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住在哪，克里斯托弗？”我问他，想要找到一个也许他能够一起参与的话题。
“为什么你不直接要求把音量开大呢？”汤姆说。又一次，就像是某个原型机器人一样，克里斯托弗摇摇晃晃地把头转过来看着他的朋友；但还是没能应答。不到四十五分钟，克里斯托弗已经让我怀疑起我对综合教育承担的义务了；突然，我怀疑愚蠢是有传染性的，这个孩子应该马上被扔到屋外去。
“萨福克高地，”他回答，完全还是那种好斗的防御性腔调，这腔调其他孩子只会用在说“不。我从来都不”这样的句子里。
“你们家电视太小了，”克里斯托弗说，“声音也不大。有东西爆炸时，它听起来很糟糕。”
“你喜欢那里吗？”莫莉问他。换成别的孩子也许会被怀疑是在讽刺另一方的社会境遇，但是莫莉恐怕只是在尽力显得友好。
“我喜欢比萨饼，”“希望”又重复了一遍。在往常，汤姆会跳起来，把说重话的人撕成碎片，但这次他似乎放弃了，他只是转动了一下眼睛。
“很好。比这里强。这里是个垃圾堆。”
“我喜欢，”汤姆说，他从来都没对我做的饭菜表示过喜欢，大概是因为迄今为止，他从来就没有机会让这样的赞同说起来具有挑衅性。克里斯托弗转过头寻找是谁在说话，但等他找到后，却又想不出说什么来回击。
这正好给了汤姆机会。他数到十，也许甚至是二十或者三十，他一边数，一边仔细研究着克里斯托弗，好像克里斯托弗是个象棋的残局，或者是特别复杂难解的病历。接着他就站起身，冷静地对准克里斯托弗鼻子旁的疖子猛击了一拳，疖子一下就裂开了，在克里斯托弗脸颊上流满了黄黄亮亮的东西。
“不要。不喜欢吃。”
“对不起，妈妈，”走出房间时，汤姆悲伤地说，甚至还没说要惩罚他，他就开始等待对他第一阶段的惩罚了。“但你必须稍微理解我一点。”
“还要再来点吗？这还有。”
“我们是在犯罪。”戴维在克里斯托弗和“希望”回家后说。（克里斯托弗的母亲——一位大块头、友善的妇女——也许有点失望，这可以理解，得知儿子被打的消息，她似乎并不是特别吃惊，因此或许也不会对我们打算采取的长长的详尽的处罚措施特别感兴趣。）
克里斯托弗将盘子从自己面前一推。“吃完了。”
“这是什么意思？”
碰巧，今天轮到我做饭；戴维和“好消息”关在卧室里不知道又在策划什么。克里斯托弗和“希望”都留了下来和我们一道喝茶，除了“希望”偶尔评价几句外，整个过程几乎是在完全安静中进行的——“我爱吃比萨饼！”“我妈妈喝茶！”“我喜欢这只盘子！”而克里斯托弗似乎只会用嘴呼吸，他吃东西时发出的声响有点让人吃惊，劈啪的杂声、呼噜声，还有咯吱作响的声音，这让汤姆非常鄙视。人们在谈论某人长得丑的时候会说，他长着张只有自己母亲才会喜欢的脸，但是克里斯托弗整个的模样肯定连他妈妈都不会接受。我从来还没有遇见过像克里斯托弗这样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尽管不可否认，希望和他差不多，她对食物以及对人的亲近没法驱散掉她身上难闻的体味。
“我们全都有罪，对吗？”“好消息”在一旁热心地插着话。
最后一句话是欣然而又真诚地说出的，它告诉了我需要知道的我们客人的所有情况。
“你总是在引导我们去理解。”
“我也不介意，”莫莉说，“她愿意的话，就可以留下来吃些茶点，真的。这对我有好处。”
“哦，不。我不是说，因为我们的社会很无情，我们就如何全都有罪。当然，即使我们有罪。”
“‘希望’，你要留下来一起喝茶吗？”
“当然，我也从来不这样认为。”
一个小女孩和她的新朋友刚刚才认识就讨论下次什么时候一起玩，有点怪怪的，但我没多管。
“不，我是在讲个人的罪过。我们都做过令我们感到内疚的事情。我们撒的谎，那个，你知道的，我们有过的风流韵事，我们造成过伤害。所以，我和戴维一直在和孩子们谈这件事，试着去察觉他们自己罪恶在哪里，然后鼓励他们将罪恶纠正过来。”
“我不介意，”莫莉飞快地说，“真的。”
“纠正罪恶。”
“我们要看一看，”我说。
“是这样，对极了。纠正。我们就这样叫的。你找到你做错的事情，或者你对别人做的不好的事情，然后纠正它，做它相反的事。如果你偷了什么东西，你就把东西还回去。如果你很恶劣，你就必须要和善待人。”
我看着莫莉，想在她脸上找到不乐意或者嫌恶的痕迹来，但她脸上像是戴着副外交面具。
“因为我们正在将个人置于和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
“明天我能过来吗？”“希望”问道。
“谢谢，戴维，我忘了说这点了。对的，个人和政治，政治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对吗?比如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不。好的，你看……”我开始讲解她们在出牌时犯的重大错误，仔细考虑了一下，我又决定不讲了。
“哦，这么说，政治的事情现在已经做完了，是吗？无家可归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世界变得更好了？”
“呼‘同’[4]。这是第三局了，还没人赢过呢。”
“凯蒂，别开玩笑，‘好消息’说我们已经‘做’了，他并不是指我们已经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那你们在玩什么呢？”
“上帝啊，我绝不是那个意思。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事要去做啊！”“好消息”用手给自己扇着风，显然是在象征还有大把大把的汗水要为这个世界上身处困境的穷人而流。“但这里也有同样多的事情要做，你知道吗？”他指了指自己的头脑。“或许是在这里。”他把手指移向心脏。“所以，这就是我们此刻正在做的工作。”
“方块3。该你出了，莫莉。”“梅花5。”莫莉也在那堆牌上放了一张牌。和克里斯托弗恰好相反，“希望”非常健谈。她不停地讲她做过的以及看到过的任何事情，但她明显害怕使用复合句，她听起来就像是《珍妮特和约翰》[3]里面的珍妮特。
“这也就是我们邀请克里斯托弗和‘希望’来喝茶的原因？”
“哈啰，我叫‘希望’。”希望。我的天。希望，这个几乎是超自然的、不合时宜的名字对天底下的父母亲来说是个可怕的警告。“我是来和莫莉玩的。我们在打牌。轮到我出牌了。”她小心翼翼地把一张牌搁在一堆牌上。
“正是这样的，”戴维说，“我们同莫莉和汤姆交谈，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纠正的事情，我们多少触及到了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最让他们感到……后悔的地方。莫莉总感觉不好，因为她没有邀请‘希望’参加她上一次的生日晚会，但是……嗯，你要发笑了，汤姆觉得不好是因为他在学校打过克里斯托弗。”
莫莉在她房间里和一个看上去八岁大的和克里斯托弗差不多的女孩待在一起。莫莉的新朋友是个戴眼镜的小女孩，很瘦小，皮肤有点灰；她身上一定有异味——莫莉的卧室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难闻的味道。房间里的空气就像巫婆酿的屁一样难闻，是那种体味和臭袜子味混杂在一起的味道。
“这倒颇有讽刺意味，不是吗?汤姆刚刚又打了克里斯托弗。”
“楼上，她也有个朋友。”
“我能明白你为什么这么说，是的。”
“莫莉呢？”
“也许今天发生的事情是能够预料到的？”
“在‘好消息’的房间里。”
“你这样认为吗？”显然，戴维没有料到历史有重复自身的可能性。“为什么？”
“爸爸在哪？”
“想一想。”
克里斯托弗转头看着汤姆，然后用手在汤姆的胸前一推，很无力。汤姆看了看我，然后摇摇头，对此我只能解释为难以置信。
“凯蒂，我不希望我儿子欺负别的孩子，我也不希望他不喜欢别的孩子。我希望他在每个人身上都能发现优点以及……可爱之处。”
“不是，”汤姆轻蔑地回答，“只是笨。”
“你觉得我不这样希望吗？”
自责和不安突然攥住了我的心。“克里斯托弗耳聋？”
“我不确定。你希望他在克里斯托弗身上找到可爱之处吗？”
“她问你是否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茶点，”汤姆喊道。
“是的，呃，克里斯托弗也许刚好证明是个特例，是爱的普遍法则里的一个漏洞。”
他还是瞪着我看。不，他不想在这个上面冒险出差错。
“所以你不希望他去爱每一个人。”
“你要留下来一起喝茶吗？”
“好的，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当然希望这样，但是……”
“你好。”
“你没看见吗？”“好消息”激动地说，“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在我们自己的家中营造一个理想的世界！”
“你好，克里斯托弗。”
一个在我自己家中的理想世界……我还不很肯定为什么这个设想让我如此惊骇，但是我心里的某个地方的确知道“好消息”错了，没有仇恨的生活根本就不是生活，孩子们应该被允许鄙视他们不喜欢的人。现在，我要为争取这个权利而努力。
“克里斯托弗，”汤姆咕哝着说。
“你怎么样？”在汤姆和莫莉上床后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戴维问我。
新朋友看看我，然后环顾了一下房间，头不停地摇晃着，努力确定我这个陌生人在和我们中的谁说话。他似乎还不够聪明，再加上他其他的缺陷，这真让人心碎；即使他已经确定再没有别的什么人和我们在一起，他也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大概他是害怕弄错了。
“什么我怎么样？”
“哈啰，”我愉快地说，“这位是谁啊？”
“你不想要纠正什么吗？”
第三周的头一天，下班回家后，我看见汤姆和一个新朋友在一起看电视。新朋友是个肥胖的小男孩，鼻子旁边有个疖，额头留着刘海——男孩乐队留的那种，但这只是让他那副几乎让人吃惊的、不讨人喜欢的模样变得更加难看，或许更让人取笑。“你知道我常常生在什么样的脸上吗？”刘海似乎在说，“好的，看一看这张脸吧！”汤姆的朋友看上去不像这样。他们看起来很英俊、很酷。酷对汤姆来说非常重要；和别的孩子相比，肥胖和疖子（还有毛绒绒褐白相间的毛衫）通常不会让汤姆产生多大兴趣。
“不想。我认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时都有很好的理由，例如汤姆打克里斯托弗。今天下午的事就证明了这一点。汤姆打了克里斯托弗两次，因为他不能不这么做，所以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分开，而不是让他们待在一起。”
但是，真该死！这珍贵的两个小时却让我感到很幸福。我觉得，我比过去很多年很多年都要快乐。我看珍妮特的小电视，甚至我最近一直在看报纸的评论。住到这里来才两周，《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我已经看到了七十九页，我是在晚上看的，急着要将它看完。为这两个小时我也付出了代价。住到这里的头一天夜里，我做了个噩梦，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醒来时才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又不在何处。我穿好衣服，步行回到家中，听着孩子们呼吸的声音，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打那以后，在大多数夜里，我都会准时在凌晨二点二十五分醒来，我会觉得自己一切都被夺走了，倍感孤独和内疚，担心和害怕让我变得狂乱，我要好久才能重新睡去。但是，我早晨醒来时，还是会感到精力充沛。
“那么，你不相信，比方说敌对的部落可以永远肩并肩和平地生活？”“好消息”悲哀地说。“贝尔法斯特？只是将它放弃吗？巴勒斯坦？还有图西族，你知道的，和另外那些打仗的地方？把它忘掉吗？”
我没想过像我这样能够住多久。珍妮特过几个星期就要回来，但我还是想知道她夏天的时候用不用这个房间，想知道加上自己房子的分期贷款、两个孩子和丈夫、“好消息”还有无家可归者，我是否能够再负担得起这样的一间小屋。我没有去考虑过这样的生活是否值得——是否这每天晚上两个小时，或者我自己打发时间或者和迪克、玛丽和格蕾琴一道听“空气”的音乐以及讨论信箱的容量，会对我未来四十多年的生活有益。此刻，我觉得好像是有益的，但马上就签订一份四十年的租约大概还不甚明智吧。
“我不能肯定汤姆和克里斯托弗是敌对部落，他们是敌对部落吗？他们只是两个小男孩，而不是什么敌对部落，是不是这样？”
这里所有人都是单身，我也喜欢这样。我猜其实他们中没有人希望单身；甚至就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他们还拿自己开涮，非常不情愿地讲了很多已经讲了无数遍关于他们爱情的玩笑，我猜想，如果这个话题能在讨论信箱的会议上被提起的话，它也会在任何的讨论会上出现，在讨论会上，格蕾琴想知道，是否信箱上的投信口太窄应该为情人节没什么邀约负责，大家都尽责地哈哈大笑，然后悲伤地嘲弄一番。尽管如果他们为此而难过，我也一样会悲伤，但这却满足了我的目的——他们中最好没人在谈恋爱，因为有人谈恋爱会加剧我的那种被夹在中间、《帝国反击战》里有的气氛；就好像在别人的图画本的一张空白页上，我刚刚开始落笔，而我的画本已经用完了，每个角落都被涂满了，但我又不喜欢我画的东西。
“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他们是。”戴维说，“打个比方，你可以认为克里斯托弗是个科索沃人或阿尔巴尼亚人。他一无所有，大多数人瞧不起他……”
但是对我来说，和别的音乐比，比如说和鲍勃·迪伦的音乐相比，“空气”的音乐听起来就像现代的、没有子女的单身生活，而鲍勃·迪伦听起来就像上了年纪，已婚又负担沉重——像家一样。如果“空气”是康伦公司[2]，那么鲍勃·迪伦就是年代久远的蔬菜水果商店。蘑菇、生菜和西红柿、做意大利肉酱面、准备色拉的家，这种感——觉如何？成为你自——己？但无论什么时候听鲍勃唱歌，我从来都不是我自己。我不禁在想，大概公共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吧——清凉的音乐、白葡萄酒、信箱以及你需要时随时可以关上的门。下一次我们要讨论是否我们需要在大厅里放上一张寄信用的桌子，我盼望着我们下一次的见面。（我觉得应该做这张桌子，但我也准备听那些持不同意见人士的看法。）
“只是不同于一般的阿尔巴尼亚人，他可以就待在家里看电视，没有大事情会在他身上发生，”在回我住处的路上，我在头脑里想着我的回答；在想到“大多数”的“多”时，我回到了房间，于是它们被关在了门外的某个地方。
住在这里很有意思。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决定，决定我们怎样生活，决定我们的职责所在，决定什么是最可能好的事情。比如，上周格蕾琴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们投票决定安装一只大一点的信箱，起因是这样的，玛丽从亚马孙网上书店订了很多书，邮递员没办法把书塞到门里来，所以只好把它们放在门前的台阶上，结果书被雨淋湿了。戴维，你听到了吗？信箱的尺寸！这些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事情！（尽管没人给我们报价，我们也不确信找谁来安装信箱或者怎样去找。）讨论完全让人满意，简短、合理、幽默而且公正，玛丽出三分之二的安装费，我不用掏钱。我们喝着葡萄酒，一起听“空气”乐队的音乐，他们是法国人，弹的大部分是电子乐器，感觉这音乐在电梯里听最棒，迪克有点瞧不起“空气”，他用他那安静、紧张的语调说，有比“空气”更有气氛的法国流行乐曲，如果我们想要听，他会给我们带张碟来。
但当然，我发现自己也在思考这整个纠正的概念。谁不想将时光倒转呢？戴维知道我恰好对所有事情都心怀内疚，这也是为什么他跟我说这个想法的原因。杂种。回到珍妮特的住处，我想看书，又想听听从楼下借来的“空气”乐队的唱片，但是最终我却在心里列了一张表，上面列举了那些让我愧疚之事以及我怀疑是否可以做的更好的事情。让我惊恐的是，回忆那些我做错的事情是多么地容易，它们好像就一直飘浮在我意识的表层里，只需要用一只调羹，我就可以把它们捞起来。我是医生，我是个好人，但是还有这么多的……
我住顶楼，在我楼下还有三层公寓，我现在已认识并喜欢上那里面的人。格蕾琴住在一楼公寓里，有花园，是四层中最大的公寓，她在公关部门工作，她还答应给我各种免费样品；她上面住着玛丽，玛丽在北伦敦大学教哲学，她周末的时候要回在格拉斯哥的家；玛丽上面住着迪克，迪克是个安静的、爱紧张的家伙，他在当地的一家唱片店里上班。
第一，也是最明显的——住在这里。我感到愧疚，因此我把它弄成了这样一件辛苦的事，早上六点一刻就要起床等等。我以为这是一种苦行，也许因为这我能原谅自己。（但我六点一刻起床的真正原因是我没有勇气告诉孩子我已经搬到外面去了，所以事实上，我应该在这桩罪行上再加上怯懦胆小的罪过。所以，我是罪上加罪，而不是被完全赦免。）
珍妮特的卧室兼起居室是位于泰米尔路上一栋联排房屋的顶楼，泰米尔路是同韦伯斯特路平行的一条路。房子看上去很怪异，因为它实际上很漂亮，但主人们却任由它破败。现在，街上的房子一个接着一个正在被翻新，只剩下最后一排三栋旧楼，我就住在中间那一栋。
第二，斯蒂芬。或者更恰当一些，戴维。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在婚礼上起过誓，我违反了誓言，但我不得不违反。（尽管我有可以减轻罪状的情况，我还是希望你们现在已经了解。）（但是碰到这种事情，从来就没有可以减轻罪状的情形，对吗？无论我什么时候看杰瑞·斯普林格[5]的节目，有罪的一方总是对被他（她）背叛的配偶说：“我试着告诉过你，我们不幸福，但是你不愿听。”结束的时候，我总是会想，不听的罪过并不等同于应受到不忠的惩罚。但是，就我的情况来讲，我的确真的认为有可以减轻罪状的情况。很明显，杰瑞·斯普林格的嘉宾里面有几个是医生？那些异装癖者、和一大堆女人生过孩子的男人中有几个曾经想要正正经经做一份工作？）（也许他们都想过，也许我一直是一个喜欢否定别人、自命不凡的中产阶级道学先生。哦，上帝啊！）
他停了好一会才说话，这是一个漫长的、深思熟虑的停顿，但却很不幸，这个停顿先是让我忽略了，继而又让我忘掉了他最后的拙劣弥补。
第三，我的双亲。我从来都不给他们打电话，也从来不去看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打过电话也去看过他们，但总是带着那么多的怨气和拖延等等。）（但我的的确确认为我的父母亲比别人的父母更糟糕。他们从不埋怨，也从不要求什么，他们在默默地承受痛苦，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可怕的挑衅，如果你想一想的话。或者甚至更让人生气的是，他们假装理解你。“哦，别为这事担心。你们自己也有好多事要做的，工作还有孩子们。有空的时候再打电话……”诸如此类让人无法原谅的、想要操纵你的话。）但是，这里面有个悖论，它为我提供了些许安慰——是的，可以肯定，这些罪恶感对人的心理健康是有害的。但是根据我的经验，那些没有罪恶感的人往往是我们中间心理最不健康的，因为和自己父母免除罪恶感惟一的交往方式就是和他们交谈，经常去看望他们，也许甚至是和他们住在一起。这不可能是好事，它可能吗？所以，如果这些是选择——持久的罪恶，或者那种一天五个电话的弗洛伊德式情结——那么我已经做了一个明智和成熟的选择。
“为什么你不想让我走？”我问他，“我走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第四，工作。这似乎特别不公平。在这一点上，你会认为我选择的职业就其本身来说足够可以免除所有的烦恼了；你会认为即使一个糟糕的医生在糟糕的一天也会比一个好的毒犯在愉快的一天感觉要好，但是我怀疑这不是真的。我猜想，当买卖双方交头接耳，一切都顺顺利利，毒贩们一件件完成手头的生意，然后带着一种成就感回到家里时，他们一定非常得意。而我的日子是这样过的，我对人粗鲁、几乎帮不上什么忙，我可以从病人的眼睛里看出，他们觉得他们被搪塞、被误解和被忽略（你好，考滕扎夫人！你好，巴米·布赖恩），我从未做过书面工作，所有的保险索赔都被直接丢到收文篮里面，在上一次的医院会议上，我答应就难民无权使用医疗资源的问题给我们当地的议员写信，但我也没有立即去做……
“请不要走，”他说，但在他的声音里，我听不出有任何的坚定或者绝望。也许，是我试得还不够坚决。
只是做个医生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做个好医生，你必须要和善待人，你必须要有良心，有献身精神，有智慧，虽然每天早晨我到医院时总有决心完全做到那几点，但只要接诊一两个我熟悉的病人——比方说，巴米·布赖恩，或者那个一天要抽三包烟的家伙，他对我没能治好他肺部的毛病一直有意见——我就又变得脾气暴躁、厌倦和爱挖苦人了。
因为我们的婚姻，我应该这么说的。真的，因为归根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当你去掉上班时间，在家吃早餐和晚餐的时间，那就是剩下来的时间——我将独自度过的时间就是我用来做妻子而不是母亲或者医生的时间。（天啦，多么可怕，这些是我惟一可有的选择。我惟一没有在履行这三个角色是我在浴室洗澡的时候。）我当然也不会这么说；我只是在空中轻快地挥了挥手，我希望他会看到的是一颗衰亡的、饱受战争蹂躏的行星，它不再有足够的氧气来支持复杂的生命形式。
第五，汤姆和莫莉。这一条太明显了，如果还要我解释，也太蠢了。对每一个做过父母或者孩子的人来讲，它们都非常熟悉。另外，看上面的第一条：我已经搬出他们的房子了（虽然只是暂时的，虽然我是被激怒的，虽然只是搬到了附近的一间小小的房间里），但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猜想，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大部分母亲都会发现自己正纠结于她们是否做对了事情。
“为什么？”
但是，这些仅仅是良心的三幕戏剧，它们每天在我心里上演。还有许多的独幕剧，内容确切地说是属于边缘地带而不是伦敦西区，但常常也会在睡前强迫你思考。有我弟弟（见上面的“父母”那条），我知道他不幸福，自从派对那天以后我再没见过他；还有许多亲戚，包括琼姨妈，因为一次慷慨的……她还在一直等着我们能说声谢谢……哦，天啦！不用去担心那件事。还有一位过去的中学朋友，她曾经把她在德文郡的小别墅借给我们，汤姆还打破了她的一个花瓶，但是当她那天晚上想要到我们家住时……也忘了吧！
“我不知道，真的，”我说，“我只想搬出去一段时间。”
我不希望自己夸大不实。我知道，我的生活过得并不糟糕，但我也不认为这张罪状单没有意义，相信我，它有意义。看看这个：通奸、不时地剥削朋友、对父母不敬，而他们除了想要和我们靠得近一些再没有别的要求。我是指，十诫中我已经打破了两诫，考虑到其余的——十诫中有三诫或者四诫都是关于安息日工作时间以及雕刻偶像等——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霍洛威不再适用，我发现我的命中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三，对我来说，这比例太高了。还记得大约在十七岁，我看着十诫心想，如果把所有的雕刻偶像的诫律去掉，只留下真正有关紧要的，我觉得遵守这些诫律也不太麻烦。事实上，如果你把所有苛刻的诫律都留下，我也不会介意的。上帝也会理解偶尔在安息日打来的急诊电话，是不是这样？我以前可能做过多少雕像？到目前为止记录是零——我没有被诱惑过，如果我曾经犹豫过，我都会很吃惊。首先，我没有时间。
因为每件事，我告诉他。因为“好消息”，因为猴子，因为我害怕你接下来可能做的事。我想告诉他，还因为我正在消失，每一天我醒来时，总会少掉一点点。但我不能那么说，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资格说，除非我接受了杰迪训练，要不将来我也不会知道。
当我看着我的罪恶时（如果我觉得它们是罪恶，那么它们就是罪恶），我能看见基督教重生的魅力。我怀疑不是基督教如此的迷人；而是复活这件事。因为谁不希望重头再来一遍呢？
“为什么？”戴维问道——我觉得，语气不算不合理。
[1] Miriam Stoppard，英名医生、作家，以关心女性健康闻名。
我在这里住不用付钱；房间是珍妮特·沃尔德的，也就是第三个知道我搬到外面住的人。珍妮特也在医院上班，这个月她回新西兰看望她刚生下来的小侄女。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珍妮特的小侄女，我也不会决定搬到外面住。就好像小偷如果没看到你口袋里鼓起的钱包，也不会起贼心一样。机会是这样得到的：她碰巧提到在她离开这段时间，房间会空着，没用几秒钟我就做出了决定。似乎我无力抵抗这种诱惑；我能够听到那空荡荡的声音，体会那寂静，闻到那孤独的味道，这种渴望比我以前有过的任何渴望都要强烈。（这说明了我什么？有哪个喜欢快乐的人什么都不渴望呢？）接着，只花了几秒钟的时间我当场就制订了这个起床后、早餐前的计划。下班回到家里，我把要做的事告诉了戴维，然后就开始付诸行动。
[2] 英国一家著名设计公司。
我已经搬到外面住了。除了没有人知道外，总之是分居了。当然，戴维和“好消息”知道这事，出于一些日后会明朗的原因，还有一个叫珍妮特的同事也知道了，但莫莉和汤姆还不知道。我现在住在或者至少是睡在附近街道的一居室里，晚上，我把孩子们安顿上床后才出门，在我睡的地方，我把闹钟定在早上六点一刻，早晨醒来后直接穿好衣服，不喝茶，也不吃早餐，将睡衣晨袍往袋子里一装就往家里赶，这样我在六点半就能赶到家中。孩子们通常是在一个小时后才被叫起来，这样，即使孩子们有时偶尔会早起也不用担心了。（现在他们夜里很少醒，即使醒，也总是戴维过去，就因为我是家中惟一有正当工作的人。）然后，我会再换上睡衣以免孩子们疑心——但他们将来一定会猜到，晚上将他们安顿上床、第二天早上在家吃早餐的妈妈已经搬到外面住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会读读带在身上的报纸。理论上，我少睡了一小时的时间，但这不辛苦，因为实际感觉起来，我好像多睡了一个小时，这就是晚上我一个人睡产生的效果，它能让人恢复活力。
[3] 英国一套非常有名的儿童读物。
当猴子和他的伙伴们搬到这条街上时，我敏锐地意识到思考的必要；事实上，如果不想清楚，生活就好像变得无法维持了。我分不清谁对谁错，我的房子里充满了我不认识的人……我快疯了，真的。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我能不这么做吗？当然，这样自私、放纵而且错误，但似乎在那个时候，好像我想不出如何变好而不是变坏。这是每个人都会理解的，上帝、坎特布雷大主教、米里亚姆·史托帕德医生[1]以及每个人，他们会不理解吗？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对孩子们的爱比以前少了，甚至这也不意味着我对丈夫的爱变少了（我不这样认为，虽然这是件我需要考虑的事）……
[4] 一种儿童玩的简单牌戏，玩者各自将手中的牌一张张发放到桌面，抢先认出两张相同者即呼“同”，桌上所有的牌便统归先呼者。
在所有《星球大战》影片中，惟一能让我忍受的就是第二部《帝国反击战》中的安静的场景。或者更确切地说，过去是第二部，因为后来第四部成了第一部，这样第二部就成了第五部。两三年前，汤姆常常按照顺序一遍又一遍地看《星球大战》的录像。一开始，我喜欢《帝国反击战》仅仅是因为在咆哮、巨响和呼啸声里，它有片刻的安宁。但后来，我开始欣赏它的……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称呼它，寓意？道德？《星球大战》的影片有寓意吗？但是，它却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某种渴望，我想成为天行者卢克，学会做杰迪武士，独自一人到某个地方去。我想同战争决裂。我希望有智者教会我怎样度过余生，这是我应该知道的。我知道，让儿童科幻电影教我这些事情是件很可怜的事情，他们应该是乔治·艾略特或者华兹华斯或者弗吉尼亚·伍尔芙。但关键是，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留给弗吉尼亚·伍尔芙，这就意味着我被迫从我儿子《星球大战》的录像片里寻找意义和安慰。我不得不做天行者卢克，因为我不知道我还可以成为别的什么人。
[5] Jerry Springer，美国脱口秀节目，多关注婚姻、家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