事宜，但是对于书店来说，是毫无利润可言的，我们的服务完全是免费的。出版商们也知道这一情况，所以，他们总是会送我一本印制精美的书，乔伊斯也总是会在上面为我签名题字，“诚表谢意”。
[1] 诗人T.S.艾略特的作品。
哈里·克罗斯比在业余时间学习如何驾驶飞机，他对死亡特别着魔，他甚至认为坠机而亡是最好的死法[18]。他也非常喜欢埃及的《死亡之书》，并且送给乔伊斯一套印刷非常精美的三卷本。他是个神经很容易紧张的人，我总是想，即便坠机而死对他来说多么有吸引力，但因为他神经太紧张，他根本就无法驾驶飞机飞到天上去。他常常在我的书店里进进出出，一头钻进书架里，就像是一只蜂雀从花蕊上吸取花蜜。有时他也在我的桌边转来转去，他告诉我，有一天他对他太太说，她应该把名字改成卡莱丝，然后，他们俩就手拉手来到市政厅把她的新名字合法化。还有一天他带了一张照片来给我看，是他们夫妻俩在他的飞机前面拍的，那天他取得了飞行执照。他一般不太给我看他的诗歌作品，这也就证明了他有多谦虚。他做什么事都举重若轻，充满了魅力，而且，他为人非常善良。
[2]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美国现代主义作家、意象派诗人。
我这个人非常传统，所以，我还是喜欢那张更像乔伊斯本人的肖像。不久前，布朗库斯还和画家凯瑟琳·杜德利（Katherine Dudley）笑谈起此事，他告诉她他很愿意把那张肖像赠送给我。而那张在《山姆和山恩讲述的故事》卷首的肖像，对我来说实在太精炼了。
[3] E.E.卡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1894——1962），美国诗人、画家、散文家、剧作家。
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还有第三个“故事”，这就是克罗斯比夫妇请布朗库斯（Brancusi）[17]为乔伊斯画一幅肖像，可以作为整本书卷首的插图。乔伊斯去艺术家的画室请他画像，第一次画出来的和被画者非常相像，但出版家却表示失望。布朗库斯只得重新开始，只用了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乔伊斯，他自称是把乔伊斯精简到了最基本的元素，这次大获全胜，画像确实是布朗库斯的真正风格。
[4] 这个展览开始于1926年4月20日，共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
“小人”这个角色，是乔伊斯对于温德姆·刘易斯的评论的一种充满幽默的反击，刘易斯曾在期刊《敌人》（The Enemy）中发表过攻击他的文章[16]。这表现了乔伊斯在受到攻击时，他也会反击，但是他的方式总是那么温和，就像是一种好玩的小发明，几乎是在说悄悄话，遮遮掩掩地隐藏在一种怪异的乔伊斯特有的氛围中，不仅根本伤不着人，简直可以说是充满温情。
[5] 当时美国大学才刚刚开始教授有关美国文学的课程，流亡在巴黎的年轻的美国作家们很难和美国本土的文学传统认同，许多人觉得美国传统上虽然有文字，但是没有文学，他们觉得惠特曼充其量只不过是美国民主、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拉拉队，根本算不上是现代作家。毕奇把惠特曼看成是现代美国文学之父，但是她知道其他的年轻美国作家们不同意她的观点。虽然艾略特、海明威、安太尔、芭妮等都出于与毕奇的友谊参加了开幕式，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兴趣讨论惠特曼，大家最欣赏的，还是那面大国旗。
克罗斯比夫妇将这一章定名为《山姆和山恩讲述的故事》（Tales Told of Shem and Shaun）出版，其中包括我最喜欢的“小人和牢骚鬼”以及“蚂蚁与蚱蜢”。对我来说，这两章呈现了乔伊斯这位词语大师最为精彩的语言特技，更不用说它们非同寻常的诗一般的魅力。
[6] 美国作家怀特（1899——1985）的散文集《野菖蒲》（The Wild Flag）出版于1946年。此处，作者使用了书名的字面意思。
哈里（Harry Crosby）[14]和卡莱丝·克罗斯比（Caresse）[15]也想出版乔伊斯《选自正在创作的作品》中的一个节选，所以，有一天，我就带着《山姆和山恩两则故事》（Two Tales of Shem and Shaun）这一章前去见他们。他们的黑日出版社（Black Sun Press）坐落在一条古老的小街红衣主教街上，离圣哲曼教堂区只有几步之遥。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克罗斯比夫妇非常讨人喜欢，他们不仅是善本书的鉴赏家，更重要的，他们还是好作品的鉴赏家。他们曾经出版的作品包括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的《大桥》（The Bridge），阿契伯德·麦克莱许的《爱因斯坦》（Einstein），还有其他一些作品。他们也出版了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写给华特·贝雷的信》（Letters to Walter Berry），但这本书很少被人注意到，这些书信都是晚年的亨利·詹姆斯写的，读来让人感到既有趣，又很苍凉。书信的内容是作者试图婉言辞谢一件礼物，这件礼物是一个他永远不会使用的高级手提箱。华特·贝雷也是个有趣的人物，哈里·克罗斯比好像是他的侄子，或是他的堂表兄弟。
[7] 两家出版社都开始于1923年秋天。
克罗斯比夫妇
[8] F.M.福特（1873——1939），英国小说家、诗人、批评家、编辑。
坎恩先生总是开着他那辆瓦桑牌的敞篷车到莎士比亚书店来找他的朋友聊天，那辆车是一种玻璃顶的客货两用车。他总是问：“今天上帝好么？”（指的是乔伊斯。）他把《尤利西斯》称为是本“淫书”，对于我慧眼识珠发现这本书，他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他也从没有放弃希望，想劝我把这本书移交给尖塔出版社出版。但是，乔伊斯的新作中的一个章节，《到处都有孩子》（Haveth Childers Everywhere）[12]，交给了他们出版，那他也应该满足了，但是坎恩先生还是抱怨说，这个章节不够性感。坎恩先生和他的合伙人巴布先生（M.Babou），出版了这一章的豪华本，过了段时间后，他们又出版了乔伊斯的《一首诗一便士》（Pomes Penyeach），由乔伊斯的女儿露西亚进行字体的设计和书内的装饰。这本书出版之后，让人联想到《凯尔之书》（The Book of Kells）[13]，那可是乔伊斯最钟爱的书籍，你能看到《一首诗一便士》中的字体显然受到它的影响。当乔伊斯发现我拥有一本《凯尔之书》时，他欣喜若狂。在他看来，在所有古老的手绘插图本的书中，只有这一本是充满幽默感的。
[9] 威廉·伯德（1888——1963）是一位记者，出版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但却以此而名传后世。他于1922年创立三山出版社，庞德是他的编辑之一。1928年，Nancy Cunard接手三山出版社，改其名为时间出版社（Hours Press），继续出版许多现代派的文学作品。
另一位在出版界的朋友和同仁是杰克·坎恩（Jack Kahane）先生[11]，他是位爱喝酒的老兵，来自英国的曼彻斯特。他非常幽默，蔑视一切矫揉造作、虚情假意，这让我很喜欢。梵东出版社（The Vendome Press）和尖塔出版社（The Obelisk Press）都是在他名下的，而且，他只出版热辣的情色作品，从来不在其他类型的书籍上浪费时间和金钱。他自己就以“塞西尔·巴尔”（Cecil Barr）的笔名创作了“花之系列”，这一系列包括《黄水仙》（The Daffodil）这样的作品。除了“花之系列”外，他也是《吃草山羊》（The Browsing Goat）的作者。坎恩的太太是法国人，他们有许多孩子，这么个大家庭都要靠“花之系列”来养活。
[10] 塞纳河上的一个小岛。
杰克·坎恩
[11] 杰克·坎恩（1887——1939），英国作家，尖塔出版社创立于1929年。
麦卡蒙有一位朋友，也是出版家，叫威廉·伯德（William Bird）[9]。伯德是巴黎出版界中非常卓越的一位，他把所有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都投入到他的三山出版社（Three Mountains Press）上，他所出版的书都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喜好，而且印数都很少。有一天，他听说有位作家同仁要廉价出售一台手动印刷机，就赶紧买下，安置在圣路易岛[10]的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正在印书，他就跑到外面的人行道上来和我见面，因为他的办公室中只够放得下那台手动印刷机和他这位印工兼编辑。比尔·伯德对善本书了如指掌，他自己就是位藏书家，所以，他出版的书都是藏书家梦寐以求的。它们都是印刷在精美宽大的纸张上，字体非常漂亮，而且都是限量本。伯德出版了庞德的《诗篇》（Cantos）和《妄言》（Indiscretions），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F.M.福特的《女人与男人》（Women and Men），还有其他一些书籍。比尔也是品酒的高手，他所出版的书中，只有一本没有用大开本出版，那是一个小册子，书名是《法国美酒》（French Wines），作者就是威廉·伯德自己。
[12] 《芬尼根守灵夜》中的一个章节。
作者写给接触出版社的稿子，都会被交到在圆顶咖啡馆中的麦卡蒙手中，他还告诉我，他的大部分作家，都是在这家或那家咖啡馆中发现的。
[13] 爱尔兰的凯尔特教士们手绘的拉丁文《圣经》新约全书中的四福音书，成书于公元8世纪之前，其中有许多独特的字体和彩绘图饰。
接触出版社还出版了布莱荷的《两个自我》（Two Selves），H.D.的《羊皮纸》（Palimpsest），还有一本是玛丽·巴兹的《远古圆环的阿许》，就像巴兹的其他作品一样，现在也是一书难求，非常珍贵，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人出版玛丽·巴兹的作品全集。他们的其他出版物还包括：约翰·何尔曼（John Herrman）的《发生之事》（What Happens），写的是一个鼓手的故事，充满趣味；格特鲁德·比亚兹莱（Gertrude Beasley）的《我的前二十年》（My First Twenty Years），作者是德州的一位老师，这本书可一点都不枯燥。当然，在接触出版社最早出版的一批书中，还有诗人伊曼纽尔·卡那瓦里（Emanuel Carnevali）的作品《急匆匆的男人》（The Hurried Man），这位诗人在米兰卧病在床，“圈内人”对他一直照顾有加。其他作品还有佐藤健的《怪异故事》，马士登·哈特雷的《二十五首诗》，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春天与万物》（Spring and all），米娜·罗伊的《月之旅行指南》（我听说这本书即将在美国被重新出版），爱德温·兰汉姆（Edwin Lanham）的《水手们不在乎》（Sailors Don't Care），罗伯特·科奥兹（Robert Coates）的《黑暗食者》（Eater of Darkness），麦卡蒙的另外两本短篇小说集——《姐妹篇》（Companion Volume）和《青春期之后》（Post Adolescence），后一本是他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最后，还有一本文选——《接触出版社当代作家选集》（Contact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Writers），其中选载了作家们当时正在创作的作品片段，不论他们正在写什么。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有趣的一本文集，例如，《芬尼根守灵夜》的片段最早就是在这里问世的，当时的题目是《正在创作的作品》（From “Work in Progress”），这本文集里收入了所有当时值得一提的作家。
[14] 哈里（1898——1929），美国诗人、出版商，出生于一个非常富裕的家族，可以说是“迷惘的一代”的缩影。
在麦卡蒙移居之前，他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就曾在纽约合作推动过一场所谓的“接触运动”，他们也出版了一两期《接触评论》（Contact Review）。我一直就不太明白“接触运动”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麦卡蒙的接触出版社中出版的那些书却都很不同寻常。例如，他们曾经出过一本薄薄的蓝色封皮的书，题目叫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Three Stories&Ten Poems），那是文坛新秀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作品。这本书很快就售罄，也让海明威和接触出版社大大出了名。然后，他们又出版了麦卡蒙自己的一本故事集，书名叫《匆匆忙忙的人们》（A Hasty Bunch），乔伊斯说这书名就像是描写作者自己。我记得这也是麦卡蒙的第一本散文集，之前他有一本诗集《探险》（Exploration），是由英国的自我主义者出版社出版的。
[15] 卡莱丝·克罗斯比（1892——1970），原名Mary Phelps Jacob，大家都叫她Polly。1920年与比她年轻六岁的哈里认识时，她已经结婚并有两个孩子，在当时的波士顿是丑闻。两年后，她与前夫离婚并与哈里结婚，移居巴黎，开始波西米亚的文学生活，保持着开放性的婚姻。1924年她改名卡莱丝，二人成立善本书出版社（éditions Narcisse），1927年改名为黑日出版社。
每隔两周到六个月的时间，甚或是每隔六年，我们会出版各类作家的作品。由于商业或法律上的原因，这些作品不可能在别的出版社那里得到出版。……每本书我们将印刷三百本，我们出版这些书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已经被写出来了，而且我们也比较喜欢它们，觉得值得出版。有兴趣者可与接触出版社联系，地址为巴黎剧院街十二号。
[16] 1927——1929年间，刘易斯的艺术文学评论杂志《敌人》一共出版了三期，其中的文章大都是由刘易斯自己写成。从杂志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刘易斯借用这本杂志向他曾经属于的先锋派文学和艺术宣战，被他攻击的不仅是乔伊斯，还有庞德、斯坦因等人。他称庞德是“革命的蠢蛋”，说乔伊斯和斯坦因等被时间困扰，无意识地受到浪漫倾向的支配。
莎士比亚书店和巴黎一些出版英文书籍的小的出版社们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类出版社的先驱者之一是罗伯特·麦卡蒙的接触出版社，他在F.M.福特（F.M.Ford）[8]的《大西洋两岸评论》（Transatlantic Review）的创刊号上，宣布了他的计划：
[17] 布朗库斯（Constantin Brâncuşi），现代主义雕刻家，罗马尼亚人。
接触出版社和三山出版社[7]
[1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哈里自愿入伍，成为救护车驾驶员。他说自己崇拜太阳和死亡，他曾在诗中写道：死亡“是打开关着我们的笼子的手，是我们本能要飞回的家”。1929年，哈里自杀，死时他和一个情人在一起，两人左右太阳穴上各有一个对称的枪眼，哈里一手拿着比利时自动手枪，另一手抱着情人，有人说这是约定的自杀，也有人说哈里在谋杀了情人后，然后自杀的。他死后，卡莱丝继续黑日出版社的事业，直到40年代。
回头再说惠特曼的展览，它非常成功，我还准备了一本签名册，大小就像《尤利西斯》一样，封面是摩洛哥小羊皮的，很多参观者都在上面签了名，头一个就是保尔·瓦莱里。
[19] 门罗·维勒，美国出版家，1935年加入位于纽约的美国现代艺术馆，之前六年在欧洲进行出版事业，是毕加索、雷诺阿、夏加尔等多位现代主义艺术家的好友，并邀请艺术家们对他所出版的限量本书籍进行插图，或参与豪华本艺术书籍的创作。哈里森出版社是他们俩共同创建的，1930——1934年间共出版了十三本书，1934年出版社迁回巴黎，又出版了最后一本书——《哈西安达》。
许多年以后，我又有幸拥有第二面巨大的美国国旗，那可是我从国民计算机公司的大楼上直接取下来的。那是在巴黎解放运动中，德国人的一颗炸弹正好投在这栋建筑上。在这场灾难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我从残垣断壁附近的巴黎圣母院中走出来，就碰到一个男人抗着两面大旗子，一面是法国国旗，一面是美国国旗，那尺寸之大可是我未见过的。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我自然而然地向这个男人询问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是国民计算机公司的雇员，正要替这两面国旗找个安全的落脚处。他立即把这个重大责任转交到了我的手上，我就扛着这两面大旗一路走回家，幸好在巴黎解放的那段时间里，还能看到比这更奇怪的事呢。
[20] 凯瑟琳·安妮·波特（1890——1980），美国记者、作家、政治活动家。
展览的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唯一缺少的是一面大小适中的美国国旗，国旗可以用来挡掉书架，也可以增加一些爱国主义的情调。惠特曼的作品总是能激起我的爱国热情。虽然国旗大同小异，但是，我觉得我的国旗应该是E.B.怀特（E.B.White）所描写过的那种“狂野的国旗”[6]。碰巧我也真找到了一面可能在全巴黎来说都是最大的美国国旗，那是我在罗浮百货商场以低价买下的。这面国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原本是用来挂在高大的建筑物上的。在惠特曼的展览上，这面大旗可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1] 亚瑟·莫斯（1889——1969），美国诗人、杂志编辑。《怪兽》杂志从1921年8月出版到1922年10月。
乔·戴维森给我送来了一尊惠特曼雕像的复制品，还有其他一些诗人的有趣的照片。我又设法借到了一些珍贵的早期的版本，还有他的书信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在法国的私人收藏中竟有这么多关于惠特曼的资料，这真让人欣喜。当然，莎士比亚书店还有自己的惠特曼的永久收藏，那就是我姨妈阿格尼丝·奥比森去肯顿拜访诗人时，从他的废纸篓里抢出来的那些手稿。
[22] 他的祖父是英国先拉斐尔画派的Ford Madox Brown。1908年，他创立了《英文评论》，发表哈代、康拉德、高尔斯华绥、叶芝等人的作品。1924年，创立《大西洋两岸评论》。
当雕塑家乔·戴维森听到我要组织一个惠特曼的展览时，他前来告诉我纽约的炮台公园也正计划要竖立一尊惠特曼的雕像，在通往雕像的林荫大道上，两边会放置一些长椅，这样，午餐时人们可以在那里休息。他们已经邀请了乔·戴维森来制作这尊雕像，雕像将是正在行走的惠特曼，象征前方道路开阔，戴维森说他希望我能把雕像的一个复制品放在我的展览中。听说曼哈顿要这样来纪念惠特曼，给他如此殊荣，我当然非常高兴，所以，我也就打算把我的展览的门票收入全部捐给他们所募集的资金。
[23] 一战中，福特是威尔士军团的一名上尉，1916年，在所门之战中，他患炮弹休克症，1917年因残疾而退伍回家。他的诗作《安特卫普》被T.S.艾略特称为是关于战争的唯一一首好诗。
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组织了一个纪念惠特曼的展览[4]。惠特曼绝对不是那种赶时髦的人，所以，“圈内人”没人受得了他，特别是在T.S.艾略特公开批评了他之后，他的作品就更不受欢迎[5]。只有乔伊斯，法国人，还有我这种守旧的人才能看得惯惠特曼的作品。就算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能看出惠特曼对于乔伊斯的创作的影响——有一天，他不是亲自朗读了惠特曼的诗作给我听么？
[24] 也是《芬尼根守灵夜》中的一部分。
惠特曼在巴黎
[25] 沃尔许只编辑了这本杂志的第一和第二期。他于1926年在蒙特卡罗因肺结核而去世，年仅三十一岁。
这一期中，还包括阿德里安娜编写的《美国作品目录》（Bibliographie américaine）的一部分，她已经花了一番工夫，开始编录所有被翻译成法语的美国作品的目录，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之前，她曾编录过一份有关英国文学的类似书目。奇怪的是，在她以前，没有任何关于翻译作品的书目。当然，她做这项工作，除了让自己心满意足外，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26] 凯·博伊尔（1902——1992），美国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20年代在巴黎时，她曾是沃尔许的情人，二人育有一女（在沃尔许去世后才出生）。
在阿德里安娜的这期美国专号中，除了惠特曼的演讲稿外，还有“四位年轻的美国作家”的作品，包括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2]、罗伯特·麦卡蒙、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卡明斯（E.E.Cummings）[3]。对于这四位作家来说，这是他们的作品第一次以法语的形式出版。作品有威廉斯的小说《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的节选，由奥古斯特·默瑞尔（Auguste Morel）翻译，他也是《尤利西斯》法文版的译者；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不败者》（The Undefeated）；卡明斯的小说《巨大的囚房》（The Enormous Room）中《西普利斯》（Sipliss）一章的节选，由乔治·杜普莱（George Duplaix）翻译；还有麦卡蒙的短篇故事《公关高手》（The Publicity Agent），由阿德里安娜和我翻译。
[27] 《前年》中的一部分写的是沃尔许去世前几个月他们俩的爱情。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法国读者已经对美国作家的作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这当中，阿德里安娜·莫尼耶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一九二五年，她在《银船》上发表了《普鲁福鲁克之歌》（Prufrock）[1]的第一个法文译本。这个译本是我和她一起翻译的，也许翻译得并不是很好，但至少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是充满爱意的，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听到原作者有任何抱怨。一九二六年三月，阿德里安娜出版了《银船》的美国文学专号，其中刊登的首篇作品是沃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一篇政治演讲稿，题为《第十八任总统》（The Eighteenth Presidency），这篇演讲稿是一位名叫让·卡特尔（Jean Catel）的年轻的法国教授发现的。卡特尔相信这篇作品从来没有发表过，他的这一说法可能还真是对的。阿德里安娜和我一起翻译了这篇演讲稿，原稿由诗人自己印刷而成，字号极小，翻译此文简直把我的眼睛给弄瞎了，我还为此特地到乔伊斯的眼科医生那里去就诊，那天正好是乔伊斯的生日，我去参加了他的生日晚会，哎呀，乔伊斯和他的出版人各自戴着一只黑色眼罩，那可真是一景！
[28] 1929年，约拉斯在《变迁》杂志的第16/17期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写作的《宣言》，《宣言》中充满了如“英国语言的革命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时间是一个应该被废除的暴君”，“作家表达，而不是交流”等等激进的言论。约拉斯不遗余力地捍卫《正在创作的作品》（即后来的《芬尼根守灵夜》），他认为这部作品是对他的《宣言》的最好写照。《变迁》从1927年创刊时起，一直到30年代，发表了这部作品的许多片段。《变迁》上所发表的还包括许多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达达主义的代表作。
《银船》
[29] 据吉尔伯特的太太说，他发现了好几处非常严重的翻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