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听见劳什走上来站在他背后。
日瓦戈脚下，壕沟及森林中道路上车辙里的土冻得僵硬，地面上堆积着一小撮一小撮干得蜷曲成小卷轴形的柳树叶。从这些苦涩的褐色树叶和其他许多东西上可以嗅到秋的气息。他贪婪地吸进由受霜害的苹果、苦涩的干树枝、甜甜的湿泥土，以及如同刚刚扑灭的火发散出来的烟雾一般的九月蓝色山岚混合成的浓郁气味。
“你好，同事。”劳什用德语说。他们开始讨论业务。
秋天早已在针叶林和落叶林之间划出一道道的界线。在黑绿色的松树形成的阴森而多刺的林墙间，多叶的树丛闪耀着一片火红和葡萄的色彩，就像是一座座丛林中以新伐木材建筑的中古城市，油漆考究的金顶宫殿点缀其间。
“我们要谈的有三件事：一、军事法庭审问私造伏特加酒的人；二、改组野战救伤队和医药室；三、我对精神病治疗提出的建议。我亲爱的劳什，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不过，根据我的观察，我们正走向疯狂，现代形式的疯狂正像传染病一样传开。
炎夏过去了。这是个晴朗的金黄色的秋日。在“狐狸丛林”的西端，有一座白军建的碉堡式的木造塔耸立在地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约好劳什医生在这里碰头，商量许多业务。他准时到达了，在等他的朋友，他沿着倒塌的土木工事闲逛，然后爬进瞭望塔，从空着的机关枪槽前面的枪眼眺望远处隔河的森林。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等一下再谈这个。现在我先谈些别的。军营中有一种不安的迹象。有些人同情私造伏特加的人。再者，士兵担忧正从白军地盘逃出的家属。就像你所知道的，有个护送车队要载来一批老弱妇孺，许多士兵坚持非等他们抵达后再开拔。”
“冬妮亚，我亲爱的，我可怜的孩子！你们在哪里？你们还活着吗？亲爱的主，她早该生第二胎了。她是怎样挨过分娩期的？我们得到一个儿子，还是一个女儿？我亲爱的家人，你们现在怎样了？冬妮亚，你是我永无休止的责备。拉拉，我不敢说你的名字，我怕就此一口气透不过来。啊，主啊，主啊！——那个可恶的、无情的畜生还在说话！一旦他做得太过分，我就宰了他，我就宰了他。”
“我知道。我们必须等候他们。”
“就像一张唱片放来放去，这个魔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暗自愤怒。“他就是停不下来。他为什么不害臊自己这几年嚼来嚼去，老是这几句话？他如何能受得了一直自说自话呢？这个该死的蠢魔头。不分昼夜说个不休。天啊，我多恨他啊！天主作证，早晚我要杀了他！
“而这些都发生在选举我们这个单位的司令，以及其他直到目前还不隶属于我们队伍的联合司令的前夕。我想唯一的候选人是利韦里同志。不过有些青年人却提名伏多维钦科。有一个在精神上和我们疏远，并和私造伏特加有关系的团体支持他——那些人都是店员和富农的儿子，高尔察克那边的逃兵。他们特别不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平躺在睡铺上，脸埋在枕中，尽力不听利韦里的辩护。不过，目前他必须忍耐。毕竟，他们已经挨过这么久了，他们已做了这么多牺牲，并且他们等了这么长久的时光了，再等几个月有什么关系，再说，现在他能去什么地方呢？为了他自己好，也不应该让他一人去任何地方。
“你以为私造伏特加的人将受什么处分？”
“如果你真像你在士兵道德进步班上演讲时所宣称的那样仁慈慷慨，那么，就请你让我走吧。我要离开，同时去找我的家人——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死活。如果你不让我走，那么，请住嘴，看在上帝份上，不要管我，因为我对其他任何事都没有兴趣，你尽管说，我可不要回答你。不管怎样，就是魔鬼也得承认，我总有权利睡觉吧？”
“我想他们将被判处死刑，然后缓刑。”
“胡说，全是鬼话。”
“嗯，我们还是谈业务吧。第一，野战救伤队。”
“传闻有一支来历不明的队伍——不是俄国人的——曾突袭并掠夺了瓦雷金诺。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并不否认。他们说你我两家的人顺利地逃脱了。显然有一群穿棉大衣戴皮帽和面具的神秘战士在天寒地冻中越过雷尼瓦河，镇静地射杀所见到的人，然后飘然逸去，和出现时一样神秘。你有没有听到任何风声？那是真的吗？”
“好的。不过，我必须告诉你，我并不惊异于你所建议的精神病预防措施。我自己也有这种想法。我们正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并与目前的大动乱有直接关联的精神病的勃兴与流传。我们营中就有一个案例——帕姆菲尔·帕雷赫，前沙皇陆军的二等兵，有高度的阶级意识，全心全力献身革命。他的病根完全是因为他焦虑一旦他阵亡后，他的家属怎么生活，担心他们落入白军手中，他急于想知道答案。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案例。我相信他的家眷是在即将来到的护送车队中。我的俄语不好，没办法好好地调查他。你可以跟安格利亚尔或卡缅诺德沃尔斯基打听。他应该调查一下。”
“你所崇拜的人很在谚语上下工夫，可是他们却忘记了一句谚语——‘你能把马牵去水边，可是你不能强迫它喝水’——而他们又有一种习惯：喜欢解放并施恩于那些并不曾向他们请求这样做的人。我猜，你一定以为，我想象不出世界上还有比你的军营以及和你做伴更愉快的事。我想，我该因你把我当囚犯监禁而为你祝福，并且感激你使我从我妻、我子、我的家庭、我的工作以及一切我所珍惜并使我生活有价值的东西中解放出来！
“我和帕雷赫很熟。有个时期我们常在军中苏维埃碰面。黑黝黝的，前额低矮，残酷无情。我不认为检查对他能有什么好处。他总是主张采取极端措施，动不动就说要严惩、处死别人。事后却总是后悔。好的，我要看看我能有什么办法帮他。”
“看在上帝的面上，希望你就此了解，这些对我全无意义。‘朱庇特’‘永不惊慌’‘嘴上说甲心中必然是指乙’，以及‘摩尔人已做完他的事，他可以去了’——所有这些俗语，这些陈词滥调，全不能打动我。我要说甲我就绝不说乙——不管你做什么。
这是个晴朗的大好天，天气干燥而无变化已整整一个星期了。
“你生气了，朱庇特，这样看来你是错了。”他说。
大营中照例是一团喧嚣，就像远海的潮吼。其中有脚步声、说话声、劈柴声、铁砧锤击声、马嘶声、狗吠声，以及鸡啼声，一群皮肤晒得焦红的微笑的人，露着雪白的牙齿在森林中来来去去。认识日瓦戈的人向他点点头，其余的视若无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说什么，只是耸耸肩，并不隐瞒他几乎不能控制的对利韦里这种幼稚所引起的恼怒。这也没逃出利韦里的注意。
士兵本来拒绝在他们的家属还没到达前离开“狐狸丛林”，可是现在这群亡命者的期望近了，大家正做开拔的准备。东西打点干净了，该修理的也修理了，木箱也钉上了，大车也已检点清楚了。
“这真是没的说，”日瓦戈想，“一个人怎能如此愚蠢、如此幼稚！我不知费了多少时间告诉他，我们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他是用武力把我掳来的，我是被他强扣在这里的，然而，他以为他的挫败使我惊慌，他的希望能使我振奋！还有任何人能盲目到这种程度？在他看来，整个宇宙的命运都比不上革命胜利重要。”
林中有一大块空地，会议常在那儿举行。那是一个土堆或小丘，上面的草全践踏光了。今天要在那里开全体大会，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会，如果你经常和我们优越的庄严的人民保持接触，你就不会如此自卑。你就不会有这种忧郁症。我知道这种病是怎样来的，你看见我们被打败，你看不见一线希望。不过，我的朋友，一个人不应无故恐慌。我还可以告诉你许许多多更糟的事——只有我个人知道，暂时不公开宣布——然而我可并未意志消沉。我们的挫败只是暂时，高尔察克最后必然失败。你记住我的话。你瞧着吧，终究我们会胜利。打起精神来！”
林中还有许多树木尚未变得萧索，树林深处依然是清新翠绿。午后的太阳从背后射来，光辉洒入林中，穿过树叶，把它们照得透亮，就像透明的绿玻璃瓶。
“改造生活！敢说这种话的人就从未了解过生活——他们从来不曾感觉到它的呼吸、它的心跳——不管他们年龄多大、见识多广。他们把生活看作需要他们去加工的，并因他们一摸而高贵的原料。可是，生活从来就不是等待塑造的材料或物体。如果你想知道，生活乃是自我日新又新的原则，它经常地刷新、再造，更改自己，使自己蜕变，这远非你或我的愚钝学说所能解释。”
首席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正在他帐篷外的空地上销毁报废文件，其中一部分是落入他手中的卡比尔将军的报告，也有从他们自己档案中捡出的。在斜阳的照射下，火焰的透明也和树叶一样，火焰根本看不见，只见微闪的热波跳动，有些东西正在燃烧。
“不过，我要告诉你，第一，从十月革命以后，如我们所了解的社会改进观念并没使我充满热情。第二，这距付诸实践还远，而且仅仅是空谈已血流成海，我并不敢十分肯定，为了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最后——这是最主要的——当我听到别人高谈改造生活时，我总是无法控制自己，堕入绝望的深渊。
间或有一丛丛已熟的浆果点缀在树林中——如同女孩罩衫上流苏的碎米荠果、砖红色的赤杨梅果、微微闪着紫白色光的绣球花果。蜻蜓拍动透明如同火焰与叶片状琉璃似的薄翼，在空中缓缓飞翔。
“天哪，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我不是高傲。我非常尊敬你的教育工作。我读了你发的讨论大纲。我知道你对士兵道德进步的想法，它们十分了不起。你所说的士兵对于人民军队、同志、弱者、无助者、妇女的态度，以及荣誉和纯洁等都很对——这几乎是圣贤之言。这类托尔斯泰主义我背得出。我在自己的少年时代就对那些充满了向往。我怎能笑这些东西？
自童年以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喜欢观看夕阳斜照下的林景。在那些时刻中，他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夕阳的光辉射透了。仿佛生命精神的源泉流入他的胸膛，穿过他的身体，从两肩渗出来，化作一对羽翼。每一个人儿时为生活所形成的原型，似乎以后一直是他的内在脸谱，他的人格，必倾其全力唤醒他，迫使他把自然、森林、余晖以及一切可见的东西，转化为童年所憧憬的理想女郎。合上眼皮，他见到了安季波娃，面对他的整个生命、整个大地以及展开在他面前的披着夕阳的整个空间，想念着并轻轻地叫了一声“拉拉”。
“你为什么总是做出这种嘲讽的谦虚？如果你不一味用讥讽的语调说话，而去看看我们在学习班上做什么，你就不会如此高傲。”
不过，现实依然是现实，俄罗斯正在经历十月革命，而他是游击队的俘虏。他茫然地走向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的火堆。
“我并没破坏。显然这是没办法的，你应该为我惋惜。”
“烧你的文件？还没完？”
“你昨晚又把研究小组给破坏了。你患了社会意识萎缩症，就像一个无知农妇或布尔乔亚死硬派。然而你是位医生，你能读，我相信你甚至还能写。你怎样解释？”
“这类东西足够烧上好几天。”
“我再请求一次，请留到有空时再谈。同时我必须认真地请你注意，你可卡因服得太多了。你正在不顾一切地用完我所掌管的可卡因。你知道得十分清楚，这是为别的目的用的，再者，这是一种毒品，我对你的健康负有责任。”
日瓦戈踢开一堆文件。那是白军总办公室的往来函件。他突然想到，也许能见到有关兰采维奇的记载。不过他所见到的总是讨厌的、过时的密码信件。他又踢开另外一堆。那是同样无味的游击队会议记录。最上面的一件写着：“特急。暂休。重选起草委员会。当前的要务。鉴于对乡村女教师伊格纳托德沃尔察控诉的证据不充分，军队苏维埃建议……”
“这是褒还是贬？”
卡缅诺德沃尔斯基从口袋中掏出一纸文件递给医生。
“首先我必须说，你爸爸还十分年轻。我不知你为什么要称他作老鸟。好，好，我告诉你。就像我往常说的一样，我不太懂如何去把各种社会主义分类，我看不出布尔什维克和其他的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区别。你父亲是那些给俄罗斯带来近年混乱和骚动的人物之一。他是个革命党的典型，一个革命的人物。像你一样，他是造成俄罗斯社会动乱的因素的代表。”
“这是医务单位出发的命令。游击队眷属的护送大队就快到了，营内的一切纷争今晚将全部澄清，现在我们可望随时开拔。”
“好，不管怎样，先告诉我一下你对那只老鸟的看法。”
日瓦戈向那文件扫了一眼，咕噜道：
“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明天我们有个预备会议。有几个私酿伏特加酒的卫生兵必须受审——劳什和我还必须去作证。明天我必须为这件事去看他。我已经两个晚上没睡觉了。我们不能留到以后再谈吗？我累死了。”
“你拨给我的运输工具没上次多，还有许多额外的伤兵。能走动的只好让他们步行了，可是，这只有几个人。要躺着的怎么办呢？医药、床褥以及其他设备又怎么办？”
“根据我们以往的谈话判断，你很清楚他的为人。你似乎已对他形成了一个不坏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什么意见，我亲爱的先生？”
“你无论如何也得设法应付好。我们必须适应环境。另外还有一件事。这是出于我们全体的请求。你必须看看我们一个同志——一名疲惫的、历经考验、献身革命的优秀军人。他有点不对劲。”
“天啊，我多恨这个小丑，”日瓦戈想着，叹了一口气，“不过他就是他爸爸的活相片。”
“帕雷赫？劳什告诉过我。”
“我真想知道，我尊重的父亲，我尊敬的爸爸这时在做什么？”
“不错。去看看他。给他检查一下。”
日瓦戈和利韦里·米库利钦同住一个地窖，夜间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说话，害得日瓦戈两天没睡好了。
“精神上有毛病？”
白军去年曾在此过冬，在附近村民的协助下，他们挖下了许多掩护工事，今春离开时并没将工事毁去。如今，他们的地窖和交通战壕都给游击队利用上了。
“我想是的。他说他看见了鬼怪，显然这是幻觉，而且他失眠，头痛。”
秋天，游击队军营设在“狐狸丛林”，这是一个小树林，坐落在一座陡峭的山顶上，三面急流环绕，河岸曲折。
“好的，我想最好现在就去，因为我现在有空。会议什么时候开始？”
他和安格利亚尔两人把谢廖沙照顾到康复。当他完全无事时，他们放走了他，虽然，他并不讳言，他要重返高尔察克的队伍中继续与红军作战。
“我想，就要开始了。不过，不要担心，就像你所知道的，我根本就不出席。他们不一定要我们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脱下了已死电话员身上的外衣，在他信得过的安格利亚尔的帮助下，换在这个受伤的孩子身上。
“那么我就去看帕姆菲尔，尽管我的眼皮差不多张不开，我非常想睡。利韦里喜欢在夜晚高谈阔论，他的谈话使我精神越来越差。我去哪里找帕姆菲尔？”
在目前的游击队中，士兵两边来去流动率很大的情况下，如果能严守秘密，把兰采维奇冒充最近入伍的新兵是可能的。
“你知道垃圾堆外面的桦木丛吗？”
这时谢廖沙忽然呻吟起来，动了一动。他还活着。日瓦戈发现他只因一点轻微的内伤而昏倒，子弹被他妈妈的香火匣挡住了，香火匣救了他的命。可是，现在怎样处理这个不省人事的人呢？这是个残忍发展到巅峰的时代。俘虏不会活着送到总部，受伤的敌人就地用刀子戳死。
“是的，我想我知道。”
他解开这个孩子的上衣。某只很细心的手——或许是他母亲的——曾仔细地以草书体把他的姓名，谢廖沙·兰采维奇，绣在上面。从谢廖沙解开的衬衫中，滑出一个小金匣子来，它和另一个像烛花匣的扁扁的小金匣子在一起，挂在十字链上，嵌在上面好像是一根钉子钉上去的。一张纸片从半打开的匣子里掉出来。日瓦戈将它打开，他简直不能相信他的眼睛。那同样是第九十一篇《诗篇》，不过，这上面印的是斯拉夫语的全文。
“在那里的空地上有几个长官帐篷，我们拨了一个给帕姆菲尔。他的家眷就要跟大队一块到了。你可以在那里找到他——在其中的一个帐篷里——为了犒劳他对革命的功勋，他已获得营级首长的待遇。”
丢下电话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往旷野走去，看看那个被他射死的白军士兵。这个孩子英俊的面孔显示出他的心地纯洁与视死如归。“我为什么杀死他？”日瓦戈想着。
在他去看帕姆菲尔的途中，日瓦戈疲倦得要死。这是连续好几个晚上不眠累积的结果。他本来可以回地窖里躺一下，不过他不敢留在那里，因为任何时刻利韦里都可能回来打扰他。他停在铺满周围树上落下的金黄色树叶的林间空地上。树叶布成西洋棋盘式图案，夕阳斜照在上面，使这块空地看上去像一张金黄色地毯。这种重叠交叉的光亮使你眩晕，像小花点布料和喃喃自语一样有催眠作用。
许多人相信这段话不可思议的力量，能护身防弹。在上次帝国主义战争中大兵把它当作护身符来随身携带。在后来的年代里，囚徒也把它缝在衣服里，当他们夜间受审时，就在狱中念念有词。
日瓦戈躺在窸窣作声如丝绸的树叶上，头枕在手臂上，手臂垫在树根旁的青苔形成的枕头上。他立刻入睡了。炫目的斑杂日影现在正像一袭百结鹑衣盖住他，以致分不清哪是他的身体，哪是驳杂炫目的光线和树叶，他仿佛戴上魔术帽似的不见了。
原诗中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已变成标题“住在高处”。“你不必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箭”一句已改成训诫：“别怕混战中的箭。”《诗篇》说“因为他知道我的名”，纸上却说“知我名已晚”。而“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一句，却误缩为“我将从黑暗中把他救出”。
不久，他却被睡眠的欲望和需要弄醒了。倦意只能在一定限度内有效，超过那个限度就发生反作用。缺乏任何休息的过度的疲倦反而使他不能安眠。许多思潮在他脑中回旋，他的心灵怦怦作声像是出了毛病的引擎。这种内心的混乱使他忧愤不已。“利韦里，那该死的猪，”他愤怒地想，“好像世上令人发疯的事还不够多，他非要使一个正常的人变成精神病不可，他把我掳来，并且还要用友谊和喋喋不休来烦我。早晚我要宰了他。”
当日瓦戈将这张纸摊开时，它几乎从指缝中滑掉，纸上写的是《诗篇》第九十一篇的摘要，由于辗转口传，与原文已相去甚远。原来的古斯拉夫文已被译成俄文。
两翅一张一合就像一小片彩色的纸头，一只褐色斑点的蝴蝶从空地的西侧飞过。日瓦戈两眼惺忪地注视着它。选好一幅与它色彩相同的背景，它落在一棵松树的斑褐色的树皮上，一会儿就分辨不出了，它完全消失了，就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消失在斑杂的日影中一样。
已经亡故的男人颈上套着丝带，挂着一个香囊，日瓦戈顺手摘了下来。里面是一张折叠得快烂掉的纸，缝在一方布中。
他的思想又转到了他惯常思索的问题上——在许多医疗业务上常使他间接接触到它们——意志问题、作为不断适应的结果的适宜性问题、拟态或保护色问题、适者生存问题，以及自然淘汰之途径也就是意识的形成和浮现之途径问题。还有什么是主观？什么是客观？两者的正身是如何确定的？在日瓦戈的观念中，达尔文不及谢林，刚才飞过的蝴蝶不及现代画和印象派艺术。他想到创造活动和成果，动物，创造性，以及创造与模拟的本能。
安格利亚尔带着两个卫生兵抬了担架来到空地上和日瓦戈会合。日瓦戈一面指挥他救护伤者，一面抱着隐微的希望弯腰去检视电话员的情况，希望他还有口气，能救得活。不过，当他解开他的衬衫摸他的胸膛时，他发现，他的心脏已停止跳动了。
他再度入睡，可是不久又醒过来。附近低声细语的谈话吵醒了他。仅仅偶然听到的几句话已足够使他明白，有人正在密商一个秘密的不轨计划。他没有被发现，阴谋者没怀疑到他的存在。最轻微的动作马上就会被发觉，并且可能因此送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屏息静听。
游击队人数不多。部分的主力在移动中，另一部分在别的地方和更强的敌军相持。为了不暴露弱点，他们没去追击撤退的白军。
有些声音他辨认得出。他们是游击队的渣滓，是在队中鬼混的格什卡、桑卡、科斯卡以及通常跟着他们的捷廖沙·加卢津，一群一无是处的不良少年，是一切奸邪与混乱的根源。扎哈尔·戈拉兹德赫也在里面，一个更邪恶的坏蛋，私酿伏特加的事他也有份，他现在没受处罚，只因为他供出了首犯。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异的是西沃布留伊竟也在内，他列属于优秀的“银连”，是司令的贴身卫兵之一。继承拉辛和普加乔夫的传统，利韦里非常信任自己的卫兵，尽人皆知他是司令的亲信，因而被加上“司令官耳朵”的绰号。然而，他似乎也参与了这次阴谋。
最后，相信进攻已属徒劳，白军司令下令撤退。
阴谋者正与敌人前哨部队的代表在商淡。对方代表向叛逆者说话的声音细不可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能推想当耳语偶然中断时，就是他们在说话。
可是天啊！——不论他是如何仔细地避免射中任何人，不过，在紧要关头总不免有一个青年闯进他的弹道。有两个受了伤，有一个倒在树的附近，似乎已没命了。
酒鬼扎哈尔·戈拉兹德赫说话最多，不说话时就用他气喘吁吁的粗嗓子不住地咒骂。他似乎是带头的。
他一面稳定视线慢慢瞄准，一面慢慢扳动扳机而不一下扳到底，子弹的射出好似出于意外走火，照例很准确地射中死树的较低一个枝干，只击得木片飞舞，纷纷散落在死树的四周。
“现在，你们听着，最要紧的是，我们不能走漏风声。如果谁敢走漏一言半语——你们看见这把刀子吗？——我就让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够明白了吧？你们都和我一样清楚——我们这回可黏上了。再没有别的路好走。我们必须将功赎罪。我们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干。他们要活捉他。他们说他们的头子古列沃就要来了。（有人纠正他——‘加利乌林’——不过，他没听清楚，仍读成‘加列耶夫将军’。）这是我们的机会。千载难逢。这是他们的代表。他们将告诉你们详情。他们说我们必须活捉他。现在你们各人发言。”
但是由于怜悯阻碍他瞄准他所钦佩并同情的青年，只往天空开枪又未免太笨，因而，他就选择他的视线和目标间没有人时，猛向裂开的死树射击。他一直按这个方法行事。
别的人和对方的代表开始说话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个字也听不到，不过就停顿的时间判断，知道他们在解释有关的细节。然后，戈拉兹德赫又说话了。
所以当他身旁的电话员痉挛地抽搐一阵后躺下不动时，他便爬过去，拿过他的来复枪和子弹袋，又爬回他的原位，一枪跟着一枪，射个不停。
“孩子们，听见没有？你们知道他是多好的好人。我们为什么要替他卖命？他甚至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种半圣贤，一个傻子，一个苦行的修道士。捷廖沙，别傻笑。我会让你笑个够的，你这个蠢驴。我不是在讲你。我在告诉你——他是个修道士，他就是那样的人。听他的话做下去，你们就会变成修道士——太监。他告诉你们什么？别骂人，别酗酒，别乱搞女人。像那个样子你怎能活下去？今晚，我们设法把他弄到河边渡口。我设法引诱他。然后大家一齐扑上去。这不会有什么困难。容易得很。困难的是他们要活的。他们说，把他绑上。好，如果绑不住他，我自己就和他拼个死活，我要亲手干掉他。他们将派人来协助我们。”
不过，当四周在作生死激战时，一个人长此冷眼旁观下去是不可能的，是出乎人情之常的。这不是他对俘虏他的一方尽忠，或是保护自己生命的问题，而是不得不服从事件的秩序，服从左右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法则，置身局外是规则所不容许的。你必须做大家正在做的事。战斗在进行。他和他的同伴正遭到射击。他必须还击。
他继续解释他的计划，可是他们渐渐走开了，日瓦戈再听不见他们的话了。
他突然想奔到旷野中央去投降，他就能因此而解放。不过那是危险的，太危险了。当他高举两手过头，向前奔跑时，他可能腹背中弹，被双方打死——游击队是惩罚他的不忠，而白军却会误会他的动机。他知道这种情势的危险，他以前有这种经验，他曾仔细考虑过每一个想到的逃脱计划，都因不可行而放弃。他就在这样矛盾的心情下，伏在地上，上身微翘，面对空地，空手在观战。
“他们阴谋把利韦里捉住交给白军，或干掉他，这些猪猡。”他带着恐怖与愤怒的情绪想，一时忘记他自己如何常常希望他的魔头死去。如何阻止呢？他决定赶回去见卡缅诺德沃尔斯基，揭发这个阴谋而不提及任何人的名字，同时也警告利韦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来复枪，他伏在草地上看战斗的进行，他的同情完全放在那些英雄式的、敢死的孩子身上。他全心全意希望他们胜利。他们属于那些在精神上、教育上、道德修养上以及价值上或许与他同类的家庭。
不过，当他回去时，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已经不在了，只有他的助手守在旁边，防止余烬播延。
游击队弹药的供给有限，奉有严令，除非目标明确并在有效射程以内，否则不得开枪。
阴谋没能实现。事先就被发觉了。全部细节当天就被揭发，阴谋者被抓起来了。西沃布留伊扮演了“间谍”的角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他甚至比那些人还令人厌恶。
在这块广阔的荒野中央有一棵死树，它可能是被雷电击死或天火烧死的，也可能是由以前战役的炮火烧焦或打烂的。每一个向前迈进的志愿兵都会瞥它一眼，犹豫一阵，最终放弃以它做掩护的打算，又继续前进。
听说军眷还有两天就到营地了。游击队正忙着准备欢迎他们，然后立即拔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去看帕姆菲尔·帕雷赫。
为了回应他们所了解的责任，他们在完全不适当的地方显露了热忱和不顾生死的勇敢。以一字排开的队形前进，威武气派胜过大英御林军的阅兵式，他们挺直胸膛向前迈进，既不快跑也不伏卧，完全无视于可以利用来作为掩护的起伏的地形。游击队的子弹无情地把他们扫倒。
他在帕姆菲尔的帐篷进口处见到了手上拿把斧子的帕姆菲尔。他面前有一大堆小桦树，是他砍倒的，不过还没剥皮。有些倒在原处，在整个树身重量的挤压下，许多锐利的断枝已插入潮湿的地面。有些已被他拖去不远的地方，堆积起来。因为它们既非稳放在地面上，又不紧贴在一起，有弹性的树枝一直在簌簌抖动，看上去好像是些伸开的手臂在圈着砍下它们的帕姆菲尔，而它们纠结在一起的叶子正挡着他去帐篷的路。
虽然有一半人的面孔看上去似曾相识，不过，日瓦戈一个也不认识。有些人的面孔使他想起旧时的同学，他很想知道那些青年是否是他们的弟弟；有些他觉得好像以前在戏院中或大街上见过。他们英俊而富有表情的面孔似乎是属于他这一类的人。
“这是为我亲爱的客人准备的，”帕姆菲尔解释道，“我的妻子和儿女。帐篷太低，而且漏雨。我把这些树砍下来好做个屋顶。”
白军现在已近到足以让日瓦戈看清楚他们的面孔了。他们之中有老有少，一部分是最近来自大城市的志愿参战的男孩，一部分是从预备役中动员的老人。主干是大学一年级或中学毕业班的学生。
“我不敢说他们会允许你的妻子儿女住在你的帐篷内，帕姆菲尔。谁听说过，平民、妇女和儿童，可以住在军营里？他们将待在营外不远处的大车上，你有空时可以尽量去看他们，可是，我不以为他们会获得允许住在你的帐篷里。不过我不是为这个来的。他们告诉我你愈来愈瘦，你吃不下，睡不好。真的吗？我必须说你看上去很好。虽然你需要剪个发。”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协定，在战斗时，军中医务人员不得参与军事行动。不过，日瓦戈有一次被迫犯了规。当一场战事开始时他正在战场，因而他不得不分享战斗人员的命运，并开枪自卫。火线是在一个森林的边缘。他既然在那里陷入敌人的火网，便立即卧倒，伏在部队的电话员旁边。他们的背后是森林，前面是旷野，白军正越过毫无掩护的旷地向前进攻。
帕姆菲尔身材高大，一头蓬松的黑发，满嘴络腮须，额头长满疙瘩，乍一看好像有两副额头。他的前额骨十分厚实，就像是有一只大手镯或一条扁钢带箍在脑门上，这使得他的眼神总给人一种瞠目怒视的感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了几个新来的卫生兵和两个主要助手，两个助手都是从前的战俘——克列尼·劳什，是一名匈牙利共产党员，曾在奥军中担任医官，另一名是克罗地亚人安格利亚尔，他受过些医学教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前者说德语，后者多少懂些俄语。
当革命爆发时，热心分子唯恐这次剧变又像一九○五年一样，只是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历史中一个短短的插曲，中下层社会仍然原封未动，所以，他们便竭尽一切可能在群众中展开革命的宣传，鼓动他们，刺激他们，煽起他们愤怒的火。
尽管再三挫败，频频撤退，可是游击队的行列却因所过之处新起义农民和逃兵的参加而继续壮大。日瓦戈在游击队中被弄得精疲力竭的这十八个月期间，游击队的人数增多了十倍，真的达到利韦里在圣十字镇秘密会议中所夸口的数目。
在革命初期，像帕姆菲尔·帕雷赫这样不需要打气就敢于痛恨知识分子、官吏和上流阶级的人，就被热心的左翼知识分子当作罕有的瑰宝，大为重视。他们的不仁被视为了不起的阶级意识，他们的野蛮粗暴成了无产阶级坚忍和革命本能的模范，帕姆菲尔就是以这些性质，建立了他的盛名，并且因此大受游击队首长和共产党领袖的敬重。
日瓦戈整天忙得要死。冬天有斑疹伤寒，夏天有赤痢，而最多的还是伤兵，由于战争又起，伤兵的数目现在正日渐增加。
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来，这个阴沉的不与人亲近的、没有灵魂的、心胸褊狭的大个子，是不正常的，几乎是邪恶的。
军队绕过较深的水坑沿大路移动，有的骑马有的步行。征来的药物中发现有一整瓶可卡因麻醉剂，游击队的首领最近已对它上瘾了。
“帐篷里坐。”帕姆菲尔说。
雇员们颓丧地看着，他们的情绪似乎传染给药房的瘦巴巴、生疥癣的母马，它也在马厩中悲愁地注视着这一切。阴雨快过去了。天空已清爽了些。挤在乌云背后的落日向外窥视，向院落里洒下古铜色的光芒，在粪便的水坑上投下不吉利的红辉。风丝毫吹不动它们，因为泥浆太厚了。不过，路上的雨水却闪耀着朱砂的反光，泛起涟漪。
“不，为什么？在外边舒服些。不管怎样，我不想进去。”
日瓦戈带来的大车被拉到药房的背后。一袋袋、一箱箱，以及一瓶瓶装在柳条篓中的药物被搬上车子运走。
“也好，随你的便。说来说去，这不过是个臭洞。我们可以坐在树上。”
佳古诺娃在帕仁斯克当助手的那家药房，正是日瓦戈要去接收药品的地方。全药房的雇员，包括她在内，都会因这个安排而面临绝境。可是，日瓦戈无能为力去取消这个决定。佳古诺娃亲眼看着药房里的这批药被拿走。
他们在有弹性的小桦木上坐下，然后帕姆菲尔对日瓦戈讲他的生平。“有人说一个故事很快就完。不过，我的生平说来话长。说三年也说不完。我不知从哪儿开头。
同时，她的朋友却遭了大难。因为抵制粮食供应，韦列坚尼基村遭到报复性的袭击。据说瓦夏家房子被烧掉了，家中有一人丧命。住在圣十字镇上的佩拉吉娅的姐夫，符拉斯·加卢津，不是被关在牢中就是被枪决了，她的姨侄失踪了，不知去向。她姐姐一度挨饿，此刻在兹沃纳尔斯克村一个亲戚家做女佣糊口。
“让我试试。我女人和我年轻的时候，她管家，我下田干活。生活不算坏。我们有了孩子。他们把我征调去当兵。他们把我送进战争。噢，战争。我给你讲这次战争干吗？你看多了，医生同志。然后是革命。我见到了光明。士兵的眼被打开了。德国兵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的某些人。‘世界革命的军人，放下来复枪，回家去，干掉布尔乔亚！’等等。你自己都知道，军医同志。好，再往下说。然后内战来了。我参加了游击队。现在我要长话短说，不然，我永远说不完。经过这一切，此刻我所看见的是什么？那些寄生虫，白军从俄国前线撤走了斯塔夫罗波尔一军团与二军团，还有奥伦堡的哥萨克骑兵第一团。我并不是三岁小孩，是不？我不明白？我不曾在军队干过？我们现在有麻烦，医生，这全是朝着我们来的。那些猪猡想把所有贼种都调来攻打我们。白军想包围我们。
她告诉他过去两年中所发生的许多事。她使他想起瓦夏，那个被非法拉做强迫劳工而和他同一车厢的、面孔英俊无邪的男孩。她描述了她住在瓦夏他们村里——韦列坚尼基——的经过。她在他家中很快乐，不过村里人都把她当外人看待。并且她被诬陷与瓦夏有私情，最终不得不离开，不然真会给村里人用唾沫淹死。她去投奔她在圣十字镇的已婚姐姐，奥莉加·加卢津娜，普里图利耶夫在附近出现的谣传又使她到了帕仁斯克。谣言日后虽已证明不确，可是她决定滞留在这个她已经找到工作的小镇上。
“可是我已有妻子有儿女。如果白军攻击得手，他们如何能逃掉？当然，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与内战完全无干，不过，这并不能阻止白军下手。白军会用绳子把我老婆给绑上，她会因我的缘故而被折磨至死，他们会把我的老婆和孩子五马分尸，把他们碎尸万段。你问得好，为什么不能睡觉。尽管人可能是铁做的，不过像这种事就会让你六神无主。”
他向她点点头，请她再往前去，走到可以由垫在泥浆中的石块走过的渡口去，等到他也走到那个地方时，他就跨过去和她打招呼。
“帕姆菲尔，你真是个古怪的家伙。我真搞不懂你。你曾离开他们多年，你甚至不知他们在何处，但是你并不担心。可是，现在你在一两天内就要看到他们了，你不只不快活，反而搞得像他们是来送死的一样。”
他终于想起来她是谁了，她是和别的景象一起出现的，拥挤不堪的货车厢、强迫劳工和押解他们的卫兵，以及一条辫子搭在肩上的女人，跟着是他的家人。途中的一切鲜明的细节都涌过来了，他所渴念的妻儿的面孔生动地浮现在他的记忆中。
“那是已往，现在可不同了。白军在攻打我们，那些白猪。无论如何，我们所谈的并不是我。我反正快死了。不过，我可不能把我的孩子也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我能吗？他们将留下来，将会落在他们肮脏的魔爪中。白军会吸他们的血，一滴一滴地吸。”
是她先认出的日瓦戈。他费了好些时间去想对方是谁。实际上他们站在对街，但就像站在一条河的两岸，日瓦戈不停地想注视他的女人是谁，看她的神情好像是说，如果他还认识她，她准备和他招呼，不然，就各走各的路。
“那是你看见鬼怪的缘故吧？有人告诉我你整天看见怪东西。”
道路完全被往来调动频繁的军队破坏了，如今只是一条黑色泥浆的河。只有很少的几个地方可以涉水而过，但必须先用手攀紧沿途的屋子走上好几百米才能到那种地方。日瓦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帕仁斯克碰见从莫斯科同车来的佩拉吉娅·佳古诺娃。
“嗯，医生，我并没把事情全告诉你。我隐瞒了最要紧的事。现在我要告诉你全部真相，如果你要听，我愿亲口对你说，不过你不要拿它陷害我。
这是个凄风苦雨的，只有两种颜色的下午：有光的地方是白色，其余的都是黑色。而日瓦戈的心情也是同样的凄凉单调，连半个音阶的升降都没有。
“我曾干掉许多像你这类人，我的手染过许多官吏的血。官吏，布尔乔亚。这些我从来不曾在乎过。让它像水一样流过。姓名和数目我早忘了。但是，有一个小伙子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杀死了那个小伙子，我忘不掉。我干吗要杀他？他使我发笑，因而我杀了他，只是为了好笑，别无其他，就像个傻瓜。
有一天，在这样的一个小镇上，日瓦戈奉命去接收卡比尔将军领导的军官队弃下，同时已被游击队查获的一批英国药品。
“那是在二月革命期间，克伦斯基政府时代。我所在的部队有一次叛变。我们那会儿驻扎在一个车站附近。我们已离开前线。他们派个年轻小伙子，一个煽动家，去说服我们，要我们重返前线。打到胜利为止。哈，那个小伙子来劝我们听话。他就像一只小鸡。‘打到胜利为止’——那是他的口号。他站在一个水桶上喊他的口号，水桶在车站的月台上。他站到水桶上，你知道，这样，他就可以居高临下，发出重回战争的号召，突然水桶盖子翻了，他跌进桶内。恰恰泡在水中。你想象不出他看上去如何可笑。我笑得嘴巴几乎要裂开！我手中端着来复枪。我笑得前俯后仰，无法停止，好像他在搔我的痒。然后，我就瞄准、开火，他当场丧命。我想不起这是怎么发生的，就好像有人在推我。
当这支农民队伍经过村庄或小城镇时，其他的一切全被他们踩沉下去，显得微不足道了。大路两旁的房屋似乎都缩到地下去了，骑士、马匹、枪炮，以及高大的挤挤碰碰的步枪兵践踏着泥泞的道路，黑压压的，好像比房子都高。
“噢，我现在老是想起那个年轻小伙子。夜里我老梦见那个车站。当时那是个可笑的场面，不过现在我真难过。”
游击队和公路保持着平行的方向东移，有时也利用公路。沿途的村庄和城镇时时由红军或白军易手，随战局而定。就外表看，很难说他们在任何特定时间内是属于哪一方。
“那是梅留泽耶沃附近的比留奇车站吗？”
在这一段时期，游击队一直向东移动。有时，这种移动是驱逐高尔察克退出西伯利亚大攻势的一部分，有时，当白军从后方迂回过来，要包抄游击队时，他们同样的东移就是撤退。日瓦戈好久都不明白这其中巧妙的分别。
“我不记得了。”
游击队首领利韦里·米库利钦对他很好，他喜欢有他做伴，因此让他睡在他的帐篷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发现这种被迫做伴的事是令人厌倦的。
“你参加过济布申诺的谋反？”
他三次企图从监禁中逃走都被抓回来了。他并没有受什么刑罚，可是，他简直是在玩火，所以，他不再尝试了。
“我不记得了。”
就外表看，这种不自由、这种不独立似乎并不存在，好像日瓦戈很自由，只是没能利用他的自由。他的不自由、不独立与生活中其他束缚的形式并无不同，别的束缚也常常一样地看不见、不可触摸，并且似乎并不存在，只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东西，一种希腊神话中的狮首蛇尾的吐火怪兽。但是尽管他没有上手铐脚镣，没有被监视，可是日瓦戈必须承认他的不自由，想到它的存在。
“你在前线的哪一段？是西线吗？你到过西线没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被游击队剥夺自由已一年多了。他自由的限度真是很难定义。监禁他的地方四周并没有高墙挡住他，没有人看守他，也没有人监视他的行动。游击队经常在移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跟着移动。在他们所经过的地方，他们并不远离居民自成单位，他们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并且真的融合在百姓当中。
“像是西线。可能是在西线。我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