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就这样。”
跟往常一样再熟悉不过了，我给他要了两份印度辣薄饼，给自己要了一份不辣的，还为我们要了蘸饼吃的芒果酸辣酱和一些洋葱片……自打我们能负担得起，十五年来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是在你有这样一个印象，即多样性和自发性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之前，我应该指出，这家餐馆其实我们只来了十年。更早以前我们常去的那家换了东家，他们把菜单稍微变了变，所以我们又在附近找到了这家和我们过去口味更接近的餐馆。
他指了指我，好像在说，嗨，你好精明。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我们被允许外出了。
但是，我们需要咖喱女王[1]这样的餐馆。不仅仅是我和戴维需要，而是我们全都需要。婚姻看上去像什么？我们的婚姻看上去像这只沾满芒果酸辣酱的小碟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将它同别人的婚姻区别开来的原因，芒果酸辣酱就是你家黑猫脸上的白色污迹，或者新汽车的牌照号码，或者孩子运动衫上的姓名标签；没有它，我们就会迷失。没有那只小盘子和它上面的橘黄色油渍，有一天当我从洗手间出来后，我也许会发现自己走在一场完全不同的婚姻里。（但是谁又能说这场完全不同的婚姻会比我以前的要更好或者更糟呢？我突然觉得我的决定是多么荒谬——不是在医院里牧师交给我的那个，它似乎说不上好坏，而是很多年前我做出的那个决定。）
“我们去买外卖，很快就回来。”
“你想谈谈，”戴维说。
他很有耐心地笑了笑。“我不能去，孩子得要人看，对不对？我不能单独把他们留在家里。”
“你不想吗？”
“谢谢，还好吧，”我对他说，“如果我们有问题，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好吧，你想谈的话，我想我也一样。”
“我不得不说，此刻我的直觉判断力很准，”“好消息”说。“我知道你刚才说的是关于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私事，但是你一定会很吃惊我在你们片刻工夫的对话里体会出来的东西。”他做了个Z字形的手势，准确的意思我猜不出，但我推测手势是想要表示夫妻之间的沟通出了差错。
“是的，我想。”
“哦，好的，对不起。是的，那很好。你肯定你不想要‘好消息’和我们一起去吗？这方面他很擅长的。”
“好的。”沉默。“那么，说吧。”
“我不是来寻求原谅的，我想要谈谈这件事，我想要解释，我想要你跟我出去，试着交流一下，作为丈夫和妻子。”
“我不打算继续在珍妮特那儿住了。”
他们露出天使般的微笑，然后回到了那张纸上。我被排除在外了，但我不希望被排除在外。
“哦，那好啊。”他小口地喝着窖藏啤酒，显然，他不能确定这个消息是否和他的生活有关。
“是的，”“好消息”说，“没办法控制的。就像我对你弟弟说的那样，悲伤能够将自己隐藏起来，然后一下子冒出来。”他很有气量地挥了一下手。“忘掉它，它不会再发生了。”
“你要搬回家住呢？还是你找到了别的地方？”
“哦，别为这事担心。我们都有心烦意乱的时候。”
“不，不，我打算搬回家。”我突然对他感到有一点歉疚，毕竟，他这个问题还算合理。或许危机中的绝大部分关系为危机最终的成功解决或者失败提供了某种线索，比方说，夫妇俩又开始在一起睡觉，或者互相用餐刀攻击对方，从这些征兆，我们可以得出某种预测。但是，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过。我搬出去时，并没有真正解释为什么，然后一个对我情况一无所知的女牧师让我搬回来，因为我威逼她这么说。所以也难怪戴维会感觉可能会有好几种答案，他一定觉得他好像是在问我谁会获得利物浦越野障碍赛马的冠军。
“有几件事情。也许我们应该谈谈昨晚的事，比如说昨晚我的反应。”
“哦，好的。嗯，很好，挺好，挺好，我很高兴。”
“是关于……？”
“你真的高兴吗？”
“嗯，有必要。”
“当然是的。”
“那么，好的。你认为我们有必要谈吗？”
我想问问他为什么，然后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跟他争论，但我不想这么做，因为我已经不那么做了。我已下了决心——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已经让别人为自己下了决心——我不希望再去动摇。
“今晚？”“好消息”查询了他头脑中的掌上电脑后发现，碰巧他今晚真的没事。
“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
“就我们俩，我们出去吃。‘好消息’在家看孩子，如果他觉得没问题的话。”
“你是说真的？”
“每晚我们都在一起用餐。”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
“今晚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吗？”
“允许我提什么要求？”
“说吧。”
“任何要求。如果我觉得不合理，我们还可以再商量。”
“如果可能的话。”
“‘好消息’有没有可能搬到别的地方住？”
“现在？”
“他住在这真的打搅你了吗？”
他抬起头，一时间很生气。
“当然打搅了。”
“戴维，能和你谈谈吗？”
“好的，那我让他搬走。”
我敲了敲那扇无形的办公室的门。
“就这么简单？”
到家后，我想跟丈夫谈谈，但是现在跟他有婚姻关系的是“好消息”。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形影不离——连成一体了，不是屁股而是头部，因为每次我看见他们，他们都是弓着背、看着他们那张纸，头挨着头，大概这有益于精神能量的相互流动。要是在过去，问一问戴维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应该是合乎情理的；是真的，如果你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会被认为是无礼和不支持他们。但是，这些天大家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我、莫莉和汤姆是步兵，他们是将军，我们如果有任何好奇都将会被视为无礼，也许甚至可以被起诉了。
“就这么简单。但我不能肯定这会有什么大的不同。我是说，他还是会一直在这边的，我们要在一起工作，我们是同事，我们的办公室就在家里。”
关于好医生/坏医生的辩论已经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她一点也没有猜想到我是在忏悔自己，而不是责难她。这也是贝卡很好交谈的原因——她不倾听。
“好的。”我想了一下，觉得戴维是对的。我不想“好消息”住在家里，因为我不喜欢他，但即使他晚上在外面睡，这个问题也不能得到解决。三个希望，我已经浪费了一个。
“上帝！没有，”她很吃惊地说，“你是这样看待我的吗？”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威胁过病人？”我在下班前问贝卡。贝卡做过很多很多坏事，有些坏事是在工作中做的。
“你说什么？”
“谢谢。”现在我不再觉得那么不够优雅了，在她要出门的时候，我拍了拍她的背。我会想她的。
“你说你和‘好消息’在一起工作，你们在做什么？”
“祝你好运！”
邻桌的一个女人看了看我，然后又把脸转过去看了看戴维。显然，她一直试图想弄清楚我和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刚刚告诉他我要搬去和他一起住，但现在我却想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天快黑的时候，她一定会浮想联翩。
“我也不想说《国王与我》的事，”我说——话有点不够优雅。应不应该这么说，如果要给我们的职业失误判刑，考虑到我们罪行的轻重不同，几乎肯定会有不同的结果。她坚持认为用伟大音乐作品中的闪光部分来照亮她的布道是她信仰的一部分；而我却很难能证明，我猛地夺回我开的处方直到我得到了不适当的关于婚姻建议的做法也是合理的。
“哈！问得好！”你知道的，通常人们这样回答时，他们都是在开玩笑。像是：“问得好！好家伙，真的！如果我知道，我该死！”等等。但戴维却是认真的：“唷！这么复杂、难解释的事！叫我怎么解释。”
“我不想再说什么，”她说，“我只是觉得你今天过得不开心。”
“谢谢。”
我把处方递给她。我开始觉得有一点尴尬，或许这才是我该做的。
坐在邻桌的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别搬过去！”她似乎努力在说，“他甚至连挖苦都听不出来！”我设法用同样的方法回应她：“没什么！我们俩结婚已经有N年了！但最近我们有点交流不够！精神上的交流！”但我不确定她是否已经完全领会了我的意思。不能说话，但却有太多的信息要传达。
“对不起，但是这个决定你不能再争辩了。你让我说些什么，我说了。你该留下。现在我可以拿走我的处方吗？”
“我们更多还处在构思阶段，还没有涉及到任何实际的项目，但我们一直在思考。”
“哈！你认为这是一时冲动？”
“好的。你们在思考什么呢？”
“真的。我是牧师。我不能随便让人把家庭拆散，就因为一时的冲动。”
“我们在想，我们如何才能劝说人们把自己超出国家平均工资的那部分钱捐出来，现在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统计。”
“真的？”
“你们是怎样统计的？”
我突然对这种二者挑一的选择方式感到绝望，而人们总是这么做。我想回到几秒钟前，那时我还无从选择。问题就在这里，当你碰到像我这样的麻烦时，婚姻像一把插在你肚子上的刀，你知道无论做什么决定，你都会有大麻烦。你没去问那些肚子上也插着把刀的人什么东西会让他们更幸福；事关生死，幸福已不再是关键；是把刀拔出来，流血而死，还是把刀留在上面，希望能走运，刀刚好止住血。你想知道常规的医学建议吗？常规医学建议是你把刀留在上面。真的。
“呃，你知道的，这很难，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
她看着我，举起双手表示认输。“留下。”
这不是我虚构的。在真实生活中，在咖喱女王餐厅里，他就是这么说的。
“错。错。因为我毫无头绪，什么也不知道。你记得大学时人人都要读的《掷骰子的男人》那本书吗？也许神学院的人不读，但在普通院校我们都读的。好的，我就是教区女牧师。随便你说什么，我都会做的。”
“哦，我们是在写一本书。”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我说什么并不重要。”
“一本书。”
“不行。我没有问你很多问题，留下还是离开，我只想知道这个。上帝啊，为什么你们这些人都这么胆小？你们连这样最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了，也难怪没人去教堂。你难道不明白吗？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答案。如果我们想要听思维不清的废话，我们可以待在家里。在我们自己的头脑里。”
“是的。《如何是好》，书名我们打算这么叫。内容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去生活。你明白的，都是些建议。比如说收养无家可归者，大家捐出一部分钱，以及如何处理像财产权这样的一些事情，还有第三世界等等。”
“这不是我的工作。请把处方还给我。”
“那么说，这本书的读者是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雇员了？”
我一把从她手里抢过处方单。“既然这样，我也不能帮你。你做你的工作，我做我的工作。”
“不，不，它是为像你和我这样的人写的。因为我们都迷惑、混乱，我们不是这样吗？”
“那么……”就在快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她站了起来，“这太荒谬了，我不能……”
“是这样。”
“不。不是这样。他过去对我不好，但他看到了光。不是你们那种光，是另外一种光。”
“所以这是个好想法，你觉得呢？”
“你丈夫对你不好？”
“这个想法太棒了。”
“有。”
“你不是在挖苦我吧？”
“你有孩子吗？”
“不。一本教会我们如何思考的书？我会买的。”
“不，没必要。浪费时间。这只是个是还是不是的问题，我不想花几个小时跟你讨论它。我已经思考了几个月，时间够长的了。”
“我会送你一本。”
“你想来我办公室看看我吗？”
“谢谢。”
“对不起，这还不够。”
隔壁桌的女人再也不想引起我的注意了，我们不再是好朋友，她认为我同戴维一样愚蠢，但我不在乎。我很想要这本书，我会相信上面的每一句话，按照每一个建议做，而不管它们会是多么不切实际。《如何是好》将成为那个女牧师拒绝给我开的处方。我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去消除对此的疑问和怀疑，正是这些疑问和怀疑让我像个人。
“卡尔医生，我不能告诉你该怎么做。”
我们到家的时候，“好消息”躺在扶手椅子上睡着了，胸口放着一本摊开的笔记本。戴维烧水的时候，我轻轻地拿起笔记本，偷看了几眼。“素食还是肉食？？？？”字是用红色的大字体写成的。“或许，容许有机食品？？？”毫无疑问，这本书要告诉我们在我们将大部分收入一捐而空的时候，我们如何靠食用有机肉类养活一个四口之家。我轻轻地把书放了回去，但“好消息”还是醒了。
牧师看上去有一点害怕，她没有理由不害怕，我以为。我在认真考虑将她扣为人质，一直到她给出答案为止，任何答案，但暂时，我还没有把她写进行动方案里。
“玩得开心吗？”
“不！”我喊了起来，我能听出我的声音里的狂躁，但似乎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说的。告诉我。无论你给出什么建议，我都会照着做。留下还是离开。快点！”我是认真的。我厌恶自己不知道答案，也许别人能够给我答案。
“很棒，”我说，“但我头痛得很厉害。”
“你是不是想知道婚姻在《圣经》上怎么解释？”
戴维端着一只托盘，上面放着三杯茶，回到客厅。
“我不是在谈心理咨询，我在说什么是对和错。你知道答案，对吗？”
“对不起，”他说，“你怎么不跟我说。”
“你有没有试过心理咨询？”
“我痛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几天了。有人有办法吗？”
“那谁知道？”
戴维笑了笑。“你知道‘好消息’的，他有的是办法，但我怕你没什么兴趣。”
“我不是你该问的人，我是吗？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只对消除头痛感兴趣。谁不会呢？我不能再吃扑热息痛了，我成天吃那玩意。”
“那教堂的功能是什么？”
“你是认真的？”“好消息”说，“你想让我给你治？”
“我不能肯定你是否理解教堂的功能是什么。”
“是啊，为什么不呢？”
“我告诉你怎样治疗皮疹，这是我在这里要做的工作。你告诉我我的婚姻该怎么办，那也是你在教堂应该做的事。”
“你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心理准备吗？”戴维问。
我突然强烈地想要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我准备好了。”
她不安地笑了笑。她不能肯定我是不是在开玩笑。我没有。
“好的，那我们去书房？”
“我该怎么做？”
在某种程度上，我真希望有头痛，但我没有；我只是灵魂在痛苦，我希望能消除这种痛苦，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我已经放弃了，我不能打败他们，所以我要加入到他们中间，如果这意味着我再也不能说出一句让人无法反驳的话，或者想出一个讽刺性的念头，或者和同事或者朋友互相开玩笑，那也无所谓了。为了婚姻和家庭的完整，我要牺牲为自己考虑的一切。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婚姻无论怎么样，都是个性的死亡，这并不关“好消息”的事，好像多年以前，我就应该自杀了。往楼上走的时候，我感觉我正在经历我自己的琼斯城[2]。
“对不起？”
“好消息”领着我来到书房，我坐在了戴维平常写作的椅子上。
“当然有。我的婚姻陷入了困境，我很悲伤，我一直在努力决定该怎么办。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要不要把衣服都脱掉？”我不担心“好消息”会怎样，我甚至怀疑他是否有性欲。我觉得他的性欲已经以某种方式被用作了他精神发热治疗的一种原料。
“医生也有精神危机？”
“哦，不用。如果我连几层棉布都不能穿透，我也没办法穿透到内心的，凯蒂，对不对？”
“是的。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有精神危机，所以……”
“那么，你要我做什么？”
“你为什么去我的教堂？你以前没去过吧？”
“就坐在那。头痛的位置在哪里？”
“哦，这我倒有希望帮你。”
我指了指头部一个可能会发生疼痛的位置，然后“好消息”对那个位置轻轻地触摸起来。
“谢谢你。但是基本上我已不再相信我现在做的事了，我觉得它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我的身体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每一天我都感觉不舒服。”
“这里吗？”
“我很喜欢你的布道，”我告诉她。
“是的。”
我决定最好什么也别说，根据是，对我很明显的东西——她对《结识你》新的演绎让人痛苦，她对这张说唱音乐畅销专辑的所有解释都被人误解为疯癫——也可能对她来说很不明显，我只会让她背上因愤怒而起的红色斑点反应更激烈。我把写好的处方递给她。
他按摩了一小会，感觉很舒服。
“难道问题不明显吗？”
“我什么也没有碰到。”
“我知道吗？”
“那是什么意思？”
“好的。那么你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了。”
“我是说，你肯定头痛是在那个部位吗？”
“没关系。这是病人—医生之间的秘密，没别的。”
“也许再上去一点点。”
“哦，我不该那么说的。”
他将手指上移了一两寸，开始轻轻地拿捏我的头皮。
她脸一红。
“不对。这里什么也没有。”
“上周我去过你的教堂。”
“真的吗？甚至——啊唷！——也不在那儿吗？”
我开始写处方。
“这里也不是，对不起。”
“你可以把衣服穿上了。”
他话里的语气暗示他知道我在骗他，但出于礼貌没有说出来。
“我的工作毫无意义，我讨厌……我讨厌让我为他们工作的人。特别是……呃，特别是老板。”
“不是那里吗?”
这个提问不专业。我常听人说工作怎么怎么了，但我从来没有表示过丝毫的兴趣，可是如果我觉得特别同情，我也可能会大呼小叫的。但是这个和蔼可亲的女士……，我当然想知道她的工作出了什么问题。
“是的。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找不到疼痛。”
“什么样的工作问题？”
“可是，就用手按摩难道就不行吗？”
“因为上一次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也得过，现在我的工作问题不少。”
“不是这么回事，那里必须得有东西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什么意思？”我这样问是因为他不只是说头痛。他在说别的，说他觉得缺少的东西，我也相信他是对的——我少了某件东西，这也是来这个房间的原因。
“很久没有了，皮疹跟压力有关。”
“我不知道，我的手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你不是……如果话不好听，先说声抱歉，但打个比方，用精神感觉的话说，你不在那里。”
“你以前有过皮疹吗？”
“戴维在吗？”
她站了起来，这样我可以看清她背上的皮疹。
“一定在。”
我让她把上衣脱了，她愉快地说她不怎么喜欢在苗条的、让人讨厌的医生面前露出肥胖的肚皮，就在她脱衣服、套头外衣蒙住脸的一瞬间，我听出了她的声音，她是那个教堂的女牧师。
“但这不公平！戴维过去是只讨厌的、尖刻的、一点没有同情心的猪！”
新病人隐约有些面熟，但我的感觉不是很敏锐，我刚刚看过的土耳其小女孩很可能生了重病，通过会说土耳其语的卫生访视员，我一直在试图向小女孩的母亲解释为什么我要送她去做脑部扫描。我正心烦意乱，所以一开始我没能集中注意力听她抱怨皮肤不适。
“是，呃，我不知道。但他那里有让我继续下去的东西，而你……就好像电用光了的汽车电瓶。你明白的，我点了点火，我点了点火，但它只是喀——库——喀——库——喀——库地响。”
生活的关键就是忘却遗憾，这就是生活。但我们不能永远都能忘却，因为我们也可能会出错，让遗憾溜进来，但是在我们屈从之前，我们中最优秀的奋力设法回到了六十或者七十年代。我在大约三十七岁的时候实现了目标，戴维在同样的年龄也成功了，而我弟弟甚至在那之前就投降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能治疗遗憾的药。但我怀疑没有。
他发出的噪音让我感觉是那么不可思议。
哦，我不是在说浪漫的爱情，浪漫爱情是你发疯地想要得到你并不十分了解的人。构成我一个工作周的情感——当然有罪恶，还有害怕、愤怒，以及其他一些不光彩的分心事，它们只会让我一半时间感到不舒服——对我，对任何人来说，都还不够。我说的爱，过去常常感觉如同乐观精神、善行……爱去向了何方？似乎在这条路上我刚走到某个地方就泄气了。对工作，对婚姻，对自己，我失望透顶，这就是我的结局，我变成了一个不知道自己的希望是什么的人。
“也许你需要一些对接线，”“好消息”开心地说，“我们要不要下楼去喝茶？”
也许，这就是我们都怎么了的原因。也许马克想，他去教堂是为了寻找温暖，也许街上接纳流浪儿童的那些人在想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客房里找到温暖，戴维可以在“好消息”的指尖找到温暖——戴维寻找它是因为他想在死之前再一次感受温暖。我也一样。
[1] 英国伦敦剑桥郡最知名的餐馆。
我不太确定它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我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斯蒂芬之前（否则也不会出现斯蒂芬），在“好消息”更早以前（要不然也不会有一个“好消息”）；但是在汤姆和莫莉出生以后，因为那时我很了不起，是个人物，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也许如果我记日记，我会很准确地把日期记录下来。我可以看着记录，然后想，哦，对了，戴维是在1994年11月23日说这番话或者做那件事的。但是戴维有没有可能说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让我这样将自己封闭起来呢？不，我怀疑，是我自己将自己封闭的，是我身上的某些东西梗死了，或者干涸了，或者硬化了，我任由它发生因为它适合我。给予莫莉和汤姆的爱只是足够，但这真的不算什么，我心中偶尔会闪过片刻的温暖就像我有时候渴望尿尿一样，因为这只是一种条件反射。
[2] 圭亚那西北部靠近委内瑞拉的一个群众寺庙，在此聚集一个宗教祭祀团体，该团体结束于1978年，其领导人和创始人Jim Jones引发了约九百十三人集体自杀，也因此被称为邪教。
“没有爱，我什么都没有，”劳伦·希尔在珍妮特的唱机上唱了十二遍、十七遍、二十五遍，每一遍我都在想，是的，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现在变成的样子，什么都没有，我又哭了起来，或者只是感觉要哭。这是为什么戴维的盒子将我击垮的原因，现在我明白了，不只是因为我一点也没想到丈夫对我们结婚那天的事还历历在目，还因为我有点觉得我们的婚姻病了，或者快死了，或者业已死亡，但是直到今晚以前，我甚至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