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是谁？”
“我不知道，”我说。
“我不知道。”
“这儿怎么了？”他问我。
他混入了人群之中。
房间里挤满了人。演《警察故事》的理查德也来了，我禁止莫莉跟他说话。隔壁第二家——那户亚裔人家也到了，“好消息”试图加入他们的一个关于东方神秘主义的辩论。家住17号、气色不佳的建筑商和我攀谈起来，他妻子因为流感卧床在家。我弟弟马克也来了，他看上去很困惑，想必是戴维邀请他了，因为我没有。我不知道马克是否应该接受帮助还是慷慨地给予别人帮助——他刚好就在那分界线上。
不同寻常的是，这个派对开始像个派对了：人们喝着酒，欢笑着，交谈着，门铃也不停地响着，没过多久，客厅里就没立足之地了。于是就有人挤进了厨房。两杯葡萄酒下肚，甚至连我都来了点情绪。你知道——在这里，我们有黑人、白人、同性恋、异性恋，我们是多姿多彩、多文化、多性恋的伦敦的一个缩影，我们品尝着乳酪条，谈论着交通规划和财产抵押贷款，大家融洽地相处，这不是很好吗？接着，戴维站到了一把椅子上，用木勺敲打一只炖锅，响声把我从小小的幻想中唤醒过来。
“很好。”我把她介绍给西蒙，然后将他俩扔在那里，讨论市议会该不该在我们这个街区引进一个停车场的项目。
“各位，晚上好。”戴维说。
“我取消了我的防身课。”
“晚上好。”迈克——那个气色不好的建筑商叫喊道，他碰巧成了头号角色。
门铃又响了起来，这次是妮古拉，那个噘着嘴唇、讨厌的女人，她本来说因为要上女子防身课来不了的。妮古拉没带酒。
“当你们在信箱里看到请帖时，你们也许会在心里问：‘这里面有什么陷阱？为什么这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要邀请我参加晚会呢？’”
我深信，西蒙是在讽刺我的不以为然。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喝啤酒。”迈克嚷道。
“不必在意的。”西蒙说。然后，也许只是为了打破沉默，他又说道：“办派对是个不错的主意。”
“呃，这儿有双钻石[1]啤酒。”另外一个人叫道。
“对不起，”我和戴维异口同声地说，但我们谁也没去解释我们的女儿为什么会觉得一个男人说有个男朋友是她迄今为止听过的最好听的笑话。
“不，不是，”迈克冲他喊道。这两人为此捧腹大笑了好几分钟。
“走开。”
“我想说，这里没有陷阱，但实际是有陷阱，一个大陷阱。因为今晚我将要求你们去改变人们的生活，也许也会改变你们自己的生活。”
“这儿再没有其他人了啊！”
“看来，我没别的选择了！”迈克叫道。你不必像心理分析专家那样，为那些认为改变人们的生活大概就和同性恋有关的人担心。
“到别的地方去，莫莉，”我对她说。“其他人也想尝尝乳酪条。”
“你们中多少人家里有客房？”戴维问。
“他只是有点傻，爸爸。别对他发脾气。”
“是的，我有，”迈克喊道，“那是我老婆不让我和她一起睡时我睡觉的地方。”
“没什么好笑的。”戴维说，但因为说这话时，他一直在用同情的眼光看着西蒙，莫莉又误以为她爸爸在责备西蒙。
“一个，”戴维说，“还有吗？”
“你男朋友！”好不容易等到能够喘气说话，她就反复叫嚷起来。“你男朋友！”
大部分人只是低头看着酒杯或者自己的脚。
你也许会想，这是西蒙来后说的第一句直言（如果你能原谅我的双关语），可你错了，因为如果某事会使人发笑，那么从定义上讲它肯定也是个玩笑。说理查德是他男朋友，西蒙把莫莉逗乐了，乐得很开怀。她没有立刻就笑出声，她先是脸一红，敬畏地盯着她的爸妈看；然后就控制不住一个劲地大喊大叫、哈哈大笑。
“别害羞，”戴维说，“我不会让你们做你们不想做的事情。就我所知，这条街上三层楼的房子到处都是，其中一定有不少房间空着，因为你们也不全都是有好几个孩子。”
“我男朋友。”
“如果住的是一层公寓呢？”问话的是位穿着皮夹克的年轻人。
“谁是理查德？”
“是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吗？”
“不是我，我不是演员，是理查德。”
“是的。”
莫莉捧着一碗乳酪条走了过来递给我们每人一根。“汤姆说你演过《警察故事》，”她对西蒙说。
“这么说你没有客房了。”
“哦，到现在有多久啦？两个月？时间长得让你感觉这里像家，但还没长到家里所有的箱子、柜子锁都打开。”你还记不记得在电影《弗尔蒂旅馆》里，当巴兹尔的汽车抛锚时，他爬下车，然后开始用树枝抽打汽车的情景吗？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这个场面时是如何笑得合不拢嘴，一直笑到动不了才肯罢休的情景吗？西蒙关于箱子的俏皮话在我跟戴维身上的效果或多或少和那一样。我觉得，真的不错。
“那现在我可以回家吗？”
“你在这条街上住多久了？”我问西蒙。
“想回家随时都可以回家。这是派对，不是集中营。”
“总会有人是第一个，”戴维说，我们三个又咯咯地笑起来。（顺便说一下，这算不上什么笑话。不错，戴维说了句想让气氛更轻松一些的话，不错，听后我也露出很开心的神情，但这是特例，只在危急时刻发生。）
“看起来可不是这样的，”迈克喊起来。这出喜剧里他的拍档，那个说双钻石啤酒俏皮话的人为他举手击掌致意，他和迈克站到了一边。
“总得有人先到吧，”说着，我俩都咯咯地笑了起来，然后又彼此傻看着。戴维走过来，加入了我们。
“很抱歉听你说玩得不开心。”有片刻的工夫，我仿佛觉得自己又看到了过去的戴维，就像透过新刷的底漆可以看得见以前刷的漆——在他的话中，有一种只有我能听得出的讽刺。过去嗜好争论的习惯也瞬间被流露出来，因为他没说别的，他在等着迈克继续他的下一句挖苦，但是，迈克却说不上来了，因为到最后他只是个傻瓜，一个在任何聚会上只要有酒喝就会说蠢话的家伙，不管是婚礼还是洗礼仪式或者像这样一个拯救世界的派对，他只想把事情搞乱然后就此罢手，可现在，戴维已经接受了他的挑战。
“我是第一个吗？”西蒙问。
“你是不是很不开心呢？”
这张困惑的脸是西蒙的，他是同性恋，他和男朋友刚搬到25号不久。他的男朋友理查德是名演员，汤姆声称在《警察故事》里看见过他。理查德要晚些时候到。
“是，你说对了，”迈克泄气地说。
但我们是在这里，在这个真实的当今世界里，在如今戴维不开玩笑、我们要邀请街上所有人参加派对的世界里，他们中有很多人，戴维过去仅仅是因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原因（他们的外套、汽车、长相、访客、购物袋）就一直对他们粗鲁无礼。不知不觉中，门铃响了，我们的第一个客人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脸上带着虽然困惑但不完全是不友好的笑容，手里拎了瓶法国霞多丽干白。
“大概是因为《东伦敦人》马上就要到播放时间了吧。”戴维的话引来一阵笑声——笑声虽不是很大，但却比迈克到目前为止处心积虑想要达到的效果要强。
而现在，我很少会走出房间然后“砰”地关上门；反过来说，我再也不笑了。但我不得不承认，结果我的情况跟以前比变得更糟了。首先，我跟戴维结婚，部分是因为他能让我笑起来，而现在，他不再甚至也不想让我发笑了，我有点想让他把幽默感找回来，但我有这样的资格吗？要是幽默感像头发一样——很多男人变老时就掉了——又会怎样？
“我不看《东伦敦人》，”迈克说，“事实上，我不看任何肥皂剧。”这话引起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笑声，但这次他们是在嘲笑他，嘲笑他的反击没有新意、陈词滥调，笑声无疑有点刺痛了迈克。
还有件事：他不开玩笑了。总之，他不再开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玩笑。现在他用六十年代儿童电视节目里的那种方式逗孩子们开心——把不是帽子的东西戴在头上，样子总是很滑稽，他用水果扮成口技演员（“你好啊，香蕉先生”“你好啊，草莓太太”，这一类事情），模仿辣妹等等，等等。莫莉假装很开心，汤姆看着他，好像他是在让人作呕而不是在让人发笑。但是大人们（换句话说就是我，因为“好消息”看起来不像泡过喜剧俱乐部的人）……算了，别往心里去。过去，他每件事都要插科打诨常常弄得我跟傻子一样，因为你在和他讲话时，他脸上会有相应的表情，骗你相信他在听你说话，然后，就像《沉默的羔羊》里汉尼拔·莱克特一样，突然就从嘴里冒出几句精心想过、通常又是下流的俏皮话来，我或者会发笑，或者更多的时候是走出房间，用力地把门关上。但不时的——比方说，百分之五的时间里——有些东西会正中我的肘部尺骨端，不论我觉得多么严重，或者多么生气，或者多么的心烦意乱，他总是会称心如意地得到我的笑声。
“这么说，你会留下来喽？”
我开始思考各种各样现在可行而过去行不通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头件事：戴维过去在工作状态不好的情况下要在CD和书上花掉很多钱，有时候，我们会为此争吵，即使——或者大概是因为——我为自己变成了一个与文化无关的生物体而感到不快。我知道，他总是设法将新买的书和CD藏起来不让我发现，把CD插在书架上的书的中间，等我不在家时才放新唱片，将新书的封面磨旧一点，这样就不会引起我的注意。但现在他对此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他很少出门，报纸的评论部分连看都不看就扔掉了。说老实话，我很怀念过去他带回家里的那些东西。也许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某个极端主义教派的皈依者，将所有的娱乐形式都看作是轻浮和放纵，但我还是为和一个知道绿洲乐队主唱是谁的人在一起生活而暗自窃喜，但现在全都没了。
“至少我要把酒喝完。”
我还没有告诉过你们戴维过去不喜欢派对的事。准确地说，他不喜欢举办派对。甚至更准确地说——像电视广告里的宝马引擎一样的准确，他不喜欢举办派对的想法，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没举办过派对，二十年内一次也没有。为什么他要让很多他不喜欢的人在他的地毯上扔下烟头并用脚踩灭呢？为什么他要熬夜到凌晨三点，只是因为贝卡或者我其他的狗屁朋友喝醉了不肯回家？正如你们已经猜到的，这都是些反问句。事实上，我从未试过竭力和他争执其实偶尔让烟头在地毯上燃烧也挺不错的。我觉得，这些反问句措辞的方式指出了我没可能说服他相信派对可以是有趣的！或者看到一个人所有的朋友在一起相聚是多么的伟大！因为他以前是不喜欢派对的。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
有史以来第一次，布赖恩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诊室。这也使我感到高兴，直到我想起来，所有这些快乐直接都是由于戴维精神失常的缘故，并且我远不是在破坏戴维的计划，我反而是在支持他们。我恰好是对戴维认为那种我应该对他们好的人好，结果那人的生活得到了短暂的改善。我不喜欢这里面的含意。
又一阵咯咯的笑声，现在，他们站到了戴维这边。戴维已击败了一名质问者，我隐约感觉有一种自豪，也许是怀恋过去。我记起来了，戴维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将质问者击败。他恰好就是好斗和机智完美的结合。他刚刚站稳了脚跟，不过很糟，因为他咕咕哝哝、无趣、笨拙地说了一大堆没有条理的话，而且他揶揄的对象总是模糊、复杂难辨（比如舞台幕布、小桶冰激凌等等），但也许如果他有个喜剧演员和他配合，那样他就能够像麻醉师一样在关键时候出场，也许这才是他的职业。（这是不是我能找到的描述他才干的最好的例子？他最适合在喝酒的聚会弹压口头暴动？但这几乎不是博学者的标志，也不是可爱的人的标志。）
“我想会的。”
他踌躇了一会，想改变一下自己的情绪。
“你们会吗？”
“现在，我说到哪啦？哦，是的。客房。瞧，我不了解你们，但当我打开电视或者拿起报纸，我总能看到科索沃或者乌干达或者埃塞俄比亚正在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有时候，我会打电话捐出十块钱，但那丝毫不能改变什么，惨剧继续发生着。我感到内疚、无力，当我稍后出门去看电影或者去吃咖喱饭或者去酒馆……我仍然觉得内疚、无力。”
“下次我们会再举办一个只有十六个人参加的晚会。”
酒馆！酒馆！戴维，那会是哪家“酒馆”呢？“当地的”？成天去酒馆的杂种?
“不会吧。”
“……也许是我的无能为力和负罪感让这种想要做些什么的感觉一直持续了下来，有个孩子坐在自动取款机旁边，手里拿着条毯子，旁边是他的狗，我给了他五十便士，但这也丝毫改变不了什么，因为下一次我去提款时，他还是坐在那里，我的五十便士没起什么作用。哦，当然不会有用，因为那只是五十便士，好，如果我给他十个五十便士呢？那也不能做什么，因为那也只是五英镑。我不喜欢他坐在那里，我想我们都会这么想的。如果你考虑上十秒钟，你就能猜出几分来，这是多么可怕啊，在寒风中过夜，乞讨零钱，挨雨淋，人们走过来辱骂你……”
“但那时就没派对了。”
我四下看了看，看得出除了酒馆那几句外，他说得都不错。人们在听，一两个还不时地点头，但你还不能说，他们的眼里已闪烁着转变的光。在他们失去兴趣之前，戴维还需要拿出一些看家本领来。
“要不这样，”他说，“也许我可以在第二天等他们全都不在的时候去？”
幸运的是，有人帮他做了这件事。
我承认，在超市里，员工和顾客的人数加在一起通常会超过十七个。
“我不相信这个，”迈克说，“他们都是混蛋，这些人。”
“我不去超过十七人的地方。这就是我不能在超市工作的原因。你知道，那里的人太多了，不是吗？”
“哪些人？”
“这次大概会超过十七个。为什么要这么问？”
“这些该死的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很有钱，他们中有一半人很有钱。”
“派对有多少人参加？超过十七个吗？”
“哈，”戴维说，“很有钱，难道这就是他们坐在人行道上乞讨的原因？”
“你想参加派对吗？”我问他。他看着我，所有做手术的雄心壮志突然全没了踪影，我也立刻实现了我的雄心壮志，那就是，将布赖恩从他臆想的医学事业上引开。但我邀请了他参加我家举行的派对，这是我以前从没想到的事情。不过，这派对不是我的，它是戴维的。
“他们就是这么搞钱的，不是吗？一有钱，他们就会去吸毒。最近这半年，我一直在找泥瓦匠，那些人中有人找过我吗？当然不会有，因为他们不想工作。”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他恳求道，“就这一次。如果我把事情弄糟了，我不会再提第二次的。”
人群中有两三声哼声、一两声嘘声，更多的人是摇头、蹙着眉头交换眼色。迈克周围站着同性恋演员、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专业人员、教师、心理分析学者，还有那些透过他们身穿的GAP牌T恤、心在为无家可归者流着血的人，虽然在夜深人静时，他们也会觉得无家可归的人只能怨他们自己，他们都吸毒，银行存款比我们多。他们在清醒、特别不是在开派对的时候，从来不会像这样大声地说话。迈克错误地判断了他的听众，他的一番话改变了房间里的情势。两分钟前，戴维还是面对着许多张困惑的脸；这里没有人希望戴维不如意，但是也没有人愿意保证将他们房屋的相当一部分献给他的事业。现在，情况不同了。他们会站在谁的一边呢？他们会与黑暗的右翼势力——迈克为伍呢？还是会站在天使（稍微有点古怪，也许是误入歧途，但仍然是天使）这一边？天使万岁！心理分析学者喊道。打倒右翼黑暗势力！同性恋演员喊道。当然，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叫喊。这方面他们太拘谨了。但毫无疑问，迈克身边的空档比刚才大了。人们慢慢从他身边走开，好像他正要准备跳几个别致的舞步似的。
的确，即使我是外科大夫，我也不会选巴米·布赖恩当我的助手，但因为我不是的，所以不必为此心烦。不过现在进行的这场谈话本身就够折磨人的。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那么我要说什么你是不会感兴趣听的。”
“你只是找理由而已，”他说，“你这样说是因为你不想让我帮忙。”
“是的。不感兴趣。但我酒还没喝完呢。”
“医院里的外科大夫。”
“欢迎你将酒喝完。但是能不能请你保留自己的意见？我不敢肯定这里是否有人对你的观点感兴趣。”
“那谁做？”
“那是因为他们很多是游手好闲的皮条客。”
“我是内科医生，”我告诉他，“我不做手术的。”
迈克周围的空间又大了一些。现在，他跳霹雳舞也不会碰到别人的脑袋了。甚至连那个和他联袂演双簧的人也从他身边走开了。他骂了戴维，而在这个房间里绝大部分人害怕被这么骂；毕竟，我们都想成为这个街区的一分子。我们希望迈克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也希望迈克愿意我们做他的邻居。在六十年代后期，跟我们一样，没有人愿意在这里安家，那时迈克大概花了几百英镑买了他现在的房子，几年前，我们中有人花了二十五万英镑在这买房子，这是事实。（但不是我跟戴维！我们十年前买这房子花了十万英镑！）但是，它有没有让我们变得四处炫耀、游手好闲？毕竟，迈克的房子现在也值二十五万英镑。但这当然不是关键。
“我不想做那实际的剪、切工作。不是直接的。我要看看被取出来的是些什么东西，仅此而已。”
关键是我们是这样一种人，我们能够负担得起二十五万英镑的房子（或者更确切一点，我们是那种银行愿意为你贷款二十五万英镑买房子的人）；这样我们便成了施舍钱给乞丐的那种人（如果我们疯狂到花二十五万买房子，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在路头就有了那家酒馆，迈克从前也许在那里喝过酒，现在酒馆已经转手，柜台里摆放着十英镑一根的西班牙香肠，它现在已经根本不算真正的酒馆了，面对现实吧！那些到处炫耀的人应该对此以及其他的事情负责，比如街头拐角的商店变成了一家熟食店……天哪！我们要为这么多事负责。
巴米·布赖恩·比奇，头一号灰心病人，走进来问他是否可以帮我做手术。
所以，迈克的存在既是件好事也是件坏事，因为即使我们都为无家可归者感到内疚，我们一样也为我们没能留住迈克、为他不再觉得他是自己街区的一分子感到内疚（他砰地一声把酒杯放在壁炉架上，气冲冲地离开了。），也许这双重的负罪感也帮了戴维，因为现在在这个房间里有着如此多的集体罪恶，这些过着奢华生活的人正渴望着设法来赎罪。他们希望去做一些既勇敢又艰难的事情，只是用来证明他们不是游手好闲之徒，证明他们是好人，是有思想不怕困难的人。如果戴维这时候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家，他们中有几个可能也会照着做；一间卧室——哼！算得了什么！
我抬起手做了个痛苦的鬼脸，詹姆斯甩手转身离开了我的诊疗室。太棒了！确切地说，我不想用善意杀人，但我的确让这个人伤筋动骨了。我是个皈依者。
戴维觉察到了这种情绪，在后面的讲话里，他的情感暴风骤雨般地喷涌而出，“好消息”站在旁边，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这些人想和迈克一样吗？他们想不想做一些好事，比他们在生命中曾做过的所有事情都要好？因为戴维并不关心我们现在做的事，不管我们的工作是多么的人道，不管我们为慈善事业曾付出过多少，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这件事对个人的影响更加重大了。只要自家人六个月不用客房差不多就会挽救一个生命，因为有了个家和固定的地址以及修面和淋浴的地方后，这些孩子就可以申请工作，接下来他们就能挣钱，伴随工资而来的是自尊以及在没有这种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营造生活的能力……
“那就算了。”
“我四十一岁了，”戴维说，“我生命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懊悔自己没赶上六十年代。我从书上知道了那个年代的活力，我幻想当音乐并不是那种听过一千遍，而是它真正意义重大的时候，音乐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总是为今天的世界变了而悲伤。我过去为Life Aid演唱会[2]激动过，但之后你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现在它们变得很严重，而且丝毫没有得到解决的迹象。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街道，也许如果我们能改变我们的街道，那么其他人也会希望改变他们的街道。我们亲自挑选了十个孩子，他们风餐露宿、无家可归，他们需要些帮助。他们不是酒鬼、吸毒者、小偷或者疯子，他们都是好孩子；他们是那些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而过着不幸生活的孩子。也许是他们的继父抛弃了他们，也许他们的亲人先他们离去了，他们不能承受生活……但我们可以为他们担保。如果我能为这些孩子找到十间屋子，我会觉得这是我迄今为止所做的最伟大的事。”
“你最好不要拒绝医生的邀请。”
“你有客房吗？”有人问。
“我不想参加什么晚会，我只想开一张病假证明。”
“当然有，”戴维回答，“如果我都没做好准备，怎么会要求你们这样做呢？”
“我的病人全都被邀请了。”显然，这也不是真的，但我的确打算叫那些我不太喜欢的病人去，他们很可能会变成我的固定病人，但他们中有很多人我已经逐渐不喜欢。
“我能问一下，我们要把他或她安置在哪呢？”这是站在后面的一位女士问的，她已经供养了两个孩子、一个精神领袖还有一个不想工作的丈夫。
“要我去做什么？”
“等大家都走了，我们再来解决这个问题，”戴维说，“有没有人想详细谈谈？”
“就是平常的那种，喝点饮料，吃点东西，说说话，还可以跳跳舞。”当然不会有舞跳——与其说是个舞会，倒不如说你们站成一圈听某人站在椅子上发表演讲更确切——但是詹姆斯不会知道这些。（考虑到派对的性质，他也不会知道那里不可能有很多交谈，但如果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么这听起来就真不太像是邀请了。）
四个人举起了手。
“什么样的派对？”
“四个不够。我需要更多人。”
克里斯·詹姆斯瞪着我。我们刚刚吵了十分钟，因为我拒绝为他开病假证明解释他为什么这两周没去上班；我相信他没生病。（实际上，我相信这两周他一直在佛罗里达州或者其他某个地方度假，因为他在翻口袋找笔时，不小心将手中的一把美元零钱撒得满地都是，而且当我问他这钱从哪儿弄来时，他忙不迭地为自己辩解，让人生疑。）
又有一只手举了起来，然后再没有人举手了。
“你想参加派对吗？”
“好的。现在有一半了，另外五个以后再说。”
我抬手做了个悲伤的鬼脸，她走开了。但我真要好好谢她，因为我能看出其中的乐趣。想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可以如此具有攻击性吗？也许戴维根本没有变，也许他一直想要做的就是让那些需要心烦意乱的人心烦意乱。
真让人不可思议，整个房间自发地爆发出一阵掌声，我也有种要流泪的感觉，就好像刚刚看了一部催人泪下的电影一样。
“星期三我很忙。我要练习女子防身术。”
在人们的注视下，“好消息”和戴维领着这五个人进了书房——（一个大概要改造成卧室的书房）而剩下来的人站在那儿观望等待着，就好像在教堂的婚礼上，新娘、新郎和其他几个人拖着脚步慢腾腾地转到角落里在登记簿上签名，人们除了看着他们，不知道该做些别的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有没有唱歌？也许。也许我们现在就该唱——《你找到了朋友》或者《你将不会再独自行走》，一些让世俗之人心灵受到启发的歌。）
“星期三。”
这五名志愿者是：
“哪天晚上？星期三吗？”
1.西蒙和理查德。住在25号的一对同性恋。
“妮古拉，他真的希望你也能参加这次活动。”
2.祖德和罗伯特。一对快四十岁的夫妇，有人告诉过我他们不能生育，他们一直想领养个孩子，可是没成功。他们住在6号。
“妮古拉。”
（所以为了你们能理解为什么大家会期待这些人正在做的好事，又一首主题曲唱响了……）
“因为他有个疯狂的幻想，这条街上的每个人都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和睦相处，韦伯斯特路将会成为一个可爱的、幸福的生活之地，我们可以自由进入彼此的家门，也许是上彼此的床。不管怎样，我们应该真正彼此照顾。他真的希望你……你叫什么名字？”
3.罗斯和马克斯。住在我们家斜对面的29号。对他们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刚刚才搬到这条街上，除了：1）他们有个女儿，年纪和莫莉一样大。2）在戴维改变前，他说他曾经看到罗斯在公共汽车上读他的评论，还笑出了声，所以也许她愿意提供一间卧室是出于某种忏悔的缘故。
我看着她，隐约觉得她很不快；我推测这个“为什么”是在问她自己，因为过去没人想或者能够认识她。
4.温迪和爱德华。住在19号的一对年长夫妇。当我们和孩子一道出门时，他们总会停下来和我们交谈；对他们我了解得也不多，我只知道他们的个头都很大，以及他们的孩子不和他们住在一起。
“为什么？”
5.（这位好可怕）玛丁娜。一位年老、虚弱的东欧老太太，她是真正的年老，七十多岁了，一个人住在21号。她的英语总是让我觉得她根本不像是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年的人，天知道她自愿表态时心里在想些什么；明天很可能她会给我们送一块大蛋糕。然后在一个礼拜之后，当一个梳着辫子头的年轻人敲她家门时，她一定会很困惑和恐惧。
“是的，但他想邀请你。”
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人走到我跟前说：“你一定为他感到非常自豪吧。”我有礼貌地笑了笑，但没说什么。
“为什么你丈夫邀我参加？我又不认识他。”
我们一直忙到深夜才上床，戴维兴奋得难以入眠。
“什么为什么？”
“你觉得五个怎么样？”
“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绝大多数邻居都想知道答案，但事实上，只有那些不客气或者愚蠢的人才这样问。
“让人吃惊，”我告诉他，我说的是真话，因为我预计没有人会愿意的，只有沉闷、丢脸的失败，然后故事到此结束。
“是的。”
“真的吗？”
“我收到了一份请帖。”
“坦白地说，你觉得你能找到十位自愿者吗？”
“不是我，是我丈夫。”
“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当我在脑海中仔细回顾这个想法时，我想不出任何反对意见来。”
“是你邀请我参加派对吗？”
简而言之，这就是戴维/“好消息”全部的想法——“我想不出任何反对意见。”这也正是我的问题。我想毁掉戴维整个拯救世界爱大家的运动，但是我想用他的逻辑、哲学和语言，而不是用某种抱怨的、被宠坏的、自鸣得意的、不关心弱势人群以及适者生存的小报专栏作家的语言来实现这个目的。但这当然不可能，因为戴维娴熟他的语言，而我只是个初学者。这就好像我想要用希腊语同苏格拉底进行辩论一样。
路上有个陌生女人叫住了我。她四十多岁，样子有点刁蛮，涂了太多的口红，嘴唇四周的皱纹让人想到最近一二十年来她都在不以为然地噘着嘴唇。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他说，“我的意思是，这些人……”
我不想听什么奖章，也不想听关于派对和乳酪条的事，我幻想着派对那天我和一个女性朋友到一家鸡尾酒吧去，喝上一杯“酥缓的做爱”鸡尾酒或其他什么同样粗俗、可以对抗无家可归的调酒，最好还只要七英镑一杯。我跟孩子们说了声再见，但没向丈夫或者“好消息”道别就上班去了。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必和我争论。但那不是关键，对不对？”
“太棒了。”“好消息”说，对他来说，哪件事都是好消息。“我一直在想，设计一种奖章怎么样？颁发给那些当场自愿表态的人？”
“为什么不是关键？”
“我打算做乳酪条。”莫莉说。
“对你要做的事情我从来就没有任何意见。有人挨饿了，如果你有食物就分给他们。孩子们没有东西玩耍，如果你有太多的玩具就送一些给他们。虽然我从来想不出什么反对的话，但这并不就代表我赞同你的观点。”
“哦，没谈什么。”戴维说。
“但必须这么做。”
“在谈些什么呢？”
“世界不是这样的。”
就在我们要去上班和上学时，“好消息”走了进来。他每天五点半起床，但他从没在八点半之前下过楼。我不知道那三个小时他待在楼上干嘛，但我猜这一定是件即使让我们中间最脱俗的去做也不会超过几分钟的事情。莫莉和戴维亲热地和他打了招呼，我点了下头，汤姆则对他怒目而视。
“为什么不是？好的，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人们自私、恐惧……被人洗了脑认为他们没有选择，但他们有，他们有选择。”
“这次不是送东西，”戴维说，这句话暗示之后可能会有别的活动，其目的是送东西。
现在我该说什么呢？说人们有权利自私，如果他们希望的话？说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用希腊语怎么说“请闭嘴，让我独自待着”？
“你打算再把我的东西送给他们一些？”
第二天早晨，我和汤姆坐在餐桌前喝麦片粥，“好消息”、莫莉和戴维在我们旁边收拾房间。我没动。我自私，我也有权自私。在《卫报》上有一篇报道说，一伙年轻人将一个人打昏后，然后把他扔在维多利亚公园的树篱下面，受害者在那儿被冻死。他已经死了，要不然验尸官也不会知道他是被冻死的。
“莫莉，各人对事情的看法不一定相同。”戴维说。
那伙年轻人中有三个是无家可归者。没错，考虑到孩子们还比较小，考虑到还有一名无家可归的年轻人马上就会和我们住到一起（虽然没有人跟我提过这事，但我猜肯定是这样的），考虑到他们会做几个星期关于穷人的恶梦，以及一个几乎肯定不会伤害别人的孩子就会睡在他们的下面，我同意我本不应该把文章大声念出来。但我仍然有抵触情绪，我的武器就是坐在那儿，守在报纸第5版上，等着他们向我开火。
“爸爸，汤姆说他不想要这场派对。”话一说完，她就莫名其妙地咯咯笑了起来。
“哦，了不起，”汤姆说，“这样看来，现在爸爸要让我们被杀死了。”
“我什么也不想干。我不想要这场派对。”
“为什么？”莫莉问。
“那么你想干什么？”
“你没在听妈妈读报吗？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会来这里先抢劫我们，然后大概还会把我们杀了。”他似乎对这一切很冷静；真的，似乎他喜欢这个前景，可能是因为被人谋杀了能证明什么东西，会让他爸爸感到懊悔。我觉得他太幼稚了，戴维会遗憾、悲伤，但不会懊悔，不会有汤姆需要的那种懊悔。
“傻瓜。”
“这不公平，”戴维生气地对我说。
“为什么不？”莫莉真的很吃惊，因为在能有那么多乐趣的时候，却有人这么强烈地反对。
“是不公平，”我说，“一对五，他根本没有希望赢。”
“我不做乳酪条。”汤姆说。
他看着我。
“我们打算做乳酪条，”莫莉说，“你可以去弄三明治。”
“不明白吗？就在这张报纸上，和公平无关。它是新闻报道，是真实的事情。”
“哦，我彻底服你了。”我说，“要我帮忙吗？”
“但那里有很多其他的报道你可以读。我敢打赌，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我不太清楚，大概是关于福利法律变化的。我敢打赌还有写第三世界债务的文章。”
“首先，这是我们的厨房。其次，我不是要向他们发表长篇演说——我是和他们交谈，提出建议，如何在我们这条街上创造一个更完美的社区。还有就是，我会站在客厅椅子上说这事。”
“戴维，第三世界债务不会来我们家住。第三世界债务没有杀死……”我突然停了下来，我知道自己错了，我茫然极了，第三世界债务的确杀死了——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比无家可归的青少年杀死的人要多成千上万倍，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会花上数小时，数小时，数小时的时间把它全部听完。
“你在我的厨房里向我们的朋友、左邻右舍发表关于无家可归人士的长篇演说，却要我别管这事。”
[1] Double Diamond，英国老牌啤酒。
“你不能只把它当作一场派对来欣赏吗？”当我在早餐桌上又一次埋怨时，戴维这样对我说，“你向来喜欢派对的，不要去管别的。”
[2] 1985年举行的旨在帮助非洲的慈善义演，前面提到的爱尔兰歌手鲍勃·吉尔道夫是其重要组织者。
晚会的请帖已经寄出，现在晚上大部分时间戴维和“好消息”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完善他们的袭击计划。前几天我开玩笑地试着用了这个词，但他们只是茫然地望着我——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大部分幽默的尝试感到茫然，还因为他们真把这件事看成了一次军事行动，一次独创的、有着十一世纪意味的十字军东征。我们的邻居们已变成了异教徒和野蛮人；“好消息”和戴维准备要用无家可归者的脑袋把他们的门砸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