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母亲不解地问。
“我想见神父。”他宣布。
“最好是耶稣会的，”他的笑容越发明媚了，“是的，必须是耶稣会的。城里有。你可以打电话请一位来。”
“你想让谁来？”她怀疑地问。
“你是怎么回事？”母亲问。
他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母亲抬起头。他再次前倾身体坐着，对她微笑。他的脸色越来越灿烂，似乎刚刚想到一个绝好的主意。她盯着他。“我来告诉你我想让谁来。”他说。自从回到家，他头一次露出愉悦的表情；虽然，她觉得那表情透出一种狡诈。
“虽说神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他说，“耶稣会更为保险，断不会有傻瓜。耶稣会神父可以聊聊别的，而不是只聊天气。”他想起了耶稣会士伊格内修斯·沃格尔，就可以想象这位神父会是什么样子。或许稍许世故，稍许愤世嫉俗。有他们那个古老机构做保护，神父们可以是愤世嫉俗的，执于两端，对抗中间。在他死前，他可以与一位有文化的人交谈——哪怕是在这片荒漠中！何况，还有什么事能更激起母亲的愤怒吗？他不明白怎么早没想到这个主意。
“很高兴还有事情能让你开心。”她尖酸地说道。
“你不是那个教会的，”福克斯太太简短地说，“二十英里路呢，他们不会派神父来。”她希望这件事能就此了结。
“行啊，你要是请他来这儿，我就跟他说见鬼去吧，”他说，“布什！没有比他更糟的了！”
他向后靠了靠，沉浸在这个念头中，决心要逼迫她打电话。只要他坚持，她总会照他的意思做。“我要死了，”他说，“就求你这么一件事，你还拒绝。”
“我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她说，“他还有克里奥佩特拉时期的钱币呢。”
“你没有要死了。”
他的反应出乎她的意料。他开始浑身颤抖，发出阵阵狂笑，像是喘不上气来。一分钟后，渐渐平息，变成了咳嗽。“你要是认为我的死亡需要精神救援，”他说，“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那头蠢驴布什更是帮不了我。上帝呀！”
“等你明白，”他说，“就晚了。”
“好吧，”她说，“你要是不想写书，就写诗吧。挺好。”她意识到他需要跟有知识的人交谈，可她认识的文化人只有玛丽·乔治，而他不愿跟她讲话。她还想到了布什先生，他是卫理公会的退休牧师，她还没跟他提过这件事，现在想冒险一试。“我想请布什博士来看看你，”她夸大了布什先生的头衔，“你会喜欢他的。他收集稀有钱币。”
又是一段令人不悦的沉默。母亲继而说：“现在的医生们不会允许年轻人死去。他们给他们吃那些新药。”她坚定地晃动着脚，令人心烦意乱，“人们不像以前那么容易死了。”
他轻轻把头向后一靠，好像怕它会裂开似的。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什么书都不写了。”
“母亲，”他说，“你该做好准备。我觉得就连布洛克都知道，他只是还没告诉你。”自从首次造访后，布洛克每次来都沉着脸，不再说笑话，做鬼脸，只是默默地给他抽血，镍币色的眼睛也不太友好。他理应是死亡的敌人，现在他似乎明白了自己真的是在与死亡角力。他说没搞清楚病因，他是不会开药的。阿斯伯里当着他的面就笑起来。“母亲，”他说，“我就是要死了。”他说得斩钉截铁，想让每个字都似锤子般砸在她头上。
“加上战争，”她建议说，“那样书就可以写得长。”
她的脸色变得微微苍白，眼睛一眨不眨。“难道你以为，”她生气地说，“我会坐在这里，任你去死？想都别想。”她的两只眼睛坚定如远处两道亘古的山脊。头一次，他清楚地感到了一丝疑虑。
他可以感到胃里的肌肉开始收紧。
“你是这么想的吗？”她严肃地问。
上午他们坐在门廊时，母亲觉得有时得聊些他感兴趣的事。第三天上午，她开始聊他的写作。“等你身体好了，”她说，“我觉得你可以写写这儿，写写南方还是挺不错的。我们需要另一本像《飘》这样的好书。”
“我不认为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他的声音颤抖。
在家的日子让他忍无可忍，于是他提前两天回到了纽约。对他而言，他的生命在那里已然结束，现在的问题是他还要在这里苟延残喘多少时日。他可以加速他的死亡，但自杀不能算作胜利。死亡正合法地向他走来，是正当的，是生命给予他的礼物。那是他最伟大的胜利。还有那些德高品优的邻居，在他们眼里，儿子自杀意味着母亲失败，虽说这是实情，他还是不想让母亲在众人面前难堪的。至于她将在信上读到的，那是私密的启示。他把笔记本封在了一只马尼拉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只在阿斯伯里·波特·福克斯死后开启。”他把信封放在他的房间的书桌抽屉里，上了锁，钥匙揣进睡衣口袋，他还没想好最终要把钥匙放在哪儿。
“哼。”她起身离开了门廊，似乎再也无法容忍这种愚蠢。
“小时候她抽他抽得不够。”兰德尔说。
他把耶稣会抛在一旁，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自己的症状：他烧得更高了，还不时地打寒战；他几乎没有力气把自己拖到门廊；他厌恶食物；布洛克无法给她哪怕是一点点安慰。哪怕是在门廊坐着时，他都能感到新一轮寒战要开始了，似乎死亡已在拨弄他的骨头。他把阿富汗毛毯从脚上拽下来，披在肩上，摇摇晃晃走上楼梯上了床。
“他对他妈说话咋恁难听？”
他的状况越来越糟。接下来的几天，他变得愈发虚弱，没完没了地拿耶稣会的事烦她。终于，她绝望了，决定满足他的蠢念头。她打了电话，用冷冷的语气解释说她儿子病了，也许有点昏了头，希望能和神父聊聊。阿斯伯里赤着脚，裹着阿富汗毛毯，俯身倚着楼梯扶手听她打电话。母亲挂断了电话，他朝楼下喊，问神父什么时候来。
“他做是他的事，”兰德尔说，“我做是我的事。”
“明天什么时候。”母亲不耐烦地说。
“上帝呀！”阿斯伯里爆发了，“她她她！”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接着试，但就是无法让他们喝那里的牛奶。几天后的下午，他正要进奶房，听到摩根问：“你咋天天都让他喝那个奶？”
她打电话了，由此他看得出来她的信心已动摇。每次她请布洛克来，或送他出去，他们总要在楼下门厅里低语一阵。那天晚上，他听到她和玛丽·乔治在客厅低声交谈。他觉得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就起身蹑手蹑脚地走到过道，下了三级台阶，好听得清楚些。
“她不让。”摩根说。
“我只能请神父来，”母亲正在说，“我担心这次真的很严重。我以为只是精神崩溃，现在看来是真病了。布洛克大夫也认为是真病了，不论是什么病，都已恶化，他这么虚弱。”
“为什么？”
“别幼稚了，妈妈，”玛丽·乔治说，“我以前跟你说过，现在再跟你说一遍：他的毛病纯粹是心病。”不论什么事，她都是专家。
“我喜欢，只是不喝那个奶。”
“不，”母亲说，“是真病了，大夫说的。”他好像听到她的声音哽咽了一下。
“不喜欢牛奶吗？”阿斯伯里问。
“布洛克是个傻瓜，”玛丽·乔治说，“你必须面对事实：阿斯伯里写不出东西来，于是就病了。他将会成为一个病人，而不是艺术家。你知道他需要什么吗？”
阿斯伯里不喜欢喝牛奶。第一杯热奶已经让他的胃不舒服了。他喝了半杯手中的奶，剩下的递给那黑人。黑人接过奶，往杯子里看了看，似乎里面藏着什么大秘密，然后把杯子放在冷却器旁的地板上。
“不知道。”母亲说。
摩根盯着他；随后脸上现出心意已决的狡诈之色。“我还没见你喝那奶。”他说。
“两三次电击治疗，”玛丽·乔治说，“把艺术家的事从他脑子里赶出去，一了百了。”
阿斯伯里转过身，把杯子递给摩根。“来吧，小伙子，喝杯奶。”他说。
母亲轻叫一声，他抓住了扶手。
“不想喝那奶。”兰德尔说。
“记住我的话，”姐姐继续说，“接下来这五十年，他在这里也就是件摆设。”
另一个走了过来，站在门口。
他回到床上。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对的。他让他的神祇——“艺术”，失望了，不过他是个忠实的仆人，而“艺术”带给他的却是死亡。他一开始就清楚这一点，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去睡了，心里想着家族墓地里那块静谧之地，很快他将躺在那儿。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他的尸体被慢慢抬到那里，母亲和玛丽·乔治兴味索然地坐在门廊椅子上看着。棺材架被抬过水坝时，她们可以抬头看到水池里送葬队伍的倒影。一个瘦长的带着罗马领的黑影跟随其后。他有一张神秘而严肃的脸，微妙地将禁欲与腐败融为一体。阿斯伯里被放置在山坡上的一处浅墓里，送葬的人们面目模糊，静静地站了会儿，便在暮色愈深的草地上散开了。耶稣会神父退到一棵枯树下抽烟冥想。月亮升起，阿斯伯里感到有什么东西向他俯下身来，他那冰冷的脸感到了温柔的暖意。他知道这是“艺术”来唤他苏醒，他坐起身，睁开眼。山那边，母亲的房子灯火通明。黑黑的池塘里散落着点点镍币色的繁星。耶稣会神父已经消失了。在他四周，只有散开的牛群在月光下吃草。一只硕大的白牛，身上甩着些狂乱的斑点，正在舔他的脑袋，好像那是个盐块。他惊醒了，夜间盗汗湿透了被褥。他坐在黑暗里，瑟瑟发抖，意识到时日无多。他向下凝视死亡的火山口，昏沉沉倒在了枕头上。
阿斯伯里仍然伸着胳膊给他递杯子，“烟都拿了，”他说，“拿着奶。每天损失一两杯，对我母亲不算什么。我们要想自由地生活，就得自由地思想！”
第二天，母亲注意到他那张憔悴不堪的脸似有种出尘超凡的感觉，好似濒临死亡的孩子必须提前过圣诞。他坐在床上，叫人重新摆放几把椅子，移走一幅画，画中是位绑在岩石上的少女，他知道这幅画会让耶稣会神父发笑的。他还让人拿走了那把舒服的摇椅。待他指挥完毕，他的房间，配上墙上脏兮兮的污迹，真如牢房一般。他觉得来访者可能会为之倾倒。
“她不让喝，我们谁都不让喝这儿的奶。”兰德尔说。
他等了一上午，不时焦躁地抬头看着房顶那只口衔冰凌的大鸟，它似乎停在半空，也在静候；时近黄昏，神父才到。母亲一开门，楼下客厅就传来巨大的声响，却听不清在说些什么。阿斯伯里的心脏疯狂地跳动着。楼梯上旋即响起沉重的脚步声，吱嘎吱嘎。几乎同时，母亲一脸肃然地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位身形庞大的老人，他几步跨过房间，抄起床边的椅子，塞到屁股下面。
“听着，”阿斯伯里哑着嗓子说，“世界在变。没理由管你先喝我后喝，或我先喝你后喝！”
“我是费恩神父——来自婆枷拓厉。”他朗声说道。他长着一张大红脸，头发灰白硬挺，一只眼瞎了，那只好眼却是湛蓝清澈，目光炯炯地盯着阿斯伯里。他的马甲上有块油污。“这么说你想和神父聊聊？”他说，“很明智。我们谁都不知道我们的主会在何时召唤我们。”说完，他抬起好眼看着阿斯伯里的母亲，说道：“谢谢，现在您可以离开了。”
“她不让。”他重复了一遍。
福克斯太太身子一僵，并没有动。
阿斯伯里又倒了一杯递给他。
“我想与费恩神父单独聊聊。”阿斯伯里说，突然感觉自己在这儿有了盟友，尽管他想象中的神父可不是这个样子。母亲厌恶地看了他一眼，走出房间。他知道她不会走远，最多走到门外。
第二天下午，他和兰德尔在奶房把鲜奶装入罐中，他捡起一只黑人喝光的果冻杯，突发奇想，给自己倒了杯热奶，一饮而尽。兰德尔不再倒奶，弓腰停在奶罐上方，看着他。“她不让，”他说，“她不让干那事。”
“您能来真是太好了，”阿斯伯里说，“这地方实在无聊至极。有智识的人在这儿根本找不到可交流之人。我想知道您怎么看乔伊斯，神父？”
第二天，两罐牛奶被乳品厂退了回来，因为沾染了烟草味儿。他揽下罪责，跟母亲说抽烟的是他，不是黑人。“如果你抽了，他们也抽了，”她说，“你以为我不了解他们？”她无法相信他们是无辜的；不过这次经历让他很兴奋，他已决定要换种方式再来一次。
神父抬起椅子往前挪了挪。“你得大声嚷才行，”他说，“一只眼瞎，一只耳聋。”
“我知道。”阿斯伯里说，刻意停顿了一下，摇了摇烟盒，先递给兰德尔，他取了一支，又递给摩根，他也取了一支。他亲自给他们点着烟，三个人站在那儿一起抽。静悄悄的，只有两台挤奶器咔嗒咔嗒有节奏地响着，以及偶尔牛尾甩在牛身上的声音。这是那种共享同参的时刻，黑白间的隔阂化为乌有。
“您怎么看乔伊斯？”阿斯伯里提高了声音。
另一个走过来，站在那儿笑。
“乔伊斯？哪个乔伊斯？”神父问。
“他们是得知道啊。”他咕哝道，但和她争论没什么意义。去年他在写一部关于黑人的剧本，便想和他们多相处，了解他们关于自身处境的真实想法，但给她干活的那两位这么多年下来，所有进取心早已消弭殆尽。他们不说话。叫摩根的那位肤色浅褐，有些印第安血统；另一位年纪稍长，叫兰德尔，很黑很胖。他们每次跟他说话，就好像是在对着他所在之处的右边或左边的某个隐形的影子讲话。跟他们一起干了两天活，他觉得并没有和他们建立起关系，于是决定尝试一下比交谈更为大胆的举动。一天下午，他站在兰德尔身旁，看着他调整挤奶器。他默默地掏出香烟点燃了一支。黑人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着他。等阿斯伯里吸了两口后，他说：“她不让在这儿吸烟。”
“詹姆斯·乔伊斯。”阿斯伯里大笑。
他不耐烦地听着母亲细数雇工的不是。“那俩可不笨，”她说，“他们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神父的大手在空中一挥，仿佛要赶走讨厌的蚊虫。“我没见过他，”他说，“好了。你每天都做早祷和晚祷吗？”
之后几天，虽然他的身体迅速恶化，脑子却异常清醒。面临死亡，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觉悟状态，这与他不得不听的母亲的絮叨完全不相称。母亲的絮叨大多是关于那些叫黛西或贝茜·布顿的奶牛，以及它们那些隐秘的身体机能——它们的乳腺炎，它们的螺旋蛆，以及它们的流产。母亲执意要他白天去门廊上坐坐，“欣赏美景”，他没有力气反抗，只好将自己拖出去，蔫头耷脑地僵坐着，一条阿富汗毛毯裹着双脚，双手握紧扶手，似乎准备跃入蓝得耀眼的瓷一般的天空。草坪向下延展四分之一英亩，一道铁丝栅栏将其与前面的牧场隔开。白天，枯奶期的奶牛在那里的一排枫香树下休息。路那边是两座小山，中间有方池塘，母亲坐在门廊上，可以看着牛群走过水坝，到路那边的小山上去。一道树墙环绕着整片风景。白天他被迫坐在那里时，树墙呈现出水洗蓝色，让他悲哀地想起黑人们穿的褪色工服。
阿斯伯里似乎糊涂了。“乔伊斯是位伟大的作家。”他咕哝道，忘了要嚷才行。
阿斯伯里的眼睛冒着怒火，呈现出恶狠狠的紫罗兰色。“我的问题你解决不了。”他重复了一遍，躺下，闭眼，直到布洛克和他母亲离开房间。
“你不做，嗯？”神父说，“只有按时祷告，你才能成为好人。不跟祂说话，就无法爱耶稣。”
“若不是真的病了，”福克斯太太解释道，“他是不会这般失礼的。我希望您能天天来，直到他痊愈。”
“我一直想了解受难耶稣的奥秘。”阿斯伯里嚷道，但神父似乎没听见。
“大多数问题我都解决不了，”布洛克说，“还没有什么事是我完全明白的。”他叹了口气，站起身。他的眼睛似乎是在很远的地方冲着阿斯伯里发光。
“你对纯洁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问，阿斯伯里的脸色变得煞白，神父没等他回答接着说，“我们都有问题，你必须向圣灵祷告才能得到答案。精神、心灵和肉体。没有祷告，什么都无法战胜。和你的家人一起祈祷。你和家人一起祈祷吗？”
阿斯伯里坐起来，怦怦直跳的脑袋探向前方，“我没请你来。我不回答你的问题。你不是我的医生。我的问题你解决不了。”
“上帝不许，”阿斯伯里喃喃道，“我母亲没时间祷告，我姐姐是无神论者。”他大声嚷道。
布洛克弯腰从袋子里拉出一条橡胶管，把阿斯伯里的袖子撸上去，将管子绑在他的大臂上。之后取出一支注射器，找静脉，边把针头往里插，边哼着赞美诗。他的血液的隐私被这笨蛋侵犯了，而阿斯伯里只能怒冲冲地躺在床上，直勾勾地看着。“主啊，从容不迫而坚定。”注射器满了，布洛克拔出了针头。“血液不会撒谎。”他说。他把血液倒进一只瓶子，盖好盖子，放进包里。“阿兹白里，”他开始发问，“多久……”
“可耻呀！”神父说，“那你必须为她们祈祷。”
“阿斯伯里！”他母亲说。
“艺术家通过创作祈祷。”阿斯伯里试探着说。
“是她请你来的！”阿斯伯里说，“她可以回答你。”
“不够！”神父打断了他，“如果你不每天祈祷，你就是在忽略你那不朽的灵魂。你知道你的教义问答吗？”
“你的嗓子疼多久了？”布洛克问。
“当然不知道。”阿斯伯里咕哝道。
“阿斯伯里！”他母亲说。
“谁创造了你？”神父严厉地问。
阿斯伯里不假思索地张开嘴，钻头般的目光左右看了看，钻了进去。他猛地闭上嘴，呼哧带喘地说：“我要是想看医生，就待在北方了，那里有好医生！”
“关于这事儿，不同的人相信不同的说法。”阿斯伯里说。
布洛克把手放在那张愤怒的脸上，扒开下眼睑仔细查看。“你在北方一定是流浪来着。”他说。他开始按压阿斯伯里的后腰。“我也去过那儿，”他说，“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那里有多匮乏，立刻打道回府。张开嘴。”
“上帝创造了你，”神父简短地说，“谁是上帝？”
阿斯伯里的后脑怦怦的跳动声持续不断，好像他的心脏被困在那里，挣扎着要冲出来。“我没请你来。”他说。
“上帝是人创造的一个念头。”阿斯伯里说，他感觉自己正大步前行，这个问题他俩可以好好探讨一番。
医生凑得更近了，晃了晃耳朵。布洛克秃顶，长着一张婴儿的无知圆脸，浑身上下似乎毫无智慧可言，除了双眼。无论他在看什么，两只冷冷的镍币色眼睛都一动不动地悬在那儿，充满好奇。“你看起来真的很糟，阿兹白里，”他嘀咕着摘下听诊器，丢进包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你这个年纪的人能看起来这么可怜。你对自己做了什么？”
“上帝是无限完美的灵，”神父说，“你是个极其无知的男孩儿。上帝为什么创造你？”
“让他出去。”阿斯伯里咕哝道。他似乎是从一个黑洞的底部看着那张愚蠢的脸。
“上帝没有……”
孩子们是无法抵挡布洛克的魅力的。方圆几英里，他们又是呕吐，又是发烧，只为布洛克能来看他们。福克斯太太站在他身后，笑得一脸灿烂。“布洛克大夫来了！”她那语气就好像是在屋顶上逮住了这位天使，带他来见她的宝贝孩子。
“上帝创造你是为了让你认识祂，爱祂，在这个世界侍奉祂，并在下一个世界与祂共享福祉！”老神父放了一通连珠炮，“如果不学习教义问答，你又怎能知道该如何拯救你那不朽的灵魂？”
下午醒来时，一张粉红色脸悬在他的上方，张着嘴，脸的两侧那两只熟悉的大耳朵上挂着布洛克的黑色听诊器，听诊器管向下延伸到他敞开的胸部。看到他醒了，医生做了个中国佬似的鬼脸，眼珠几乎翻到了脑门外，叫道：“说啊——！”
阿斯伯里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是时候摆脱这个老傻瓜了。“听着，”他说，“我不是天主教徒。”
她走之后，他躺了一阵子，盯着灰墙上的水印。从房顶的装饰线开始，渗水刻画出一道道长长的冰凌形，在他的床正上方的天花板上，另一片渗水则刻画出一只展翼猛禽。它口衔一道冰凌，与喙成直角，翅膀和尾翼上也挂着些小冰凌。自他孩提时起，它就在那儿了，他看到它就觉心烦，有时还感到恐怖。他常有种幻觉，好像它会动，行将诡谲地飞下，将冰凌放在他的头上。他闭上眼睛想：看不了多少日子了。接着便沉沉睡去。
“为不祈祷找的烂借口！”老人哼了一声。
他转过头，一张苍白木讷的脸看着她。“关上百叶窗，让我睡觉吧。”他说。
阿斯伯里躺在床上，身子微微一沉。“我要死了。”他嚷道。
“太好了！”她叫道，“你可以在你的房间里弄个小工作室，上午你可以写剧本，下午你可以去奶牛场帮忙！”
“但你还没死！”神父说，“你从来没有和上帝说过话，如何指望与祂面对面？如何指望得到你从来没要求过的东西？上帝不会向那些从未请求过的人派去圣灵。请祂派圣灵来。”
“这次回来，”他说，“我就不走了。”
“圣灵？”阿斯伯里说。
母亲狠狠瞪了她一眼，姐姐离开了房间。福克斯太太随后关上房门，走到床边，在他身旁坐下。“我想让你这次多待些日子，好好歇一歇。”
“你不会无知到根本没听说过圣灵吧？”神父问。
姐姐到了门口，一脸好奇，由着那黑箱子重重地掉在门槛上。之后她用一只脚推着箱子向前走，直到能够看清他。“要是我的气色像你这样糟，”她说，“我就去医院。”
“我当然听说过圣灵，”阿斯伯里怒气冲冲地说，“圣灵是我最不想要的！”
他坐起来，烦躁地说：“我不想吃什么早餐，我可以自己打开箱子。别管了。”
“那么恐怕你最得不到的就是祂，”神父说，那只严厉的眼睛冒着怒火，“你想要你的灵魂永遭诅咒吗？你想与上帝永远疏离吗？你想忍受最可怕的痛苦吗？比火焚还要痛苦，失去之痛？你想要永远承受失去之痛吗？”
“我把包打开，把你的东西拿出来，”她说，“你就直接上床吧，过几分钟，我就把早餐给你端来。”
阿斯伯里无助地晃动着胳膊腿，好像被那只可怕的眼睛钉在了床上。
除了这封信，他已销毁他写的所有东西——两部没有生命力的小说，六部停滞不前的剧本、散文诗，还有短篇小说的构思——他只保留了写着这封信的那两个笔记本。笔记本在那只黑色手提箱里，他姐姐正呼哧带喘地拖上第二层台阶。母亲提着那只小一点的包，走在前面。她进房间时，他翻了个身。
“你的灵魂盛满垃圾，圣灵如何进入？”神父吼道，“当你认清自己时，圣灵才会莅临，你就是个懒惰、无知、自负的年轻人！”说着他一拳砸在了小小的床头柜上。
写这封信时，他陷入了绝望的谷底。他觉得读到这封信时，她至少会开始明白他的悲剧，以及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她并没有强迫他做什么。从来没那个必要。她的行为方式就是他呼吸的空气，当他终于找到其他空气后，却发现无法生存其中。他觉得即便她无法立刻明了，这封信也会让她感到寒意侵袭，萦绕不去，或许假以时日，终究会使她看清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福克斯太太闯了进来。“够了！”她喊道，“你怎么敢这样对一个生病的可怜孩子说话？你让他心烦意乱。你必须离开。”
如果说她读这封信是痛苦的，那么写这封信对他来说时常难以忍受——因为要面对她，他就不得不面对他自己。“我到这儿来，是为了逃避家中的奴役环境，”他是这样写的，“是为了寻找自由，解放我的想象力，如放鹰隼出牢笼，使之‘盘桓入不断扩大的螺旋’（叶芝），我找到了什么？它飞不起来。它是一只被你驯化的家禽，愠怒地坐在它的笼子里，拒绝出去！”下面这段划了两道下划线，“我没有想象力。我没有才华。我不能创造。我只有对这些的渴望。你为什么不把那渴望也杀死？女人，你为何剪掉我的羽翼？”
“可怜的孩子连教义问答都不知道，”神父说着站起身，“我认为你应当教会他每天祈祷。你没有尽到母亲的职责。”他又转向床，温和地说：“我会为你祈福，今后，你务必每天祈祷。”说着他把手放在阿斯伯里的头上，用拉丁语咕哝了些什么。“随时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可以再聊聊。”之后便跟随背挺得笔直的福克斯太太走出了房间。阿斯伯里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内心是个好孩子，但非常无知。”
他当然知道，这封信母亲不会一看就懂。她头脑简单，需要些时日才能发现信的意义，但他认为她会明白他原谅了她对他做的一切。而且他认为只有通过这封信，她才会意识到她都对他做了些什么。他不认为她现在对此有任何理解。她几乎察觉不到她的自我满足感，但这封信可能会让她痛苦地意识到这恐怕是他留给她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母亲赶走神父后，迅速回到楼上，本想对他说早就跟他说过，但看到他那苍白、疲惫、憔悴的样子，呆坐在床上，一双受了惊吓的幼稚的大眼睛盯着前方，实在于心不忍，赶紧走了出去。
他在纽约时就给母亲写了封信，写了满满两个笔记本。死之前，他不打算给她看。那封信类似卡夫卡写给他父亲的信。阿斯伯里的父亲二十年前就去世了，他认为这真是一件幸事。他肯定那老头儿是县政府黑帮的一员，乡村一霸，每块蛋糕都要伸出脏手抓一把，他知道他是无法容忍他的。他读过他的一些书信，其愚蠢令他惊诧。
次日清晨，他虚弱极了，她下定决心要送他去医院。“我不去什么医院，”他不断重复，摇晃着咚咚直跳的脑袋，似乎要将之甩离身体，“只要我还有意识，哪家医院都不去。”他痛苦地想着一旦他失去意识，她就可以把他拖到医院去，给他输满血，使他悲惨地活上好几天。他相信大限即将来临，就在今天。想到一生碌碌，他备受折磨。他觉得自己像个空壳，应被填充，可又不知该被什么填充。他开始用心记下房间里的一切，仿佛这是最后一次——可笑的古董家具，地毯上的图案，母亲换上的傻兮兮的画。他甚至看了看那只口衔冰凌的凶鸟，觉得它在那里有什么意义，只是他不明白。
他走进房里，在门厅稍稍停顿，一眼瞥到穿衣镜里他那张苍白而憔悴的脸正盯着自己。他扶着栏杆，吃力地走上陡峭的楼梯，转过平台，一段稍短些的楼梯，进到自己的房间，那是间通风良好的宽敞的大房间，铺着已褪色的蓝色地毯，挂着白色窗帘，那是为迎接他的到来新挂上的。他什么都没看，一头趴到自己的床上，一张窄窄的老式雕花床，床头老高，雕着盛满水果的花篮。
他在寻找什么，觉得必须拥有什么才罢休，某种终极的有意义的巅峰体验，在他死之前他必须让自己得到——通过他自己的智慧得到。他一向依赖自己，从不曾因为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哭哭啼啼。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母亲气愤地低声说，“现在你别说话，别管他。”
玛丽·乔治十三岁，他五岁那年，她曾许诺要给他一个礼物，却没说是什么。她引他进了一个挤满人的大帐篷，他倒退着被她拖到台前，一个穿蓝色西装，戴红白领带的男人站在那儿。“来吧，”她大声说，“我已得救了，你可以拯救他。他可真是个讨厌鬼，而且狂妄得很。”他挣脱她的手，像只小野狗似的蹿了出去。后来他管她要礼物，她说：“你本可以得到拯救，但你那么干，就什么也得不到！”
他倚着车门下了车，忘了他的箱子，晕晕乎乎，径直朝房前走去。姐姐下车，站在车门旁，眯着眼睛看着他那弓腰蹒跚的身影。她看着他走上房前的台阶，惊愕得张大了嘴。“哎呀，”她说，“他还真是不太好。看起来得有一百岁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焦躁，担心自己还没找到什么有意义的终极体验就死掉了。母亲忧心忡忡地坐在床边。她已给布洛克打了两次电话，都没能找到他。他认为即便到了现在，母亲也没意识到他就要死了，更不用说他的时间也就剩下个把小时了。
“艺术家来到了毒气室。”玛丽·乔治用她的鼻音说。
屋子里的光线开始变得诡异，几乎要现出形来。黯淡的光线进到屋里，便静候一旁。外面，它似乎也就挪到了褪色的林线边，他能够看到那林线在窗台上方露出了几英寸。突然，他记起了那次在奶场和黑人们一起抽烟的共同经历，兴奋地颤抖。他们可以最后抽一次烟。
“天哪。”阿斯伯里呻吟了一声。
稍后，他在枕头上转过脸说：“母亲，我想跟黑人们道别。”
她把车开上边道，一群珠鸡呼啦啦飞到空中，围着房子尖叫。“回家啦，回家啦，蹦蹦又跳跳！”她说。
母亲脸色变得苍白。有那么一瞬，她的脸好像要分崩离析了，接着嘴角的纹路变得僵硬；眉头拧在了一起。“道别？”她淡淡地说，“你要去哪儿？”
福克斯太太指出他才二十五岁，玛丽·乔治则说大多数人发表作品的年龄是二十一，他已晚了整整四年。福克斯太太不太懂这些事，她只是说或许他在写一本很长的书。很长的书，在她看来，玛丽·乔治说，他能写出首诗来就很不错了。福克斯太太希望他完成的不仅仅是一首诗。
他只是看着她，几秒钟后才开口：“我以为你知道。找他们来。我的时间不多了。”
在她看来，真正的原因是她根本无法理解敏感是怎么回事，也无法理解作为艺术家，有什么特别。他姐姐说他不是艺术家，他没有才华，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但玛丽·乔治自己也不是个快活的姑娘。阿斯伯里说她假装是什么知识分子，但她的智商不可能超过七十五，她真正感兴趣的就是嫁人，可明智的男人看都不想看她一眼。她曾试图跟他解释玛丽·乔治若是花些心思，可以很有魅力，他却说那对她压力太大，她会崩溃的。他说，她要是有半点魅力，现在也不会是什么县小学校长，而玛丽·乔治则说阿斯伯里要是有半点才华，现在总该发表了些什么。他都发表过什么呢？她想知道，她还想知道，他都写了些什么？
“真是荒唐。”她咕哝道，但还是起身匆匆离开了。他听到她走出房门前又给布洛克打了次电话。在这样的时刻，她如此依赖布洛克，令他动容，也令他悲哀。他等待着，做好了准备，好像一个信徒准备最后一次领圣餐。很快，他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
“不会！”他面露狂喜，“那是不可能的！”
“兰德尔和摩根来了，”母亲说，将他们引进屋，“他们来跟你打招呼。”
她去过一次他在纽约住的那破地儿。他们上了五段黑乎乎的石头台阶，每上一段，都要路过敞开的垃圾桶，最后进了两间潮湿的房间，有一个带马桶的盥洗室。“你在家可不会住这种地方。”她喃喃地说。
他俩笑着走进来，拖着脚到了床边。他们站在那儿，兰德尔在前，摩根在后。“您看起来真的很不错，”兰德尔说，“您看起来很不错。”
“到家了！”母亲说，好像除了她，他们都是瞎子。房子坐落在山丘顶部——一栋白色两层农舍，门廊宽敞，有着漂亮的柱子。每次走近这房子，她便感到自豪。她不止一次地对阿斯伯里说：“你在这儿有家，北边一半的人拼了老命都想住在这样的地方呢！”
“您看起来很不错，”另一个说，“是的先生，您看起来挺好。”
“他怎么了？”玛丽·乔治问。
“我从来没见您看起来这么好过。”兰德尔说。
“玛丽·乔治！”母亲厉声说，“阿斯伯里病了。别招他。”
“是的，他是不是看起来很好？”母亲说，“我觉得他看起来挺好。”
他没理她，也没转头。这一点他是学会了。绝不要搭理她。
“是的先生，”兰德尔说，“我以为您根本没病。”
“刚才那声惨叫是怎么回事？”姐姐在后座拉长了声音，“哦，是你。”她说，“好了，好了，艺术家又来到我们中间了。真是绝了！”她说话带着重重的鼻音。
“母亲，”阿斯伯里无可奈何地说，“我想和他们单独聊聊。”
“好的，好的。”母亲说，马上发动了车。
母亲的身子一僵；之后大步走了出去。她穿过走廊，到对面房间里坐下。透过打开的房门，他可以看到她不时地微微摇晃。那俩黑人的样子就像是他们最后的保护伞被撤走了一般。
阿斯伯里猛地将头转向另一边，可那边一只凸眼睛的格恩西小奶牛正盯着他，它似乎感觉到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天啊！”他痛苦地喊道，“我们能继续走吗？现在是早上六点！”
阿斯伯里的头沉得很，他想不起来他在做什么。“我要死了。”他说。
她转到自家车道上，一段红色土路，四分之一英里长，穿过门前的两片草场。枯奶期的奶牛在一片草场上，产奶期的奶牛在另一片上。她先是减速，随后完全停了下来，一头乳房溃烂的奶牛引起了她的注意。“他们没给它治，”她说，“看那乳房！”
两个人的笑容都冻住了。“您看起来挺好。”兰德尔说。
“我不去找布洛克大夫。”他说完了，深深陷入椅中，直勾勾地瞪着前方。
“我要死了。”阿斯伯里重复道。然后他松了口气，想起来他们是要一起抽烟的。他拿起桌上的烟盒，递给兰德尔，忘了抖出烟来。
“你要是真病了，就该去找布洛克大夫。”
黑人接过烟盒，装进兜里。“我谢谢您，”他说，“我真的非常感谢。”
“我不写剧本了，”他说，“你记清楚：我不去奶牛场干活。我不到外面晒太阳。我病了。我发烧、打寒战、头晕，我只想让你做一件事，别管我。”
阿斯伯里盯着他，好像又忘了要干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注意到另一个黑人的脸色变得悲伤极了；再一转念他意识到那不是悲伤，而是生气。他在抽屉里摸索了一下，拿出一包未打开的烟，一把推给摩根。
她本可以告诉阿斯伯里什么可以帮到他。她本可以说：“如果你出去晒晒太阳，或者在奶牛场干上一个月，你就会彻底改变！”不过她很清楚这个建议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他在奶牛场会是个麻烦，不过如果他愿意，她会让他在那儿干活的。去年他回家写剧本时，她就许可他在那儿干活。当时他在写一部关于黑人的剧本（她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想写关于黑人的剧本），他说他想跟他们一起在奶牛场干活，以便了解他们的喜好。他们的喜好就是尽可能少干活，她本可以这样告诉他，可他谁的话都听不进去。黑人们只好忍受他。他学会了怎么放挤奶器，有一次他把所有的罐子都洗了，她记得他还拌了一次草料。后来有头奶牛踢了他，他就再也不去牲口棚了。她知道如果他现在愿意去那儿干活，或是在外面修篱笆，或是做任何一种工作——真正的工作，不是写作——可能他就不会精神崩溃了。“你写的那部关于黑人的剧本怎么样了？”她问。
“我谢谢您，阿斯伯里先生，”摩根说，脸色变得明亮起来，“您看起来的确很不错。”
母亲立刻明白了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说他要精神崩溃了。她一个字都没说。她没有说她本想告诉他的正是此事。当人们自以为聪明时——甚至当他们的确聪明时——旁人说什么也无法使他们看清事物的本质。至于阿斯伯里，他的问题是除了聪明，他还有着艺术家的性情。她不知道他这是遗传的谁，他的父亲是律师、商人、农民、政客融为一体，绝对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她当然也一向务实。在他死后，她独自一人将他俩拉扯大，供他们上大学，甚至接受更高的教育，但她发现他们读的书越多，会干的事越少。他们的父亲上学时，不同年级的孩子都在一间教室里，他就这样读到了八年级，什么都会干。
“我要死了。”阿斯伯里烦躁地说。
神父起身离去时，默默地递给了阿斯伯里一张小卡片，他在上面写下了他的名字，伊格内修斯·沃格尔，耶稣会士，还有地址。此时此刻阿斯伯里心想，或许他该用那张名片，他觉得那神父貌似深谙世事之人，像是能懂得他的死亡这一独特悲剧的人。他们周围那群叽叽喳喳的人是无法理解他的死亡的意义的。布洛克更是无从理解。“我的病，”他重复道，“布洛克治不了。”
“您看起来挺好。”兰德尔说。
“可笑！”纱丽女孩儿说，但神父只是对她微微一笑，现在他有了些兴趣。
“过几天您就能起来走动了。”摩根预言道。两个人似乎都不知道该将目光如何安置。阿斯伯里肆无忌惮地看了看走廊那边，母亲把摇椅转了个方向，背对着他。显然，她无意替他将他们赶走。
神父说：“成为‘新人’确有可能，需要帮助。”接着又干脆地加了一句，“当然，要靠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
“我想您可能是有点感冒。”过了一会儿兰德尔说。
“您怎么看这事？”阿斯伯里问神父，隔着众多脑袋，回应他那内敛的微笑。那微笑的边缘似乎碰触到了某种冰冷的澄明。
“我感冒时就吃一点松节油加糖。”摩根说。
他无法像他的朋友戈茨建议的那样，把一切当作梦幻泡影，不论是先前的事，还是他最后的这几周。戈茨确信死亡什么都不是。戈茨的脸上总带着紫色污迹，以及成千上万的愤怒。他在日本待了六个月，回来后脸还是那么脏，却像佛陀一样释然了。听到阿斯伯里行将死去的消息，他很平静，无所谓，引用了一句不知谁的话，“菩萨度众生入涅槃，实无菩萨度，亦无众生得灭度。”不过为他着想，戈茨还是花了四个半美元带他去听了一场吠檀多讲座。这笔钱真是打了水漂。戈茨全神贯注地听着讲台上那个皮肤黝黑的小个儿男人的教导，阿斯伯里却无聊地打量起观众来。他的视线扫过几个穿着纱丽的姑娘，扫过一个日本年轻人，一个穿藏青色衣服、戴土耳其帽的男人，还有几位貌似秘书的女子。最终，他的视线落在了这一排的最后一个座位上，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黑衣男子，神父。神父的表情虽然恭敬，却不信服。看到他那沉默而清高的样子，阿斯伯里立刻明白他俩有着同感。讲座结束后，几个学生在戈茨的公寓里聚了聚，神父也去了，还是不太参与。他听他们谈论阿斯伯里即将迎来的死亡，彬彬有礼，话却很少。一个穿纱丽的女孩儿说自我成就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意味着拯救，而这个词没有意义。“拯救，”戈茨引用道，“是对一种简单偏见的毁灭，没有人获救。”
“闭嘴。”兰德尔转向摩根。
“我不想他关心我。”一分钟的沉默，他盯着外面朦胧一片的紫色田野，“我的病布洛克治不了。”他的声音渐趋断续，几成呜咽。
“闭上你的嘴，”摩根说，“我知道我吃的是什么。”
“他认识你，更关心你，”她说，“那边的医生都不在乎你。”
“他不吃你吃的东西。”兰德尔吼道。
“我不去找布洛克大夫，”他尽量不让声音颤抖，“今天下午不去，哪天都不去。你不觉得我要是想看医生，在那边就看了吗，那儿才有好医生。你不知道纽约有更好的医生吗？”
“母亲！”阿斯伯里用颤抖的声音喊。
“有两家店铺新装了门面，”她说，之后语气突转严肃，“你做得对，该回家，这儿有好医生！我今天下午就带你去找布洛克大夫。”
母亲站了起来。“阿斯伯里会客的时间太长了，”她喊道，“你俩可以明天来。”
“还是老地方，不是吗？”他没好气地说。
“我们这就走，”兰德尔说，“您看起来真的挺好。”
“你觉得廷柏博罗比以前好吗？”母亲问。这是她的标准问题，必须回答。
“真的。”摩根说。
他打开车门，费力地提起两只箱子放到他姐姐翘起的脚旁。他厌恶地看了看那双熟悉的脚——穿着女童子军鞋——又看了看她整个人。她身着一套黑衣，头上裹着块白布，边缘支棱出几只金属发卷，闭着眼，张着嘴。他跟她长得很像，只是比她小一号。她大他八岁，是县小学校长。他轻轻关上车门，以免吵醒她，随后转到另一侧，坐在前排座位上，合上了眼。母亲把车倒至路上，几分钟后，他感到车一个急转，上了公路。他睁开眼，道路两侧是两片开阔地，长满黄色异味堆心菊。
他们排着队出去了，互相附和着他看起来有多好。没等他们到走廊，阿斯伯里的视线就模糊了。一时间，他看到母亲如影子般出现在门口，随即跟他们下了楼梯。他听到她又给布洛克打了次电话，但他没兴趣听了。他感到天旋地转。现在他明白在他死前，是不会有什么有意义的体验了。都了了，只剩下把抽屉钥匙交给她，信封在抽屉里，然后等死。
箱子对他来说太沉了，走到车旁时，母亲看出来他已筋疲力尽。他以前回家从未拿过两只箱子。自从上了大学，他每次回家只带两周的必需品，以及一副呆呆的无可奈何的表情，似乎在说他打算只忍耐十四天。“你比以前带的行李多。”她注意到了，但他没有回答。
他沉入了深深的睡眠，大约五点他醒了，看到她那张苍白的脸，非常之小，仿佛他是从暗井深处向上看。他从睡衣兜里掏出钥匙，递给她，喃喃道抽屉里有封信，等他死后再打开，但她好像不明白。她把钥匙撂在床头柜上就不管了，他则继续做梦，梦中有两块大石头在他的脑袋里打转。
“对，”他说，“不要叫醒睡着的狗，自找麻烦。”他提起他那两只鼓鼓囊囊的手提箱，向马路对面走去。
刚过六点，他醒了，听到布洛克的车停在了下面的车道上。那声音如召唤般，迅速将他从睡梦中带出，头脑清醒了。他突然有种可怕的预感，等待他的命运将比他所能想到的更加残酷。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就像动物在地震前一刻般安静。
“在那边，”母亲说，“你姐姐在后座上睡觉，我不想这么一大早独自出门。没必要叫醒她。”
布洛克和他母亲边上楼边交谈，但他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医生扮着鬼脸进了房门；母亲在微笑。“猜猜你得了什么病，小甜饼！”她喊道。她的声音如一声枪响打断了他的思绪。
“车在哪儿？”他咕哝了一句。
“老布洛克找到那条老虫子了。”布洛克说着便坐在了床边的椅子上。他双手举过头，仿佛是赢得了什么胜利奖项，又将手重重地落在大腿上，似已筋疲力尽。之后他掏出一条搞笑用的红色班丹纳大手帕，把脸擦了个遍，每次脸从手帕后面露出来都带着不同的表情。
他自觉大限将至已有近四个月了。一天深夜，在他那冰冷的公寓里，他独自蜷缩在两层毯子和大衣下面，中间还夹着三层《纽约时报》，他突然感到一阵寒意，之后大汗淋漓，床单都湿透了，他那时就对自己真实的身体状况有了彻底清醒的认识。此前，他已感到日渐无力，隐隐伴随时断时续的周身疼和头痛。他好几天都没去书店上班，这份零工也丢了。此后他一直靠积蓄活着，勉强存活而已。积蓄日渐减少，最后只够回家的路费了。现在他一文不名。他回来了。
“你的聪明才智真是毫无保留地全使出来了！”福克斯太太说。“阿斯伯里，”她说，“你得的是波状热。这种病会复发，但你死不了！”她的笑容就像电灯泡般灿烂炽烈得没有一丝阴影。“我的心可是放下了。”她说。
“你不必告诉我气温！”他高声说，“我不是小孩子，知道什么时候该脱外套！”他身后，火车默默地滑走了，留下两爿一模一样的破败商店。他目送着那铝皮斑点消失在树林中，似乎他与那广阔世界的最后一点联系也随之永远消亡了。他转身沮丧地看着母亲，为有那么一瞬间居然允许自己在这颓废的乡下枢纽看到神庙而颇感恼怒。他已完全习惯了死亡这个念头，但还没有习惯死在这里这个念头。
阿斯伯里慢慢坐起来，面无表情；之后又倒了下去。
福克斯太太注意到他的左眼布满血丝，脸浮肿而苍白。虽只有二十五岁，他的发际线却已悲惨地向后退却了，头顶剩下薄薄一层红发，状如楔形，尖端直指鼻子，他的鼻子看起来更长了，也让他看上去心烦意乱，倒与他说话的语气甚是匹配。“北方一定很冷，”她说，“你为什么不把外套脱了？这里不冷。”
布洛克俯下身来，微笑着。“你不会死的。”他心满意足地说。
“我不想说话，”他说，“旅途不顺。”
除了眼睛，阿斯伯里浑身上下一动不动。表面上，他的眼睛也没动，但在模糊不清的眼睛深处，似乎有着几乎无法察觉的动作，好像什么东西在虚弱地挣扎。布洛克的目光如钢钉般投下来，不论什么都被它钉得牢牢的，直到生命消失。“波状热没那么可怕，阿兹白里，”他轻声说，“就跟奶牛得的布鲁氏菌病一样。”
“你看起来不太好。”她说，像个医生似的久久注视着他。
男孩儿低低叹息一声，随后安静下来。
母亲轻叫一声，一脸惊恐。她立刻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死亡，这令他满意。他的母亲，到了六十岁的年纪，将被迫面对现实。他认为如果这次经历没有要了她的命，则必定有助于她的成长。他走下台阶与她打招呼。
“他一定是在北边喝了未消毒的牛奶。”母亲轻声说，之后俩人蹑手蹑脚出了房门，似乎认为他要睡了。
火车停下了，阿斯伯里下车的地方恰好是母亲迎他之处。母亲站在下面，灿烂的笑容绽开在戴着眼镜的瘦削的脸上。看到乘务员身后强撑身体的他，母亲的笑容骤然消失了。那笑容消失得如此突兀，取而代之的讶异之色如此彻底，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病定是无可遁形。天空是寒冷的灰色，白金色的太阳耀眼夺目，正从环绕廷柏博罗的黑森林后升起，如来自东方的神秘君王。唯一一片砖木平房区被太阳镀上了一层奇异之光。阿斯伯里觉得他即将见证一场庄严变形，那些平坦的屋顶随时可能化为某座异域神殿的高塔，敬拜他所不知晓的神灵。幻觉须臾之间便没了踪迹，他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母亲身上。
等到听不见脚步声了，阿斯伯里再次坐了起来。他转过头，几乎是偷偷摸摸地向旁边的床头柜看了一眼，他给母亲的钥匙就在那儿。他猛地伸出手，一把抓住钥匙，又揣进兜里。他看了看屋子另一侧的椭圆形小梳妆镜。镜中回望他的眼睛还是他每天看到的那双眼睛，只是更苍白些。那双眼睛似乎彻底惊呆了，好像要看到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某种恐怖景象。他哆嗦了一下，迅速扭头看向另一边的窗外。一团紫云下方，炫目的金红色太阳平静地移动。再往下，猩红色天空映衬下的黑色林线形成一道脆弱的墙，站在那里，仿佛他在脑中构筑的虚弱的防御工事，使他免受即将来临之事的侵害。男孩儿躺倒在枕头上，盯着天花板。他的四肢被高烧和寒战折磨了几个礼拜，现在已然麻木。体内的往昔生命已经枯竭。他在等待新生命的到来。就在那时，他感到一阵寒冷，很特别的寒冷，轻微如冻海寒渊处传来的一线温暖的涟漪。他的呼吸开始急促。那只在他童年时代，以及在他生病的这段时日里，一直悬在头顶，神神秘秘等待着的恶鸟，此时似乎突然动了起来。阿斯伯里脸色煞白，似有一阵旋风吹去了他眼前最后一层迷雾。他看到了他的余生，羸弱而痛苦，没有尽头，他将生活在涤污荡垢的恐惧中。他发出一声微弱的呼喊，做最后的无力抵抗。但圣灵，以寒冰而非以火为纹饰的圣灵，不管不顾地持续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