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再度注意到他好久以前在梅留泽耶沃所观察到的印象。“她不要受人喜欢，不要看上去美丽，”他想，“她轻视妇女面貌方面的本性。这好像是她对她自己美丽的惩罚。不过，这种对她自己的骄傲敌意使她十倍地更不可抗拒。
他从后面四十五度的斜角看过去。她穿一件淡方格子花纹的宽松罩衫，腰间束了一条带子，头微微偏向她的右肩，就像个小孩。偶尔她停下来想一阵儿，仰望天花板或凝视前方，然后，又用左手支颐，右手握铅笔在笔记簿上奋笔疾书，抄写摘要。
“她把一切做得多好啊！她读书，并不以为这是最高级的人类活动，却反而当它是最简单的事，一种甚至连动物也能做的事。好像她从井中取水，或削马铃薯皮。”
不过他的思想却早从他研究的东西上跑开了。忽然他恍然大悟，在瓦雷金诺一个冬夜的梦中一度听到的声音，原来是安季波娃的。这个发现把他怔住了，不惜惊动邻近的读者又把座椅放正，好看到安季波娃。他开始凝视她。
这些反省使他平静下来。他的灵魂变得罕有的平静。他的心灵不再从一个主题突进到另一个主题。他不禁怡然微笑。安季波娃对他的影响，好像她对神经质的女管理员一样。
他的第一个冲动是站起身去找她说话。不过，一种完全和他本性相反的单纯的羞怯和感伤，以及过去曾渗入他们之间的关系阻止了他。他决定不去打扰她，不中断他自己的工作。为了避免注视她的诱惑，他转动座椅的方向，因此他几乎以背向着书桌，他企图专心在书本上，手上拿一本，膝头上又搁一本书。
不再为椅子的角度担忧，也不再怕分心，他工作了一小时左右，比她还没有来之前精神还要集中。他翻完了他面前的整堆书籍，把他最需要的放在一边，甚至还读完了他在其中发现的两篇重要文章。在确定一天的工作已经足够后，他收拾书籍送回管理员的柜台。他带着平静的心情全无隐秘的动机地想着，在一个上午辛勤的工作后，他有资格抽空去看一个老朋友了，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容许他自己轻松一下了。不过，当他站起身环顾阅览室时，安季波娃已经不见了。
这个动人的意外情节被阅览室中好几个坐在不同位置上的读者注意到了。他们也同时微笑起来，以称赞的眼光看着安季波娃。从这些细微的迹象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猜想，安季波娃在这里的人缘相当好。
她刚归还的书依然放在他去还书的柜台上。它们是些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在她重执教鞭前，她必须接受政治上的再教育。
现在他发现室内有点变动。在更远的尽头有了一个新读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立即认出那是安季波娃。她背朝着他坐在那儿，正细声和站在她身旁向她俯着身、直打喷嚏的女管理员说话。谈话似乎对女管理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这不只立即医好了她恼人的伤风，连神经紧张都治好了。带着对安季波娃温暖和感激的眼光，她从脸上拿开了一直压在她嘴上的手帕，放入袋中，走回柜台后的座位上，露出愉快、自信的微笑。
在她所还的书中，夹着她的借阅单，上面有她的住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地址抄了下来，地址的古怪使他惊异：“商会街，有雕刻装饰的房子对面。”他问另一位读者这是什么意思，那个人说，“有雕刻装饰的房子”的表达方式在尤里亚金的通行，就像莫斯科居民以某区教堂指示街名，或“五角场”之在彼得堡一般。
在她打了十次或十二次喷嚏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意识到她就是米库利钦的小姨子，桑杰维耶托夫所提起的通采娃家的四姐妹之一。像别的读者一样，他抬起头来往她那个方向看去。
这个名字是指一座黑暗的、青灰色的房子，装饰着女神像柱，以及手持铙钹、古七弦琴和面具的缪斯雕像。这是十九世纪末一个商人建来作为私人戏院用的。他的后嗣把它卖给了商会，这条街因此被称为商会街，而左右邻舍都因这座房子而闻名。它现在由党部的市委会使用，迎街这面墙的下半部分在旧时代照例是贴满招贴海报和节目单的，现在却贴上了政府的告示和命令。
患伤风的管理员从高椅子上走下来，走向南边的窗户。窗上本装有调和光线的白色窗帘。她拉上所有的窗帘，除开没有阳光的一面。又拉动绳子打开窗户上的气窗，因此喷嚏连打不已。
这是五月初的一个寒冷而有风的下午。在做完他在城中应做的工作并读完在图书馆应读的书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突然改变他的计划，决定去看安季波娃。
可是太阳在移动。它已从东边的墙角移开，现在正透过南边墙上的窗子照耀着最邻近的读者的眼睛。
一阵风起，街上飞沙走石，常常挡住他的去路。他只得掉转头，闭上眼，等沙尘不再飞扬，再继续前进。
于是他匆匆把这一大堆书过目一番，匆忙和勤勉有过于往昔，以便拣出哪些是他真正需要的，好用其余的去换历史书。他一页页地翻看便览文章的标题，全神贯注在他的工作上，完全忘了自己。读者群也不曾分散他的注意力。他的邻伴他早看够了，谁坐在他左右他全记得清清楚楚，他不必举目就知道他们坐在哪儿，他晓得，他们不会在他之前离开，就像窗外的房屋和教堂不会移开原位一样。
安季波娃住在商会街的转角上，正面对着以雕刻装饰的黑暗的青灰色房子，现在他初次亲眼见到它。诚然不是虚有其名，这屋子有些古怪并令人感到不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远远地坐在阅览室的一头。他前面放着几份本城的土地统计报告，以及有关民族的参考书。他还要了两本有关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书，不过，穿黑丝上衣的管理员透过她的手帕用低语对他说，没有一个读者可以同时借那么多书，他必须先归还一些杂志和参考书才能借其他感兴趣的书。
整个顶楼围着四倍于真人大小的女神像。在沙尘间隙的刹那，他产生了一种感觉，屋中的女人们都跑到了阳台上，正伏在栏杆上俯瞰他。
日瓦戈由窗口看到的实在城市、在室内想象出的尤里亚金，再加上坐在他周围人的浮肿面孔——看上去似乎每一个人都扁桃腺发炎，令他想起抵达那天早晨在尤里亚金城外扳道机旁看到的抑郁寡欢的老妇人。数不清的念头萦绕在心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忆起那天从远处看见的尤里亚金全景，坐在他身旁车厢地板上的桑杰维耶托夫，以及他的评论和解释。他试图把那些远在城外得到的解释，和他现在所见到的周围景象联系起来。但是，他不记得桑杰维耶托夫对他说过什么，因此，他想不出什么道理来。
安季波娃的房子有两道门可以进去，一在商会街，一在拐弯过去的一条巷子中。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进口，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由巷子的那道门走了进去。
职员的面孔像绝大多数读者一样浮肿，没有活力，脸也是拉得长长的，皮肤也是松弛的，土色中带绿色，就像泡黄瓜或灰粪土的颜色。他们三人轮流低声对新读者解释借书规则，整理类别纸，将书递出，收回，偶尔还做报告或其他的事。
当他转身跨进门槛时，大风卷起废纸、木屑和沙尘，直上天空，遮住了院子。借着这道黑色的烟幕，被一只公鸡追逐的许多母鸡，乘机从他脚下咯咯地溜走。
管理员和两名助手坐在对着窗户的凹壁前的高位子上，前面有一道高柜台将他们和其余的人隔开。一名助手是个看上去脾气不好的女人，披一领羊毛披肩，不停地将夹鼻眼镜戴上又取下，那显然是基于情绪而非需要。另一名身着黑丝上衣，似乎肺很弱，呼吸和说话时都通过手帕，手帕始终不离开她的鼻子和嘴巴。
尘埃落定后，日瓦戈在井边见到了安季波娃。她已汲满两桶水，并把它们挂在她左肩的扁担上。她的头发用头巾扎住，结打在前部，显然是为保护头发不致落上沙尘而匆忙扎上的。她用手抓住她两膝盖间翻飞的裙子，拔脚往屋里走，可是又被另一阵突然而起的风阻住了，这阵风吹开她包头发的头巾，把它吹到母鸡躲着咯咯叫的栅栏的另一头。
一般的民众都气色不错，穿着整齐、漂亮。他们小心地走进来，像走进教堂一样。他们比另一类人吵闹些，不是由于他们不懂规矩，而是因为他们急于想不弄出声响，但却不能控制自己有活力的脚步和嗓子。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追过去，把它捡起来，拿回井边交给她。她神色自若一如平常，一点也没有显出惊讶或困窘的神色，甚至连一声惊叫都没有。她只唤了一声：“日瓦戈。”
前一类人中绝大多数穿着破旧，不修边幅，十分邋遢，长脸孔带有病容，不知是主是由于饥饿、黄疸病还是水肿，人人都面皮浮肿。他们是图书馆的常客，彼此相识，觉得如在家中一般。
“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
读者分两种，绝大多数是较年长的本地知识分子，其余的是出身比较卑微的人。
“你来这里干吗？”
无论如何，你还能从窗口看到实在的尤里亚金，真的，不是想象中的。在中央最大的窗户前有一桶滚水。想休息一会儿的读者走出门口去抽烟，或是围集在水桶四周喝水。喝完水将剩水倒入洗手盆后，可站在窗前，欣赏城镇的景色。
“把你的水桶放下，我帮你挑回去。”
在他还没有开始去图书馆之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少到尤里亚金，他没有什么事要在那里办，他对尤里亚金几乎完全陌生。现在，当阅览室逐渐挤满本城居民，慢慢坐满他的周围时，他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一个车马行人忙碌的十字路口，他对这个城市慢慢知道得多些了，不只是居民，还有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和道路都进入了阅览室。
“我从不在半路停下，从不丢下没做完的工作。如果你来看的是我，我们走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翻阅他从尤里亚金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借出的书籍。阅览室有好几扇窗户，长桌子沿窗口横摆成排，能坐下大约一百人。图书馆在日落时关门：春季城中不点灯火。不管怎样，日瓦戈总在天黑前离城，并且在城中从未耽搁到晚饭时刻以后。他照例把米库利钦借给他的马寄在桑杰维耶托夫的旅店中，阅读一个上午，午后骑马回瓦雷金诺。
“我还能看谁？”
写到这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随笔就中断了。他再也没有继续写下去。
“我怎么知道？”
这是他以解决我一切困难的守护神和拯救者的身份第二次闯入我的生活。或许，在另一些敌对的人物之外，每一种生命都必须有一个秘密的、无以名状的力量，通过一个不请自到的象征人物去救他，而在我身上，担当这个幕后恩人角色的，或许就是我的弟弟叶夫格拉夫？
“不论怎样，还是让我挑这两桶水吧！当你工作时我总不能光是站着。”
这真是奇怪。他是我的异母兄弟。我们姓同一个姓。然则，实际上我对他一无所知。
“你把这叫做工作？算了吧。你只能泼得一楼梯的水。还是告诉我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吧。你来这里已一年多了，而你却一直找不出时间来。”
他待了两个星期，常常去尤里亚金，然后，突然消失了，就像大地吞噬了他。当他和我们住在一起时，我意识到他比桑杰维耶托夫还有影响力，他的工作和关系甚至还更神秘。他是何许人？他做什么？为什么他如此有势力？他答应让我们过得轻松点，好让冬妮亚多点时间照顾萨申卡，我可以行医、写作。我们问他打算如何实行。他只是微笑。不过他言行一致。那是我们生活情况真正改变的信号。
“你怎么知道的？”
有一天——现在是真正的忏悔节——恰恰是春季大水的中间，一名生病的农民在雪水泥泞中驾着雪橇来到我们的庭院。我不肯为他检查。“我已不行医了，”我说，“我既没有医药也没有器械。”可是他一再恳求。“帮帮我。我的皮肤不好。可怜可怜我。我病了。”我怎么办呢？我并非铁石心肠。我要他脱下衣服。他患了狼疮。当我检查他时，我的目光投向窗台上的一瓶石碳酸（别问我是从哪里弄来的——还有一些别的我非有不可的东西—— 一切都来自桑杰维耶托夫）。随即我看见庭院里还有另外一辆雪橇。起初我以为是另一个病人来了。可是，那竟是从天而降的我的弟弟叶夫格拉夫。冬妮亚、萨申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全家都在招呼他。稍后我走出去加入他们。我们七嘴八舌地向他问长问短。他从什么地方来？他如何来的？像往常一样，他推三阻四，他微笑着、耸耸肩，说一些谜一般的话。
“事情总会有人传开的。还有，我在阅览室中看见过你。”
春天，我们准备春季播种。没有时间写随笔了。写随笔真愉快。我得停下来等到冬天再写。
“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好像我初次听到它们的鸣声一样，我再度神往于它们的歌声和其他鸟类鸣叫的不同，神往于那种突然的跳动，全无转调，那跳动使得它们的鸣啭那么含蕴丰富、与众不同。如此的多样，如此的有力和余韵不绝！屠格涅夫不知在什么地方描写过这些笛音似的鸣啭。有两种叫声好像特别悦耳：一种是奢侈而无厌地重复着剃克剃克剃克，唱得草木声抖落露珠、频频颤动，像是被轻轻地搔着痒处。另一种是两个音节，庄重、恳切，像是哀求或警告：“醒来！醒来！”
“不要告诉我说你没看见我。”
我们是在初春到瓦雷金诺的。不久树就转绿了——赤杨、胡桃树和野樱桃——特别是米库利钦屋前舒契玛涧中的树木。不久，夜莺开始鸣啭了。
在水桶有规律的轻轻晃荡的重压下，她微微摆动着身体走在他前面，进入矮矮的拱门。她轻巧地蹲下来，将水桶在地板上放稳，从肩上取下扁担，伸直腰，然后用一方小手帕擦干她的手。“来，我带你从里面的通道去前厅。那边亮一点。你必须在这里等一会儿。我要把两桶水提上后楼梯，并且稍稍收拾一下。我马上就回来。看看我们别致的楼梯——镂花款式的铸铁梯级。你能从楼上透过它看到下面的一切。这是一座老屋。微微受过炮弹的震动，你能见到有些砖头已经松了。看见砖墙上的裂缝了吗？当我们外出时，卡坚卡和我就把门匙放在里面平坦的地方。记住，也许有一天你来时我不在家——你可以打开门，自由自在地等我回来。你看，那就是门匙，不过，现在我无须用它。我要从后面进去，从里面把门打开。我们唯一的麻烦是老鼠。它们成群结队，你简直无法摆脱它们。这全是墙壁太老的缘故。到处是裂缝和空隙。我堵塞了我所能堵的洞口，可是不大见效果。或许你有一天能来帮帮我的忙？地板和墙角板之间的裂缝必须补上。是吗？好，你在厅里待着，随便想些什么。我不会耽搁多久，一会儿就来招呼你。”
好百姓拜倒不起。
在等待时，他环顾了一番四面斑驳的墙，又看看铸铁楼梯。他对自己说：“在阅览室中，我以为她专心读书所用的热忱，就像她做真正的、困难的体力劳动一样。如今，我看反过来说也一样：她担水的轻松自如也和她的阅读一般。在她的一举一动中，无不见到同样的优美，好像她从婴儿时开始起飞，童年时又往回飞，现在，她一举一动都是顺着这个动力，平易，自然。这种品质无处不在，表现在她转身时背部的曲线，微笑时微启的嘴唇、圆润的下巴上，也表现在她的语言和思想上。”
黑森林匍匐在地，
“日瓦戈！”安季波娃在顶上的楼梯口往下叫他。
群花落英，
他走了上去。
野草颤栗，
“伸过手来，照我的吩咐做。我们必须穿过两间堆满家具的黑房间。你可能碰到什么，撞伤自己。”
他一响林中呼啸，
“真的，这里像个迷宫，我永远找不到途径。为什么会像这个样子？这层楼重新装修过吗？”
他一吹夜莺口哨，
“呵，没那么复杂。这是别人的家具，我甚至连主人是谁也不知道。我自己的公寓在学校里。当学校被本城的房屋部接收时，卡坚卡和我就被分配到这里来。主人留下所有的家具走了。多得吓人。我不要别人的东西，所以我把它们都堆在这两间屋中，遮上窗户不让阳光射入。别放手，不然你可真要迷失了。我们到了，我们向右转，现在我们走出迷宫了，这是我的房门。一会儿就亮点了。当心脚下。”
为什么用“爱人”？事实上，这个形容词是自然的、适当的，夜莺本来就是春的爱人。再则，在韵律上也需要它。很想知道，在闻名的俄罗斯民谣中，给奥狄赫曼的土匪儿子安上“夜莺”的绰号，是不是基于发音类似的比喻。那首歌谣把他刻画得多真切啊——
当他随她走进房间时，他首先注意到的是面对房门的那面窗户的视野。这里可以俯视整个院落以及院外许多房子的屋顶，还能看到河边的空地。一群山羊和绵羊在空地上吃草，长长的羊毛拖在地上好像长裙。空地上也有那块熟悉的广告牌，写着“莫罗·韦钦金公司 出售播种机、打谷机”。
彻夜鸣啭。野玫瑰盛开。
这使他想起从莫斯科抵达这儿那天的情景，日瓦戈便对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描述了一番。一时忘记了斯特列利尼科夫是她丈夫的谣传，他告诉她在列车上会见军事委员的经过。这段故事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
夜莺，春的爱人，
“你见到了斯特列利尼科夫？”她急切地问，“我不想现在告诉你，不过，这真是奇怪。好像命定你们要碰面似的。日后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一切，你一定会大为惊异。如果我猜得不错，他给你的印象是好多于坏？”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七章描写春天，描写奥涅金不在家时他的屋子的荒凉，以及山脚下河边连斯基的坟墓。
“不错，整个说来是如此。他应该厌恶我。我们亲身走过他带来死亡与毁灭的乡村。我本来预期他是一名粗暴的大兵或残酷的革命党，然而，他两者都不是。当一个人实际上不同于你的想象时，是一件好事。这说明他不平常。如果他是个类型化的人，作为一个男子汉而言，他就完了。但是，如果你不能把他归入某一个类，这就表示，至少他身上还有一部分是一个人所必须有的东西。他已超越了他自己，他有不朽的气质。”
春天的第一个信号是解冻。空气闻起来像忏悔节时的牛油薄饼和伏特加。带着睡意的、油光光的太阳在森林中闪烁，睡意十足的松树像睫毛一般眨眨闪动它的松针，有油渍的污水在正午的阳光下闪耀。村野打着哈欠，伸直肢体，翻个身，重又睡去。
“据说，他并不是党员。”
在俄罗斯的全部文学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普希金和契诃夫的天真烂漫的俄罗斯品质，不侈谈人类最终的目的或人类的解救这类高调。这并不是他们不曾想到这些事，事实上他们想得很多，不过，在他们看来，高谈这些事似乎是自夸、放肆。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毫无止息地追求生活的意义，为死亡准备，并做了各样结论。普希金和契诃夫的一生则专心于作家职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手边的特定工作，在完成这些工作中，他们安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全当作一己的、个人的事，与别人全不相干。而这些个人的工作从此就变得与所有的人相干，并且他们那些像还没成熟之前摘下的青涩苹果似的著作，已自行熟成，愈来愈香甜多汁，愈来愈意义丰富。
“是的，我想那是真的。使人喜欢他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命运注定了不幸的人。我相信他不会有好结果。他要受到报应。抓到政权的革命党之所以可怕，并不因为他们是罪人，而是因为他们像失去控制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斯特列利尼科夫也像别人一样疯狂，他的疯狂不是根源于理论，而是根源于他通过的考验。我不知道他的秘密，不过，我确信他有隐衷。他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边全是偶然。他们需要他一天，他们就任他放手干，他也会偶然走他们的路。他们一旦不需要他，就会无情地甩开他、粉碎他，正如他们对待别的军事专家一样。”
是我最大的希望。
“你这样想？”
和一大碗甘蓝菜，
“我确信如此。”
安静的生活，
“他无法避免那种命运吗？他不能逃走吗？”
如今，家庭主妇是我的理想，
“他能逃去哪儿，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在过去的沙皇时代你能逃。可是，如今，他试试看！”
只有天才笔下的熟悉转换才是真正的伟大。在这一方面最好的客观模范是普希金，他的作品是对诚实的劳动、责任和日常生活的伟大赞美诗！如今，“布尔乔亚”和小“布尔乔亚”已变成了滥用的术语，但是，在他的《家族树》中，普希金已预伏了他含蓄的批评，他骄傲地说，他属于中产阶级，在《奥涅金的旅行》中，我们读到：
“太糟了。你这么一说真使我为他难过。你知道，你已经变了。你往常说到革命是比较冷静的，对革命不像现在这么冷酷。”
是什么东西阻止我做一名医生兼作家呢？我想，这不是因为贫困、流浪和不安定的生活，而是到处盛行的夸大的讲究词藻的流行病——好用“未来的黎明”、“三个新世界的建立”、“人类的火炬手”等一类成语。你第一次听到这些话时，你会觉得，“想象力多广阔，多丰富！”不过，事实上，作者之所以如此夸张，正因为他们是太没有想象力，只能是二流货色。
“那正是问题的重点，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一切总得有个限度。这些日子来多少总应该得到一些明确的成就才是。但是，结果是那些鼓动革命的人除开改变与骚乱，不安于任何事，不论搞什么非世界规模不痛快。对他们来说，过渡时期、改造世界，本身就是个目的。他们没有受过别的训练，除了那些他们什么都不懂。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些永无休止的努力如此徒劳无功？这全因为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能力，他们是无能的。人是为生活而生的，不是为准备生活而生的。生活本身、生活现象和生活的天赋，才是真正要紧的事！所以，为什么要让这些逃学的学生、幼稚的丑角在胡闹、演奏不成熟的狂想曲呢？够了。该轮到我发问了。我们是本城发生混战那天早上到的。你那时在城里吗？”
每一个人生来都是个浮士德，渴望抓住经验并表达世界上的一切。浮士德之所以能变成一名科学家，这必须感谢他的前辈和同辈的错误。科学的进步是由排斥律统治的，每一步进展都由流行的错误和假学说的辩证所造成。浮士德变成艺术家，必须感谢他的老师，成为启发他灵感的榜样。艺术的进步是由吸引律统治的，这是对钟爱的前辈模仿与敬仰的结果。
“我可以说是在！我们四周到处是火，这房子没被烧掉真是奇迹。我已告诉过你，这房子当时震得相当厉害。直到今天，院子里还有一颗没有爆炸的炮弹，就在大门旁边。掠夺、炮击，各式各样可怕的事应有尽有——像每次政府更替一样。不过，我们已习惯了，那不是头一次了。说起白军占领下的事！清算旧账的谋杀、勒索、敲诈——真是胡天胡地！不过，有件最不寻常的事，我还没告诉你。我们的加利乌林，他竟成了捷克军一个最重要的大人物——好像是总督之类的官。”
我很乐意一方面是一个有用的医生或农人，同时又孕育些永久的、基本的工作，写些科学论文或文学作品。
“我知道。我听人谈起过这件事。你见过他吗？”
稍后，俄语的节拍和口语的腔调则被表现于涅克拉索夫的三音步和抑扬格的诗句中。
“常常见到。你不能想象我救过多少人，谢谢他，我也不知藏匿过多少人。说句公道话，他的行为是十全十美，有骑士作风，不像那些牲口——哥萨克上尉、警察，他全不像他们。不幸，决定大势的是那些牲口，而不是高尚的人。加利乌林帮了我很多忙。愿上帝保佑他。你知道，我们是老朋友。当我还是小女孩时，我常去他在里面长大的那座房子。那里的绝大多数住客是铁路工人。在儿童时我就见够贫穷了。这就是我对革命的态度之所以和你不同的原因。贫穷距我更近。我从这里面了解了许多东西。可是，那个加利乌林，一个看房人的儿子，竟变成了白军的上校——或许甚至是将军！我家没有人当兵，我不大清楚军队的官阶。职业上我是一名历史教员！……不论如何，我们还合得来。我们设法救了许多人。我常去看他。我们谈过你。我在每一个政府里都有朋友和关系——也从他们那里惹来不少忧愁和失望。只有在二流的著作中，人才被分为两大类，水火不相容。在真实生活中，一切是纠缠不清的！你不会认为，你必须做一个一无希望的小人物，一生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只有一个位置，始终代表同样的东西吧？——啊！是你回来啦！”
日后变得非常有名的普希金的四音步句，犹如俄罗斯生活的度量单位，一把尺，这犹如是根据俄罗斯的存在总体设计的模型，好像你画下脚的轮廓、手的大小，以便确定手套或鞋子是否合适。
一个约八岁的小女孩走进来，头发绑成两条光油油的辫子。她细细的小眼闪着顽皮而淘气的光芒，走到墙角时还在笑着。她明知妈妈有客人，早在门外就听到他的声音了，不过，她想，她必须装出惊讶的神气。她向日瓦戈鞠躬，无所羞惧地瞪着他，那是一个早就会思想的寂寞儿童的眼光。
空气、日光、生活的喧闹、现实，像是由敞开的窗口那样从大街上涌入他的诗作。外在世界、日常事物、名词，挤入并占据了他的诗行，赶走了较模糊的词语。事物、更多的事物被写成有韵律的诗篇。
“我的女儿，卡坚卡，希望你们成为朋友！”
不过，他一经开始模仿奥西扬或帕尔尼，或者从写作《皇村回忆》起，年轻人忽然找到像《小城》或《致姐妹》或晚期在基什尼奥夫写的《献给我的墨水瓶》中的短诗句，以及《致尤金》中的韵律，未来的普希金就已经出现了。
“你在梅留泽耶沃让我看过她的照片。她长大多了，也变得多了！”
在长诗中，他的野心因参加阿尔扎玛斯文学社达到顶点。他想赶上成人，用神秘主义、夸大的捏造的享乐主义和诡辩去打动他的叔叔辈作家们，并且假装有早熟的世界智慧。
“我以为你出去了。我没听见你进来。”
每晚我们都讨论普希金，我们谈他中学生时代所写的早期诗作，他对节拍选择的关系太大了！
“我从那个墙缝里取钥匙，里面有只巨大的老鼠——有这么大！我吓了一跳，但愿你见到，我几乎吓死了。”
一个明朗的结冰之夜。天色明亮异常，一切都看得真真切切。大地、天空、月亮、星星，一切好像都被冰凝住了。树影横躺在小径上，似乎是雕刻上去的一样。让人觉得，正有无数的黑影不停地穿过各处的道路。大星星高挂在林中的枝头树梢，宛如蓝色的灯笼。小星星撒满天空就像夏日田野中的花朵。
她做个鬼脸，睁大眼睛，嘴巴鼓得就像一条被钓出水面的鱼。
梦到的常常是你当时不注意的东西——一种你不曾费心认真追根究底的模糊思想，随便说过的、不曾留神的话——夜间入梦的就是这些穿上新血肉的事物，它们变成了梦的主题，好像要补救白天清醒时被忽视的缺陷。
“现在去玩一会儿。我要留叔叔在这里吃晚饭。粥弄好叫你。”
说到梦，通常都理所当然地以为你所梦的，都是在白天给你特别强烈印象的事物，不过，在我看来，似乎恰恰相反。
“谢谢你，我很愿意留下来。不过，自从我每天进城以来，我们都在六点吃晚饭，我得设法尽早赶回去。我回家要用三个多小时——几乎四个小时。所以我这么早来看你。我怕我就得动身了。”
我的头痛愈来愈厉害。我睡不好。夜里做了一个乱糟糟的梦，醒来全忘了。我所能记得的只是惊醒我的那部分。那是个女人的声音，我在梦中听见空中有女人的说话声。我记得清清楚楚，一直在听，并且一个个地数我们的女朋友——我试着想出谁说话时是那种深沉、柔和、沙哑的声音。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那种嗓音。我想那可能是冬妮亚的嗓音，因为我已经听得太熟了，以致我不再注意她语音的腔调。我设法忘记她是我的妻子，以便有足够的距离去发现真相。不过，也不是她的嗓音。这依然是个谜。
“你还可以再待半小时。”
我一感觉好些，就得去城内图书馆中查本区的民族学志和历史。据说尤里亚金图书馆有好几批重要的赠书，是个特别好的图书馆。我渴望写作。不过，我必须赶快。春天就快来了——到时就没时间读书或写作了。
“我很乐意。”
为了纪念桑杰维耶托夫赠送的肥皂，我们大洗了两个整天，萨申卡都玩野了。当我写东西时，他跨坐在桌下的横木上，模仿桑杰维耶托夫，假装他在让我搭他的车，因为每次桑杰维耶托夫来时，都带他出去坐雪橇玩。
“由于你对我非常坦白，现在我也对你坦白说吧。你所见到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我的丈夫，帕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他就是我去前线找的人，我一直不相信他的死讯。”
房间中有微微的木炭味。熨衣服的气味。冬妮亚在熨衣服，每当她偶尔从炉子中抽出一块炭放入熨斗中时，碰上的熨斗盖就嗤地响一声，好像有人咬牙。这使我回忆起一些事，不过，我想不出是什么。必定是我的健康情况有了问题。
“你说的事并不令我惊奇。我心理上早有准备。我听到过有谣言那么说，不过我没有相信。所以我很随便地和你谈起他，不过那显然是胡说的谣言，我见过这个人。别人怎能把他和你联系起来呢？你和他有什么共同之处？”
微微感冒、咳嗽，或许还有点发烧。整天气喘，觉得喉咙里有块疙瘩。我的情况不佳。这是我的心脏出了毛病。这是我遗传自可怜的母亲的心脏病的初步征兆——她一生为心脏病所苦。这真能是心脏病吗？这么快？果真如此，我将来日无多了。
“这倒是真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安季波夫，我的丈夫。我像别人一样相信这个说法。卡坚卡都知道，并且引以为荣。斯特列利尼科夫是他的化名——像所有积极的革命党一样，他有个假名。为了某些理由，他必须用假名活着和行动。
不论是原始艺术、埃及艺术、希腊和我们自己的艺术——都是一样，我以为，几千年来贯穿其中的只是同一种艺术。你可以叫它是一种观念，一种关于生活的陈述，它无所不包，以致不能割裂成许多分开的语句。这些观念和陈述一旦成为任何文学创作的内容，它就压倒了所有其他有意义的因素，而成为基本要素，作品的心脏和灵魂。
“拿下尤里亚金，用炮轰我们的就是他。他知道我们住在这里，为了不泄漏他的身份，他从来不曾打听过我们的生死存亡。当然，这是他的责任。如果他问我，我也会告诉他那么做。你或许会说，我所以安全，是苏维埃给我这样一个适宜的地方住，是他在秘密照顾我们。不过，如果说他实际上到过这里而且耐住了看一下我们的诱惑——这是不可想象的！我想不通，这违反人情，这像是古罗马的美德，这是最时髦的观念。不过，我一定不能让我自己受你的看法影响。你和我的想法并不真正一样。当涉及不具体的边缘的选择时，我们彼此了解。不过，当我们碰到大问题，涉及一个人的生活展望时，我们就不完全意见相同了。不过，再说到斯特列利尼科夫……
一种文学创作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引起我们的共鸣——用它的题目、题材、情节、人物。不过，最重要的是以出现在其中的艺术引起我们的共鸣。深深感动我们的是出现在《罪与罚》中的艺术，而不是拉斯科利尼科夫犯罪的故事。
“如今他在西伯利亚，并且你说对了——我曾听到许多有关他的不幸的事，那使我很寒心，他去了西伯利亚前线，指挥我们最先锋的部队，同时他正在追击可怜的老加利乌林，他童年的朋友，对德战争中的战友。加利乌林知道他是谁，并且他知道我是他的妻子，不过，他始终不提及，保持这个微妙的关系——对这点我很不以为然——虽然他一听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名字就气得发疯。
我总以为，艺术不是一个范畴，不是一个涵盖无数概念和引申得来之现象的领域，恰恰相反，而是一种集中的、非常有限的东西。艺术是一种呈现于一切艺术作品的原则，一种适用于作品的力量，一种在创作中发现的真理。并且我从来不曾把艺术当形式看，而是当作一种隐蔽的秘密的内容看。所有这些我看得就像日光那么清楚。我觉得它在我身上的每一节骨骼中，不过，去表达或定义这个观念却非常困难。
“不错，他现在是在西伯利亚。不过，他在这里有相当长的时间，住在你见到他的列车上。我一直希望我能意外地落在他手中。有时他去总办公厅，就在过去科木奇制宪会议的部队——当作总部的建筑中。竟有这样的巧合，进口正经过加利乌林常送我的地方。我曾去那儿求加利乌林帮助某人或停止某些可怖的暴行，或诸如此类的事情。例如，连军事学校也有很多可怕的事，常常闹得天翻地覆。如果有哪个教官不讨人喜欢，学生就伏击他，枪杀他，说他同情布尔什维克。当他们开始攻击犹太人时，也是一样。如果你恰好是脑力劳动者，又住在城中，像我们这样，你有一半朋友必是犹太人。然则，当他们有组织地攻击犹太人时，当这些可怕的卑鄙的事发生时，我们不只觉得难过、气愤、惭愧，并且觉得自己无所适从。好像我们的同情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大脑，而且有一种不诚恳的感觉在余波荡漾。
我们翻来覆去无止无终地重读《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其他的诗。桑杰维耶托夫昨天来过，又带来了礼物——好吃的东西和灯用煤油。我们讨论艺术，简直谈不完。
“这真奇怪，这些一度把人类从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的人，以及现在许许多多献身于解除人间不公正运动的人，竟然不能使自己免于对一个过时的、古老的、意义完全丧失了的信仰效忠，他们不该自命清高，迫害歧视那些犹太人，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本是那些人建立的，如果他们多了解一些，他们会觉得那些人与他们其实很接近。
她请求圣母，“对她的儿子和她的神热烈祈祷”，《诗篇》中记有她的祷告词：“我的灵魂荣耀了主，而我的精神已因神——我的救主而欢乐。因为它已照顾了它的女婢的卑微，因为，看，此后，世世代代将称我为圣。”她说这些是因为她的孩子，它将荣耀她（因为有权力的它已经对我做了伟大的事）。它是她的光荣。任何妇人都能说这话。因为不论是谁，上帝都在她的孩子身上。伟大的母亲一定熟悉这种感觉，不过，话说回来，所有妇人都是伟人的母亲——如果以后生活使她们失望，那并不是她们的过错。
“当然这是真的，迫害使犹太人变得逆来顺受，这种害羞的自弃的孤立只能给他们带来噩运。不过，我以为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内在的老迈，一种历史性的长期的厌倦，我不喜欢他们在黑暗中所吹的讽刺口哨、他们缺乏活力的有限的向往，以及他们想象的贫乏。这真令人气恼，就像老人谈老年，病人话病痛。你不以为如此吗？”
把子嗣生下来的是女人她自己，把婴儿抱去一个僻远的角落、在安静安全的地方给它设个床铺的也是她。她孤寂地喂奶和教养孩子，沉静而谦逊。
“我对这方面没多想过。我有个朋友米沙·戈尔东，他的想法和你一样。”
在婴儿出生时，每一个女人都尝到同样的孤立气氛，好像她被遗弃了似的孤单。在这个要命的当口，男人方面的帮不上忙，好像他与此事完全无关一样，好像整个事情都是从天而降的。
“所以我常去这个地方，希望能在帕沙进出时碰上他。在沙皇时代，总督通常在大厦的那个部分有一间办公室。现在门上有三个大字：‘控诉处’。你看过那座大厦吗？是全城最美的地方。大厦前的广场是用方木块铺的。跨过广场是长满枫树、山楂、忍冬的公园。门外的街上还有一道条石铺的人行道。我常站在那儿等他。当然我不想去砰砰砰地敲门，我不会说我是他的妻子。毕竟，我们的姓氏就不同。别以为诉诸情感能打动他！他们那些革命者的想法跟常人大不相同。你知道，他自己的父亲，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一个老工人，是被沙皇政府放逐的，就住在这附近沿公路的一个居留区中，过着放逐者的生活。他的朋友季韦尔辛也在那儿。他们两个都是本地革命法庭的一员。噢，你能相信吗，帕沙从来不曾去看过他爸爸，并且没告诉他爸爸他是谁。而他爸爸竟视为理所当然，一点也不难过。如果他儿子要隐藏真正身份，那么，一定是不得不如此，只得由他去，他不能看他就是不能看他，没有什么。他们都是石头做的，里里外外都是原则和纪律，这些人不是人。
我总是觉得，任何怀孕都是纯洁的，而圣母无原罪的教条表明了一切母道的观念。
“就算我设法去证明我是他的妻子，这对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对他们来说，像这样的日子中，妻子算什么？世界的工人，宇宙的重建——那才重要！可是，一名妻子，不过是个两条腿的动物，绝不比一只跳蚤或虱子重要！
冬妮亚和我从未疏远过，而这一年的工作把我们拉得更近。我曾注意到她是如何地有效率、强健和耐劳，计划工作时又非常灵活，以尽可能地减少在新旧工作交递期中浪费的时间。
“他的随营副官常走出来问等候接见的人为什么要见他，并让一些人进去。可是，我从来不曾告诉他我的姓名，当他问我是什么事时，我总是说私事。当然，我知道这是浪费时间。副官照例耸耸肩，怀疑地看我一眼。我一次都没见过他。
在这个时候女人的面孔会变样的。这并不是她变得比较没有吸引力，而是她不再能完全控制她的神情。她现在被她身中所怀的未来支配了，她不再是单独一个人了。她已失去对于自己神情的控制，使她看上去行动不便。她的面孔变黯，皮肤显得粗糙，眼神以不同的方式闪烁，全不如她的希望，好像她不能十分对付好这一切似的，她被自己忽视了。
“我猜你以为他一点不为我们烦心，他不爱我们，他已忘记了我们？哦，你可错了。我太了解他了。我知道他正想什么，这正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受不了两手空空地回来。他要以满载荣誉和光辉的征服者身份回来，把他的桂冠放在我们脚下。使我们永远不忘，使我们头晕目眩！他就像一个小孩。”
我相信冬妮亚是怀孕了。我告诉她，她不相信，不过我觉得十分确定。对于早期的症候我是不会认错的，我不必等待更确定的证据。
卡坚卡又进来了。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猛然抓住她，并且出乎卡坚卡意料地，举起她转圈圈，呵她痒，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当春天临近时，日瓦戈写道：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骑着马赶回瓦雷金诺，这条乡村的道路他已不知走过多少次了。他对这条路已熟悉到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几乎看不见它了。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读《战争与和平》、《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普希金其他的诗篇，俄文本的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双城记》和克莱斯特的短篇小说。
不久他就快到森林中的一个岔路口，大路直奔瓦雷金诺，另一条小路通向萨克玛河上的一个渔村瓦西里耶夫沃。路口竖着沿途所见的第三个农业机械广告牌。像往常一样，他在薄暮时分到达岔路口。
在我们刚来不久的春夏间，有一段日子很艰难。我们拼着老命工作。可是，现在，冬天晚上我们可以轻松一下了。谢谢桑杰维耶托夫，他供给我们煤油，我们围绕一盏煤油灯坐着。女人们缝纫或编织，亚历大山·亚历山德罗维奇或我高声读书。炉子是热的，身任管炉人的我，留神炉子的情况，好在适当时刻关上，以免浪费热量。如果有烧焦的柴火压住火头，我就把它抽出来，带着烟拎开，尽量往远处雪地上甩。它像一把火炬似的飞过天空，放出火花，照亮园中沉睡的白色长方形草地，然后，“嗤”的一声把自己埋在雪堆中。
自从他那天晚上没回瓦雷金诺，而留在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家中过夜起，两个月已过去了。他对家里人扯谎，说他赶工，并住在桑杰维耶托夫旅店中。他叫她拉拉，并在说话时称“你”已经很久了，虽然她仍叫他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背叛了冬妮亚，而且他愈陷愈深。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陷阱本是为它们所设，不过捉到的都是死野兔，一半埋在雪中，捡起来时已冻得僵硬。
他爱冬妮亚，他崇拜她。她心灵的平静对他比世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他会比她的爸爸或她自己更献身于维护她的荣誉。他会亲手肢解伤害她自尊的人。然则，他自己现在就是冒犯她的人。在家里他觉得像个罪犯。他的家人对事实的真相一无所知，他们的一往情深对他是一种致命的折磨。在谈话的中途，他会因突然想起他的罪行而发怔，因此对身边他人说的话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在野兔的足迹之外，无边的雪原上还印着山猫的爪痕，干净利落地穿过雪地，就像许多串珍珠。山猫走路的方式像猫一样，脚印成一条直线，他们说，山猫一晚能走许多俄里路。
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吃饭时，他的食物会哽在喉中，然后他放下汤匙，推开盘子。他硬忍着，压抑着涌出眼眶的泪珠。“你什么事不对劲？”冬妮亚问，莫名所以，“你一定是在城中听到什么坏消息。有人被捕吗？还是有人被枪杀？告诉我。不用怕我心烦。告诉我以后你会觉得好受些。”
你走出来时，天色还黑，地窖门“吱呀”一声关上了，或许你会打个喷嚏。有时，你的脚踩在雪上“嘎吱嘎吱”作声，野兔猛地从远远的卷心菜畦中蹿出、蹦跳开去，在雪上留下纵横交错的足迹。远方的狗开始吠叫，它们要吵上好一阵儿才静下来。雄鸡“喔喔”尽完责任，就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于是，破晓到来。
他的不忠实是因为他更喜欢别的女人吗？不，他不曾做过比较，不曾做过选择。“自由恋爱”无异是“非法苟合”，他从没有过这种想法。想到或提到这类词语在他看来是堕落。他从不“到处留情”，他也不把自己看作应该享有特权的超人。现在，他被犯罪意识的重担压垮了。
我爱地窖里温暖、干燥的冬天气息，我爱泥土和根的芳香，以及当你在冬天黎明前手提微弱、闪烁、昏暗的灯火，揭开门走下去时当头袭来的雪花的清新。
“下一步呢？”他有时很想知道，并且非常希望一个不可能的意外情况为他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够幸运。秋季干燥而温暖。这让我们有时间在雨季和严寒还没到来前挖出马铃薯。除开我们还给米库利钦的不算，我们收获了二十袋。我们把马铃薯放在地窖中最大的贮藏箱里，用旧毯子和干草盖上。冬妮亚做的两桶盐渍黄瓜和两桶酸白菜也放在地窖里。新鲜的卷心菜一对对地拴在一起挂在阴凉处。胡萝卜埋在干沙中，萝卜、甜菜和芜菁，以及大量的豌豆、青豆则存放在阁楼上。柴屋中所存的柴火足够用到春天。
不过，现在他不再疑惑了。他已决定割断这个结——他是带着决心回家的。他要对冬妮亚忏悔，求她饶恕，绝不再见拉拉。
在这部分地面上，旧园子被新生的草木所遮隐，看不见了。可是，现在，在冬天，当万物都失去生气时，活的自然再也盖不住死去的了。从雪的轮廓上，过往的面貌能看得很清楚。
然而不是每一件事都已确定到应有的程度。他此刻才发觉，他未曾对拉拉说清楚，他和她断绝往来是为双方好，是为长远打算。早晨他已告诉过她，他希望对冬妮亚坦白，并且他们必须从此一刀两断，可是，现在他觉得他又软弱下来了，事情还不够确定。
当我们来时它已相当残破了，不过，我们修理得十分快。在专家的帮助下，我们重建了供两个房间用的炉子，我们重新整顿过烟道，因此它能给予我们更多的热气。
拉里莎·费奥多罗芙娜已意识到他如何难过，不想再以痛苦的光景烦扰他。她尽可能装作平静无事地听他说完。他们是在前面一间空屋里谈的。泪珠滚滚流下她的面颊，不过，她并没有知觉，比对街大屋上的石雕像对雨水流在面上更没有知觉。她不住柔声地说：“照你以为最好的做，不用替我担忧。我慢慢会没事的。”她说得很诚挚，绝无任何虚伪的宽宏大量，就像真不知道她在哭泣，不知道揩拭眼泪一样。
我们住在老屋背后附加建造的木屋里的两间房中。当安娜·伊万诺芙娜孩提时，克吕格尔用它当作高等仆人——裁缝、管家和退修保姆——的宿舍。
想到拉拉可能误解他，并且给她留下一个坏印象和假希望时，他几乎要掉转马头奔跑回去，告诉她一些他还没说的话，最要紧的是分别得更温暖些，更柔情些，用一种更适宜于永别的态度和她话别。他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才能继续赶路。
稍后，日瓦戈又写道：
由于太阳即将落山，林中充满寒气和黑暗。腐烂树叶的味道扑鼻而来。蚊子丛集在空中，静止不动犹若水上的浮标，以一种固定的、尖锐的声调悲伤地嗡嗡叫。它们落在他流汗的面孔和颈子上，他不停地拍打它们，啪啪有声，配和着马鞍起伏声、沉重的马蹄溅起泥泞的声音，以及坐骑迎风奔驰时听到的清脆的排枪声。落日余晖看上去永不消失的远处，传来夜莺的鸣啭。
他是个非常古怪复杂的人。我不太能了解他，他是革命的真正支持者，他完全值得尤里亚金苏维埃政府的信任。他们授予他全权，使他能够自由取用瓦雷金诺的木材，不必告诉米库利钦或我们，并且他知道我们不会抗议。而另一方面，如果他想要中饱，他可以随便装满口袋，也不会有人说一句话。他不用去贿赂或和别人分肥。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他照顾我们、帮助米库利钦夫妇，以及这个区域的每一个人呢？例如，托尔法纳亚的站长。他每来一次，总给我们弄些东西来，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的熟悉亦如他对《共产党宣言》的熟悉，两者他都同样说得头头是道。我有个印象，如果他不使他的生活复杂到如此不必要的程度，他会无聊而死。
“醒醒！醒醒！”夜莺以劝说的口气在叫，这听来像复活节礼拜前夕的召唤：“醒来吧，啊，我的灵魂，为何你熟睡不醒？”
我本已放弃行医，我不告诉任何人我是个医师，因为我不想限制我的自由。但是，总是有些善良的人风闻瓦雷金诺有一名医生，所以他们蹒跚地走三十多俄里路来让我看病，带来一只鸡或鸡蛋、牛油或其他东西。并且，我无法说服他们相信我不要报酬，因为他们不相信免费诊断会有效。因此，行医也还有些小收入。不过，米库利钦家和我们家的主要依靠是桑杰维耶托夫。
突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被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打动了。这么慌干吗？他不是由于自己对自己的诺言要回去的吗？忏悔是要表示的，不过谁说一定要在哪天呢？他还没对冬妮亚提到一个字，等下次进城回家后再谈也并不太迟。他要对拉拉说完未尽的话，以极温暖极深情的态度和她谈，好让双方别太难过。多美妙，多不可思议！多奇怪呀，以前竟没想到！
我们使用土地是不合法的。我们把法律抓在自己手中，并且不让政府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木材是偷来的，不论是偷自政府或偷自一度属于克吕格尔的财产，我们都没有借口。我们能做到这些，全得感谢米库利钦宽容的态度（他也以与我们差不多的方式生活），而我们所以安然无事地如此行动，是因为我们僻处乡野，幸运得很，城里对我们的非法活动暂时还一无所知。
想到再见拉拉时，他的心快活得直跳。他在期待着去和她会面的情形。
我不再多讲这个了。我不是在宣传托尔斯泰的刻苦和返璞归真的思想，我并不企图修改社会主义，及其对农地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只是在陈明一项事实，我不是根据我自己的偶然经验去建立一个系统。我们的例子是可争辩的，并且不适宜于作演绎推理。我们的经济太过混乱。我们自己所生产的——马铃薯和蔬菜——只是我们所需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必须来自其他来源。
城外的木屋和石板地……他正在前往会她的途中。不久他就要离开木板人行道和空地，走向石铺的街道。郊区的小房舍很快地闪过，就像一页页的书，不是像你用食指一页一页地慢慢翻，而是像你用拇指捺住书的边缘，让它们急速依次滑过，速度只是一喘息之间。在街道远远的尽头，就是她的房子了，四围阴霾，只有她的房子顶上的天空有一道空白，天色向晚。他多爱街边那些通向她住处的小房子啊！他爱得想捡起它们，吻它们！那些一面有窗户的阁楼，屋顶压得低低的，就像帽子。油灯和圣像灯反映在水潭中，光亮如浆果！她的房子就在那道白隙的下面！在那儿，他将再从造物主手中接受上帝创造的迷人的美的礼物。一个身罩黑衫的影子将走来开门，将她亲近的允诺赐予他，就像你在黑暗中奔下沙滩时第一个海浪在迎接你一样。她一向守身如玉，冷若北方白色的夜晚，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得到过她的亲近。
当你的双手忙于艰辛的体力劳作时，当你的思想集中于能由体力劳动完成的工作，并带来欢乐和成功的报酬时，当你在燥热的给予生活所需空气的天空下连续地用锹或锤工作六个钟头时，许许多多的新念头便钻进了你的脑子。而且，不把这些易变的念头、直觉、类比写在纸上而任它们被遗忘，并不是一种损失，反而是一种收获。隐居在城市中的人们，用浓烈的黑咖啡和烟草鞭策神经和想象，永远不会知道，健康和真正的需要才是最强烈的兴奋剂。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放松了缰绳，上身伏在马鞍上，张开两手抱住马颈，把脸埋在马鬃里。误以为这种亲热是要它振奋，马立即拔腿飞驰。
真快乐啊，从黎明到黄昏一直为你的家庭以及你自己工作，在他们的头上盖个屋顶，耕地去养活他们，像鲁滨逊一样，在模仿宇宙的创造者，并且，就像你自己母亲生你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创造你自己的世界。
由于它跑得飞快，四蹄只微微点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似乎觉得，除开他心脏欢乐的跳动声外，他还听见呼喊声，不过，他以为那是他的幻觉。
是怎么从蓝天中变出的？
突然，离他极近的地方响起震耳欲聋的枪声。他挺直身子，猛然拉紧缰绳，马晃了几晃，又倒退几步，然后，拱起腰准备要用后腿站立。
我问你，它那个样子，
他前面就是岔路口。写着“莫罗·韦钦金公司 出售播种机、打谷机”的广告牌在落日余晖中闪闪发光。三名武装骑士拦住了他的去路：一个是头戴学生帽、身着军便服、挂有两条子弹带的少年，一个是穿军官大衣、戴皮帽子的骑兵，还有一个胖子，穿条棉裤，一顶宽边教士帽盖住前额，装束古怪，就像是去参加化装舞会。
这真是像魔术般神奇。
“医生同志，别动。”三个人中年纪最大、戴皮帽子的骑士说，“如果你服从命令，我们保证你平安无事。否则——请别见怪——我们就开枪。我们部队的外科医生阵亡了，我们征调你做医务工作。下马，缰绳交给这个年轻人。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你想逃走，我们会迅速地解决你。”
多美的夏季，多美的夏季！
“你是森林同志，米库利钦的少爷利韦里吗？”
上一个夏天，我常常渴望引用丘特切夫的话：
“不是，我是他的首席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
在冬季，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多余的时间，他开始写随笔。他写道：