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借马给你的桑杰维耶托夫，是个有趣的角色，是不是？”
“我求你改天。我已告诉过你，我依然不能讲到他们而不哭泣。”
“非常有趣。”
“把他们的事全讲给我听。”
“你知道，我和他很熟。当我们住在瓦雷金诺时他时常进进出出。那时我们人地生疏，他帮我们安顿下来。”
“玛莎，纪念你的母亲。”
“我知道，他告诉过我。”
“多简洁的托词！我觉得总有些事你没告诉我。不过随你的便，我不想多问。给我讲讲冬妮亚的事。他们把小女孩叫做什么？”
“你们必定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他也设法帮你吗？”
“零乱、肮脏，可我们把它清理好了。”
“他积极地把他的仁慈像雨水一般向我倾注！我真不知道，没有他我怎么活。”
“为什么？原来的面目是个什么样子？很糟吗？”
“我能想象得到！我想你们是非正式的同志关系。他很下工夫追求你吧？”
“我和卡坚卡打扫你的房子。我以为你会先去那儿，我不要你看见它原来的面目。”
“自然！时时刻刻！”
“你为什么留在瓦雷金诺那么久？还有人在那儿吗？我想那儿连一个鬼影子都没有，它荒废了。是什么事情让你待那么久？”
“你喜欢他吗？对不起。我不该问你这个。我没理由问你。这太过分了！我道歉。”
“不错，我见过那种钞票。我们动身离开莫斯科前刚刚发行。”
“哦，没关系！我猜得出你的想法，你是问我们是什么关系？在友谊以外还有些什么？当然，没有什么！他为我做很多事，我欠他一大堆人情，不过，纵使他给我和我体重相等的黄金，甚至为我牺牲性命，也不会使我多接近他一步。我总是不喜欢那种类型的男子，我和他们一点没有共同的地方。这些足智多谋、自信而能干的人物——在实际事情上他们是无价之宝，可是，在情感上，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种鲁莽男性的自鸣得意更可怕！这绝不合我的生活观和恋爱观！还有，安菲姆使我想起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无限可恨的人。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是他的错。”
“照我刚才说的办，我们各找一份工作。我们每天早上出门工作，到月底我们会收到好几十亿卢布的薪水。你知道，直到最近旧西伯利亚银行的纸币依然通用。然后，突然宣布作废了，于是，有好长一段时间，就在你生病期间，我们根本没有货币！想想看！好在我们也应付过去了。现在，他们说有一列车新钞票已经运来了，至少是满满的四十个车厢！它们印在一张很大的纸上，有红蓝两色，然后切成一个个邮票大小的方块。每一蓝方块值五百万卢布，红的值一千万。印刷坏透了，颜色脏兮兮的，还褪色。”
“我不明白。你自以为的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想什么？给我讲个明白。你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人。”
“你的冬妮亚多可爱啊。简直就像一个洋娃娃。她生产时我在瓦雷金诺。我们处得非常好。不过，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谈这个！
“尤罗奇卡！你怎能这么说。我不是在说着玩，你瞎恭维我好像我们是坐在会客室中一样。我像什么样？我身上有些东西破碎了，在我的整个生活中有些东西破碎了。我懂得人生太早，我是被迫懂事的，我是通过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年纪较大的寄生虫的眼睛从最坏的一面——廉价的、歪曲的一面——去看人生的，那个家伙任何便宜都要占，并且不管什么坏事想到就干。”
“尤罗奇卡，我嫁给了他，他是我的丈夫。他是个正直，才华横溢，而了不得的人物。我很对不起他。这不是说，我曾伤害过他，那么说是不正确的。不过，他是太突出、太伟大、太完美了——而我一无是处，我简直不能同他比。那正是我的过失所在。但是，现在请别再谈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详谈，我保证我一定告诉你。
“我想我明白。尽管我不清楚里面的曲折。不过，你听我说，我能想象一个未成年的少女蒙受凌辱时的心情，以及你当时内心的痛苦和恐惧。不过，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我是说，你现在已不必再为这事伤心，为这事难过的应该是像我这样爱你的人。应该痛心的是我，因为我不曾帮你阻止它的发生，如果它真使你不快乐的话。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我想我只能嫉妒——极端而疯狂地嫉妒——不如我的人、我与他们没有一点相同的人。我心目中的情敌使我兴起完全不同的感觉。我想，如果我所了解的、喜欢的男人爱上我所爱的女子，我不会感觉丝毫抱怨，也不会想和他反目，我会对他有一种悲剧性的兄弟之情。自然，我不会梦想到和他共有我所爱的女人。但是，我会放弃她，而我的痛苦将和嫉妒大不相同——少了些委屈和愤恨。如同我遇见一个同行的艺术家，他和我同做一样工作，但做得比我好。我多半会放弃我的努力，我不想做与他雷同的工作，如果他做的比我好，继续下去就全无意义。
“你当年非常爱他吗？你现在依然很爱他吗？”
“不过那不是我们需要谈论的。如果你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什么遗憾，我想我不能爱你到如此深切。我不喜欢从未失足或跌倒的人。他们的德行是没有生命的，没有多大价值的。生命未曾向他们显示过它的美。”
“这正是因为他。我以前曾告诉过你，他有许多敌人。现在红军是战胜了，那些爬得太高知道太多的非党员军人就得被收拾了。如果不被秘密杀害，只是撤职，那就真够幸运了。帕沙特别容易有问题，他的处境非常危险。你知道他是在东方，但我听说他已经溜走了。他藏匿起来了。他们正在搜捕他。不过我们还是不要谈这个，我讨厌哭泣，可是，如果我再谈下去，我就要嚎啕大哭了。”
“我想说的正是这种美。我以为，刚看人生时你所想象的必定是完整无缺的，你所憧憬的必定是天真的。可是那正是我被剥夺了的。如果从一开始我不曾透过另一个人庸俗的眼光去看穿人生，我可能发展出一套我自己的人生观。问题还不止于此。就因为这个不道德、自私的不足取的人物在我少年时闯入我的生活，当我日后嫁了一个他爱我我也爱他的真正的了不得的人时，我的婚姻才被摧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斯特列利尼科夫吗？”
“请等一下再向我讲你的丈夫。我并不是嫉妒他。我告诉过你，我只能嫉妒不如我的人，不嫉妒与我同等的人。先给我讲那个男人。”
“你必须找点事干。你父亲是一位自杀了的西伯利亚大富豪，你岳母是本地工业家兼大地主的女儿，你又曾在游击队待过，然后又弃职潜逃。你不能让这事传开——你潜离革命队伍，你是一名逃兵。不论怎样你总不该让自己闲散。我自己也好不了多少。我也必须找些事做。我就像是活在火山口上一样。”
“哪个男人？”
“我并不想给你什么建议，不过，如果站在你的立场，我会暂时先找一份工作。干你的本行——你的专业很吃香。你可以在本区的卫生机构做些事。
“那个毁掉你人生的垃圾。他是谁？”
“如今你瘦弱得只剩下皮包骨了，你怎能旅行？你真以为你能步行去莫斯科？你永远到不了。等你身子强壮些，自然又不同了。
“莫斯科一个很有名的律师。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当我父亲死去时，我们的情况很不好，他在财政上给我母亲帮助。他未婚，富有，我把他说得这么黑可能反而听来有趣些。他不能再庸俗了。如果你想知道，我就把他的名字告诉你。”
“当然，你必须回到你的家。在必要之外我不会多耽搁你一天。不过，你看看情势。我们一旦变成苏俄的一部分，我们就被卷入它的毁灭。他们不断地从我们身上夺去一切。你想象不出，当你生病时，尤里亚金变得多快。我们的食物被运去莫斯科——对莫斯科而言那是沧海一粟，所有这些供应简直是投入无底的深坑——同时一点都不留下来给我们。没有邮车，没有旅客服务，所有的列车都用来装运面包。城中现在又像盖伊达暴动前那样怨声载道，不过肃反委员会立即用残忍的手段把人们最轻微的不满敉平了。
“不用了。我知道。我见过他一次。”
他们的爱是伟大的。绝大多数人在恋爱中不曾察觉到这种情感的不寻常性质，不过，对他们来说——这使得他们与众不同——当热情像永恒的呼吸一样光临于他们短暂人生的时刻，是启示的时刻，是继续对他们自己以及人生有新发现的时刻。
“真的？”
在他们共同的喜好以外，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那些使他们与世界上其余的人隔离的因素。他们同是被当代人当成典型悲剧所排斥的人，当代人对教科书的崇拜，执拗的热情，以及科学界艺术界无数工作者蓄意宣扬和在行为上所表现的鲁钝，已经使得科学界和艺术界的天才少之又少。
“在一家旅店的房间里，当你母亲服毒时。那是一个深夜。当时你我都还在念中学。”
他们柔和地谈话，尽管是偶然的，总是像柏拉图对话集那样充满意义。
“哦，我记得。你和别人一道来的。你当时站在暗处，在走廊中。我不知道是否我原本就记得的，不过，我想你对我提起过一次，这一定是在梅留泽耶沃。”
他康复得很快。拉拉喂他，看护他，以关切包围了他，她那迷人的爱、她的问题与答案，温暖而轻柔的耳语永远在他身边。
“科马罗夫斯基在那儿。”
他的整个生命都活动了，操作家事、照顾病人、思想、研究、写作都出现了。暂时停止工作、奋斗、思想，暂时把这一切都交给自然，是多么美好啊！暂时变作她的东西，她关注的对象，以及她仁慈的奇妙的美丽的玉手的作品，是多么美妙啊！
“他在？十分可能。我们在一个地方并非不寻常的事。我们常常见面。”
他曾抱怨上天抛弃了他，可是，现在整个的宽阔的天都在眷顾着他，还有两条雪白健美的女人臂膀向他伸过来。他快活得晕头转向，坠入一个无底的深渊，就像一个人突然失去知觉一样。
“你为什么脸红？”
他突然领悟到他并非神志昏迷，他的衣服已不在身上了，他已洗过澡，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衬衫，已经不是躺在沙发上，而是睡在新铺好的床上，俯身坐在他身旁、头发上沾满两人泪水的竟是拉拉。他快活得晕了过去。
“从你口中听见科马罗夫斯基的名字。我已不再习惯于听这个名字了，我听了很吃惊。”
有一次他听到身边有声音，因而大吃一惊，觉得自己肯定是快发疯了。他自怜地哭着，以无声的耳语抱怨上苍抛弃了他。“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哦，上帝，你为什么将我打入黑暗的地狱？”
“那晚有一个同学和我一道去，这是他在旅店中告诉我的。他认出科马罗夫斯基是他曾经见过一次的人。还是在小时候，在一次旅行中，我的同学，米沙·戈尔东曾亲眼目睹我那个百万富翁的工业家父亲自杀。他们在同一列火车上。我父亲是从疾驰的列车上跳下去自杀的。当时有他的律师科马罗夫斯基作陪。他让我父亲酗酒，他把他的生意搞得一塌糊涂，弄得他几乎破产，又最终诱使他自杀。我父亲自杀并让我成为孤儿，全是他的过错。”
然后他又睡去，醒来时发现，盖着冰雪的窗户映上了粉红色的光，闪烁如水晶杯中红色的酒。他很想知道这是黎明还是黄昏。
“这是不可能的！这太不寻常！真能是这样？原来他也是害你的魔鬼！这使我们更接近了！这一定是前生注定的！”
厨房内，群鼠咔嗒咔嗒地抓着盘子，爬上墙，又重重地跳下来，用令人讨厌的嗓子吱吱乱叫。
“他将是我永远嫉妒的人，不可矫正的疯狂的嫉妒对象。”
“我躺在这里有多久了？”他在一次间歇的清醒中想着，“几小时？几天？当我躺下来时是早春季节。可是，现在的窗户却盖上了厚霜，以致室内都黑暗了。”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我不只不爱他——我还鄙视他。”
“我病了，”在睡眠、昏迷、无意识的间歇清醒中，他体会到自己的健康情况，“我必然得了一种教科书上不曾描述的、学校没研究过的伤寒。我必须弄点东西吃，不然我会饿死。”可是，当他试图用手肘撑着爬起时，他发现自己已不能动弹了，他晕倒了，不然就是入睡了。
“你能了解你自己像了解那件事那么清楚？人性，特别是女人的性情，总是不可理喻而充满矛盾的。或许就在你的厌恶中有些东西使你愿意屈从他，还超过你爱任何以你的自由意志所爱的男人。”
在哭泣呜咽的，并以光亮的、发出磷光的语言闪耀于黑暗中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比他更伟大的另一样东西。随着哭泣的灵魂，他也哭泣了。他怜悯起自己来。
“说来多可怕！像往常一样，你的说法使我觉得，这件事似乎是真的，尽管它很不自然。不过，如果真是这样该多可怕！”
室内的人一个个像旅客似的和衣躺着，每间房乱七八糟就像火车车厢，吃剩一半的烧鸡腿和翅膀，以及其他残余食物散放在滴满油脂的报纸上。暂时栖身在公寓中的朋友、亲戚、访客以及无家可归的人脱下来过夜的鞋子，一对对地排列在地板上。身着睡衣仓促系上腰带的女主人拉拉，默默地、匆匆地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房间，忙她的零碎事，他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她身后，叽叽咕咕地做累赘的不相干的解释，差不多连他自己都讨厌了。不过，她不再有时间听他的了，除去不时掉过头来对他投以平静、不解的眼光，或突然迸出独特的、甜蜜的、银铃一般的笑声外，她全不注意他的啰唆。这是还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唯一亲密的形式。这个女人是何等地疏远、冷淡并且是多么令人感叹地吸引人啊，他为她牺牲了所有的一切，他宁愿为她而舍弃一切，在他看来，同她一比一切东西都不值分文！
“别心烦。不要听我的。我只是说我嫉妒一种黑暗的、无意识的元素，一些无理性的、不可了解的东西。我嫉妒你的化妆品，你皮肤上的汗珠，以及你从空气中吸进去的、能进入你血液并毒害你的细菌。我嫉妒科罗马夫斯基，就像他是一种传染病。有一天他会把你带走，就像死亡必然有一天会把我们分开一样。我知道，这必然听来晦涩而混乱，不过，我可不能把它说得更明白。我爱你，疯狂地、无理性地、无尽期地爱你。”
他梦见一间大公寓，有许多窗户，都开向一边，不过在四楼以上，窗帘一直垂到地板。
“再给我讲讲你的丈夫——就像莎士比亚所说，‘我伤心史中的一段’。”
他梦见莫斯科一条忙乱大街上一个幽暗的冬天早晨。根据清晨交通状况、电车的铃声，以及街上灰色积雪上的黄色光圈来看，这是革命前的一个冬天的早晨。
“他在什么地方说的？”
然则，此刻他却泪流满面地拼命抓住门锁的把柄，将孩子关在门外，为了一个虚伪的荣誉观念，在以忠于另一个女人的名义下牺牲了他，她不是孩子的母亲，并且随时可能从另一个门走进房里来。他在汗泪淋漓中醒过来。“我发高烧，我病了。”他想，“不是斑疹伤寒。这是某一种以危险病症姿态出现的筋疲力尽——一种有致命可能的病，就像任何严重的传染病一样可怕，这是生死关头，唯一的问题是看谁得胜。不过，我太困了，我没办法去想。”于是他再度沉入睡乡。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
心碎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生都在渴望把他的儿子抱在臂弯中，紧压在胸前，带他远走高飞，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我已告诉过你不少了，先是在梅留泽耶沃，当时我正在寻找他，后来在这里，当我听说他的部下如何逮捕你同时送到他车上时。我也许已告诉过你——或许只是我以为我告诉过你——有一次我如何远远地见到他上他的火车。不过，你能想象得到围绕他的卫兵有好多！我发现他几乎完全没有改变。有着像从前一样的英俊、诚实、坚决的面孔，我一生所见到的最诚实的面孔。还是旧时大丈夫的率直性格，不是冒充的、装模作样的影子。然则，我还是注意到一点不同，这使我大为吃惊。
飞瀑的轰轰声吓坏了小孩。飞瀑声淹没他的哭叫，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可以从他的嘴唇看出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叫“爸爸”。
“这好像是有些抽象的东西爬入他的面孔，因而使它黯然失色。好像一个活人的面孔已经变成一个原则的体现、一个观念的影像。当我注意到这点时，我的心一沉。我领悟到，他之所以有这个表情，因为他已经把自己交给一个优越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是使人愚钝、无情，并且终于不会放过他。在我看来，他已是个做上记号的人，那就是注定他命运的标志。不过，或许我没弄清楚。或许你对你们会面的那番描绘影响了我。毕竟，除我们彼此影响而外，我在许多方面受了你的影响！”
他身在莫斯科一间有玻璃门的房间里。门锁上了。为了更安全些，他用手抓住锁柄并用他自己的身子抵住门。在另一面，他的小儿子萨申卡，身穿水手衣帽，正在敲门，哭着请求放他进来。在小孩的背后，有一道瀑布，水花不断在溅打着他和房门。瀑布轰轰作声。这水好像从爆裂的水管（在那时是常有的事）倾盆而降，又像是倾自峡谷的顶端，这道门正是挡住充满急流声响、万年寒冷以及洞府幽暗的山谷的屏障。
“讲讲革命以前你和他在一起的生活。”
当炉子烧热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关上烟洞，弄些东西吃了。然后他感到非常想睡，因此他和衣倒在沙发上，并且立即就熟睡了。不管墙后门后的老鼠如何大胆吵闹他全听不见。他连续做了两个噩梦。
“很早很早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纯洁和我的理想相称。而他就是纯洁的体现。你知道，我们几乎可以说是在同一所屋子里长大的。他，加利乌林和我。早在儿童时代，他就迷恋我。每当他见到我时他总不免发晕。或许我不该这么说。不过，如果我装作不知那更糟。这是一种完全隐藏的童稚热情，他隐藏它，因为他的自傲不允许它显露，不过一看他的面孔就全知道了。我们常见面。他和我不同的程度，正类似你和我的不同。我那时就在心里选中了他。我决定，我们一旦长大，我就嫁给这个了不得的男孩，在我的心中，我已许配给他了。
“她从桑杰维耶托夫那里弄到的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平静地想，“如果她有什么事要隐瞒，她就不会提这件事了。”
“你知道他的天赋如何不寻常！他父亲不是个信号手，就是个铁道过轨口的看守，我不敢确定。而他全靠聪明和勤奋，就在古典文学和数学这两个学术领域中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说极峰更像些！总之，他很有些东西！”
其余的话涂掉了，不可辨认。
“你们既然彼此十分相爱，那么，又是什么东西毁了你们的婚姻？”
我所以把这几行画掉，是因为写这些有点傻。等我们见面时我们会谈个够。我正忙着要出门，我必须赶着弄到一匹马。如果我弄不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没有马，卡坚卡可就太辛苦了……
“啊，那真难回答。让我试试。不过，这倒是稀奇的事，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女人，必须对如此聪明的你解释，一般的人类生活及俄罗斯生活有了什么变化，为什么许多家庭，包括你的和我的家庭在内，会破碎。啊，这不是单个人的问题，不是气质相近或不同的问题、爱或不爱的问题！所有的习俗和传统，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家庭和秩序有关的一切，都在大动乱和重建中化为尘土了。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已被毁坏，已被弄糟了。所剩下的只是剥到无可再剥的赤裸裸的人类灵魂，只有灵魂还没改变，因为它总是寒冷的、战栗着挨向离它最近的、像它一样寒冷寂寞的邻居。你和我就像亚当和夏娃，地球上最早的一男一女，全身一丝不挂——现在是世界的末日，我们也像他们一样赤裸且无家可归。而你和我是人类有史以来这几千年中世上所创造的无可衡量之伟大的最后遗念，只是在纪念那些已经消失的不可思议的事物。因而我们生活、相爱、啜泣，并彼此依恋。”
在画掉了的几行后面，写的是：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更平静地说下去：
你一定已经知道你家人的下落了。他们在莫斯科。冬妮亚生了个小女孩！
“我要告诉你。如果斯特列利尼科夫再变为帕申卡，如果他不再愤怒，反叛，如果时间倒转回来，如果有什么奇迹，在某一个地方，我能见到我们房子窗口的光，见到帕沙书桌上的灯光和他的书，就算是在海角天涯——我用膝盖爬也要爬去。我全身都会感到振奋。我永远不能反抗过去的呼唤、忠贞的呼唤。不论如何珍贵，我都会不惜牺牲。甚至你，甚至我们的爱，如此快乐、如此自然而然的爱。哦，原谅我！这不是真心话。这不是真的！”
他从衣袋中掏出她变皱的留简。它是折叠着的，因此他先读到了写在外背后的字，那是一些他上次阅读时没看到的东西。他把纸摊平，在跳跃的火光下开始阅读：
她投入他的怀抱，啜泣不已。不过，她很快就控制住自己，擦去泪珠，说：“不是同样责任召唤驱使你重回冬妮亚身边吗？哦，上帝，我们是如何地不幸啊！我们将变成什么样？我们怎么办？”
欣喜和悔恨的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眶。他打开炉门，通通炉火，把完全烧红的柴火往里推，把那些没烧透的柴火向外抽。打开房门，他安坐在熊熊火光之前，因火光的跳动以及手上和脸上的温暖而喜悦。温暖和火光使得他的神志完全恢复。他不能忍耐地想念拉拉，同时渴望有什么法术能够使他立刻就触碰到她。
当她恢复镇静时，她继续说：“不过，我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毁掉了我们的幸福。这是后来我才了解得很清楚的。我告诉你，不只是我们的故事这个样子。这已变成了许许多多人的共同命运。”
他怀疑所有对她的责备完全是不正确的，一千个不正确！她的一切是完美的、没有瑕疵的。
“告诉我，我的爱人，你是十分聪明的。”
拉拉正是这样的人。你不能与生命及存在沟通，而她却是它们的代表、它们的化身，本来是不能言传的生存原则，一到她身上就善解人意而且能说话。
“我们是在战争前两年结婚的。我们正开始建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刚安置好我们的家，战争爆发了。我现在相信，一切都归咎于那场战争，随之而来的并迫害我们这一代直到今天的一切灾难都归咎于战争。我很清楚地记得童年时代。我依然能想起有一个时候，当时我们都接受上一个世纪的和平展望。大家都理所当然地以为你是听从理性的，依照你自己的良知去做是对的，是自然的。因为一个人死在别人手上是罕有的、例外的事件，是十分不寻常的。谋杀只发生在戏剧中、报纸上和侦探小说里，并不发生在日常生活中。
春天的黄昏，空气中夹杂着细碎的声音。远远近近的街边传来儿童的嬉戏声，好像是要表明整个大地是活的。而这块大地就是俄罗斯，他的无可比拟的母亲，这是具有不朽光辉、历经灾难、作不可预卜之冒险的俄罗斯，是名扬四海、顽固、奢侈、疯狂、不负责、殉难的、可敬爱的俄罗斯。哦，活着是多甜蜜啊！活着并乐于活着是多美好啊！哦，时时渴望感谢生命，感谢存在本身，感谢它们，就像一个存有感谢另一个存有。
“然后，是从这种和平、天真的温和，一下子就跳到充满血和泪的集体疯狂的世界，跳到无时无日不在做合法而有报酬的屠杀的野蛮世界。
正如他刚才所说的，在他眼光中她又是什么呢？哦，那个问题他随时可以解答。
“我以为一个人总不免要为这些事付出代价。你必然比我记得更清楚，分崩是如何开始的，一切如何突然崩解于一旦——城市的列车和食物、家庭基础以及道德标准。”
他一直在回忆并怀念这间屋子是多傻啊！他在走进这间屋时，感觉并不是走进一间普通卧室，而当作自己在走入渴望已久的拉拉的心房，又是多傻啊！在局外人看来他的情感是多愚蠢啊！像桑杰维耶托夫这样强壮、现实、能干和英俊的男子，他的生活、言谈、举止是如何地不同啊！凭什么指望拉拉应该选择他的爱？选择他这样说话晦涩，而又不现实的文弱的人？她需要这种混乱吗？她自己希望吗？她自己希望使她成为他眼中的她吗？
“说下去，我知道你下面将说什么。你把这些事看得多透彻。听你说话多快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现在又以新的眼光把屋子环顾一遍。所有家具都是那个逃亡已久尚在藏匿中的不知名住客的。其中没有一件是拉拉自己的，没有一件家具可以表现她的风味。墙上的照片也是些陌生人的。不管他们是些什么人，他突然觉得，在这些男男女女目光的注视下，十分不舒服。笨重的家具无声地怀着敌意。他觉得他不属于这间卧室，他不受欢迎。
“有些事不对劲了。不再像我们往常所看到的那样自然、未经琢磨，我们开始白痴般彼此卖弄。某种虚有其表的、人为的、强迫的东西潜入了我们的谈话——你觉得你必须多少懂得一点关乎世界存亡的话题。像帕沙这样敏于鉴别、严于自律、精于区分表象和现实万无一失的人，怎么竟然没注意到潜入我们生活中的虚假呢？
“大地为什么不吞噬我，为什么我成了这样一个怪物，一直不记得冬妮亚有了第二个孩子，她一定有了的！这已不是我第一次忘记这事。她是怎样挨过分娩期的？想想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他们都曾在尤里亚金停留！真的，拉拉并不认识他们，不过，有一个陌生的女裁缝兼女理发师听说过他们，而拉拉的便条上却只字未提。她怎能如此不留意、如此不关心呢？这有点古怪，就像她没提过她认识桑杰维耶托夫一样。”
“而就在这个时候他铸下了致命的、可怕的错误。他把这种时代的、社会的、普遍的风气，看成了私有的、家庭的。他倾听我们的套语、我们不自然的官腔，而他以为那是因为他是第二流的小人物，我们才那样谈话。我猜，你一定不能相信，那种微不足道的事竟能对我们的婚后生活有如此重大的影响。你想象不到那是多重要，那种幼稚的、胡说八道的话竟使他做了多大的蠢事。
“原来你们在莫斯科？我亲爱的妻儿。”现在，在他看来，女裁缝的话好像就是他们安全到达的保证。“原来你们又做了一次那样长的旅行，并且，这次没有我照料。你们一路上是怎样应付的？为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被召回？是回学院重执教鞭吗？我们的屋子现在怎么样？我多笨啊！我甚至不知道那幢房子是否还存在。主啊，这一切是多么的艰难和痛苦啊！但愿我能不想。我想不通。冬妮亚，我是怎么回事？我想我是病了。我们将变成什么样？你将变成什么样，冬妮亚？亲爱的冬妮亚？冬妮亚？萨申卡怎么样？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怎么样？我自己又怎么样？你们为什么抛弃了我，啊，上帝！我亲爱的妻儿，为什么我们总是分开？为什么总把你们从我身边赶走？不过，我们还会聚在一起的，我们会团聚的，亲爱的，不是吗？我会找到你们的，纵使我必须一路步行也要找到你们。我们将重逢，我们将聚在一起，我们将平安无事，一切如昔，不是吗？
“没有人要他去参战，他去了，只因为他想象他是我们的负担，所以，我们应该摆脱他。那是他一切疯狂的开端。上帝啊，但愿我能救他！”
不过，他这时百感交集，焦虑此去彼来，互相更代。他无法摆脱他的疑虑，可是，他的思想并没定下来，一下想这个，一下又想那个。他思家的念头又涌下来，暂时淹没了嫉妒的胡思乱想。
“你对他的爱是何等纯洁强烈啊！继续下去，继续爱他吧。我不嫉妒他。我不会阻碍你。”
库拉贝舍夫的干柴快乐地啪啪发炸，燃起熊熊大火。就像着了火一样，尤里·安德烈维奇的盲目的妒火竟使他把一个纯粹的假想变成确定的事实。
夏天的来去几乎没引起人们的注意。日瓦戈复原了。一面计划去莫斯科，一面他担任了不只一份而是三份临时工作。纸币疯狂的贬值使他的目的难以达到。
桑杰维耶托夫帮助拉拉很难说是纯粹由于一番善意。他想到桑杰维耶托夫的自由和随意，以及拉拉作为一个女人的轻率。他们之间必然有所牵连。
他每天天刚破晓就起身，离开屋子，走上商会街，经过“巨人”电影院，走到从前的乌拉尔哥萨克军团印刷所，现在的红色排字工印刷所。在那里，可以看到中心大街拐角处市议会门口挂着的“控诉处”牌子。接着，他越过广场，转入小布扬诺夫街，来到他任职的陆军医院，由后门进去走进平民诊疗部。这是他目前的主要工作地点。
这个发现使他不安。这些柴火出现在拉拉的屋子里无疑是说明，她和桑杰维耶托夫有接触，他供应她一切，就像他当初供应日瓦戈和他家庭所需一样。他总因接受他的帮助而感觉不安。如今在欠下人情的尴尬中还夹杂着别的感觉。
从拉拉住处去医院的路，树荫覆盖，沿街都是些奇形怪状的木屋，屋顶陡峭，门窗都有雕画装饰。医院隔邻，屹立在花园中的房子是属于一个商人的妻子戈列格利亚多娃的。屋顶是用光滑的菱形琉璃瓦盖的，就像莫斯科古代的房屋。
当他添柴火时，他注意一根柴火上有“К.Д.”的记号。他惊奇地认出它们。在往日的克吕格尔时代，工厂里不用的木材都当作燃料出售，在未剖成柴火前，树身照例得打上标记，表明它们的出处。“К.Д.”代表瓦雷金诺的库拉贝舍夫林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每周去旧米阿斯克街的尤里亚金卫生处出席会议三四次。
房间的角落上有一只荷兰式火炉，花砖砌的飞檐差不多挨近天花板。厨房里有一堆柴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决定烧拉拉两把劈柴，他单腿跪下，捡了一把，拿回卧室。把柴火堆在火炉左近，他检查一下炉子的情况并看看如何使用。他想扣上门，可是门闩坏了，他只好用纸把它塞紧。然后，他从容地把柴火架好，点燃。
在城市的另一端有一间妇科医学院，那是桑杰维耶托夫父亲办来纪念他死于难产的妻子的，现在已改名为罗莎·卢森堡学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那里教授普通病理学，和作为新开短期内外科医学课程一部分的一两个选修科目。
好些个地方的墙角板已经不见了。他花了一个多钟点才用碎玻璃把裂缝塞好。门倒很紧，一旦关上老鼠一定进不来。
晚间回到家中，既疲倦又饥饿，他总见到拉拉忙于家务琐事，烹饪和洗涤。头发蓬松、双袖上卷、裙裾吊起，一派朴素的家常打扮。她那种堂堂的魅力几乎吓坏了他，比她脚穿高跟鞋，身穿窸窣作声长得像扫帚的裙子去赴舞会时，还要动人。
当他第三次爬上拉拉家的铸铁楼梯时，每走一步他心中就有一次“在莫斯科！在莫斯科”的回音。空空的楼房依然用该死的老鼠奔窜的叮叮咚咚声欢迎他。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明白，无论他如何疲倦，除非他能摆脱对老鼠的憎恨，否则他无法入睡。安稳的休息之前的第一件事是堵塞老鼠洞。幸好，卧房里的洞比其他的地方少些，地板和墙脚的情况较坏。不过，他必须赶快。天就黑了。不错，厨房的桌子上有一盏煤油灯——或许是为他来才从架上取下的，里面已装上半盏煤油，旁边还有一盒所剩无几的火柴。不过，最好还是把煤油和火柴省下。卧室中有一盏小油灯，老鼠曾偷过油，不过，多少有些剩余。
她做饭、洗衣，用肥皂水擦地板，或者，多数是静静地、很少激动地、烫熨并缝补他们三人的衣服。当这些琐事做完时，她就给卡坚卡讲书，或埋头从事自己的政治再教育，以便取得在改组过的学校中担任教师的资格。
那么他们是在莫斯科！
这个女人和她的女儿愈接近他，他就愈不敢以她们做家人，家庭责任感对他思想的控制就愈严，他破碎的信心的痛苦也就愈烈。对于这样的界限，拉拉或卡坚卡并不介意。恰恰相反，他这种态度正包含一种敬重，排斥了一切粗俗的痕迹。
“不在。天可怜见。他和妻子及时躲开了——那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没人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不过，无疑是逃走了。还有几个从莫斯科来的陌生人住在那里。他们离开得更早。两个男人中，年轻的家长，一个医生，他失踪了。当然，那不过是这么说，说‘失踪’是免得家人伤心。实际上，他必然是死了——无疑是被杀害了。他们一直在找他，但他始终没有出现。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年长的被召回莫斯科了。他是个教授，一位农业经济学家。我听说是政府召他回去的，他们去莫斯科时曾在尤里亚金停留，就在白军回来的前夕。现在你的老毛病又来了，怎么扭头摆颈的。你真要我割破你的脖子？我亲爱的先生，你可把理发的钱省下来了。”
他个人内心的分裂无疑是一种哀伤和苦痛，不过，他已习惯于这种痛苦，就像一个人习惯于没医好的常常重又裂开的创口一样。
“你刚刚说你的姐夫住在瓦雷金诺，这些事发生时他还在那里吗？”
两三个月过去了。十月的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说：
“嗯，也不见得就十分安全。有时比我们的遭遇还坏。那附近有个武装组织，没有人确知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不说我们的语言。他们所过之处逐屋搜查，看到人就开枪，然后离去，鸡犬不留。让死尸躺在雪地。当然那是在冬天。头别摆动，我几乎割伤了你。”
“你知道，看来我要被迫辞去现在的职务。总是这个老样子——再三再四地发生。最初，一切是灿烂的。‘来呀，我们欢迎诚恳的出色的工作，我们欢迎观念，特别是新观念。还有比这个更令我们高兴的？好好做你的工作，奋斗，努力下去。’
当格拉菲娅·通采娃回来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瓦雷金诺，是在离这里好几十俄里的乡下，是不是？在动乱中那个地方该很安全。”
“我想，从他们的观点看，他们是对的。当然，我并不站在他们一边。我只发现我无法接受这个观念，他们是光芒四射的英雄，而我是一个站在专制和顽固主义一边的小布尔乔亚。你听说过尼古拉·韦杰尼亚平吗？”
“我的侄儿总是靠近人民，从他儿童时代就一直如此。他在厂里的工人群中长大。也许你听说过瓦雷金诺的工厂？现在看看我干的好事，我这个傻瓜。你的面颊有半边是干净的，另外半边却毛发林立。这都是说话碍事。你为什么不提醒我？现在肥皂干了水也冷了。我得去弄热。”
“当然！早在我遇见你以及你亲口告诉我以前。西拉菲玛·通采娃常说起他，她是他的信徒。说来惭愧，我不曾读过他的书。我不欢喜纯哲学著作。我以为，生活和艺术应由推理加上少许哲学，不过，专攻哲学就像一个人只吃辣姜一样古怪。不过，对不起，我用胡说八道分散了你的心情。”
“原来是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忽然明白了，“利韦里的姨母，米库利钦的小姨子，本地的一名传奇人物，理发匠——裁缝——信号手——各行各业的通天晓！”不过，他打定主意一言不发，以免暴露自己的身份。
“不，实际上，我自己的想法也和这差不多。好，说起我舅舅，我想我是受他的影响腐化的。我的罪孽之一是相信直觉。然而你看多荒谬：他们总嚷着，说我是一个了不得的诊断家，事实上这是不假，在诊断病症时我很少弄错。好，如果他们发现直觉是如此可恨，那么这种立即掌握整个情势的活动又怎么解释？
“当然，现在是完全不同了。不错，调查、密告、枪毙等等的事还是照样有。不过，观念完全不同了。首先，这是个新政府，刚刚取得政权，还不能跨大步。还有，不管你怎么说，他们是站在平民这一边的，平民是他们的力量基础。我们一家，连我在内共四姐妹，个个是劳动妇女。我们靠近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姐姐死掉了。她的丈夫是一个政治流亡者，本来在本地一家工厂做经理。他们的儿子——我的姨侄——是农民军的领袖——他可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
“另一件事是，我常常想起保护色的问题，一个有机体使自己的外表颜色适应环境的颜色。我想，这个生物现象能对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有所启发。
“她说的是拉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不过，他谨慎地保持着缄默，并不追问细节。像西班牙小说这个荒谬比喻，使他觉得她有些像一个人——正由于它的荒谬和不相干——但是，他想不起到底是什么人。
“我在讲学时大胆地提到这个问题。立即有许多人异口同声地说：‘唯心论，神秘论，歌德的自然哲学，新谢林主义。’
“我知道，刮下一块油皮，这没有办法。稍微忍耐一下，我亲爱的先生。你的皮肤已经很久没碰过剃刀，同时你的胡须又很粗。一会儿就好。真的。老百姓没有什么事没见过。他们什么都经过了。我们也有我们的麻烦。白军时代所发生的事！谋杀、掠夺、诱拐、绑人。有个小官僚不喜欢一个中尉。他派士兵藏在城外近克拉普利斯基大屋的树林中拦截他。他们抓到他，解除了武装，押去拉兹维利耶。那时拉兹维利耶就像现在的赤塔一样——是个执行死刑的地方。你的头为什么抽搐？刮伤了，不是？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这没有办法。你的毛发硬得像刷子。那就是这么个无法无天的地方。这么一来，旗手的老婆可急疯了。‘科利亚！科利亚！我的科利亚将如何得了！’她赶忙跑去见最高长官，求加利乌林将军。这不过是这么一说，她当然不能见到他，你必须有人搭线。那边街上有个人知道如何找到他，一个特殊人物，非常重感情，不像别人，那个人总是替老百姓说话。你想不到这里搞成个什么样子。私刑、残暴、嫉妒的戏剧性事件，就像西班牙的小说。”
“这是我走开的时候了。医院的事我要干下去，直到他们踢我走，不过，我要辞去学院和卫生处的职务。我并不想令你担心，不过，有时我觉得他们可能随时逮捕我。”
“一点点。”
“尤罗奇卡，但愿不会那样。幸好，还没到那个地步。不过，你是对的。多小心点不是坏事。我已经注意到，每当一个政权得势，照例经过某几个一定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是理性的胜利，批评精神的、反偏见等等的胜利。
“现在我们剃胡子。听我的话，不开腔好得多。雄辩是银，但沉默是金。这句话永远正确。丢开你的特别快车和信用合作社——还是想些别的好，说你是个医生或教师。不管看过什么，只留给自己知道。这个年头你还去向谁炫耀？剃刀刮伤了你吗？”
“然后进入第二阶段，重点全放在冒充的同情者、逢迎者的可疑活动上。猜忌愈来愈多——到处是告密者，阴谋和憎恨。你是对的——我们正在第二阶段的开端。
她很快拿了热水回来。
“我们不必费太多的事去找证据。本地革命法院从圣十字镇调来了两位新法官——两名来自工人阶级的老政治犯，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
“她可能是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着。他觉得他和她有些关联——他曾见到或听说过，她使他想起什么人——可是他想不起是谁了。
“他们两人都对我十分清楚——事实上，其中一个是我的公公。
“再短就不够整齐了。听我的话，根本什么都别讲。还是闭上嘴巴的好，什么信用合作社、豪华快车、视察旅行——把这些事情统统忘光。这不是谈它们的时候。你可能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最好还是装作一名医生或教师。现在先剪胡须——再把它剃光。只需一点点肥皂，你就会年轻十岁。我去烧水。”
“然而仅仅是从他们的到达开始，是最近的事，我才真的开始为卡坚卡和我的性命担忧。安季波夫不喜欢我。看来他们十分可能在最近以更高的革命正义为名毁掉我，甚至帕沙。”
“我想这还不够短，还能再剪短些吗？”
这次谈话担心的结果很快就发生了。陆军医院隔邻的小布扬诺夫街四十八号的寡妇戈列格利亚多娃家在不久后的一个夜晚被搜查了。搜查发现一批武器，揭发出一个反革命组织。许多人被拘捕了，同时搜查和逮捕的浪潮还在继续。风闻某些嫌疑犯已逃过了河。“但是那又有什么用？”人们在议论。“河流多的是，一条又一条。可是黑龙江就不同——你跳下去，游过岸，你就身在中国了！那才真是一条河。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如果我是你，我就干脆不说，我看我必须教你一两样事。先看看你自己。这儿有一面镜子。把你的手从床单下伸出来，拿住它可以吗？”
“空气中充满威胁，”拉拉说，“我们的安全时代过去了。他们无疑要逮捕我们，你和我。那么，卡坚卡将变成什么？我是母亲，我不能让这个灾难发生，我必须想想办法。我必须有一个计划。这可把我急疯了。”
“天啊！不是。我以前在一家信用合作社做巡察员。他们派我去东西伯利亚视察，我就被阻在那边了。就像你所知道的，根本没有火车。除了步行别无他法。我花了六个星期。一路上的经历真不知从何说起。”
“让我们想想。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好想？我们有力量扭转风向吗？这是不是命中注定的？”
“这一点点剪掉就完了。是为了处理私事？”
“我们一定逃不了，无处可逃。不过，我们可以躲到隐蔽的地方，躲到背后去。例如去瓦雷金诺。我一直在想那里的房屋，那里非常偏僻而不受注意，至少会比这里好些，我们不会引起这么多注意。冬天就来了。我不怕在那里过冬。当他们找到我们时，我们已活过一年了，那总值得。我们可以通过桑杰维耶托夫和城镇保持联系。或许他还会设法帮我们躲藏。你以为怎样？不错，那里一个人也没有，那儿空虚荒凉，至少我三月在那里时情况是那样的。他们说那边还有狼。这倒真令人惊恐。不过，像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比狼还令人惊恐。”
“一部分是沿公路，一部分是沿铁道。我不知道有多少列车埋在雪中。豪华快车，特别快车，各式各样你所能想到的车。”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早些时候你不是一直催我去莫斯科，要我别放弃这个念头吗？现在这件事容易些了。我去车站打听过。显然他们不再担心黑市黄牛。不是每个身份有问题的人都是乘火车逃跑的。最近枪毙人少一些了，他们也毙腻了。
“沿公路？”
“我写去莫斯科的信还没有回音，这使我忧虑。我必须去莫斯科看看他们究竟怎么样了——你一直也这么告诉我。但是，这样一来我如何考虑你去瓦雷金诺的想法呢？你无疑不会一个人去这样偏僻的地方。”
“走路来的。”
“不，没有你这当然不可能。”
“不要坐立不安，不然你会碰上剪刀。嗯，你刚刚来到这里。你怎么来的？”
“可是你又要我去莫斯科？”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我不是刚告诉过你，我刚从老远的地方来。我为什么要假装？”
“是的，你应该去。”
“我尽力而为。一个像你这样有教养的人，为什么装得这样无知？你好像全不知道我们现在是按旬计日，而不再按周计算，今天是十七号，理发店逢七公休。”
“听着，让我告诉你，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让我们去莫斯科，我们三个人都去。”
“劳驾，你能把我的头发剪得尽量短点吗？”
“去莫斯科？你疯了！我在莫斯科怎么办？不，我必须留在这里，我必须留在这附近。决定帕沙命运的这个地方。我必须等在这里，万一他需要我时我必须在附近。”
“我一生做过各式各样的职业。”看到他这位顾客的惊讶神色，她解释道，“有一度是理发师。在另一次战争期间我学会了理发和刮胡子，那时我是个护士。现在我们先剪短络腮胡，然后再刮脸。”
“那么，让我们来想想卡坚卡该怎么办吧。”
她让他进来，带他去一间比厕所稍大的厢房。第二步是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用一块床单罩住身体，上面塞在衣领里，就像在理发店一样。女裁缝师走出去，拿了剪刀、梳子、推子、磨刀皮带和刮胡刀进来。
“我曾和西拉菲玛·通采娃谈过，她有时来看我。”
“天哪！这是什么念头！”
“我知道，我常常看到她。”
“好的。我来给你剪个发。不过我警告你。如果你打什么别的主意——例如为了政治原因而改头换面——可别怪我们去打报告。我们可不为你冒生命危险。”
“我对你真惊讶。如果我是你，我会立刻爱上她。我不知道你们男人的眼睛长在什么地方！她是这样的了不得！漂亮、优雅、聪明、书读得好、仁慈，头脑清楚。”
“我是刚刚从远处来的。我想理个发，可是没一家理发店开门。所以，我想到不如自己动手，可是我又没剪刀。能劳驾你借我一把剪刀吗？”
“我抵达的那天她姐姐给我剪了发——格拉菲娅，那个女裁缝。”
这个女人惊讶而疑惑地看着他。她显然怀疑他是否正常。
“我知道。她们俩都和最年长的姐姐叶夫多基娅住在一起，后者是图书馆员。她们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劳动家庭。我想到问她们——到万不得已时，如果你和我都被捕时——她们是否愿意照顾卡坚卡，我还没决定。”
“我想要一把剪刀。不要这么惊奇。我想借把剪刀剪头发和胡须。我可以在这里剪，剪完立刻还你，一会儿就好。我将非常感谢你！”
“这只是最坏的打算。求求上帝，但愿不会糟到那样。”
“你真是个讨厌的家伙。你难道不搅扰我们就不行吗？好，说吧，你究竟想要什么？”
“她们说，西拉菲玛有一些古怪——脑筋不十分正常。是的，她不大正常，不过，那只是因为她太渊博，太富创造性。她不是个知识分子，不过，她受了很优秀的教育。在许多见解上你和她相似得出奇。我想如果她乐意把卡坚卡带大，我应该十分快乐。”
开门的是个肤色黝黑的、身穿黑衣的女人，年纪较大，神色严厉，她可能是大师傅。
他跑了一趟车站，再度什么事情都没办就回来了。一切都还没做决定。他和拉拉面对不可知的命运。天气寒冷，阴暗，如同初次落雪的前夕。天空，特别是彤云密布的地方，就像十字街头一样，看上去是一番冬天的景观。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敲敲窗户，做个想进去的手势。里面的女人用手势回答他，不接受私人订货。他坚持要进去。女人们挥手要他走开，不再理他，她们忙着赶工。有个女人做出迷惑的表情，举起手，手掌外翻，像小船一样，表示厌烦的手势，一面以眼光问他究竟想要什么。他用两个手指比画着，做一开一合状，模仿剪刀的刀刃。女人们还是不明白。她们以为这是故意捣蛋，在模仿她们的动作，并取笑她们。他站在窗外，衣衫褴褛举止古怪，看起来就像个疯子。女工们吃吃笑起来，挥手叫他走开。他终于想到绕去屋后，穿过院子，去敲后门。
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到家里时，他发现拉拉有位客人，西拉菲玛。她们在谈话，不过更像是西拉菲玛在为她的女主人上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想碍她们的事。他也还想独自待一会儿。两个女人在隔壁房间中谈话。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是敞开的，他可以隔着垂到地面的门帘听到一切。
内行人很容易分辨出来。这家铺子做的全是军服、棉裤和棉夹克，以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军中见过的由各种狗皮做成的杂色皮大衣。这类工作比较适宜皮衣匠，业余者做来就特别困难，当她们将填得满满的衣边推过缝纫机时，她们的手指个个都像拇指那样不灵活。
“我要继续缝下去，不过，你别管，亲爱的西拉菲玛。我在听。学生时我听过哲学课。我对你的思想方式很感兴趣。还有，听你谈话就感觉轻松得多。我们为卡坚卡担心，好几晚没睡好了。我知道，作为她的母亲，我有责任要照顾她的安全，如果我们出了什么事的话。我必须平静而理智地想个办法出来，不过，我不长于冷静的思考。一想到这点我就悲伤。失眠和筋疲力尽使我忧郁。听你说话可以使我安稳。再说，天随时会落雪。在落雪天听智慧的长谈多可爱啊。在落雪时，如果你用眼角瞥一下窗户，你总觉得好像有人穿过院子向门前走来，你注意到这个情形吗？西拉菲玛，说下去。我在听着。”
里面挤满了缝衣的女人。除开女裁缝师外，或许还有不少懂得如何缝衣的本地成年妇女，是为了依照灰色建筑墙上公告的规定取得工作证，而跑来做工的。
“上次我们说到什么地方？”
他的记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那家裁缝店还在那儿，铺门开向正街，一面大窗户占有整个门面。女裁缝师在室内工作，街上行人一目了然。你可以一眼看到铺子的后面。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听清楚拉拉的回答，接着他听到西拉菲玛在说：
这时他忽然想到，斯帕斯卡亚街过去有家裁缝铺，如果现在仍然存在，并且在打烊之前赶到的话，他可能在那借到一把剪刀。他走了出去。
“用‘文化’、‘时代’这些字眼是可以的。不过，人们对这些字眼的了解十分不同。因为它们的意义模棱两可，我不想用它们。我要用别的字眼替代它们。
他想在还没安顿好之前理个发、把胡须剃光。在他进城的途中，曾注意路上有没有理发店。但是他以前所知道的理发店有些空在那儿，有些已经易手改作别的用途了，那些仍在营业的店子却没有开门。他自己又没有刮胡刀。剪刀也能将就使用，不过，尽管他翻遍拉拉的梳妆台，在匆忙中却连剪刀的影子都没看见。
“我愿意说，人由两个部分构成，那是上帝和工作。在人类精神发展的过程中，各个阶段是由多少代长期而缓慢的工作成绩划分的。埃及是这样的一个成绩。希腊是另一个。《圣经》中先知的神学是第三个。最后一个，还没有被别的成绩所代替，并仍然由受它激励的人在进行的一个，是基督教。
一种狂野的兴奋和无法控制的不安替代了他前时的疲惫。实际上，这种生气比较他原先的虚弱更是他即将病倒的征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简直坐不住。他再次觉得非走出去不可。
“让你听点全新的东西，它里里外外都是新鲜的——不是如你所知道你常听说的，而是更简单更直接——我要提几段祈祷书——很少的几段，并且是节要。
今天午后，他趋近尤里亚金及以后走来这里的一两小时之间，身体突然出现前所未有过的虚弱，那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染病，对此他曾大为恐惧。现在，室内街道光亮的相同使他精神大振。街边行人同样沐浴在令人打颤的寒冷空气中，他觉得他和他们有亲情，他与本城有同样的心情，在过着与这个世界同样的生活。这种感觉驱散了他的恐惧。他不再担心生病。早春黄昏的透明，照彻一切的光亮是一个好兆头，是长远的梦想能够如愿以偿的一个保证。一切都会顺利，他将得到他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他将会找到他们，和他们复合，并且调和他们，他将想得周周到到，而且会用体贴的话表达。他期待着会见拉拉所带来的快活，是今后一切如意的当下证明。
“绝大多数的祈祷文都把《新约》和《旧约》的概念并列在一起。例如燃烧的荆棘，出埃及，熔炉里的青年，约拿入鲸鱼腹等，都与圣母受胎以及基督的复活同时提起。
室内的光亮与外面的是同一性质，同样是早春清新的暮光。这使得这个房间像是大街的一部分，唯一的不同，是他身在其中的拉拉的卧室比外面还冷。
“我以为，这种对照非常显著地使人看出，《旧约》是旧的，《新约》是新的。在许多祈祷文中，马利亚的母性是与犹太人渡红海对比的。例如，有一段祈祷文的开端是：‘红海就像处女新娘’，接下去是说，‘就像红海在以色列人走过以后无法穿过一样，无原罪圣母在基督出生后是不腐化的。’那就是说：在犹太人走过后，红海就变得像从前一样不可通过了，而圣母在生下我们的主后就像以前一样无罪了。两件事之间有类似地方。它们是哪种性质的事呢？两者都是超自然的，被认为是奇迹的。那么，在各个时代中被认为奇迹的是什么——以远古的原始时代和上古的罗马前期时代相比，哪种奇迹进步些？
他左转走向他以前没到过的那部分，穿过一条黑暗的走道，来到有两面窗户朝向大街的一间房。窗户的正对面就是那座有塑像的灰色建筑。建筑物下，好几堆人背向他站着，在读公告。
“在第一个奇迹中，你有一个民众领袖，先知摩西，用神杖把海水分开，让整个族人——数不尽的人，千千万万的人——穿过，当最后一个人走过时，海水又合拢来，淹溺追赶的埃及人马。这整幅图画是远古的精神——服从魔术师，像罗马大军似的拥挤的人群浩浩荡荡地前进，一个种族一个领袖。一切是可见可闻的，压倒一切的。
开门的轧轧声引起里面一阵骚动。这层没有人居住的楼，以锡锅掉落的哐哐当当声欢迎他。棚架上的老鼠匆匆地跳落在地板上，发出噗噗声，四下逃窜。它们必然成千上万地活在这里。医生觉得不舒服，不知道怎么样对付这些可恶的东西，决定晚上躲在一间门户最严紧的屋子里，老鼠洞可用碎玻璃给堵上。
“在第二个奇迹中，你有一个女子——一个天天见到的在远古时代不会受注意的人物——静悄悄地、秘密地生下一个孩子，带来生命，带来生命的奇迹，带来如日后所称的‘无所不在的生命’。她生孩子不只像原文所解说的违反人文规约，因为她并没有结婚……而且违反自然法则。她生孩子不是由于自然育化，而是基于一个奇迹、一个灵感。并且，从此以后，生活的基础就是那个灵感，《福音书》努力制造的生活基础，以独一对普遍，以假日对非假日，并且排斥了一切强迫。
他再度上楼，这次他打开了拉拉的那层楼的门。楼梯口依然有亮光，不比他出去前更黑。他很高兴，太阳并不催他。
“一个多么重大意义的改变啊！这是怎样来的？依远古标准看来全无意义的一项个人事件，竟被认为与一整个民族的迁移有同等的意义？为什么它在上天的眼中，应有如此重大的价值？——因为它必须由上天的眼来评判，它是在上天的眼前，在上天独有的圣光启发下发生的。
日瓦戈的头在眩晕，晕倒在行人道上不省人事。当他醒过来时，行人扶他站起来，提议送他去他所要去的地方，他婉拒了他们，告诉他们，他只要走过对街。
“世界有些事情变了。罗马在结束。以众压寡的统治在结束。用武力强加在人身上的，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活在一起的责任被废弃了。领袖与国家交给过去了。
“多么令人羡慕的瞎话！”日瓦戈想，“竟能高谈阔论地球上早已绝迹多时的面包！谈他们早经三令五申废除了的资产阶级！谈已不再存在的农民和村庄！他们难道真不记得他们那些早就把生活弄翻的计划和措施？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竟年复一年地以从不冷却的发热似的狂热高谈不存在的、久已绝迹的东西，而且对周围的现实一无所见一无所知？”
“代之而兴的是个性和自由的教义。个别的人的生活变成上帝的生活史，而其内容充塞在整个的宇宙。正如天使报喜节一段祈祷文所说的，亚当企图像上帝，未能如愿，可是，现在上帝都已像人，以致亚当不免像上帝了。
有关饥饿的报告揭露了地方组织不可想象的怠惰。各地有显见的浪费，还有大规模的投机，可是，我们的地区工厂委员会和市工厂委员会在干什么？只有群众在尤里亚金和拉兹维利耶等商业地区的大举搜查，只有包括就地枪决投机商人极尽严酷的恐怖政策的运用，才能把我们从饥馑中救出来。
“我等一下再讲这个，”西拉菲玛说，“不过，现在我必须把话暂时岔开。在工人的照顾、母亲的保护，以及反抗金钱魔力的斗争上，我们的革命时代是了不得的、不可忘怀的新时代，这是个新的、不朽的成就。但是，说到它对于生活的说明，以及在宣扬中的幸福哲学，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们真有心要人把这种可笑的历史残余当回事。如果所有这些有关领袖与人民的华美的宣传辞令有倒转历史的力量，这将把我们送回几千年前《旧约》上的牧羊部落和族长时代。不过，幸好这是不可能的。
他的眼光投射在一页不知从何处撒下来的总结报告上：
“现在稍微讲讲基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事——这不是从《福音书》上来的，而是得自圣周中某一天的祈祷，我想那是星期二或星期三。这些你都知道，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不必我说，我只是要提醒你一下，并非有意教你什么。
墙上贴的有报纸、会议的演说词以及政府命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瞥了下大标题。“资产阶级分子的征调、估税和征收”、“工人领导的建立”、“工厂与工厂委员会”。这些是新政权武力进城取代旧政权时所颁布的规章。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无疑这些公告是用来提醒居民新政权强硬的性质，怕他们在白军占领期间已经遗忘。不过，这些单调的永无终止的一再重复可把他的头弄得团团转。它们属于哪一个时期？是属于首次的动乱，或是白军得手后第二次红色政权期？还是去年贴上的？或是前年？他生平只有一次对这种强硬的语言和诚心的想法怀抱热情。难道他必须因这一时不慎的热忱受到惩罚，要年复一年，终身在听这些因岁月推移而变得愈来愈没有意义、愈不切实、愈无法实践的疯狂的咆哮和呐喊？难道只因为一时过度慷慨的反应而永远做奴隶吗？
“如你所知，在斯拉夫语中‘情’这个字眼的第一个意思是受苦，例如说基督的情——‘基督动了情’，在日后的俄罗斯语祈祷文中还用‘欲’和‘孽’来表示相同的意思。‘我的灵魂做了情的奴隶，我已变得像山林的野兽’，‘既然已被逐出天堂，让我们来克制情欲以求重进天堂’，等等。这可能是我的想法错误，不过，我不喜欢斋戒期中那段束缚感官和压抑肉欲的祈祷文。它们平淡、拙劣得出奇，完全没有其他经文的诗意。我总以为它们是出自一些大腹便便的修士的手笔。我所关心的，不是他们自己是否违反那些戒规而欺骗别人，或者他们是否依良知生活——我所关注的不是他们，而是这些文字的实在内容。所有这些忏悔的行动使肉体的各种弱点显得太重要了，并且不论肥瘦——这是惹人厌恶的。在我看来，是在抬高一种龌龊的、不重要的、微不足道的东西的身份，使它有了不属于它的尊严。原谅我这些题外话。
可是，天越来越黑了，有许多事还得趁亮去做。最要紧的是去看街上贴的告示。在那些日子中对法规无知可不是小事，那可能付出生命做代价。他决定不开门进去。甚至连肩上的袋子都不放下，他赶忙走下楼梯，跨过街道，走向厚厚地贴着各色告示的墙壁。
“我一直在寻思，《圣经》为什么在基督的死而复生之前，提起抹大拉的马利亚。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不过这提醒我们想到，在他逝世之际以及复活前不久，生命这样东西看来是如何适时。现在请听这段祈祷文——这里面有多真的情欲，多么不可妥协的坦率。
他一口气读到底，没注意到背后还有字。他把信送到唇边紧压着，然后折起来，和钥匙一同放进口袋中。在无比的快活中，他感觉一阵尖锐的、被刺穿的痛苦。既然拉拉赶赴瓦雷金诺，并且不做任何解释，这必然是他的家属不在那儿了。他不只因为这个感到焦虑，而且感到不可承受的痛苦和悲伤。为什么她一字未提他们的下落？——好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似的！
“虽然，这是否指抹大拉的马利亚或还有些疑问，不过，无论如何是她祈求我们的主：
主啊，多快乐！他们说你还活着，并且出现了。有人在本城附近见到你，赶忙跑来告诉我。我猜你将直奔瓦雷金诺，所以我和卡坚卡赶去那儿。不过，又恐怕你来我这里扑空，我把钥匙留在老地方。等着我，不要离开。我现在住在我过去住的地方前面的房间。这层楼更空了，我不得不卖去一些家具。我留下了一点食物，几乎全是煮马铃薯。吃饱把盖子放回，上面压点重东西，免得老鼠偷吃，我快活得要疯了。
“‘解脱我的罪，就像我解开我的头发一样’，这就是说：‘像我松开头发一样，请你把我从我的罪孽中解放出来。’还能有任何忏悔的措辞，任何渴望饶恕的祈求比这更实在更具体的吗？”在同一天稍后的祈祷文中，还有一段更详细的话，这次几乎必然是指抹大拉的马利亚。
日瓦戈确定了拉拉和卡坚卡不在家。也许她们甚至不在尤里亚金，她们甚至生死未卜。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只是为了不让自己空跑一趟，他决定去墙缝中找找钥匙，里面的老鼠曾把卡坚卡吓坏了的。他先踢踢墙壁，免得手伸进去碰上老鼠。尽管他已没有发现任何东西的最轻微的希望了。原来的裂缝已给一块砖堵上。他挪开那块砖，伸手去探探。噢，奇迹！一把钥匙和一张便条！这是一张长形便条纸包着写满一张纸的长信。他拿去楼梯口的窗下。一个甚至更不敢相信的奇迹！这便条纸是留给他的！他快速地读下去：
“她再度以最具体的方式忏悔她的过去，她说，她夜夜都欲火中烧，因为习性难改。‘因为对我来说，黑夜就是欲焰的上扬，就是黑暗，就是不见月光的罪。’她祈求基督收下她忏悔的泪，为她叹息的诚挚而感动，以致她可以用她的头发擦干他最纯洁的脚——提醒他，当夏娃在天堂忍受不了内心的恐惧和羞惭时，曾躲避在她滚滚的发浪中。‘容我吻你最纯洁的脚，并用我的泪洗它们，用我的头发擦干它们，长发曾经遮盖过夏娃，当夏娃在天堂中害怕寒冷时，也曾藏身在滚滚的发波中。’在念完这些有关头发的话以后，她大声呼喊：‘谁能算得出我有多少罪孽，你是何等悲悯？’上帝和生活之间，上帝和个人之间，上帝和一个女人之间是多么类似，多么相像啊！”
门口本来是有个门铃的，不过，早在日瓦戈还没被游击队掳去以前就坏了。他正要敲门时，看到有把大锁挂在随便钻入雕花橡木中的锁鼻上。那些嵌在门上的雕花橡木板，有些地方已不见了。这种糟踏在旧时代是想象不到的。在旧时代那里必然装上一把适当的锁，坏了会有锁匠来修理。这种琐事细节，正是在他不在时总的情况远比过去糟糕的最动人心弦的说明。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车站回到家里已经很疲倦了。这天是他的休假日，往常他总是在这天好好睡个够，以补一周十天其余九天的不足。他随意地躺卧在沙发上，偶尔斜靠在上面，或者伸直全身躺着。虽然他是在昏倦欲睡的矇眬中听着西拉菲玛的话，不过，她的思想却令他高兴。“当然，她完全是从尼古拉舅舅那里学来的，”他想，“但是，她多聪明，多有才华啊！”
这种不确定令人难以忍受。日瓦戈跨过街道，走进大门，爬上他所熟悉并且非常珍爱的前楼梯。他在营地是多么经常地想念这铸铁楼梯的镂空花纹啊！从某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地下一间存放杂物的房间，里面堆着破椅子、旧木桶和洗澡盆。它们依然在那儿，一点没有改变。日瓦戈几乎要对楼梯的忠于过去心怀感恩。
他站起身来走向窗口。窗户俯视院落，就像靠近门的窗户一样，现在他只能从门中听到不易理解的耳语声。
日瓦戈假装阅读张贴在墙上的公告，其实他的眼光一直在扫视对街三楼窗户。那些是储藏旧时住客家具的房间窗户。此刻，尽管它们的边上都结了一层薄冰，可是那些玻璃显然是透明的，白色涂料无疑是弄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原先的住客回来了吗？还是拉拉已经搬出，另有新人迁入，重新整理了房子？
天气正在恶化，院子里愈来愈暗。两只喜鹊从街外飞入，羽毛在风中吹得蓬松起来，正鼓翼飞翔着找地方栖息。它们时而落在垃圾箱上，时而飞上篱笆，又飞落地面，在院子里走动。
黄昏常常是安静的，带着浅灰而深红的色调。在晚霞的映照下，桦树显得更黑更美，就像刻在余晖上的铭文。薄薄地罩上一层灰色冻冰的黑色溪流在白色的陡岸间流过，流水过处，两岸都因侵蚀而变得暗黑。尤里亚金的黄昏，有一两小时就是这样的：结冰、灰色、透明，柔和如垂柳。
“喜鹊一来就要落雪。”日瓦戈想。就在这时，西拉菲玛在邻室高声说：
这些景象和事件真有说不出的玄妙，他们好像是从其他行星之生命身上撕下的东西，不知如何竟坠到地球上来。只有自然依旧忠于历史，此际的样子就跟近代画家笔下的自然别无二致。
“喜鹊意味信息。你不是有客人，就是有书信。”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时见到前面有孤寂的身影沿壕沟踽踽独行，或是匆匆跨过公路。他尽可能小心地避过他们，不过其中有许多人似曾相识。他以为，他曾在游击队营地见过他们。绝大多数是猜错了，可是，有一次他的眼睛却没有欺瞒他。一个从遮没一列卧铺列车的雪堆中蹿出又蹿回的男孩，的确是“林中兄弟”的一员。这是捷廖沙·加卢津，大家相信他已经被枪毙了。实际上他只是受了伤，失去了知觉。当他醒过来时，他就爬离执行死刑的地方，藏身在林中，一直到他的伤势康复，现在正用一个假名赶路回他圣十字镇的家，一见人影就躲在埋在雪里的列车中，然后瞅机会拔腿飞跑。
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人拉门铃，门铃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前几天刚修好的。拉拉从帘子后面走出来，快速地穿过客厅去开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见她和西拉菲玛的姐姐格拉菲娅说话。
那个时代证实了一句古谚：“人比豺狼更凶狠。”旅人见到旅人就躲，陌生人杀死陌生人只因害怕自己被杀。还有同类相食的个别事件。人类的文明与法则暂时失效了。有效的法则是弱肉强食。人们在做史前穴居野人的梦。
“你是来找你妹妹的？不错，她在这里。”
几乎他的一半旅程是沿铁路走的。所有的铁路都废置不用了，上面盖满了雪。他走过一列列白军弃置的车厢，高尔察克的失败、燃料的缺乏和大雪使它们无用地停在轨道上。它们被埋在雪中不能移动，前后几乎全无间断地绵延数俄里。有些被当作武装匪徒的据点，或逃犯及政治难民——那个时期被迫流浪的人——的藏匿处，不过，绝大多数车厢，都成了因寒冷和斑疹伤寒而死亡的人的停尸间和集体坟墓。斑疹伤寒一度横行于铁路沿线及其附近村庄。
“不，我不是来找她的，虽然我们可能一路回家，如果她准备走的话。我给你的朋友带来一封信。算他幸运，我曾经在邮局工作过一阵子。我不知道这封信已经过多少人的手，这是从莫斯科来的，在路上走了五个月。他们找不到收信人。最后他们想到问我，当然，我知道他——他有一次找我理发。”
现在他袋子里所剩下的是，一块附近村子中好心人施舍给他的还没吃完的面包和一片硬牛油。他到达尤里亚金已有好一阵了，可是，从郊外的铁路线挨到这商会街却耗了他整整一小时，他太虚弱了，过去几天的旅程弄得他太累了。他走走停停，一再想跪下来匍匐在地上，去吻他以为今生无缘再见的尤里亚金的石头。当他见到尤里亚金时，心中充满快乐，就像看见阔别多年的老友。
这是一封写了好几张纸的长信，装在破烂的信封中，满是褶皱和污渍，信封已被邮局打开，是冬妮亚写的。日瓦戈只发现手中忽然有了封信，都不知道是如何到他手上的，他都没注意到拉拉是怎么把信递给他的。当他开始读信时，他还知道自己身在尤里亚金，在拉拉的屋中，不过，逐渐地，他读着读着竟失去这些意识了。西拉菲玛走出来，祝福他，和他告辞。他自动地对答如常，完全没注意她，也根本没注意到她什么时候离去。渐渐地他愈忘愈多，终于完全不知身在何处，以及他周围的一切了。
一名面色仓皇、憔悴衰弱、满脸尘垢的男子，肩上挂着袋子，手中拄着拐杖，挤进了看告示的人群。他蓬乱的长发还没有一根白丝，可是他硬如毛刷的、深棕色络腮胡子却已灰白了。他正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他的皮外套不是在路上被人抢走，就是被他换了食物。他现在穿着的是一件袖子太短、不足以御寒的破烂的薄大衣。
安冬妮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写道：
凡私藏武器或未经合法许可而私配枪械者将处以极刑。持枪证可向十月街六号六三室尤里亚金革命军事委员会申请。
尤拉，你知道我们得了一个女儿吗？我们给她起了个教名叫玛莎，纪念你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
另有一张警告退职军人：
现在有些事完全不同了。好几个属于立宪民主党和右翼社会党的名人、教授，如梅利古诺夫、基泽维杰尔、库斯科娃，以及其他几位，包括你的尼古拉舅舅，我的父亲和我们这些余下的人，正被驱逐出国。
凡不属于剥削阶级者得准参加消费者协会。详情可向十月街（前政府街）五号一三七室尤里亚金苏维埃食物局查询。
这真是一大不幸，尤其是你不在身边，不过，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感谢上帝，我们的放逐只是一种温和的处罚，在这个恐怖时代，我们原可能遭到更不幸的事。如果你在这里，你会跟我们一道走。可是，你在哪里呢？我把这封信寄去安季波娃的地址，如果她见到你，她会转交给你。我日夜焦思，不知道我们办的全家出国许可证日后对你是否也有效，万一上帝慈悲，你被找到了的话。我还没放弃我的信念，我相信你还活着，并且终究会找到你。我的爱心告诉我是如此，而我信任它。或许在那时，在你再度出现时，俄国的情况已变得温和，你能另外弄到一个出境签证，因而我们可能在同一个地方，重新团聚。不过当我写这几句话时，我并不相信有这种幸福的可能。
第三张通告说：
所有的问题在于我爱你而你不爱我。我一直在设法找出这个判断的意义，为它解说，为它辩护。我反省自己，我检讨我们整个的共同生活以及我所了解的一切，而我始终找不出这个开端，也记不起我做了什么，或是我如何为自己惹来这种不幸。我有一个感觉，你看错了我，你从一个不厚道的观点看我，你像是在一面歪曲的镜子中看我。
囤积食物被发现者就地枪决。
至于我，我爱你。但愿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身上一切的不寻常，不分好坏，以及你性格中一切平常的特色，这种特别的结合对我非常珍贵亲切，你的思想使你的面孔高尚，不然它看起来可能并不英俊，你伟大的天赋和智慧，填补了你所缺乏的意志。这一切对我都非常珍贵，我知道，再没有人比得上你。
另一张通告说，城中食物本来很充裕。可是，都为布尔乔亚所囤积，目的在破坏配给制，制造混乱。通告的结尾说：
不过听着，你知道吗？就算你对我并不十分珍贵，就算我不十分喜爱你，但那时这一冷漠的令人心痛的事实，还没对我显露出来，那时我还愿意相信我爱你。面对不懂得爱这个令人难堪的破坏性惩罚，由于纯粹的恐怖，我会不知不觉地避开我并不爱你的领悟。我和你会永远不知道这一点。我的心会瞒住我，因为不能爱几乎就像谋杀，而我不能够把这个打击加在任何人的头上。
凡无工作证者、工作证填写失实或伪造者（此举更坏），将依战时条例予以严惩。工作证之使用细则见张贴于尤里亚金食物局一三七室之本年度尤里亚金执委会第八六号（1013）И.Ю.И.K公告。
一切都还没完全确定，不过，我们或许要去巴黎。我将停留在你童年游历的、我父亲和叔叔成长的远方土地上。父亲问你好。沙夏已长大不少，他并不特别英俊，不过他高大强壮，当我们提到你时，他就痛哭，怎样也安慰不了他。我写不下去了。我没办法不哭泣。好，再见。让我为你画个十字，为你的未来，为无尽的分离、考验、不明，为你漫长的黑暗行程祝福。一切我都不怪你、不责备你，照你自己的意思去活，只要对你好，我就快乐。
凡合格者可向十月街（前政府街）五号一三七室尤里亚金苏维埃食物局领取工作证，每份工本费五十卢布。
在我们离开乌拉尔前——对我们来说它已变成一个多么可怕的决定命运的地方——我对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有了相当认识。我很感激她，在艰难期中她经常留在我身边，帮助我度过分娩期。我必须诚实地承认，她是一个好人，不过，我并不要做伪善者——她恰恰和我完全相反。我生来就要使生活简单，寻求理智的解决，而她，总是把生活弄复杂，制造混乱。
借着依恋不去的余光还可看清楚墙上的公告，其中有一张宣布：
再见吧，我必须搁笔。他们已来催我的信，这是我收拾行装的时候了。噢，尤拉，尤拉，我亲爱的，我心爱的，我的丈夫，我孩子的爸爸，我们正遭到些什么？你意识到我们将永远、永远不能团聚了吗？现在我已写下了，你领悟到这是什么意思吗？你明白吗，你明白吗？他们在催促我，这就好像他们在拉我去刑场。尤拉！尤拉！
白军最近才离开，是向红军投降后撤出的。轰炸、流血和战时的焦虑已经终止。这也是一种骚乱，使人提心吊胆，就像冬天的逝去、春日的渐长一样令人不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茫然地抬起头，欲哭无泪，他已痛苦得麻木了。周围的一切他全看不见，他什么都不再知觉了。
最近的一阵融雪的温暖过后，天气又干冷起来。此时在这里是白天，可是仅仅在几个星期前现在这会儿都已天黑了。冬季刚刚过去，它留下的空虚已被黄昏前恋恋不忍远去的光亮给填上了。这种光亮使人不安，像是来自远处的令人骚动的召唤，使得人提心吊胆。
窗外雪花纷飞。风把雪扫过一边，愈来愈快，愈来愈厚，好像它正设法追赶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瞪着窗前的落雪，但似乎仍然在读冬妮亚的来信，在他眼前闪过的好像不是一枚枚小小的干雪花，而是小小的黑字母间的空白。白色，白色，无穷无尽，无穷无尽。
在拐角上有一幢带雕刻的青灰色房子。房屋正面下半部的大方块石上，贴着最近的政府报纸和公告。一小群人站在人行道上，静静地阅读着。
他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抓住胸膛。他觉得他快昏过去了，他蹒跚地向沙发挪了几步，然后倒在上面不省人事。
在尤里亚金上半城的房舍和教堂的俯瞰下，商会街迂回曲折地沿山坡往下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