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白了我一眼，好让我知道我是在捣乱，但我不这样想。实际上，温迪和爱德华在这件事上做得已经相当好了。他们本来可以跑过来把戴维从楼上扔到窗外去，或者拖住戴维一直到他崩溃为止，但他们只是觉得受到了伤害，不知所措。而现在却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的推断有毛病。
“我肯定它们不会，”我说。“我肯定它们去了不同的地方。我肯定摄像机到了霍洛威路上的那家二手货商店，而罗比去了酒吧。”
“‘好消息’说得对，”戴维说，他话里那种预言的味道让人厌烦。“我们不能总是用一成不变的眼光来看这些孩子。这首先就是他们落到今天这地步的原因。”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们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然后就觉得板上钉钉了。我是说……是的，罗比走了，一些东西也不见了。但这并不一定就代表他们去了同一个地方。”
猴子打着哈欠走进厨房，他穿着戴维的旧衣服。
“那你的意思是？”爱德华真的困惑了。跟我一样，他也努力想听明白这件事怎么可能还有其他解释。
“你认识罗比吗？”我问他。“那个在这里和温迪和爱德华一起住的小子？”
“哦，不，不是这样，大家听我说，”他说，“我们太草率地下结论了。我们不应该草率，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想想。”
“认识，”猴子回答。“他是个偷东西的小王八蛋，原谅我说脏话。”
温迪和爱德华，那对住在19号的高大夫妇，第二天一大早就来登门拜访。他们收养了一个叫罗比的男孩子，他们说挺喜欢他的。昨晚他们三个在一起探讨了罗比的生活以及他是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睡觉的时候，温迪和爱德华庆幸他们做了个正确的决定——让罗比留下来。但早晨醒来时，罗比却不见了，一起不见的还有：一台摄像机、七十英镑现金以及一只手镯，手镯是温迪洗碗时放在水池旁边忘了拿的。“好消息”听着，情绪变得越来越激动，这让我很惊讶，我原以为他会愉快地将损失看成一种经历，他会争辩——他几乎一无所有，所以辩论起来就会很容易——这些风险值得去冒，这都是为了以后更多的人的利益等等。但结果却是，并不是这偷窃行为本身让他激动，而是我们的中产阶级逻辑。
“你是怎么知道的？”戴维问。
但现在，我能明白我错了，那不是考验。在国外一个陌生的旅馆里，哪个女人会任凭她男朋友在弄脏的床单上腐烂发臭不闻不问？如今才算是考验，上帝！我没通过吗？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偷东西的小王八蛋？”因为他什么都偷。猴子有点错误判断了这里的情绪，他为自己的俏皮话开心地笑了起来。
但我却有点高兴，因为几年前（大概是在我第一次想象当医生，并且意识到有时候我的私人生活将会同我的职业生活相似时），我为自己准备了一个测试题目：看到一个男人处在那样的状态，第二天早晨，我还能不能够继续尊重他？我成功地通过了测试。在帮戴维擦洗身体时，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后来我还下决心跟他做爱。（我指的是在假期以及他恢复健康之后，而不是就在那件事之后……）毕竟，我有能力进行成熟的交往。这是否就是爱？
“他偷了我们一些东西然后跑了。”爱德华说。
我们查到了飞往埃及的廉价航班，打算四处转转，但是，到达开罗的第二天，戴维就生病了——事实上，病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厉害。他神志昏迷，每隔两个小时就要呕吐一次，病情最重时，他腹泻了，我们住在廉价旅馆里，房间里没有厕所也没有淋浴，我不得不一遍一遍帮他擦洗干净。
“是吗，唉，我本来应该把这事告诉你们的。他偷了什么？”
当年，状况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一年暑假，戴维把腿摔断了，第二年因为刚毕业很穷，所以我和戴维直到我们交往的第三年才一起外出度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对了，我是指，我们会吵架，有时候我会不是很喜欢他，如果我或者他外出几天，我也不想他，尽管我还是会草草记下一些琐碎的事准备告诉他，但我从未想过是否我希望和他在一起。因为我知道，在我内心的深处，我做好了长途征战的准备。我猜我是想说这第一个假期不是我们的蜜月旅行，那两个星期，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把时间全花在床上，你一口我一口地往对方嘴里喂外国水果。事实上，情况更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他随意更改猜字游戏规则，我们吵了一架，结果戴维会生两周长长的闷气，那段时间里，我会骂他是个可怜的小骗子。那时我们就是这样相处的。
爱德华告诉了他被盗物品。
我无言以对。
“小杂种。没错。”猴子一转身又不见了。
“凯蒂，那儿有人在死去。如果你觉得我自鸣得意，我很遗憾。”
我为爱德华和温迪泡了杯茶。戴维把头埋在手里，悲哀地看着地板。“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个高风险的战略。”如果我是爱德华和温迪，我会发现最后一句特别叫人难以忍受。他们本以为这个想法事先被仔细斟酌过。
“一切。假装神圣、自鸣得意……”
“你们用不着太担心，”“好消息”愉快地对他们说。“你们做得是对的。不要去想你们失去了多少，他本来可以把你们的全部东西，你们最后一个便士都拿走的。今晚睡觉时你们会知道你们问心无愧，不仅仅是无愧，它是……”“好消息”想了一会，努力地要找个词表达“不仅仅无愧”，想不出来就放弃了，于是只好露出愉快的笑容，这笑容似乎不能给爱德华和温迪他们所期望的安慰。
“什么不能让你忍受了？”
四十五分钟后，猴子带着摄像机、手镯、剩下来的五十英镑，还有罗比回来了，罗比右眼上方有个口子，血流了很多。戴维生气了，“好消息”显得很痛苦。
“不是这样的，戴维。我说要离开你，是因为你变得让人无法忍受。”
“他怎么会这样？”戴维问。
“我还能说什么？我只是试着在为那些自己无能为力的人做些事情，你就一直威胁着要离开我。我……”
猴子笑道：“他撞在门上了。”
“你只会说对不起？”
“哦，老弟，”“好消息”说，“这不是我们希望的。”
“对不起。”
“我不赞同暴力。”戴维说。
“我知道你没打算毁掉你的家庭。但是我们两个人觉得非常不快乐。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再承受多久。”
“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打算毁掉我的家庭。”
“意味着我不同意你的做法。”
“我问你，为这值得毁掉你的家庭吗？”
“是吗，好的，”猴子说，“我好好地跟他讲，但他不听。”
“但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
“我会把东西送回来的，”罗比哭道，“他没必要打我，我只是……”罗比想、但却没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他只是想暂时借用一下摄像机和手镯，然后声音就小了下来。
“戴维，那是部电影。”
“猴子，是这样吗？”戴维问。“他打算把东西带回来吗？
“为什么是她？”
“戴维，老实说，我的看法是，不，这不是真的。他不会把东西拿回来。他会把它们兜售出去。”猴子这样说是想逗乐，有人笑了——至少我和爱德华笑了。但戴维和“好消息”没笑。他们看上去只是很愁苦。
“为什么是你？”
我们谈话的时候，我让猴子带罗比到外面走走。
“哦，对不起。但关键是她和我都想要做些事情。自来水公司毒害居民，不好，她想要为被伤害的人讨回正义。孩子们露宿在大街上，不好，我想要帮助他们。”
“那现在怎么办？”我问他们，“你们希望警方介入吗？”
“你会把我弄疯的。”
“哈，难道你们真的要把事情想得这么严重吗？”“好消息”说，“因为警察，你们知道……那太沉重了。如果二十英镑对你们这么重要，你们知道……”
“你先跟我说说她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没等到他以这种惯常指示的方式把话说完，他的声音也小了下来。显然，从他这儿不会得到任何补偿。
“你在做什么？说给我听听。”
“什么？”我问他。
“是的，这很重要。告诉我，我正在做的和她做的有什么不同。”
“钱好像不是很多，只是二十英镑，是不是？我是说一个年轻的生命要比那珍贵。”
“为什么我不打算浪费时间来解释为什么你不是朱莉娅·罗伯茨吗？”
“那你是说爱德华和温迪吝啬了。还很无情。”
“为什么不？”
“我只是说，如果丢钱的是我，你知道的……”
“戴维，我不想在这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
“这没你的事，”我告诉他。“这是爱德华和温迪的决定。”
“为什么不是？”
“如果我们报警，”戴维说，“罗比将会很难继续留下来，他会觉得爱德华和温迪不要他了。”
我们停了下来，他给了一个孩子五十便士，然后我们又继续沉默了一小会。
即使我已很清楚，但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觉得，戴维对现实的认识是多么无力。
“因为你不是她。”
“该死的，我们不想要他，”爱德华说，“那个小混蛋。”
“没有，但是……”
“好消息”几乎不能相信。“你们不要他了？就因为这个？快别这样，伙计们。我们知道这条路很难走，但我不相信你们碰到第一个困难就会放弃。”
他过去的思维常常这样复杂、饶有趣味。“不，我站在自来水公司这边。我当然不站在她一边，我没有很多选择。你想说你是朱莉娅·罗伯茨吗？”
“你说过你们审查过每一个人。”温迪说。
“但是难道你不站在她那边吗？”
“我们都审查了，”戴维说，“是从本地的一家旅馆那里获得推荐的。但是，你知道，一定是什么东西对他诱惑太大了，到处是钱、珠宝、电器还有……”
“她和他言归于好了。”我指出。
“这么说，这是我们的错？”爱德华说，“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她男朋友离开了她。”
“绝对不是你们的错。但也许我们没完全明白这里面……这里面文化隔阂的程度。”
“没什么代价。电影里没有。也许除了那些生病的人以外，从此以后每个人都幸福地生活着。”
爱德华和温迪互相看了一眼便离开了。
“要做这种事情，就得付出代价。”
“我对他们很失望。”戴维说，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我以为他们会更坚强些。”
“我看到什么了？”
我帮罗比把伤口清理干净后向他建议，明智之举是离开这里。与戴维和“好消息”一样，他对这个建议也不十分满意，他似乎相信我一直对他有成见，相信我们没有给他机会。你也能想到，为这个我和他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辩论，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给了他机会，而他没有完全积极地来回应，罗比不同意我的看法。
“你看到了吗？”
“那台摄像机是便宜的韩国货，”他说，“‘好消息’也说了，钱只有二十英镑。”
“什么怎么样？”
我努力指出，这已经离题了——确实，这个推论不合逻辑——但是，我没法说服他。在和猴子进行了更短暂的交谈后，罗比作出决定，韦伯斯特路毕竟不适合他。后来我们再也没有看见过他。
“怎么样？”看完电影他问我。
不幸的消息传遍了整条街道，那一天，有好几个人来过我们家。其他四家人都想同戴维和“好消息”谈谈，当然，紧靠着爱德华和温迪家的邻居们也不高兴——包括迈克，可以预料，这一夜他在意识形态上对这个项目的反对已经变得更强硬。迈克造访了我们。
一天晚上，我让客人们在家照看孩子，我和戴维去看电影。（想象中的）和父母或者社工人员的对话是这样的：“谁照看你们的孩子？”“哦，是‘好消息’和猴子。”电影是朱莉娅·罗伯茨主演的——她扮演一个为生存在挣扎的单亲母亲，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份工作，后来她发现当地一家自来水公司的水有毒，为此她进行了一场艰苦的诉讼并帮助受害者获得了赔偿。她同一个留着胡须的性感男子之间的关系使她承受了痛苦，她成了个对孩子疏忽大意的坏母亲，但她是在为正义而战，而水公司则很坏，简直坏透了。她只有两个孩子和一个男朋友，而因水致病的人却有几百人，所以这没什么。这不是部特别棒的电影，我喜欢它只是因为它是部彩色电影，在故事情节中没有涉及空间飞船、昆虫或者噪音，我能一下子从头看到尾，就像我爱看斯托帕德的戏剧一样。戴维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他觉得电影是在讲他。
“这事跟你没关系，”戴维说。
头几天，一切都很平静。我们只是在晚上才能看到他；他也不说白天去哪了，但显然老习惯很难改变，老朋友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他也不例外。他一天晚上回来后，在餐桌上倒下一大堆硬币想要贴给我家用钱，这让我们想到了他白天的行踪。我几乎就想把钱接过来，毕竟，除了我之外，他是这个家里惟一工作的人。他懂礼貌，事不关己不过问，他读书，看电视，和汤姆玩电脑，他对饭菜没有任何要求，满意给他吃的每一口饭菜。
“什么，一个该死的小偷就住在隔壁，但你却说跟我没关系？”
结果我们对猴子有点失望，老实说，他也对我有点失望。我不能回答他问我的任何问题，似乎我们也没有任何他最想要的东西（除了看不到星空体育台，我们还没有PC游戏机，或者甚至连条狗也没有）；同时他也不能帮我弄明白为什么是他睡到了大街上，这意味着我也无法展示我想让他看到的我的那一面——临床医学家和听众凯蒂，富有想象力，能解决常人无法解决的问题。猴子去洗澡了，很遗憾，我们的淋浴器也不好用。
“你并不知道谁住在你隔壁，”戴维说，“你在了解别人之前就对他们妄下断言。”
“哦。”
“你草率了，”“好消息”说，为他的新动词高兴不已，“在这里，我们都不是草率的人。”
“不能。”
“什么？这样看来，一直要等到我他妈的一半的东西都没了才允许我抱怨吗？”
“能看星空体育台吗？”
“为什么我们不召开一次街道会议呢？”戴维说。
“有的。”
“那有什么用？”
“有线呢？”
“我想了解民意，看看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没有。”
“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哦，你们有数字电视吗？”
“迈克，生活在社区里不应该这样。”
“因为爸爸不喜欢丽贝卡这个名字。”
“我没住在他妈的什么社区里。我住在自己家里，我要看好家里的东西。”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这么叫的。你为什么叫莫莉呢？”
“好的。那也许该给你个机会把这些话说出来，见见孩子们，告诉他们你不想他们到你家里去。”
“我没见过，但我看过他的照片。他看起来不是很有趣，看上去挺蠢的。你为什么叫猴子呢？”
“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如果必须告诉他们不能破门而入，那么首先他们就不应该在这里。”
“你什么时候见过他？”我问莫莉。
“那他们应该在哪里？”
“他不是很有趣，”莫莉说，她正在桌上画画。
“去青年旅舍，回到街头，谁在乎？”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
“显然我在乎，这就是我做这件事的原因。”
“电视喜剧演员。”
“呦，我不在乎。”
“谁是埃里·基？”
“那你在乎什么，迈克？”这是“好消息”对这场争论的头一个贡献，但却是到现在为止最具煽动性的言辞，迈克现在就差点要和人干架了。我好矛盾，我很不喜欢迈克，但另一方面，戴维和“好消息”又明显欠揍，而且又很难看出还有别的什么人会来做这件事。
“两三年前。埃里·基真的很有趣吗？”
“听着，”戴维说，他已从危险边缘走了回来；我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他希望缓和。“我理解你为什么担心。但我向你保证，你没什么可担忧的。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那我就承认我错大了，我会重新考虑的。好吗？”
“那是什么时候？”
不过这已经足够了。迈克安静了下来，同意稍后再来，但我怀疑，戴维不会这么容易就改变他的理想。我们还得为我们家另外一次社区聚会准备更多的乳酪条，我们中有人心情比别的人沉重。
“我忘了，好久以前，大概是最后一次见妈妈的时候。”
好像为了证明他们的忠诚，孩子们都非常乖巧地和大人们一道，而不是他们自己来的。他们就像小孩子头一次参加生日晚会，大人们不得不轻轻在后面推着，他们才肯进门，进来后他们站在那儿，眼睛盯着地板，大人们轻声地为他们做介绍，嗯，是的，他们的声音里充满了自豪。
这不是个得罪人的问题吧？因为如果你一直在公园过夜，有可能有一阵子你没去过厨房了，对不对？也许这个问题会让他开口，让他道出实情来，这样我也能够更了解他一些，我会知道他一直在做什么，在哪里做。我觉得惟一的危险是，这话可能听起来有点自鸣得意——我们是不是生活得很好，我们有个厨房，不，不，不是这样。
“这是萨斯，”《警察故事》剧组的同性恋演员理查德说。萨斯来自伯明翰，是个很害羞的女孩，她今年十八岁，两年前被继父强奸后只身离家来到伦敦。她想当一个护士，但她在伦敦一直以卖淫为生。她身上的有些东西——肢体语言以及发辫——让她看上去只有九岁，而她的眼睛却使人觉得她有四十五岁。
“你最后一次坐在厨房里是什么时候？”
没有人，即使是迈克，也不会忍心让她再遭受任何的伤害。
“那么，”我说。他期待地看着我，这很公平，鉴于刚才我用的那个词清楚地诱导了期待的产生，但我一时又想不出说什么了。我努力在想接下来该怎么说，既不能以恩人自居也不能让人不愉快，但应该传达同情和好奇的意味。（这里顺便说一句，对猴子我既感到同情又觉得好奇，所以我不只是在装模作样，我关心他，真的。）
玛丁娜带来的女孩叫蒂萨。蒂萨胖胖的，脸上长着雀斑。我注意到，她们进来的时候手挽着手。罗斯和马克斯把他们自己的女儿和女儿刚结识的好朋友安妮都带来了，安妮比其他几个孩子要大一些，她大约二十二岁。安妮穿着罗斯的衣服，一条印花长裙，脚上套着双荧光拖鞋。罗伯特和祖德家的克雷格穿着套西服，西服也是大人淘汰下来的。刚洗完澡，克雷格的头发还是湿的，他看上去就像个可爱的、怕见生人的小男孩。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刚来时的样子似乎年纪轻轻却已历尽沧桑，可是仿佛韦伯斯特路上的安逸、浴缸和淋浴器已经将那些污秽从他们的身体和脸上冲刷得一干二净了。现在他们都已变成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就好像世界也变了模样。他们看上去像是受了惊吓的年轻人，他们离家庭，离家，离我们中每个人都想过的那种生活还很遥远。
猴子很高很瘦——根本不像猴子，倒更像只长颈鹿。他（自下而上）穿着马滕斯医生靴、军裤、卡其布夹克和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毛衣上粘满泥浆，我希望那是泥浆。除了脸上长满粉刺外，他再没什么别的东西了——他别的衣服都被装在一只塑料行李袋里。
迈克没机会了——他甚至都没被允许发言。马克斯说，他们家在过去两年里被盗了三次，所以其实贼就住在你隔壁或者两条街以外的地方，也真的没什么不同。玛丁娜告诉迈克她已经孤独地生活了十五年，她非常高兴能有蒂萨和她作伴，如果蒂萨现在走了，她会垮掉的。“我将被迫再去找一个蒂萨。”她说。
汤姆“咄”了一声，转身进了自己的屋子。但莫莉却充满了敬畏。她爸爸反对吸烟，她妈妈是个医生；她曾听人说过抽烟，但她从未见过任何人准备在她面前抽烟。至于我，我不知道我是否愿意猴子在厨房、在孩子们面前抽烟，大概我不愿意。但是，让猴子到外面的后花园里抽可能会让我们一开始就很不顺利——这可能给他一种在这儿他不受欢迎或者我们不尊重他的文化的感觉。或者这也可能会强化我们之间的差异——他可能认为，被动吸烟本质上是中产阶级对未来健康的一种预先假设的担心，而现在，未来已将他背弃，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担心吸手卷烟的缘故。或者叫他出去可能只会使他生气，然后他的愤怒会驱使他把我们的财产都偷走，或者在我们睡觉时杀死我们。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我除了“我给你找只烟灰缸”外什么也没说。接着我又说：“你得用这个碟子。”然后当我在脑海里回放最后这个句子时，我听到：a）它可以被理解成口气很暴躁，b）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含蓄的反对和隐藏的暗示，这个房间里没有烟灰缸。于是我加了一句：“如果你不在意。”猴子没有在意。
萨斯最后发言。她不善讲话——她很害羞，低头看着自己的鞋，说说又停停，没有人能真正听明白她在讲什么。但有一点却很清楚，那就是她非常渴望得到这次机会——渴望与西蒙和理查德待在一起，渴望上大学，这样她就能通过考试，她渴望不再回到过去的生活，她说她想杀死罗比，因为她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知道人们会怎么看他们剩下来的几个人，她说如果她们还在这条街上的时候，有人东西被偷了，她会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给失主赔偿损失，即使这笔钱她要花上一辈子时间才能还清。她讲完的时候，理查德走上前拥抱了她，其他人鼓起了掌。迈克回家了，似乎他要破自己大门而入，然后销声匿迹。
“你会抽烟?”莫莉说。
理查德走到我跟前对我表示感谢——就好像我在抱怨这些搔扰之外，还做了什么贡献一样。
“卷烟卷。”
“我知道萨斯觉得我们为她做了很多事，”他说。“但我没法形容她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的意思是，看看我，一个糟糕的演员，如果我能在《急诊室风云》的病床上躺个一个多星期，我就会兴奋死了。我一生一事无成。但我现在觉得真的很好。如果萨斯取得了护士的资格，我一定会幸福而死的，我会哭上一个月。你一定会为戴维感到自豪。”
“你在做什么？”莫莉问他。
“你知道，我是医生，”我说。“我救过各种奇奇怪怪的人。”理查德不解地看着我，直到我转身跑进洗手间，把自己关在里面。
下车的时候，孩子们咯咯地笑着，他们在大声地说着话——“呦，看她，我敢打赌她是你的”——但这只是虚张声势，有两个孩子明显看起来很害怕。我们彼此都很害怕。他们站在人行道上，戴维同他们逐一进行了交谈——三个男孩、三个女孩——把他们的新家指给他们看。他同其中的一个男孩子握握手，然后用手指了指我，几分钟后，我在泡茶，一个十八岁大的小伙子坐在厨房里卷着烟卷，他让我叫他“猴子”。
这不是他们的故事；这是我和戴维的故事。所以我想让他们的告一段落，告诉你最后的结局。克雷格和猴子走了，猴子几天后就离开了，克雷格离开是几周以后的事情。猴子走的时候拿了一些钱，但钱是我和戴维故意放在一旁等着他偷的——当我们开始怀疑猴子在这过得不开心、不舒服，并且渴望住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我给他看了我们放在厨房里的那只放急用钱的罐子，然后我们在罐子里放了一百英镑。我们知道钱会被拿走，钱果然被拿走了。克雷格一直说要去找他的妈妈，显然，我们都希望他是去找妈妈了。女孩们都留了下来，留在了这条街上，好像她们根本就没有过从前的生活一样。六个孩子里面三个走了。如果另外三个留了下来，最后找到了工作，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家和他们的另一半，也许，那时……哦，你可以自己算一算。我当然不是说让你做十减三的算术。我是指这三个。因为我再也看不清任何东西的价值。
在同一天早晨，那几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乘坐由领养他们的大人租来的小巴来到了霍洛威。这是个阳光灿烂的六月的星期六，因为天热得很早，昨夜又下了一场雨的缘故，天空飘着一层薄薄的雾，一些人聚集在他们的房子外面，有的是来看热闹的，有的是来欢迎他们的新邻居的，突然，我感觉好像我们的街道很特别，毕竟，在伦敦或者英国没有别的街道有着这样的一个早晨，我能看出，不论以后会发生什么，戴维和“好消息”现在已经实现了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