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好消息”来我家以后，我们还没和朋友们吃过一顿饭，礼拜五晚上，我们要去朋友安德鲁和卡姆家吃晚餐。“好消息”主动提出在家看孩子，孩子们似乎也愿意，事实上我们找不到替代的人，于是欣然接受了提议。安德鲁和卡姆和我们很像，非常令人担忧——如果媒体是架梯子，那在这架梯子的底部，安德鲁有个小小的危险立足点，只不过那并非真正的危险，因为事实上，即使他失去这个立足之处，他也不会跌得很远，也不会给自己和家庭造成多大的伤害。每个月，他为某家男性健康杂志撰写专栏，所以他大概是世界上读者最少的文学批评家。当然，他也写一些其他的东西——确切地说，是电影剧本而非小说，所以戴维能够同情他而并不感到威胁。他俩——是以前——可以在一起开心地抱怨他们看过或者读过的糟糕电影和小说，而那种埋怨可以奇迹般地变成同志式的相互吹捧，而不仅仅是不开心。卡姆是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部门的经理，人很好，但我俩没有太多共同之处：她是个热衷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工作狂，而且从未想过要个孩子，而我如果有另外一个话题，包括孩子的话题，我就不会谈论工作。但我们对对方都很好，因为我们都认识到了这种关系对我们愤怒、灰心丧气的男人们的价值有多大。
“汤姆，你正在变成一个可怕的、喜欢抱怨的孩子，”我告诉他，没给出任何解释，也没承认他是由可怕的、喜欢抱怨的大人创造出来的。我们在沉默中结束了散步。
只是现在，我的男人突然既不愤怒也不再灰心丧气了。安德鲁还不知道这点。他打电话邀请我们过去吃饭，我接受了，但我没机会提起发生在芬斯伯里公园里的奇事。戴维似乎不怎么担心。在驾车的路上（通常我们打车过去，但戴维表示这次他不想多喝，不会超过偶尔小啜的一杯葡萄酒，所以我们就开车来了），我轻声问戴维是否会告诉安德鲁有关“好消息”的事。
我从心底里开始厌恶自由主义。它复杂难解、使人疲惫，并且易被误解以及被……被鬼祟的、宠坏的孩子滥用。它还滋生了怀疑，而我也讨厌怀疑；我要的是确定的信心。比如戴维有确定的信心，或者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她也有确定的信心。谁想成为我这样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几乎总是确信我们错了；我们几乎总是确信我们会下地狱，虽然我们偶尔清醒的时候也会想做好事。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做，因为它太难，它要求太高，甚至努力治好了考滕扎夫人和巴米·布赖恩的病也不能保证任何事，所以，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怀着负疚而不是满足的心情结束一天的生活。今天，我知道了我没有真正喜欢过我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我还莫名其妙地鼓励他们中的一个去偷窃同学的东西；而与此同时，戴维却一直在计划挽救无家可归者。但不知为什么，我仍然相信我比他好。
“为什么问这个？”
“以前有，现在没有。”
“没什么原因。”
“你认为你家没有多少东西？”
“你认为我不应该告诉吗？”
“你说他们家里没多少东西，那就是他们在学校里惹麻烦的原因。那现在，我家里也没多少东西，这也是我现在惹麻烦的原因。”
“不是。我是指……你知道的，如果你想告诉他，你就应该告诉。”
“因为……”
“凯蒂，说老实话，我发现这件事挺难说的，如果不想被别人当作怪人。”
“为什么不一样？”
“是啊。”
“那不一样。”
“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呢？”
有一次他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他学校里有那么一群孩子总是在惹麻烦，我——回想起来，也许是轻率地——引用了“剥夺”这个概念。我想当时我是在尽一个思维正常的母亲的责任；而结果只是为我自己儿子的罪行提供了减轻的借口。
“我不知道。”
“就像那些在学校的孩子，你说他们被剥夺了。”
“人都很主观片面，你不觉得吗？”
“‘剥夺’指的是什么意思？”
“确实是这样。那么，也许最好别提这个话题。”
“他们一直在剥夺我。”
“我想你是对的。在我……在我找到合适的话语谈论这个问题之前。”
“你说。”
我全身所有的肌肉都松弛了下来，我甚至都没觉察到自己一直很紧张，但我还是觉得今晚可能会有点难熬。“那你想过要聊些什么吗？”
“你知道他们怎么逼我偷的。”
“你说什么？”
“他们逼你偷。他们怎么逼你偷的？”
“你想过我们要聊些什么吗？该怎样聊呢？”
“没有。但是他们逼我偷的。”
“我怎么知道？你问得好奇怪，凯蒂。以前你也到过别人家里吃饭。你知道是怎么回事。话题自己会跑出来，然后大家就来谈天说地。”
“他们偷东西了吗？”
“理论上是这样。”
“因为这是爸爸和‘好消息’的错。”
“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不是你的错呢？”
“不错，大多时候是这样的，但如果我们去安德鲁和卡姆家吃饭，情况就不同了，安德鲁和卡姆出门迎接我们，我们来到屋里，然后安德鲁就会说，某某人是个手淫者，他的那本新书简直糟透了，接着你会说，某人拍的新电影只是一出无意为之的闹剧——即使我知道事实上你十有八九没看过那部电影——而我和卡姆会微笑地坐在旁边。有时候，如果你们也说一些有趣的事而不是一味地用脏话骂人，我们也会开心地笑。然后，你就喝醉了，你告诉安德鲁他是个天才，安德鲁也喝多了，他也说你是个天才，再后来我们就回家了。”
“这不是我的错，所以别说是我的错，”我们走出家门十码之后，他方才对我说。不，有一点毫无疑问——他应当比现在这个样子更好才是。
戴维吃吃地笑起来：“胡说。”
这么说既让我痛心又让我担心，但我已不太像以前那么喜欢汤姆和莫莉了。我知道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我总认定它完全正常——在感觉上我怎能将眼前这个沉默、偶尔有些乖戾的男孩与两岁时那个脸上挂着笑容、让人惊叹的他等同起来呢？但我现在不是很确定了。事实上，我开始在想他是否就不该比现在更可爱，他不够可爱，到底是因为他，还是因为我不够母性不太吸引人。
“你爱信不信。”
第二天是星期四，我下午休息，汤姆放学回家后，我领他出来散步，他一点也不愿意，这个念头让他完全觉得莫名其妙——“我们散步做什么？我们要走到哪里？”——要是在以前他肯定会拒绝的，但他现在有麻烦在身，他也知道这一点。而且他很聪明地意识到，如果在附近的公园里走走能够对他有所帮助，那也是一个值得走的弯路。
“真的吗？那就是你对我们和安德鲁与卡姆在一起的那些晚上的印象吗？”
后来，半睡半醒之间，我开始做梦，梦见世上所有过着堕落生活的人——那些毒贩、武器制造商以及腐败的政府官员，还有那些到处愤世嫉俗的家伙——都被“好消息”一一触摸了，然后变成了戴维现在的模样。这个梦使我恐惧极了。因为我需要这些人——他们是我的指南针，正对着南方，在内城的学校里，有圣人、护士和教师；正向着北方有烟草公司的常务董事和愤怒的地方报纸专栏作家。请不要把我的北方夺走，因为那样我就会漂浮、迷失在一块未知的土地上，在那儿，我做过的连同未做的真的变得有意义起来。
“这不是印象。”
我当然明白。我是医生。
“如果你这样想，我很难过。”
“关键是……关键是……我的感受怎样。我不在乎怎样结束。我只是不想在死的时候觉得我从来没有去试过。我不相信有天堂，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但是我想成为那种有资格上天堂的人，你明白吗？”
“并不是我这样想，可事实就是这样。”
“那又怎样？请告诉我，因为我不明白。”
“我们等着瞧吧。”
“问题不是这个。”
到了安德鲁家，我们坐下来喝了杯茶。
“那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最近好吗？”卡姆问道。
“我知道，我有很多要求。也许太多了，也许这不公平，也许你觉得你不能再忍受了。但那是你的事情，现在我对此无能为力。我只是……突然觉悟了，凯蒂。我过着荒芜的生活。”
“还不错，”我回答。
“我们？我们？是你在写那狗屎小说，是你在写那说大家活得如何糟糕的报纸专栏。我一直努力地让生病的人好起来。”我知道话虽说得难听，但他太让我生气了。我是个好人，是医生，我知道自己和别人有过私情，但这没使我变坏，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就得放弃我拥有或者看到的一切，我的孩子们就得放弃掉他们拥有的一切……”
“这么说，比他妈的才子J要好，”安德鲁欢天喜地地说。交谈总是这样开始的——“还不错”，因为我们还不错，就给他机会谈论某个最近过得不好的人：J某是位知名作家，他最近倒霉透了。他的新作恶评如潮，也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其间，老婆又和一个比他年轻的竞争者跑了。如果在过去，戴维一定会接过“这杯酒”痛饮一番，但现在，他只是看上去有点不安。
“这些问题，我也说不清楚。我一直试着解释，但就是不能。就是……就是想要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更好的生活。我们一直过着某种错误的生活。”
“是的。”戴维轻声说，“他最近一直不太好，对不对？”
“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我不明白有什么更大的。”
“对的，”安德鲁说。大概是因为戴维已经以他自己的方式对J的事做出了一点反应——最近不太好，但是没有接着他妈的才子J说下去，于是，他又满怀希望地补充道：“他妈的才子。”
“他不会再拿人家东西了。而且有比这更大、更危险的问题。”
“你们两个最近还好吧？”戴维说。
“你儿子要变成《雾都孤儿》里的小偷了，这对你不算问题吗？”
安德鲁看上去有点迷惑了——他已两次伸出了仇恨的手，可两次都被拒绝了。他又试了一次。“我们比那个他妈的才子要好，”他说，被自己的玩笑给逗乐了。
“我能看出来，它们似乎对你是问题，但对我来说不是。”
“那很好，”戴维说，“我很高兴。”
“我认为问题是什么？你一点都没看出来？”
安德鲁吃吃地坏笑起来，似乎戴维已不知不觉地上钩了。“你看没看《泰晤士报》周日版上的评论？哥们，我真想把打字机扔到窗外，然后去移民。”
“告诉我你认为问题是什么。”
“没看。”
“我不在意你担心什么。你尽可以担心个够。但你试图改变外界，这才导致现在这么多的问题。”
“我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正想着把它装在框子里呢，要把它找出来吗？”
“关心外面的世界有这么奇怪吗。”
“不用了，没关系的。”
“你在将我们的孩子变成怪人。”请别跟我说别人才古怪，求你别那样说，拜托了。因为那不是真的——是真的吗？它不可能是真的，除非“古怪”这个单词什么意思也没有。（但是，如果别人都在看《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你不看这个节目是不是有些古怪？当几百万人除了巨无霸汉堡之外其他几乎什么也不吃，你却认为巨无霸难以下咽是不是古怪？啊哈。不，它不是真的，因为我能在一个圆圈里——某个环绕我的住宅区的圆圈——再画上一个圆，就把我置身在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中间。虽然这个我惟一能画的圆包括了想把他们星期天的午餐和孩子们的玩具送掉的人，但这将会是个将我的房子围在里面的圆。这就是我给“古怪”下的定义。它很快也会成为我对孤独的定义。）
通常至此，我和卡姆会让他们独自讨论他们的话题，然后四个人会按性别整齐地分为两对，但现在还没有我们可以离开他们的“话题”，所以我们只好坐在那里安静地听着。
“怎么了？”
“为什么不看？”
“我真不明白，”当我们俩单独待在一起时，我对戴维说，“你必须把这些事情向我解释清楚。因为我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呃，我已经不再看评论了，我太忙了。”
回家后，我们和汤姆好好谈了谈，并强制他做出将来不再犯的保证；在如何进行公平、适当的处罚问题上，我们也达成了一致意见（一周不准看任何电视节目，一个月不准看《辛普森一家》）。但是，我需要交谈的不光是儿子。
“哦——，我明白了，你是在说我呢。”
事情是这样的，他们送掉的东西大部分——也送给了妇女庇护所——是废旧物品，或者至少是他们已经不玩的东西。听戴维说，是莫莉提高了标准：她觉得，除非礼物是真正好的玩具，是他们都很喜欢玩的东西，否则它们就没有意义。于是他们就有了协议（汤姆签这个协议时似乎不太情愿），把他们正在玩的玩具捐出部分来。汤姆放弃了他的无线电遥控小汽车，但他几乎马上就后悔了。这样看来，解释汤姆偷窃行为复杂的心理动机就在这里：他放弃了某些东西，然后希望用其他东西来补偿。
“不，不，对不起。你知道，我不是有意暗示那些有时间阅读评论的人，在某个方面比别人差。我不想评价任何人。”
珍妮站起身来，“我觉得这些事情在家里讨论可能会更好些，”她轻声地说，“但我要说，你们好像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你不想？”安德鲁高兴地笑了起来。“戴维，你这个坐在最高法院最高席位中间的人说不喜欢评价任何人！”你能领会安德鲁的意思，这是讽刺提升到了更新、也精细到不可想象的层次了。
“你为什么要听他的？你知道他是个疯子。”
“那你怎么一下子就忙得没时间阅读评论呢？最近在忙什么？”
“他叫我们不要说的。”
“最近我……呃，我正在设法策划一项‘家庭收养街头流浪儿’的活动，大概就是这样吧。”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我故意问汤姆，而不是戴维。
谈话停了，安德鲁和卡姆仔细盯着戴维的脸琢磨了一会，随后又笑起来，这次是两人一起笑。笑声显然把戴维刺痛了——他的脸红到了耳根，似乎笑声里长满了刺，在往脑袋里钻时，扎到了脸一般。
“上周。他让我们仔细检查了玩具，然后送掉了一半。”
“你说你正设法策划这项运动，”安德鲁问道，“莫非是指你正设法让它停下来？”
“什么时候的事？”
“不，”戴维胆怯地答道，“我在努力开展这项运动。”
“没有好多。”戴维说，但他急躁的声音让他露了马脚。
此时安德鲁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怀疑的神情。
“是的。好多东西。”
“你的意思是？”
“停一下，停一下。”我有点弄不明白了。“汤姆，你是在告诉我，除了电脑之外，还有其他别的东西吗？”
“哦，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再说吧。”
“哦，汤姆，”戴维说，他像是受到了伤害。“这样不好。你已经有太多东西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起决定将其中的一部分送给别人的原因。”
“那好。”
“家里我什么都没有了。他不停地把我的东西送给别人。”他把头向他爸爸一偏。
接下来便是长长的沉默。
“你指的是什么？”珍妮问汤姆。
“谁要吃点东西？”卡姆问。
“我什么都没有了，”汤姆突然愤怒地说。
这里有一份人员名单，里面罗列了迄今为止安德鲁和戴维认为是靠吹捧起家的无能之辈，或者完全是卑鄙下流之徒：绿洲乐队、滚石乐队、保罗·麦卡特尼、约翰·列侬、罗比·威廉斯、金斯利·艾米斯、马丁·艾米斯、伊夫林·沃、奥伯伦·沃、萨尔曼·拉什迪、杰弗里·阿彻尔、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威廉·莎士比亚（但是公平地讲，他们只是鄙视莎士比亚的喜剧以及部分历史剧）、查尔斯·狄更斯、E·M·福斯特、丹尼尔·戴-刘易斯、巨蟒团队、戈尔·维达尔、约翰·厄普代克、托马斯·哈里斯、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达米恩·赫斯特、翠西·爱美、梅文·布雷格、丹尼斯·博格坎普、大卫·贝克汉姆、瑞恩·吉格斯、萨姆·门德斯、安东尼·伯吉斯、弗吉妮亚·伍尔夫、迈克尔·尼曼、菲利普·格拉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莱昂纳多·狄卡普里奥、特德·休斯、马克·休斯、西尔维娅·普拉斯、斯蒂维·斯密斯、马吉·斯密斯、斯密斯乐队、艾伦·艾克邦、哈罗德·品特、戴维·马麦特、汤姆·史托帕德，当然，少不了所有其他当代的剧作家，加里森·凯勒、苏·劳莉、詹姆斯·劳蒂、杰里米·帕克斯曼、卡罗尔·金、詹姆斯·泰勒、肯尼斯·布拉纳、范·莫里森、吉姆·莫里森、考特尼·乐芙、考特尼·考克斯以及《六人行》的全体演员、本·埃尔顿、斯蒂芬·弗莱、安德烈·阿加西、彼得·桑普拉斯以及所有当代男子网球运动员、莫尼卡·塞莱斯以及历史上所有女子网球运动员、贝利、马拉多纳、林福德·克里斯蒂、莫里斯·格林（“一名跑得比谁都快的赛跑运动员怎么能是被吹出来的呢？”有一次，我绝望地问他们，但他们没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T·S·艾略特、埃兹拉·庞德、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吉尔伯特和乔治、本和杰瑞、鲍威尔和皮斯伯格、马克思和斯宾塞、柯恩兄弟、史蒂夫·旺德、尼科尔·法西以及所有狗娘养的以设计服装为生的人、纳奥米·坎贝尔、凯特·莫斯、约翰尼·德普、斯蒂芬·桑德海姆、巴特·辛普森（但是没有霍默·辛普森）、荷马、维吉尔、柯勒律治、济慈以及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简·奥斯丁、勃朗特三姐妹、肯尼迪家族、电影《猜火车》的导演和演员、《两根大烟枪》的演员、曼德拉、教皇，所有他们中学、大学现在在新闻、广播或者艺术界小有名气的校友、同学，还有很多很多相当多的人，名单太长了，我不能在这里一一列举。实际上，写下在世界历史上他们两个人都喜欢的人则要容易得多：鲍勃·迪伦（但不是最近）、格雷厄姆·格林、昆汀·塔伦蒂诺和托尼·汉考克。我记不起还有其他什么人曾得到过这两位我们的文化守护人呱呱叫的赞同。
“坐下，汤姆，”珍妮说。汤姆在房间角落里，大家的视线之外找了张椅子坐下，所以我们只好扭过头去看他。“我们一直讨论是什么促使你做这些事情的。是学校还是家里有什么事让你觉得不开心，还是……”
过去我不喜欢听他们说某某人如何无用，如何让人厌恶，如何无能和糟糕，他们是如何不配落在他们身上的那些荣誉以及他们遭受到的不幸完全活该之类的话。但我今晚却想念过去的戴维——我想念他就像人也许会怀念身上的某块伤疤或者某只木制的假肢一样，表面上难看但却有特点。过去和戴维在一起时，你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以前也从未觉得尴尬过。的确，我是有过疲惫和绝望，偶尔也会口出秽言，我几乎可以肯定，有时也会感到愤怒，但我从没有任何尴尬。我已经习惯了他的愤世嫉俗，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都玩世不恭，但就在今晚，我才真正认识到这点，愤世嫉俗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是实际流行的世界语，虽然我说得还不太流利——我喜欢的东西太多，而且我不太嫉妒别人——但我掌握的已经能让我混过去了。不管怎么说，完全避免愤世嫉俗和揶揄嘲弄是不可能的事。打个比方，说到伦敦市长竞选，或者黛米·摩尔，或者维多利亚和贝克汉姆，或者布鲁克林时，你不得不变得酸一点，只是为了证明你是个完全合格、深思熟虑的大都市人。
我们都盯着自己的脚，不敢抬头看他。
我不再很懂这个和我一起生活的男人，但我非常明白，今晚几乎肯定会有这样一个决定性意义的时刻，戴维新近发现的诚挚以及他希望去爱、去理解所有人，甚至是上帝造物中最任性的一个，将会完全不被人理解。果然，这个任性儿变成了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这次不是安德鲁，而是卡姆在挑战戴维的真诚品质。我们谈起了美国的总统初选——我们尽可能从一个几乎完全不知情的立场出发。卡姆说，她真的不在乎下一位总统是谁，只要他把那玩意放在裤子里不去玩弄年轻的女见习生就行。戴维显然觉得不快，他在椅子上扭动着，最后问我们是在对谁评头论足，卡姆冲他笑了起来。
“你们说完了没有？”他说，“我是说，你们已经说完了我不能听的话没有？关于妈妈的男朋友和所有的事情？”
“我没开玩笑，”戴维说，“我不想再去谴责那些我们对他们的生活一无所知的人。”
有人敲了一下门，汤姆走了进来。
“可是……这是我们所有谈话的基础啊！”安德鲁说。
“是的。我觉得是有可能。”珍妮说。我看着她，但从她脸上找不到与她干巴巴的语言相配的表情，她一定知道怎样把话说得像白葡萄酒那样柔和。
“我厌烦这样，”戴维说，“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那个意念治疗者现在就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正在仔细地、重新对很多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审视，嗯……仔细想想，也许这里面有些东西让汤姆感到不安。”
“我们知道的比想要知道的多。”
“哦，你是改了。”我疲倦地答道。
“你知道什么了？”戴维问他。
“可我……呃，我……自从我碰到了一位意念治疗者之后，我发现了自己的缺点，并且我已经改正了。凯蒂，你说呢？”
“我们知道他在撒谎。”
“是这样……不过，这种事情可能无法避免，”珍妮说，显然，她更愿意会见性变态学生的暴力又贩毒的父母。
“我们知道吗？即使他撒谎了，我们又知道为什么吗？”
“哦，”戴维为难地说，“但那是我的错。我是个疏忽大意、脾气暴躁的丈夫。我爱她爱得不够，我没有真正重视她。”
“什么？”卡姆说，“社会是用来谴责的，要不希拉里……？戴维，我不相信这个。”
“事实上，我的确很在意你这样说，”我想让他知道，我确实很在意。
“你不相信什么？”
“我确信凯蒂不会介意我说她有婚外恋的事情，”回到屋里时，戴维正这样说道。
“你在为克林顿辩护。”
“汤姆，你到外面去等我们，好吗？”我迅速地说，汤姆没动，我只好抓住他的手，把他拽起来推到外面。戴维想要反对，但我只是摇摇头，他就没再作声。
“我没为他辩护，我只是讨厌中伤别人。那些让人讨厌、无聊的辱骂与中伤，不费力气的俏皮话，对我们不认识的人评头论足还有没完没了的脏话，让我真想去洗个澡。”
“是的，我俩最近是闹了些别扭。”我惊恐地意识到，自从他碰到了“好消息”，戴维就把避免尴尬看作是一个和他无关的中产阶级大难题。
“你可是我们的客人，”安德鲁挖苦道，“那边有块干净毛巾。”
该从何说起呢？从关于他爸爸改变心灵的谈话？那次讨论了如果离婚后，他该和谁一起生活的谈话?还是因为“好消息”的出现？我看着戴维，意思是让他来回答这个问题，要用一种不会让房间里任何人感到尴尬的方式去解释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这可不是个好差事，戴维坐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着。
“但是比尔·克林顿！”卡姆说，“我是说，对他如果都不能骂的话，你还能骂谁呢？”
“是不是家庭环境有什么改变？”
“我不知道真相。你也不知道真相。”
“基本上，只要能够，他什么都偷。”校长说，“我想你们也想象得到，他现在不大受同学欢迎。”校长是位正派、有才智并且很文雅的女性，名叫珍妮·菲尔德，她以前一直对我们的孩子褒奖有加。我想，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很少让她费心。他们按时到学校来，按时回家；他们喜欢他们的课程，他们不打人。现在汤姆成了消耗她时间和精力的另一个负担，正因如此，我觉得自己可怜起来。
“真相？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男人，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已婚男人让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为他进行口交，事后又百般撒谎、隐瞒。”
“你要这些做什么？”我问汤姆，但如我所料，汤姆也不知道，他只是耸耸肩。他知道他做错了，他低着头，弓着背，缩在椅子上；但是，他也有点愤怒。汤姆有件事总是让我心碎，他碰到麻烦时就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看，直到有一天，我才明白，他所期待的是温柔以及你仍然爱着他的证据，尽管你不赞成他的不良行为。但今天他没有兴趣，他不想看屋里任何人的眼睛。
“我想他一定遇到了很多麻烦和不幸，”戴维说。
四点钟我们赶到学校，看到校长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排被盗物品，就像那些记忆游戏一样：有游戏机，还有两盘录像带、一张SClub7（七小龙）的CD，一只电子鸡、一大堆神奇宝贝、一件曼联队球衫、几袋吃剩一半的糖果。异乎寻常的是，其中还有一只纸钱包，钱包里装着一个同学的假日照片。
“我不信，”安德鲁说，“你过去一直用电子邮件给我发关于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黄段子。”
直到此时，作为母亲，我的侦察本能才一下子表现出来。
“我倒希望我没做过那些事情。”戴维说话时，强烈之情溢于言表，坐在桌旁的几个人，脸上露出了明显的困惑。我们都沉默不语起来，只好专注于我们的三色糕。
“他偷了什么？”我问戴维。“最初是那个游戏机。”他回答。
我对主人家新装修的厨房大胆地发表了完全肯定的评价。大家开心了一会，但毫无疑问，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只有很少的话题能提供给我们这样和谐的氛围。我们三人中不时有人不小心说错话，仿佛我们都患上了某种文化抽动症。我不小心贬损了杰弗里·阿彻尔的创作能力（只不过我在对某个电视节目交换看法时顺便提了一下——甚至算不上什么评论，至多是个微笑而已，要不然这谈话就无懈可击了）。戴维便说我对写本书有多么难毫无概念。卡姆开了某个政客的玩笑，他最近因为挪用公款蹲了监狱，他的名字现在成了不可信任的别称，而戴维则请求宽容和谅解。安德鲁稍稍嘲弄了姜汁辣妹在联合国的作用，戴维就说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汤姆没有游戏机，这我知道，戴维也知道，吃早点的时候，我们一直看着他玩着它，但难以想象的是，我俩竟然谁也没意识到这点。到了办公室，突然有一种莫名奇妙、有点古怪却又说不清的感觉搅得我心神不安起来。为了让自己心安，我想打个电话问问清楚。我想声明，是做母亲的直觉让我拿起电话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我抓起电话，只是因为电话铃响了，只是当戴维打电话告诉我，学校要我们过去和校长谈谈我们的儿子最近频繁偷窃的行为时，我才想起汤姆没有掌上游戏机。
换句话说，这不可能。我们没办法正常说话，结果那晚的谈话很早就在混乱与笨拙中草草收场了。在我们这个住宅区里，大家有个共识，像姜汁辣妹、比尔·克林顿以及杰弗里·阿彻尔这样的人是行为不轨的，如果有人到处为他们辩护，那么，这个共识就会被打破，一切又会变成无政府状态。有没有可能仅仅是因为某个男人不愿意对姜汁辣妹粗鲁无礼妻子就要同其离婚？我很担心这种可能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