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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沿着西伯利亚最老的公路

由于禀赋特异,过分高大,他从不注意比他小的东西,他对现状并没充分注意,误解了一切,误以对方的意见为自己的见解,他们说什么他都同意。

储藏室内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人物,比如俄罗斯无政府主义的支柱,“黑旗”伏多维钦科,他没有一刻安宁,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或忽然停在储藏室当中。他是一个肥肥的巨人,大头大嘴,有一头长得像狮鬃的长发,他在对土耳其不然就是对日战争中当过军官,是个梦想家,成天全神贯注在他的狂想中。

坐在他身旁地板上的是他的朋友斯维利德,一位专以陷阱捕捉野兽的专家。虽然他不是个农人,但他敞开的黑衬衣领子却透出浓厚的泥土气,他用手把衬衣领和颈上的十字架攥在一起、拉开,擦他的胸口。他是半个布里亚特人,热心、不识字,他的头发编成细辫子,上髭稀疏,腮须更疏。脸上永远因为挂着同情的笑容而露出皱纹,蒙古风味使他看上去显得有些苍老。

有三四个人是荣誉来宾,坐在椅子上。他们是老工人,一九○五年大革命的老战士。这当中有自离开莫斯科后改变甚大的、愁眉不展的季韦尔辛和他的朋友老安季波夫,安季波夫对前者所说的一切,无不同意。由于革命以来党人把他们当神一般尊敬和借重,他们阴森森地坐着宛如神像。他们已自满自大得不能有正常人的感觉。

发言人代表中央委员会来到西伯利亚军中做政治报告与视察,他还有许多地区必须去。他对听讲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感兴趣。但是作为一名老革命党并且从小就是人民先锋的志士,他敬爱地瞪着坐在他面前的年轻司令官。不只是因为他原谅他的失礼,而是他认为那是真正革命气质的表现,并且他很喜欢他的鲁莽,就像痴恋的女人也许会喜欢一个傲慢的情人自大的举止言谈一样。

除了卫兵室内约有十到十五个人。有些站着,有些坐在地板上,他们把身子靠在墙边的原木堆上,两脚平伸或两腿屈起顶着下巴。

这个游击队的司令官就是米库利钦的儿子利韦里。发言人是从前的合作主义者,一度是社会革命党员的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他已在最近修改了他的见解,承认他过去的错误,正式撤销了一些枝节主张,于是,他不只被批准加入共产党,而且不久就被授予现在这个重任。

他两旁各站一名和他年龄相仿的沉默的贴身卫兵,身披已微微发灰的卷毛边的白羊皮大衣。他们英俊的石头似的面孔显示出他们对领袖的无条件效忠,随时准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不参与讨论、不理会其中任何争议,既不说话,也不笑。

他所以被委以重任——虽然他样样都行但绝不是一个军人——部分是因为他对革命的长期贡献,以及他历经沙皇牢狱生活而坚忍不屈,部分是基于一个假定,由于他从前是个合作主义者,他知道动乱中的西伯利亚广大农民群众的情绪。就他任务的目的来说,党方认为他的知识比军事训练重要。

游击队领袖,或者说得更正确点,外乌拉尔游击队克日木支队司令,以挑衅而漠然的态度听着发言人讲话,不时以粗鲁而不敬的态度打断他的话头。真难相信如此年轻的军人——只比一般男孩大一点——竟能统率全军,并且他的部下都服从他、敬仰他。他坐在那里,手和脚都裹在骑兵大衣里,大衣的上半截反搭在他的椅背上,露出了他的上装,两肩有两个黑斑,显示官阶的肩章给去掉了。

政治信仰的改变使他的外貌和态度也跟着变得和从前的他大不相同。没人记得他在旧时代是秃头或有络腮胡子。但或许这只是一种伪装。党严令他不得泄露他以前的身份。他的地下姓名是贝伦杰和利多奇卡同志。

他再度停下来擦汗,然后合上眼皮。这时,不顾开会规则的限制,听众中有一个人站起来举手,表示他想发言。

当伏多维钦科过早地表示支持刚才读过的指示时,会上有一阵骚动。平静恢复以后,科斯托耶德继续发言:

“只有通过苏维埃,城乡的穷人联盟才能结成。西伯利亚的农民如今正无可无不可地追求西伯利亚工人早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奋斗的目标。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以武装暴动推翻可恨的海军和哥萨克骑兵军官的独裁专制,并建立起农民、士兵苏维埃的权力。在与装备良好的军官和布尔乔亚所雇佣的哥萨克兵作战时,起义的农民必须展开一个全面战争。战争将是长期的、持久的。”

“为了及时配合蓬勃的农民群众运动,必须立即与活动于省委会境内所有的游击队建立联系。”

发言人面色苍白,一脸的络腮须,秃头上戴着一顶黑棉帽,有个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这时正大汗淋漓。他不停地在煤油灯口的热气上点他的纸烟头,贪婪地猛吸。上身弯得很低,用他的两只近视眼神经质地看着摊开的文件,好像他在嗅它们,一面以平板而疲倦的嗓子说:

然后,他谈到如何安排秘密会议的地点、暗号、密码和联络方法,以及一切有关的细节。

原来放在摄影师庭院中谷仓里的木柴给移开了,秘密会议就在那块空地上举行,进口处有一堆高及天花板的原木把它和小暗房隔开。万一告急,他们可以经过一个地板门钻入地下通道逃走,出口是在修道院后一条寂静的巷子里。

“党的秘密小组应把白军的装备、食物、军火和大量金钱的所在地,以及防卫的手段和实力通知游击队。

“干吗这么大惊小怪?一切顺利。窗口有信号灯,套句文雅的话,哨兵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继续讨论那个报告。利多奇卡同志,请继续。”

“有关游击队组织的一切细节必须全盘统筹,尽可能地详尽规划,其中要包括他们的组织领导、协同作战的纪律、秘密工作、与外界的接触、对当地居民的态度、革命军事法庭、在敌人境内的破坏——例如桥梁、铁道、汽船、驳船、车站、工厂连同装备、电话局、矿场、食品供应等的破坏。”

有人对游击队首领说:

利韦里再也忍不住了。在他看来科斯托耶德所讲的这一切全不相干,而且外行。

忧心忡忡的游击队领袖恢复了镇定。

“非常好的讲话,”他说,“我将牢记在心中。我想我们必须全部接受,不能说一个不字,否则,我们会失去红军的支持吗?”

“休息一会儿,喝杯水。”站在他旁边的人低声说。

“当然,你们必须全部接受。”

他终于察觉了领袖的干涉,停下来,用手帕擦了擦他流汗的面孔,疲倦地合上他眼皮浮肿的眼睛。

“我奇妙的利多奇卡,当我的部队,该死——连炮兵在内一共三个团——已经和敌人苦战数月并且正将他们击溃时,我怎样去利用你刚才儿戏式背诵的内容呢?”

“西伯利亚的资产阶级军事暴力、枪杀、拷问、掠夺强征的政策,必然会使那些容易受骗的人看清真相。这不只是与劳工阶级,而且事实上是与全体勤劳的农民为敌。西伯利亚与乌拉尔的勤劳农民必须了解,只有与城市的劳工阶级和士兵联盟,只有与吉尔吉斯和布里亚特的农民联盟……”

“多了不得!多强大!”科斯托耶德想。

利多奇卡,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没听见游击队首领请他停止说话,照样啰啰唆唆说个不停:

季韦尔辛打断他们的争论,他不喜欢利韦里无礼的语调。

“那只狗狂吠些什么?去看看它是怎么回事,不会无缘无故地乱叫不停。等等,利多奇卡!静静,住嘴!我们必须看看是怎么回事,不然警察来了我们还不知道。留在这里,尤斯金,还有你,西沃布留伊。用不着你们两个。”

“请原谅我,发言人同志,我有些事不明白。我可能将某一项指示记错了。我可以读出来吗——我想确定一下。‘将那些在革命时期中身在前线并属于士兵组织的老战士,网罗进委员会,这是最必要的。委员会中包括一个或两个士官和一位军事专业技术人才也是必要的。’我记得对吗,发言人同志?”

“她的名字比衬裙褶子还多。我不知道你想的是哪一个。他们叫她库巴利西娜、梅德维吉哈,又叫她兹雷达里哈,此外还有多少,我可就不知道了。她也不在这附近了。不再见到客人出现了。她去了。消失了。她因为帮人打胎并私造某种药丸药粉被关进克日木监狱。不过没多久她就逃狱溜走,逃到远东什么地方去了。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跑开了——符拉斯、捷廖沙以及你的阿姨波莉娅——好心的阿姨波莉娅。就丢下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傻瓜,镇上再没剩下一个规矩的女人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再也没有任何医疗了。如果发生什么事,你找不到一个医生。他们说,尤里亚金有一位医生,来自莫斯科的名教授,一个自杀了的西伯利亚商人的儿子。可是当我想到找人请他时,公路上设了好多关卡,都被红军切断了……现在,你上床去吧,我也试着睡一会儿。顺便提一下,你的那个学生布拉仁,他把你弄昏头了。不承认又有什么用?——你脸红得像甜菜根。他又要为我交给他放大的相片忙一整夜了,可怜的孩子。他们不在那座房子里睡觉,他们也不让别人好好睡。他们的托米克在狂叫,你随便在镇上哪个地方都听得到,而我们园子里该死的乌鸦也在苹果树上伸长脖子呱呱乱叫。看样子我又要通宵失眠了……你那么哭丧着脸干吗?别这么过敏。如果不是为了让女孩子痴恋,要那些学生干吗?!”

“一字不差。”

“妈!你怎能这样讲!真是罪过。你应该觉得难为情。你最好还是帮我想想那个女人的名字。这就在我的舌尖上,我不想起它是不会安宁的。”

“那么,请允许我这样说。我发现关于军事专业技术人才这点不妥当。我们这些参加一九○五年革命的工人不习惯于信任军人。他们当中总有反革命分子。”

“噢,真是!你竟当我是个无知的傻子!如果你背着我唱‘先杰秋利哈’,我也不会惊讶。”

“够了!表决!让我们做决定吧!该回家了,夜深了。”会场中有些人高叫。

“可是,妈,你知道,你想得太多了。你神经太紧张。像你这样的情况催眠术医师可以治好的,农民还不都是这样做的。你还记得那个把你疼痛赶走的士兵的妻子吗?她叫什么名字?”

“我服从多数。”伏多维钦科以闷雷似的嗓子说,“民众组织应该基于民主,它们应该从基层长起来,就像先下种,让它们在土中生根一样。你不能像钉栅栏桩那样从高头打下去。这正是雅各宾党独裁的错误,也就是国民会议被‘热月政变’弄垮的原因。”

“也没有用。我告诉你,镇上的人都走光了。克列尼·劳什和另外的匈牙利人跑到对面阵营去了。他们被征到红军里去了。”

“这像在日光底下一样地清楚,”他的朋友兼他的无赖随从斯维利德支持他说,“任何小孩都看得出。我们早就该想到这点,现在太晚了。当前我们的工作是为值得我们做的事作战,一往直前。现在我们既已开始,怎能向后转?我们已做好了汤,就得喝下去。我们已跳下了水,就不得抱怨。”

“那么,那个匈牙利医生怎么样?他是个战俘?他治好过你的。”

“表决!表决!”四周的人一再地叫。他们又继续讨论了一阵,不过,他们说的话是愈来愈各持己见,会议终于在黎明时散了。人们像往常一样小心翼翼地一个一个走回家。

“他总是要你做些不可能的事。你的顺势疗法医师是个兽医,什么也不懂。再者他已走了。我告诉你,他已经离开这里了。并且,走的不只是他一个,他们都在节前走了——好像他们预先知道这里要有地震或什么大祸事似的。”

沿公路有个景色如画的地方,一条水流迅速的小河帕仁卡分开了库捷内村和小叶莫莱村,一个坐落在陡坡上,一个在下面的山谷中。库捷内正举行欢送新兵入伍大会,在小叶尔莫莱,施特列泽上校所指挥的医务队又恢复了因复活节暂停的、本区征兵体格检查的工作。村上驻有骑兵自卫队和哥萨克骑兵,以保证征兵顺利进行。

“上一次是顺势疗法医师斯特多勃斯基治好的。”

这是特别迟来的复活节和特别早到的春季的第三天,温暖,一点风丝也没有。距公路不远的地方,库捷内村街上摆着一长列放满酒食招待新兵的桌子。一张接一张,不过,并不是一条直线,白桌布拖到地上,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条长水管。

“唱是唱得好,可是,我觉得不舒坦,好孩子。肩膀痛又发作了——到处都痛……每个地方……这多讨厌,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村民倾其所有来举行这次欢送会。主要的菜是复活节的剩余食物,两块烟熏火腿,几条圆柱形大面包,两三块奶渣甜糕。桌子上还有一碗碗的咸蘑菇、黄瓜和泡菜,以及一盘盘切开的家焙面包,一碟碟复活蛋,其中绝大多数是粉红或浅蓝色。

“他们在修道院中唱得多好啊!夜真静,在家里就能听到。”

黏着蛋白剥下的粉红或浅蓝色蛋壳,撒在桌子周围新绿的草地上。粉红或浅蓝是青年衬衫或少女衣着的颜色。粉红色的彩云在蓝天中缓缓地优美地飘行,好像蓝天也与它们一同移动着。身穿粉红衬衫、围着生丝腰带的符拉斯·帕霍莫维奇·加卢津,踮着脚尖左一脚右一脚地跑着,嗒嗒地从斜坡上潘夫努金家的台阶上冲下来,跑到桌子边,开始他的演说:

“我笨手笨脚的,我真想哭。那个裁缝不把钩子钉在容易够到的地方。我真想把它们全扯下来甩到他那丑陋的面孔上。”

“孩子们,因为没有香槟酒,我现在以我们家酿的伏特加敬你们一杯。敬祝今天出发的好男儿幸福、万岁。入伍的绅士们,我还要和你们痛痛快快地多干几杯!现在请注意!列阵在诸位眼前的骑兵是我们保卫祖国、抗御那些使俄罗斯兄弟自相残杀、血流遍野的掠夺者的唯一希望!人人希望革命和平的胜利,今天入伍的男儿们,俄罗斯荣誉已被玷污,这全靠你们来洗雪了!我们已全身蒙羞,我们对不起我们英勇的盟友。不只红军,连德意志和奥地利也抬起他们厚脸皮的头了。孩子们,上帝与我们同在……”他的声音已被欢呼喝彩的吼声淹没了,但他还是继续不断地说着。他把酿得很糟、淡而无味的伏特加酒举到唇边,啜了几口。一点味道都没有。他是喝惯葡萄酒的。可是,为公共利益牺牲的想法使他大为满意。

“妈,让我来帮你脱衣服。你不要太累了。”

“你老爸真是个演说家!副代表米留可夫比他差远了。”在喧嚷的人声醉语中,格什卡·里亚贝赫细声地对坐在他身边的朋友捷连季·加卢津说,“他必定是个出色的人物!不过我以为他这么卖力不是全无私心,我猜他是想用演说换取你的免役。”

“不,不必了。已经够亮了。”

“格什卡!你真不要脸。你怎能这样想!让我免役。我倒想让他试试!我将在你接到应征通知书的同一天接到通知书,就是这样。我们将在同一单位作战。他们把我们踢出了学校,那些混账。我想现在我当不上军官了……至于我老爸,他当然知道如何演说。他每次演说都博得喝彩。而最奇怪的,是他有演说的天赋。他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

“妈,你为什么摸黑?要我拿盏灯来吗?”

“你听说过桑卡·潘夫努金的事吗?”

养女卡秋莎醒了,走进她的卧室来。

“听说过。那个脏病真的如此可怕?”

脱下外衣和头巾,加卢津娜伸个懒腰,觉得肩胛骨一阵刺痛,老毛病又发作了。她惊叫一声然后喃喃自语道,“法力无边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贞洁圣母……”祈祷到一半她就泪如泉涌了。当疼痛消失时,她开始脱去衣衫,不过束胸后背位置的扣钩却由她手指间滑下,掉落在柔软有皱褶的衣料里,她费了好些事才找到它们。

“他害的是梅毒,无法救治,一直要烂到他的脊椎骨。这是他自作自受。我们警告过他,要他别去。你必须十分留心你是在同谁鬼混。”

相框中的圣母分开黑色披纱,高举着黑色细长的手臂,看上去像是托着她希腊文圣名的最前与最后一个字母。幽暗如金色木架中墨水池的暗红色像前灯,透过菱形玻璃把它星样的光亮洒在卧室的地毯上。

“现在他怎么样啦?”

她一直走向卧室,没有在厅中停下脱去外衣。卧室伸入花园中。此刻正是夜间,窗户内外的许许多多影子几乎都是彼此重叠的。软塌塌的下垂窗帘的影子,就像花园中光秃秃的黑树垂下的影子,轮廓时时变动。冬季差不多已经过去了,花园中从地下蒸发出来的即将到来的春的紫气,温暖了园中轻柔的夜。在挂着潮润窗帘的卧室内,这两个元素也在起类似的交互作用,就要来到的复活节温暖的深紫罗兰色的调子,竟使闷气的黑暗也柔和起来。

“真悲惨。他想自杀。他已被征召了,他此刻正在小叶莫莱村接受检查。我想他们会要他。他说他要加入游击队来对社会的病态进行报复。”

她苦涩地长叹一声,然后走进房子里。

“格什卡,你知道,你是在说传染病,不过,如果你不去她们那儿,你还是可能得到其他的传染病。”

以下全是猥亵淫荡的字眼。在圣十字镇总有人唱这个小调,她怀疑,这是针对她而发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看来你挺有经验的。不过这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不可告人的隐疾。”

买了一把三弦琴……

“格什卡,你竟说这样的话,我真想在你鼻子上打一拳。你这是对朋友说话的好态度吗?你这肮脏的骗子!”

先杰秋利哈卖了大车,

“别生气,这只是开开玩笑。我想要告诉你的是——我去帕仁斯克过复活节,在那里碰到一个旅行演说家,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很有趣味。他大讲‘人格解放’。我喜欢他的讲演,真有内容。我希望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参加是个损失。他说,我们身上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他说,性和性格是动物能量的表现。你喜欢吧?他真是个天才……不过我觉得头很沉重。周围的这些人个个伸长脖子狂呼欢叫,足够把人的耳朵震聋。我再也受不了了,闭嘴吧,捷廖什卡,住嘴,我告诉你。”

然后她想到她自己。她知道她是个好女人,有自己的主张、聪明,同时保养良好。总之,她不是个坏人。不过,这个鬼地方并不欣赏她的任何优点——别的地方也不,她所认识的人都不欣赏。突然,她想起整个乌拉尔家喻户晓的,有关一个傻女人先杰秋利哈的下流小调,不过,能引用的只有头两行:

“格什卡,我只问一件事。有些社会主义的字眼我不太懂。什么叫‘怠工者’?那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能用上?”

她想起现在暗中统治圣十字镇的一班人,她多多少少知道他们一点,他们从前是首都放逐出来的政治犯,季韦尔辛,安季波夫,无政府主义者“黑旗”伏多维钦科,以及本地的锁匠“疯狗”格罗仁科。他们个个机智,会用头脑,在他们的黄金时代曾挑动不少麻烦,他们现在一定又计划要搞些什么了。他们不搞点事情就活不下去。他们一生消磨于机器中,而他们的冷酷无情也像机器。他们在汗衫上加一件夹克,他们用骨制烟斗吸烟,他们只喝开水,为了怕喝进什么寄生虫。可怜的符拉斯白费时间,这些人会把一切弄翻,他们总会得手的。

“这方面我可算得上教授,不过我跟你说过别再跟我说话,我喝醉了。‘怠工者’是指那些拉帮结伙的人。如果说你是‘同伙’,那你和那些人就是一伙。明白吗,笨蛋?”

加卢津娜就这么一阵胡思乱想着,想到后来连自己都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了,她往家门口走去。不过在她没进门前,她又在檐前站了一会儿,再想了些事。

“我还以为是骂人的话呢。你说的那个什么能量——我也听说过。我曾想到去彼得堡订购一具电磁能量腰带——款到交货——我在广告中看到的。‘增加你的活力’,广告上说。不过,恰好另一次革命发生了,因此必须想些别的事。”

不过现在是她回家的时候了。如此深夜一个女人在街上闲荡是很容易让人说闲话的。如果是在她自己的园子里就没什么大关系。可是园子里泥泞不堪,就像泥淖。她想,不管怎样,她现在觉得舒坦些了。

捷连季的一句话还没有说完,醉汉的喧哗突然被来自不远处的一阵轰然爆炸声压倒了。席上的喧闹立刻停止。然后吵得更凶,混乱得更厉害。有些人从座位上跳起来,最沉着的仍然坐在那儿不动。有些醉汉想挣扎着走开,不过,刚站起身就猛然跌倒在桌子底下,并且立即开始打鼾。妇女们尖叫着。全场大哗。

然则,知道如何生活的还是乡下人。看看她的亲戚,谢利特温家、舍拉布林家、帕姆菲尔·帕雷赫家和莫德赫家两兄弟涅斯托尔和潘克拉特弟兄吧。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公路两旁新建的农舍看上去很美。四十亩可耕地,牛、马、猪、羊,谷仓里的五谷足够再吃三年!还有他们的农业机械!他们连收割机都有!高尔察克一味拉拢他们,想拉他们站在他这边,党委也拍他们的马屁,希望他们支持森林中的游击队。他们戴着圣乔治十字勋章从前线回来,两边都追逐他们,想聘他们做教官。有肩章没肩章都是一样,如果你在行,总有人需要你。你永远能站得住脚。

符拉斯·帕霍莫维奇四面环顾,搜寻捣乱的人。起初,他以为隆隆声是来自本村,或许甚至就离桌子不远。他颈上的青筋暴涨,脸色发紫,高声嚷道:“谁是我们当中的犹大?谁犯了这个罪?谁丢的手榴弹?这个畜生,我要亲手掐死他,即使是我的亲生儿子也不管。公民们,我们不容许任何人同我们开这种玩笑。我们必须把村子给围上。我们要找出这畜生,我们不能让他溜掉。”

或许是别的原因,或许无知是个麻烦?受过教育的人能够隔墙见事,事先能预知一切,而我们其余的人就像黑森林里迷路的人。我们只有在脑袋被砍去时才知道丢了帽子。并不是说,受过教育的人现在还有好日子过。看看他们被饥饿赶出城市的那副德性吧!这一切多混乱啊!甚至魔鬼也弄不清楚!

起初他们听他说话,不久,他们的注意力都被小叶尔莫莱村村公所上空袅袅上升的黑烟柱吸引去了,并且一齐冲到峡谷边上去看看谷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唉,她花时间去想这些真是无聊!他们要紧吗?他们是俄罗斯的不幸吗?不。俄罗斯的不幸是大城市人。并不是说城市人决定国家的兴衰。不过,大城市人受过教育,乡下人羡慕城市人的教育,试图模仿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可是比不上他们,所以现在他们就不三不四的。

村公所在燃烧。好几个征募的新兵——有一个赤着脚,除去短裤之外一丝不挂——和施特列泽上校以及征兵局的其他官员从村公所跑出来。哥萨克骑兵和民兵,弓着腰骑在马鞍上,挥舞手中的鞭子,马在鞭子下来回扭动就像是蛇,他们在村中来往奔驰,不知在搜捕什么人。在教堂急迫的报警钟声催赶下,许多人跑上了通往库捷内的路。

“他们那么一大堆人挤在一起,”当她走过灰屋子时在想,“简直是个下流的乞丐窝。”不过,她立即又反省道,她丈夫对犹太人恨得太过分了。无论怎样,这些人并没重要到足以影响俄罗斯的命运。虽然如此,如果你问老什穆列维奇,为什么俄罗斯如此骚动和混乱,他就会扭曲他丑陋的脸,露齿狞笑,同时诅咒说:“那还不是犹太佬在搞鬼。”

事故以一种可怕的速度接二连三地发生。到黄昏时分,施特列泽上校显然相信他所要苦心搜捕的人已溜出了小叶尔莫莱,便率领哥萨克骑兵来库捷内,将村子包围起来,开始逐屋逐户地搜索。

由于二楼太挤,摄影师的年轻助手,一个是学生布拉仁,一个是修相片的马吉德松,就只好把暗房安在院子里的大木棚里。根据暗房窗口灯泡愤怒的红眼朦胧的闪烁,可以判断他们此刻正在里面工作。那只狂叫乱吠的小狗托米克就是拴在这扇窗户下,所以整条伊列宁斯卡雅街都听得见它的吠声。

有一半新兵此刻已沉醉如死。他们都留在席上没有动,有些睡在地上,有些伏在桌上打鼾。

在木料场旁边的拐角上有一座灰色木板盖的旧木楼,四边都陷入土中好像坍塌的车厢。这座木楼是两层,有两个入口,一边一个。每层又分隔为二:地下右首是扎尔金德的药房,左首是公证人办事处。药房的上面住着女用成衣匠老什穆列维奇和他的家人。他隔壁的那半层楼住了各式各样的人,门上尽是名片和招牌。有修钟表的、补鞋子的,刻字匠卡明斯基在这里有个工作室,还有朱克和西特罗达克两人合开的照相馆。

当大家知道骑兵已到村中时,天早已黑了。

那边,在一排店铺的中央,是加卢津的食品杂货店,当街是三面大窗子。没有装饰的、容易裂开的地板上,太平的日子,不论早上、中午、晚上到处都是茶叶渣,因为加卢津和他的伙计成天喝茶。加卢津娜常以老板娘的身份自愿地坐在钱柜旁边。她最喜欢的颜色是紫罗兰的淡紫色,这是举行某些大典时教堂礼服的颜色,是嫩紫丁香花色,是她最好的天鹅绒衣衫颜色,也是她一套水晶酒杯的颜色。这是快乐和她的回忆的颜色,在她看来,革命前的圣女时代俄罗斯就是紫丁香色。她很乐于坐在钱柜旁边,因为播散淀粉和糖香的店中的紫罗兰色黄昏,和玻璃瓶中紫色黑醋栗焦糖,都是她喜欢的颜色。

有些年轻人蹑足经后院溜往最近的仓库,你挤我碰地穿过墙脚下一个狭窄的洞口在地板下爬行。在黑暗和混乱中,他们弄不清楚这是谁家的仓库,但现在明白了,根据咸鱼和煤油的气味去判断,这似乎是村上杂货店的货仓。

在一面模糊的小橱窗里,有几对系着缎带的结婚蜡烛和花束放在一只硬纸盒中,已尘封了好几年。而在这后边,现在除去一堆大的圆蜡饼外一无所有的橱窗后面,过去却有不知名的代理人进行上千卢布的交易,没人知道那个身家百万的蜡烛制造商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这几个青年并没有做亏心事,躲起来是傻事。绝大多数只是一时情急,因为他们喝醉了,已神志不清。但是,其中有几个人是有顾虑的,他们担心,一旦被发现可能坏事。不错,他们的朋友最坏不过是些不良少年,可是你永远不知底细。他们知道,在那些日子中,一切都可以扯到政治上去。在苏维埃区中,不良少年的行径被认为是消极反抗,而在白区中则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

她记得,在比较和平的时代,那个粗野的、厌恶女人的、戴眼镜的、穿长大礼服的布留汗诺,一个卖皮制品、燕麦和干草、车轮和车套的商人,会装模作样地坐在他家嵌花的大门外的椅子上看小报。

他们发现仓库中不只他们这批人,已经有人比他们先到。地板与地面之间的空间里塞满了来自两村的人。来自库捷内的人烂醉如泥。有些在梦中打鼾、咬牙并呻吟,有些不住地呕吐。地板下漆黑而不透气,弥漫着可怕的恶臭。为了隐蔽他们的藏身之所,那些最后进来的人,已经将洞口用石块和泥沙封上了。过了一阵,鼾声和呼声却停止了。寂然无声。醉鬼都静静地安睡了。只有一个角落上有急促不断的耳语,是捷连季、格什卡惊悸地和小叶尔莫莱村的科斯卡·涅赫瓦林内紧挤在一起,后者是个喜欢争吵、下手很重的莽汉。

市场上空旷无人。在过去,每当赶场的日子,市场上总挤满农民的大车。市场的一端是伊列宁斯卡雅街,另一端是一排一层或两层建筑物,其中有货仓、办事处和工场。

“别这么大声,”科斯卡说,“你这个魔鬼,你这样会害我们全体。你没听见吗——施特列泽的人正在搜来搜去。他们已搜到了街尾,现在他们正往回走。他们来了。不准出声,不然我勒死你……你够幸运,他们走过去了……你这个鬼东西跑来这里干吗?傻瓜,你躲什么?这里谁会动你一根寒毛?”

她穿过广场,走到市场的尽头,然后又走开,她这样做已不止一次了。她的房子就在离广场不远的街道左边,可是,每次走到门口时,她总是临时改变主意,不走进去,掉转身走进邻近修道院迷宫一般的小巷中。

“我听格什卡叫着‘藏起来’,于是我就爬进来了。”

她爸爸活着的时代是多么不同啊!她爸爸是个承包人,温文儒雅。他们家享受过世上最富裕的生活。她和她的两姐妹波莉娅、奥莉娅,曾是名副其实的人人希望有缘一见的女孩。那些拜访她爸爸的木匠师傅,人人都是高尚、正直的男子汉,好的配偶。有一次,她们三姐妹曾想到用羊毛线织六色的头巾。信不信由你,她们确是了不得的编织能手,她们织的头巾闻名全省!那个时代的一切都精美、丰富——弥撒、跳舞、居民的风度举止——一切似乎都使她衷心欢乐,尽管交往的人都是普通的小市民,都是工农出身。在那个时代,俄罗斯也像是个可娶的好女子,被真正的男子汉所追求,那些男子愿意为她牺牲一切,远非今日这些无赖可比。如今,一切都失去了魔力,剩下的只是些舞文弄墨的人,律师和犹太人成日成夜地哓哓不休。可怜的老符拉斯和他的朋友以为,他们能以干杯、演说和善意重返那个黄金时代!然而,这是夺回失去的爱的方式吗?你必须移山倒海!

“格什卡有理由要躲。他一家都有问题,他们全受到怀疑。他们有亲戚在圣十字镇铁路工厂做事,那是他为什么……不要慌张,不要动,你这个傻瓜。这周围都布满了人,你动一动就会给我们惹来大祸。你嗅不着这个气味吗?你知道施特列泽为什么在这村子周围乱窜?他在搜捕外面来的人,从帕仁斯克来的人,他忙的是这个。”

捷廖沙也在复活节前夕跑开了。他去库捷内村亲戚家寻乐去了,以此忘却自己的烦恼。这个可怜的孩子被学校开除了。他过去几乎每年都留级,好不容易拖到第八年级,还是被开除了!啊,这一切多凄凉啊!呵,主啊!为什么一切都弄得这么糟呢?这太让人伤心了,她真想一了百了,她不想活下去了。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不幸呢?是革命?不,呵,不是!是战争。战争杀害了俄罗斯男子的精华,如今剩下的都是些腐朽的一无是处的废物。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科斯卡?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

她丈夫沿着公路来回旅行,对新兵演说,给他们打气,要他们在军中立大功。他不照顾他的儿子,那个傻瓜,不管他的死活!

“桑卡开的头——桑卡·潘夫努金。我们一同在征兵局,光着身子排好队等医生。轮到桑卡时,他不肯脱衣服。当他进来时,他已有点微醉。书记很客气地要他脱去衣服,甚至称他‘您’。桑卡把头一摆。‘我不脱衣服,’他说,‘我不能将私处给任何人看。’好像他怕羞似的。然后他挨近书记,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然后,信不信由你,一转眼间,只见他一弯腰,两手抓住桌腿,办公桌子给掀翻了。砰的一声,桌面上的东西,墨水瓶、兵役名册,统统掉在地板上。施特列泽走进来喝道:‘我绝不容许不良少年胡闹。我绝不让这里有不流血的革命。我要好好教训你们,让你们知道藐视公庭的后果。谁是领头的?’

所以她站在街头,逃避了圣周。一家人都分开了,各走各的。

“桑卡叫道:‘同志们,抓起你们的东西。我们已是劫数难逃。’然后他走向窗户,一拳打碎玻璃。我捡起我的衣物,跟着他跑,一边跑一边穿。他一奔上街,跑得就像一阵风。我跟着他跑,还有一两个人也跟着。我们拼命狂奔,他们在后面追,大声呼喝。不过,如果你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能弄清楚。”

就快复活节了,房子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都走了,只留下她一人。唉,她不是一个人吗?当然她是一个人,她收养的卡秋莎是不算数的。再说,卡秋莎又是什么人呢?知人知面谁又能知心?也许她是一个敌人或是一个秘密仇人。人们都相信她是她丈夫前妻的女儿。她丈夫符拉斯说,她是他的养女。可是,设若她是他亲生的呢?或者根本不是他的女儿,你怎能看透男人的心?虽然说句公道话,卡秋莎并没有什么不好。她有头脑、漂亮、守规矩——无论是可怜的蠢货捷廖沙或她的养父,都比不上她聪明!

“不过,那个炸弹又是怎么回事?”

转过墙角就是她的住处,不过,她觉得在门外好过些,她并不急于走进不够透气的屋子里。她为许多忧郁的念头所困扰。如果她要把所想的事都一一大声说出来,她会觉得字眼不够,并且,说到天亮都说不完。可是站在户外,站在大街上,这些忧郁的念头、不快的思想成团地滚来,她能够成批打发它们,只需很短的时间,在修道院门口和广场拐角上来回走上几趟,她就统统想通了。

“什么怎么回事?”

一刻钟后,木板人行道上响起来自修道院方向的脚步声。这是食品杂货商的妻子加卢津娜赶着回家,虽然礼拜仪式刚刚开始。她的步幅很不均匀,时而跑一阵,时而慢下来,走走又停停,她的头上扎着头巾,皮上衣的扣子没扣。她在沉闷的教堂中觉得有点晕眩,因而跑出来透透新鲜空气,可是,现在她感觉羞愧难过,她没能守完弥撒,并且因为她已经有两年没有在四旬斋斋戒了。不过这不是她难过的主因。那天贴出的动员布告影响到她可怜的蠢儿子捷廖沙。她试图把这个念头赶出她的脑外,可是,贴满黑暗处的白纸片,在每一个街角提醒她。

“嗯,谁掷的?那个炸弹,或手榴弹,或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四之夜。在几乎不可分辨的远处,在雨网的背后,或此或彼地照亮人的脸孔、前额或鼻子的烛光在摇曳、移动,并穿过修道院的院落。斋戒的信徒正去做弥撒。

“天哪!你总不会以为是我们干的吧?”

清晨一点钟,也就是修道院的七点钟,一阵安详、忧郁、悦耳的钟声从修道院钟林的最深处传来,钟声几近凝固。它在空中和黑暗的毛毛雨混合。它从钟上飘出来,下沉并溶化在空中,就像从河岸冲下的泥块,下沉并溶化在春天的大水中。

“那么,谁干的?”

在城镇的较低部分,有人将三大车货物送给商人柳别兹诺夫,可是,他拒绝收下,他说来人弄错了,他根本没订那些货。车夫辩说天太晚了,请求他让货物先在他家存一晚,可是他咒骂着,将他们赶走,同时拒绝开门。他们的喧嚷在城镇的另一头也能听到。

“我怎么知道?这一定是别人干的。也许有人见到这些喧闹就对自己说:‘当大家正在大吵大闹时,我为什么不敢大闹一番——他们会疑心别人的。’这必定是个政治阴谋,肯定是帕仁斯克的政治犯干的,那里充满政治犯。……安静!别出声!你没听见——施特列泽的人又回来了。我们完了。别出声,我告诉你。”

拴在摄影师庭院中守夜的小狗托米克尖声悲鸣高吠,也许是由于吠声的激恼,加卢津家花园中的乌鸦呱呱大叫,足以使整个城镇的人不得安眠。

人声正从街上逼近过来,皮靴声吱吱,马刺声叮叮。

矮小的苹果树已盖满新芽,奇迹般伸过园子的篱笆。雨水从枝上滴下来,有韵律地敲打着木板人行道,声音整个城镇都清晰可闻。

“不要跟我争辩,你骗不了我。”是上校果断的命令语气,带着清晰的彼得堡口音,“我的确听见这附近有人说话。”

那天晚上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天气突然不寻常地转暖。天空飘着毛毛雨,雨丝细而轻,看上去在半空中就会吹得无影无踪,落不到地上。不过这是幻觉。实际上地面有许多雨水在流,温暖而迅速。地面已完全变黑了,并且闪闪发光,宛若在出汗——雨水同时洗清了残雪。

小叶尔莫莱村的村长老渔人奥特维亚日斯金说:

在那些爬上钟楼看敲钟人的男孩子眼中,下面的房子就像许多小小的白水壶和箱子紧密地掺杂在一起。一个一个几乎不比黑点大的小黑人走向屋子。根据他们移动的不同方式,可以认出来他们中间的有些人。他们停下来读贴在墙上的“最高统治者”的通令,宣布在某三段年龄内的男子必须服兵役。

“大人,这可能是你的想象。百姓在村上说话有什么不是?这又不是在教堂的院子里。可能他们在说话。百姓又不是哑巴动物。或许是魔鬼趁着某人睡觉时在摇晃他。”

这个时候正好是“圣周”,斋戒期的最后一周,冬天差不多过去了。公路上的雪在变黑,透露了开始解冻的消息,可是,屋顶上的雪依然是白的,像高帽子盖着屋顶似的。

“闭嘴!别再扮演乡村白痴!果然是魔鬼!你们大概都慢慢觉得现状容不下你们了。再聪明下去你们就要大谈布尔什维克主义了。”

当公路到达城镇的中心时,它再度经过修道院的旁边,因为漆成绿色的修道院铁门是开向大广场的。拱门顶上的圣像围着以金字书写的说明:“欢乐,成仁的十字架,不可征服的虔敬的胜利。”

“天啊!你怎么说这种话,大人,上校老爷!我们的乡民无知无识,他们连祈祷文都认不得,他们怎会想到布尔什维克主义!”

在河那边突然升起的陡坡上,他们可以见到圣十字修道院的砖墙。公路环绕院墙前进,弯弯曲曲地穿过圣十字镇的郊区。

“没逮到前,你们都是这么说的。把杂货店从上到下都搜遍。一切都给我翻开,再搜搜柜台下面。”

有一段地方,公路要爬一个很长的坡,逐渐显露出越来越宽的田野全景。看上去好像这个缓坡没有尽头,而地平线愈来愈阔,好像也没有止境,不过,当疲乏的马匹和乘客停下来休息时,他们发现自己已身在山峰的绝顶。公路往前跨过一道桥,桥下克日木河回旋湍急。

“是的,大人。”

沿公路所有原来的革命被推翻很久了。有一个时期,这个区域归西伯利亚的临时政府统治,可是,现在它已落入自称为“最高统治者”的高尔察克手中。

“我要潘夫努金、里亚贝赫和涅赫瓦林内家那几个小子,不管死活。哪怕你得把他们从海底捞出来我也不管。还有那个小糊涂加卢津。我不管他爸爸做过多少次爱国演说。他也许能把驴子的后腿说动,可不能让我们疏于防范。一个店铺老板到处讲演,其中必定有些蹊跷。这是可疑的。这是不自然的。我们有情报说加卢津夫妇收藏政治犯,他在圣十字镇的家中常举行非法的会议。我要那个小杂种。我还没决定怎样处置他,不过,如果有任何事实对他不利,我会立刻把他吊死,作为对别人的教训。”

沿公路的居民像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友谊和婚姻把村与村、镇与镇连在一起。圣十字镇在铁路和公路的交叉口上,镇上有机车修理厂以及许多与维持交通有关的修理厂。那儿的劳动营中挤满不幸之中最不幸的人,在消耗生命,终于拖死。不少已经服刑期满有专门技术的政治放逐犯,成了熟练的技师,就此住在当地。

搜索的人马走开了。当他们去得很远时,科斯卡对吓得几乎死去的捷廖沙耳语道:“听见没?”

在铁路还没筑到圣十字镇之前,三套马快车载着邮件在这条公路上往来奔跑。贩卖茶叶、面包和生铁的商队往西走,步行的罪犯在卫兵押解下向东去。他们一步步地向前挪,脚镣锒锒铛铛——亡命的、凶暴的囚犯令人不寒而栗。周围的树林瑟瑟作响,阴森而不可深入。

“听见了。”他用变了调的嗓音细声回答。

沿着公路有许多城镇、村庄和哥萨克居留区。这条公路是古代的驿道,西伯利亚最早的公路。它纵贯城镇就像一把刀,通过市镇的大街像切面包似的把它们切开。遇到村庄,它一往直前地穿过它们,让一排排的农舍分布在公路的左右,不然,就是呈大弧形或急转弯绕过它们。

“好,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你、桑卡和格什卡去了,那就是森林的队伍。我不是说那里有什么好处——只是等他们平平气。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办,我们或许还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