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蒂，最近这两个月，你有过外遇，你搬到外面住过，你真的不再是一个羞怯的新娘，你说你是吗？关键是，当我们的灵魂都这么，这么……疲惫的时候，我们该要做些什么？我，我感觉我在一条路上已走得太远，不能回来了，而你对我们的婚姻也许有同样的感觉。这就意味着不论我们做什么都是真的，真的很难，要比那些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以及为什么想要的人艰难得多。我们的电池都没电了，但我们还是要设法继续驾车。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去做，你知道吗？”
“等一下，等一下。确实如此？没了？你不介意这么说？你一直都知道？”
我摇摇头。我不喜欢这种交谈。我宁愿要“你爱我吗？/那你爱我吗？”这样的谈话，因为它们可以永远继续下去，永远一无所获，没有人会说任何值得再去思考的话。
“确实如此，”戴维严肃地说，“唉，那只是……”
那天晚上我们做爱了，很久以来我们头一次做爱。后来，我们都认为能感觉到某种温暖真好，即使那种温暖只位于生殖器上而不是在灵魂深处。但这也许能够让我们抓住一些东西。
“对，对，”我连忙说，“我对婚姻根本感觉不到有激情，我只是太害怕、太依赖婚姻了，所以不敢退出，我不想做坏蛋。”
“你对婚姻还有多少激情？”就在快要入睡前我这样问他。这是问这个问题的最好时机了，我头枕在他的胸前，我问他是因为我想知道，并不是逃避他的问题。
在这个例子中，让人异常悲哀的是戴维甚至都没有真正让我适当地谈谈我们之间的事，他只是将婚姻用作修辞上的类比，但我还是不想被扯进去。我能有多软弱？
“你真的想现在谈这个问题吗？”
这是个公平的问题，我以为，就像场上的网球运动员一样，我用同样的速度和旋转把球回击给戴维。所有的婚姻顾问都会支持我这么问的权利，但我知道这是作弊。这是关系失败的表现。你可以通过重复来回答任何问题。“你爱我吗？”“你要离婚吗？”“你幸福吗？”你的伴侣总是会和你有一样的矛盾，如果他或她也是凡人的话——换句话说，就是懦弱但又不知怎么地充满了道德上的自我正义感——那么他或者她就不会通过激情或者承诺表白的方式来表达个人意见。毕竟，没有了激情或者诺言就是婚姻关系失败的理由，是不是？所以，根据我的经验，将任何严肃的讨论立刻转换为可笑的僵局是容易也是明智的。如果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你还有很多年的时间。
“答案很长吗？”
“对婚姻你又有多少激情？”
“不，不是这样。好的。我不能想出任何好的理由去放弃它。就好像我不能想出任何好的理由去放弃那件事一样。”
“对婚姻你有多少激情？”
“这么说，我也是慈善事业咯？”
“我们？”
“你不是，不是的。但婚姻是。婚姻就像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海报上的一条狗。瘦小，可怜。”
“我们不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吗？”
“身上好多处的毛都脱落了，露出皮肤来，眼睛化脓，到处是烟头的烫伤。”
“我又知道什么？”
“正是这样。”
“我不知道，我想不是这样的。”他看着我说，“你告诉我。”
我试着轻浮，有一会我渴望戴维和我一起轻佻，接过这些傻话开玩笑，但他没有，他当然不会。
“这还不够吗？”
“总之，这就是我怎样看婚姻的。”
“不能完全说我不相信。差不多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也许我是不相信了。”
“什么？它应该被羞辱吗？它的主人不应该被起诉吗？”
“那你是打算到处敲人家的门，然后告诉他们把他们的积蓄都捐掉，即使你自己也不相信这个？”
“不，不。你知道的，我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扔下它不管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打算放弃的原因，”戴维继续说，“我承受不起。将来我做什么？回去继续为当地报纸写那些刻薄的关于公交车上的老人的专栏？哈！我不这么想。不，这就像一场……嗯，它就像一场婚姻，你得致力于其中，希望那种感觉能回来。即使它不再回来，我也知道我在做着某件事情，而不是什么也不做，只是在抱怨，在变得尖刻。”
“这样看来，你打算先照料它，等到它恢复健康后，你再离开。”
我什么也没说。明天也许我会试着找一家为被邪教洗过脑的人提供咨询的机构的电话号码；我相信，这种沮丧是一个将生活的全部理由从你身上夺走以后完全正常的结果。
“哦，不是，我不会那么做的，因为如果它以前是健康的……”
“‘好消息’跟我说过你电池需要充电的事，”戴维说，“嗯，我的电池电也没了。那里什么都没有。最初我感到的那一股电流……都消失了，现在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了。这也是我能明白所有这些事现在看起来是多么愚蠢的原因。就像你能明白，就像其他所有感到沮丧、不能了解应该如何生活的人能明白一样。”
“好了，我是在开玩笑。”
刚才，“好消息”和戴维拿起电话时，似乎这又是一个美好但误入歧途和毫无意义的计划，但现在，它在我们的家庭史上显然是个关键时刻。它就像倒塌的柏林墙——你不能看到它的发生，但当时，它似乎又很明显，所有的内部矛盾都使得它的倒塌不可避免。它总是要发生的，正如戴维最终会明白这一切都是疯狂和愚蠢的。想到我们又处在了回到过去旧生活的边缘，这种感觉好奇怪。嘲弄、辛酸、糟糕的小说、一间空卧室还有少了一张吃饭的嘴……说实话，这种感觉很复杂。有那么一会，它们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甚至很特别。
“哦，我不再擅长开玩笑了，是不是？”
“我不是讲道歉，我是在讲所有事情——给穷人饭吃，让大家把自己的钱捐掉，写那本书。全都是愚蠢的，我明白这点。我明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我不想表露出来。”
“不是很厉害了。”
“你只是觉得气馁，因为刚才你被拒绝了，再去向别的人道歉，比如那个可怜的、你常常在报纸上把他的生活弄得悲惨不堪的家伙，或者你拒绝邀请她参加我们婚礼的你妈妈的那个朋友。”
“对不起。”
“呃，我也一样，”他说，“我觉得愚蠢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没有意义，不值。”
这很有趣，但在过去几个月所有做过的道歉里面，这一个似乎最让人同情，但过错又是最不能原谅的。
我没说什么。我只是叹气，这也是回答问题的一种好方法。
布赖恩被大家送到了他憎恨的收容中心。
“不只是奈杰尔·理查德。是所有事情。”
“里面住满了老家伙。他们还装了这些急救时用的蜂鸣器，每隔五分钟它们就会响。每次他们都会脸朝下跌倒，他们总是一直跌倒。我不应该待在那里，我几乎没脸朝下摔倒过。我是说，我摔过。大家都摔过的，是不是？”
“那些事情？给不记得你是谁的人打电话，为你以前做的但别人早已忘记的错事道歉吗？”
我告诉他，是的，每个人都有跌倒的经历。
“我知道你觉得这全都很愚蠢。”
“我是说，我打赌你也摔过，而且你是个医生，你大概还上过大学呢。”
戴维重重地坐在卧室的椅子上，椅子上面放着好多件还不算很脏的衣服，其中有很多被搁在椅子斜向窗口的那一边，就像一株渴望阳光的室内植物。
我对他说，是的，我上过大学，即便接受过七年的高等教育也不能预防我偶尔失足——这进一步证实了他的怀疑，是年纪而不是智力趋向于控制人站直的能力，即使他不是上大学的料，他也不应该和一大堆脸朝下跌倒的人一起住在收容中心。
“我不是完全清楚你们打算实现什么，但它很可能行不通。”
“那么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他闷闷不乐地说，“因为这没什么用，这有用吗？”
“但你吃得好多了。”
“你下一个打算找谁？”准备睡觉的时候，我问戴维。
“吃的东西还不错。他们送过来。放在小车上推过来。所以他们知道什么东西该是热的，什么东西该是凉的。”
戴维没说什么，也没指责汤姆，但我忍不住觉得，就算他很痛苦也该纠正汤姆才对。很遗憾，在丈夫和儿子准备实施暴力的对话中，上帝本该显灵，在我能够发现的地方，我会接受这神运。
“很好。”
“有些人，你不揍他不行，对不对？”汤姆说，“你就是控制不住。”
我们陷入沉默。最后一次点数的时候，我还有十五个病人在外面候诊，但这会儿就好像我们在等着公交车一样，布赖恩抬头看着天花板，开始吹口哨。
“说得对，”戴维说。
“还有别的事吗？”我在说“别的”时，声音放得很轻柔。我用这种方式假装首先布赖恩的造访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假装他不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就像我揍克里斯托弗一样吗？”汤姆高兴地说。
“真的没有了，”他继续吹他的口哨。
“他是头猪。如果他敢来这，我还会再揍他一顿。”
“那么，很高兴再次看到你，也很高兴听到你说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对的。”
为了强调效果，我站起来，微笑着说。
“是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否跟巴米·布赖恩合得来。”
“我来是为了吃饭的，”布赖恩实事求是地说，“你说过的。”
“真的吗？”
“没错，但是……”此刻是上午十一点。“我指的是晚餐，以后的某个时候。”
“没有。我不确定被人欺负过对他来说是否还是件重要的事情。”
“我会等。我不会妨碍你的。”
“你没邀请他吃饭。”
“布赖恩，你不能站在这里等。别人也不想让你待在这里，如果我要他们脱衣服检查的话。”
他挂上电话。我看着他，有那么一会，我看到了我过去熟悉的那个男人的影子——愤怒、轻蔑、充满了嫉妒和不满。
“哦，是的。我还没想过这点，我也不想看到他们不穿衣服的样子。有胖子找你看病，对不对？我很不喜欢他们，我会在外面等你。”
“她真的吗？那么，我肯定洛德一定伤心欲绝。他大概不想谈论这事，哈哈……不过，我只是想知道你们的最新消息，现在我知道了，再见，奈杰尔！”
“布赖恩……我到六点才能下班。”
“……”
“这没问题。”
“那是很多杂志封面。”
于是他在候诊区等了七个小时，然后和我一道回家了。
“……”
我已经提前打电话通知戴维了，我和布赖恩到家时，鸡已经在微波炉里烤着了，几样蔬菜在扁平烤炉上哧哧地冒着蒸汽，桌子早已摆好，上面甚至还放上了鲜花。所有和我距离最近、最亲密的人都知道巴米·布赖恩是谁，正如他们也知道我的每一个灰心病人的名字，我已告诉戴维，不论是莫莉还是汤姆，如果他们胆敢当着布赖恩的面在他名字前加一个形容词，任何一个形容词，那么作为处罚，他们至少两年内不准在家吃饭，包括圣诞节和生日。
“她有吗？”
布赖恩脱下外套坐下来和孩子一道看《年轻的女巫萨布丽娜》，我在厨房做肉汤。
“……”
“那么，电视里演的是什么？”
“是她吗？”
“《年轻的女巫萨布丽娜》，”汤姆咕哝着回答。
“……”
“你指什么？”
“不，如今十五年算不了什么的。看看迈克尔·道格拉斯和……”
汤姆紧张地看着我。
“……”
“那是电视节目，”我告诉他。
“真的吗？恭喜，恭喜。”
“哦，我明白了。再说一遍。”
“……”
“《年轻的女巫萨布丽娜》，”汤姆又清晰地说了一遍。
“那能得到不少的积分返点。听我说……”
布赖恩笑了起来，笑得很猛、很长时间。
“……”
“以前你没听说过吗？”我问他。
“那是很大的营业额。”
“没——有，”他说，好像即使现在他还怀疑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存在。“但她只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啊？”
“……”
“是的。”
“那是很多兆。”
“但她已经是个女巫了？我的天哪！”
“……”
我们都客气地笑了笑。
“真的吗？干得不错。听我说……”
“那太年轻了，你不这样认为吗？”
“……”
“这正是这个节目的特点，”汤姆说，“因为绝大部分女巫都不是少年。”
“哇！”
“你指什么？”
“……”
“布赖恩，让他们看电视吧。”
“天啦！”
“对不起。我只是想在专心看之前，把脑袋里想的东西搞明白。”
“……”
他认真看了起来，非常欣赏，只是偶尔会搞混。不巧，节目只演了三十分钟就结束了，接着便到了吃饭时间。
“对，对。太好了。”
就在我们把饭菜往桌上端的时候，“好消息”加了进来。
“……”
“嗨！”他对布赖恩说，“我是‘好消息’。”
“很好，谢谢。最近忙些什么？”
“你指什么？”布赖恩紧张地问。
“……”
“你指什么？”“好消息”很正式地回答，他握了握布赖恩的手。他也已被告知今晚要和一个怪人一起过，“好消息”很明显将“你指什么？”误解成布赖恩古怪的打招呼的方式——“你好吗？”的怪人版本。
“好，好。”
“不！”汤姆喊了起来，“他不懂你的名字！”
“……”
“你得有一个像汤姆或者布赖恩或者戴维或者卡尔医生这样的名字。”布赖恩说，“你的名字怎么叫这个？”
“是的，说对了，哈哈，你好吗？”
“是啊，”我说，“你怎么叫这个名字？”
“……”
“名字真的没什么特殊含义，”“好消息”告诉布赖恩，“我现在叫‘好消息’，这是因为我想这么叫，你能明白吗？”
“戴维·格兰特，学校里的同学。”
“那么我想叫布赖恩，”布赖恩坚定地说，“因此，布赖恩可以吃他的晚餐了。”
“……”
“吃吧，对你健康有好处的。”戴维说。
“我是戴维·格兰特。”他露出稍许期待的微笑。
我们安静地吃着，布赖恩吃饭的速度惊人地快。当他把刀叉一起放在一只空盘子上时，我才刚刚把我的肉汁倒好。
“……”
“这是，”他说，“我整个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你好，是奈杰尔吗？”
“真的吗？”莫莉问。
奈杰尔的下落很容易打听。戴维是校友联合会的成员，没几分钟，他就得到了他的手机号码。我们都被允许听接下来的对话，戴维那么自信，他期待受到对方热情的、甚至可能含泪的欢迎。
“当然。我怎么能够吃过比这更好的饭菜呢？我妈妈煮不出那样的菜的。”
这样，“好消息”就被某个知道这样做不好的人鼓励，继续发出更多的抱怨。但讽刺归讽刺，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对的。
“你做饭怎么样？”
“当然。”
“不怎么样，你看，我都不知道什么要煮，什么不要煮，我会搞得乱七八糟。”
“你这样认为吗？”
“真的吗？”
“但是，想想所有你帮助过的人，他们的确需要你，”我对他说，“这还不够吗？”
“哦，真的，比什么都要糊涂。”
我也认为他是对的。他失败了，利己之心要求我告诉他他失败了。这些人是谁，他们想要拯救世界，可是他们还不能和别人进行正确的交往？就像“好消息”很流利地说，总是爱这个，爱那个，爱你不认识的人当然很容易，管他是乔治·克鲁尼还是猴子。但对已经与你共享过圣诞节火鸡的人保持礼貌——这才是个奇迹。如果“好消息”能够用他那双会发热的手做到这点，他可以永远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能考考你吗？”莫莉问。
“可我还是觉得我很失败。你知道，总是爱这个，爱那个，但我他妈的特别恨她。不好意思，我又骂人了。”
“如果你愿意，但我不知道答案的。”
“当然。”
“莫莉，吃你的饭。”我厉声对她说，“要不要再来一点，布赖恩？”
“你这样认为吗？”
“通常不会再有了。”
“如果她需要你，就算有那个不幸的西蒙·乐邦海报的事，她也会来找你的。”
“但这是在这里，想要你可以再吃一些。”
“那我不知道。”
“不会再多花钱吗？”
“但没有你，她现在一样很好啊。”
我看着他，有一会，我忘了布赖恩是不会开玩笑的。
“不行。她是我妹妹。”
“你知道你是不用付钱的，布赖恩，难道你不知道吗？”
“好了。”
“什么意思？”
我努力控制住自己，才没让自己骂他。
“我们不是餐厅。你是我们的客人。”
“凯蒂，我不能忍受她，她糟透了，一直都是这样，将来也会一样。康塔塔！该死的白痴。”
“那么，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告诉我得要喝那个药，我必须要花钱买，然后你说要吃咖喱，我也要花钱买，然后你又说我必须要和你一起来吃饭，我想我也是要付钱的。我身上带着五英镑。咖喱是五英镑。四点九五英镑。”
“我也收集过。”
“我们不想要你的钱，布赖恩。”
“她那张该死的西蒙·乐邦[1]的海报。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事。”
“这太让人吃惊了。那么说这是国家健康中心在管饭？”
“你不必为这事责备自己，”我告诉“好消息”，“我的意思是，虽然我只听到了你说的话，但她似乎很不讲道理。你说的七十便士指的是什么？”
“是国家健康中心管饭。”
“是的，是在过去。”我从未想到过戴维已经不在孩子们面前说脏话了。这是件好事，对不对？好的，有人会说这是个代价极大的胜利，是在一个眉毛上戴着乌龟的男人住到了我们家似乎很多年之后，是以正常的家庭生活为代价才取得的胜利，但是我着重强调它积极的一面。
莫莉被布赖恩吸引住了，她开始一个接一个地问他问题——他住在哪里？他整天干什么？他的朋友是谁？他有没有家庭？
“是过去吗？”
布赖恩的回答就像一把锤子在大人的头顶上不停地敲着，每一次回答，我们的头离桌子就更近一些，莫莉问到最后，我们的鼻子几乎都要碰到盘中的烤土豆了。布赖恩除了来找我看病外，真的成天什么也不做；他没有朋友（虽然他认为他过去在上学时有过两个朋友，但他已经不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了）；他有个姐姐，但他姐姐叫他傻子布赖恩，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问题回答完后，接着是一段特别紧张的沉默，我得说我很高兴和吃惊地发现两个孩子都没注意到他们面前的那条湿漉漉的巨大的晃来晃去的虫子。）
“没什么。他们从他们父亲口中听过很多脏话。”
“你不想和别人一块住吗？”莫莉问。
“对不起，我在孩子们面前说了脏话。”
“我很想，”布赖恩说，“我想过要和老婆一起住。但那个时候，我找不到。”
我上楼找“好消息”。他躺在床上，眼睛瞪着天花板，很生气地在想着什么。
“妈妈，”莫莉说，我开始发疯地咳嗽起来，我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问题就在这里，是不是？你们始终都是人，只是你们忘了这点。”
“妈妈，”喝完水，我在想什么原因让我咳嗽得这么厉害，莫莉又在叫我。
“我不是在说你，我是在说我跟他。”
“你要再来点吗？”我问她，她没理我。
“但我们没达到那种境界，我们达到了吗？”
“妈——妈。”
“他不应该那么说话的，我对他很失望，我们应该高于这种境界。”
“你们怎么样，汤姆？戴维？‘好消息’？”我知道，迟早我要让女儿说话的。总有一天，什么拖延的策略都没了，但我希望那一天是几年后的事。“孩子们，你们吃完了吗？”
“我不知道，尽量安慰安慰他吧。”
“妈——妈。”
“我能说些什么呢？”
“莫莉，在……在……没有人想要听你说话的时候说话是很不礼貌的。”
“你不去跟他谈谈吗？”我问戴维。
“妈妈，布赖恩可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吗？”
接着，他“砰”地一下扔下电话走了。
“谢谢你，”布赖恩说，“我愿意。我住的地方很孤单，因为我不认识任何人，我也无事可做。你们可以做我的家人，你们可以像我妈妈过去那样照顾我。”
“不！”“好消息”嚷道，“不，不，不！你给我滚开！滚远点！”
“你妈妈怎么了？”莫莉问。
“好消息”跳了起来，然后他一直不停地坐下去、站起来，就像某个人在跳蹦床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像某个人正在努力解决家族世仇，而这种问题他那双包治百病的手不能解决，报纸上或者书里也没有解决方法，所以他只能站起来又坐下去，坐下去再站起来，因为这是他能做出的惟一反应。我倒希望几个月前我能想到这个法子，或许它跟其他方法一样管用。
“没怎么，”我迅速说，但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这个回答不充分，几乎肯定是害怕引起的。
“……”
“她死了，”布赖恩说，“她说她不会死，但她还是死了。”
“哦，康塔塔，别这样，那是花了七十便士，不过我敢肯定它已经很破了。”
“这真让人难过，”莫莉说，“妈妈，是不是？”
“……”
“是的，”我点点头，“非常让人难过。”
“不对，我没有碾过它，对吧?我也没开门。”
“这就是为什么应该让布赖恩住到这里来的原因。”
“……”
“谢谢。”布赖恩说，“住在这里我会很开心的。”
“啊，那不是我的错。我从没打电话叫过警察。是妈妈打的。”
“莫莉，布赖恩不能住在这里。”
“……”
“他能，为什么他不能，爸爸？”莫莉说，“布赖恩，我们让猴子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如果我们能让猴子住，我们也可以给你住的。”
“我知道。”
“我不能只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布赖恩满怀希望地说，“最好是一直住在这儿。”
“……”
“那也没关系，”莫莉说，“是不是，爸爸？一直？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做的事，”莫莉接着说，“太伟大了，我们在照顾穷人，我们是好人，大家都这么认为的。”
“我知道。”
“我不穷，”布赖恩说，“我有一些钱。”
“……”
“你是另外一种贫穷，”莫莉说。一直出奇安静的汤姆猛地一下站了起来。他嚅动着的下唇预示着有什么要爆发。
“先别急着挂电话……谢谢你。我一直都在想着你，我以前对你太不好了。我想……”
“如果他住到这里来……”
“好消息”又打了过去。
“坐下，汤姆，”我对他说，“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但显然——她把电话挂了。
“你不会的。因为爸爸让你做什么，然后你就会做什么。爸爸会说……”
“康塔塔吗？我是‘好消息’。”
“看电视去。快走开！”
“好消息”首先开始行动。为了找到康塔塔，他打完了他知道的所有电话号码，这个人告诉他去打另外一个电话，然后那个人又告诉他一个新号码，最后，他终于知道她现在暂居在布赖顿码头一所房子里，是擅自占住。
我隐约觉得在我们的家庭史上，这是一个决定性时刻。不仅仅是因为巴米·布赖恩可能要和我们一起生活到我死的那一天，也可能远远超出那一天，它可能很好地界定我们，很像用粉笔在勾勒一个谋杀案受害者的形象，而且因为如果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如果我告诉布赖恩他不能和我们一起生活，那么对我们来说，以后的情形可能会不同从前了。
事实是我已经放弃了任何接近快乐的、或者甚至可以容忍的社交生活的希望，所以我这个建议的动机是出于玩世不恭以及一种绝望的反常——为什么不让他们都坐在一起？人越多越开心！越糟糕就越好！如果不出什么意外，那个晚上的聚会将会变成一件轶事，也许以后的很多年，它一直都会让我的朋友们大感吃惊、快乐不已；也许和我了解、喜欢的人一起共度美好夜晚的希望在本质上就太中产阶级，是应予以谴责的，并且几乎是堕落的。
“莫莉，布赖恩……你不能住到这里来。”
我承认是我的主意，把布赖恩、奈杰尔还有“好消息”的妹妹康塔塔（这个名字是她自己在二十三岁时起的，显然，这是在皇家音乐厅迷幻药的影响下经过一段特别强烈刺激后的结果）聚在一起吃晚餐，我希望这猛的一击能消除我们所有的罪恶。至少，这是我向戴维提议的，可戴维还是看不出那绝不会是一个快乐的夜晚。奈杰尔现在已是一家国际银行的主席，他被安排在布赖恩的旁边，而布赖恩整个晚上肠胃就没舒坦过。
“为什么不？”莫莉问。
看上去他的一生无比漫长。
“是的，为什么不能？”布赖恩问，“为什么你有家庭，而我却没有？”
“不是惟一，是第一件。”
“是的，”莫莉说，“这不公平。”
“这是惟一让你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吗？”
莫莉当然是对的。这不公平。这结果证明，爱和金钱一样不民主，因而它只会在那些已经拥有很多的人周围堆积——心智健全的人、健康的人和可爱的人。我被孩子们爱，被父母爱，被丈夫爱，我猜想我还被朋友们爱；没有人爱布赖恩，将来也不会有，就算我们想要把爱分一点点出去，我们也办不到。如果有人需要家庭来照看，布赖恩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布赖恩只认识一个家庭并且碰巧认识的是我们的家庭，那么我们无疑是该殷勤款待他的人。我看着戴维的眼睛，他知道我走的这条小路结着冰块，很滑，知道在这条路上行走的人没有不是一路滑到终点的。
“是的，确实如此。我不应该打他的。”
“莫莉，够了。我们不要在布赖恩面前谈这个问题。这很无礼。这也不是一两分钟我们就能决定的事情。”
“你会守护一个你不了解的人，只是因为你二十五年前打过他？”
“我会等，”布赖恩说，“今晚我也没有别的事情做。”
“我肯定奈杰尔·理查德不需要我做他的好朋友；我还肯定他已经有了好多朋友。但如果他还没有，那么我就会在这里等着他，是的。”
但他最后还是离开了，在喝完茶，吃完一块马耳斯条形巧克力之后离开的；我驾车送他回他的新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附近的收容中心——既然我们又是单独在一起了，他又回到了过去的多疑，并且拒绝让我看他的新家。）
“那么，奈杰尔·理查德将会变成你最要好的朋友？我们是不是以后所有的时间都要和理查德夫妇待在一起？”
“谢谢你，”他下车的时候说，“明天你会给我答案吗？因为如果我要搬家，我必须要告诉这里的人。我也要收拾行李。”
“不对，我们从未真正尽力过，对吗？”戴维说，“这是一项终身的事业。”
“布赖恩……你不能和我们一起住。”
“你已经尽力了。”
“我想你们会讨论这件事的？”
“妈妈，我还得要和‘希望’一起玩吗？”
“我们是会讨论，但我已经知道我们要做的决定是什么。”
“没有，真的。我只是……我不能忍受她，就因为这个。所以我从来不去看她。可是她是我妹妹。我为此感到羞愧，你明白吗？”
“哦。”
“什么，”我问，“你也打过你妹妹吗？”
“你失望了吗？”
同时，“好消息”选择了他的妹妹。
“是的，很失望。我真的很盼望和你们住在一起。我喜欢那个节目，那个少儿节目。”
我不由地想到一定还会有别的人、时间更近一些的人让他心怀愧疚——以前的某个同事，或者家庭成员，或者是我——但甚至就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我感到沮丧、疲惫的日子里，我也知道不应该给他提供一份长长的、棘手的名单，这份名单会让戴维痛斥自己好几个月。如果他对奈杰尔·理查德们心感不安，那就由他去吧。
“在你的电视上也可以看的。”
“因为我太惭愧了，”戴维几乎是很炫耀地说。
“我可以看吗？”
“你以前从未跟我提到过他。”
“是的。”
“他在过去念小学时经常被我痛打，只是他现在已经是大人了。他过去是小孩，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你肯定？我以前从未看过那个节目。”
“谁是奈杰尔·理查德？”
“我想是在独立电视台。”
“我的候选人叫奈杰尔·理查德，”戴维骄傲地说。
“哦，这样。那个台的节目我看的不多。数字是几？我遥控器上面的数字？”
“那就说吧，”我露出一脸的不疲惫，也许表情还有点夸张。
“我想是三，我们家遥控器上面是三。”
刚到家，戴维和“好消息”就向我宣布，经过几个星期的深思熟虑后，他们最终锁定了他们想要“纠正”的候选人——类似于“希望”和克里斯托弗的人物，也是他们一生中最感愧疚的。我又累又饿，并且对此不怎么感兴趣，但他们站在我面前执意要告诉我。
“这么说，这还不算太糟。”
我给他开了一些液体石蜡，还推荐他帮助消化的外卖咖喱，我还向他保证我会找一个晚上亲自做饭给他吃。布赖恩走后，我打电话告诉了社会福利处。
“当然不算。”
“我想你肚子不舒服可能是因为吃了像生土豆这样的东西，”我最终说道，“但没事的，我们有好多法子可以医好它。”
“不。那鸡怎么办？我还能再吃到鸡吗？”
我想这是我有生以来听过的最伤心的话，但我只能拼命控制住自己，不让自己一把抱住可怜的布赖恩，然后趴在他的肩头哭泣。“我也很糊涂，”我想告诉他，“我们都一样。不知道什么东西该生吃，什么东西该煮着吃，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其他人也容易搞错的。”
“当然可以，每次我们做烤鸡的时候，你都可以过来吃。”
“她很老很老了。她说过有一天她会死的。但你看看她怎样加热食物？你也应该知道什么该加热，什么不该？因为有时我们吃冷火腿；有时我们吃热熏肉。可是你买东西时，他们又不告诉你哪样该加热，哪样不该加热。我以为他们会告诉我的。我一直在买，但我不知道怎么做。生菜和卷心菜怎样做？热鸡肉和冷鸡肉呢？我肯定我们吃过一次凉土豆，但它们不是那种你在商店里买的生土豆。我在商店里买的那种，它们很难吃。我想我错买了热土豆，但它们既凉又热，真把我弄糊涂了。以前我只是糊涂地吃了它们，现在我是糊涂地买了它们，我觉得太糊涂了。”
“你这么说不是因为你知道你们以后不会再做烤鸡了吧？因为我就会这么说来哄你。”
“对不起，布赖恩。”
“我没哄你。”
如果“好消息”现在来触摸我的头，他将不会说我电池没电了。他会说里面交织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怜悯、悲伤、恐慌还有绝望。我过去没想过布赖恩有妈妈——根据我的记录，他今年该有51岁了——但这完全说得过去。他当然应该有个妈妈，她当然也会让他穿得干干净净地走在大街上，但是现在她不在了，布赖恩开始穿睡衣到处跑，还有腹部绞痛。
“那么好的，再见。”
“因为我妈妈死了，不是吗？”
他沿着街道晃悠悠地走了。
“为什么？”
就在刚才，我邀请我的一位灰心病人每隔几周来和我们一起用餐。放在几个月前，这会是一个证明自己愚蠢的准不会错的迹象，但是现在它只意味着我是个冷淡无情、务实和心智健全的人。我感觉自己好像下了车，站在车顶上跳舞。莫莉会比布赖恩更难接受这个消息，但这就是慈善。只是关于它能为我们带来什么，而不是为了像布赖恩这样的人。
“是的，当然。”他哼了哼鼻子，着意强调这个问题的愚蠢。
回到家里，有人在等我，汤姆还没从电视前挪窝。
“你有没有吃什么跟往常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要谈谈，”莫莉严肃地说，“我们要谈谈是否让布赖恩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你指什么？”
“好的。”我坐在桌旁。“能让我先说吗？”
“是的。两周不大便足以让你腹痛。你的饮食有什么变化吗？”
“想说就说吧。”
“真的吗？”
“他不可以，我已经告诉他了。”
“那问题很可能就出在这。”
“这不公平！”
“两个星期。”
我不打算说生活本身就不公平，我不想这样说。
“有多久了？”
“我知道，我很抱歉，但我已经答应他下次做烤鸡的时候，他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吃。”
“我已经不大便了。”
“我打赌，甚至说这话你都不是当真的。”
“别这样，布赖恩。如果你腹痛，我需要问你这样的问题。”两年前，布赖恩疯狂地否认他曾经大便过，而只承认自己小便；最后，我被迫坚持我也是要通便的，但他还是不愿听，他也没兴趣听其他医生的解释。
“我的确是当真的。我十分愿意他来，但只能到这一步，这是我们招待他的最大限度。”
“你指什么？”他又开始怀疑起来。
“但是你说过……”
“大便怎么样？正常吗？”
“莫莉，没什么好说的了，布赖恩不能过来住。他不是我们家的人。”
“没有。”
“但他可以是我们家的人。”
“有没有感觉恶心，想吐？”
“不，这不可能。”我看了看戴维，戴维也在看着我。他没打算帮我说话。
他指了指腹部。过去的经验告诉我，我不能碰巴米·布赖恩身体的任何部位，但是巴米·布赖恩绝大部分问题首先是由他的名字引起的，而不是因为身体功能的失常，所以通常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巴米在英语里就是呆笨和精神轻微错乱的意思。
“莫莉，这是我们的家，你、我、爸爸还有汤姆，只有我们四个人，没有‘好消息’，没有布赖恩，没有猴子，没有别的任何人。是很残酷，但我对此无能为力。你们才是我们首先要关心的人。”
“这里。”
“为什么？”我丈夫最后说话了。虽然不是在帮我说话，但无疑是说话了。
“哪儿疼？”
“为什么？为什么？戴维，我们仅仅有能力照顾好我们自己。我们几乎要破产了，部分是因为你拒绝工作。汤姆一直在学校偷东西……”我能够感觉到一股语言的热流在心头涌动，我无法阻挡它从我嘴里涌出，就像如果生病了，我也无法阻止自己呕吐一样。“莫莉变成了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我有了外遇……”
“我胃不好，一直疼。”
“什么是道学先生，什么是外遇？”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就是指妈妈有了男朋友，”汤姆说，他一秒钟电视节目也没拉下。
我不再坚持（但请相信我，他的确穿着睡衣，他拒绝承认只是因为如果承认了，就会让我知道某些很重要的信息，而他宁愿我不知道），同巴米·布赖恩打交道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则：你得开些玩笑——否则我们都会变得像他一样傻头傻脑——但玩笑又不能太过分。
“我们一连几个月处在离婚的边缘，互相嫌恶，谴责对方是自己一生的失败，尽管现在我们已经下决心将自己反锁在屋里，然后扔掉钥匙。你问我为什么我们必须首先要彼此照顾自己，因为生活他妈的就是这么难，这就是为什么……”
“我没有。”
“凯蒂，停下。你吓着孩子们了。”
“我明白。只是你穿着一套蓝红色条纹衬衫和裤子。”
“很好。也许他们应该被吓一吓。也许他们不应该历经一生都认为什么都好，什么都伟大，什么都那么伟大，以至于我们把钱给谁或者我们让谁来住都没关系，实际上，它有关系。我倒希望它没关系，我希望我们有足够能力来管理别人而不是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没有。我也想无偿给你们一些忠告。整个一生，我都在想着帮助别人，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做医生的原因。因为这个原因，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我被吸毒者威胁，我不停地让人们失望，因为我答应过他们从来也不实现的承诺，给他们开从来都不起作用的药物。在外面失败了，回到家里，我也没能做好妻子和母亲。唉，我再也没有精力在其他别的上面失败了。如果这意味着布赖恩要继续住在收容中心，或者猴子继续在公园过夜，唉，就由他们去吧。太糟了。如果二十年后，我们都还能说话，莫莉不让人倒胃，汤姆没坐大牢，而我没有在服用镇定剂还有你没变成酒鬼，你和我还在一起，那么，那本身就是一个该死的奇迹。我不想再要求更多的东西。如果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设法买几份《大事件》[2]，然后把它们送到回收中心，那么万岁。我们不是已经做得很好了吗？万岁。万——岁！万岁。快点！一起说！”
尽管布赖恩定期来找我看病，但他还是对我极不信任，总是认为我在找他毛病，就好像我觉得他不是他自己描述的那个人一样。或许他不是——或许他是精神病迈克，或者疯子科林，或者是头脑不清的莱恩——但或多或少，我一惯的立场是，不管他是谁，反正他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因此需要我的帮助。但布赖恩不这么看。他似乎觉得如果我揭开了他的面具，我会把他从诊室里撵出去。
没有人说。
“我没有。”
现在，结束了。我把喉咙里的所有东西全吐在了家人身上，一点也没有剩。
“你不是穿着睡衣吗？”
“你不会真的要离婚吧，妈妈？”莫莉问我。她在哭，但那时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你听话就不会，”我告诉她。我知道这样说很糟糕，但也非常合适。
“你好，布赖恩，”我开心地说，“早上很匆忙吗？”
[1] 英国著名乐队“杜兰·杜兰”的主唱。
巴米·布赖恩，灰心病人第一号，是我星期一上午接诊的第一个病人，他看上去气色不佳。我明白，人们在气色最佳的时候是不会来看医生的，但是布赖恩比我上次见他、大约三周前要陡然地衰老很多。他身上套着件雨衣，里面似乎穿的是睡衣，胡子拉碴、头发蓬松、脸色发灰，嘴里好像是酒味又像是农场牲口棚里的味道。
[2] Big Issue，一份慈善机构为流浪者办的杂志，并且由流浪者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