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无论如何，我都得理解自己经历的那段往事。
因为想要理解。
混浊的液体、黏稠的脓疮、酸臭的口水、血渍、眼泪与鼻涕，以及沾黏在内裤上的尿液与粪便，这些是我当时拥有的一切。不，应该说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我，在这些肮脏恶臭中逐渐腐烂的肉体就是我本人。
我不停的思考。
至今我依然觉得夏天十分难熬，像虫一样的汗水如果缓缓地流到胸口和背部，我就会感觉自己回到当初在牢房里有如行尸走肉的那段日子，然后深吸一口气，咬紧牙关再深吸一大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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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旁听着他们俩话家常，才知道原来这名男孩只有国小毕业，之后便在舅舅的木材工厂里当了三年学徒，他跟随比他大两岁的表哥加入了市民军，没想到表哥在最后那天凌晨于YMCA前身亡，剩下他被抓来这里关。在描述表哥遇害的过程中，他从没流下一滴泪，反而在被问到想吃什么时，才右手握拳搓揉着眼角，哽咽地说道：“我、我最想吃蜂……蜂蜜蛋糕，配雪……雪碧。”我看见那名男孩空着的左手也紧握着拳头，手指间同样夹着一块酒精棉花。我默默地看着，视线久久无法离开。
一块长角木斜插在我向后绑着的双手、肩膀与腰背之间，被人使劲扭转。拜托，住手，我错了。在上气不接下气的这一秒与下一秒间，当他们用锥子插进手指甲与脚趾甲时，呼吸，屏息，吐气。拜托，住手，我错了。呻吟，在这一秒与下一秒间，再次惨叫。希望身体可以消失，就趁现在，拜托了，希望现在就能让我的身体永久消失。
那名男孩的名字叫英载。从那天以后，金振秀时不时会呼唤男孩的名字。他每次都趁吃完饭后典狱长稍微宽容的那十几分钟，不停向男孩搭话。英载，你只吃那些不饿吗？金英载，你老家在哪啊？我也是金海金氏家族欸，你是哪一派系的后代啊？别跟我说敬语喔，你不是十六岁吗？我只多你四岁好吗？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好吧，随你，就叫我叔叔吧。反正论辈分你也是我侄子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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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天到秋天，在我们写调查书的期间，尚武台的空地上新盖了一栋单层建筑，那是军法审判所，目的是为了要就地审判我们，不须移送到其他地方。那是气温骤降的十月第三周，最终调查书呈交上去后的第十天，审判开庭了。在那十天期间，我们第一次在监狱里没有受到任何严刑拷打，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趁那段期间逐渐愈合，结成一片片黑红色的痂。
霎时间，我明白了。我明白那些人想要的是什么。不惜饿死我们、严刑拷打逼供，原来他们想要说的是：让我们来告诉你们，当初在那里挥舞着国旗、齐唱着国歌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让我们来帮你们证明，现在这肮脏发臭、伤口溃烂、像野兽一样饥肠辘辘的身体，才是你们。
我记得当时的审判进行了五天，每天两次。每次开庭会进去三十人左右，聆听审判长的宣判。由于被告人数太多，我们甚至坐到旁听席的长椅最后一排，背着枪的数十名军人也整齐地坐在我们之间。
就在那时，金振秀那双空洞的眼睛与我四目相望。
“全员低头。”
“我、我们不是……本、本来就……做好必死的准备了吗？”
我按照下士的命令低下头。
实际上的确有人因为吃饭这件事争吵过。那个人将餐盘啪一声放下，大声对同组的另一名囚犯怒吼：“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吃那么多是想叫我饿死啊！”一名男孩挤到他们之间说道：“别、别这样……”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那名男孩总是十分安静，也显得特别畏缩。
“再低一点。”
金振秀和我依旧在同一组，分食着那一小撮白饭。我们暂时忘掉几个钟头前在调查室里经历的那些事，为了不像野兽一样为一粒米、一片泡菜争吵，我们不断压抑忍耐，吃着自己该吃的一半分量。
我把头缩得更低。
直到那年六月，被捕时没有持枪的单纯参与者才获得释放，只剩下激烈份子、持有枪枝者仍拘留在尚武台里。从那时起，拷问的花招开始改变，他们改用更精巧的手法施虐，也就是选择最省力的方式进行拷问。诸如水刑、电刑、把我们像烤鸡一样吊起来等等。他们想知道的不再是当时的实际情形，而是要我们将自己的名字填入他们所编出来的剧本，也就是假自白。
“审判长马上就要进来了，谁要是敢出声，立刻枪毙，听见了没有！闭上嘴巴，要一直这样低着头到最后。还有，最终辩论不得超过一分钟，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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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带着整装好的步枪，徘徊在椅子与椅子之间，把姿势不标准的人打得头破血流。审判庭外的草虫在悲鸣，我穿着那天早上新领取的蓝色干净囚衣，衣服上还闻得到洗衣精的味道，仔细想着立刻枪毙这句话。那时候真的是屏住呼吸等待即将到来的枪决，我心想，或许死亡是像新囚衣一样冰凉的事情。如果说“活着”是刚度过的那个夏天，是布满脓疮、血汗交织的身体，是不论怎么呻吟也无法度过的一秒钟，是在充满耻辱的饥饿感中咀嚼酸掉的豆芽菜，那么“死亡”应该就是一种彻底的涂抹，可以将那些经历一次全部抹去。
我瞥见那些上一秒明明还在交谈，下一秒已躺卧在血泊之中的人，在我还未看清楚谁已经断气、谁还幸存的情况下，就被要求把头顶在走廊上，双手伏地趴下。我感觉到他们在我背上用签字笔写字。“激烈份子，持有枪枝”。我是在事后被关进尚武台 [1] 拘留所时，才透过别人得知背上所写的内容。
“审判长入场。”
后来我才得知，原来那天军人拿到的子弹总共有八十万颗，当时那座城市的人口只有四十万人，也就是说他们拿到的子弹数量，足以在每一位市民身上射出两个致命的洞。我相信他们的上头一定下了指示，万一场面失控就可以那么做，所以就像学生代表所说的，要是我们将枪枝堆放在道厅里，清空道厅并撤退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用枪口瞄准市民。因此，每当我想起那天凌晨，鲜血沿着道厅前的阶梯潺潺流下的画面，就会觉得他们是代替了许多人断送性命，那是数千倍的死亡，数千倍的鲜血。
书记官一喊完，前门就打开来，三名军法官依序走了进来。头低得不能再低的我，就在那时听见了奇怪的声音。大约是前面数来第二排左右，我微微抬起头察看前方，有个人小小声地开始哼唱起国歌第一小节。等到我们发现那个人正是年幼的英载时，已经不分先后地开始齐声合唱。我仿佛被一股磁力牵引般，也开始跟着开口哼唱。原本低头等死的我们，原本只是汗水、血水、脓疮的我们，在唱国歌时出乎意料地没有遭到制止。他们没有对我们咆哮，没有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把我们逼到墙角立刻枪毙。直到我们唱完整首国歌为止，小节与小节之间都有危险的沉默停顿，和外头草丛里的虫鸣声相互交织，缭绕在简陋审判场里充满寒意的空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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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尽管在黑暗中看见军人走上阶梯步步逼近，我们组里没有任何人扣下扳机，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扣下扳机就会使人断送性命，所以我们办不到。等于是一群人拿着不可能使用的枪。
我被判处九年，金振秀则是七年刑期。
没有杀害任何人。
但其实刑期多长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到了隔年耶诞节前，军方就把我们所有人都特赦释放了，包括被判死刑与无期徒刑的人，等于他们自己也承认了那些罪名根本不成立。
不，没有开枪。
我再次见到金振秀，是在出狱快满两年的时候，我与国中同学见面喝酒喝到凌晨，回家时经过了一间专卖醒酒汤的小店，透过窗户瞥见了一名独自坐在店内的年轻男子。一时之间我停下了脚步，因为那人紧握汤匙、宛如在写作业般认真低头看着汤饭的姿势非常眼熟，仿佛碗里有着一道不论多么努力都难以理解的谜题。他专注地凝视着猪血汤碗底，那双隐藏在又长又浓的睫毛底下的空洞眼神我太熟悉了。
没有人有权利叫我再多想出点东西，包括先生您也是。
我走进店里，坐到了金振秀面前。他抬起头，用毫无情感的冰冷眼神看向我。尚未酒醒的我只默默露出笑容。醉意使我多了几分耐心静静等待，直到他脸上浮现如刚睡醒般迷蒙的浅浅微笑。
接下来的事情我不想说。
在我们问候着近况时，彼此的眼神宛如透明触须般默默伸向对方，抚慰着隐藏在面孔后方的阴影，抚慰着用对话和干笑带过、却难以掩饰的痛苦痕迹。我们都没重回学校就读，而是靠家人维持生计。金振秀在他姊夫开的家电用品店里帮忙，我则是在大哥开的韩食堂里当助手，不久前才刚离职。我跟他说我打算休息到年底，等明年再加入计程车行，存点钱，哪天自己出来开个人计程车，他只淡淡地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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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夫也劝我去考个重机械操作技师执照，因为反正也进不了一般公司。不过，你是如何考到汽车驾照的？我最近看那些题库都会觉得头痛。其实我有很严重的头痛问题，所以内容都背不太起来。有时候我在店里结帐都觉得好难，因为只要算复杂一点的加减法，就会觉得头痛。”
“一定要乖乖束手就擒，要是觉得他们打算枪毙你们，务必要丢下枪枝，立刻投降，为自己找一条生路。”
我说我也是被没来由的牙痛搞得经常吃止痛药。这时他再次无精打采地问道：
他用仿佛自己不是二十岁，而是三十或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口吻说着：
“那你睡得好吗？我经常在睡不着时自己喝两瓶烧酒，现在是来醒酒的。我要是在家里喝酒，我姊会不高兴。她是不会对我发脾气啦，只会自己偷哭，我就是不想看她哭，所以更想喝两杯。”
“我们会撑到撑不下去为止，然后结束性命，但是你们这些学生千万不可以。”
“要再来一杯吗？”他木然地望着我问道。
当无线电那头传来戒严军十分钟内即将抵达道厅的消息时，金振秀背对着自己负责站守的那扇窗说道：
“我们再喝一杯吧。”
那天选择留在道厅的孩子，应该也曾经历相似的感觉，就算那颗良心宝石会换来死亡也在所不惜。然而，如今我已经不再有把握了，那些当初背着枪蹲坐在窗下喊着肚子好饿的孩子，问我们可不可以去小会议室把剩下的蜂蜜蛋糕和芬达汽水拿来吃的孩子，是真的对死亡有所了解，才做出了那样的选择吗？
我们一直喝到窗外的上班族立起他们的大衣衣领、踩着匆忙的脚步准备去上班。我们在冰冷的玻璃杯里，为彼此斟满一杯又一杯无法让我们忘掉一切的透明烈酒，中间经历短暂的失忆，之后则是完全失忆。我已经不记得最后是如何和他道别回家的，只依稀记得金振秀不小心打翻了酒瓶，冰冷的酒沿着桌面流下，弄湿了我的绒毛裤。他用毛衣衣袖随意帮我擦拭，最后终于不敌醉意，额头勐力撞向桌面。
我深深着迷的正是那份感觉。先生您能体会吗？那是种自己已经成为完全洁净善良之存在的强烈感觉，仿佛有一颗名为良心的耀眼无瑕宝石，镶进了我的额头，瞬间散发出一股光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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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也一起搭上那部卡车，回到市中心时已经是深夜。我们开错两次路，好不容易抵达预备军训练所，却发现所有枪枝早已被其他人拿光，一支也不剩。那段期间，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在市区街道上牺牲了性命，只记得隔天早上医院门前民众大排长龙抢着要捐血，医生和护士穿着沾有血迹的白袍焦急地穿梭在医院内，以及妇女不断朝我坐的卡车送上紫菜饭团、水瓶和草莓。大家一起齐声合唱的歌曲只有国歌与〈阿里郎〉这两首，那瞬间我感觉仿佛所有人都奇迹似的走出了自己的躯壳，用赤裸的肌肤靠拢彼此。世界上最大最崇高的心脏，被粉碎后鲜血直流的那颗心脏，再次重生，奋力地跳动着。
从那之后，我们不时见面喝酒，彼此分享着自己考执照没考过、考试没考过、出车祸、负债、受伤或生病、遇见一名温柔婉约的女子，以为所有痛苦都已结束，然而却又亲手葬送一切，再度回到独自一人。我们就这样宛如看着镜中的自己，经历相似的人生，度过了十年岁月。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失眠与噩梦之间，在止痛剂与睡眠诱导剂之间，不再青春，也不再有人为我们担心或流泪，就连我们自己都轻视自己。我们的身体里有着那年夏天的调查室，有黑色Monami圆珠笔，有露出白骨的指头，有含煳、哀求、乞讨的熟悉嗓音。
我坐在那间商店前的阶梯上不断思考，直到他们其中一人开着自己的卡车回来。我真的会用枪吗？真的能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扣下扳机吗？军人持有的数千支枪可以杀死数十万人，子弹贯穿身体后人就会应声倒下，原本满腔热血的身体也会瞬间冰冷僵硬。
某天，金振秀对我说：
我气喘如牛，感觉肺泡快要炸开，脸上也早已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我走到一间拉下铁门的商店，一屁股坐在门前的阶梯上，听见几名比我勇敢坚强的人再度聚集在路中央，讨论着要去预备军训练所那里偷取枪枝。“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他们就会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家那一区甚至有空军进到家里，我吓得每天都在枕头下藏一把刀睡觉，这像话吗？他们有枪欸！大白天的就可以射好几百发子弹！”
“哥，我有真心想杀的人。”
下午一点钟左右，随着道厅前的音响喇叭播放起国歌，军人开枪了。站在示威队伍中段的我奋力奔逃，世界上最大最崇高的心脏顿时被击碎。枪声不只从广场传来，高层建筑的顶楼也都设有狙击手。我丢下那些在我身旁纷纷不支倒地、停止呼吸的市民继续奔逃，直到认为距离广场已经够远时才停下脚步。
他用那双尚未完全酒醉的黑色深邃瞳孔凝视着我，说：
那天我把遭军人射杀身亡的死者搬上手推车推向前方，和数十万人一起站上街头面对枪口时，突然发觉原来自己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洁净无瑕的东西。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我清楚记得再也无所畏惧的感觉，就算死也无憾的感觉，数十万人的热血汇集成一条巨大血管般的那种感觉。我感受到血液流淌在那条血管之中，流向全世界最大也最崇高的心脏；我感受得到脉搏心跳，甚至不讳言自己就是那一份子。
“我本来想等哪天我要死掉的时候，把那些人也一起带上黄泉的。”
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它。
我不发一语，帮他斟满了酒。
对，就是良心。
“但是现在已经没这念头了，我累了。”
良心。
“哥，”他再次喊了我一声，低头看了看斟满清澈酒水的杯子，仿佛我就在那杯里和他对话一样。他没有抬头，说道：
我当时也知道军人有着压倒性的力量。只不过奇怪的是，我发现有另一股力量足以与他们的力量抗衡，并且强烈地主导着我。
“我们那时候举了枪，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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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点头，也没有回答。
金振秀的想法如何我不得而知。他是明知自己会死也要重回道厅，还是像我一样心存侥幸？我认为自己可能会死，但也说不定能存活下来，甚至守住道厅，这样的话就可以一辈子昂首阔步，活得光彩。当时我心中充满着这种不切实际又天真浪漫的想法。
“我以为那玩意儿会保护我们。”
虽然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当时的我们太过天真，但是我还真的倾向相信那番话。或许我们会死，但也有可能存活下来；虽然我们可能会输，但也许真的可以撑到最后。不只是我，大部分组员，尤其是比较年轻的组员，更怀抱着强烈希望。我们当时不知道原来指挥部的发言人前一天曾和国外记者会面，甚至说出我们一定会惨败的消息，说我们一定会牺牲性命，但在所不惜，也毫不畏惧。如今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您，当时我真的没有那种必死的决心，置生死于度外。
他像是已经习惯自问自答的人似的，对着酒杯浅浅微笑。
每一名成人负责一扇窗，未成年者则躲在窗户与窗户之间伺机行动，万一旁边的人被枪射中倒下，就赶紧替补上阵。我不晓得其他组是接获什么样的任务，也不知道他们的作战策略是否更实际。因为打从一开始，作战室室长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是要撑下去，撑到天亮为止，撑到数十万市民站在喷水池前为止。
“结果我们用都没用过那把枪。”
我从作战室室长那里接获的作战指示，其实根本称不上是作战。我们估计戒严军抵达道厅的时间是凌晨两点钟，所以凌晨一点三十分就站到了二楼走廊上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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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组人一半以上都是未成年，一名夜间部的学生甚至不敢相信只要装上子弹扣下扳机，就真的能发射子弹，还独自走到道厅前的院子里，朝一片漆黑的天空试射。也正是这些人，拒绝了指挥部说未满二十岁的人得统统回家躲着的命令。由于他们的意志实在太坚定，我们还费了好大一番工夫才说服十七岁以下的学生回家。
去年九月凌晨，我在计程车交班后准备要回家的路上，与他不期而遇。还记得那天下着秋雨，我撑着伞，正准备转进昏暗的巷子里，金振秀就站在那里等我。他穿着黑色防水连帽外套，着实吓了我一跳，甚至心里突然冒出一把无名火，差点就要一拳揍向他那宛如幽灵般消瘦的脸颊。不，应该说想要用手把他当时的那个表情抹去才对。
那年我才二十三岁，是教育大学的复学生，原本人生志愿是当一名国小老师，结果分配到的任务却是指挥小会议室组员，可见那天晚上留在道厅里的人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不，不是满脸敌意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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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看上去确实有些疲惫，但那不足为奇，因为过去十年来他一直都看起来很疲倦。当时他的表情和平常截然不同，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不是绝望，不是悲伤，也不是怨恨。在他那长长的睫毛下，有某个不带任何水分的东西簌簌流着。
“你给我听好了，要是情况不对就投降，知道吗？要记得投降，举起双手走出去，他们应该不会杀害举手投降的孩子。”
我先把不发一语的他带到我的住处。
其他人纷纷被他们俩的说话声吵醒。金振秀继续抓着少年的手臂不放，一再重复说道：
“发生了什么事？”
“……哥，别生气了。”
我换了身衣服，开口向他问道。他把那件防水外套脱在脚边，只穿着一件薄棉短袖T恤坐着。那个坐姿让我想起十年前在尚武台监狱里的日子，于是心中再度燃起了一把无名火。他用和十年前同样的姿势看着我，浑身散发着汗臭味，表情混杂着令人恶心的绝望、服从与空洞，抬头看着站在他面前的我。
少年欲言又止地说道：
“外头雨下这么大，你全身上下也没酒气，从什么时候开始等我的？”
“你在这里到底能干嘛，根本连枪都不会用啊！”
“昨天有一场审判。”
金振秀的嗓门变得越来越大声：
我趁金振秀终于肯开口说话时赶紧追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他紧抓着少年的手臂逼问：“我刚不是叫你快回去吗？你不是也答应我会离开吗？”
“审判？”
原本睡死的金振秀，在听见少年的说话声后瞬间惊醒，迅速睁开眼睛坐起身子。
“还记得金英载吗？那个和我们关在同一间牢房的孩子。”
“我好困，让我在这里跟哥哥睡一下吧。”
我面对他席地而坐，和他一样正襟危坐了一阵子之后，缓缓靠到了冰冷的墙上。
少年闭着眼睛回答：
“就是我侄子辈的那个男孩。”
“谁啊？”我用沙哑的嗓音问道：“你谁啊？哪里来的？”
“嗯。”我应了一声，不知为何突然不想再继续听他说下去。
我感觉到有人小心翼翼的开门，又再默默关上，于是赶紧睁开了眼睛。那是一名瘦弱的稚龄国中生，一头短发像栗蓬似的，不知何时已经倚在沙发边上坐着。
“他进了精神病院。”
奇怪的是，看着他入睡的其他人也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放松地靠墙坐下，一个接一个开始打起瞌睡，我也只好无奈地缩起身子，坐在金振秀躺着的那张沙发旁。该如何说明眼前这番情形呢？明明是最需要打起精神不可以睡着的时候，是最需要倚赖理性冷静的时候，我们反而陷入了眼睛、鼻子、嘴巴都毫无知觉的朦胧昏睡中。
“是喔。”我再次回应他，并转头看向冰箱。冷藏柜最下层有四瓶烧酒，像是两天份的备用药一样，默默藏在那里面。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不到三十分钟他就回来了。有别于出去时紧张戒备的神色，他回来时表情已经全然放松。他似乎再也难敌连日累积的疲惫，眯着双眼将枪枝靠在一旁墙上，跑去躺在窗边的人造皮革沙发上睡着了。我摇晃他的身体叫他醒醒，他咕哝着对我说：“不好意思，我眯一下就好。”
“可能永远都无法出来了。”
作战室室长把金振秀叫到走廊上的时候已经是午夜，室长请他帮忙护送所有女子离开道厅，宏亮的嗓音就连在会议室里的我们也都能清楚听见。我当时在心里默默猜测，室长指定他来负责这件事情，想必是因为只有他特别纤瘦，就算最后临阵脱逃没再回来也毫无影响。我想起当时我看着他神情凝重带着枪走出去，心里是这么想的：“是啊，你还是别回来了。”
我起身走向冰箱，取出烧酒放在托盘上，再拿出两个透明烧酒杯。我抓着瓶身准备打开瓶盖时，累积在玻璃瓶表面的水珠沾湿了我的手掌。
我和金振秀等十二人成一小组，聚集在二楼的小会议室里。我们抱持着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心态，彼此先进行了一轮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写下简短的遗书，附上姓名和地址，放进衬衫前的口袋里，方便日后家属找寻。当时我们确实还没体悟到即将要面临的事情，但是自从无线电里传来戒严军已经进入市中心的讯息后，我们终于开始感到紧张。
“听说他差点杀了人。”
其实我没想到他会待到那天晚上。我认为他会是那些主张回收枪枝，在戒严军进来前清空道厅、不让任何人牺牲的学生之一。就算他留下来待到晚上，我也仍心存怀疑，感觉他就是会在凌晨十二点钟以前自己逃跑的那种人。
我把小鱼干和蜜黑豆盛进小碟子里，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想要将烧酒倒进制冰盒里弄成烧酒冰块，要是咬着骰子形状的烧酒冰块，不晓得会是什么感觉。
据我所知，他主要负责的工作包括掌握受害人数、管理遗体、采购棺材，以及用国旗举行葬礼等。
“家里只有这些能当下酒菜。”
当年金振秀只是一名大一新生，脸上还看得见一些小汗毛。他的脸很白，睫毛又长又浓，十分引人注目。每次看他走路都感觉非常匆忙，如今回想起来，应该是因为他的四肢特别细长，所以才显得不够沉稳。
他没有理会将托盘放在他脚边的我，反而加快了说话速度。
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只在作战室看过彼此。
“公设辩护人说，他过去十年来自残了六次，每天晚上都得把安眠药泡进酒里喝下肚才能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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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金振秀的酒杯斟满酒，但是并没有打算和他一起喝醉、一起铺棉被睡觉的意思。我打算叫他喝一些就好，等雨停了以后就打发他回家。我对于过去金振秀与那孩子见过多少面，那孩子日子过得好不好等等，毫无兴趣也不好奇，就算他主动告诉我，我也不是很想听。
传闻他们曾要他把性器官摊放在桌上，威胁说要用树枝鞭打。他们也曾将他裤子脱光、双手绑在身后，拖到禁闭室前的草地，让他趴在地上。在那三小时里，黑蚁爬满了他的身体，咬他的胯下。他获释出狱之后，听说几乎每天都会做关于昆虫的噩梦。
虽然天已经快亮了，但是一直下着雨，窗外就像傍晚一样阴暗。最后我实在忍不住，摊开了床埝和棉被躺下，语气平平地对他说：“你也来眯一下眼吧，感觉你都没睡。”
不，当时并没有人说，是事隔十年之后才听说的。
他在自己的杯子里斟满了酒，一口干下。我把棉被盖到脸上、背对他躺着，他则继续朝我缓慢地诉说那接近诡辩的胡言乱语。
据我所知，金振秀是我们之中遭受更多酷刑的人，或许是因为他的外型较为阴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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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啊，哥，人的灵魂是不是什么屁都不是啊？
您说要用心理层面来剖析金振秀的死亡动机，我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借由汇整我现在告诉您的这些信息，就可以把金振秀的死亡过程复原？或许我们俩的遭遇雷同，但绝对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他所经历的那些事如果不是透过他本人亲口得知，又能如何追查他的死因呢？
还是说，是像玻璃那种东西？
那么您是想要来帮我的吗？但是您要写的那篇论文，终究是为您自己写的不是吗？
玻璃是透明又脆弱的，那就是玻璃的本质，所以我们都得小心，否则很容易破碎，要是碎了或者裂开，就不能用了，就得丢掉了。
先生您曾在电话里说过，金振秀不是第一个自杀的案例，我们之中有更多人有可能选择这条路。
以前我们有着牢不可破的玻璃，我们甚至从未怀疑过那是玻璃还是什么材质，就是个透明坚硬的真品。而我们在破碎的那一刻，展现了我们其实是有灵魂的，这也证明了过去我们的确是用玻璃做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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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第一次打电话给我询问关于金振秀的事情时，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连和您约好要在这里碰面时，我也思考着这个问题。日复一日，没有一天停止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为什么他死了，我却还活着？
那次是我们在他生前最后一次见面。
不，我也一样睡不着觉，没有一天能安稳入眠，我想只要还留有一口气在，日子应该会继续这样下去。
接获他的讣闻是在那年冬天。那三个月他究竟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我无从得知。虽然中间他打过一通电话到我的办公室，但是我当时正在忙没有接到，后来回拨给他，他也没有接我电话。
是因为他睡得比较少吗？
那年秋天时常下雨，每次只要下完一场雨，气温就会骤降。每到凌晨下班后，我走回我家小巷时，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包括他死后也是。只要经过位于街角的那栋房子，尤其是下雨天，就会使我想起身穿黑色防水外套，在黑暗中像幽灵般独自站在那里的金振秀。
不，我也和他一样饱受折磨。
他的葬礼办得十分简陋。他的家人和他一样有着深邃的双眼皮和长长的睫毛，也都有着空洞、深不见底的眼神。他的姊姊感觉以前是个美女，她面无表情地握了握我的手。由于他们缺少帮忙抬柩的人手，所以我一起陪同到火化场。我看到他的棺材送进火化炉里，便先行离开了。我记得那个地方没有公车，还走了三十分钟左右，到有公车停靠的三岔路口上等车。
是因为他遭受的痛苦比较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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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金振秀最后会死掉，和他同组一起吃饭的我却还活着。
我没看过他的遗书。
其实我不晓得原因。
这张照片真的是和遗书夹在一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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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那些事。
一个月前接获他的讣闻时，我最先想起的就是他那双眼睛。在混浊的豆芽汤里挑着豆芽菜往嘴里放，吃到一半突然停下来偷看我的那双眼。他和我一样早已变成一只野兽，用那双冰冷空洞的眼睛，默默看着正在恶狠狠盯着他咀嚼蠕动的双唇、深怕他会把豆芽菜全吃光的我。
就算我们曾经走得很近，但又能多近呢？我们彼此依靠，同时也总是想把彼此痛打一顿，想要抹去彼此，想要永远推开彼此。
监狱里提供的三餐，每次只有一撮饭、半碗汤和泡菜，而且还得两人一组，一起分食那盘食物。当我被安排和金振秀同一组时，说实话觉得松了一口气。当时的我有如灵魂已逐渐抽离的野兽，而他看起来不像是食量大的男人。他一脸苍白，眼周像病患一样暗沉，面无表情地眨着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
我需要对这张照片解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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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从何开始解释？如何解释？
我也记得饥肠辘辘的感觉，像白色吸盘一样怎么甩也甩不开，吸附在我阖着的眼皮、额头、头顶与后颈上。那些吸盘会慢慢吸走我的灵魂，直到灵魂像白色泡泡般膨胀，濒临破碎。那些黑暗又惊险的瞬间，至今还刻骨铭心。
有人被枪射中身亡，地上都是血迹。这应该是道厅前院的外国记者进去拍的吧，因为韩国记者当时是不得进入的。
在塞满将近一百名男性的狭小空间内，几乎没有任何空隙，彼此只能紧贴而坐，每个人都汗如雨下。沿着后颈缓缓流下的究竟是汗水还是小虫，我们无从分辨，也无从确认。大汗淋漓之后虽然口渴难耐，但是一天之中能够喝水的时间只限三次，也就是三次用餐时间。我一直深刻记得就算是尿液也想要接来喝的动物本能，深怕自己会突然想打瞌睡的焦虑，以及他们随时都有可能用香烟戳我眼皮的那份恐惧。
应该吧，应该是从摄影集里面剪下的，反正市面上不是出过各式各样的摄影集吗？
牢房里的所有人都得正襟危坐，直视正前方的铁窗。一名下士就曾说过：“要是谁的眼珠敢乱动，我就用点燃的香烟把他眼球戳瞎。”实际上真的有一名中年男子被他们用香烟火苗蹂躏眼皮；另外有一名无意间用手指摸了一下脸颊的高中生，也遭到拳脚一阵毒打，直到他失去意识瘫软在地。
现在是要我推测金振秀死前为什么会拿着这张照片，为什么会夹在他的遗书里面吗？
不过，也别以为从调查室回到牢房以后就能够放松休息。
我得告诉您关于这些倒卧在血泊之中的孩子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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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什么权利要求我说明？
第一阶段严刑拷问完毕后，他们会开始冷静询问，不论我怎么回答，步枪的枪托都会朝我的脸重击。我本能地用两只手臂抱紧头部，往墙壁方向退缩。要是我倒地不起，他们就会用脚踹我的腰间与背部，直到我感觉自己快要断气，赶紧翻身朝上为止。接着，就会有军靴在我的小腿胫骨上狠狠蹂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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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mi黑色圆珠笔是每次只要走进调查室，就会备好放在桌面的第一阶段严刑拷问。他们似乎是想要借此告知我们，身体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也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走，那里唯一允许的事情只有令人发疯的疼痛，只有足以吓出一身屎尿的疼痛。
我们按照军人指示在二楼用头顶地稍息，在太阳日渐东升的时候被拖到道厅院子上。我们的双手绑在背后，一排人跪坐在院子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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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军官朝我们走了过来，他用脚上的军靴依序踢我们的背，让我们一头栽在泥土里，并且肆无忌惮地咆哮谩骂：“他妈的，老子可是参加过越南战争的人，死在我手里的越南共匪超过三十个，那群肮脏的赤匪！”当时，金振秀就在我旁边，当军官一脚踩上金振秀的背时，偏偏他的额头就顶在一颗小石子上，因此流出了鲜血。
铁栏杆隔成的五间牢房连成一片扇形，持枪的军人站在正中央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刚开始被押进牢房时，没有任何人敢出声，就连年幼的高中生也没开口问过一句这是什么地方。彼此眼神不曾交会，只有沉默。我们需要一些时间让自己接受那天凌晨发生的事情，在牢房里那一个多小时的绝望沉默，是我们生而为人能够坚守的仅剩尊严。
就在那时，五名年纪较轻的学生从二楼高举双手走了下来。他们正是戒严军点亮照明弹开始用机关枪乱扫射时，我叫他们躲在小会议室档案柜里的那四名高中生，还有在沙发上和金振秀短暂闲聊过的那名国中生。他们因为没再听见枪响，于是便按照金振秀千叮万嘱的方式，丢下武器下楼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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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兔崽子！”军官的脚依然踩着金振秀的背，激动地喊道：“干他妈的小赤匪！现在是要投降的意思？觉得就这样死掉太可惜了，是吗？”他的脚始终没有从金振秀的背上离开，甚至举起了手上的M1 6瞄准那群孩子。他毫不犹豫地开枪扫射那群手无寸铁、举手投降的孩子，我也不自觉地抬起头望向他的脸。“我操你妈的，像不像在看电影啊！”他龇牙咧嘴地笑着对他的部下说道。
我原本也以为伤口都已经见骨了，应该不会再继续对那个部位施予严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明知那是最痛的地方，却还是将棉花取下，继续插上那只圆珠笔，使劲地往更深处扭转。
这样说您明白了吧？这张照片里的五名孩子会在地上躺成一排，并不是死后才将他们排成这样的，而是当时他们乖乖按照我们的指示，举起双手、排成一线走过来。
徒刑我的牢房里关着九十多名男性，绝大部分都和我一样，在相同位置塞着酒精棉花。由于彼此之间严禁交谈，要是看见对方的手指间也塞着棉花，短暂四目交接后，便会立即别开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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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其实多少还能忍受，但是每天同样的部位都遭受同样的酷刑，久而久之伤口也会变深，血液夹带着脓疮流出，之后伤口甚至深得能见到里面的骨头。他们发现我这伤口已经见骨后，用沾了酒精的棉花把洞填满。
有些记忆是时间治愈不了的伤痛，不会因为事隔多年而变得模煳或者遗忘，吊诡的是，时间越久反而只会剩下那些痛苦记忆，对其他回忆则逐渐麻木。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就像电灯泡一颗一颗坏掉一样。包括我自己也可能自杀，我心知肚明。
是的，就是那样扭转的，往这个方向，这样子。
现在换我想要问先生您一个问题。
当然，是穿在我的左手，因为右手还得用来写调查书。
所以说，人类的本质其实是残忍的，是吗？我们的经历并不稀奇，是吗？我们只是活在有尊严的错觉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变成虫子、野兽、脓疮、尸水、肉块，是吗？羞辱、迫害、谋杀，那些都是历史早已证明的人类本质，对吧？
那是一支很普通的笔—Monami黑色圆珠笔，他们将它交错穿插在我的手指之间。
我在一次因缘际会下，遇见一名曾经投入釜马民主抗争 [2] 的空军部队军人。他听完我的遭遇以后，向我坦承他的身分，并说其实是上头下令镇压时要尽可能凶狠粗暴，还说会给残忍施暴的军人几十万韩圜的奖励金。他说其中有一名军人就对他说过：“这有什么问题？你打人，人家还给你钱，没理由不动手吧？”
羞辱、迫害、谋杀，那些都是历史早已证明的人类本质，对吧？
我还听说当初被派去参加越南战争的韩国军队，把当地的女子、孩童和老人聚集在乡下的村民会馆里，放火将他们统统烧死。当时就是有人在干完这种事情之后得到了奖赏，所以那次戒严军里的某些军人，才会带着越南战争时期的记忆来屠杀我们。就像在济州岛、关东、南京或波士尼亚等地，所有惨遭屠戮后重新开始的土地上发生的那些事一样，同样的残忍仿佛是刻在基因里的。
我们只是活在有尊严的错觉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变成虫子、野兽、脓疮、尸水、肉块，是吗？
我没有忘记每天与我见面的人都是人类的事实，包括现在在听我述说这一切的先生您也是，我自己也是。
我们的经历并不稀奇，是吗？
我每天都会看看我手上的疤，就是当初见骨的位置，用手摸摸那曾经不停渗出血水、腐烂化脓的地方。每次只要偶然看见平凡无奇的Monami黑色圆珠笔，就会不自觉地屏息等待，等待时间能像一摊泥泞一样将我洗刷殆尽；等待遇见真正的死亡，把我这份日夜萦绕在心、丑陋肮脏的死亡记忆统统抹去，然后彻底放过我、让我解脱。
所以说，人类的本质其实是残忍的，是吗？
我正在奋斗，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奋斗，与还活着的自己、与没死掉的羞耻感奋斗，与我是人类的事实奋斗，与唯有死亡才能让我解脱的想法奋斗。先生呢？和我同样都是人类的您，能给我什么样的答复呢？
（振秀的故事）
子弹与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